有人说德意志宗教战争死掉了一半的人口是真的吗 宗教战争的起因经过结果是怎样的

给你补充完整好了
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是在1096年到1291年发生的八次宗教性军事行动的总称，是由西欧基督教（天主教）国家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的战争。由于罗马天主教圣城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徒手中，十字军东征大多数是针对伊斯兰教国家的，主要的目的是从伊斯兰教手中夺回耶路撒冷。东征期间，教会授予每一个战士十字架，组成的军队称为十字军。十字军东征一般被认为是天主教的暴行，到近代，天主教巳承认十字军东征造成了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仇恨和敌对，是使教会声誉蒙污的错误行为。
八次东征

公元1095年11月，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勒芒宗教大会上说︰“在东方，穆斯林占领了我们基督教教徒的‘圣城’(耶路撒冷)，现在我代表上帝向你们下令、恳求和号召你们，迅速行动起来，把那邪恶的种族从我们兄弟的土地上消灭干净！”教皇还蛊惑人们︰“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它的物产丰富无比，就像另一座天堂。在上帝的引导下，勇敢地踏上征途吧！”十字军东侵前后进行了8次。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1096—1099年)，参加的约有10万人。骑士十字军兵分4路，1097年会合于君士坦丁堡，旋即渡海进入小亚细亚，攻城夺地，占领了塞尔柱突厥人都城尼凯亚等城，大肆掳掠，于1099年7月15日占领耶路撒冷，接着按欧洲国家模式，在地中海沿岸所占地区建立若干封建国家。十字军横征暴敛，促使人民不断起义，政权动荡不定。

第二次十字军远征(1147—1149年)，是在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率领下进行的。塞尔柱突厥人于1144年占领爱德沙，是这次远征的起因。出动较早的德意志十字军在小亚细亚被土耳其人击溃。法国十字军攻占大马士革的企图也落了空，故这次远征未达到任何目的。

第三次十字军远征(1189—1192年)，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法国国王奥古斯都腓力二世和英国国王理查一世率领下进行的。腓特烈率其部队，沿上次远征的陆路穿越拜占庭。法国人和英国人由海路向巴勒斯坦挺进，途中占领了西西里岛。由于十字军内部矛盾重重，此次远征也没有达到目的。德意志十字军(最初约10万人)一路上伤亡惨重，冲过了整个小亚细亚，但红胡子在横渡萨列夫河时溺死，其军队也就随之瓦解。腓力占领了阿克拉(阿克)港后，于1191年率部分十字军返回法国。理查在叙利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攻占了塞浦路斯，并建立了塞浦路斯王国，以后，于1192年与埃及苏丹撒拉丁签订和约。据此和约，从提尔(今苏尔)到雅法的沿海狭长地带归耶路撒冷王国所有，耶路撒冷仍然留在穆斯林手中。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年-1204年）由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动。目的本是要攻占穆斯林所控制的埃及，作日后行动的基地。十字军主要由法国和意大利贵族组成，在没有足够的金钱付给威尼斯人以便渡海到埃及的情况下，十字军按威尼斯贵族将领的建议转去攻打扎拉城(现克罗地亚的扎达尔)。并利用拜占庭国内的纠纷转而攻打君士坦丁堡，在抢劫和破坏后血腥屠城三天。大战过后，威尼斯占去拜占庭帝国八分之三的领土（包括爱琴海，亚得里亚海沿岸许多港口和克里特岛）。而十字军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建立了拉丁帝国和两个附庸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的国家，分别是雅典公国和亚该亚公国。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年—1221年）。1213年4月19日，教皇英诺森三世要求信徒组建一支新十字军。不过，此教令得不到欧洲的君主们支持。于是，教皇要求教士进行布道宣传，将信徒、社会地位较低的贵族和破落的骑士加入十字军。1215年11月，教皇在拉特兰大堂主持召开了宗教会议，宣布组建一支以攻打埃及为目标的十字军，通过战胜埃及的穆斯林王朝进而重新夺取耶路撒冷。1217年，十字军先到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城市阿克开拔。途中，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年迈的皇帝约翰、塞浦路斯的于格一世和安条克公国的王储博希蒙德四世也加入支持。其间，十字军按惯例沿途掳掠。在1218年6月，开始包围达米埃塔。但在几个月的战争中，疾病困扰着十字军。适逢此时，穆斯林苏丹阿迪尔死了。1219年11月，达米埃塔失守。十字军终打开了胜利之门。1221年，十字军企图进攻开罗。战役中，穆斯林军队借尼罗河水截断十字军的路，并包围十字军。9月，穆斯林收复达米埃塔。第五次十字军战争终告失败。

儿童十字军,1212年，在教皇和封建主的哄骗下，三万名儿童组成了一支十字军（Children's Crusade，也称童子军），历史称之为儿童十字军。儿童十字军在法国马赛启程渡海，准备完成大人们未竟的事业。最终，这些孩子不是在风暴中葬身大海，就是被船主给贩卖到埃及。在德国，儿童也是受骗参军。大部份儿童因饥饿和疾病死在途中，其他则流浪乞讨。最不幸的几千个儿童被拐卖。

第六次十字军远征(1228—1229年)，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率领下进行的，这次远征使耶路撒冷在1229年暂回到基督教徒手中，但1244年又被穆斯林夺回。 第七次十字军远征(1248—1254年)和第八次十字军远征(1270年)，是法国国王“圣者”路易九世先后对埃及和突尼斯进行的两次远征，但两次远征均遭失败。

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年—1254年），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发动。十字军很快便攻取了达米埃塔，但却陷入被瘟疫折磨的境况。熬过瘟疫后，十字军进攻开罗。十字军被由将领拜巴尔率领的奴隶骑兵（马穆路克）打败。结果，路易九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被杀，路易九世被俘。1250年，当时的苏丹被其马穆路克军官推翻，故法国以大笔赎金赎回路易九世。但直到1254年，路易九世和与他的士兵才能被释放回国。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1270年）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领导，进军突尼斯。十字军在突尼斯登陆不久，路上发生传染病，路易九世染病身亡。路易九世的儿子兼继承人腓力三世马上下令撤退。十字军撤退而告失败收埸。

首先宗教战争有很多,不一定局限于天主与啊拉拨人之间.
在中世纪之前,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有宗教问题,譬如罗马内部的基督与多神教的冲突,对外则表现为东罗马帝国与萨珊波斯所信奉当然袄教之间的冲突.广义地说,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世界上进行的许多战争基本上都能称为宗教战争.狭义上说就是楼上的答案了.另外还有胡斯战争,16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

十字军东征，中东战争，英国基督教和新教间的战争，具体忘记了。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事情

中东战争的过程说未通过审核，自己去查吧，总共：
第一次中东战争（亦称巴勒斯坦战争）
第二次中东战争（亦称英法以侵埃战争或苏伊士运河战争）
第三次中东战争（亦称六五战争）
第四次中东战争（亦称十月战争）
第五次中东战争（亦称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

排巫运动与宗教战争
排巫运动
在近代早期，欧洲人完全有理由认为，世界突然变得匪夷所思了：大西洋彼岸突然“出现”了一块新大陆，那里居然还生活着数百+万在欧洲人眼中“非我族类”的人民；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突然分崩离析，昔日奉为圭臬的神圣教条遭到无情的批判和嘲弄，势不两立的宗教纷争引发了无尽无休的腥风血雨；高高在上的世俗权威突然受到挑战，曾是低眉顺目的子民们动辄揭竿而起，斗争矛头直指尊贵的君主；真理失去了标准，道德和传统也失去了约束力，仿佛谁都可以自行其是。欧洲人在混乱中寻求秩序，在迷茫中寻求解释，而当这种寻求毫无结果时，他们因为失望而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和恐惧。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排巫运动。排巫运动发生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是由于迷信而发生的大规模迫害无辜群众的事件。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欧洲文化中，一直相信巫术和巫婆、神汉的存在。欧洲人认为，那些精通巫术的人平时就混杂于人群当中，表面上与常人无异，实际上却具有超常的魔力，可以任意摆布别人，甚至控制别人的命运。15世纪欧洲知识界出现了关于巫术的讨论，甚至还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说法，比如说精通巫术的人多为女性，她们在夜间骑着扫帚、草叉或动物等飞到远方，与魔鬼幽会“苟合”之后返回人间，再按照魔鬼的意志加害于世人。由于这些说法流传甚广而且人们深信不疑，以致1484年教皇英诺森八世批准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可以采用包括刑讯逼供在内的一切手段，严厉查办隐藏在人群中的巫婆。到16、17世纪，当人们对突然面临的变局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和迷茫、产生了无法解脱的怀疑和恐惧时，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把一切灾难和痛苦都归因于巫婆作祟。两大因素加剧了对“巫婆”的迫害。其一是新教的兴起。在迷信巫婆作祟方面，新教徒比之天主教徒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坚定地认为巫婆是撒旦的化身。路德和加尔文都说过，对那些被怀疑是巫婆的嫌犯，必须严密搜捕，严厉审讯，从速处决。在他们的鼓吹之下，新教徒都以极大的积极性投入排巫行动。其二是民族国家的建立。一方面，经过宗教改革运动，人们对祈祷、佩戴护身符、泼洒圣水等传统的避邪手段不再相信，转而相信只有国家才能保护人民的安全。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同样迷信，也将巫婆视为一切灾难和动乱之源，因此大力支持排巫运动，所有对巫婆的检举、起诉、审讯和判决都在世俗法庭中进行。正是在国家、教会和民众的合作下，排巫运动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大屠杀。在16、17世纪，大约有11万人受到“施行巫术”的指控，约6万人被处以极刑。①1580--1660年间是排巫运动最狂热的时期。在德意志，17世纪20年代维尔茨堡和班贝格两个城市平均每年烧死100名巫婆神汉，沃尔芬比特尔城内一度“绞架林立”。②被迫害致死者中95％是女性，多为衰老贫困的单身女人，她们生活在社会边缘，既没人保护，又无力反抗，因此最容易受害。进入18世纪以后，排巫运动开始降温。但是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排巫运动表明，即使是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欧洲距离理性时代仍然十分遥远。宗教战争宗教改革运动之后，西欧思想信仰大一统的局面结束，出现了信仰分裂的新局面。但是最初，无论各个宗教派别还是各国君主，都不能接受这种新的局面。因为大一统延续了一千余年，已经成为社会的常态和人们的习惯，只要出现与正统宗教不一样的思想见解，就会被当作“异端”受到压制。君主们则坚信，“王位与祭坛”相辅相成，信仰分歧必然导致国家分裂。基于这样的心理和认识，各个宗教派别都不能容忍对方的存在，各国君主不仅强求国内宗教统一，而且视不同信仰的国家为敌国，势不两立。在民族国家已经初步形成的背景下，宗教的冲突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交织在一起，愈发显得尖锐和激烈，其结果便是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在1540--1660年宗教战争期间，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受到波及，从农民、市民到国王都被裹胁其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相互视对方为“撒旦的走狗”，必欲赶尽杀绝而后快，受压制的宗教派别发展为颠覆国家政权的力量，国内的教派冲突往往演变为国家间的战争。当这场旷日持久、耗费巨大的战争终于结束时，欧洲人不得不接受了一个此前他们无法想象的现实：实行宗教宽容是欧洲唯一的出路.
较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共有三次：德意志内战、胡格诺战争和三十年战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不能容忍路德新教在德意志大行其道，也不能容忍新教诸侯因此而获得更大的自治权，于是他与罗马教廷和天主教诸侯联手，试图以异端罪名扼杀新教。路德派诸侯则于1531年组成“施马尔卡尔德同盟”与之对抗，双方的对抗在16世纪40年代演变成为内战。内战初期，皇帝的军队一度所向披靡。但是后来由于领土纠纷查理五世又同法国发生了战争，两线作战分散了兵力。加之天主教诸侯也担心皇权过于强大会威胁到自身的独立性，因此对皇帝的支持逐渐减弱，有的甚至暗中援助新教诸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持，查理五世不得不放弃了消灭新教的目标，同意签署《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和约确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承认各国诸侯有权自行决定本人及其臣民的信仰。这即是说，诸侯有权将路德教确立为本国唯一合法宗教，该国臣民必须服从诸侯的选择，否则必须迁居他国。《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标志着路德教的合法性获得了承认，因此具有宗教宽容色彩。但是和约并未承认加尔文教，也不允许在一个诸侯国内存在两种宗教派别，所以这个和约并不能真正消除德意志境内宗教纷争的局面。胡格诺战争发生在法国。16世纪上半期，加尔文教在瑞士兴起的同时也传播到法国，尤其在社会上层传播迅速。妇女对此起了重要作用，很多贵族转向新教都是被妻子说服的，而这些贵族往往身居高位，手握重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法国信仰加尔文新教的人被称为“胡格诺教徒”。至16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已有大约30％～50％的贵族加入了胡格诺派，①他们力主在法国进行宗教改革，希望借机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而这是国王和天主教贵族不能容忍的。1559年，国王亨利二世意外身亡，其子弗兰西斯二世(1559--1560年)、查理九世(1560--1574年)和亨利三世(1574--1589年)先后继位。由于三位国王继位时年龄尚幼，母后摄政，因此出现西南部拥有强大势力的胡格诺派贵族集团和以北方为根据地的天主教贵族集团激烈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局面，导致1562年爆发战争，血雨腥风弥漫法国。1572年，正当交战双方刚刚萌生和解意向，在圣巴托罗缪节(8月24日)前夜，天主教集团突然背信弃义，在巴黎大举屠杀胡格诺教徒,胡格诺派头面人物大都惨遭杀害，同时遇难的还有两三千名毫无戒备的胡格诺教徒。此即“圣巴托罗缪之夜”事件。以后屠杀蔓延至外省，死者数以千计，幸存者拼死抵抗，内战愈演愈烈。惨烈的现实教育了人们，两派内部都出现主张和解的声音。主张和解的人认为，无论信仰方面分歧多大、无论孰是孰非，都不值得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说，最重要的是国家而不是教会；只要忠于国王，7安分守已，那么信仰什么宗教都应该受到宽容；只要不影响社会稳定，两种教会并存也未尝不可。政治学家让·博丹(1530--1596)是这种主张的代表，他提出“国家主权论”，认为在每个社会中都必须有一种权力强大到足以将法律强加于所有人，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应当归于国家以及代表国家的君主，王权专制是有效地执行国家权力、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保证。显然，他把结束法国无政府状态、恢复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在了国王的身上。1589年，国王亨利三世和天主教集团首领、吉斯家族的亨利先后被暗杀，第三个亨利，即纳瓦尔的亨利登上王位，称亨利四世(1589一1610年)，建立波旁王朝。亨利四世原为胡格诺派首领，因此天主教集团拒绝承认他。而亨利四世认为，“为了巴黎是值得作弥撒的”，为巩固王位，加强自己的权力，他于1593年公开宣布放弃新教信仰，皈依天主教会，以此消除了在国民中占多数的天主教徒的对立情绪。接着，他又在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在规定天主教仍为国教、恢复天主教会原有特权的同时。也给予胡格诺教徒一定的政治和宗教权利，如准许胡格诺派贵族在其领地内保留新教仪式，胡格诺教徒享有与天主教徒同等的公民权利，可以担任官职、上大学、建立设防城市和城堡等，从而安抚了胡格诺教徒。《南特敕令》结束了法国的宗教战争，在制度上向宗教宽容又迈进了一步。但从实践效果看，“南特敕令”并没有带来两种宗教之间真正的和解，而是把国家按信仰分成了两部分，即西南部的胡格诺派区域和北部的天主教区域。如果一个胡格诺教徒来到北部，他未必能够真正享受到平等的公民待遇。三十年战争的起因是捷克人反抗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161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任命天主教徒斐迪南为捷克国王，引起捷克新教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抵制，冲入皇帝在布拉格的行宫，按当地惩罚叛逆的习俗，将皇帝派来的两名使节从窗户扔了出去。这一著名的“掷出窗外事件”成为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最初战争仅限于德意志境内，皇帝和支持他的天主教诸侯与新教诸侯两大集团之间作战。但是不久丹麦、尼德兰、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相继加人战争，英国、俄国、教皇和波兰等则因支持不同的集团而纷纷介入，三十年战争遂演变为国际战争。这是宗教战争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20世纪以前欧洲发生的最残酷的一场战争。战争暴行的残忍程度令人发指，主战场德意志惨遭蹂躏，仅人口损失就达1／3以上，整个欧洲的社会经济都遭到严重破坏。虽然名义上是宗教战争，但参战各方并不都是根据信仰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事实上，世俗利益方面的考虑在选择时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1630年瑞典国王以新教支持者的身份出兵，却受到德意志天主教诸侯的欢迎，因为后者此时发现皇帝的权力过于强大，威胁到他们的自治权，因此希望靠外来势力制衡皇帝。瑞典国王的出兵不仅得到信奉新教的尼德兰人的资助，还得到法国的秘密津贴，而法国是天主教国家，当时操弄权柄的正是在本国竭力压制胡格诺教徒的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1642)，他之所以支持瑞典和新教一方，是因为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也是西班牙的统治者，而西班牙是法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他希望借助瑞典和新教诸侯的力量削弱哈布斯堡王朝。1632年瑞典国王阵亡，法国不惜赤膊上阵，公开加入战争，而且在1635年正式向西班牙宣战。此后十多年里，战争实际上以法国和瑞典为一方，以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为另一方，双方都为国家利益而战，宗教分歧降到了次要地位。而德意志诸侯，无论信奉新教还是天主教，此时似乎都不再支持瑞典人和法国人。1648年，交战各方经过协商共同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而结束了三十年战争。这一和约开创了通过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重新划定了欧洲大国的边界。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蒙受重大损失，法国成为最大的赢家，为其此后维持两个世纪的欧洲霸主地位打下了基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正式承认了加尔文教的合法地位，同时确定了新教与天主教权利平等的原则，罗马教皇“唯我独尊”的地位从此一去不返。16、17世纪发生的各次宗教战争，虽然大多起因于宗教改革引发的教派分歧，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宗教的色彩愈来愈淡薄，而世俗的、政治的色彩愈来愈增强。作为这一趋势的自然结果，当战争高潮逐渐平息之后。宗教宽容的局面开始出现，民族国家更加巩固。

十字军东征（拉丁文：Cruciata，1096年－1291年）是一系列在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准许下进行的有名的宗教性军事行动，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的战争。当时原属于罗马天主教圣地的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手中，罗马天主教为了收复失地，便进行多次东征行动。但有一些东征是针对天主教以外的其他基督教派，并非针对伊斯兰，如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就是针对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 　　每次十字军开始时，都有讲道、宣誓及授予每个将士十字架的仪式，任命成员为教会的将士。虽然十字军的主要攻击对象是穆斯林，但此狂热同时发泄在招募十字军地区的犹太人身上，亦使犹太人受迫害和遭杀害。十字军令东西方教会在历史上留下有名的暴行。到近代，天主教已承认十字军东征造成了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仇恨和敌对，是使教会声誉蒙污的错误行为。 　　在十一到十三世纪的十字军运动历时将近两百年，动员总人数达200多万人，虽然以反对异教徒对基督教“圣地”与信徒的蹂躏，但实际上是为了扩张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以政治、宗教、社会与经济目的为主，发动对亚洲西侧的侵略劫掠战争，参加东征的各个集团都有自己的目的，甚至在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掠劫了天主教兄弟东正教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诸多缺少土地的封建主和骑士想以富庶的东方作为掠夺土地和财富的对象；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地的商人想控制地中海东部的商业而获得巨大利益；而罗马教皇想合并东正教，扩大天主教的势力范围；被天灾与赋税压迫的许多生活困苦的农奴与流民受到教会和封建主的号召，引诱他们向东方去寻找出路与乐土。正如《欧洲的诞生》指出，十字军“提供了一个无可抗拒的机会去赢取名声、搜集战利品、谋取新产业或统治整个国家——或者只是以光荣的冒险去逃避平凡的生活。” 　　从1096年至1291年间，共进行了8次东征，最终遭到失败。

十字军,是基督教信仰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