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是否具有妥协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在五行学说的内容总是如何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我认为这个和为贵在武行当中体现的是特别稀有的，少见的特别贵重的东西，物以和为贵，这种说法是没错的，所以我认为，在五行学的内容中，是这样体现的。

以和为贵的意思是：以和平相处至上，是儒家倡导的道德实践的原则，出自《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礼的作用，贵在能够和顺，使彼此都能融洽。
例句：
1、我们应该要互助合作、互谅互信、以和为贵，做到声应气求，一团和气为全民谋福利。
2、与人相处要以和为贵，不要过于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
3、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海外华商在人际关系上讲究的是“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以和为贵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和处世的艺术。在人际交往中，以和为贵是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也是处世的一种方法和艺术。以和为贵的原则，就是要尊重他人、理解他人、关心他人，与人为善，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在人际交往中，以和为贵的原则，还要求我们在交往中不要斤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要以大局为重，不要因小事而伤了感情、影响了团结。以和为贵的原则是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也是一种处世的方法和艺术。

以和为贵的沟通方式是对的，但是，凡事都要有个自己的底线。相互尊重是原则，如果一味的妥协忍让，那么，就不要坚持原则了。

　　从重战尚武到以和为贵-----中国的主体文化和民族命运
　　一 文化与民族气质
　　一切人类经验都是有根源的，包括文化形态，民族气质，国家制度以及民族的优秀品质和劣根性等等。古代中国有许多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典型的可分为是重战尚武的西部文化和以和为贵的东部文化，西部的秦人和强悍的游牧民族接壤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秦人在残酷的撕杀中养成强悍而开放的精神，东部的鲁人在农业文明的中心，只能固守本土，在家种地，所遇战事从规模上和数量上远不及秦人，导致鲁人根本没有能力征服四方，迫切期望讲和。因此中国拥有两种不同的文化气质。
　　秦人在西部发展的时候，西部文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商鞅，韩非子，李冰，秦始皇等人对西部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使得中国成为人类第一个封建社会国家，将世界其他地区远远的甩在后边。秦人政权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管理民众使用了管理军队的办法，使用了过多的强制，导致政权的丧失。汉承秦制，并且引用了老庄的无为而治进一步发展了西部文化，汉代中国人仍然具有强悍而开放的精神，说明西部文化的主体地位，及至隋唐，西部文化的主体地位依然存在。
　　随着西部的荒漠化和长安政府对东南地区的开发，中国经济中心的东移，政治中心也在东移，到了宋代，东部文化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朱熹，程颐等人继承和发扬了孔孟的“和”文化，东部文化成为中国主体文化，中国从此变得儒弱和保守，西北的游牧民族依然强悍，东北的狩猎民族也来打宋人，宋人变成四等人，东部文化却同化了强悍的北方民族，他们乐于接受四等人的和气，自己也变的堕落。
　　欧洲快速发展为海洋民族，东部文化面临危机，海洋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不象北方民族那样好同化，何去何从？
　　东部文化还面临中国内部的危机，“和”文化的唯一宗旨就是实现和平，不惜抹杀社会根本矛盾，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男和女（造成中国严重的妇女问题），君子和小人（造成中国道德自律的政治）等非社会根本矛盾上（这些连次要矛盾都算不上），社会根本矛盾被抹杀的干干净净，但没有人能抹杀随处可见的贫富矛盾（只能恨富了，造成中国人的恨富心理）。为了实现和平，不惜泯灭人的活力，礼教规定了僵化的社会制度（以至于在中国挪动一张椅子都要流血），为了实现和平，给人满脑子装着四书五经，自然科学被认为是奇技淫巧（造成中国科学落后）……中国社会向着畸形化发展（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可看出）。这些社会问题必将导致东部文化的衰落。
　　中国的近代史是东部文化衰落的历史，但并不是中国文化衰落的历史，面对时代的变迁，我们回想到《吕氏春秋》中的“事易时移，变法宜矣”的至理名言，面对举步唯艰的改革，我们怀念秦国的改革家舍身变法的崇高精神和卓越才干，我们在鲁迅的《拿来主义》中看到秦丞相《谏逐客书》的影子，我们在国家工程建设中，感慨秦国的都江堰工程，缅怀大秦帝国的那一批超越时代的科学家，我们在国防现代化中追忆装备精良的秦军缔造的古代超级大国，我们在西安事变中感受到了秦穆公奖励公战，惩罚私斗的号令，我们在朝鲜战争中重温汉武帝止戈为武的古训，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体会唐太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格言……。西部文化以其强悍和开放的本质本来可以在近代重新崛起，但由于一千年来东部文化的统治，使中国人信仰“仁义无敌主义”和“极端和平主义”对秦始皇，汉武帝等伟人肆意漫骂，只看到西部文化造成开边士兵白骨如山，却看不到东部文化将中国妇女的足骨全部折断，对西部文化的偏见使得西部文化丧失主体地位后又蒙受不白之冤。中国渴望一种新文化，即有西部文化强悍而开放的本质，又有全新的面貌，这种新文化必将取代东部文化成为中国的主体文化。
　　一次次侵华战争将中国的落后一次次表现出来，中国人一次次寻求真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日本人发动了规模最大的侵华战争，使东部文化在广大农村的地位丧失，中国人不再相信“仁义无敌”，也不再迷信“和”文化，战争造成了文化真空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迅速传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枪杆子里出政权，强调社会根本矛盾是阶级矛盾（后来强调阶级矛盾，依靠强调阶级矛盾来激励人搞经济建设，而不是靠钱来激励人搞经济建设，导致社会动荡十余年，但比起另一个极端一千多年来造成的损失要小的多，并且这恰恰是轻视利益的东部文化的表现），并且按辨证唯物的世界观改造社会，力图缔造强悍而开放的中国，东部文化的主体地位被取代。

　　焚书坑儒是西部文化合情合理的一笔，经过思想斗争得统一的行动，统一的行动抑制思想斗争继续，新制度的建立是旧制度的终结，也是两种社会制度过度时期社会大论战的终结，焚书只是对不利于新制度的书籍象征性的做法（因为作为政府严打主要对象的四书五经毕竟流传下来，所以只是象征性的，对文化几乎没有损害，过分夸大这一损害的目的就是为了用儒教麻痹
　　� 齐文化和秦文化气质接近，秦人已经完成变法，思想统一，准备扩张，齐人还在思想斗争，表面看来齐文化繁荣，实际上是比秦人慢了一步, 赵人的变法不及秦人彻底，楚人比较腐败，中原诸国倚仗千里沃野，实际为一盘散沙，屈膝于八百里秦川，服从于统一战争，只说明秦文化是先进的，秦人的崛起是中国历史的必然。
　　日本文化继承了中国隋唐文化，继承了西部文化强悍而开放本质，将这种本质保留了一千多年，并以这种本质面对欧洲列强。中国人以孔孟之道面对欧洲列强，以鲁人在家种地的心态面对大航海时代。儒教泛滥千年不仅将我们比外国早发展千余年的优势损耗殆尽，而且错过了发展良机。
　　二 文化与国家制度

　　从遥远的原始社会开始就有了文化，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在黄土高原上的合并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雏形，到奴隶社会时期有了国家，从此文化和国家制度紧密联系，互相影响。生活在西部的周人将奴隶制度发展到顶峰，后来有一次挡不住来自游牧民族的侵略，将沦丧的领土封于半农半牧的秦人，秦人在周人与游牧民族之间，既学习周人先进的农业文明，又与游牧民族长久的撕杀。
　　黄河的泛滥造成中原地区的千里沃野，也造就了中国最早的治水历史，中国的治水是浩大的劳役工程，工程促进了中国的集权管理制度，这是中国官僚主义的源头，从此官僚主义在中原扎下根，秦人从周遗民那里间接学到了中原农业文化，也学到了集权制度（或许是秦人在军事斗争中自发产生的），总之集权制度在与游牧民族的军事斗争中得到巩固。不论是东部主张建立一个等级森严的“仁义”社会，还是西部主张建立国富兵强的农战社会，这些社会模型都支持官僚主义。只有主张无为而治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型对官僚主义有抵制，但毕竟不是主流社会模型。这就是中国东西部文化都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历史原因。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批奴隶开始逃亡和起义，向着分给奴隶部分劳动所得的开明奴隶主那里去，奴隶主阶级内部开始分裂出新兴地主阶级，与此同时，掌握文字的贵族子弟不断分化，有的没落到社会底层，将文化在社会底层传播，中国进入哲人时代，生产力需要一个新的制度，中国的哲人建立了许多社会制度模型，一种模型代表一种文化，最为出众的是法家和兵家所建立的农战社会模型，道家所建立的无为社会模型，儒家和墨家所建立的“仁义”社会模型，秦人只能选择农战社会，不然无法生存。
　　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实力的较量, 是人力物力财力的较量, 但人, 物, 财是可以流动的, 更深层次上是吸引人力物力财力的竞争, 用什么来吸引? 关键是制度, 两千年前的大秦帝国拥有先进的制度, 在吸引人力物力财力上是最有成效的。
　　当孔子骂大批逃亡的奴隶, 感叹世道的衰落时, 秦国建立了新制度收纳了他们,而秦国的国民加入了秦军, 推广他们国家的新制度, 这是中华民族最为伟大的时刻, 是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史的新的里程碑. 商鞅,韩非子,吕不韦, 白起,李冰,王翦,李斯等等这些人才和吸引他们的制度交相辉映, 秦国还拥有灵活的外交策略，高超的管理水平, 完备的军事制度，精湛的大地测量技术和造车技术，四百多年不断扩张, 在对外纠纷中, 利益总是向秦国倾斜, 加上国内生产力的提高, 秦国聚敛了大笔的物力和财力, 一个超级大国的背后是一群人不懈的努力, 是一个民族智慧和的凝聚和精神的焕发（虽然秦朝只存在了十几年，但是秦国的扩张历史长达四百余年，并且导致此后关中地区继续做为全国中心上千年，以天下十分之一的人口占据十分之六的财富（汉代《盐铁论》），就是只有几十年的日本帝国（没有扩张自己文字和度量衡的二流帝国），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也是上百年的，并且日本本土也成为了超级富国，这难道是巧合吗？真不指望那些只会讥笑秦朝短命的人搞民族复兴？）。

　　东部的鲁国食古不化, 制度僵化, 秦国的按功分配政策造就了新生的军功地主, 给国家带来了活力. 鲁国还在按礼分配, 将人的积极性埋藏起来, 而鲁国人还在高谈"万钟则不辨礼仪而受之，万钟与我何加焉"。这等豪言壮语包含了鲁人的落后和呆板。
　　显然文化也是国家竞争的战场，因为文化和社会制度是互相影响的关系，是吸引人力物力财力的又一因素。
　　生长在中原的东部文化热衷于建立一成不变的和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等级森严的秩序，有互不侵犯的思维定势，有对“和平”的尊重，有对“和”文化的奠基人的顶礼膜拜和圣化……。不论是胶东半岛的齐人，黄土高原上的秦人和晋人，南方丘陵的楚人，还是温带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对他们来说都如同没有开化的“野蛮人”，他们孤芳自赏（将这种气质流传后人），他们又不得不服从这些“野蛮人”的军事征服，于是就产生了习惯性适应心理，反正总要被征服，被征服之后就是和平了，齐人可以在被征服后集体自杀，秦人可以和外敌反复撕杀，楚人可以伺机报复，而鲁国，宋国的灭亡却是轻如鸿毛。获得被征服之后的和平，也获得奴隶的身份，然而征服者的人才制度必须为帝国的前途服务，这就是中原人的翻身之道，即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踏上仕途（中国人的又一特点）。中国的地理特征使得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造成统一多于分裂的历史特征），得天下后就被中原人同化。所谓同化就是摆出一副奴隶相，或献出满汉全席（中国人奴性的源头），帮征服者思考帝国的和平治理，结束征服者的戎马生涯和铁血作风，最后大家都一样了。生长在中原的东部文化依靠这种办法不断的同化四方的文化。
　　中国的国家制度就带有这种痕迹。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人才缔造什么样的国家。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西部文化主导中国时，中国人使用武力扩张自己的文化，国家就是国家，是黄土高原上的大国政府对中原和草原的“殖民”机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东部文化主导中国时，中国人使用上述和平同化的办法扩张自己的文化，国家就是虚无，就是世界和社会，是迂腐的奴才在争论名分和面子时所谈论的东西（后来五四运动时有一首诗，高呼咱们的中国，旨在唤起中国人久违的国家意识）。
　　三 正统文化？
　　从大自然的角度来说，同类动物在竞争时有鹰派策略和鸽派策略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人的一生是该作战士还是作逃兵，不会有结论，同样我们不能说重战尚武的文化和以和为贵的文化谁对谁错，这是一对矛盾，可能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由此派生出来的王霸利义之辩在中国乃至世界也将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只能在具体的条件下谈论这个问题，抛开具体条件而主张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
　　五千年的民族，诞生于黄土高原的一次原始部落合并，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就具有兼容并包的习惯，没有一种信仰可以永久占住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看看古国的著名遗产：秦兵俑，汉将冢，唐佛塔，宋书院，明城墙……印证中国人文化变迁（由鹰变鸽），变化着的信仰是悠久民族的信仰，研究变化的《易经》是人西部的文化遗产，或许这是中国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原因。认为孔孟文化是中国的正统文化是迂腐而错误的做法。
　　同样是在黄土高原，这个民族将奴隶制度社会发展到顶峰，随后很快缔造了封建制度大国，在广袤的亚洲建立了单极世界，也使得这个民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环境的西消东长，使东部文化崛起，西部中国失去了风采，中国人落伍了，挨打了。侵略者如潮涌来，他们还以为这是极端和平主义的领土，东渡黄河的八路军，台儿庄的川军，向日本侵略者显示了中国人的另一面，西部的黄土高原升起红星（我国国旗的颜色），中国人的信仰又变了，变则通，通则久，中国人在日本人的屠刀下生存下来……，新中国在昔日的楼兰古国附近试验了中国人的核武器，西部中国又让让日本人领教一番。
　　面对我们的地球村，东部文化又有话说了，这是“和”文化大兴其道的时候，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大同世界的前奏，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和平的相当大部分是超级武器带来的，并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有互不侵犯的思维定势，全球经济一体化只是资源配置的一体化，穷国和富国的利益分配是依然是严肃的斗争，靖国神社的幽灵，掠夺石油的航母……。列国时代，秦文化技压群雄，当今世界更需要强悍和开放。
　　古代的数千年和近代的数百年以及现代的数十年多少兴衰荣辱，凝练了我们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是变化的，多元的。作为其中的一元，西部文化在中国留下骄傲的成就，在现在仍具有指导意义（包括在对待日本人上），是我们的文化财富。是我中华民族的根基。

和为贵——文成公主入藏和蕃

中国古代有许多“和亲”的故事，朝廷以公主或宗室女下嫁蕃邦国王，以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的唐太宗送文成公主入藏嫁松赞干布，就是古代“和亲”的典范之已一。
唐代的吐番，就是现在的西藏。唐代以前，吐番和内地没有来往，非常闭塞落后。唐太宗贞观12年，吐番王松赞干布率军攻打大唐边城松州，即现在的四川松潘县，杀人抢劫，犯下罪行。唐太宗治理下的中国，正值大唐盛世，国富兵强。唐军大败吐番于松州城下，擒获不少作恶歹徒。松赞干布俯首称臣，并向唐朝求婚。唐太宗深谋远虑，以攻心为上，赦免其罪行，释放被俘人员，答应其求婚请求。唐太宗选定一位远亲宗室之女，封她为“文成公主”，积极准备着送她入藏和蕃。

贞观15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派江夏郡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番，松赞干布时年25岁。这支送亲队伍里，有文成公主的陪嫁侍婢，还有一批文人和乐师以及农技人员，他们携带着大量的书籍，乐器，粮食种子等。他们是去干什么的呢？原来，此时吐番已击败了吐谷浑（今青海一带），成了西南的霸主。唐太宗认为，只有对吐番加强笼络，搞好关系，才能保证大唐边陲的稳定，因此要从经济和文化方面对他们进行帮助，使吐番归顺大唐。文成公主实际上就是肩负着这项和睦邦交的任务而远嫁的。
松赞干布欢天喜地与文成公主成亲，夫妻恩爱，并在拉萨布达拉山为她修建宫殿。松赞干布下令臣民拜汉族的文士为师，学习汉族的文化和农技，种植谷物，学习演奏乐器，还派了一批又一批贵族子弟远赴长安学习。文成公主协助松赞干布推行改革，吐番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称霸西域，成为大唐王朝西方的有力屏障。整整30年，边疆无事，藏汉和睦相处。
贞观23年，唐太宗驾崩，太子嗣位为高宗。松赞干布去世后，吐番与吐谷浑关系恶化，双方均上书唐朝请求裁决，可唐高宗迟迟不予办理。吐番起兵击溃吐谷浑，不料触怒唐高宗。唐朝派薛仁贵督师讨伐，被吐番打得一败涂地，损兵折将，从此，吐番不服大唐，连年兴兵进犯大唐边境，永无宁日。文成公主和蕃，不仅巩固了西南边防，更把汉民族文化传布到西域，促进了藏汉两族人民的友谊，这是唐太宗的英雄业绩。唐高宗不能善加利用，决策错误，轻易挑起战争，使得文成公主苦心孤诣所营造的和睦局势，毁之一旦，岂不可惜！
古代的“和亲”又岂止文成公主，昭君出塞说的是公元前54年，汉元帝送宫女王昭君远嫁蒙古呼韩邪单于的故事。古之匈奴，即今之蒙古族，这个骑马的民族，进犯中原，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历史上曾长期为汉族人的大患，筑万里长城挡也挡不住。可是，昭君出塞和亲，换来了汉蒙两族人民60多年的和睦相处。内蒙许多地方修建有昭君墓，王昭君永远活在蒙古族人民的心中。同样，文成公主死后，吐番人到处为她立庙设祠，至今藏族人仍把她视为神。这些祠庙和坟墓，成了汉蒙汉藏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
对古代的和亲政策虽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其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否定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说“在我看来，和亲政策比战争政策总要好得多。”今虽不搞“和亲”，但“和为贵”仍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对拉萨极少数作恶分子是须要依法惩处的，但对绝大多数藏民要以攻心为上，以教育为主，以宽大为怀，消除民族仇恨，促成民族和解，以维系汉藏两族人民的友谊万古长存，西南边陲安定无事。

廉颇与蔺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