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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传统的兵家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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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与战争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若论其思想渊源，则勿宁说更多的是来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兵家思想。本文拟从传统兵家的内在精神着眼，探讨一下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传统兵家智慧的关系。

一．兵家智慧的熏陶

由于中国古代频繁的战争和治国安邦的需要，兵家思想很早就臻于成熟。且不说众多的兵家著术，即使在经、史、子、集中，也载有各种战史战例与谋兵之道、用兵之法，此外还有各种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野史。这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兵家的谋略智慧向来就是与技艺、宗教、艺术、哲学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文化样式，甚至在先秦至两汉期间，这种谋略文化还一直占据着轴心地位。这种文化样式在尔后的历史发展中也一直未曾间断，迄至明末清初以至近代，兵家谋略文化在经世致用思潮中还有复兴的趋势,特别是在近代湖湘文化圈中，曾国藩、左宗棠、蔡锷等人的治兵之术和用兵之法，占有相当的地位，并有所谓“无湘不成军”的说法。

毛泽东早在童年上私塾时，就读过《左传》、《史记》，并偏爱《三国》、《水浒》、《岳传》一类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进入湖南第一师范，读史的兴趣似乎与研究哲学一样浓厚，诸如《史记》、《资治通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及《曾文正公全集》等，尤所喜好，并留心于战争成败之迹，攻守变换之势：“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2] ；“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尚已。”[3]。特别是对《孙子兵法》这部兵书，他通过国文教师讲解魏源《孙子集注序》已有相当了解，《讲堂录》就从中摘取过不少材料，如“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4]对于《老子》，毛泽东也把它当作兵书来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5]直到晚年，毛泽东还说《老子》是一部兵书。从这些兵书、史藉以及描写战争的小说中，毛泽东识得兵家韬略，并曾小试牛刀。在1917年的护法战争中，毛泽东曾在湖南一师范带领数百名学生志愿军，利用居高临下分进合围的有利地形，运用虚张声势，攻其不备，击其惰归的策略，竟解决了北洋溃军一个全副武装的混成旅。事后，师生们啧啧称赞：“毛泽东浑身是胆！”还有人为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6]

如果毛泽东后来没有走上井冈山开展武装斗争，上述这一切也许并不会对毛泽东产生多大影响。问题在于历史选择了他拿起了枪杆子，开始了迭挫强敌的戎马生涯，这一切在他的军事活动与军事理论创作中留下的痕迹和烙印就非同小可了。毛泽东在江西时期开展游击战争所形成的军事路线，当时就遭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评，认为他“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些好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强调；“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7]张国焘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推崇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攻击毛泽东缺乏近代军事意识。这些批评与指责无疑表明了教条主义者们的愚蠢和无知，从另一角度说明毛泽东在军事活动上的文化背景与选择的精明。战争智慧的发挥与技巧的把握，是谈不上什么阶级性的。因此，毛泽东对这些批评并不在乎，他好像有意为之。作为对教条主义者们的回报，毛泽东在总结战争经验、写作他的军事论著时，致信叶剑英、刘鼎，特别嘱咐他们给他买一部《孙子兵法》，并在他的军事名著中，把古书一一请了出来。古代的战史战例，如数家珍，传统兵家格言，在在可见。

我们这里并不打算全面探讨传统兵家思想与毛泽东的军事活动及其思想的关系，只从兵家的智慧或内在精神着眼，举其荦荦大者，以此窥探兵家智慧对毛泽东军事活动与理论的影响。

二．兵家的运思焦点

有学者在谈及谋略文化时认为[8]，谋略运思的界域在人与人之间，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取舍，其基本规定是：在利害关系与友爱、依托等关系中，它只取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之协作、互助与争夺的两个方面中，它又只取对立纷争的一面。因此，“争”是谋略智慧的基本依据，其发而为谋划主体的基本精神态度是“夺”。故在智慧根基上，谋略与道德的依据恰恰相反。道德的依据在于和，在于利益协调，而谋略的依据在于对立，在于争斗，在于谋者为自我利益的谋算与争取，一句话，在于如何夺“利”。这当然是就一般谋略文化而言。而兵家智慧则是最典型的谋略文化样式，它运思的焦点就在于利害攸关之处如何争利夺利。而且这种“利”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利”，它是战争过程中敌对双方的“生死之利”，“国家兴亡之利”，这就使得夺取胜利成为兵家智慧的最终依据。因此，兵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素来就是与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道德学说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样式。战争的直接目的就是计算利害，决定胜负：“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9]；“合于得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10]；“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11]因此，兵家的所有一切计谋，无论是谋天、谋地、谋人、谋道，都是为了谋利，战胜对方。在战争的敌对双方中，使用道德规范是迂腐而有害的。对于这一点，大概古今中外都相同。毛泽东作为大军事家，他的所有战争指挥活动与军事理论运思的焦点无非就是如何夺“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依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的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这当然是用现代的理论性语言表述的兵家智慧的运思焦点。在井冈山打游击时，毛泽东所使用的朴素的语言更为接近古代兵家的计利夺利思想：打仗“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有所收获，就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2]“打”和“走”都是利害攸关之处的行为选择，死拼连老本都会蚀掉。教条主义者的“全线出击”正是不知道战争的这种“利害”：“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13]毛泽东所处的是敌我强弱悬殊的恶劣环境，生死利害关系就显得尤为突出。这也就决定了他运思的焦点与传统兵家智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兵家的冷静理性

由于兵家智慧运思的焦点在于争利夺利，并且在兵战、伐交之中利害关系太大，而敌对双方都在算计对方，这就把兵家智慧的冷静的理性特征最鲜明地表现出来。所以为兵为谋者必须去情制怒，完全以利害谋划为依据，而不以感情喜怒为转移，不能一时冲动，更不能用任何非理性的东西去主宰军事活动，否则便大祸临头，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死存亡的严重后果。所以在古代兵家传统思想中，这种高度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度是最为突出的：“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君之道也。”[14]这种不以一时喜怒情感而动的冷静理性态度，为历代兵家所承袭。直至近代，湘军首领胡林翼还总结说；“躁者必败，静者必胜。”[15]对此，毛泽东可以说领会得最为深刻。这不仅因为他作为军事家在理性态度上与传统兵家智慧相通，而且在于他从红军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锻炼出这种清醒冷静的理性精神。他在批判“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急性病时说，鲁莽的专凭热情行动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碰壁，就在于他们总是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在《论持久战》一书中，他告诫人们在战争中必须保持冷静：“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其所动。抗日将军们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16]

冷静的理性态度在实际的战争行动中，往往表现为克制态度与“忍”的精神。这就使得兵家智慧虽然以争利为目的．但不得不同直接计较利害得失的自然反应状态相疏离，从而保持一种克制的理智。“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并非见利就上，因此又有所谓：“路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17]。这里的“不由”、“不击”、“不攻”、“不争”，都表明冷静理性态度的“忍”的精神。但“忍”并非无争，克制并非无欲，它是忍而争，制欲而大欲，即是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因而“忍”的精神进一步转化为深谋远虑、迂回取胜的原则。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更须如此。对此，毛泽东可以说运用得非常娴熟。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毛泽东想先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18]。他后来在解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时说，走就是为了打，但有许多情况不好打：敌人多了不好打；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不好打；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关于“争地”也是这样，有所不争而后有所争，“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19]这一切都体现出兵家冷静克制的态度、忍耐精神与迂回取胜的夺利智慧。它最典型地体现在毛泽东的“战略退却”的谋略思想中。在强敌面前，只有先忍耐一下，先让一步，持重克制，待机破敌。而且这种韬略直接来源于古代的战史战例，诸如曹刿论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魏吴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20]

冷静的理性态度在战争中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注重经验和观察，在扑朔迷离、变幻不定的敌我双峰对峙的格局中，仔细判断敌我情势，乃至天时地利，从而谋划战争，制定战略，判断战局，选择战机，规定自己的军事行动。故《孙子兵法》开篇就说用兵“不可不察”，“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乃至提出“知彼知已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已，每战必殆”[[21]。这一传统兵家智慧，可以说是毛泽东军事理论的灵魂了。他认为战争活动虽然具有不确实性，但它不是神物，仍是有端可察，有规律可寻。要正确地指导战争，唯一方法“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22]。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凭意气用事的瞎指挥，以及他们指责毛泽东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的情况，毛泽东认为孙子的“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并且进行反批评：“有一种人，明于知已，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已，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已，百战不殆’这句话……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23]可以说，毛泽东的整个军事指挥活动，体现的正是这种知彼知已的理性精神，他的一整套战略战术以及他的军事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知彼知已的基础上的。

四．兵家的任智精神

兵家智慧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生死利害攸关之处的任智巧夺。当苏辙说《老子》一书“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24]时，正点出了兵家的特点。在兵家思想中，此所谓“智”既非用来实现神圣超越而趋于宗教，亦非用来追求客观真理而获得知识，也不是用来认识道德规范进行心性修养，而是直接用来谋求功利的一种韬略智慧。因此，此所谓“智”是谋求功利的手段，是与实用功利相关联的。正因为将“智”作为谋利的一个精神环节，因而兵家的夺利争利就完全不是对利害的一种自然反应，而保持着克制忍耐的冷静理性态度。利害纷争于是就转化为智力争斗，任智而不任力，以智胜而不是以力取。故自古以来，中国有那么多的儒将英雄，军师智土，权谋辅佐。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这种任智巧夺的兵家智慧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故孙子说；“夫末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25]这就是突出“算”也就是计谋在决定胜负中的重要性。他甚至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26]这就是说，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所以一部《孙子兵法》，在在都是机智谋略。既然在战争中敌对双方都在使用智谋争夺利害，这里就没有道德规范可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得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总之，兵不厌诈，诡计、诡异、诡诈为兵家所尚，而且这种暗中算计与谋略是不能泄漏的。“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并不是如《孙子兵法新注》一书所解释的是所谓“不可事先规定”[27]，而是如曹操所说；“传，犹泄也”[28]。泄谋者必败，此为兵家之大忌。

兵家的这种任智精神，毛泽东可以说得其神髓。他一贯提倡智勇双全，敌人的统帅部也具有某种战略眼光，“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胜利的可能”[29]。他作为军事指挥者，当然强调军事谋略的秘密性。虽然红军的一般作战方式是为敌人所熟悉的，“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30]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活动与其军事理论中，我们似乎随处可见《孙子兵法》中各种智谋的影子。诸如避实击虚，拣弱的打；诱敌深入，造“势”创造各种条件取胜；示于东而击于西(示形)；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先人至，后人发；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正合，以奇胜(佯攻)等等。诸如此类，纯属兵家任智巧夺智慧的高度运用与发挥，僵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是不足语此的”。在这种任智巧夺的战争活动中，毛泽东认为是不能讲究什么道德的，必须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尽可能地给敌人以错觉以便战而胜之。当然，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也有愚蠢的做法。公元前638年，宋国的宋襄公与强大的楚国作战，宋兵已准备就绪，楚兵正在渡河，宋襄公以君子不乘人之危拒绝攻击楚兵，一直等到楚兵一切都准备好了，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兵大败。毛泽东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31]

五．兵家的运思方式

战争运动的特点，就在于敌对双方都是武装的活动着的人群，在不确定的时空范围内展开的生死攸关的矛盾运动。这就使得战争环境变得极为复杂、扑朔迷离和捉摸不定，“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32]。战争指挥者容易为这种复杂环境所支配而失掉主动权。传统兵家智慧的突出表现就在于在这种复杂的战争环境中锤炼成一种独特的运思方式，即辩证的思维方式。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之所以是独特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33]，它不是来源或产生于论辩和语言中所发现的概念矛盾，不是思维中抽象的矛盾运动，而是战争环境中的非常具体和多样化的现实的对立运动。兵家智慧的辩证思维方式就表现在从繁杂众多的现象中，“以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直截了当地分别事物、把握整体。也就是用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来概括战争中复杂事物的特征，所以《孙子兵法》提出许许多多的相反而又相成的矛盾对立项，如敌我、和战、胜负、生死、利害、进退、强弱、正奇、攻守、动静、虚实、劳逸、饥饱、勇怯、多寡……等等。这是一种非归纳非演绎所能代替的直观把握方式。并且兵家的运思方式并不仅仅是静观和认识这些矛盾特征与对立的两项，而更重要的在于根据具体情况与自己的需要在战争实践中参与和展开这些矛盾运动，使对立的两项朝着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从而在其中实现利害、生死、胜负之间的勾连转换。并且在战争实践中，这种运思方式最妙之处就在于常常使自已处于对立项的反面而最终稳立于正面，诸如明明是要生，然而置之死地而后生；分明为了攻，然而以退为攻等等，“故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34]。这种运思方式正是战争实践中的辩证方式，这是战争指导者最难处理的。故孙子认为用兵“神乎神乎”，“微乎微乎”，总的原则是“因敌而变化”，亦即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我们知道，毛泽东对此是极为推崇的。我们不仅在他的军事指挥活动中看出他对战争中矛盾对立项的巧妙运用与处理，而且在他的军事论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传统兵家这种运思方式的遗韵。诸如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围剿”中的围剿，包围中的包围，封锁中的封锁等等，通过这一切而获得被动中的主动，不利中的有利。直观地看，战争胜负取决于敌我力量的强弱和兵力的多寡，但兵家智慧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辩证的参与处理而转弱为强，转少为多。在这方面，孙子提出“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这一思想完全为毛泽东所继承，形成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以弱胜强的基本战略。并且在用句遣词上也是孙子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35]

传统兵家思想与毛泽东的军事活动与军事理论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我们上面只是略举数端。当然，毛泽东毕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在继承中迭有创新，在运用中又有新的发展。但总起来看，毛泽东军事理论这一朵瑰丽的奇葩，的确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兵家智慧的沃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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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小故事
故事一：牛司令
毛泽东6岁就开始跟着大人干活了。他常和几个小伙伴去放牛。小孩子贪玩，玩高兴了，就把牛忘了，不是让牛吃了人家的禾苗，就是牛吃不饱。
怎么才能又让牛吃得饱，又玩得好呢？毛泽东想了一个好办法：把小伙伴们组织起来，分成三组，一伙人放牛，一伙人采野果子，一伙人割青草。然后，把牛集中拴起来，让它们吃割来的青草，小伙伴们就可以吃野果，做游戏，玩个痛快了。因此，小伙伴都乐意同毛泽东一起放牛，称他为“牛司令”。

故事二：抢板凳的故事

毛泽东3岁时，就喜欢认字，一字连认三遍，他就记住了。一天，
他舅舅开的启蒙馆开学了。他听到蒙馆里读书声，甩掉手里的小木锤直往教室里跑，他大舅母追都没有追上，他跑进教室，就去抢与一个比他高出一大截的学生的板凳。这学生只得向先生告状：“先生的外甥坐了我的板凳。”他舅母追到这里，双手去抱外甥，见外甥毛泽东双手抱着凳子不肯，大舅父去抢，差点把舅父的眼镜打掉。舅舅见毛泽东小小年纪就想要读书，只得另找一条板凳放了一个简易桌子，让其旁听。从此，毛泽东成了启蒙馆里的旁听生，并养成了好学、好问、勤写、勤练的习惯。

1、毛泽东读书的故事
毛泽东小时候酷爱读书，每晚都要在油灯下读书到深夜，甚至彻夜不眠，他的母亲怕他累坏，每到半夜就督促他睡觉，毛泽东就用深色纸糊在窗户上，使母亲看不到灯光。少年毛泽东就是这样刻苦自学，读完湘潭的书，又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他的一生始终坚持博览群书，成为我们知识渊博、才能卓著的伟大领袖。
2、坚持锻炼身体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是毛主席经常引用的一句名言。他主张一个人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他认为，一个人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丰富的知识，还要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担当中国和世界的重任。
毛主席从学生时代开始就非常重视锻炼身体，一辈子坚持锻炼身体，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这里主要讲几个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刻苦锻炼身体的故事：
毛主席在12岁的时候曾经得了一场大病，开始体会到身体的重要，后来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他特别重视锻炼身体，经常参加各种体育锻炼，并且把锻炼身体与磨练意志结合起来。

毛泽东与自己座车的小故事
从陈嘉庚捐助的两辆“福特”轿车，到解放战争缴获的美式吉普，从苏联斯大林赠送的“吉斯”防弹车，到我国自已生产的“红旗”加长豪华轿车。毛主席座车的变化旁证了中国现代社会的风云变幻、波澜起伏，也见证了这位伟人对中国民族汽车工业发展的殷切期待……
1、陈嘉庚赠送两辆“福特”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自己的专用轿车。早在延安时期，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敬仰和爱戴，专程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党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主席配一辆，主席知道后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后来，毛主席到底没要专车，一辆配给了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另一辆则给了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当然，由于当时延安仅有这两辆轿车，因此，偶尔也会被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人紧急调用。
这两辆车还演绎了毛泽东与张思德一段鲜为人知的感情故事。1942年10月，中央军委警卫营与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备团，上级决定张思德由班长改为战士，他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分配。第二年春，组织选派他到中央警备团直属警卫队，也就是在毛主席身边的内卫班当警卫战士。这可把张思德乐坏了，下决心要“好好当一名枣园哨兵”！
枣园是毛主席在延安的住所，张思德在这里全心全意站岗放哨。每次毛主席外出开会，他总是提前把枪擦得亮亮的，提着水壶早早等在车边。“福特”牌轿车车身宽大，可以乘坐10个人，车后还有一个专供警卫人员站立的踏板。为了安全，每次外出，张思德都站在踏板上。有一次，毛主席拍着张思德的肩膀说：“小张，以后别站这儿，就坐车里，外面有危险的！”
2、乘坐美式吉普进入北平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北平(今北京)迁移时，毛主席坐的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式军用吉普车。毛主席坐着吉普车进入北平，并且乘坐它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
这种吉普车用今天的眼光看，会觉得非常简陋，几乎没有什么和行驶无关的零件和装饰：见棱见角的车身，所有的外观线条尽量取直，车辆的离地间隙大，车辆的高度又很低，驾驶者端坐在座椅上，高高在上地驾驶车辆，用美国大兵的话说“就像坐在家门口最高一级木台阶上一样”。该车连门都没有，只是在通常该装门的地方开了一个缺口。方向盘看上去极简陋，四根辐条就是铁圆条，仪表也只有最必要的。刮雨器是手动的，有一个手摇的曲柄，边开车边用一只手摇动曲柄刮水。前桥前突，从侧面看，前轮在车辆的最前端，车身也很短，后排的乘员显得比较局促，乘坐舒适性很差。可折叠的车篷只能象征性地遮风蔽雨……可是，这种简陋的汽车当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用品了。
图为前苏联斯大林汽车制造厂于40年代生产的专供中央领导人乘座的高级防弹轿吉斯110，此车是1950年斯大林送给毛主席的三部吉斯110中的一部，目前此车才行驶了4万公里
3、斯大林馈赠防弹“吉斯”
毛主席拥有专车还是在建国后，这辆车目前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一层中央大厅陈列着。在毛主席进入北平后，他乘坐美式吉普车检阅部队的照片被斯大林看到，他马上批示有关部门，将当时苏联制造的最先进的“吉斯-0”、“吉斯-5”等一批高级轿车赠送给中国领导人。所以，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乘坐的都是苏联产的“吉斯”防弹保险轿车。这种车有8个缸，耗油量相当大。
毛泽东的专车是一辆黑色防弹“吉斯”，这辆车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坐过，回国后，斯大林把它送给了毛泽东。1971年9月，毛泽东南巡时，洞悉不测，返抵北京丰台后，正是这辆“吉斯”载着他一路平安地回到万寿路住所。这辆车是跟随毛主席时间最长的专车，可是，有谁会相信，毛主席乘坐的这辆高级轿车内竟然没有空调设备！
毛主席身高体胖，尤其爱出汗。一到夏天，车里如蒸笼一样，为保证安全，车窗不能随意打开，为降低车内温度，只好在车子前排与后座的间隙，放上一个盛冰块的盆子，以此调节车内温度。毛主席从没有对这种土办法感到不满，或提出什么要求。车内的冰盆就这样伴随他度过了十几个炎炎夏日，直到1966年，首批中国自产的20辆“大红旗”轿车才替换了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苏联车。
4、中国造“大红旗”横空出世
1950年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在与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的礼仪不周刺伤了主席的自尊心，所以，主席回国后很少坐他的“吉斯”专用车。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对中共态度更为不友好，同时国外还在封锁我们，此时主席坐的车已是超期服役了，但没办法从外国买车。因此，主席很希望能早一天坐上我国自己制造的轿车。
1958年5月5日，由一汽试制的我国第一辆“东风”牌71型小轿车，进京给毛主席试乘。该车为流线型车身，上部银灰色，下部紫红色，6座，装有冷热风，发动机罩前上方有一银色小龙装饰，发动机最大功率51千瓦，最高车速128公里／小时，耗油量百公里9升。毛泽东主席和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后花园观看并试坐了这辆轿车。
在“东风”牌轿车的基础上，1958年7月，第一辆“红旗”牌CA72型高级轿车试制成功。为了这辆车的试制，周总理特意把法国雷诺公司送给他的轿车赠给一汽做样车，朱德委员长也把他的捷克产“斯柯达”轿车送给一汽，陈毅副总理将自己坐的“奔驰”600型轿车也赠给了一汽。
“红旗”车开始是参照“克莱斯勒”C69型试制的，但车身却完全自行设计，极富中国的民族特色：车身颀长，通体黑色，雍容华贵，庄重大方，具有元首用车的气派。车前格栅采用中国传统的扇子造型，后灯使用了大红宫灯，别具一格。发动机罩上方的标志是三面红旗，迎风飘扬，极富动感。内饰仪表板用福建大漆，周边镶以胡桃木条，座椅包裹了杭州名产织锦缎，民族气息十分浓郁。
这一车型陆续生产到1966年，共制造了202辆。1960年该车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意大利的汽车权威人士评价说：“‘红旗’轿车是中国的‘劳斯莱斯’。”至此，“红旗”轿车被列入世界名车品牌。1962年起，“红旗”轿车正式承担接待外宾任务，1964年被指定为国家礼宾用车，曾接待过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等很多国家的元首。
1965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汽在CA72的基础上，试制成功CA770轿车。这是一款三排座的高级豪华型轿车，增加了一排座位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的位置；车身加长，显得更加壮观豪华；部分车还配置了自动变速器，质量基本稳定可靠。这才真正成了中央领导人的专用车。
上世纪60年代后期，“红旗”CA722轿车开发成功，这种防弹“大红旗”专供政治局常委使用。从外表上看它与普通的“大红旗”无大差别，只是略微高大一些，实际上该车全身装甲，底盘防爆，防弹的车窗玻璃厚达十几毫米，轮胎能自动补漏。
林彪最喜欢汽车，所以第一辆防弹“大红旗”送到北京后，便给了林彪。1971年9月的一个深夜，正是这辆车载着林彪一行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狂奔山海关机场。防弹“大红旗”共生产了12辆，除林彪外，周恩来、朱德以及后来的国家主席李先念都乘坐过，而毛泽东在1972年才坐上自己的防弹车。从1965年到1981年，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配用的专车都是国产“红旗”轿车。
5、“亚洲第一车”--加长“大红旗”
毛主席曾指示生产一种三开门”红旗“加长型轿车，只可惜这辆车造出来后，毛主席已经去世，因此，这辆号称”亚洲第一车“(当时亚洲还没生产过10米长的轿车)的“大红旗“，鲜为人知。目前这辆车由国内颇有名气的老爷车爱好者、河北省承德市的雒文有收藏。
这辆加长型“大红旗”轿车堪称“国宝”。据长春一汽研究所的同志介绍，上世纪70年代初，国外汽车业看不起中国的汽车制造产业和研制水平，认为与世界汽车产业有较大差距。毛主席当即指示：“要造我们自己最长的车。”一汽欣然受命，终于在1976年制造出我国第一台加长轿车。但这一年，毛主席逝世了，于是这辆唯一的加长“红旗”车也就一直未能使用。
这辆非凡的“大红旗”轿车，不仅外观奇特，内部设施也非常完备，装有空调、冰柜、电视、卧室，显示了我国上世纪70年代汽车工业的最高制造水平，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据说，前不久，香港一富翁曾以5辆“奔驰600”高级轿车欲交换此车，南方一老板也想以260万元的价格购买此车，但都被收藏者拒绝了。

点点滴滴就会融化

在拉美成中国代名词 在俄知名度超过孔子

　　“你们是中国人！我知道！毛泽东是你们的领导人！”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4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虽然没去过中国，但我知道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毛泽东更伟大！”

　　阿根廷人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很多人都没去过中国，甚至有人连中国的地理位置都搞不清，但对“毛泽东”这个名字却一点也不陌生。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阿根廷最大媒体集团“号角”集团的海外部经理埃纳德斯先生说：“我曾经看过一些有关毛泽东的书籍。我认为他非常伟大，一个原因来自于他领导了中国革命，另一个原因则更来自他的人格魅力和政治家风范。”

　　经营书店的罗佩斯先生说：“著名的古巴革命英雄切·格瓦拉就出生在阿根廷。而提到格瓦拉，就不能不提卡斯特罗和毛泽东。这也是阿根廷人了解和认识这位中国伟人的重要原因。”

　　阿根廷罗萨里奥大学汉学家艾杜阿尔多先生也评价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推翻旧制度革命的胜利，这一点颇似曾担任过三任阿根廷总统的贝隆。当时贝隆总统就是努力致力于摆脱西方大国的干涉，争取阿根廷的独立和提升其在国际上的地位。”

　　艾杜阿尔多说，当时许多学者出版了有关毛泽东的著作，有人甚至在书中将毛泽东与贝隆相对比。这也是今天许多阿根廷人知道和崇拜毛泽东的原因之一。”

　　在俄罗斯，毛泽东仍然拥有极高的知名度。2004年普京访华前夕，俄社会学家曾做过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毛泽东是俄罗斯人最熟识的中国人，约39%的人知道毛泽东，比例远远超过了孔子（4%）、邓小平、成龙（各约3%）等名人。

　　近年来，俄罗斯对毛泽东的研究渐渐少了一些政治偏见，多了一份客观和公允。2000年出版的《领袖智慧》丛书中就有《毛泽东卷》。序言中说：“毛泽东是20世纪最具个性魅力、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之一。”

历史地位高于拿破仑 千年影响力超华盛顿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曾评价说：“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这样的评价代表着西方世界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推崇。

　　美国人认为，毛泽东的地位高于华盛顿。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说：“毛泽东的地位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美国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他的名次比拿破仑等人要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

　　法国人认为，毛泽东是与戴高乐一样的伟人。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说：“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因而毛泽东和戴高乐一样，仍为人所记忆。

　　许多外国人都把毛泽东当作与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日本国会议员冈田春夫说：“毛泽东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历史，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特里尔说：“毛泽东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如果说上述只是“语言”层面的话，那么几年前，美国时代公司评选的100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百人百事则充分表明外国人对毛泽东世界地位的认可。在评选结果中，既没有“二战英雄”罗斯福、丘吉尔和戴高乐，也没有美国的“建国之父”华盛顿，而毛泽东却出现了两次。在这100个人中，惟一选登了毛泽东的一条著名语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日本人苦读《论持久战》 西方仍在学毛泽东打仗

　　自从毛泽东用高超的军事指导思想打败蒋介石、夺取政权后，世界各国就纷纷研究学习，日、美、英、德等国的战略家对其更是赞誉有加，评价他是“现代游击战之父”。

　　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吃了游击战的苦头，自然十分用功钻研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曾任日本自卫队情报组组长的持田真一总结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五大战略和四个特色，他认为，毛泽东兵法的特色在于，彻底推翻了“优胜劣败”的常理。

　　日本人还十分佩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评价说，虽然在战争期间日本军在装备、科技等方面都强于中国，但中国有《论持久战》这样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结果是日本战败了。近藤邦康把日本战败的原因仅仅归结于没有战略眼光，显然是不正确的，但他的论述至少反映了日本人对《论持久战》的积极看法。

　　美国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深有体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基辛格博士认为，毛泽东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的。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菲利普·戴维逊也评价说：“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鉴于《论持久战》的重要性，美国史家罗斯·特里尔在其名著《毛泽东传》中就专门描述了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的情景：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几乎两天没吃东西。他身上搭着一条毛巾，不断擦汗；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手写累了就紧握几下石头放松一下手指。5天后，他体重减轻，眼睛布满血丝；第7天，他突然痛得跳了起来，原来是鞋被火烧了一个洞；第8天，他突然感到头痛，一阵晕厥。医生来给他诊断后，他仍继续写作；到了第9天，他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5万多字的论文。

新闻故事 俄大使难忘毛主席吃辣椒

　　苏联是中国的老朋友，毛泽东一生中两次出国都是到苏联。第一次是1949-1951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二次是1957年，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

　　第一次出访时，毛泽东曾下榻莫斯科历史最悠久的“地铁”宾馆，中国驻苏使馆在此举办了隆重的招待会。斯大林一般不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以外举行的招待会，但是这次为毛主席破了例。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地铁”宾馆的红色大厅亲切会晤，斯大林称呼毛泽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杰出领袖。

　　斯大林的特使科瓦廖夫在回忆毛泽东对苏联的首访时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住在斯大林别墅，我几乎每天都去看望他。他每日的作息与斯大林非常相似：习惯于深夜办公，一直工作到凌晨。早上9点吃完饭后便上床睡觉，晚上6点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

　　毛泽东独特的个人魅力给苏俄外交官留下了深刻印象。担任了近14年驻华大使的罗高寿对毛主席“吃红辣椒”的情景记忆犹新。

　　这位中国的老朋友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是1960年，苏联驻华使馆代表团从北京飞抵中国南部某城市与毛主席会面，他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当时，毛主席接见他们时，天已经黑了，大家谈了一会儿，便一起用餐。“毛主席从碟子里抓起一撮鲜红的小辣椒——那些红辣椒只是看一眼，嘴里便仿佛要起火——放入嘴中，不动声色地咀嚼。连眼睛都没眨一下，眉头也不曾皱过……”

记者手记 毛主席为我开“绿灯”

　　在阿根廷考驾驶执照非常麻烦，大清早就排队、繁琐的体检、严格的笔试和路考。其中，考交规是最大的难点，记者在不久前顺利通过考试，竟然得益于毛主席的“照顾”。

　　阿根廷的交通法规足有几十页厚，由于没有充分准备，我对这次考试根本没抱希望。在考试大厅等候时，我和一位40多岁的交警交谈起来。当他得知我是中国人时，竖起大拇指用生涩的中文说：“毛泽东！”他说年轻时就知道中国有个毛泽东。“他很伟大。我在阿根廷认识很多中国朋友。认识来自毛泽东创建的国家的人，我很荣幸。”

　　交谈结束后，我进入考场坐下。意外的是，主考正是这位警察先生。我胡乱地答完考卷，走到他面前。他几乎没看我写的内容就全部画上对勾，我顺利通过考试。在离开考场前，他追上来小声对我说：“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去中国看看毛泽东建立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

非常大，世界上对毛主席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而且我们老一辈的大叔们还是十分拥护他的

看看中国现在有多NB 就知道毛泽东的影响力了 和谐 一切必须在掌握中

历史迁徙
　　南北朝时期，毛姓也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加入，这就是《姓氏·考略》所说的：“又氐酋

戏曲中的东晋名将毛宝
有毛氏，苻键将有毛贵，见《后秦录》。” 世居北方的毛氏，南迁江南各地，据后来的学者考证，约在汉唐时期。一支毛姓人从中原迁居今江西吉州龙城（江西吉水），其后便在这里发展繁衍。其中的一些人在毛太华的率领下迁居云南澜沧卫（今澜沧县），明朝立国之后，毛太华又率长子毛清一、第四子毛清四北上做官，居住在湖南湘乡北门外绯子挢（今湘乡火车站附近）。十余年后，毛清一、毛清四又迁湘潭三十九都（今韶山），并最终在此定居下来。不久，又有一支毛姓人在毛命传的带领下迁到这里。从此，上述两支毛姓人便在今湖南韶山一带生息繁衍，辛勤劳作，默默耕耘，直到由毛太华下传20代，才出了一位改写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毛泽东。
　　毛姓是由周文王家族分封而来，其分封之地均在长江以北的黄河流域等地，也就是说毛姓早期居住活动之地主要在我国的北方。从史书的记载和毛姓人物的籍地也可证明这一点。
　　《姓氏寻源》中毛氏条下有：“周采邑毛即河南籍水毛泉也。”又《路史·国名纪戊》曰：“毛，伯爵；河南籍水傍有毛泉，近上邦。”这说明毛伯所封之地在河南籍水的毛泉。
　　西周时周文王之子郑从最早的封地今陕西华县转封到今洞南宜阳(即毛泉)的毛国后，便以国为姓，产生了毛姓。因邓封地为毛，故称毛郑，又因其随武王伐纣有功，被封为伯爵，故亦称毛伯、毛伯郑。毛伯(郑)不仅是毛国的首领，还在周王朝中担任司空之职，总管土木建筑工程等事务，他的伯爵爵位可以由其子孙世袭继承。毛伯是位很有军事才能的大臣，他不仅跟随武王伐纣建功立业，在武王逝世，

会议上的毛泽东
　　成王继位后，还多次带兵(主要是毛姓部落)征战。
　　《元和姓纂》记载：毛氏“周文王第九子毛伯受封毛国，因以为氏。支孙为周卿士，毛伯过、毛伯得并毛公之后也。赵有毛遂，汉有毛公治诗，赵人也，河间王博士毛苌亦治诗，为诂训。”
　　公元前524年毛氏家族内部发生变乱，周卿士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为毛伯，称毛伯得。毛伯得是支持周王子朝的，王子朝在公元前519年到516年执政四年，他被支持敬王的晋军和召伯盈等打败并驱逐出王宫，王子朝只好于公元前516年10月携了毛伯得、尹氏固等大臣带上周朝的典籍投奔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县北)。这样，由于毛伯得介入周王位之争，袒佐王子朝，以失败而逃楚，致使毛国被宣布灭亡，其地被并人东周版图，但其后世子孙仍以毛为姓，只有少部分进入长江以南，大部分仍留在北方。
　　据《左传·鲁昭公二十六年》载：“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yin银)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毛伯得当时亦带了自己的亲属及家将文官迁徙到楚国，以他为首的这部分毛氏家族成员就在汉水流域生息繁衍，其中有一支迁往庐江(今属安徽)定居，东汉时以孝行著称的毛义就是这支的后裔和代表人物；另外有一支迁徙到了巴蜀(今四川)，汉代的巴西郡(郡治在今四川阆中县)丞毛植就是这支毛氏的后裔和代表人物。
　　毛姓的另一支迁徙到了吴国都城吴(今江苏苏州)，因为吴国也是周族的宗亲(始封吴者为周文王的大哥太伯)，有共同的血亲关系，而且估计毛国和吴国的首领有较好的关系，所以吴国才接纳。从毛氏人吴即被命为吴大夫，后又封公，也可看出这点。可惜好景不长，在公元前473年，吴王夫差因中了越王勾践献西施的美人计，不听忠言而亡国，毛氏于是归隐山林，后代不甚发达。
　　毛姓再有迁徙到山东的，代表性人物有西汉山东泰山人毛莫如(字少路)，他在哀帝刘欣执政时担任光禄大夫，是有名的儒者和清官，后来担任常山太守，有政绩；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毛思义，为山东阳信人，官永平知府、副都御史、应天府巡抚。
　　明末的毛霖，为山东掖县人，他写有一部名为《平叛记》的书，记述其

东晋名将毛宝
亲眼所见崇祯年间叛将李九成攻莱州之事，颇具史料价值；清代同为山东掖县人的毛式玉，是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翰林院检讨，他以喜欢收集书画碑刻文字，多藏善本著名；清代中晚期的毛鸿宾，为山东历城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官至两广总督。有流向山西去的，如唐代山西绛州(今新绛县)人毛若虚，官至御史中丞，以威震朝列，公卿恐惧而载人史册；金朝文学家毛麾，是山西平阳(今临汾)人，大定十六年(1176)特赐进士出身，居中都(今北京)，授校书郎，又任太常博士，终于同知沁州军事。清初山西泽州(今晋城)人毛一豸，系顺治三年(1646)进士，任户部郎中、兴安参议等职，为官清廉，曾督饷固原，被康熙帝誉之为“清官第一”。
　　秦汉以后，毛姓在西河、荥阳形成两大郡望，后来分布全国各地的毛姓都是由二望发展而来的。约在汉唐时期，一支毛姓人从中原地区迁居江西吉州龙城(今江西吉水)，其后便在这里发展繁衍。唐贞观进士毛俦在授宏文馆校书郎后不久任岳州太守，成为湖南平江毛氏的开山祖。

关于张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
一、
调查方法
我通过上网查资料知道张姓的历史名人。
[张氏来历]
张姓之源，可追溯至黄帝。《元和姓纂》记载，黄帝的第五子青阳，生子名挥，挥聪颖异常，他通过观看天上的弧星，而仿照其形状制造出弓矢，因此被赐姓张。“张”本义为弓上弦，引申为开弓，即必须用力将弓拉开才能使用弓矢，“张”就是根据此而来的。另外，还有一些史书也有提到张姓的其他来源，但数来源于黄帝的这一支最古老
[张氏名望]
张氏族大支繁，历史上的张姓名人不胜枚举，在这里略举一二：
战国时魏国政治家张仪，以游说六国连横事秦而闻名于世。西汉大臣张良，是辅佐刘邦夺得天下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以善出奇谋良计而颇受刘邦重用，汉朝建立后，被封为留侯。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加强了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促进了中原文化与中亚各地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西汉还有历算家张苍、诸侯王张耳等张姓名人。东汉的张衡，是一名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精通天文历算，创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也叫浑象仪）和用于测定地震的地动仪，在文学方面，则有《二京赋》等作品传世。张仲景，东汉著名医学家，他总结了前代的医疗经验，对我国医学发展有重大的贡献，著有《伤寒杂病论》一书，被后人誉为“医圣”。书法家张芝，其书法被称为“今草”。汉以后，张姓名人还出现了如黄巾起义领袖张角，三国时名将张飞、张辽，晋朝文学家张载、张协，北魏教育家张伟，南朝画家张僧繇等。到了唐代，张氏更是英才辈出。张九龄，即是玄宗时的宰相，同时又是著名诗人。文学家张鷟，书法家张旭，画家张萱，诗人张若虚、张继、张籍、张祜、张志和等也为张姓赢得了赞誉。除此之外，北宋词人张先，诗人张耒，名画《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南宋将领张世杰、张宪，词人张孝祥、张炎，书法家张即之，大学者张栻，明朝著名政治家张居正，清朝诗人张维屏等等都是张氏中颗颗璀璨的明星。
历史上的张姓名人不绝于史，张姓家族对我国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是一个古老的名
望姓氏。
今天，张姓在当代百家姓中位列第三
二、结论
在历史长河中张姓人才辈出。在汉朝汉武帝时期派张骞曾两次出始西域，加强了西域各国的友好往.真是一位聊不起的人物我为张姓能出来这样的人物,我感到很自豪.我也为张姓祖先创造的辉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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