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理解《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梁治平）第一章“家与国”的这句话

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子学时代到经学时代过渡期间，[1]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义决狱潮流在把礼与法这两种治国方略结合起来的同时也把儒法这两个虽有师承渊源却又近乎势不两立的学派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焚书坑儒” 还是“独尊儒术”均未使儒法两家真正不共戴天，而终于握手言和，这既是因为原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因为彼此需要互补，共同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于是，为了永结同心，儒家传人一改先秦儒家的君臣关系相对论，由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继承了法家的君臣关系绝对论，以便使儒术能为“马上得天下”（汉高祖语）的霸主采纳，同时，汉儒把律学作为家学发扬光大，既使法家系统的法律得以实现儒家化的改造，又象梁治平所说的那样，使古代法的伦理结构得以重建。[2]可以说，汉儒既是儒家的传人，也是法家的传人。

本文拟讨论陈寅恪率先提出的“法律儒家化”、余英时提出的“儒学法家化”以及梁治平提出的“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进而发表本人对相关问题以及 “德治”与“法治”的浅见。

一、 关于“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一说从陈寅恪开始，瞿同祖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详尽的发挥。陈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统。”[3]不过，陈先生讲的儒家化是从晋而非从汉开始的。瞿同祖的主张大体相同，但他认为汉代已有端倪：“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 “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完成于北魏、北齐，经历了三个半世纪，隋唐集其大成。”[4]他又说，“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经魏、晋南北朝已大体完成，不待隋唐始然。”[5]美国学者布迪与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观点，他们指出，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6]

关于汉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认为，在秦汉时代，中国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汉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为法律不能被随意变化，从而采用了以经义决狱的方法。梁治平却认为，董仲舒的引经断狱往往不是因为当时缺少可资援用的法律规范，而是另有缘故。这缘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们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纯正精神，却很难归结为当时的法律是非儒学的乃至反儒学的。董仲舒援引经义都只是辨明事实，而不曾以经义否定成法。[7] 台湾学者徐道邻认为汉代引经决狱有三个原因，一、律令发展太快，人们来不及深入理解；二、汉王朝崇尚儒家经术，而儒家认为经书的权威高于法令；三、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本来就很多。[8]

另外，汉代的大儒都写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对者，他们为什么对写法律章句感兴趣呢？这是大可寻味的。这是他们以此对法律的适用施加影响，用儒家的思想观点左右法律的实施的积极方式。[9]梁治平认为，古代的律学，不论所采取的形式为“大义微言”，为“章句训诂”，或者为“疏议”，为“讲义”，其要旨在于发掘律文的道德意蕴，其结果，一方面是保证更且深化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是强化了古代法律的反系统倾向。[10]

关于法律儒家化的后果，季卫东认为，汉代 “以礼入法”改革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儒法合流形成了一个法制多元主义架构。[11]不过，他不无遗憾地指出，中国学者“对‘以礼入法’所引起的中国秩序原理的变化及其深远的意义似乎没有充分展开讨论。”[12]也许，武树臣的观点可以作为朝这一方向进行讨论的一个提示。武树臣在讨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和实践时指出，董仲舒以“春秋决狱”的方式恢复了古已有之的判例法，而且还由此形成了新的法律样式的雏形——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13]

二、 关于“儒学法家化”

余英时首先提出“儒学的法家化”这一与“法律儒家化”相对的观点。他解释道，“儒学的法家化”不是单纯地指儒家日益肯定刑法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远在先秦时代，荀子“王制”和“正论”两篇已给刑法在儒家的政治系统中安排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汉初儒学的法家化，其最具特色的表现乃在于君臣观念的根本改变。汉儒抛弃了孟子的“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论”。[14]

身为儒家而发挥法家“尊君卑臣论”的代表人物有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余英时把叔孙通算作汉代第一个法家化的“儒宗”。[15]他认为，叔孙通这位“与时变化”的“圣人”把“尊君卑臣”变成了儒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16]

可以说，如果不是叔孙通的礼仪，汉高祖即使拥有法家用法、术、势熔铸的绝对君权，也不容易感到自己当皇帝究竟有什么威风。仪式、程序使得君主的实权得以演练出来，使臣民在耳闻目睹中受到尊君的“教育”，从而在耳濡目染的熏陶中获得敬畏的心理，由此才能达到“大礼崇敬”的效果，使草民不敢犯上作乱。礼作为“教”，只有经过“仪（式）”的表达，方可达到目的。叔孙通制礼仪，使曾对秦王朝犯上作乱的逆臣刘帮实实在在体会到了儒家的好处，为儒家得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切依法办事的秦始皇虽然仰仗法家的鼎力相助建立了天下统一的功业，却也因法律缺乏应有的弹性而给新生的政权树立了太多的敌人。汉朝之所以能有相对较长的国祚，是因为儒家的加盟为刻板的法律带来了古代经义中蕴含的道德变量，使得对罪的认定从过分强调客观行为，到“原心定罪”的主观考查同时进行，从而大大增加了定罪量刑的灵活性。儒家化的法律实现了刚柔相济。君主并未因法律的弹性而损失绝对的权力——因为灵活处理案件的最终权力仍然保留在作为首席法官的皇帝手里，倒是皇权有了德主刑辅这一阴阳并举的有效载体。

余英时还把公孙弘列为“儒学的法家化”代表人物，他指出，公孙弘真可以说是中国政治传统中“两面派”的开山大师。他的“人主广大，人臣俭节”的主张把“尊君卑臣” 的原则更进一步地推广到君与臣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不肯“面折庭争”便是要阉割先秦儒家的“谏诤”传统。总而言之，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愿意损伤君主的尊严。[17]先秦儒家的君臣观在董仲舒手上也经过了一番彻底的法家化。[18]

清代的学者如何焯和沈钦韩都力辨公孙弘本是杂家或刑名（法）家，并非真儒者，余英时说这一点并非关键所在。他认为，公孙弘之所以能致身卿相，正是由于他打的是儒家的招牌。《史记·儒林传》说：“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大批的法家改头换面变成了儒生，更加速了儒学的法家化。[19]但是，如果这位公孙先生果然是法家而打出儒家的招牌，岂不正是法律儒家化的证据？至少，儒学的法家化一定程度上是法家自己的工作，甚至可以说，这是法家的法家化。

对于作为法律儒家化证据的“春秋决狱”，余英时却以其作为“儒学的法家化”的证据。戴震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与某书》）”又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余英时指出，汉代的“经义断狱”比戴东原说的还要可怕，人不但死于法，而且同时又死于理。这才是“更无可救矣” ！董仲舒著了一部“春秋断狱”（又叫“春秋决事比” ），把春秋完全化为一部法典，更是儒学法家化的典型例证。[20]余英时这样说，似乎《春秋》本与法律无关。其实，董仲舒潜心钻研的《公羊春秋》本来就崇尚法制。也许可以说，《公羊春秋》本来就是亦儒亦法的。董仲舒只是将其顺理成章地运用于司法实践罢了。[21]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在其与时俱进的嬗变中不断将其在荀子的著作中表达的“隆礼重法”倾向发扬光大，并不需要法家为其补充法制的思想。[22]可以说这是儒家的自我修正，而不一定是象余英时所说的那样属于“儒学的法家化”。

针对汉朝酷吏张汤以“腹诽”为罪，董仲舒通过“经义断狱”把刑罚对象直指人的内心，余英时进一步指出，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到的无数“文字狱”不正是根据“诛心”、“腹诽”之类的内在罪状罗织而成的吗？追源溯始，这个“以理杀人”的独特传统是和汉儒的“春秋断狱”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它是儒学法家化的一种必然的结果。[23]

董仲舒把“尊君卑臣”的原则推广到其他社会关系方面，于是就产生了著名的“三纲”之说，《春秋繁露》的“基义”篇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就是后世儒家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教条。现代人攻击儒家，尤其攻击“三纲”说。但事实上，“三纲”说也是法家的东西。韩非“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余英时认为，儒家“三纲”之说渊源于此。由此可见，董仲舒所要建立的尊卑顺逆的绝对秩序根本上是儒学法家化的结果。[24]现代人都说中国君主专制的传统在精神上是靠儒家支持的。这话不知道算是恭维儒家还是侮辱儒家，至少韩非的“孤愤”之魂一定会委屈得痛哭的。现代人之所以读错了历史，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叔孙通之流“缘饰”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历代帝王中很少有人象汉宣帝、明太祖那样坦率可爱，肯公然地说：“决不施仁政” ！[25]难怪朱熹说，到他那时为止的一千五百年之间，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26]

章太炎指出，明清两代儒法在政治上互为表里的历史事实，则是无可否认的。余英时进一步说，儒学的法家化不限于汉代，它几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史。[27]

三、 关于“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

在《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一书中，梁治平各以一章篇幅谈“道德的法律化” 和“法律的道德化”，使得法律与道德在中国法史上的双向渗透得以完整地揭示出来。这一过程也许可以说成是儒法两家思路的互补性平行推进，共同铺就封建制度的两条路轨，从而实现法律与道德、礼与法、法治与德治、儒家与法家、术与治、政教与刑罚、隆礼与重法的合题。

关于“道德的法律化”，梁治平首先强调秦汉法律中都有合乎儒家精神的内容，进而指出儒法两家共同参与了秦汉年间汉民族新的价值体系的重建。他根据沈家本《汉律摭遗》的考证，认定“不独汉律中多有合于儒家精神的内容，秦律也不纯是非儒或是反儒的。”[28]梁治平又根据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以及“封珍式”的部分案例得出结论说，秦汉法律即使‘纯本于法家精神’（瞿同祖语），内中亦有许多基本上也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不但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而且表明了它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特别是表明了汉民族于秦汉两朝数百年间，为完成历史转变，共同建构新价值体系所作之努力的同一性与连续性。[29]

梁治平认为，在用法律执行道德方面，秦先于汉。他指出，虽然在秦代的法律里面，确实有些内容与儒家伦理相悖，我们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秦法是在系统的反儒思想指导下制订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不但发现儒、法两家思想在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上保持着一致（往往是无意识的），而且在秦、汉的法律里面，也可以发现不少一般说是合乎儒家伦理的信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秦人自觉地运用法律来执行道德，实际是走在了儒家的前面。早期儒家虽然没有完全地排斥法律的功用，毕竟由于过于热诚地推崇德治而表现出轻视刑政的倾向。从这一意义上讲，汉儒后来在法律中重建价值体系，确立以刑弼教的原则，虽然是远承三代之传统，却也是直接受秦制影响的。[30]陈寅恪甚至认为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他说，《中庸》之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得以实现。[31]

四、儒法两家的异同

（1）儒法两家的差异。关于儒家何以受欢迎，法家何以受抵制，李约瑟有很有趣的评论，他说，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如果对儒家不断的陈词说教感到厌烦，那末只要一读法家的著作，就会回头来对儒家表示热烈欢迎，并体会到儒家的某种抗拒暴政的深刻的人道主义了。[32]

侯外庐从如下几个方面讲到儒法的不同。他说，礼在于‘别’，而法在于‘齐’。[33] 礼和法是不同的统治阶级的工具，‘礼’是旧的贵族专政的法权形式，即区别贵贱尊卑上下的法度；‘法’是国民阶级（贵族、自由民、手工业者）的统治人民的政权形式。从礼到法的转变具有一系列的斗争，一方面，从晋铸刑鼎，郑作刑书以来，所谓弃礼用法就遭受公族的反对，说这样就破坏了上下之别，贵贱之度，长幼之序；另一方面，法家刑公族以为法，废公族以立威。[34]侯外庐认为，以氏族贵族与国民阶级的矛盾为时代的危机，是诸子的共同看法。但儒家把危机的责任委之于破坏礼乐的小人，而法家则以危机的罪过归之于亏法擅为的氏族贵族；儒家以礼乐为调和矛盾的平衡器，而法家则以法术为解决矛盾的手段。[35]

冯友兰解释了两家的不同功能。他说，法家是些现实的政治家，他们是能够针对新的政治状况提出新的统治法术的人。所以，随着中华帝国版图的扩展，统治者不能不依靠法家的理论和技术。这就使得汉朝以来的正统儒家，总是责备各朝的统治者是‘儒表法里’。但是在实际上，不论儒家学说、法家学说，各有其应用的适当范围。儒家学说的专用范围是社会组织，精神的和道德的文明，以及学术界。法家学说的专用范围则限于实际政治的理论和技术。[36]

（2）儒法两家趋同之处。汉儒在为儒家思想寻求行世机会时逐渐从原儒的君臣关系相对论过渡到君臣关系绝对论，于是就与法家殊途同归，都主张为了君主一统天下而厉行思想专制。有趣的是，法家发现，为了君主的一统，必须禁绝儒家；儒家发现，为了同样目的，必须根除法家。这一点可从比较李斯与董仲舒的两段话看出来，只是李斯的主张里多了对违禁者的严厉处罚：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在一份奏章中说，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之制，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引文中有删节）

据《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在上书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引文中有删节）

另外，瞿同祖认为，在秦汉时代，中国法律是法家化的。陈寅恪却认为，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也许，两位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立论与其说是表明儒法两家的不同，不如说恰好证明两家有内在相通之处。个中原因，也许正象梁治平所言，儒法两家共同参与了秦汉年间汉民族新的价值体系的重建。

五、余论

陈寅恪、瞿同祖讲“法律儒家化”，是因为站在儒家立场上看汉、晋时代儒家对法家传下来的法律的改造，看到了“法为儒用”的一面；余英时讲“儒学的法家化”，是因为站在批判法家的立场上，看到了儒家思想中法家的一面。对诸如春秋决狱这样的史实的不同见解，恰好说明这一史实具有的丰富意义。正是通过不同的释义，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正象儒法两家可以互补一样，学者的不同解释也可以互补。在这一意义上，梁治平对法律与道德的互动作出的精彩分析，为我们深刻理解中国法文化史提供了恰当的框架。

也许，我们看到的儒法对立只是一场外行看热闹的误会，在时代变迁中两家为了使自己从理论化为现实社会的动力而有意无意形成的精神深处的契合，才是它们关系的真实写照。由于两家最终都采取为君主服务、又借君主实现自己的理想的策略，使得它们终于弥合了因分别强调道德自觉、法律强制而造成的分裂。

其实，无论是儒家强调的德治还是法家强调的法治，历史上都是君主的工具，其重心不在于“德”或“法”，而在于 “治”。德、法其实都是“术”，“治”才是目的。而传统中国的“治”是君主的治，是治民的“治”。民主即是民治，而不是治民。因此，民主时代必须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德治、法治。要实现从治民到民治，也许我们非得在儒法两家之外另辟蹊径，在传统意义上的德治、法治之外谋求另类思维。

儒家为表（表象），法家为里（实质）。

以汉武帝时期为例：汉武帝的尊儒术，仅注重改正朔、易服色之类的礼仪制度。他对董仲舒依据儒家民本思想为解决社会贫富分化而提出的“限田”主张，以及官吏不得经商货殖的建议，均未采纳。他所信任的大臣，也多是既精通儒术又深明刑法的人。

何为表，表面，表象
何为里，实质
统治者推行儒家思想，使人们服从皇权 表
统治者实行法家手段，来统治国家 里
即西汉后我国统治者实行外儒内法的统治手段

。。 我不清楚西汉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不过从字面上理解 应该儒家为表 法家在里把吧 汉朝的制度大部分是秦继承过来的

那时的儒家思想已经是掌权者用来束缚臣子和百姓的工具了，所以被世代传扬的孔孟之道当然是表，法家的思想则很适合治理国家，所以当然是里；
儒家思想其实是很丰富的，只是对于统治者来说，其中忠君爱国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才是最有用的，于是曲解儒家思想的人也就会越来越多

　　谈“药家鑫事件”反思的启示

　　首先，简要说下这次事件。药家鑫是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2021年年10月20日，其所驾驶的车辆系其私家车。在西安大学城学府大道上，26岁的女服务员张萌(化名)下班途中，被一辆需弗兰克鲁兹小轿车撞倒。肇事车逃逸后，警方勘查现场意外发现在受害人张萌的身上，除撞伤外还有8处刀伤。而肇事者嫌疑人药家鑫，驾车逃逸至郭杜十字时再次撞伤行人，逃逸时被附近群众抓获，警方确认后被抓获的肇事逃逸者就是撞伤张萌又持刀行凶者。

　　新闻中说，他家境殷实，所驾车辆为私家车。他在朋友眼中是个柔顺却又倔强的年轻人。他喜欢弹钢琴，很在意自己的外表，想要去整容。他在同学的眼里是个“乖同学”，学习优秀，内向，还带了几份钢琴家教。他是一个不带任何标签的普通人，他身上令人胆寒的狼性和反人性行为只是一个特例，所引发的恐慌也就不会扩大化。但很不幸，愤怒之余，人们还是看到了他的身份——大学生，而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无论良善、丑恶，也因此注定再一次成为人们批判和攻击的对象。

　　不管药家鑫是不是人们所说的“富二代”，似乎“富二代”给大家打印象总是“飞扬跋扈”、“惨无人道”。前段时间，李启铭肇事之后撂出的“我爸是李刚”，这句极端嚣张之言，曾激起公众舆论的喧嚣。大家似乎又见到了导致人性极度扭曲的权钱附体或护佑。也许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是什么让一个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对鲜活的生命如此漠然？又是什么让一个心智健全的成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水准和对法律的敬畏感？难道仅仅是“财富”和“权力”吗？当然远不止这些。

　　他就在这个社会中

　　社会上的权钱崇拜与无视法律的尊严的思潮是否要承担一些责任呢？一定意义上讲，恰恰是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助长了如此“富二代”或“官二代”，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适宜其生长的土壤。“用钱摆平”和“用权摆平”的事件也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可糟糕的是，众人不仅是审丑疲劳、见怪不怪，甚至也在向“丑”靠近，期冀靠“钱”与“权”拥有法外特权。不得不承认，一种社会心理真正相信什么，崇尚什么，一个拥有了“流行因素”的个体就会应验什么。

　　而我们的执法者，面对权贵阶层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也常显得底气不足。回首以往诸多公共事件，真正激怒众人的，也许并非是顾名思义的案件本身，也不一定是当事人悲惨的命运。而是一个权贵人员凭借金钱或权力为所欲为，凌驾于法律与规则之上，敢想也敢做，东窗事发后竟能冠冕堂皇地使出若干招数，或“出钱私了”、或“声明道歉”，来逃避或减轻法律制裁，而且最终成功了。

　　“药家鑫事件”结果如何，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可以预见，财富和权力人人畸形追逐、公众看不清定刑依据与量刑标准、司法常对权贵法外开恩的最终指向，是一个社会规则、道德及人心的溃疡。而我们的困境则在于：面对一再被洞穿的底线，面对无力收拾的野性，面对天天呼号的法律平等，我们如何修复，又拿什么修复？

　　他有这样的传统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的缺失难道不是他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吗？人前温顺如羊，内在粗野癫狂；表面顺从乖巧，内心愤怒如海。心理咨询师说，药家鑫“性格偏得太厉害了”。

　　心理学认为，心理性软暴力通常是被压抑情绪的极端释放，比如药家鑫“常常会在背后骂父亲”，父亲小时候对心他太过严格，打他，把他关在地下室里，还讽刺他：“你那么丑，没有人会喜欢你。”太多的负面情绪没有及时疏导和释放，重压下，他“想把家里的钱都花光”，“恨死了自己的父母”，以至于通过“杀人”发泄达到了临界点的极端愤怒，“农村人麻烦”也就成了“杀人幌子”。

　　“心理学文盲”是很多中国家长的通病。对孩子提出过高要求，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而孩子受到的委屈、愤怒等负面能量，很少得到正面回应和积极认同。久而久之，孩子人格扭曲，就容易成为“心理伪君子”。药家鑫曾对朋友感叹，“也许我心理有点扭曲了”。这时候的小药，如果能进行相关的心理咨询和心理自救，也许能避免悲剧的发生。遗憾的是，教育从未教导孩子如何进行心理自救，多是将问题掩盖下来，让他们不知所措，这才加剧了悲剧发生的可能性。

　　他是在当下运动教育下的大学生

　　大学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要怎么培养教育，培养什么能力?.....

　　缺乏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就药家鑫的杀人动机和犯罪时的心理活动，公安长安分局一名警察说，药家鑫供述称，怕自己车号被受害者记住而遇到麻烦，还说“当时慌乱，没有考虑到后果……”“怕撞到农村的人，特别难缠。”因为怕难缠就去灭口，至于对方性命，在他眼里只是“麻烦”而已。想想我们除了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在课本上何曾读到关于“敬畏生命”的文字。

　　对于法律意识的普及是否真的做到了成效？如果说听几节法律知识的视频就能把这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融入大学生的内心，那也许就不用开这个法律课堂了。我觉得对于做些关于法律方面的社会实践是很有必要的。也许只有切实的去感受才能警惕你不去跨越这条线。

　　我们的大学在培养大学生应对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是否也有所缺失？药家鑫在大学里拿奖学金、钢琴也弹得好，但这些仅能说明他是个好学生，而他处理应急事件、突发事件的能力却并不成熟。所以大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也要学会生活，学会处理复杂的事情，这恐怕比大学文凭更重要。

　　他需要更加完善自我

　　大学生要注重情商能力的培养，学会冷静、稳妥地处理事情，学会处理人际关系以及对他人情绪的识别能力。这些能力我们的大学课堂永远不会给我们。需要我们自己去完善，我们真的应该多读些心理学、社会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我们也应该时常关心像药家鑫那样的内向的朋友。生活中他缺失了太多的爱，更需要朋友的理解和关心，如果每个群体对他多一份关爱，也许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试着去关心自己和身边的人吧，改变要从自身开始。

　　针对这次事件，我们学校也做了很多工作，当然这是好的，“杀一儆百”也许效果不错，但是这“罪过”的帽子准是扣到大学生的头上了。“90后你们到底怎么了”----老师的说法我觉得不妥当。药家鑫的行为仅仅代表他个人，这样的标题，显然在质疑所有的大学生，而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无论良善、丑恶，都成为批判和攻击的对象。这样说对很多人是不公平的。

　　《论语.学而》中曾子曾说：“吾日三省吾身”，每天反省自己这是对的，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一些经验。但是最根本的根源是什么？真正该反省的是什么人，这种结果是社会本身、教育本身的结果。这也不公平。

　　最重要的的是，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人反思，一旦出现问题，上级一声令下，全体动员，文件犹如倾盆大雨般的下来，开会动员，注重总结，像件反射一样，等这股“热情”一过，我们的反思也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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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
　　肇事者药家鑫家境殷实，所驾车辆为私家车。其母亲系西安北方华山机械有限公司职工（西安北方华山机电公司系中国兵器北方公司下设一军工厂，母亲系该厂物资公司库管员，已退休），父亲系总后西安军事代表局驻该厂军代表（军方派驻军工企业负责监督、验收工作的人)，家住新城区20街坊（华山厂家属院）军代表楼。
　　犯罪事件
　　案发详情
　　2021年10月20日23时许，被告人药家鑫驾驶红色雪佛兰小轿车从西安外国语学院长安校区返回西安，当行驶至西北大学长安校区西围墙外时，撞上前方同向骑电动车的张妙，后药家鑫下车查看，发现张妙倒地呻吟，因怕张妙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之恶念，遂从随身背包中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对倒地的被害人张妙连捅数刀，致张妙当场死亡。杀人后，被告人药家鑫驾车逃离现场，当车行至翰林路郭南村口时再次将两行人撞伤，后交警大队郭杜中队将肇事车辆暂扣待处理。2021年1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经法医鉴定：死者张妙系胸部锐器刺创致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案发现场地图

　　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数据为准。
　　死者张妙26岁，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待在家中，四年前出嫁到同乡宫子村，两年半前，张妙生下一个儿子，如今已经两岁半。
　　据张平选回忆，2021年10月21日凌晨3 时许， 他听见大门外有人敲了好长时间的门，黑暗里听见是堂侄张凯的声音。打开门，堂侄张凯告诉他， 一块去大学城附近一条马路上。等赶到现场，张平选发现，几十个人将马路中央团团围住，现场有一大摊血，血泊中，张平选老远看见了女儿躺在地上。民警表示：人已经不在了，只不过不是被撞死的，因为在死者身上，法医发现了多处刀伤，死者是被刀子捅死的。
　　29岁的男子王辉系张妙之夫。据王辉讲这段时间，他几乎什么心思都没有，每天就是辗转于派出所和长安分局等各部门。“我只想着尽快为死去的妻子讨个说法，至于以后的日子，我想都不敢想， 两岁半的娃丢给我，咋办呀” 。让王辉觉得纠结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妻子遭遇车祸之后，为何又被人捅了8刀。二是，从事发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妻子仍旧躺在太平间，无法下葬。经王辉打听得知，妻子左手上有三道划痕，前胸有一道刺穿伤，后背中四刀。案件已经到了检察院，警方告诉王辉嫌疑人已被批捕，家属也可将受害者下葬了。将来待法院开庭审理，家属可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诉求。
　　肇事司机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他不及时救人不说，反而持刀相向，太恶劣了。可能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死刑。
　　我们强烈要求将犯罪嫌疑人严肃处理。虽然警察已通知我们，可以将人下葬了，但是我们还是不放心，我妻子死得太冤了，我们要讨个说法。

　　[死者的孩子]

　　死者的孩子
　　王辉从警方处得知，2021年10月20日晚事发时， 妻子张萌骑着电动自行车回家， 被一辆雪佛兰科鲁兹轿车撞倒在地，当时妻子的眼睛还睁着，只是左腿骨折、后脑磕伤，充其量是个轻伤，有绝对的时间进行抢救。但是肇事男子下车后，发现张妙睁着眼，看见了自己。张萌试图去看车辆后牌号，招致该男子持刀杀害。
　　正在长安分局刑警大队全力侦破此案时，2021年10 月20 日晚11 时至2021年10月21 日凌晨零时许，长安分局交警大队郭杜中队民警接警，郭杜十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雪佛兰科鲁兹轿车撞倒一位行人，肇事者欲驾车逃离现场时，被周围群众围堵起来。肇事者遂被警方控制。
　　经警方突审，驾车男子承认在郭杜十字肇事后，准备逃逸。并承认其曾于2021年20日晚10时40分，撞倒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张妙，后发现被撞者在记他的车号，他便掏出刀子，下了毒手。
　　依法被捕
　　专案组调查，驾车的小伙名叫药家鑫，现年21岁，家住西安市新城区公园南路二十街坊，系西安某高校大三学生，而该车行驶证显示，该车车主也正是药家鑫。
　　10月22日，专案组将犯罪嫌疑人药家鑫抓获。专案组民警透露，经审讯，药家鑫起初没有供述自己撞伤人持刀杀人的犯罪事实。直到10月23日，当其父母再次带他到专案组后，经进一步审查，药家鑫这才交待了自己于10月20日晚将受害人张萌撞倒后又杀害的犯罪事实。
　　据疑犯药家鑫供述：案发当晚11时许，自己驾驶枣红色自家的雪佛兰科鲁兹轿车前往事发地附近的某高校看望女友。在自己返回途中，到翰林路中段时将正在骑电动车同向行驶的女子撞倒。“我担心受害人记住我的车牌号码。”药家鑫向警方称，自己遂下车用携带的一把水果刀又连捅受害人8刀致其死亡，后驾车逃跑。
　　11月23日晚，疑犯药家鑫被长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11月25日，经长安检察机关批准，因涉嫌故意杀人罪，疑犯药家鑫被依法逮捕[1]。
　　案件性质
　　警方定性此案性质恶劣极其罕见。2021年11月29日晚9时，西安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新闻中心主任郑朝刚就此案赶到公安长安分局。之后，警方向媒体通报了相关案情。“有一个女的浑身是血，倒在马路边，现在生死不明，”2021年 10月20日晚11时许，过路司机和群众向警方报称，“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西围墙外的翰林路中段靠近马路东道沿边，旁边还有一辆被撞坏的电动自行车……”
　　接警后，公安长安分局郭杜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当时，受害女子倒在马路上，距路边道沿有一两米。”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民警说，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撞坏，倒在道沿上。现场有汽车的刹车痕迹。
　　民警初步判定，这是一起交通事故。此后，公安长安分局交警大队民警迅速来到现场。经进一步勘查，死亡女子身上有多处锐器伤，系被撞伤后遭毒手。
　　公安长安分局局长周荣生立即会同值班的副局长韩和平、主管刑侦的副局长赵新茂等人带领刑侦大队刑侦技术人员急赴现场。警方当晚确定，这是一起极其罕见的性质恶劣的杀人案。长安警方当即抽调刑侦大队、郭杜派出所、交警大队数十民警组成专案组，全力侦破此案。
　　10月21日凌晨3时，经受害者家属辨认，警方确定遇害者身份。26岁的妇女张萌，系长安区兴隆街办宫子村人，受害人家庭和睦，社会关系简单，生前未和任何人结怨。
　　勘查发现肇事车车头凹陷牵出凶徒
　　10月22日下午，在郭杜派出所里，公安长安分局召集刑侦、交警以及韦曲、郭杜、兴隆、细柳派出所等单位召开案情分析通报会。专案组通报案情和前期侦查情况。
　　警方摸排走访群众580余人次，汽车修理厂40余家，车辆500余台次。调查中，交警大队民警提供了一个可疑的交通肇事逃逸案的重要线索。
　　原来，在案发当晚，在翰林路上发生此案时间段内，在距现场不远的郭杜南村村口，还发生了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一小伙驾驶一辆枣红色的雪佛兰科鲁兹小轿车将一男一女两人撞伤后逃逸，被周围群众发现堵截并报警。
　　交警仔细勘查发现，郭杜南村村口受伤的两人伤势不重，但肇事车车头右前方却明显有半个篮球大的凹陷进去的坑，证明此前曾和其他物品撞击过。
　　通过郭杜车祸现场痕迹鉴定和“10·20”杀人案现场遗留的被撞电动车比对，警方认定，郭杜南村村口的此辆肇事车和杀人案现场车辆相符，而雪佛兰科鲁兹车主有重大作案嫌疑[1]。
　　案件评论
　　前段时间，李启铭肇事之后撂出的“我爸是李刚”，这句极端嚣张之言，曾激起公众舆论的喧嚣；而今，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撞伤女服务员，过度荒诞的“撞人补8刀”的恶劣行径，则超越了公众容忍的底线，“飞扬跋扈”、“惨无人道”，每一顶帽子扣在这位大三学生身上，都
　　[死者的丈夫和孩子]

　　死者的丈夫和孩子
　　恰如其分。眼下的众人，不单是义愤填膺，而是恨不能“群起而攻之”了。
　　我们似乎又见到了导致人性极度扭曲的权钱附体或护佑。肇事者所驾驶的车辆系其私家车，其家境殷实。是什么让一个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对鲜活的生命如此漠然？又是什么让一个心智健全的成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水准和对法律的敬畏感？难道仅仅是“财富”和“权力”吗？当然不是。甚嚣尘上的权钱崇拜与无视法律的尊严难逃干系。
　　一定意义上讲，恰恰是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助长了如此“富二代”或“官二代”，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适宜其生长的土壤。比如，是银行VIP，就可以插队没商量；是官员子女，招聘条件就可能“看人下菜碟儿”……“用钱摆平”和“用权摆平”的事件你方唱罢我登场。可糟糕的是，众人不仅是审丑疲劳、见怪不怪，甚至也在向“丑”靠近，期冀靠“钱”与“权”拥有法外特权。不得不承认，一种社会心理真正相信什么，崇尚什么，一个拥有了“流行因素”的个体就会应验什么。“撞人补8刀”案中的肇事者，正是如此。
　　而我们的执法者，面对权贵阶层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也常显得底气不足。回首以往诸多公共事件，真正激怒众人的，也许并非是顾名思义的案件本身，也不一定是当事人悲惨的命运。而是一个权贵人员凭借金钱或权力为所欲为，凌驾于法律与规则之上，敢想也敢做，东窗事发后竟能冠冕堂皇地使出若干招数，或“出钱私了”、或“声明道歉”，来逃避或减轻法律制裁，而且最终成功了。
　　西安大学生“撞人补8刀”案结果如何，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见，财富和权力人人畸形追逐、公众看不清定刑依据与量刑标准、司法常对权贵法外开恩的最终指向，是一个社会规则、道德及人心的溃疡。而我们的困境则在于：面对一再被洞穿的底线，面对无力收拾的野性，面对天天呼号的法律平等，我们如何修复，又拿什么修复？
　　出事车辆编号：陕A419N0
　　案件开审
　　案情回顾
　　[2]备受关注的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人后又连刺数刀致对方死亡一案，于2021年3月23日上午9点45分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包括受害人张妙丈夫王辉在内的近30位亲属到庭旁听，中央电视台等数十家中省媒体及400余名在校大学生到场旁听。

　　药家鑫案庭审(4张)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公诉，药家鑫在讯问中说，自己于2021年7月拿到的驾照，轿车属于他名下，2021年6月购买。他承认在案发时内心非常害怕，杀人只是一念之差，而作案的凶器是一把长二三十公分的单刃切肉刀，是他在案发当天在超市买的。
　　他说，他装着刀的包就放在副驾驶位置上，下车查看时，他随身带着包下去的。因为他父母叮嘱他，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在下车查看时发现张妙躺着有呻吟声。他没有询问伤情，也没有与伤者说话，考虑到对方撞伤后会找他不断索赔，隔了两三秒的时间，就拿刀开始刺被害人。究竟刺了多少刀，刺到什么部位已经记不住了。
　　据悉，目前被害人家属只拿了15000元的丧葬费，拒绝了药家鑫父母给的另一笔30000元的赔偿。
　　律师辩护
　　药家鑫表示后悔，其律师许涛辩称为激情杀人。他的律师辩护说，这是一起交通肇事转型的故意杀人案件，药家鑫是一念之差，属于激情杀人。他的成长道路没有污点，学习优秀、得过各种奖励，且有自首情节。希望法庭从宽量刑，给他一条改过自新的路。药家鑫案受害人张妙家人的代理律师许涛表示，关于民事赔偿，两家仍未达成协议，庭审中，本案原告当庭向法官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许涛也曾表示，张妙家人不在乎赔偿数额，但是认为对方的态度不积极，很难接受。
　　同学请愿
　　庭审现场辩护人律师向法庭提交3份证据，包括报纸对药家鑫主动递交悔过书的报道，上学期间的13份奖励，被告人校友、同学、邻居的4份请愿书，请求法庭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证据提交后，民事原告人张妙的丈夫当庭说：我不看那个，那都是垃圾！
　　什么是激情杀人
　　激情杀人，即本无任何杀人故意，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而失去理智，失控而将他人杀死，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必须是因被害人严重过错而引起行为人的情绪强烈波动；其二，行为人在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一时失去理智，丧失或减弱了自己的辨认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其三，必须是在激愤的精神状态下当场实施。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三：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幼女以往。吴重五归来，亦幸其女有所归，置而不问。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给李三九为妻，……阿吴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厅，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产，别行婚娶。阿吴责还李三九交领。吴千乙、吴千二、吴重五犯，在赦前且免于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13〕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谢登科控戚徐有才往来其家，与女约为婚姻，并请杖杀其女。余曰：“尔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断令出财礼若干劝放，谢以女归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革，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14〕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谢登科以女儿私订终身，违反了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执法官却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缘。这二则判例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执法者已将法律内化为道德，追求一种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

法律道德化表达了社会规范系统的最佳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法治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亚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的法律。称之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后的法律，至少应包含人权性、利益性、救济性三种内在的品格。其中人权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础，失去人权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实际价值不合理，最终会被人类所唾弃。〔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三方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动中来。“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17〕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一致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撑，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造就这种法律，才能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违反道德的并不能当然就是违反法律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违反道德的行为都能上升为法律或确立为法律。能够上升和确认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认的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领域，由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和调整。如果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就等于由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标的。道德规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18〕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规则、道德观念法律化的过程中，要注意道德与法律在本质和内涵上的一致性，否则会给法治带来灾害。〔20〕不论法律中的道德原则实际上能够被贯彻到什么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执行道德，其结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这种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们的界说，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

三、历史与现实之间

（一）现实中的矛盾

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

案例五：一对农村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闹事”，双方相安无事。〔23〕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

案例六：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24〕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

（二）让历史告诉未来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前面谈及的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

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

4、礼法结合——德法并治的模式。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二元制法体制。

注释：

〔1〕郝铁川，法治的源头是德治〔N〕，检察日报，2000-06-14（3）；

〔2〕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9；

〔3〕许慎，说文解字〔M〕；

〔4〕同〔3〕；

〔5〕左传。隐公十一年〔M〕；

〔6〕礼记。曲记〔M〕；

〔7〕左传。昭公二十五年〔M〕；

〔8〕荀子。修身〔M〕；

〔9〕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九朝律考。汉律考〔M〕；

〔11〕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2〕全唐文。黜魏王泰诏〔Z〕；

〔13〕宋本名公书判清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蒯德模。吴中判牍〔Z〕；

〔15〕〔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361-365；

〔16〕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J〕，法学评论，1998（2）；

〔17〕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J〕，哲学研究，1997（1）；

〔18〕郝铁川，道德的法律化〔N〕，检察日报，1999-11-24（3）；

〔19〕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J〕，法商研究，1998（2）；

〔20〕刘佳，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J〕，道德与文明，1999（5）；

〔2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6，P11；

〔23〕转引自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J〕，法治与社会发展，1998（1）；

〔24〕参见〔美〕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4-19；

〔25〕范忠信，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希望对您有帮助。

1、舆论的声音
作为原告方的律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张显在法庭、网络、接受媒体采访时有着许多“出位”的言论—“药家若无实力，能案发后一个半月后才见报，见报后才正式拘捕；5个月后才首次开庭？”“这个军代表的家庭到底是什么背景？药家鑫的外公原来到底是干什么的？”“据媒体披露，药家在西安市区居然有4处房子。”……这些言论，至今仍在张显的微博里。就上述言论，张显向记者承认，他所发布的关于药家有背景等信息，“有的是从微博后面评论里转帖来的，“没有时间核实”。
经核实肇事者药家鑫家境是普通工薪阶层，所驾车辆为私家车。其母亲是西安北方华山机械有限公司职工（西安北方华山机电公司是中国兵器北方公司下设一军工厂），已经退休；其父亲药庆卫曾经是总后西安军事代表局驻该厂军代表（军方派驻军工企业负责监督、验收工作的人)，前些年离职自谋职业。
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微博发表对药家鑫案的看法，表示药家鑫即使活着出来也会被车撞死。“朋友问我怎么看药家鑫案？我说即便他活着出来，也会被当街撞死，没死干净也会被补几刀。人类全部的历史告诉我们：有法有天时人民奉公守法，无法无天时人民替天行道。至于有人能一手遮天，那纯属杞人忧天。另外鉴于西安音乐学院学生集体支持药家鑫，今后音乐界将不接受他们，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在第一视频《孔和尚有话说》表示，“药家鑫长的是典型杀人犯的面孔，罪该万死。”
网友“billkds”在其微博贴出药家鑫师妹西安音乐学院学生李颖在网上留言的截图，“我要是他（药家鑫），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消息一出，网友们纷纷留言指责。西安音乐学院在官网发布了《关于网传药家鑫案件、李颖网贴事件的情况说明》称：4月3日，网上传出所谓“西安音乐学院学生李颖”的帖子，并称其是药家鑫的“同门师妹”所为。经网上搜索得知，此贴最早出现在2021年11月29日，时经4个多月后被人复制链接在网上快速传播，受到网友纷纷遣责。经核实：我院在校学生中没有李颖其人。为慎重起见，又查阅了我院历届毕业生名单，有1位叫李颖的，已毕业离校。此李颖是不是网上发贴的李颖，学院无法联系到本人，也无法核实网传帖子是否是其本人所为。
2、对舆论声音的简单评价和反思
师范界有句名言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原告的辩护律师张显作为一名大学的副教授在微博这种公共场合随意转载宣扬未经核实的过激言论、事后用一句自己没时间核实打发记者的追问。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个人品行哪里配的上“身正”二字。其次，作为一名辩护律师，不去关心案件事实，不向大家通报案件过程和进展，而是到处宣扬未经核实的药家鑫的家庭背景、父亲、姥爷的职业等等就好比一个杀猪的不去关心猪而去关系猪的爹是干什么一样，毫无专业素养可言，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
著名音乐人高晓松既然是著名音乐人在药家鑫案件中毫不顾忌自己的个人影响力竟然说出“药家鑫出来也得被撞死，如果药家鑫出来自己将代表音乐界封杀药家鑫”的言论，这是在赤裸裸在的逼药家鑫死。这种公然逼人死的言论实在令人发指。
北大教授孔庆东说的药家鑫长的就是杀人犯的脸罪该万死更是荒谬至极，可笑之极。这种纯粹非理性的言论出自一位颇有知名度的教授之口将会对舆论造成何种的消极影响可想而知。
除了这些知名人士，网上还有很多无法查出的诽谤和造谣，比如李颖网贴事件。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评述了。
最后，药家鑫案作为一个案件应该交给司法机关去独立公正的审判。舆论的误导是在是没有道德的，显而易见这会影响到法律的效力、司法的公正。

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