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南宋年间的“端平入洛”?
端平入洛,是指南宋在联合蒙古灭金朝之后,出兵收复位于河南的原北宋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三京的军事行动,由于粮草不济以及没有骑兵等原因,最终被蒙古军大败而退回原来的防线。
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南宋在联合蒙古灭金国后收复位于河南的原北宋领土,最终被蒙古军大败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也标志着宋蒙战争的全面爆发。
战争影响
激化蒙宋矛盾
端平入洛行动为蒙古大举进攻南宋提供了口实,给南宋提早带来了边患。宋、蒙联合灭金使双方关系暂时得到缓和,但蒙军的北撤不过是待机而动,“端平入洛”正中其计。
1234年年底,蒙古使者王檝来到临安,谴责宋廷“败盟”。
1235年春,元太宗遣皇子凉王阔端和曲出出师攻宋,宋蒙战争全面爆发。
削弱南宋国防
由于入洛之师的溃败,宋军伤亡惨重,大量器甲、舟车、粮食,悉委敌境,造成江淮空虚,无人守御。
加深宋廷混乱
端平入洛失败后,宋廷官员不是总结经验教训,精诚团结,一致对敌,而是再一次互相攻讦;主战者固然消极灰心,主守者也提不出任何良策,造成朝政的更大混乱。
对外态度转变
宋理宗的对外态度发生了大转变。
端平入洛的失败给了他很沉重的打击,先前一度高涨的热情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消极保守,并且贯穿在他之后的朝政中。宋孝宗虽然隆兴北伐失利,还是和虞允文念念不忘收复中原,在治理内政上也颇有作为。宋理宗则是这次挫折后再也没有打起精神,余玠之死、刘整之叛等等南宋灭亡的种子就是在宋理宗当政的后期埋下的。
南宋君臣忽视了自身实力不足的客观事实,在作战过程中未对后勤保证予以足够重视。端平入洛的失败,不仅致使南宋人力、物力和财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为蒙古出兵攻宋提供了口实,可以认为是长达半世纪的宋蒙战争的导火索。
宋军在端平入洛上,关键是输在了战役层面:后勤补给与诸军配合。这很大程度上是南宋没有协调好自己内部矛盾的结果
端平入洛,是指发生在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在联合蒙古灭金国后,出兵收复位于河南的原北宋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三京的一次军事行动。由于粮草不济以及缺少骑兵等原因,最终被蒙古军大败而退回原来的防线。此次行动成为了蒙宋战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
面对蒙古使者的来访,很多大臣都赞同联蒙灭金,只有赵范反对,他认为应借鉴宋徽宗海上之盟的教训。但是宋理宗并不理睬赵范,并同意了蒙古的要求,而蒙古则答应灭金之后,便将河南归还给南宋,但是也只是口头上的承诺,这也为后面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久攻蔡州不下,且军中缺粮,于是便向宋朝求援。宋朝按联盟要求派孟珙率兵两万、粮草三十万石进攻蔡州。端平元年(1234年)一月,蔡州被攻破,金哀宗自缢而亡,金国灭亡。
攻破蔡州之后,孟珙将金哀宗的遗骨带回到都城临安,宋理宗将金哀宗的遗骨送到太庙告慰徽、钦二帝,南宋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同时,他们也认为收复故都指日可待了。
只能说他们有这个心很好,知道要收复失地,但没认清自己的实力,彻底暴露了王朝的腐朽与没落
端平入洛为什么会让南宋迅速滑入灭亡的深渊呢?
公元1234年正月,也就是南宋的端平元年一月,宋蒙两国联军攻破苟延残喘的金国朝廷最后的驻地蔡州城,金哀宗自缢而死,金国宣告灭亡。战后,南宋朝廷按照和约,命令前线大军的统帅孟珙率军南撤,而蒙古一方,窝阔台大汗则是认为黄河以南的蒙古大军粮草不足,而天气又日渐转热,蒙古将士思归心切,于是下令撤军黄河以南。此时的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大片地区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刚刚亲政不久的宋理宗见此,认为这是收复故土的最佳时机,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径直命令两淮大军在赵葵、全子才等人的率领下出兵北伐。
端平元年七月,全子才率军收复开封,实现了从岳飞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一辈子都没能实现的梦想,但是此时的开封城已经没有了昔日《清明上河图》中的繁荣,宋军后勤补给线被严重破坏,粮草一时之间供应不上,全子才不得不等待赵葵的大军会师。
七月底,赵葵率领大军赶到开封,却认为全子才贻误战机,改令亲信统率全子才所部大军,在粮草不济的情况下攻打洛阳。可是,窝阔台此时调集大军正在向洛阳赶去,入洛的宋军经龙门之战、洛东之战后,近乎全军覆没,全军大将出徐敏子仅以身免外,悉数战死。在宋理宗以及南宋丞相郑清之的不断催促下,镇守川渝的大将赵彦呐,接替弟弟赵葵镇守两淮的赵范仍旧按兵不动,坐看前线大军遭到蒙古大军的打击而败亡,这场草草收场的北伐被称之为“端平入洛”。
那么,这场草草收场的“端平入洛”,给南宋带来了什么影响,为什么南宋会在此战结束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便滑入深渊,走向了灭亡呢?
第一个影响就是宋理宗本人深受打击,从此不理朝政。
我们都知道,纵观南宋一朝的始末,除了一开始岳飞、韩世忠等人的北伐之外,南宋大规模的北伐行动便只有“隆兴北伐”、“开禧北伐”和这一场“端平入洛”。在这三场北伐中,宋理宗发动的“端平入洛”与宋孝宗发动的“隆兴北伐”何其相似?这两位爷都是在大部分大臣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发动了北伐,宋孝宗更是直接绕过三省六部还有枢密院,直接给前线将领下达作战命令。不过,这两位爷在遭遇了失败之后的表现那可是截然不同的!
宋孝宗虽然在隆兴北伐中遭遇了惨败,但是在签订了屈辱的“隆兴和议”之后,还是和主张收复失地的名臣虞允文念念不忘地想要收复故土,在内政上,更是一力促成了“乾淳之治”。
而后来的宋理宗呢?在“端平入洛”的惨败之后,精神仿佛就彻底垮掉了,先前想要做出一番大事业的高涨热情也一去不返,从始至终都是消极保守,并且开始不理朝政,整日在后宫之中,与后妃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先后任用丁大全、贾似道等奸臣,使得朝政混乱,南宋国力大损。
第二个影响就是激化了南宋与蒙古之间的矛盾,使得宋蒙战争一触即发。
在“端平入洛”发生之前,因为蒙古帝国正在大规模的西征,加上此前二十多年的蒙金战争,蒙古帝国的国力已经严重透支,蒙古将士对炎热的南方天气并不习惯,蒙古帝国内部对于是否南下灭掉南宋,什么时候出兵南下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争执。阔窝台大汗下令黄河以南的蒙古大军北撤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蒙古帝国内部的争执不休(也有人认为是要诱使南宋出兵北上)。
可是,很快南宋就为蒙古帝国做出了选择,“端平入洛”发生了,南宋不宣而战,阔窝台与蒙古帝国的文武大臣勃然大怒,所向披靡的蒙古帝国竟然受到了挑战,在击溃了入洛的宋军之后,蒙古派出使臣前往临安怒斥宋理宗“毁约败盟”,次年,阔窝台调兵遣将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宋蒙战争由此爆发。
第三个影响就是使得南宋国防力量大幅削弱,而且南宋陷入了混乱之中。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赵葵率领的北伐大军,是从两淮的宋军之中抽调的精锐,在“端平入洛”失败之后,赵葵麾下大军损失惨重,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造成了两淮防线防御力量空虚,南宋的国防遭到大幅削弱。
而且,在“端平入洛”失败后,南宋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形势,南宋官员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吸取教训,团结一致,抵御外敌,而是开始相互攻击,相互倾轧,既没有及时派出良将镇守边关,又没有人拿出良策,反而对于那些建立功勋的将领不断猜忌,先是使得主持京湖防线的名将孟珙被迫辞官,郁郁而亡,随后镇守川渝的名将余玠在被诬陷的惊悸之中暴毙,又将熟知南宋虚实的名将刘整“逼反”,使得南宋门户洞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宋理宗在位的时候有什么作为
您好!
下面就是宋理宗的一生:
理宗赵昀,宋代第十四位皇帝。理宗以一介平民的身份,18岁被史弥远带到京城,未及两年就登上了帝位,其经历不可不谓奇特。理宗在位41年,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前10年在史弥远的控制下,无所作为;史弥远死后,理宗亲政,在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人称“端平更化”,持续了从端平元年(1234)到淳祐十二年(1252)的近20年时间;在他统治的最后10余年,理宗丧失了早年的锐气,沉迷于享乐,国势日渐衰微。
废立阴谋:从平民到皇帝的奇旅
开禧元年(1205)正月初五,赵昀出生于绍兴府山阴县虹桥里。父赵希?,母全氏。理宗为太祖十世孙,与宁宗同属太祖后裔,但宁宗属于秦王德芳一支,理宗则属于燕王德昭一支,至南宋后期,两支在血缘关系上已十分疏远。德昭一支很早就已经没落,失去王爵。作为德昭的后代,赵昀的曾祖和祖父均无官职,父亲赵希?也不过是一个九品县尉。因此,赵昀虽属赵宋皇室,但社会地位并不高,与平民无异。赵昀原名赵与莒,还有一个弟弟赵与芮,兄弟二人年纪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全氏无力抚养孩子,回到娘家寄居。赵与莒的舅舅是当地的保长,家境尚好,赵与莒兄弟就在全家长大,直至后来被史弥远选入宫中,登上帝位。
宁宗先后有8个儿子,但都未及成年就夭折了。嘉定十四年(1221)六月,宁宗把弟弟沂王赵?m的儿子赵贵和立为皇子,改名赵竑。此时,史弥远已当了10余年宰相,他与杨皇后内外勾结,专权擅政,朝廷内外大臣多由其举荐,几乎没有人敢违背其意愿。皇子赵竑对史弥远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史弥远对此也有所觉察。他听说赵竑喜欢弹琴,就送了一个善于鼓琴的美女给赵竑,让她窥探赵竑的言行。赵竑缺乏政治头脑,竟然非常宠爱这个与自己有着同样爱好的女子,甚至将她视为知己。这种引狼入室的愚蠢之举,为其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史弥远对赵竑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自然占尽先机,很容易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赵竑曾把史弥远和杨皇后所做的不法之事记录下来,说:“史弥远应该发配八千里。”他还指着地图上的琼、崖说:“我今后作了皇帝,一定要把史弥远流放到这里。”甚至私下里称史弥远为“新恩”,意思是今后要把史弥远流放到新州或恩州。这种言行无异于授人以柄,也是赵竑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赵竑的老师真德秀曾劝赵竑,要韬光养晦,孝敬杨皇后,善待史弥远,不可锋芒太露,否则会很危险,但赵竑很难接受。
赵竑的言行令史弥远非常恐惧,便处心积虑地要废掉赵竑,另立太子。他委托门客余天锡物色一位贤良的宗室子弟,以便将来替代赵竑。嘉定十四年,余天锡回乡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路过绍兴时,忽逢大雨,恰好来到全保长家避雨。全保长听说来人是史弥远的门客,便盛情款待。席间,全保长将赵与莒兄弟介绍给余天锡,说二人是皇室血脉。余天锡回到京城后,将此事告知史弥远。史弥远派人将孩子接到临安,亲
自考
察。赵与莒相貌端正,史弥远一见就大为惊奇。史弥远让赵与莒写字,他竟然写下“朕闻上古”四字,史弥远不禁万分感慨:“此乃天命!”但为防止计谋泄露,仍将兄弟二人送回全保长家,等待时机。
一年后,史弥远将赵与莒兄弟接到临安。他找到当时的名儒郑清之,私下对他说:“皇子赵竑不能担当大任,听说赵与莒很贤良,你要好好教导他。事成之后,我现在的位置就是你的了。但此事不能泄露,不然,你我都要满门抄斩。”郑清之答应了。郑清之为教育赵与莒尽心竭力,他曾经拿出高宗的字画让赵与莒临摹,并在史弥远面前极力称赞赵与莒的“不凡”之处。史弥远听到后很高兴,废立的意志更加坚决。嘉定十五年,在史弥远的推荐下,赵与莒被立为沂王赵?m之后,改名贵诚。这是废立最重要的步骤,实际上是人为地将他作为宁宗的亲侄子,具备了当选皇子的资格。同时,史弥远绞尽脑汁地在宁宗面前揭赵竑的短处,挑拨赵竑与宁宗、杨皇后之间的关系,使得二人对赵竑都颇为不满。史弥远进而向宁宗建议增立赵贵诚为皇子,宁宗虽对赵竑不满,但两个都非亲生的“皇子”同时存在,终归不是件好事,更何况以血缘关系而论,赵竑才是自己的亲侄子,因而没有同意史弥远的建议。真德秀听说了史弥远的举动,担心招致杀身之祸,辞去了赵竑老师的职位。赵竑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谋臣,在与史弥远的斗争中更加孤立无援。
嘉定十七年八月,宁宗病重。史弥远派郑清之赴沂王府,向赵贵诚表明拥立的意思,但赵贵诚始终一言不发。最后,郑清之说:“丞相因为我与他交往时间很久了,所以让我担任你的心腹。现在你不答一语,我怎么向丞相复命?”赵贵诚这才拱手答道:“绍兴老母尚在。”这一回答看似答非所问,却既表明了想作皇帝的意愿,又不失稳重。郑清之回报史弥远后,两人更加赞叹赵贵诚“不凡”。
有了赵贵诚的意向,史弥远开始实施他的废立阴谋。宁宗弥留之际,他将两府大臣和负责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都拦在宫外,另外召郑清之和直学士院程?厝牍泌怨蟪狭⑽首樱兔溃谖涮┚诙仁埂⒊晒拐躁烙胝愿f处在了平等地位,也为赵昀继承皇位奠定了基础。
闰八月三日,宁宗去世。关于宁宗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相关史料没有交待宁宗身患何病。尽管此事难以查明,但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宋史》援引邓若水的奏章,明确指出宁宗并非寿终正寝,而是被谋害的,这是史弥远急于废立的结果。另据《东南纪闻》记载,宁宗病重时,史弥远献金丹百粒,宁宗服用后不久去世。这样看来,史弥远毒杀宁宗的嫌疑相当大。
宁宗死后,谁来继承皇位,宁宗杨皇后的态度至关重要,没有她的同意,新皇帝就得不到承认。史弥远派杨皇后的侄子杨谷、杨石前去说服杨皇后,得到了她的支持。史弥远立即遣宫使去接皇子,临行前命令:“现在宣的是沂靖惠王府的皇子(指赵昀),不是万岁巷的皇子(指赵竑),如果接错了,你们都要处斩。”此时,赵竑已经得知宁宗去世的消息,万分焦急地在门口张望,等人宣召他入宫。他见宫使从自家门口经过,却没有进来,过了一会,又簇拥着一个人匆匆而去,感到十分迷惑,殊不知这正是赵昀被接进宫中。赵昀进宫以后,入拜杨皇后,杨皇后说:“汝今为吾子矣。”既然杨皇后将赵昀视为自己的儿子,就等于承认了他是帝位的合法继承者。
赵昀见过杨皇后以后,被带到宁宗灵柩前举哀。举哀结束后,才召赵竑入宫。赵竑入宫时,随从都被拦在宫外。史弥远带赵竑至宁宗柩前举哀,然后令亲信殿前都指挥使夏震陪同他,实际上是把赵竑监管起来。随后召集百官朝会,听读遗诏,仍引赵竑到以前的位置。赵竑非常奇怪,问道:“今日之事,我岂当仍在此位?”夏震骗他说:“未宣读先帝诏命以前还应该在此,宣读以后才即位。”赵竑以为有理,转头却发现烛影中已经有一个人坐在御座上。遗诏宣布赵昀即位,百官下拜,恭贺新皇帝登基。赵竑这才恍然大悟,悲愤万分,不肯下拜。夏震强按着赵竑的头逼他叩头,登基仪式终于完成。赵昀以一介平民,在三年的时间内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为宋朝第十四代皇帝,即理宗。
理宗即位时,假托遗诏,授赵竑开府仪同三司,封济阳郡王,判宁国府。不久,又宣布进封赵竑为济王,赐第湖州,将赵竑赶出了京师。
史弥远的废立之举,引起朝野内外的普遍不满,湖州百姓首先发难。宝庆元年(1225)正月,湖州百姓潘壬、潘丙兄弟及其从兄潘甫密谋拥立赵竑为帝,派人与山东“忠义军”首领李全联系。李全表面上与湖州方面约定起事日期,表示届时将进兵接应,但到了日期却并未前来。潘氏兄弟恐事情泄露,遂聚集一些太湖渔民和湖州巡卒,约数百人,于正月初九夜里,打着“忠义军”的旗号,闯入济王府,声称要拥立赵竑为帝。赵竑闻讯,急忙躲进了水洞,但还是被找了出来。潘氏一行将赵竑带到湖州治所,硬将黄袍加在济王身上。赵竑号泣不从,但潘壬等人以武力胁迫,赵竑无奈,只得与潘氏兄弟约定,不得伤害太后及理宗。得到允诺后,赵竑即皇帝位。湖州知州谢周卿也率部属来恭贺新皇帝即位。这就是“湖州之变”,也称“济王之变”。宋太祖陈桥兵变两个多世纪后,他的后代再次上演了一次“黄袍加身”的闹剧,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到了天明,赵竑才发现拥立自己的并非什么“忠义军”,只是一些渔民和巡卒,人数尚不足百。赵竑知道这些人乃乌合之众,难以成事,便派人赴临安告发,并亲率州兵讨伐。朝廷派来的军队抵达时,叛乱已被平定。潘甫、潘丙被杀,潘壬逃跑以后,也被抓获,押到临安处死。“黄袍加身”的闹剧就此草草收场。
湖州之变给理宗和史弥远带来极大震动,只要赵竑活着,就是皇位的巨大威胁,若不彻底解决,必将后患无穷。赵竑本来无病,史弥远却派余天锡以给赵竑治病为名来到湖州,逼赵竑自杀,并杀害了赵竑年幼的儿子。随后朝廷以赵竑病重不治布告天下,原本的皇位继承人就这样含冤而死。赵竑死后,理宗和史弥远为掩人耳目,也为了平息朝野内外的非议,辍朝表示哀悼,又追赠赵竑为少师。不久,理宗就在史弥远的建议下收回成命,追贬赵竑为巴陵县公,将他打成朝廷的罪人。
湖州之变,赵竑被人胁迫,并非事先预谋,后来还亲率州兵,讨平了叛乱,但仍然含冤而死。他的悲惨遭遇,引起举国上下的广泛同情。朝廷对湖州之变的处理结果,又激起正直之人的义愤。名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邓若水等人纷纷上书,为济王鸣不平,指责理宗处理此事不当。理宗却说:“朕待济王亦至矣。”意思是对赵竑已经仁至义尽了,进而压制各界的抗议,那些为赵竑鸣冤叫屈者纷纷被贬离朝,一时“朝臣泛论,一语及此,摇头吐舌,指为深讳”。可是终南宋之世,为赵竑鸣冤的声音始终没有停止,每当遇到灾异、战事,就会有朝臣旧事重提,将天灾人祸与赵竑的冤狱联系起来。直到恭帝时,谢太后主持朝政,在臣僚建议下恢复了赵竑名号,选宗子为其继承香火,这一公案才告一段落。
虽然赵竑是被冤致死,但平心而论,他在湖州之变中还是有责任的。尽管是受了胁迫,但他毕竟在“叛贼”的拥立下登上了皇位,率兵讨叛也是在发现拥立者不足成事以后。凭这两条,理宗就有理由将他治罪。当然,赵竑虽有罪,却罪不致死,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将赵竑处死,未免阴狠,也可看出理宗和史弥远为了保住费尽心机得到的地位而无所不用其极。
端平更化:有名无实的中兴之梦
理宗夺位后,自然想要有所作为,以显示其比赵竑更有能力中兴宋室。他勤奋好学,寒暑不辍,为政十分勤勉。又招揽人才,整顿吏治,在各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整顿措施。但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理宗很快就收起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心甘情愿地充当起史弥远的傀儡。
理宗即位时,南宋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理宗为代表的皇权、杨太后代表的后权和史弥远代表的相权。杨太后对理宗继位现实的承认,换来了理宗登基后垂帘听政的地位。宋代自真宗刘皇后以来,虽有垂帘的先例,但多是皇帝年幼、不能视事的的情况下由太皇太后或皇太后代行天子之职。理宗即位时已经20岁,并非幼主,在这种情况下,杨太后垂帘就违背了“后妃不得干政”的祖宗家法,自然会引起朝野上下的种种议论。另一方面,已经成年且志在中兴的理宗对杨太后的垂帘当然不会没有意见,一次宴会上发生的事情大体可以反映出双方在垂帘问题上的心结。宝庆元年上元节,理宗设宴恭请杨太后,席间一枚烟花径直钻入杨太后椅子底下,杨太后大惊,“意颇疑怒”,然后拂衣而去。理宗随即聚集百官谢罪,并要处罚安排宴会的内侍,杨太后笑着说:“难道他特地来惊我,想来也是不小心,赦免了他吧。”母子于是和好“如初”。此事看起来虽小,但杨太后却把它与自己的垂帘联系起来,以为这是理宗要自己撤帘的警示。联想理宗、史弥远在废立过程中的毒辣手段,杨氏家族对此不能不作出选择,不久,杨石就向杨太后陈说厉害,劝其撤帘。杨太后听从了,于宝庆元年四月七日宣布撤帘,距她开始垂帘仅过了七个月。
随着杨太后的撤帘,政治舞台上的“后权”也告消失,其格局演变为君权与相权的对峙。理宗虽然在太后撤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错的政治手腕,但面对老辣的史弥远,他的算计顶多只能是小儿科而已。理宗18岁才被史弥远带到京城,在朝中毫无根基,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与威望。其得以登上帝位,全靠史弥远扶植。理宗很清楚,要想巩固来得名不正言不顺的帝位,必须要有史弥远的支持。皇子赵竑的遭遇,更使理宗亲眼目睹了史弥远翻云覆雨的手段。基于这种考虑,理宗很快就将政事完全交给史弥远处理,自己则韬光养晦,心甘情愿地过起了碌碌无为的日子。从这一点来看,理宗确实比皇子赵竑要富于心机,也更懂得权力斗争中的生存策略。
宝庆、绍定年间,史弥远把持朝政,独断专行,他的党羽几乎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职位。尽管史弥远权势熏天,仍然不断有忠义之士不畏权势,上书指斥其专权擅政。理宗意识到,自己与史弥远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已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否定史弥远就等于否定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因此他一直对史弥远优容袒护,褒宠有加。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重不治,理宗封其为卫王,谥忠献。理宗公开宣布“姑置卫王事”,即将史弥远的事情搁置起来,禁止臣僚攻击史弥远的过失。这样,在史弥远的挟持下,理宗度过了默默无为的10年。
史弥远死后,理宗终于得以“赫然独断”,一展胸中抱负。绍定六年(1233)十一月,理宗宣布明年改元为端平。从端平元年(1234)到淳祐十二年(1252)的近20年间,理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
理宗虽仍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却毫不留情地剪除其党羽。史弥远的得力助手“三凶”首先被贬斥出朝。“三凶”指台谏官梁成大、莫泽、李知孝三人,他们禀承史弥远风旨,不遗余力地攻击政敌,凡是违背史弥远意愿的朝廷内外官员,都在他们弹劾下纷纷落马。端平元年六月,理宗将三人流放,追夺官爵。其他史弥远的亲信党羽,也纷纷被贬。
罢斥史党的同时,理宗任用了一批贤良之士,深孚众望的真德秀、魏了翁被请回朝廷任职。吸取史弥远专权的教训,理宗在选择宰相时非常谨慎。《宋史·宰辅年表》记载,理宗在更化期间任用过37名宰执,大多皆一时之选。在这些人的主持之下,这一时期的朝政也较为稳定。台谏官本是朝廷耳目,史弥远专权期间,却沦为他攻击政敌的工具,至此,理宗重新将选拔台谏官的权力收归皇帝。这一时期理宗任用的台谏官,也大多立论忠直,颇能胜任其职。
纵观理宗更化期间的用人,大多皆贤良称职,一时朝堂之上,人才济济,政风为之一变。因此,时人将“端平更化”称为“小元祐”。不过,“端平更化”虽然声势很大,但并没有改变南宋走向衰落的趋势。虽然网罗了不少贤良之士,但他们“所请之事无一施行”,朝令夕改,最终无所建树。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的各项措施也大多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因此,相对它的具体实效,“端平更化”更多体现出的是理宗欲求有所作为的一种态度。
端平入洛:收复故都梦想的破灭
理宗在对内推行新举措进行“更化”的同时,对外政策也有了诸多变化。南宋中后期,蒙古在北方地区迅速崛起,成为继辽、西夏、金之后又一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宋朝内部就对外政策产生了争议。一些人出于仇视金朝的情绪,主张联蒙灭金,恢复中原;另一部分人则相对理性,援引当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强调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以金为藩屏,不能重蹈覆辙。无休止的争论使宋朝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既不联金抗蒙,也未联蒙灭金。然而,随着蒙古与金朝之间战事的推进,金朝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理宗最终还是作出了决策。
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蒙古遣王?v(jí)来到京湖,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上报中央,当朝大臣大多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以报靖康之仇,只有赵范不同意,主张应借鉴徽宗海上之盟的教训。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理宗把这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让史嵩之遣使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则答应灭金以后,将河南归还给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为后来留下了巨大的后患。
金哀宗得知宋蒙达成了联合协议,也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说:“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意思是支援金朝实际上也是帮助宋朝自己保家卫国。理宗拒绝了金哀宗的请求。
理宗任命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主持灭金事宜。绍定六年,宋军出兵攻占邓州等地,于马蹬山大破金军武仙所部,又攻克唐州,切断了金哀宗逃跑的退路。十月,史嵩之命京湖兵马钤辖孟珙统兵二万,与蒙军联合围攻蔡州。端平元年正月,蔡州城被攻破,金哀宗自缢而死,金国灭亡。
蔡州城破后,孟珙在废墟中找到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南宋沉浸在报仇雪恨的狂喜之中。理宗将金哀宗的遗骨奉于太庙,告慰徽、钦二帝在天之灵。自北宋被金朝灭亡的一个世纪以来,回到故都汴京成为南宋臣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宗泽、岳飞的抗金活动和开禧北伐等都是对这种理想的实践。但面对强大的金朝,回到故都看起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金朝的灭亡,使理宗君臣似乎看到了把理想变为现实的绝好机会。
宋蒙联手灭金时,并未就灭金后河南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金亡以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以赵范、赵葵兄弟为代表的一些人欲乘机抚定中原,提出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的建议。而大部分朝臣对此都持反对态度,认为此时并非出兵的时机,南宋目前的力量还不足以与蒙古为敌。刚刚摆脱史弥远控制而得以“赫然独断”的理宗,面对此种“大好时机”,屡屡发出“中原好机会”的感叹。收复故土、建立盖世功业的念头最终促使他作出了出兵中原的决定。他罢免了反对出师的吴渊、吴潜和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端平元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赵范节制江淮军马以为策应,正式下诏出兵河南。
六月十二日,宋军进军河南。全子才收复南京归德府。随后向开封进发,开封蒙军都尉李伯渊、李琦、李贱奴长期遭受主将崔立的侮辱,此时三人杀掉崔立,献城投降。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经历了战火的开封此时已是一片废墟,宋军收复的只是一座空城,但毕竟他们还是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的理想,圆了“靖康之难”以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
全子才占领开封后,后方没有及时运来粮草,以至全子才无法继续进军,贻误了战机。半个月后,赵葵又兵分两路,在粮饷不继的情况下继续向洛阳进军。宋军到达洛阳,遭到蒙军伏击,损失惨重,狼狈撤回。留守东京的赵葵、全子才看到战机已失,加上粮饷不继,率军南归。其他地区的宋军也全线败退,理宗君臣恢复故土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南宋损失惨重,数万精兵死于战火,投入的大量物资付诸流水,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端平入洛”使蒙古找到了进攻南宋的借口,蒙古由此开始了攻宋战争。朝野上下对于出兵河南的失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议论纷纷,而对这种局面,理宗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安定人心。
荒殆晚年: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端平入洛”之后,理宗已是一个50多岁的老人,宋军的惨败令他痛心疾首,此后的连年战争更使他疲于应付,他逐渐丧失了当初勤政图治的锐气,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廷和后宫也出现了一批窃威弄权之徒,朝政大坏。
阎妃是理宗晚年最宠爱的妃子。淳祐九年(1240)九月,理宗封阎氏为贵妃。理宗对阎妃赏赐无度,动用国库为其修功德寺,比自家祖宗的功德寺还要富丽堂皇,时人称之为“赛灵隐寺”。阎妃在理宗的宠爱下,骄横专恣,干权乱政。
鉴于唐代严重的宦祸,宋代对此防范很严,“宦官不得干政”已成为宋代的一项祖宗家法。但理宗后期,追求享乐,昏庸嗜欲,宦官弄权也随之而起。董宋臣是理宗的贴身内侍,善逢迎,很得理宗的欢心。理宗去禁苑赏荷花,苦于没有凉亭遮日,董宋臣揣摩上意,一天之内就修建了一座凉亭,理宗十分高兴。冬天,理宗又去赏梅,董宋臣已事先在梅园建造一座亭子,理宗责备他劳民伤财,董宋臣说不过是把荷亭移到这里,理宗又大赞他办事得体。理宗晚年好女色,三宫六院已满足不了他的私欲,董宋臣引临安名妓唐安安入宫淫乐。起居郎牟子才上书劝诫理宗:“此举坏了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理宗却让人转告牟子才不得告知他人,以免有损皇帝的形象。姚勉以唐玄宗、杨贵妃、高力士为例劝诫理宗,理宗竟然恬不知耻地回答:“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也。”在理宗看来,自己虽然“不德”,但与唐明皇相比还是有相当差距的,然而这种差距也无非是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罢了。董宋臣在理宗的宠信下,勾结宰相丁大全,恃宠弄权,不可一世,人们把他称为“董阎罗”。宋人记载当时宦官专权的情况,说:“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也。”
丁大全长像“蓝色鬼貌”,为人“奸回险狡,狠毒贪残”,时人称之为“丁蓝鬼”。他娶了一位外戚的婢女,以此来攀附高层权要。后来又靠逢迎阎贵妃、宦官卢允?N、董宋臣等人,逐渐身居要职,升任侍御史兼侍讲。丁大全本人寡廉鲜耻,贪财好色,他为儿子聘妇,见儿媳长相标致,竟夺为己妻,为世人所不耻。当时宰相董槐为人刚正不阿,丁大全希望巴结董槐以取高位,为董槐拒绝,丁大全由是日夜谋划报复董槐。宝祐四年(1256),理宗下诏罢免董槐,丁大全恰好也于此时上章弹劾董槐,于是他没等罢免诏书下达,就在半夜率士兵百人持刀包围董槐家,恐吓董槐要把他送交大理寺审讯,随后将董胁迫至临安城外,弃之而去。丁大全驱逐宰相的举动使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太学生陈宗等六人上书揭露丁大全之奸,时人誉之为“六君子”。丁大全反过来指使台谏官翁应弼、吴衍弹劾六人,最后将六人开除学籍,流放边州,同时禁止三学(太学、宗学、武学)学生妄议国政,消弭来自朝廷内外不同的声音,并借机扼杀反对其擅权的力量。
在外廷与丁大全勾结的是马天骥。马天骥,字德夫,衢州人。理宗之女周、汉两国公主下嫁,马天骥绞尽脑汁送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大礼,得到理宗的欢心,与丁大全同时被任命为执政。
阎、马、丁、董四人内外勾结、专擅弄权引起很多正直人士的不满,有人在朝堂门上写下八个大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意在警告理宗如果再信用奸佞,国家前途堪忧。(“阎马”,谐音“檐马”,乃屋檐下悬挂的铃铛,此处指阎贵妃、马天骥。)理宗大怒,派人追查,数月以后仍一无所获,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理宗意识到自己在用人方面的失误,也采取一些措施加以补救。宝祐五年六月,马天骥任执政刚刚8个月就被罢免。开庆元年(1259),蒙古入侵,丁大全由于隐瞒军情,被罢免了宰相职务,在众人的论劾之下,理宗将其流放海岛,途中被押送官毕迁挤落水中淹死。阎贵妃也于景定元年(1260)病逝。只有宦官董宋臣,理宗虽于景定元年将他流放到安吉州编管,但对他始终眷遇有加,董宋臣比理宗早死几个月,理宗特赠其为节度使,以示优宠。
景定五年(1264),理宗病逝。次年,被葬于绍兴府会稽县永穆陵,庙号曰“理”。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理宗以尊崇理学著称,理学在他统治期间,被抬到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后人多认为理宗庙号曰“理”即是以此之故。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最
“端平入洛”是什么,南宋野战军战力不俗为何还是失败了?
端平入洛是南宋王朝晚期历史中一次争议极大的事件,南宋在金国灭亡过后想挥师收复三京,但是最后却以损失惨重、功亏一篑而结束,失败的原因就是自己作战的体制和计划出现了问题。
当时的宋理宗提了端平入洛,孟珙,史嵩之他们都是反对入洛的计划的,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军队即使入洛了,等到冬天来临,休整好的蒙古大军渡过黄河直接南下,宋军很难逃过被歼灭的命运,而当时的宋理宗提出来这个计划的理论基础是“拒关守河”,但是在此之前,金国在三峰山之战前保留的野战军接近二十万,面对那么多的大军,宋国当时的全部兵力也就在十五万左右,年轻好胜的宋理宗和郑清之、赵葵他们都是主战的,其余的满朝大臣大部分都反对这一计划。
入洛计划实际参加的军队才有六万,当时的宋理宗主持是襄阳和淮西两条路线,一同出击,但是考虑到粮食的运转就从淮西进军,当时的天气正值盛夏,蒙古军主力都在黄河以北避暑,只有少量被蒙人收编的金军留在了河南,所以宋军很快就收复了商丘、汴京这二个地方,然后宋军改变成二支队伍,第一梯队遭到了蒙古军掘开黄河河堤导致洪水泛滥,粮食运转出现了问题,这时候宋军也就缺少粮食了,第二梯队又遭到了敌军的袭击被杀个片甲不留。当时的第一梯队勉勉强强还可以和敌军作战,敌军接近三万人,第一梯队才1.2万人,可以看出南宋的野战军实力也不弱,对峙方面也不落在下风。但是第二梯队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也没有等到支援不得不放弃营地向南撤退,损失惨重。
得到了这个消息后,赵葵全子才大惊失色,连忙带领剩下的3万部队逃回淮西。端平入洛之战,南宋王朝损失了接近3万野战军,消耗了大量粮草和军需物资,蒙军战斗力比起宋军没有多少优势,在事实上在蒙宋战争中,蒙古人是依靠人海战术获得胜利,反观南宋拥有数千万人口的王朝举国可用的野战军长期维持在十万出头的数量,仅有蒙古军在东亚野战军数量的一半左右,剩下的都是弱卒,这场战争可以看出是南宋体制的问题。
主要就是粮草不够,以步兵对抗骑兵完败。
端平入洛是在南宋端平元年南宋收复三京的军事行动。因为粮草不够了,而且骑兵也没多少,打不过蒙古骑兵。
端平入洛,是南宋王朝晚期历史中一次争议极大的事件。金国灭亡后,南宋挥师北上试图收复三京(洛阳、开封、商丘),却以损失惨重、功亏一篑告终。很多人对于名帅孟珙未能指挥这场战役非常惋惜。但实际上,孟珙是反对入洛计划的,他和老上司史嵩之都认为,双方国力差距太大,即便入洛侥幸成功,等到严冬来临,休养得神完气足的蒙古大军渡过黄河南下,河南的宋军很难逃过被歼灭的命运
端平入洛,是指发生在端平元年,南宋在联合蒙古灭金国后,出兵收复位于河南的原北宋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三京的一次军事行动。 至于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南宋当局缺少骑兵,再加上粮草供应不足的原因导致、
是什么让“平民皇帝”宋理宗放弃理想,走向堕落?
作为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宋理宗,显然要比前面几任皇帝的“料”更多一些。
这位出身草根、在权臣手下隐忍过十年的傀儡皇帝,一亲政便展现出了惊人魄力——铲除奸佞、整顿吏治、兴复理学、改革财政、联蒙灭金,大有中兴之主的架势。然而,到了执政后期,宋理宗却黑化了——他开始变得昏庸无道,荒淫无度,一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曾经的有为青年最终走向堕落?
从希望到失望
宋理宗亲政之初,是充满希望,充满干劲儿的。但是,他很快便遭到了一连串打击。
首先是在外交和军事上失利——
1234年,宋理宗亲政的第二年,南宋先是联蒙抗金,然后又在错误的时机,贸然进攻蒙古所辖的河南地区,史称“端平入洛”。结果宋军惨败,数万精兵死于战场,大量物资付诸东流,南宋的国力受到严重削损。更重要的是,“端平入洛”使蒙古找到了侵略南宋的借口,由此双方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当时朝野上下对于“端平入洛”的失败及其后果议论纷纷,理宗背负着极大的心理压力,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
其次是“端平更化”的惨淡——
理宗亲政之后,便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包括重视理学、进贤黜佞、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南宋朝野出现了短暂的春天,史称“端平更化”。
可是这场改革,雷声大雨点小,最后实际收效甚微。
比如宋理宗重视理学,起用了一批理学名士,但他们入朝后满嘴都是仁义道德,却提不出什么实际方案;而所谓的澄清吏治,也只是小范围花拳绣腿,力度不够,地方贪腐依然严重;为了应对通货膨胀,朝廷一度停发新币,回收旧币,并调用国库平抑物价。但随着蒙古入侵,南宋军费陡升,为了缓解财政压力,朝廷又继续大量发行货币,导致南宋的货币体系接近崩溃……
总之,宋理宗的斗志昂扬与奋发图强,并没有真正将南宋王朝拉回正轨,反倒又增添了许多新的问题。在他执政后期,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几乎全部拉起“警报”。
也许此时的宋理宗信了那句“毒鸡汤”——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于是他开始一泻千里,自暴自弃。
事业上自我放弃
屡遭打击的宋理宗,开始无心政事。
而皇帝的堕落,必然带来权臣的崛起。像丁大全、贾似道等奸佞皆是活跃于宋理宗一朝的中晚期。
1257年,蒙古军分三路南下,从东北、西北、西南三面包抄南宋,情势十分危急。当时丁大全为相,他封锁军情,欺上瞒下,不让宋理宗了解战争的危急形势。直到忽必烈围困鄂州,宋理宗才知道蒙古军来了。
丁大全作罢,贾似道又登场了。1259年,宰相贾似道以宋理宗名义向蒙古称臣,并将长江以北的土地完全割让给蒙古。而他却编造了自己在鄂州前线立功的谎言,获取了宋理宗的宠信。不久,贾似道排挤掉贤相吴潜,自己成为南宋的独相。从此,宋理宗把朝政全面委托给他,南宋进入了贾似道的专权时代。
贾似道手揽大权,培植亲信、肃清异己,一时间朝堂贤良皆被摧残驱赶。为了不让朝臣批评他专权乱政,他对朝臣施展利诱之术,败坏风气,从此南宋朝堂“言路断绝,威福肆行”;为防止自己在鄂州前线与蒙古讲和之事被揭穿,贾似道还扣押蒙古使者郝经长达十六年,使南宋在对蒙外交中处于极其被动的状态……
不知宋理宗是不想管,还是管不了,总之是对贾似道放任自流。
在接班人问题上,宋理宗也犯糊涂,他的两位皇子先后夭折,于是选择了侄子赵禥为接班人,即后来的宋度宗。但是赵禥的身体和智力都发育不足。面对群臣反对,理宗却一意孤行,结果宋度宗即位后,继续重用贾似道,使得南宋王朝更加堕落。
生活上 自我放任
晚年的宋理宗,不仅放弃了事业上的追求,也放弃了生活上的自我约束。
他开始骄奢淫逸,沉迷声色。后宫阎贵妃恃宠而骄,想修建一座功德寺,宋理宗不惜动用国库,派遣吏卒到各州县搜集木材,闹得老百姓不得安宁。在他的纵容之下,阎贵妃骄横放肆,甚至把手伸到朝堂之上。
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等人投理宗所好,与阎妃沆瀣一气,令朝臣敢怒不敢言。有人只好偷偷在朝堂门上书写道——“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宋理宗喜好女色,甚至不满足于三宫六院。董宋臣便投其所好,给宋理宗送来了名妓唐安安。此例一开,理宗便再无遮掩,从此频繁招妓。
而唐安安等人,仗着宋理宗的撑腰,也过着妃嫔般骄奢的生活。当然,宋理宗也遇到过手下阻拦,但他不理会,甚至曾恬不知耻地向手下说:“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也。”
朝堂乌烟瘴气,百姓民不聊生,理宗逐渐失去民心,以至于病重时,下诏求医而无人应征。1264年,宋理宗在临安去世,享年六十岁。这个曾经有望成为中兴之主的平民皇帝,最后在人们的失望与愤怒中,告别了世界。
在他死后十五年,有一个叫杨琏真迦的元朝僧人将其尸体从陵墓中拖出。由于尸体一直被水银浸泡,所以尚未腐烂。杨琏真迦便将其头颅割下,交给元朝廷作为“饮器”,也就是骷髅碗,不仅用来盛酒,还成了施咒或毒害他人的法器。
直到朱元璋灭元之后,才从元朝宫廷中找到宋理宗的头颅,将其修复后重新安葬。
对于宋理宗执政四十年的功过是非,后世争议颇多。有人憎恨他昏聩荒淫,也有人同情他壮志难酬。但不管怎么说,在失败面前自暴自弃,都是极度不负责任的人生。
破罐子破摔,困境何解?
尽管作为普通人,偶尔的“破罐子破摔”,不至于带来太严重的后果,但是养成这种思维惯性,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心理学家武志红认为,越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越容易自暴自弃。因为他们的标准里,只有“满分”和“0分”两个位置。中间的10分、60分和90分,对他们来说都意义不大。于是达不到满分,索性就不做努力了。
你看,这点在宋理宗身上也有所印证。要么就奋发图强,立志成为中兴之主;要么——一旦努力无效,或者适得其反,就索性放任自我了。
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过高的目标,都会带来一些压力或负面情绪。可是,如何才能破解“破罐子破摔”的心理魔咒呢?
《自控力》这本书的作者凯利麦格尼格尔认为,“乐观的悲观主义”兴许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在开始一项改变时,要“悲观”一点,明白改变的不容易,要为每一点小的进步而自豪,要从一开始就对后面可能遇到的困难心里有所预期,并找到可能的应对方法,如此一来,当你真的遇到失败和挫折时,才不至于立刻选择放弃,而是会想办法来坚持。
事实上,这世上没有比“自我放弃”更大的失败了。褚时健的一段话分享给大家:
我的一生经历过几次大起大落,我不谈什么后悔、无悔,也没有必要向谁去证明自己的生命价值。人要对自己负责任,只要自己不想趴下,别人是无法让你趴下的。
文章标题: 宋理宗生于浙江,从没去过汴京,为何端平入洛之后,他却急于“还都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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