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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集体宰相对那时来说是好是坏

时间: 2023-01-17 01:01:09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8次

唐朝集体宰相对那时来说是好是坏

唐朝为何要实行集体宰相制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在我个人来看,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士族阶级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魏晋时期中国的贵族阶级得到极大的发展,而后来的隋唐时期也不能有所改观,从历史来看,家族式的权力集团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中始终起到了主导作用,唐朝的集体宰相,其实就是内阁,而整个内阁的成员,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属于一个个权力集团,比较明显的,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在那个时代大姓家族的族人或者是门生,他们代表着这个国家贵族阶级利益,而这种制度其实就是他们相互争夺,妥协的产物。以上仅是个人一些浅见,见笑。

唐朝为什么实行宰相集体议政制度?

因为是防止。宰相的权力过大,为了更好的稳定皇权分散权力。整个封建时就是帝王的权利与下面大臣的权力之间的斗争。皇帝大权独揽。则下面的办事效率及低,如果宰相他们的权利太大,又会造成皇帝被架空会造成奸臣弄权。每一个社会制度都是有它的问题,直到发展到了现在的。民主制度才有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就是。权力得到了分散。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又得到了集中。
简单的说,这样做可以分散相权(宰相的权力),保证皇权(皇帝的权力)。因为相权和皇权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斗争很激烈。
唐朝实行宰相集体议政制度,是为了削弱相权,加强皇权。
集体负责制

为何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好在哪里呢?

唐代是中国历史的第二春,历史上的第二大帝国,这个大帝国的规模和结构事实上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就逐渐形成的。到了唐代,皇帝和辅臣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往中国是有宰相的,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宰相是政府的首领;不管是三公还是丞相,外面的政府全部归他管,政府和宫廷是分开的。

但是到了唐代政府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是管设计的中书省,一个是管执行的尚书省,另一个是管封驳的门下省,封驳也就是考核政策。一个政府分成了这三个部分,而这三个部分之上并没有一个总领的主管。这个主管由皇帝自己来做,等于董事长之下不再有总经理了。

如果将皇帝视为一个董事长,三省就是秘书处,秘书处分成几个单位,每个单位都直接听董事长的管辖。我们姑且称之为董事长制吧,这种制度之下当然皇帝的力量大得多了。没有了可以平衡外廷和内廷的机制,这种安排和汉代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门下省和谏官、言官能发挥相当的制衡作用,他们可以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甚至可以规劝皇帝的私人行为,所以皇帝也不是没人管的。谏官、言官依祖宗传下来的制度对政府的所作所为加以批判。

至少这三个单位已经没有总的领袖了,没有宰相做总的执行首脑,这是没有CEO的单位。制度的缺陷,很快就出现了。这三个部门互相牵制、互相制衡,在执行命令的时候不一定方便。三个部门中的两个部门,中书和门下,制定政策和审核政策的部门,不久即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事先设计和事后的审议,预先得到协调。

知中书门下事,成为实质的宰相。通常这个职位不只一个人,皇帝会派若干人共同议事。于是,唐代不是只有一个宰相,而是有一群宰相管事。这些人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为皇帝制定决策,也为皇帝审核其政策是否符合法律与惯例。

集体宰相制度

集体的宰相制度,从唐朝至清朝,一直持续着。在明朝有短暂的宰相,但是很快地就不掌实权了,又由几位大学士担任辅佐,仍是集体秘书处的方式。甚至到了民国,虽然理论上行政院长是阁揆,但是阁揆底下的政务委员,与各部部长兼政务委员,都是所谓委员制。

从唐朝到今天,我们政府的最高执行长官了,都是集体的、很多共同组成的一个秘书单位,为最高的长官董事长担任筹划与重整的工作。在本书中讲到董事长与总经理职权的平衡,自此以后没有一个总经理可以真正掌握全部的权力。

唐朝的这个制度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集思广益,一群人商量事情,很多不应当的事情,或是该做的事情都可以立刻发现、立刻解决。贞观之治有所谓房谋杜断,就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一起辅佐太宗成为合作的好榜样。贞观之治时,房玄龄构思策略,杜如晦做最后的决定。一个是有谋略的人,一个是有决断能力的人,这两人形成了个非常好的工作队伍。

可是中书门下的队伍,对皇帝不像汉朝时的丞相有那么大的制衡作用。唐代的知中书门下事只是承受皇命做事。可是因为他是政府里的中枢部分,所以还是有一定的权威。唐朝规定,不经过中书门下发出来的诏书是不算数的。理论上不经过政府发出的诏书,是没有作用的,人民可以不遵守。

皇帝的敕命,除非是皇帝私人的诏书,一定要经过政事堂(也就是宰相集体开会的地方)才能真正算是政府的命令。于是这个秘书处对皇帝有副署权,没有宰相同意,皇帝连要任免一个官员都不可以。如果皇帝要免除宰相中的员,一定要其他若干位宰相替皇帝下诏书。皇帝不可以自己把所有的宰相全部罢免,全部换新的,这是行不通的。

唐朝盛世

唐朝是中古时代的新帝国,唐本身也有过转变,以安史之乱分野,我们可以将唐朝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前半阶段,从高祖到开元,唐朝可说是国富兵强。国家富是因为均田制度并没有毁坏,基本上大部分的农民都有国家配给的田地可耕种,生产力是相当高的。当时并没有任何大的内战或内乱,国家是统一的。府兵制仍然继续,府兵制度使得国家有足够的兵源,不但可以抵抗外患,还有征伐的力量。对外没有外患,内部生产又很积极,所以这时候的唐朝,人民生活是相当不错的。

最好的一段时期应是武则天当政的时期,虽然当时国内有一些小动乱,因为有些人不服这个女皇帝,但也没有成大事,战乱很快就平定了。武则天时代到唐玄宗初期,都是相当太平的年代,老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生活极为安定,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诗圣杜甫曾回忆开元盛世时,在全国旅行不用带很多旅费,一路都很安全。

每个小城市都有很多居民,生活都相当富足。这种日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即使在世界历史上,治理这么一大块土地,而能使得土地上绝大多数的人民生活都很安定,有富足的生活,维持将近几十的大平岁月,这种成就也是相当难得的。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归功于唐代政所釆取的策略是不多干预百姓,内部安定,听任老百姓提高自己的生产力。

在国防方面,府兵是常备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府兵慢慢变老了,府兵的子孙虽然顶着府兵的名字,但是未必有用。职业兵是是不能养太久的,养太久会丧失作战能力,尤其不能世袭,世世代代都不当兵,这是行不通的。

等到唐玄宗时,出现了雇佣兵,尤其是雇胡人在边境当兵。养在中央的称禁卫军,政府招募职业军人驻中央的称禁军:刃骑。中央的雇佣兵中,也有一些是胡人,他们到中原生活,觉得做唐朝的军人也不错,就加入了部队。当政府以职业军人为主要兵力时,府兵就渐渐失去了作用,中央也多了一大笔养兵的费用。以职业军人防守边疆当然是很好,但是当抵御的外患和防守的队伍实际上来自差不多的族群时,问题就来了——不能用胡人抵抗胡人。

罗马亡在这一点,唐朝也因此而衰亡。安史之乱一起,唐朝的情况就变了,唐初以来的太平盛世就此不再。安禄山、史思明等人认为:既然我们握有兵力,为什么不自己做皇帝,为什么还要替唐朝防卫边疆呢?所以安史之乱基本上是边缘向中央挑战,是外族向汉人的挑战,并不完全是内乱。

唐朝,疆域可以说是庞大到不可想象;在当时外国人的眼中,唐朝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天朝”,心之所向,梦之所望。大唐不夜城的存在就是最好的展示。
因为唐朝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达。唐朝在繁盛时,可谓是万国来朝,受很多人向往。
唐朝好就好在当时各民族能够和谐相处,文化非常繁荣,经济也很发达。

有人说唐朝宰相只有正三品,这个说法有哪些历史依据?

《长安十二时辰》中,右相林九郎,乃是大唐帝国一等一的高官,然而实际上暴露的林九郎的官品不过正三品而已。

林九郎的原型乃是唐玄宗时期的奸相李林甫,所任官职乃是中书令,后在高宗和玄宗时改称右相,实际上也确实只有三品。并且,实际上唐朝的宰相们,除了左右仆射(从二品),其余都是正三品。所谓一人之上,万人之下,他们官职这么低,又是如何统御百官的呢?那些正一品、正二品的官员不会不服管吗?

一、宰相其实并不被喜欢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官职叫做“宰相”。实际上为宰相的官职-丞相-所存在的时间也并不长,但是每朝每代都存在着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的官员,而宰相就是这些人的统称。

周建立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的官制体系。而三公,即是周的所谓宰相。春秋战国逐渐形成了丞相这个官职,它事实上承担着宰相的职能。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而丞相总理全国政务,权最重。汉初,陈平所谓“上佐天子理阴阳,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诸侯四夷,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成为宰相的工作内容的标准说明。然而,实际上汉朝的丞相,从汉武帝就开始受到皇帝的打压。从而开始了丞相上千年的变迁和品级降低化。

到了东汉光武帝重建汉朝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在东汉的官制里,明面上已经不存在丞相这个官职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光武帝虽然设置了三公,但实际上三公并不没有太多实权,处理政务的权力逐渐归属于尚书台。也是从那时起,三公和丞相逐渐成为尊荣的虚衔。

魏晋南北朝官制混乱,但实际上尚书台在中央政府的权力还在逐步扩大。顺便说一句,所谓“品”也是建立于这一时期,但品代表的更多的是地位的高低,并不完全代表着权力的大小。到了隋唐时期,尚书台便演变成了著名的三省六部,几乎负责着整个中央政府的运转。当然,权力的扩展并不代表着官职的提升,而这也是皇帝们刻意造成的。

通观历史,我们发现,皇帝们总是逐渐把一品、二品的的大官们变成荣誉虚衔,而热衷于让品级低下的官员们逐渐掌握实权。只有在皇权微弱或改朝换代的时候,才会出现“丞相”、“相国”甚至王侯掌握实权。为什么呢?因为品级高代表着社会地位高,如果再赋予极大的权力,那么在中央集权下的政府体制下,这样的一个人往往容易威胁到皇帝的权力甚至取而代之。

隋唐时期的官僚士大夫政治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了,而唐朝宰相们的品级与权力不匹配的情况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顺便说一句,唐朝的宰相们品级已经不低了,明朝时候实际承担宰相职务的“大学士”本职只有五品。

二、唐朝的宰相们

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让相权受制于皇权的情况下,又能保证国家正常运转,已经属于相当有水平的建制了。

在这个体制下,所谓宰相是这么一些人: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常置二人,正三品,唐代宗时升为正二品;门下省长官侍中,常置二人,正三品;由于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在贞观以后不置,左右仆射为实际尚书省长官,二人,从二品。

从尚书省的例子可以说明,唐朝皇帝们对于宰相实际上是相当猜忌的。三省之中,尚书省负责政令的执行,下设礼、工、刑、吏、兵、户六部,权力最重。因此,唐太宗以自己曾担任尚书令为由,从此不再置尚书令,将尚书省的权力分到左右仆射共同承担。

就这样,皇帝还是不放心。皇帝们经常提拔一些人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中书门下”、正三品),参政议政,为实际上的宰相。如魏征、李勣本职分别是谏议大夫、太子詹事,却因此成为实际上的宰相。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因为一些原因,将中书门下改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唐朝皇帝们喜欢发挥宰相们的集体智慧,相互掣肘,从而让皇帝掌握真正的实权。所以,大多数时候,唐朝的宰相班子都是一群人。这一群人中,除了左右仆射是从二品外,都是正三品的官职。大家所常见的唐朝名相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狄仁杰、张九龄等,称呼不管是“阁老”、“右相”还是什么,无外如是,本职一般都是正三品,最高从二品。

当然,这样的设计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唐玄宗时期,开始了出现了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于是,张九龄、张说、李林甫等人的努力下,三省长官们议事的政事堂变成了中书门下,而中书省开始成为三省的核心。《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右相李林甫便是这个时期的人,他虽然官职只有正三品,但是权势却相当的大。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为了解决宰相的问题,一律以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官员们为宰相,即加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那些人。

那么,三品官员都能权势熏天,唐朝的一品大员、二品高官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为何不约束和干涉宰相们的权力呢?

三、一品大员都是些什么人?

唐朝官制,不讨论爵位品级的情况下,正一品的职官分别是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还有天策上将。这里面,天策上将有且仅有一人,那就是李世民本人;而常常看见三师三公的地方是在墓碑上或者履历上。也就是说,大多用来追封或者加衔,以示崇敬,往往并不承担具体政务,没有相应的权力。

那么,从一品呢?不好意思,只有太子三师(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而他们虽然名义上属于翼护太子的官员,但也往往作为追赠官员的尊崇而已。唐代生前担任过这些官职的也相当少,魏征曾贞观十六年担任太子太师,但实际上只是用来保护李承乾而已。

再看正二品,实际上也只有一个-尚书令/大行台尚书令。前文已说过,这个官职在太宗以后就没人担任过。

因此,实际上,这些官职大多只是用来追封或者加尊衔而已,并没有职权,也很少有人在生前担任这些官职。因此,唐朝中央政府的宰相们,实际上品级已经是最高的。正常情况下,各级政府官员并没有干涉他们的权力和高于他们的品级。

那么可能有人要问了,既然如此,这一品二品设计是不是也太不合理了?实际上,高官还是存在的,只是不存在与政府中而已。

四、军政分离和散官

唐代官制开始出现明显的军政分离。唐代军制中,天策上将为正一品,皇家禁卫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左右神策军大将军都是正二品高官,其余十六卫大将军是正三品;地方军的大都督、大都护是从二品。举个栗子,李元芳的检校千牛卫大将军也是正三品,其实与狄仁杰所任的内史(同中书令)官阶相同。

但他们属于府兵将领,并不过问政务,一般军务也由皇帝征派,并不常设。唐代后期,左右神策军往往由太监担任,由于他们权力太过集中,往往使宰相们形同虚设,但玄宗时期还没到如此地步。

此外,唐朝的正一品正二品高官中,还存在着很多散官。我们常在唐代的碑帖中见到充某某官职、行某某官职的便是散官。所谓散官,是与职官相对应的,散官的职位并不代表着此人的官职和权力,只是一种地位和职俸的依据。

我们常见的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就属于散官中文官从一品和正二品的高官;而武官中的某将军一般是从一到正三品的散官。多说一句,文官中属于从二到从五品的文散官,往往还配有“鱼袋”,作为装官员凭证的袋子,也因此成为官员地位的象征;而某某郎则属于五至九品的低阶散官。武官中,某某将军一般属于从三到从五级别的散官,而某某校尉属于从六品及以下的低阶散官。

但是,因为散官并不任事,因此也不能对宰相们构成任何权力上的威胁。

总而言之,在唐代前期的中央政府体系中,(中书令在唐代宗时期改为正二品、)正三品已经是属于官员们生前可以达到的实权官职中相对较高的级别之一了,而正一品、从一品、正二品的高官大多是用来追封的虚衔。因此,宰相们作为三品和从二品,已经是高官。

历史,说明唐代宰相是如何参与朝政的,这一做法有何影响

唐代宰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唐代官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上承秦汉宰相制度,又直接因袭隋制 ,并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变化。其宰相制度演变之频繁,机构之庞大,宰相人数之多,制度之完善和系统,对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作用之显著以及对中外历史影响之深远,为世界历史所罕见。而这些纷繁复杂的特点,无不与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斗争密切相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斗争直接制约着相权的争压和演变,进而影响着唐代历史的兴衰更替。
唐朝宰相制度基本上是承袭隋制,但并非简单的承袭,而是在不断地补充、完善和发展。唐代统治者为了适应内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需要,对宰相制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革。因而,唐代的宰相制度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断发展而更新、健全起来,其人数之多,对于巩固中央集权作用之显著和中外历史的深远影响,为世界历史所仅见。较之前代宰相制,唐代宰相制有7个独有的特点:

一、三省长官同为宰相。
高祖时代,唐承隋旧,以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同掌相权,“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这就把秦汉时代创立的相权一分为三,分隶于三省。而三省之职,中书拟旨,门下封驳,尚书执行。唐代三省制组织严密,机构整齐,是秦汉以来中央集权长期发展得产物,也是君权与相权矛盾斗争的产物。三省长官各有建制,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政,进行集权统治。这种制度的建立,对维护唐王朝的强大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集中多数意见,使行政比较少犯错误,提高了行政效率;另一方面,相权不被一人专断,可避免宰相专权之弊。
唐中期以后,三省逐渐废弛。中书令、侍中二职常缺而不设,即使设也不一定是宰相。特别是藩镇林立、节度使拥兵自重之时,三省长官便成了赏功之官。肃宗朝有宰相16人,其中14人是以他官同平章事为相;代宗朝有宰相12人,其中10人入相时并非三省之长;德宗朝有宰相35人,其中33人非三省长官而入相。这种变化与唐前期相比是有区别的:太宗、高宗、武后时期,虽然也有大量的非三省长官入相,但三省长官仍是宰相,所以三省制能正常运行;后期则摒三省长官于权力中心之外。中唐时期,相权开始旁落,他官参与朝政,而且宰相流动性大,不能保证最高行政集团的相对稳定,不利于政策的连贯性。
二、仆射为相

唐初,因太宗李世民做过尚书令,故自此以后,臣下避不敢居次职,而尚书省副职左右仆射于是为该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同为宰相,“总制省事”。但后来太宗以其“官位太崇,不欲轻以授人”,而以他官加“参知政事”之类以及“同三品”或“同平章事”等名号行宰相职。所以左右仆射之职在高士廉、房玄龄死后不再授人(特殊历史时期除外)。贞观23年,太宗死后不久,高宗以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李绩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第一次出现了仆射带“同三品”的称号;玄宗开元以后,凡拜仆射者,不带同中书门下或兼知参知政事者,不再是宰相。其原因是:玄宗即位后,为了恢复皇权,曾着力恢复三省职能,提高宰相权力,但他对宰相的信任倚重却仅限于个别人。开元21年,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并在其后设立五房,分曹以主众务,位列于尚书省之上。这样就使尚书省处于中书门下的从属地位,尚书省长官失去了共同议政的权力,因而仆射“虽居人臣之极地,不过备员而以”。三、他官参议朝政,多人为相

唐初,在以三省长官为相的同时,也以他官参议朝政,临时行使相职。太宗即位后,很注意用人。他重视从台省官员即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六部尚书、御史大夫、秘书监等重要官员中选择有才能的人参与朝政,行宰相职。因此,“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与朝政”。其后,戴胄、侯君集、萧瑀、杨师道。张亮、褚遂良等都曾以他官参议朝政。自此,“参与朝政”、“参议得失”、“专典机密”、“参豫机务”、“同知军国政事”等等名号,皆为临时充任宰相职者所特有。
从《新唐书 宰相表》中可以看到,太宗贞观末到肃宗乾元初,以他官参议朝政者,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号。“同中书门下三品”即同中书令、侍中(皆为正三品官)之意。中书、门下二省本为政务中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与中书门下协商处理政务之意。但这两个名称并不专用,他官居宰相职者仍然是假以“参知政事”、“参议国政”等名称。作为专用名称并入衔还是在高宗以后,高宗时以非三省长官而任宰相由多种临时称号基本统一为“同三品”、“同平章事”二名称。
安史之乱以后,唐政权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吏滥杂,官员的品秩普遍升高。因此代宗大历2年下令:“侍中和中书令宜升入正二品,门下中书侍郎入正三品”。“同三品”之名遂废止不用,而知政事者一律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名入相,终唐之世而不改。
四、设立宰相议事机构——政事堂

唐初,由于数人同时为相,所以宰相们得一道共商国事,这就需要一个共同议事的办公机构,于是设立了政事堂。并规定诸司官知政事者,午前在政事堂议事,午后归本司决事。政事堂会议,是发挥集体才智,提高管理国家大政效能的一种有效措施。开元21年,张说为相,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在它的后面立五房(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因此,中书令大权独揽,政事堂成了宰相事无不统的办事机构,众言堂成了一言堂。
五、翰林学士侵夺相权——“内相”

高宗时,召刘袆之、元万顷等入禁中,“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之权,时谓北门学士”。武则天专权时期,为排除异己,更是多用北门学士参决朝政,制敕不经中书门下,这样中书门下的定策审议之权开始被侵夺。
开元26年,由于中书事务冗繁,“乃选文学之士为供奉,与集贤学士分管制诰书命”,肃宗至德以后,因“军国务殷”,翰林学士的地位渐渐重要起来。安史之乱中,翰林学士正式掌管了制诏权。中书舍人的职权被代行,中书舍人就变为了没有实权的高官。
玄宗时,翰林学士对国家政令还有了封驳权。唐中期以后,藩镇割据,边阵强族经常骚扰京师,皇帝只得在外“避难”,大臣有时和皇帝离散一方,但翰林学士是皇帝侍从,常不离左右,这样军国机务,诏书政令,多出自翰林之手,并经常惨绝军国大政,久而久之,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宰相。德宗以后,宰相多选自翰林学士。
六、使职差遣——“使相”

安史之乱后,唐国力大衰,中央集权力量大为削弱,国家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唐政府遂选用大批的理财人员主持军国大政,以宰相兼任财政官职,如判度支,勾当转运租庸调支等。为笼络方镇势力,也给节度使加上宰相虚衔。无论是宰相兼使,还是节度使兼相,皆通称“使相”。
事实上,在武德、贞观年间,外官兼任宰相或宰相兼领外官的现象已经出现,但不是普遍现象。玄宗天宝以后,这种风气才渐渐盛行。一般说来,“使相”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方镇地位已经很高,君主为了稳住他们,就加宰相虚衔进行拉拢,以示宠爱。但他们来到京师,却不能行宰相之职,“虽以军功为宰相,皆不预朝政”。所以这一时期的节度使兼相与唐前期的节度使兼相是有很大区别的,前期的节度使兼相,是实授(即以军功入相),武德、贞观时代比较明显,是以军功选拔宰相的主要途径。而中唐以后的使相,纯属荣誉虚衔。;另一种类型,本身就是宰相,因事奉使外出或兼任外官。他们回到京师仍知宰相事,往往集军、政、财权于一身。
使相一职产生,是方镇力量强大,中央集权力量日益削弱的反映。朝廷想以宰相之职宠任、羁縻强大的方镇,非但不能使其感恩,反而使之更加跋扈,宰相身价更加轻贱。
七、枢密使侵夺相权——“枢相”

枢密使设立于代宗永泰2年(公元766年),宦官董秀为首任,起初起上传下达的作用,并没有很大权力。枢密使设立之初,并没有自己的官署,仅有三间房屋贮放文书,其职责是传宣诏令,但这种地位为其揽权干政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宪宗时,以刘光琦、梁守谦为枢密使,权力逐渐加大。其后大宦官王守澄、杨复恭都相继为之。昭宗天复元年,规定宰相在延关殿奏事,枢密使在旁可提不同意见进行辩论;对皇帝诏敕有不当之处也可帖黄更改,也就是说,枢密使已掌握了封驳之柄,公开参与朝政,侵夺相权。中晚唐掌握实权的宦官多以枢密使的名义干预朝政,甚至废立君主也由他们主张(当然根本原因还是宦官掌握了军权)。
总结:有唐一代,宰相制度演变之频繁,机构之庞大,宰相人数之众多(369人之多),制度之完善和系统,在加强中央集权中的显著作用和对中外历史之影响,为世界历史所罕见。
有唐一代,名相辈出。如太宗时的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武则天时的狄仁杰;玄宗时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宪宗时的裴度以及中后期的理财名相杨炎、陆贽等。唐代的宰相制度,对唐代社会有很大的作用,对后世社会也有很大的影响。宰相作用发挥得好,政治就比较清明,社会就比较安定,唐帝国能获得当时世界上的文明、昌盛的领先地位,健全合宜的宰相制度功不可没!
来自唐朝吧《唐代宰相制有7个独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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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三省六部制 三省之间既相互牵制、又互为补充,分工明确,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完整的相权被分割,避免了权臣独揽大权,有利于加强皇权。
参见隋唐演义,说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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