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历史上小王

王禹偁自小聪明肯学，九岁即能作诗文。公元983年，王禹偁考中进士，不久官至翰林学士，右拾遗。王禹傅出身农家，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深有体验和同情。他当官之后，多次上疏，敢于直谏说真话，为人刚直不阿。为此他八年中被三次贬职。第一次是端拱二年，“庐州妖尼道安诬讼徐铉，道安当反坐，有诰勿治。禹偁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坐贬谪州团练副使。”(《宋史》卷二九)第二次是至道元年，“孝章皇后崩，迁梓官于故燕国长公主第，君臣不成服。禹偁与客言，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坐谤讪，罢为工部郎中。”(《宋史》卷二九三)第三次是成平初年，“预修《太祖实录》，直书其事。时宰相张齐贤、李沆不协意，禹偁议论轻重其间。出知黄州”。(《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虽三次遭贬，却毫不屈服。他曾专门写了篇《三黜赋》的文章表明自己的态度，文章结尾还这样表示：“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谪而何亏!”在黄州知府任上，王禹偁最后猝然逝去，死时年四十八岁。
王禹偁一生在政治上不怎么得志，但在做文作诗方面却有不少成就。他的一些短小精悍的散文托讽寄怀，表述了他的政治理想及伦理观念，如《录海人书》描绘了他向往的理想社会图景，文章托海人的口吻说：“子能以吾族之事闻于天子乎?使薄天下之赋，体天下之兵，息天下之役，则万民怡怡如吾族之所居也，又何仙之求，何寿之祷耶……”这篇文章即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也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王禹偁的诗崇尚李白、杜甫，也受过白居易的较大影响。其诗风属于清丽、朴实一类。并扫除了唐末以来的浮艳文风。他的一些诗在当时深受过社会好评。比如： 帝乡岁云暮，衡门昼长闭。五日免长参，三馆无公事。读书夜卧迟，多成日高睡。睡起毛骨寒，窗牖琼华坠。披衣出户看，飘飘满天地。岂敢患贫居，聊将贺丰岁……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土?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不耕一亩田，不持一尺矢。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空作对雪吟，勤勤谢知己。——《对雪》 这首诗实际抒发了一个正直官吏的内心感受，同时在艺术上也可看出王禹偁诗的朴实清丽之特色。
王禹偁的诗还有一些描述景物写得生动的诗，比如：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去。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落叶胴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封桥原树似吾乡。——《村行》
除诗歌之外，王禹偁还写了不少词。《宋史》中评价他“词学敏瞻”，但他的词留传下来的却仅有一首：“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天际征鸿，遥认行如辍。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点绛唇》)从这首词的艺术风格来看，他的词的特点亦是清丽、明快、畅晓。王禹偁的作品留传下来的有《小畜集》和《小畜外集》。作为宋初最有成就的作家，他的作品对当时的社会和后来的诗文革新运动都有一定的影响。

王禹偁应该算是第一个典型的宋朝士大夫。
这里的“典型”指他身上的一些特征：出身贫寒，科举入仕，“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敢于言事的性格（及由此带来的官途坎坷），文人-学者-官员三位一体的身份等等。
上述种种描述很容易让人想起于他为后辈的一些著名宋人，比如欧阳修，比如苏轼。
事实上，欧苏二人对王禹偁都很推崇。欧阳修曾经为他写过“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的诗句（《书王元之画像侧》），苏轼称赞他“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王元之画像赞并序》）。
当然啦，这两位推崇小王也跟他们分别被贬到王曾经待过的滁州和黄州有关系，毕竟王禹偁也是他宋以被贬出名的第一人。

从文学上说，王禹偁诗、词、文俱擅，在当时是一代文坛领袖，在后世也被视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之一。
按照学界主流观点，宋初诗风分为晚唐体、白（居易）体、九僧体三派，其中白体势力最大。宋太宗赵光义就很喜欢乐天诗（并热衷于亲自从事创作），在王禹偁之前的文坛领袖徐铉、李昉二人，也都以白体见长。白体的优点是平易，缺点是浅近，容易流于口水打油诗一流。
王禹偁在白体的基础上，兼学老杜，拓展了诗歌的取材范围（之前二位的主要创作题材就是应制和酬唱，而王引入了大量抒怀和讽喻），增加了诗歌的表现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开宋诗风气（重说理，重学养等）之先的第一人。
小王有一些关怀民生疾苦的创作，比如《对雪》，但对今人来说不很出名。他最著名也是写得最好的诗，应该是七律《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划掉）我不会赏析，不赏析，下同。（划掉）

上面说了诗，下面来说说文。
王禹偁身为出入两制多年的著名词臣，写得一手好四六是基本，这是他吃饭的本事。与此同时，他的古文也写得好，可以碾压同样被视为北宋古文运动先驱的柳开石介等人，直接与欧阳修相接。

《宋史》：禹偁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尝云：“吾若生元和时，从事于李绛、崔群间，斯无愧矣。”其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所与游必儒雅，后进有词艺者，极意称扬之。如孙何、丁谓辈，多游其门。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议》十卷、诗三卷。子嘉佑、嘉言俱知名。
《宋史》论曰：《传》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鲠蹇谔之节，蔚为名臣，所遇之时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后果符其言，而醇文奥学，为世宗仰。

王禹偁（954—1001）北宋白体诗人、散文家。字元之，汉族，济州巨野（今山东省巨野县）人，晚被贬于黄州，世称王黄州。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历任右拾遗、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敢于直言讽谏，因此屡受贬谪。真宗即位，召还，复知制诰。后贬知黄州，又迁蕲州病死。王禹偁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文学韩愈、柳宗元，诗崇杜甫、白居易，多反映社会现实，风格清新平易。词仅存一首，反映了作者积极用世的政治抱负，格调清新旷远。著有《小畜集》。

王禹偁(chēng,954年-1001年)：北宋白体诗人、散文家、史学家。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菏泽市巨野县)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历任右拾遗、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敢于直言讽谏，因此屡受贬谪。宋真宗即位，召还，复知制诰。后贬至黄州，故世称王黄州，后又迁蕲州病死。
王禹偁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文学韩愈、柳宗元，诗崇杜甫、白居易，多反映社会现实，风格清新平易。词仅存一首，反映了作者积极用世的政治抱负，格调清新旷远。著有《小畜集》《五代史阙文》。
王禹偁，出身贫寒，《东都事略》和《宋史·本传》都说他世为农家，《邵氏闻见后录》谓“其家以磨面为生”。九岁能文。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登进士第，授成武县(今山东菏泽市成武县)主簿，迁大理评事。次年(984年)，改任长洲(今江苏苏州)知县。他对仕途充满抱负，曾在《吾志》诗中表白：“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他为人刚直，誓言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

　　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子，他是东晋的书法家、诗人，与王羲之并称为二王。那么，人们是如何评价王献之的呢?以下是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对王献之的评价，希望能帮到你。

　　王献之的人物介绍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名官奴，王羲之第七子。由于其书艺超群，历来与王羲之并称“二王”，或尊称为“小圣”。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王献之曾经担任过州主簿、秘书郎、秘书丞、长史、吴兴太守等官职;成为简文帝驸马后，又升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但政绩一般，远不如他的书名显赫。

　　王献之生于这样的家庭，父亲是大名鼎鼎的"书圣"，母亲及叔、祖辈、众兄弟都是书法大家，从小的习是在所难免的。而他较之他人又更为勤勉，在学习书法时更为下力、专注、其性情也颇具乃父之风。

　　王献之学书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局限于学一门一体，而是穷通各家，所以能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终于取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他说的“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成为历来赞美稽山镜水的名句。

　　王献之的书法艺术，主要是继承家法，但又不墨守成规，而是另有所突破。在他的传世书法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对家学的承传及自己另辟蹊径的踪迹。前人评论王献之的书法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他的用笔，从"内拓"转为"外拓"。

　　他的草书，更是为人称道。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传世草书墨宝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清朝乾隆皇帝将它收入《三希帖》，视为"国宝"。

　　他还创造了"一笔书"，变其父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其书法豪迈气势宏伟，故为世人所重。

　　王献之是以一生精力研习书法的。他很有头脑，曾经对父亲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大人宜改体。”(张怀瓘《书断》)他不满意于一切都和别人一样，所以自创新体。张怀瓘《书议》说：“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 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偱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他的非草非行的新书体，被称为“破体”，又叫“一笔书”。

　　王献之的人物评价

　　王献之的楷书父子闻名之世，唐宋以下的书家们，写楷严整俊美，媚俏的笔调。他们父子俩的楷笔，真可是千古不朽，万世流传，有不可磨灭的吸引力。

　　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父王羲之。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一度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当时几乎成了王献之的天下。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一些书法评论家才开始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的父亲王羲之。但是北宋书法家米芾，主要是向王献之学习。现代著名学者、书法家胡小石更认为张旭、怀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献之草书发展而成的。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因唐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内府的王献之书迹“仅有存焉”。宋初的书法，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十卷，这就是著名的《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单著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雅好王献之书法，《宣和书谱》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好在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真迹刻本，给我们学习了解王献之书法留下宝贵资料。

　　王献之的述评

　　东晋大书家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的第七子，书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称为“二王”。王羲之一家数子均诸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秉赋，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从而也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字在笔势与气韵上要超过其父，米芾称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即是指在草书上的“一笔书”狂草。他还劝其父“改其体”，足见其书艺创造上的胆略，不愧被后世褒称“小圣”。

　　诞生于“书圣”之家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东晋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第七子，做过州主簿、秘书郎、长史，累迁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故人称“大令”。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从献之幼年起，王羲之便向他传授书艺。据说，羲之曾经从背后掣拔其笔，试测他的笔力，叹云：“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可见王羲之很早就对他寄予厚望。传为王羲之所撰的《笔势论》云：“告汝子敬，吾察汝书性过人，仍未闲规矩”，“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并“今书《乐毅论》一本”，“贻尔藏之”。献之确实书性颖悟，不仅于技法上如此，而且能将意趣渗入书法中。相传有一次献之外出，见北馆新涂的白色墙壁很干净，便取帚沾泥汁写了方丈大的字，观者如堵。羲之见而叹美，问是谁作的，众人答云：“七郎。”

　　王献之书学思想高超，有远见。他劝父亲改体，不过十五六岁。他的书学见解之深似乎与年龄不相称，但却是事实。唐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对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献之认为事贵变通，章草的字字独立以及波磔的生发，不能表现出更宏大的气势、奔逸的律动。在深入研究之后，他认为藁草与行书之间可找到突破“往法”的途径，建议父亲应当“改体”。王献之对于传统书体的深刻研究，对于创新路数的用心探索，确有过人之处。

　　创新变体的书学是灵魂主宰并导引着这位书圣的后代。他要突破往法，另辟一新天地，而且也想超越其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树新帜。虞(龠禾)《论书表》载：“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指王羲之)?’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王献之并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辈，他的自我评价亦非无稽之谈。孙过庭《书谱》载，羲之往京都，临行题壁。献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写过，自以为写得不错。羲之回家看见了，叹曰：“我去时真大醉也。”献之内心感到惭愧。这传闻足见献之虽有志与父争胜，却亦有自知之明。献之学父书，又转学张芝，他不仅劝父“宜改体”，而自己也在实践另创新法。

　　张怀瓘《书议》曾这样评价王献之在书艺上的创造：“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可惜他四十三岁便谢世，否则他在书艺上的成就当更为可观。虽然如此，他已将自己的天赋资质、独特的精神风貌、思想情感，一一融进他的书法作品中，在书艺中留下不朽的名声。

　　王献之本性潇洒，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风流为一时之冠”。《书断》曾载：晋太康中新起太极殿，谢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世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事。子敬知其指，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长。”谢安也就不再相逼。有时别人向他求书，也罕能得到;即使权贵逼他，亦不为所动。

　　沉酣矫变的书法艺术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故只能从碑帖拓本中见其书艺。《宣和书谱》曾著录献之遗作近九十件，而王羲之则有二百四十三件法书为宣和内府所藏，可见当时献之传世之作就已比其父少得多。而且，“二王”墨迹均有真伪之争。今人沈尹默曾谈到：“献之遗墨，比羲之更少，我所见可信的，只有《送梨帖》摹本和《鸭头丸帖》。此外若《中秋帖》、《东山帖》，则是米(芾)临。世传《地黄汤帖》墨迹，也是后人临仿，颇得子敬意趣，惟未遒丽，必非《大观帖》中底本。……献之《十二月割至残帖》，见《宝晋斋》刻中，自是可信，以其笔致验之，与《大观帖》中诸刻相近。”

　　“二王”父子书艺之比较

　　王羲之与王献之的书法艺术的比较，书学史上众说纷坛，褒贬不一，这里略作介绍。

　　一、“内(扌厌)”与“外拓”。“二王”在技法上的特点，书家往往以“内(扌厌)”与“外拓”标示。如明何良俊《四友斋书论》云：“大令用笔‘外拓’而开扩，故散朗多姿”;“右军用笔‘内(扌厌)’而收敛，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今人沈尹默也说：后人用内(扌厌)、外拓来区别“二王”书迹，很有道理，大王“内(扌厌)”，小王“外拓”。试观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因实增。用形象化的说法来阐明“内(扌厌)、外拓”的意义，“内(扌厌)”是骨(骨气)胜之书，“外拓”是筋(筋力)胜之书，右军书“一拓直下”，就是“如锥画沙”。“外拓”的形象化说法，可以用“屋漏痕”来形容，放纵意多，收敛意少(参见《二王法书管窥》)。用“内(扌厌)”、“外拓”虽可说明“二王”书艺中许多不同处，但也不能涵盖一切，细察也未必十分科学。大王能“内(扌厌)”也能“外拓”，当是“内(扌厌)”为主“外拓”为辅，小王能“外拓”也能“内(扌厌)”，当是“外拓”为主“内(扌厌)”为辅，而取向的不同是以各自的审美理想为转移的。潘伯鹰说：“有人说羲之‘内(扌厌)’，献之‘外拓’。这最多也只说得一半。”(《中国书法简论》)此言颇有见地。

　　二、技法来源之辨。清包世臣《艺舟双揖》中曾述自己看法并批评米芾见解：“尝论右军真行草法皆出汉分，深入中郎(指蔡邕);大令真行草法导源秦篆，妙接丞相(指李斯)。……米老‘右军中含、大令外拓’之说，适得其反。”今人侯镜昶认为：包世臣以为大王笔源于隶，小王笔源于篆，此见解值得商榷。侯氏以一语概括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三家真行书特点及渊源：钟善翻，大王善曲，小王善直;翻出于分书，曲出于篆书，直出于隶书(《论钟王真书和(兰亭序)的真伪》)。看来王氏父子书艺有两个主要来源，远源均出于秦汉篆隶，近源则出于钟、张，然后陶冶融铸，发展成各自的体势。

　　三、草书联绵之辨。王羲之学张芝草书，从形势上突破章草的分割孤立，加以钩连，但一般不作多字联绵，仅二至三字一笔出之。他用张草的使转，发展为内向的、敛蓄的今草。王献之既学其父，也学张芝，突破王羲之联绵模式，成为更多字的贯通，为“一笔书”;由内向而转为外侈，由敛蓄而化为奔逸。所谓“一笔书”是指“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子敬明其深诣，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参见《书断》)。世称“一笔书”始自张芝，王献之则是以张芝为“杠杆”，以羲之草书为“支点”，完成一种“破体”的创造。

　　四、骨势之辨。羊欣说：“献之善隶藁，骨势不及父。”张怀瓘《书断》中说：“惜其阳秋尚富，纵逸不羁，天骨未全，有时而琐。”王献之主外拓、奔逸，因而在快速流转中有时未能沉着痛快，而有轻滑之嫌;而王羲之主内(扌厌)、重骨气，故字势雄强。当然这是从高层次上的比较。王献之何尝不重骨势?如《洛神赋十三行》，清张廷济在《清仪阁题跋》中说：“风骨凝厚，精彩动人”;“然风神骀荡，气骨雄骏，固已无美不臻”。当然王献之中年去世，若再能锤炼多年，其骨势自能更臻胜境。

　　五、媚趣之辨。王僧虔曾说：“献之远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羊欣也有同样的说法。王献之书艺体势似凤舞鸾翔，以纡回钩连为流美，以纵驰放逸为快意，以墨彩飞动为神逸。张怀瓘《书议》中说其体势“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同时也指出王献之“时有败累，不顾疵瑕”。其实王羲之书也多媚趣，因此曾有人非议，韩愈《石鼓歌》有“羲之俗书趁姿媚”之句。张怀瓘也说他“有女郎才，无丈夫气”。晋人书法中的媚趣与时代风尚有关，这种“媚”，是一种雄媚，而不是柔媚。献之之媚在流动跳荡中、在险峻放逸中呈现得光彩照人，比其父更多媚趣。

　　六、艺术哲思之辨。王羲之书艺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中和，在多种对立因素之中调和统一。他在书法的形质(如肥瘦、方圆、短长、骨肉等)方面能无过无不及，在书法的神采(如奇正、气度、韵趣等)方面无乖无戾。项穆《书法雅言》云：“逸少一出，揖让礼乐，森严有法，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与突破其父草书模式一样，王献之也是有意识地改变其父的创作思想，他将“中和”转为“失衡”，走向以“奇”、以“险”争胜的新境界。项穆也认为“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

　　七、书体之辨。先说章草，王献之承其父法家范，从《七月二日帖》等可睹其章草风采。此帖章草笔法古雅，然俯仰跳荡，大小错杂，也显示自由不拘的个性。再说楷书，南朝宋虞(龠禾)《论书表》说：“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张怀瓘《书断》说，王羲之书写《乐毅论》给献之，献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其父。如大，则尤直而少态，岂可同年”。再说行书，王羲之情深调合，会古通今，创造卓越，《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开拓、立法，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而王献之在行书上虽也颇有贡献，但他的行书并未能走出乃父的规范，其凝练、器宇、才气都不及其父。在草书上，父子各有特点，羲之特出不群，颖悟此道，除繁就省，创立了新草制度，但是在“一笔书”方面却是子胜于父。吴德旋评论说：“大令狂草，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余谓大令草书，虽极力奔放，而仍不失清远之韵。”(见《初月楼论书随笔》)黄庭坚《山谷题跋》中又加以比较：“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弥觉成就耳。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当然也有很不公正的评价，如唐太宗崇拜王羲之而贬低王献之。其《王羲之传论》云：“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钦!”唐太宗的评论完全倾向于王羲之一边，竟至以《兰亭序》真迹殉葬。

　　王献之书艺的独立价值

　　历史上往往以“二王”并称，又往往以大王概括小王，但王献之书艺自有其独立价值。

　　王羲之至会稽后，书法艺术成就达到顶峰。但誓墓不仕后因笔札多为代笔人所书，乃有非议。王羲之逝世后到南朝梁初，约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王献之书因其媚趣研润、逸气洒脱，学其书者盛极一时。其间名家师法小王者，如《书断》所载，即有桓玄、宋文帝刘义隆、羊欣等。特别是羊欣，被称为“入于室者，唯独此公”，所以时人谓“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另外还有薄绍之、谢灵运、孔琳、邱道护、齐高帝萧道成、萧思话、范晔等，也各具小王意趣。这是王献之声誉日隆的一个原因。羊欣书艺独步于王献之之后，传授门徒，使献之的影响更为扩大。

　　那么，唐太宗为何要贬低王献之?有的学者认为，在初唐李世民要学书，必是从王献之入手，因为那时王献之的手迹比其父的容易得到。后来李世民才看到王羲之的墨迹。李世民也许不甘心居于王献之之下，便把其父抬了出来。由于李世民推崇大王、贬低小王，当时人士慑于皇帝的旨意，遂把有王献之署名的遗迹抹去其名字，或改为羊欣、薄绍之等人姓名。但是唐人学小王者仍很多，特别是“唐人草书，无不学大令者”(吴德旋语)。欧阳询的真、行便既学大王，又学小王，而别成一体。近人沈曾植也说：“率更(指欧阳询)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虞世南和其他一些书家也学王献之，张怀瓘说：“虞书得大令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王绍宗，清鉴远识，才高书古，祖述子敬。孙过庭，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唐人对王献之的草书很重视，尤其是狂草。张旭的草书就从王献之化出。唐蔡希综《法书论》云：张草“雄逸气象，是为天纵”，“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怀素也皈依小王，其《圣母帖》“轻逸圆转，几贯王氏之垒，而拔其赤帜矣”(见赵涵《石墨精华》)。由此可见，尽管李世民贬低小王，但终唐一代，还是有很多人向王献之学习的。

　　五代后周杨凝式兼学“二王”，学习献之取得卓越成就。沈曾植说：“草势之变，性在展蹙，展布纵放，大令改体，逸气自豪，蹙缩皴节，以收济放。(张)旭、(怀)素奇矫皆从而出，而杨景度为其嫡系。”(《海日楼札丛》)

　　宋代四大书家之一米芾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大令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米芾服膺王献之，并且心仪手追这种“天真超逸”的意趣。米书与小王书血脉贯通。另一书家蔡襄也说：“唐初，二王笔迹犹多，当时学者莫不依仿，今所存者无几。然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号为名书，其结约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学大令者多放纵，而羲之投笔处皆有神妙。”蔡襄追慕晋韵，其媚趣研润则与小王近似。黄庭坚也称赞“大令草入神品”，黄书“运笔圆劲苍老，结体紧密纵横处，从颜柳诸公上接羲献”(笪重光语)。即如苏轼，其书面目虽与“二王”不类，但也有相通之处。姜夔对小王也多推崇，曾说：“世传大令书，除《洛神赋》是小楷，余多行草，《保母砖志》乃正行，备尽楷则，笔法劲正，与《兰亭》、《乐毅论》合，求二王法，莫信于此。”

　　元明清以来学小王书法而成就卓著者有元代赵孟頫，明代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清代王铎等，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东晋大书家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的第七子，书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称为“二王”。王羲之一家数子均诸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秉赋，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从而也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字在笔势与气韵上要超过其父，米芾称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即是指在草书上的“一笔书”狂草。他还劝其父“改其体”，足见其书艺创造上的胆略，不愧被后世褒称“小圣”。
　　诞生于“书圣”之家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东晋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第七子，做过州主簿、秘书郎、长史，累迁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故人称“大令”。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从献之幼年起，王羲之便向他传授书艺。据说，羲之曾经从背后掣拔其笔，试测他的笔力，叹云：“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可见王羲之很早就对他寄予厚望。传为王羲之所撰的《笔势论》云：“告汝子敬，吾察汝书性过人，仍未闲规矩”，“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并“今书《乐毅论》一本”，“贻尔藏之”。献之确实书性颖悟，不仅于技法上如此，而且能将意趣渗入书法中。相传有一次献之外出，见北馆新涂的白色墙壁很干净，便取帚沾泥汁写了方丈大的字，观者如堵。羲之见而叹美，问是谁作的，众人答云：“七郎。”
　　王献之书学思想高超，有远见。他劝父亲改体，不过十五六岁。他的书学见解之深似乎与年龄不相称，但却是事实。唐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对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献之认为事贵变通，章草的字字独立以及波磔的生发，不能表现出更宏大的气势、奔逸的律动。在深入研究之后，他认为藁草与行书之间可找到突破“往法”的途径，建议父亲应当“改体”。王献之对于传统书体的深刻研究，对于创新路数的用心探索，确有过人之处。
　　创新变体的书学是灵魂主宰并导引着这位书圣的后代。他要突破往法，另辟一新天地，而且也想超越其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树新帜。虞（龠禾）《论书表》载：“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指王羲之）？’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王献之并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辈，他的自我评价亦非无稽之谈。孙过庭《书谱》载，羲之往京都，临行题壁。献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写过，自以为写得不错。羲之回家看见了，叹曰：“我去时真大醉也。”献之内心感到惭愧。这传闻足见献之虽有志与父争胜，却亦有自知之明。献之学父书，又转学张芝，他不仅劝父“宜改体”，而自己也在实践另创新法。
　　张怀瓘《书议》曾这样评价王献之在书艺上的创造：“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可惜他四十三岁便谢世，否则他在书艺上的成就当更为可观。虽然如此，他已将自己的天赋资质、独特的精神风貌、思想情感，一一融进他的书法作品中，在书艺中留下不朽的名声。
　　王献之本性潇洒，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风流为一时之冠”。《书断》曾载：晋太康中新起太极殿，谢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世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事。子敬知其指，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长。”谢安也就不再相逼。有时别人向他求书，也罕能得到；即使权贵逼他，亦不为所动。
　　沉酣矫变的书法艺术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故只能从碑帖拓本中见其书艺。《宣和书谱》曾著录献之遗作近九十件，而王羲之则有二百四十三件法书为宣和内府所藏，可见当时献之传世之作就已比其父少得多。而且，“二王”墨迹均有真伪之争。今人沈尹默曾谈到：“献之遗墨，比羲之更少，我所见可信的，只有《送梨帖》摹本和《鸭头丸帖》。此外若《中秋帖》、《东山帖》，则是米（芾）临。世传《地黄汤帖》墨迹，也是后人临仿，颇得子敬意趣，惟未遒丽，必非《大观帖》中底本。……献之《十二月割至残帖》，见《宝晋斋》刻中，自是可信，以其笔致验之，与《大观帖》中诸刻相近。”
　　“二王”父子书艺之比较
　　王羲之与王献之的书法艺术的比较，书学史上众说纷坛，褒贬不一，这里略作介绍。
　　一、“内（扌厌）”与“外拓”。“二王”在技法上的特点，书家往往以“内（扌厌）”与“外拓”标示。如明何良俊《四友斋书论》云：“大令用笔‘外拓’而开扩，故散朗多姿”；“右军用笔‘内（扌厌）’而收敛，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今人沈尹默也说：后人用内（扌厌）、外拓来区别“二王”书迹，很有道理，大王“内（扌厌）”，小王“外拓”。试观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因实增。用形象化的说法来阐明“内（扌厌）、外拓”的意义，“内（扌厌）”是骨（骨气）胜之书，“外拓”是筋（筋力）胜之书，右军书“一拓直下”，就是“如锥画沙”。“外拓”的形象化说法，可以用“屋漏痕”来形容，放纵意多，收敛意少（参见《二王法书管窥》）。用“内（扌厌）”、“外拓”虽可说明“二王”书艺中许多不同处，但也不能涵盖一切，细察也未必十分科学。大王能“内（扌厌）”也能“外拓”，当是“内（扌厌）”为主“外拓”为辅，小王能“外拓”也能“内（扌厌）”，当是“外拓”为主“内（扌厌）”为辅，而取向的不同是以各自的审美理想为转移的。潘伯鹰说：“有人说羲之‘内（扌厌）’，献之‘外拓’。这最多也只说得一半。”（《中国书法简论》）此言颇有见地。
　　二、技法来源之辨。清包世臣《艺舟双揖》中曾述自己看法并批评米芾见解：“尝论右军真行草法皆出汉分，深入中郎（指蔡邕）；大令真行草法导源秦篆，妙接丞相（指李斯）。……米老‘右军中含、大令外拓’之说，适得其反。”今人侯镜昶认为：包世臣以为大王笔源于隶，小王笔源于篆，此见解值得商榷。侯氏以一语概括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三家真行书特点及渊源：钟善翻，大王善曲，小王善直；翻出于分书，曲出于篆书，直出于隶书（《论钟王真书和(兰亭序)的真伪》）。看来王氏父子书艺有两个主要来源，远源均出于秦汉篆隶，近源则出于钟、张，然后陶冶融铸，发展成各自的体势。
　　三、草书联绵之辨。王羲之学张芝草书，从形势上突破章草的分割孤立，加以钩连，但一般不作多字联绵，仅二至三字一笔出之。他用张草的使转，发展为内向的、敛蓄的今草。王献之既学其父，也学张芝，突破王羲之联绵模式，成为更多字的贯通，为“一笔书”；由内向而转为外侈，由敛蓄而化为奔逸。所谓“一笔书”是指“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子敬明其深诣，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参见《书断》）。世称“一笔书”始自张芝，王献之则是以张芝为“杠杆”，以羲之草书为“支点”，完成一种“破体”的创造。
　　四、骨势之辨。羊欣说：“献之善隶藁，骨势不及父。”张怀瓘《书断》中说：“惜其阳秋尚富，纵逸不羁，天骨未全，有时而琐。”王献之主外拓、奔逸，因而在快速流转中有时未能沉着痛快，而有轻滑之嫌；而王羲之主内（扌厌）、重骨气，故字势雄强。当然这是从高层次上的比较。王献之何尝不重骨势？如《洛神赋十三行》，清张廷济在《清仪阁题跋》中说：“风骨凝厚，精彩动人”；“然风神骀荡，气骨雄骏，固已无美不臻”。当然王献之中年去世，若再能锤炼多年，其骨势自能更臻胜境。
　　五、媚趣之辨。王僧虔曾说：“献之远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羊欣也有同样的说法。王献之书艺体势似凤舞鸾翔，以纡回钩连为流美，以纵驰放逸为快意，以墨彩飞动为神逸。张怀瓘《书议》中说其体势“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同时也指出王献之“时有败累，不顾疵瑕”。其实王羲之书也多媚趣，因此曾有人非议，韩愈《石鼓歌》有“羲之俗书趁姿媚”之句。张怀瓘也说他“有女郎才，无丈夫气”。晋人书法中的媚趣与时代风尚有关，这种“媚”，是一种雄媚，而不是柔媚。献之之媚在流动跳荡中、在险峻放逸中呈现得光彩照人，比其父更多媚趣。
　　六、艺术哲思之辨。王羲之书艺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中和，在多种对立因素之中调和统一。他在书法的形质（如肥瘦、方圆、短长、骨肉等）方面能无过无不及，在书法的神采（如奇正、气度、韵趣等）方面无乖无戾。项穆《书法雅言》云：“逸少一出，揖让礼乐，森严有法，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与突破其父草书模式一样，王献之也是有意识地改变其父的创作思想，他将“中和”转为“失衡”，走向以“奇”、以“险”争胜的新境界。项穆也认为“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
　　七、书体之辨。先说章草，王献之承其父法家范，从《七月二日帖》等可睹其章草风采。此帖章草笔法古雅，然俯仰跳荡，大小错杂，也显示自由不拘的个性。再说楷书，南朝宋虞（龠禾）《论书表》说：“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张怀瓘《书断》说，王羲之书写《乐毅论》给献之，献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其父。如大，则尤直而少态，岂可同年”。再说行书，王羲之情深调合，会古通今，创造卓越，《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开拓、立法，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而王献之在行书上虽也颇有贡献，但他的行书并未能走出乃父的规范，其凝练、器宇、才气都不及其父。在草书上，父子各有特点，羲之特出不群，颖悟此道，除繁就省，创立了新草制度，但是在“一笔书”方面却是子胜于父。吴德旋评论说：“大令狂草，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余谓大令草书，虽极力奔放，而仍不失清远之韵。”（见《初月楼论书随笔》）黄庭坚《山谷题跋》中又加以比较：“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弥觉成就耳。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当然也有很不公正的评价，如唐太宗崇拜王羲之而贬低王献之。其《王羲之传论》云：“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钦！”唐太宗的评论完全倾向于王羲之一边，竟至以《兰亭序》真迹殉葬。
　　王献之书艺的独立价值
　　历史上往往以“二王”并称，又往往以大王概括小王，但王献之书艺自有其独立价值。
　　王羲之至会稽后，书法艺术成就达到顶峰。但誓墓不仕后因笔札多为代笔人所书，乃有非议。王羲之逝世后到南朝梁初，约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王献之书因其媚趣研润、逸气洒脱，学其书者盛极一时。其间名家师法小王者，如《书断》所载，即有桓玄、宋文帝刘义隆、羊欣等。特别是羊欣，被称为“入于室者，唯独此公”，所以时人谓“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另外还有薄绍之、谢灵运、孔琳、邱道护、齐高帝萧道成、萧思话、范晔等，也各具小王意趣。这是王献之声誉日隆的一个原因。羊欣书艺独步于王献之之后，传授门徒，使献之的影响更为扩大。
　　那么，唐太宗为何要贬低王献之？有的学者认为，在初唐李世民要学书，必是从王献之入手，因为那时王献之的手迹比其父的容易得到。后来李世民才看到王羲之的墨迹。李世民也许不甘心居于王献之之下，便把其父抬了出来。由于李世民推崇大王、贬低小王，当时人士慑于皇帝的旨意，遂把有王献之署名的遗迹抹去其名字，或改为羊欣、薄绍之等人姓名。但是唐人学小王者仍很多，特别是“唐人草书，无不学大令者”（吴德旋语）。欧阳询的真、行便既学大王，又学小王，而别成一体。近人沈曾植也说：“率更（指欧阳询）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虞世南和其他一些书家也学王献之，张怀瓘说：“虞书得大令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王绍宗，清鉴远识，才高书古，祖述子敬。孙过庭，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唐人对王献之的草书很重视，尤其是狂草。张旭的草书就从王献之化出。唐蔡希综《法书论》云：张草“雄逸气象，是为天纵”，“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怀素也皈依小王，其《圣母帖》“轻逸圆转，几贯王氏之垒，而拔其赤帜矣”（见赵涵《石墨精华》）。由此可见，尽管李世民贬低小王，但终唐一代，还是有很多人向王献之学习的。
　　五代后周杨凝式兼学“二王”，学习献之取得卓越成就。沈曾植说：“草势之变，性在展蹙，展布纵放，大令改体，逸气自豪，蹙缩皴节，以收济放。（张）旭、（怀）素奇矫皆从而出，而杨景度为其嫡系。”（《海日楼札丛》）
　　宋代四大书家之一米芾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大令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米芾服膺王献之，并且心仪手追这种“天真超逸”的意趣。米书与小王书血脉贯通。另一书家蔡襄也说：“唐初，二王笔迹犹多，当时学者莫不依仿，今所存者无几。然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号为名书，其结约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学大令者多放纵，而羲之投笔处皆有神妙。”蔡襄追慕晋韵，其媚趣研润则与小王近似。黄庭坚也称赞“大令草入神品”，黄书“运笔圆劲苍老，结体紧密纵横处，从颜柳诸公上接羲献”（笪重光语）。即如苏轼，其书面目虽与“二王”不类，但也有相通之处。姜夔对小王也多推崇，曾说：“世传大令书，除《洛神赋》是小楷，余多行草，《保母砖志》乃正行，备尽楷则，笔法劲正，与《兰亭》、《乐毅论》合，求二王法，莫信于此。”
　　元明清以来学小王书法而成就卓著者有元代赵孟頫，明代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清代王铎等，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总之，王献之的书艺对后世影响深远，自有独立的价值。以“二王”并称也成了书史上的专名。“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独绝”，难怪人们称王羲之为“书圣”，称王献之为“小圣”了。

《卫青》历史事迹,评价,人物简介

字仲卿，平阳(今山西临汾县)人。父郑季，曾给事平阳侯曹寿(宰相曹参之后)家，与婢女卫氏私通，生青。青有同母姐卫子夫得幸武帝，故冒姓卫氏。及父辞职归家，青从之，父使之牧羊;嫡母之子不以兄弟相待，而以奴待之。及壮，为平阳侯家骑奴，服务于平阳公主(景帝女，曹寿妻，后为卫青妻)。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春，卫子夫入宫，皇后陈娇(无子)妒之。及子夫得幸于武帝，有身妊，大长公主(皇后母，文帝女，即馆陶公主)尤恨之，捕青欲杀之。青之好友公孙敖与壮士劫之，故不得死。武帝得知，召青为建章监、侍中。及子夫为夫人，青为太中大夫。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匈奴入侵上谷(治所在今河北怀来县)，青为车骑将军，与骑将军公孙敖、轻车将军公孙贺、骁骑将军李广往击之。青出上谷，追至龙城(今内蒙古多伦县)，斩敌七百。而公孙贺一无所得;公孙敖败失七千骑;李广全军皆溃，被俘逃归。唯青以功封关内侯。

青虽出身家奴，然有将帅之才。善骑射，勇力过人;遇士大夫以礼，善待士卒，众皆乐为之用;故每出战有功。天下由此服武帝知人善任。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匈奴入侵雁门(在今山西代县北)，青将兵三万救之，斩首数千。次年正月，青出云中(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采取空前大迂回战略，包围匈奴右部，奇袭楼烦、白羊王于黄河之南(在今伊克昭盟地区)，杀敌数千，获牛羊百万。此役，青战功显赫，封长平侯。

三年(公元前126年)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其弟伊稚斜逐太子於单，自立为单于，对汉发动大规模攻势;右贤王亦欲夺回失地，向朔方郡(在今杭锦旗北)进攻。五年(公元前124年)春，武帝令大行李息为将军，出右北平(治所在今河北平泉县)，攻匈奴左部;而主力以卫青为统帅，率骑兵十余万，攻击右贤王(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北)。卫青以其卓越之军事领导天才，进行又一次大奇袭作战。他秘密自朔方渡河，至五原郡(治所在今五原县)，乘夜潜师出高阙塞(在今杭锦后旗北)，直指右贤王住地。而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终日纵酒作乐;及汉骑兵突至，惊恐万分，与一爱妾及亲信数百骑，突围北走。青遣轻骑追数百里，不及而还。是役，俘右贤王裨王(小王)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余人，得牲畜数十万。青以功拜大将军，北边诸将皆归其指挥。

秋，匈奴以万骑攻代郡(今河北蔚县)以为报复。次年二月，卫青统军十余万骑，以击匈奴之本部单于庭，出定襄(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斩首数千而还。四月，再出定襄，再斩万余人。但前军赵信(原为匈奴小王，降汉，封为翕侯)、右军苏建三千余骑遇匈奴兵，激战一日余，汉兵几尽，赵信降匈奴，苏建只身逃回。

此后，冠军侯霍去病(卫青姐子)曾两次远征河西走廊，深入数千里，消灭匈奴右部强大部落。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五月，匈奴愤于右部之失败，乃分遣骑兵数万，入右北平、定襄，杀掠数千余人。次年春，武帝以河西己定，决计给匈奴单于本部(活动于上谷、云中地区)以彻底打击，以安北部边境，遂分兵两路：右路卫青，左路霍去病，各率五万骑，但精兵归属去病，以击单于。支援部队，尚有数十万。及去病出定襄，捕得俘虏，言“单于在东”。武帝乃改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

青于途中，得知单于不在东而在西，乃率精兵急进。出定襄千余里(约至今蒙古车臣汗部西南地区)，匈奴大军严阵以待。青即令兵车环绕为营，以防匈奴之突袭。继而纵五千骑进击，以探匈奴实力。匈奴以万骑迎击，两军之绪战于是展开。战至日没，大风起，沙石击面。青即分左右两翼向匈奴发动进攻，以图包围而歼灭之。单于见此，即率骑数百，突围向西北逃窜。卫青命轻骑急追，自率主力随后。至天明，行二百里，不及，遂至填颜山赵信城(在今蒙古国境)，得匈奴积粟，烧之而还。卫青所部斩敌首一万九千，但前将军李广、右将军赵食其两军迷路失期，广自杀。

此战，匈奴死伤惨重，无力再战。汉军亦损失很大，亦无力再从事大规模之讨伐。自是，双方进入不战不和状态。

青还，拜大司马。青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媚于帝，然天下未有称之者，且宠日衰。而去病日贵，青故人门下为得官爵，多去事去病。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冬，死。谥曰烈侯。

卫青七次出击匈奴，给匈奴以重大打击，战功卓著。其成功之奥秘：一，针对匈奴至如疾风，去如收电之特点，采用骑兵战术，隐蔽快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二、注意解决水草(已往诸将失败，多由于此)和向导;三、善于抚众，论功行赏，公正严明，故不管如何艰苦，将士皆乐为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