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林灵素是怎样的人

　　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既是一个能写善画、琴棋俱佳的名家，又是一个荒淫无度的昏君。在他统治国家的时期，奸臣当道，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统治阶级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民不聊生，起义不断。金人趁机入侵中原，徽宗最终成为金国的俘虏，北宋随之走向灭亡。
　　一、徽宗继位
　　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元月，宋徽宗赵佶在宋哲宗灵柩前即位。即位之初，徽宗表现出了一位有为君主的架势。这首先表现在他下诏让天下百姓批评朝政、提供建议上。上书言事者络绎不绝，奏疏多集中在如何清除奸臣上。当时朝中著名的奸臣有：章、安、蔡卞、蔡京等。徽宗因章曾反对他即位而心存不满已久，但仅凭一纸奏书就惩办一名宰相，又恐遭人非议，于是派章负责哲宗的安葬事宜。章不小心使灵车陷入泥沼中，花了一天时间才拖出来，由此被大臣弹劾对先帝不恭，又有人举报他为宰相时陷害宣仁皇太后，于是被贬官雷州，随后又流放睦州而死。御史中臣安和章狼狈为奸，结果被除名，放归田里。蔡卞是蔡京之弟、名相王安石之婿，也与章狼狈为奸，一唱一和。徽宗为顾及大臣体面，让蔡卞自己上疏辞职，后以降职秘书少监处理。蔡京受言官弹劾，贬为提举洞需宫，居住杭州。接着，吕嘉问、吴居厚、徐铎、叶祖洽等一干奸臣也相继被黜，朝廷初步呈现出一派清明的气象。

　　徽宗除严惩奸臣、驱逐邪恶外，还大量任用忠直之士，有过则改。他即位刚一个月，便果断地任命大名府知府韩忠彦为吏部尚书，真是府知府李清臣为礼部尚书，右正言葵履为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这三人均为人正直，朝野有口皆碑，被任命的消息一出，民众欢呼雀跃，都认为徽宗用人取舍合乎公义。紧接着，正直之士龚任为殿中侍御使，陈灌、邹浩为左、右正言，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陈次升、张舜民等皆居台谏之职。韩忠彦不久即提出广仁思、开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四事，深受徽宗赞许。从此忠直敢言之士，不断得到提拔重用。徽宗还听从韩忠彦的建议，召回元诸臣。哲宗朝宰相范纯仁是范仲淹之子，公忠体国，为人正直，因受章等迫害贬谪永州，历经磨难。当年已七旬、双目失明的范纯仁忽然接到新天子徽宗的勖勉慰问时，感激涕零。徽宗倚重于他，说：“范纯仁，得一识面足矣!”并任命他为尚书右臣。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虽为旷世奇才，却始终为小人所阻，获罪降官，被贬往惠州。徽宗赦免其罪，让他提举成都玉局观，迁居常州。在韩忠彦的倡议下，文彦博、王、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二十三人均恢复了原职。哲宗孟皇后无端被废，徽宗为她恢复名誉。这些积重难返的公案，徽宗都一一予以解决，恢复了社会公道与正气，受到朝野的一致称赞。

　　在重用大批忠直之士的同时，徽宗又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三月间下诏，让士庶臣僚直言指责时弊，“其间可采，主受奖掖；所言皆错，亦不受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宋徽宗言出必行，接受宰相张商英的劝谏，“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并接纳江公望的谏言，放弃驯养禽兽的爱好，把所有禽鸟都放出宫。政和初年发生了一件充分反映徽宗有容人之量并虚心纳谏的事。右正言陈禾正直敢言，甚为徽宗赏识，他升迁给事中尚未赴任，便不待宣召，进宫力陈童贯、黄经臣宠任宦官将祸及江山的道理，侃侃而谈，听得徽宗饥肠辘辘，徽宗起身让他改日再议。陈禾拽住徽宗衣服泣奏，徽宗又坐了一下，心中不免有点不快，再次起身欲走时，陈禾用力过猛，竟将徽宗衣裾拽脱，徽宗冲口而出：“正言且慢，碎朕衣矣!”陈禾随即回答说：“陛下不惜碎衣，臣又岂惜碎首以报陛下!”徽宗不禁转怒为喜，勉励他说：“卿能如此，朕复何忧。”在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的问题上，徽宗也一样能做到从谏如流，并对有诤臣风的萧服、为政清廉的令毛注加以提拔。通判王涣之应召入对，就日食是政治有缺失造成的这个看法发表议论：“……愿陛下虚心纳谏，言论不管是逆耳顺耳，对的就该采纳施行；事情不管是过去的或是现在的，只要妥当就要重视；人不分亲疏，只要正直就可委以重任。如此，则人心服，天下就可臻于至治，上天自然也会降福了。”徽宗对王涣之颇为欣赏，不久就将他升为中书舍人。

　　徽宗对行之已久的规章制度，只要是不合理的，就毫不犹豫地予以废除。他下令将贮藏在大内杀不敬之臣的毒药焚毁，还主张宫廷建筑不要过于豪华，这与以后讲求奢华的徽宗，简直判若两人。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积案是宋徽宗最难以处理的问题。神宗是他的父亲，变法图强，自然无可厚非。哲宗是他的兄长，自己承袭的就是他的帝位，如果刚开始执掌朝政，便贬逐先朝旧臣，于情于理，都不妥当。为了制定正确的方略，徽宗反复阅读臣下的奏章，并不断询问有识之臣，明白了门户之争的真谛：不管是攻击元丰之党还是元之党，均不是忠诚为国，而是为了一己之私。徽宗在反复思考之后，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十月向全国颁布诏书称：“朕对于军国一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的区别。斟酌某项举措是否可行，办法是否妥善，只看是否合乎时宜；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如果能使政事稳妥无失，人才各得其所，天下就太平了。无偏无党，正直是与，清静无为，顾大局，识大体，使天下休养生息，以成就朕躬继志述事之美，不是很好的事吗?如果曲解别人，心存偏见，妄自更改已有之规，扰乱政治，伤害国家利益者，不但为朕所不容，也为天下公论所不容，朕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一个月后，徽宗改元为建中靖国。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既不盲从元，也不附和绍圣。徽宗的这种态度，确实体现了一个明君应有的智慧和胸襟。
　　二、蔡京擅权惑徽宗

　　有识之士对北宋的灭亡有过这样的评论：宋朝亡于君子，而不亡于小人。意思是那些君子们明争暗斗，同归于尽，以致把大好河山交到了小人手中。徽宗即位后身边逐渐聚集了一批奸佞邪恶之徒，最著名者是蔡京、王黼、朱及宦官李彦、童贯、梁师成六人，人称“六贼”，而首推蔡京。

　　蔡京于宋神宗熙宁三年登进士第，当过钱塘、舒州等地的地方官，出使过辽国，以功升为中书舍人，后任开封知府。宋哲宗时司马光为相后要全部废除新法，要求在五天内恢复差役法。在如此紧迫的时限下，蔡京却按期完成任务，并亲自到政事堂向司马光报告。司马光兴奋异常，称许他说：“倘若人人像你一样奉守法令，何事不能成功!”哲宗亲政后起用章恢复新法，章设立专门机构研讨变差役法为免役法的问题，久久不能决定。蔡京说：“如今是恢复先皇帝旧制，又不是另立新法，根本无须研讨。”一句话提醒了章，使免役法得以顺利恢复。史家评论此事说：十年之间，司马光行差法，章行雇役，都仰赖蔡京才得成功，由此可见蔡京的才干，也可见蔡京的奸邪。

　　徽宗即位，蔡京被贬至杭州后，恰逢供奉官童贯奉徽宗命到三吴一带搜求书画古董，两人结识后日夜相处，交往极为密切。蔡京是个丹青妙手，书画名噪一时，他千方百计巴结童贯，让童贯带了他许多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到宫中，并在徽宗面前对他极口称赞。徽宗也颇富文才，于是惺惺相惜，对他有了好感。再加上曾布怀着想援引蔡京对付韩忠彦的目的而极力推荐他，蔡京得到提拔，任尚书左右丞。此时韩忠彦已罢相，蔡京就借故挤兑曾布。闰六月，曾布罢相。七月，蔡京出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筹相职。从此，蔡京一人独揽朝政。

　　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命令禁止元法制，又仿照王安石设立三司条例司的旧法，设置了讲议司，专门讲求恢复新法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八月，恢复哲宗绍圣年间实行的免役法。九月，他以行新政为大棒变本加厉地打击司马光同道，排除异己，将司马光等共计一百二十人包括所有不对他阿谀奉承的人打成“元党人”，请徽宗御笔书名于石上，竖立在端礼门外，名为党人碑。十月，任蔡卞为知枢密院事，蔡京兄弟二人同执朝政。这是宋代建国以来很少见的事。十二月，朝廷下诏，禁止元学术以及其他邪说推行，非圣贤之书实行“文禁”。这是宋朝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忌讳重重，文人动辄犯讳。据说当时州县学校考试，不论文章做得如何，先看是否犯了忌讳。“休兵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及之役”、“清入仕之流”这一类语辞也入了破禁之列，原因是口气与元党人相似，近乎是对熙宁新法的指责。到政和年间，连经书中带“哉”这样的语言也被禁止了，如“大哉尧之君”、“与夫制乱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动”。说来可笑，这是因为“哉”与“灾”字同音，“危”、“乱”、“凶”、“悔”等字不大吉利。由此可以想见，囚犯忌而惹祸的人定是多如牛毛。崇宁二年三月，诏命党人子弟不许入京。四月，命令销毁范祖禹所著《唐鉴》以及三苏(轼、辙及其父苏洵)、黄庭坚、秦观的文集。元学术主要指周敦颐、二程等人的经学，因此被抨击为“专以诡异聋瞽愚谷”的程颐也被除名。八月，蔡京又亲自用大字书写党人名字，颁于郡县，刻石成大碑，立于监司、长吏厅中。
　　要加收崇宁三年正月，蔡京请求铸当十钱。自宋建国，有折二、折三、当五钱，从来没有铸过当十钱。如今铸造这种大面额的货币，不亚于对百姓公然抢掠。蔡京又请求建立管理纸币——交子的印行和流通的专门机构：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制定了伪造交子的有关刑法。规定：凡是知情、转用以及邻人知而不告的都有罪。私造交子纸的，罪至徒刑和流刑。不久，又命天下除闽、浙、湘、广以外，全部使用另一种纸币钱引。纸币的大量印制和流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宋朝的经济体系遭到严重破坏。

　　蔡京深受徽宗宠信，权势显赫，待遇优厚。他若要办某件事，必先以徽宗口令拟成诏书，送给徽宗看后，再由徽宗亲抄一遍，称之为御笔手诏，臣下都得遵从，不遵者以违制论处。政和初年，蔡京以太师致仕，徽宗准许他在京居住。宣和末年蔡京第四次为相时，年已80，徽宗准许他于私第办公，三五日一至朝，并下诏褒扬他“忠贯金石，志安社稷”。徽宗持政反复无常，蔡京虽常遭贬斥，但重用的时间毕竟远远超过了贬谪的时间。徽宗曾七次乘轻车小辇，临幸蔡京府第，不用君臣之礼，而用家人之礼。

　　自从神宗元丰年间永乐败师之后，已有数十年边尘不惊，没有战争了。宋朝府库颇为富足，蔡京便开始引导徽宗穷奢极侈起来。一次宫中举行盛大宴会，徽宗拿出他收藏的玉卮、玉等器具，说道：“我本来早就想使用这些餐具的，但又怕别人说这些东西太过奢华，是种浪费。”蔡京马上进言：“陛下贵为天子，理当享尽天下荣华富贵，受万千民众供奉，这区区玉器，又算得了什么?”在蔡京等人的极力怂恿下，徽宗再也无所忌惮，尽情挥霍，终日纵情享乐。朝廷为此专设应奉局、御前生活所、营缮所等，为皇室娱乐和享受提供全方位服务。朝廷的左藏库，以前每月支出仅需费用三十六万贯，到徽宗时经费竟然达到一百二十万贯。宫中还大兴土木，先后新建了明堂、保和殿、延福宫、万岁山、九成宫等大型建筑项目，竭尽奢华之能事。

　　后来，徽宗对人世间的享乐逐渐生厌了，于是又幻想得道成仙。他在1105年曾赐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法号“虚靖先生”，以后又相继宠信道士王老志、王仔昔，封王老志为“洞徽先生”，封王仔昔为“妙通先生”，对他们言听计从。后来，又特别信任林灵素。林灵素，温州人，年轻时在佛寺出家为僧，因受师父管责心生怨恨，就出了佛门改头换面当了道士。他善于揣测人意，学得妖幻之术，又敢于天花乱坠地吹嘘，很快就受到朝廷管理道士的官员左道录徐知常的重视。王老志、王仔昔在徽宗面前失宠以后，徐知常就将他推荐给了徽宗。第一次晋见陛下，林灵素就说：“天上一共有九霄，最高为神霄。管理神霄的神霄玉清王是上帝的长子，号长生大帝，主管南方。这位长生大帝不是别人啊，就是陛下您。陛下是神仙下凡，来到人世间担负起治理天下的大任。陛下周围的许多人其实也是来自于神霄玉清宫的天仙，负责协助陛下成事，建功立业。蔡京就是左元仙伯，王黼是文华吏，盛章、王革是园苑皇华吏。陛下最宠幸的刘贵妃是九华玉真安妃。”这一逢迎拍马的胡言乱语居然正中徽宗下怀，高兴得当即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封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赏赐给他很多东西，还专门在紧挨皇宫的地方，为他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道观，称上清宣箫宫。宫中正殿挂着两幅大画像，一幅是神霄玉清王徽宗，另一幅是九华玉真安妃刘贵妃。徽宗经常去该宫听林灵素讲经布道。并且制道学，依据科举制开考，道士们若能通过考试则可任郎、大夫等十阶道职，成为道官。不仅如此，他还下令在全国各地建神霄万寿宫。发给每一座道观田地上千顷，每一位道士都能领到俸禄。任登州知州的宗泽因为修建神霄万寿宫态度不积极、行动不迅速竟被除名编管。在徽宗和蔡京的提倡和支持下，追随林灵素的徒弟人数日增，达两万人之多。林灵素和他的徒弟们利用徽宗的信任，凭借被赋予的特权，经常在京城内装神弄鬼，画符念咒，呼风唤雨，把天下搞得乌烟瘴气。

　　宋徽宗指使蔡京等人借口恢复新法，榨取百姓血汗，以满足他们永无止境的物质需求。例如，免役钱本是用来雇人充役的，到他们手里却巧立名目新增设了许多种雇役钱，并且强行征收。巩州在元丰年间的役钱总计为每年四百贯，到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竟增至三万九千贯，数额惊人。恢复实行方田均税法时，他们在旧额之外又加收税金，称之为“蹙剩”，往往一县就多征收了数万贯。恢复摧茶法，他们在茶叶产地设置官卖专场。两年以后，废止官场专卖，虽已允许茶商向茶农买茶，但要求茶商买茶后向官府交纳税金，领取“茶引”后方可贩卖。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以后，国家每年的茶税收入高达四百多万贯，其中的一百万贯要专门抽出来供皇帝使用。朝廷还修改盐钞法，由商人先向官府购买盐钞，再凭盐钞到解州领盐贩卖。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朝廷一再更改盐钞法，将大量已经卖出的盐钞作废，使许多盐商因此破产。出售盐钞的多少被朝廷订立为考核州县官、评定其政绩的标准，州县官于是强迫百姓按户买盐，以此来求得升迁。茶引和盐钞，成为宋徽宗时期朝廷的重要经济来源。尽管蔡京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这些搜刮民财的办法非常卑鄙，深深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甚至给他们带来了苦难，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徽宗却只看到眼前白花花的银子，还赞赏他说：“这是太师加送给朕使用的钱。”支移，本是宋朝一种赋税的输纳方法，要求赋税送纳到一定的处所，否则就要交纳脚钱。到徽宗时，脚钱却成为一个固定的税种，每斗要交五十六个钱，几乎等同于元丰年间的正税。各地官府为了向朝廷交差或者官员为了自己的升迁，加紧向百姓催收各种在常赋之外增加的税额。在江东西和湖南北，有的一石常赋之上四石耗米，农民们往往卖了耕牛卖房产，还交不足赋税，沉重的负担压得百姓苦不堪言。 荒于政，精于艺

　　宋徽宗有极高的艺术天赋，可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徽宗擅长书法，在书法界享有盛誉。他刚开始练书法时是学黄庭坚的风格，后来又学唐朝薛稷的字，熟练之后便有所改变，独创字体修长硬挺、笔画纤瘦，如铁画银钩，极具个性，自称瘦金体。其所书《欲借嵯峨万仞崇》诗和《风霜正腊晨》词，堪称瘦金体书法典范。

　　徽宗的画则更加出色。他善画花鸟和山水，其画技精湛，笔法谨严，色彩华贵，自成一家。

　　所画禽鸟之翎毛，运笔奇巧，尤其是点睛之笔，用生漆点染，仿佛一颗突出于纸上的豆粒，而且栩栩如生，几乎要转动起来，令人叹为观止。他最擅长的是墨花石画，画中一色焦墨，不分浓淡，只在丛密之处微露白道，独具特色，妙不可言。传世的作品有《晴麓横云图》、《桃鸠图》、《鹑水仙图》、《四禽图》、《雪江归棹图》、《柳鸦图》、《祥龙石图》、《腊梅山禽图》、《芙蓉锦鸡图》、《听琴图》等。

　　他大力提倡和奖励书画创作，对宋初已有的翰林图画院和翰林书艺局进行整顿和发展，建立了一系列制度。画院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实行招考。徽宗亲自以古诗句出题，传世的画题有：“踏花归去马蹄香”、“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在多”、“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乱山藏古寺”、“竹锁桥边卖酒家”、“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徽宗品画崇尚法度，讲究形似，重视画家想像力和艺术创造力的充分发挥。例如他出的“嫩绿枝头”一题，许多应试者根据试题画出茂密的花树，涂上翠绿的颜色，细心勾勒出树枝的形状，以为这样就合乎了题目的要求，哪知都被淘汰。有一人别出心裁画了一座高高的亭子，亭台上有一美人靠着栏杆站立，口点胭脂，嘴唇上那一抹嫣红格外醒目，与旁边的绿柳相映成趣。以红衬绿，嫩绿枝头不仅更加鲜明，而且更富生气。考入图画院者，按出身分为士流与杂流，授给六个等级的职称。表现突出的人还被授以朝中官职，着紫衣，佩金鱼，竭尽荣宠之幸事。当时，图画院中聚集了许多一流的书画家。著名书画家米芾就是徽宗时的书画学博士。还有，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创作《千里江山图》的王希孟，都是徽宗时图画院的画师。

　　徽宗对收集和珍藏历代名人书画作品特别热心，并对搜集到的书画作细致的整理、潜心的研究，并予以刊印。根据徽宗的要求，书画院学者在建中、靖国年间和大观年间，将宫中所藏书法作品一一刻在石碑上，并将之加以拓印，编为《续法帖》和《大观太清楼帖》，又将所藏古今书画编成《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完整系统地记录了宫廷收藏的绘画和书法作品及书画家的情况，在中国绘画史上占领了一席之地。

　　江南地区自古以来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奇花异石名满天下。1102年，以大宦官童贯为首设造作局，在苏杭召集精湛的工匠，以象牙、鹿角、犀角、玉石、金银、竹藤等原料进行雕刻、装画、糊抹，生产出大量富丽堂皇的物品，专供徽宗御用。而所用的一切材料、工费，都分摊到江南百姓的头上，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徽宗对江浙一带的名花奇石情有独钟，蔡京就对苏州富商朱冲及其子朱任以官职，暗示他们设法搜罗奇花异石进贡给徽宗。起初，他们秘密搜罗了三根浙江的名贵黄杨木献给徽宗，得到嘉奖。1105年，苏州设苏杭应奉局，朱主要负责采办奇花异石运往京城，称“花石纲”。应奉局人员只要看到谁家有一花一石稍微与众不同，就领兵直入其家，用黄色帛丰加封，表示已为御用。到运走时，不仅分文不付，往往还因为花石较大而拆屋扒墙，使许多人倾家荡产。在大运河上，运送花石纲的大船日夜不停。船不够用时，应奉局的人就截取运粮的纲船和商船。应奉局曾经搜罗到一块高达四丈的太湖石，装在一条大船上，仅船夫就用了数千名。在运往开封的路上，沿途许多桥梁、城墙被拆毁，以便其通过。运抵开封后，徽宗给该石赐名“神运昭功石”。花石纲的花费很大，仅从浙江运一根竹子到开封，就要花去五十贯，相当于当时第四等户的全部家产。应奉局的官吏利用手中的职权大发横财，随意支取国库的钱财，动辄数十万。朱个人的财产不计其数，他的手下陆续被任命为各级官吏，连他的看门奴都当上了殿学士。而不巴结他的人，很可能马上就被撤职。
　　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向长期对本民族进行奴役的辽国展开了进攻。宋徽宗接受了归附宋朝的辽人马植的建议，于政和五年（公元1118年）派马政出使金国，与金人约定双方夹攻辽国。阿骨打答应灭辽以后将五代时陷入辽朝的汉地归还宋朝，但要求宋在灭辽后将原来每年给辽的钱绢五十万全部照数给金。在攻辽的过程中，金人以武力优势又逼迫宋朝答应除了每年的五十万岁币外，再以燕京代租钱的名义每年给金一百万贯。宣和五年四月，金兵将燕京及其所管六州二十四县的人口全部掠走以后，将空城交给宋朝。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一月，金以宋朝招纳金的叛亡人员为借口，大举攻宋，兵分两路进攻河东和河北。正在太原的童贯闻讯，急忙派马扩去金军大营谈判，提议交出蔚、应二州和飞孤、灵丘二县，换取金人退兵。金人则要宋朝割让河东、河北之地，童贯不敢答应。十二月初，西路金军攻陷朔州、武州等地，直扑太原，童贯竟抱头鼠窜，而太原军民则对金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东路金军进抵燕山府，宋将张令徽等人抢先逃跑，宋守将郭药师投降，引导金军南下。

　　燕京失守的消息传到开封，君臣大乱。徽宗打算弃国南逃，给事中吴敏上奏表示坚决反对，建议请太子监国，以招徕天下豪杰。徽宗随即以吴敏为门下侍郎，辅佐太子，并任命奏上“御戎五策”的李纲负责坚守京城。

　　宦官梁方平奉命守卫黄河北岸的浚州，见金军铁骑前来，不战自溃。金人用小船将大军渡过黄河，直扑宋都开封。

　　消息传来，徽宗决心内禅，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让皇太子赵桓即皇帝位，自己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住龙德宫。二十三日，赵桓即位，为宋钦宗，改年号为靖康。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徽宗逃出开封，到镇江避难。新即位的钦宗面临危局无回天之力，当时也同样打定主意要出逃，因李纲谏阻，才勉强留下支撑。金军虽然兵临城下，但毕竟孤军深入，而且这时勤王之师已陆续赶到，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钦宗却仍然如同其父一样畏敌如虎，不敢抵抗，而以巨额金币换得金人退兵。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二月，金军北返，主战派立即失势。

　　四月，太上皇徽宗回到了汴京，正当北宋统治集团认为可以重新安享太平时，金军于同年冬再度南下，攻占了汴京，徽、钦二帝做了女真人的俘虏。

　　徽宗自从得到不日将被押解北上的消息后，便领着皇后、诸王遥望城中拜辞宗庙，伏地痛哭。三月二十九日，徽宗乘平日宫人所坐牛车，由金兵掌驾，至刘家寺会见金太子宗望。徽宗一行从刘家寺出发，夜晚与押解的金军将领俱住入帐篷内，帐篷周围都有陪伴宋朝帝后的使者严密监视。至浚州时，百姓知是已被废黜的徽宗，纷纷馈赠炊饼、藕菜之类。

　　在漫长的押解途中，金人故意给这个已经废黜了的天子以难堪。四月二十八日，徽宗一行来到中山府，金人命徽宗喊话，让守城宋兵投降。徽宗不敢违拗，在城下大呼道：“我道君皇帝，今往朝金帝，汝可出降。”守将在城上痛哭流涕，不肯奉诏。

　　靖康二年九月，金人因南宋兵盛，怕他们夺回徽、钦父子，会失去同宋方讨价还价的筹码，将他们父子送往中京。徽宗眷属千余口，钦宗眷属百余口，费用巨大，金人又不按时发放粮食、衣物，致使他们生活困窘，每况愈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徽、钦一行又开始了长途跋涉，于八月二十一日抵达上京。二十四日，金太宗让徽、钦父子朝见祖庙，实际上是行献俘之礼，以此来羞辱北宋君臣。金兵逼着徽、钦父子除去袍服，其他人皆令脱去上衣，身披羊裘，腰系毡条，入庙行牵衣礼，然后又逼着徽、钦父子入御寨，拜见太宗。金太宗与诸王、大臣等骑马先行，后边是五面白旗，上面分别写着“俘宋二帝”、“俘宋二后”、“俘叛奴赵口(构)母妻”、“俘宋诸王驸马”、“俘宋两宫眷属”等字样。宋俘虏一律作金人装束，跪听金人宣读诏书。二十五日，金太宗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七月，金人再将徽、钦父子送至五国城。到了五国城，金太宗让他和他的已被赐给太宗宗族为妻的六个女儿相见。徽宗感激涕零，连上两表向金太宗叩谢，吹捧金太宗“大造难酬，抚躬知辜”，又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自惭遣咎之深，常务省循之效，神明可质，讵敢及于匪图”。
　　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六月，徽宗的第十五子沂王赵、附马都尉刘文彦为了改变自己的艰难处境，取得金人的信任，告发太上皇欲谋反金国。金人遣两使者前来查问，并要求徽宗对簿公堂。经众人再三哀求，金人才允许免徽宗前去。从此以后，徽宗愈加沉默寡言了。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四月二十一日，心力交瘁的徽宗一病不起，终年54岁。

宋代开国君主崇尚俭朴，徽宗特别遵循，甚至鄙视仁宗的宝座过于华丽。永兴民王怀进献玉器，被他谢绝。宰相张商英在他面前大谈奢侈就会亡国之论，他虚心接受。宫中整修殿宇，徽宗告诉工头，宰相若经过，要藏起来，不能让他看见你们在搞装修。其言下之意是，要是让张商英看到了，会使他认为我这个做皇帝的不但不节俭，而且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那段期间，徽宗对张商英颇为看重，甚至还让他暗中监视、制约蔡京。在继位后的两年里，赵佶整朝纲，平冤狱，贬奸佞，奖忠贤，可谓勤勤恳恳、奋发有为。然而，这“另一个赵佶”后来之所以被世人忘却，是从赏识蔡京开始的。

在一次宴会上，他拿出一件玉杯，对大臣们说，因怕被人指责奢侈，与祖宗制度不合，故不敢使用这类器物。这时，蔡京趁机站了出来，曲解《周易》中“丰享，王假之”和“有大而能谦必豫”之论，宣扬“丰享豫大”，鼓吹君主在太平盛世享乐不仅理所当然，还可显示我大宋物资充沛。徽宗大喜，潜藏的享受之念有了理论依据。

在蔡京怂恿与指导下，他重用王黼、童贯、朱面力等人，纵情声色犬马，尽享宫室之乐，并听信蔡京打击旧党与异己。他骄奢淫逸，痴迷道教，大兴土木，采办“花石纲”，百姓怨声载道，其“艮岳”规模巨大，荟萃天下奇花异石，耗财无数。国力每况愈下，内忧交织外患，直至靖康之耻。为此，《宋史》本纪第二十三中说：“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着以为戒。”

徽宗不是被道教迷住了；而是徽宗想建立一套类似日本的“神道教系统”，自己成为这个宗教的教主；徽宗再利用这套宗教系统牵制文官官僚系统；

天生就那样，昏庸是其本质，什么“励精图治”，分不清谁是真正的“变法派”，朝廷中的“党争”激烈，最后竟然启用蔡京搞“变法”，把王安石时期国库积攒的那点血本都挥霍了，赵佶的“励精图治”，说白了，就是“三分钟热度”。

道教神霄派的祖师林灵素，装神弄鬼、干预朝政、妖言惑众、排除异教、勾结奸臣、结党营私，加重了朝廷的腐败无能。林灵素是温州永嘉人，虽然自幼家境贫寒，但是天资聪颖，智慧过人，从小也勤奋好学，自幼学道，精通符咒之术。后来利用徽宗的迷信受到他的赏识，，开始博取信任，徽宗对他宠爱有加。他在朝中勾结奸臣，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过上了腐败奢靡的生活。他的权势也日渐增长，开始干预朝政，威胁到其他势力，导致蔡京、童贯等人嫉妒，与当朝重臣形成对立局面。

历史记载，一年大旱，徽宗命林灵素向上天祈雨，结果未求得雨，蔡京等人见此正好作为杀他的把柄，上奏称其欺君，希望治其死罪。林灵素这时反咬一口称蔡京等人是奸臣祸国，魔王转世，若不斩，就会大祸临头，还装神弄鬼用”靖康之乱“威吓徽宗，让徽宗立斩二人。蔡京不会坐以待毙，他让人打听出林灵素有一个密室，密室中就有他企图篡位的证据，就上奏请求徽宗直接起驾前往一探虚实，徽宗去后发现密室内却只有桌椅等普通家装饰物，蔡京懵了，知道如何解释，连忙磕头请罪。其实这林灵素可能早就有所准备，于是将计就计。

林灵素还妖言惑众，利用鬼神之说让徽宗迁都，否则必有大难。并且排斥异教，提议删改佛教，这引起佛教和一众信徒的不满。他任意妄为的做法甚至引起同道中人的反对，很多道教子弟也看他不惯，他的所作所为导致了社会动荡，民心大乱。长此以往，林灵素的说辞也难以服众。

到了明末清初，道教彻底地搬离了峨眉山，此后峨眉山便作为佛门圣山而存在。又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佛教在峨眉山彻底站稳了脚跟，以至于现在的人们一直都以为峨眉山从古至今都是佛门的地盘。道教搬离峨眉山后并没有放弃发展，而是在离峨眉山不远的二峨山又开了宗派，但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很多人都不知道。 

林灵素妖言惑众，利用鬼神之说让徽宗迁都，否则必有大难。并且排斥异教，提议删改佛教，这引起佛教和一众信徒的不满。他任意妄为的做法甚至引起同道中人的反对，很多道教子弟也看他不惯，他的所作所为导致了社会动荡，民心大乱。长此以往，林灵素的说辞也难以服众。装神弄鬼、干预朝政、妖言惑众、排除异教、勾结奸臣、结党营私，加重了朝廷的腐败无能。

道教神霄派的祖师林灵素，装神bai弄鬼、干预朝政、妖言惑众、排除异教、勾结奸臣、结党营私，加重了朝廷的腐败无能。

林灵素曾经推算出京师有灾，上奏迁都，但此时宋正与金联兵灭辽，不仅不愿南迁，还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并未理会他，后来林灵素归天后数年，金兵攻破汴京，俘虏徽钦二帝，酿成靖康之耻，预言成真。

其实什么东西都是后人编写的，别太相信历史，中国自古就有一句俗语，成王败寇，宋徽宗即位之时，大宋就已经是岌岌可危了，他作为一个皇帝即使再怎么样努力到最后也只是力不从心，其实宋徽宗这点事看明白了，所以只能无可奈何的选择昏庸无道了！ 就有点想明末皇帝崇祯一样，说崇祯不励精图治？还是说大厦将倾呢！？历史的功过都是后人来写的。我们没经历过那么看到的都只是别人的主观思想！

《宋史》是元人脱脱写的，你说在“胜者”眼中弱者能行吗？
1楼说的很对，历史就是成王败寇，徽宗那时几乎一个正派名臣也没有，高俅，蔡京......所以徽宗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昏君”。
再从现实角度来讲
我引用一句话啊“玄宗少历民间，身经迍难，故即位之初励精图治，故有开元之治”
徽宗不及玄宗而且那时的江山遍地烽火，支离破碎！
换谁也受不了。徽宗一度想改革，但当他遇到问题时，他不干了，所以宋有其亡。
像他这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人，难安天下。

宋徽宗赵佶是一个除了皇帝意外什么都很好的人，吹拉弹唱，琴棋书画什么都好，上天和宋朝开了一个玩笑，让他做了皇帝，他的玩心太大，不是做皇帝的料

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既是一个能写善画、琴棋俱佳的名家，又是一个荒淫无度的昏君。在他统治国家的时期，奸臣当道，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统治阶级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民不聊生，起义不断。金人趁机入侵中原，徽宗最终成为金国的俘虏，北宋随之走向灭亡。
一、徽宗继位
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元月，宋徽宗赵佶在宋哲宗灵柩前即位。即位之初，徽宗表现出了一位有为君主的架势。这首先表现在他下诏让天下百姓批评朝政、提供建议上。上书言事者络绎不绝，奏疏多集中在如何清除奸臣上。当时朝中著名的奸臣有：章、安、蔡卞、蔡京等。徽宗因章曾反对他即位而心存不满已久，但仅凭一纸奏书就惩办一名宰相，又恐遭人非议，于是派章负责哲宗的安葬事宜。章不小心使灵车陷入泥沼中，花了一天时间才拖出来，由此被大臣弹劾对先帝不恭，又有人举报他为宰相时陷害宣仁皇太后，于是被贬官雷州，随后又流放睦州而死。御史中臣安和章狼狈为奸，结果被除名，放归田里。蔡卞是蔡京之弟、名相王安石之婿，也与章狼狈为奸，一唱一和。徽宗为顾及大臣体面，让蔡卞自己上疏辞职，后以降职秘书少监处理。蔡京受言官弹劾，贬为提举洞需宫，居住杭州。接着，吕嘉问、吴居厚、徐铎、叶祖洽等一干奸臣也相继被黜，朝廷初步呈现出一派清明的气象。

徽宗除严惩奸臣、驱逐邪恶外，还大量任用忠直之士，有过则改。他即位刚一个月，便果断地任命大名府知府韩忠彦为吏部尚书，真是府知府李清臣为礼部尚书，右正言葵履为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这三人均为人正直，朝野有口皆碑，被任命的消息一出，民众欢呼雀跃，都认为徽宗用人取舍合乎公义。紧接着，正直之士龚任为殿中侍御使，陈灌、邹浩为左、右正言，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陈次升、张舜民等皆居台谏之职。韩忠彦不久即提出广仁思、开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四事，深受徽宗赞许。从此忠直敢言之士，不断得到提拔重用。徽宗还听从韩忠彦的建议，召回元诸臣。哲宗朝宰相范纯仁是范仲淹之子，公忠体国，为人正直，因受章等迫害贬谪永州，历经磨难。当年已七旬、双目失明的范纯仁忽然接到新天子徽宗的勖勉慰问时，感激涕零。徽宗倚重于他，说：“范纯仁，得一识面足矣!”并任命他为尚书右臣。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虽为旷世奇才，却始终为小人所阻，获罪降官，被贬往惠州。徽宗赦免其罪，让他提举成都玉局观，迁居常州。在韩忠彦的倡议下，文彦博、王、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二十三人均恢复了原职。哲宗孟皇后无端被废，徽宗为她恢复名誉。这些积重难返的公案，徽宗都一一予以解决，恢复了社会公道与正气，受到朝野的一致称赞。

在重用大批忠直之士的同时，徽宗又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三月间下诏，让士庶臣僚直言指责时弊，“其间可采，主受奖掖；所言皆错，亦不受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宋徽宗言出必行，接受宰相张商英的劝谏，“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并接纳江公望的谏言，放弃驯养禽兽的爱好，把所有禽鸟都放出宫。政和初年发生了一件充分反映徽宗有容人之量并虚心纳谏的事。右正言陈禾正直敢言，甚为徽宗赏识，他升迁给事中尚未赴任，便不待宣召，进宫力陈童贯、黄经臣宠任宦官将祸及江山的道理，侃侃而谈，听得徽宗饥肠辘辘，徽宗起身让他改日再议。陈禾拽住徽宗衣服泣奏，徽宗又坐了一下，心中不免有点不快，再次起身欲走时，陈禾用力过猛，竟将徽宗衣裾拽脱，徽宗冲口而出：“正言且慢，碎朕衣矣!”陈禾随即回答说：“陛下不惜碎衣，臣又岂惜碎首以报陛下!”徽宗不禁转怒为喜，勉励他说：“卿能如此，朕复何忧。”在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的问题上，徽宗也一样能做到从谏如流，并对有诤臣风的萧服、为政清廉的令毛注加以提拔。通判王涣之应召入对，就日食是政治有缺失造成的这个看法发表议论：“……愿陛下虚心纳谏，言论不管是逆耳顺耳，对的就该采纳施行；事情不管是过去的或是现在的，只要妥当就要重视；人不分亲疏，只要正直就可委以重任。如此，则人心服，天下就可臻于至治，上天自然也会降福了。”徽宗对王涣之颇为欣赏，不久就将他升为中书舍人。

徽宗对行之已久的规章制度，只要是不合理的，就毫不犹豫地予以废除。他下令将贮藏在大内杀不敬之臣的毒药焚毁，还主张宫廷建筑不要过于豪华，这与以后讲求奢华的徽宗，简直判若两人。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积案是宋徽宗最难以处理的问题。神宗是他的父亲，变法图强，自然无可厚非。哲宗是他的兄长，自己承袭的就是他的帝位，如果刚开始执掌朝政，便贬逐先朝旧臣，于情于理，都不妥当。为了制定正确的方略，徽宗反复阅读臣下的奏章，并不断询问有识之臣，明白了门户之争的真谛：不管是攻击元丰之党还是元之党，均不是忠诚为国，而是为了一己之私。徽宗在反复思考之后，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十月向全国颁布诏书称：“朕对于军国一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的区别。斟酌某项举措是否可行，办法是否妥善，只看是否合乎时宜；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如果能使政事稳妥无失，人才各得其所，天下就太平了。无偏无党，正直是与，清静无为，顾大局，识大体，使天下休养生息，以成就朕躬继志述事之美，不是很好的事吗?如果曲解别人，心存偏见，妄自更改已有之规，扰乱政治，伤害国家利益者，不但为朕所不容，也为天下公论所不容，朕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一个月后，徽宗改元为建中靖国。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既不盲从元，也不附和绍圣。徽宗的这种态度，确实体现了一个明君应有的智慧和胸襟。
二、蔡京擅权惑徽宗

有识之士对北宋的灭亡有过这样的评论：宋朝亡于君子，而不亡于小人。意思是那些君子们明争暗斗，同归于尽，以致把大好河山交到了小人手中。徽宗即位后身边逐渐聚集了一批奸佞邪恶之徒，最著名者是蔡京、王黼、朱及宦官李彦、童贯、梁师成六人，人称“六贼”，而首推蔡京。

蔡京于宋神宗熙宁三年登进士第，当过钱塘、舒州等地的地方官，出使过辽国，以功升为中书舍人，后任开封知府。宋哲宗时司马光为相后要全部废除新法，要求在五天内恢复差役法。在如此紧迫的时限下，蔡京却按期完成任务，并亲自到政事堂向司马光报告。司马光兴奋异常，称许他说：“倘若人人像你一样奉守法令，何事不能成功!”哲宗亲政后起用章恢复新法，章设立专门机构研讨变差役法为免役法的问题，久久不能决定。蔡京说：“如今是恢复先皇帝旧制，又不是另立新法，根本无须研讨。”一句话提醒了章，使免役法得以顺利恢复。史家评论此事说：十年之间，司马光行差法，章行雇役，都仰赖蔡京才得成功，由此可见蔡京的才干，也可见蔡京的奸邪。

徽宗即位，蔡京被贬至杭州后，恰逢供奉官童贯奉徽宗命到三吴一带搜求书画古董，两人结识后日夜相处，交往极为密切。蔡京是个丹青妙手，书画名噪一时，他千方百计巴结童贯，让童贯带了他许多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到宫中，并在徽宗面前对他极口称赞。徽宗也颇富文才，于是惺惺相惜，对他有了好感。再加上曾布怀着想援引蔡京对付韩忠彦的目的而极力推荐他，蔡京得到提拔，任尚书左右丞。此时韩忠彦已罢相，蔡京就借故挤兑曾布。闰六月，曾布罢相。七月，蔡京出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筹相职。从此，蔡京一人独揽朝政。

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命令禁止元法制，又仿照王安石设立三司条例司的旧法，设置了讲议司，专门讲求恢复新法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八月，恢复哲宗绍圣年间实行的免役法。九月，他以行新政为大棒变本加厉地打击司马光同道，排除异己，将司马光等共计一百二十人包括所有不对他阿谀奉承的人打成“元党人”，请徽宗御笔书名于石上，竖立在端礼门外，名为党人碑。十月，任蔡卞为知枢密院事，蔡京兄弟二人同执朝政。这是宋代建国以来很少见的事。十二月，朝廷下诏，禁止元学术以及其他邪说推行，非圣贤之书实行“文禁”。这是宋朝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忌讳重重，文人动辄犯讳。据说当时州县学校考试，不论文章做得如何，先看是否犯了忌讳。“休兵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及之役”、“清入仕之流”这一类语辞也入了破禁之列，原因是口气与元党人相似，近乎是对熙宁新法的指责。到政和年间，连经书中带“哉”这样的语言也被禁止了，如“大哉尧之君”、“与夫制乱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动”。说来可笑，这是因为“哉”与“灾”字同音，“危”、“乱”、“凶”、“悔”等字不大吉利。由此可以想见，囚犯忌而惹祸的人定是多如牛毛。崇宁二年三月，诏命党人子弟不许入京。四月，命令销毁范祖禹所著《唐鉴》以及三苏(轼、辙及其父苏洵)、黄庭坚、秦观的文集。元学术主要指周敦颐、二程等人的经学，因此被抨击为“专以诡异聋瞽愚谷”的程颐也被除名。八月，蔡京又亲自用大字书写党人名字，颁于郡县，刻石成大碑，立于监司、长吏厅中。
要加收崇宁三年正月，蔡京请求铸当十钱。自宋建国，有折二、折三、当五钱，从来没有铸过当十钱。如今铸造这种大面额的货币，不亚于对百姓公然抢掠。蔡京又请求建立管理纸币——交子的印行和流通的专门机构：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制定了伪造交子的有关刑法。规定：凡是知情、转用以及邻人知而不告的都有罪。私造交子纸的，罪至徒刑和流刑。不久，又命天下除闽、浙、湘、广以外，全部使用另一种纸币钱引。纸币的大量印制和流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宋朝的经济体系遭到严重破坏。

蔡京深受徽宗宠信，权势显赫，待遇优厚。他若要办某件事，必先以徽宗口令拟成诏书，送给徽宗看后，再由徽宗亲抄一遍，称之为御笔手诏，臣下都得遵从，不遵者以违制论处。政和初年，蔡京以太师致仕，徽宗准许他在京居住。宣和末年蔡京第四次为相时，年已80，徽宗准许他于私第办公，三五日一至朝，并下诏褒扬他“忠贯金石，志安社稷”。徽宗持政反复无常，蔡京虽常遭贬斥，但重用的时间毕竟远远超过了贬谪的时间。徽宗曾七次乘轻车小辇，临幸蔡京府第，不用君臣之礼，而用家人之礼。

自从神宗元丰年间永乐败师之后，已有数十年边尘不惊，没有战争了。宋朝府库颇为富足，蔡京便开始引导徽宗穷奢极侈起来。一次宫中举行盛大宴会，徽宗拿出他收藏的玉卮、玉等器具，说道：“我本来早就想使用这些餐具的，但又怕别人说这些东西太过奢华，是种浪费。”蔡京马上进言：“陛下贵为天子，理当享尽天下荣华富贵，受万千民众供奉，这区区玉器，又算得了什么?”在蔡京等人的极力怂恿下，徽宗再也无所忌惮，尽情挥霍，终日纵情享乐。朝廷为此专设应奉局、御前生活所、营缮所等，为皇室娱乐和享受提供全方位服务。朝廷的左藏库，以前每月支出仅需费用三十六万贯，到徽宗时经费竟然达到一百二十万贯。宫中还大兴土木，先后新建了明堂、保和殿、延福宫、万岁山、九成宫等大型建筑项目，竭尽奢华之能事。

后来，徽宗对人世间的享乐逐渐生厌了，于是又幻想得道成仙。他在1105年曾赐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法号“虚靖先生”，以后又相继宠信道士王老志、王仔昔，封王老志为“洞徽先生”，封王仔昔为“妙通先生”，对他们言听计从。后来，又特别信任林灵素。林灵素，温州人，年轻时在佛寺出家为僧，因受师父管责心生怨恨，就出了佛门改头换面当了道士。他善于揣测人意，学得妖幻之术，又敢于天花乱坠地吹嘘，很快就受到朝廷管理道士的官员左道录徐知常的重视。王老志、王仔昔在徽宗面前失宠以后，徐知常就将他推荐给了徽宗。第一次晋见陛下，林灵素就说：“天上一共有九霄，最高为神霄。管理神霄的神霄玉清王是上帝的长子，号长生大帝，主管南方。这位长生大帝不是别人啊，就是陛下您。陛下是神仙下凡，来到人世间担负起治理天下的大任。陛下周围的许多人其实也是来自于神霄玉清宫的天仙，负责协助陛下成事，建功立业。蔡京就是左元仙伯，王黼是文华吏，盛章、王革是园苑皇华吏。陛下最宠幸的刘贵妃是九华玉真安妃。”这一逢迎拍马的胡言乱语居然正中徽宗下怀，高兴得当即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封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赏赐给他很多东西，还专门在紧挨皇宫的地方，为他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道观，称上清宣箫宫。宫中正殿挂着两幅大画像，一幅是神霄玉清王徽宗，另一幅是九华玉真安妃刘贵妃。徽宗经常去该宫听林灵素讲经布道。并且制道学，依据科举制开考，道士们若能通过考试则可任郎、大夫等十阶道职，成为道官。不仅如此，他还下令在全国各地建神霄万寿宫。发给每一座道观田地上千顷，每一位道士都能领到俸禄。任登州知州的宗泽因为修建神霄万寿宫态度不积极、行动不迅速竟被除名编管。在徽宗和蔡京的提倡和支持下，追随林灵素的徒弟人数日增，达两万人之多。林灵素和他的徒弟们利用徽宗的信任，凭借被赋予的特权，经常在京城内装神弄鬼，画符念咒，呼风唤雨，把天下搞得乌烟瘴气。

宋徽宗指使蔡京等人借口恢复新法，榨取百姓血汗，以满足他们永无止境的物质需求。例如，免役钱本是用来雇人充役的，到他们手里却巧立名目新增设了许多种雇役钱，并且强行征收。巩州在元丰年间的役钱总计为每年四百贯，到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竟增至三万九千贯，数额惊人。恢复实行方田均税法时，他们在旧额之外又加收税金，称之为“蹙剩”，往往一县就多征收了数万贯。恢复摧茶法，他们在茶叶产地设置官卖专场。两年以后，废止官场专卖，虽已允许茶商向茶农买茶，但要求茶商买茶后向官府交纳税金，领取“茶引”后方可贩卖。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以后，国家每年的茶税收入高达四百多万贯，其中的一百万贯要专门抽出来供皇帝使用。朝廷还修改盐钞法，由商人先向官府购买盐钞，再凭盐钞到解州领盐贩卖。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朝廷一再更改盐钞法，将大量已经卖出的盐钞作废，使许多盐商因此破产。出售盐钞的多少被朝廷订立为考核州县官、评定其政绩的标准，州县官于是强迫百姓按户买盐，以此来求得升迁。茶引和盐钞，成为宋徽宗时期朝廷的重要经济来源。尽管蔡京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这些搜刮民财的办法非常卑鄙，深深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甚至给他们带来了苦难，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徽宗却只看到眼前白花花的银子，还赞赏他说：“这是太师加送给朕使用的钱。”支移，本是宋朝一种赋税的输纳方法，要求赋税送纳到一定的处所，否则就要交纳脚钱。到徽宗时，脚钱却成为一个固定的税种，每斗要交五十六个钱，几乎等同于元丰年间的正税。各地官府为了向朝廷交差或者官员为了自己的升迁，加紧向百姓催收各种在常赋之外增加的税额。在江东西和湖南北，有的一石常赋之上四石耗米，农民们往往卖了耕牛卖房产，还交不足赋税，沉重的负担压得百姓苦不堪言。 荒于政，精于艺

宋徽宗有极高的艺术天赋，可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徽宗擅长书法，在书法界享有盛誉。他刚开始练书法时是学黄庭坚的风格，后来又学唐朝薛稷的字，熟练之后便有所改变，独创字体修长硬挺、笔画纤瘦，如铁画银钩，极具个性，自称瘦金体。其所书《欲借嵯峨万仞崇》诗和《风霜正腊晨》词，堪称瘦金体书法典范。

徽宗的画则更加出色。他善画花鸟和山水，其画技精湛，笔法谨严，色彩华贵，自成一家。

所画禽鸟之翎毛，运笔奇巧，尤其是点睛之笔，用生漆点染，仿佛一颗突出于纸上的豆粒，而且栩栩如生，几乎要转动起来，令人叹为观止。他最擅长的是墨花石画，画中一色焦墨，不分浓淡，只在丛密之处微露白道，独具特色，妙不可言。传世的作品有《晴麓横云图》、《桃鸠图》、《鹑水仙图》、《四禽图》、《雪江归棹图》、《柳鸦图》、《祥龙石图》、《腊梅山禽图》、《芙蓉锦鸡图》、《听琴图》等。

他大力提倡和奖励书画创作，对宋初已有的翰林图画院和翰林书艺局进行整顿和发展，建立了一系列制度。画院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实行招考。徽宗亲自以古诗句出题，传世的画题有：“踏花归去马蹄香”、“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在多”、“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乱山藏古寺”、“竹锁桥边卖酒家”、“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徽宗品画崇尚法度，讲究形似，重视画家想像力和艺术创造力的充分发挥。例如他出的“嫩绿枝头”一题，许多应试者根据试题画出茂密的花树，涂上翠绿的颜色，细心勾勒出树枝的形状，以为这样就合乎了题目的要求，哪知都被淘汰。有一人别出心裁画了一座高高的亭子，亭台上有一美人靠着栏杆站立，口点胭脂，嘴唇上那一抹嫣红格外醒目，与旁边的绿柳相映成趣。以红衬绿，嫩绿枝头不仅更加鲜明，而且更富生气。考入图画院者，按出身分为士流与杂流，授给六个等级的职称。表现突出的人还被授以朝中官职，着紫衣，佩金鱼，竭尽荣宠之幸事。当时，图画院中聚集了许多一流的书画家。著名书画家米芾就是徽宗时的书画学博士。还有，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创作《千里江山图》的王希孟，都是徽宗时图画院的画师。

徽宗对收集和珍藏历代名人书画作品特别热心，并对搜集到的书画作细致的整理、潜心的研究，并予以刊印。根据徽宗的要求，书画院学者在建中、靖国年间和大观年间，将宫中所藏书法作品一一刻在石碑上，并将之加以拓印，编为《续法帖》和《大观太清楼帖》，又将所藏古今书画编成《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完整系统地记录了宫廷收藏的绘画和书法作品及书画家的情况，在中国绘画史上占领了一席之地。

江南地区自古以来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奇花异石名满天下。1102年，以大宦官童贯为首设造作局，在苏杭召集精湛的工匠，以象牙、鹿角、犀角、玉石、金银、竹藤等原料进行雕刻、装画、糊抹，生产出大量富丽堂皇的物品，专供徽宗御用。而所用的一切材料、工费，都分摊到江南百姓的头上，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徽宗对江浙一带的名花奇石情有独钟，蔡京就对苏州富商朱冲及其子朱任以官职，暗示他们设法搜罗奇花异石进贡给徽宗。起初，他们秘密搜罗了三根浙江的名贵黄杨木献给徽宗，得到嘉奖。1105年，苏州设苏杭应奉局，朱主要负责采办奇花异石运往京城，称“花石纲”。应奉局人员只要看到谁家有一花一石稍微与众不同，就领兵直入其家，用黄色帛丰加封，表示已为御用。到运走时，不仅分文不付，往往还因为花石较大而拆屋扒墙，使许多人倾家荡产。在大运河上，运送花石纲的大船日夜不停。船不够用时，应奉局的人就截取运粮的纲船和商船。应奉局曾经搜罗到一块高达四丈的太湖石，装在一条大船上，仅船夫就用了数千名。在运往开封的路上，沿途许多桥梁、城墙被拆毁，以便其通过。运抵开封后，徽宗给该石赐名“神运昭功石”。花石纲的花费很大，仅从浙江运一根竹子到开封，就要花去五十贯，相当于当时第四等户的全部家产。应奉局的官吏利用手中的职权大发横财，随意支取国库的钱财，动辄数十万。朱个人的财产不计其数，他的手下陆续被任命为各级官吏，连他的看门奴都当上了殿学士。而不巴结他的人，很可能马上就被撤职。
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向长期对本民族进行奴役的辽国展开了进攻。宋徽宗接受了归附宋朝的辽人马植的建议，于政和五年（公元1118年）派马政出使金国，与金人约定双方夹攻辽国。阿骨打答应灭辽以后将五代时陷入辽朝的汉地归还宋朝，但要求宋在灭辽后将原来每年给辽的钱绢五十万全部照数给金。在攻辽的过程中，金人以武力优势又逼迫宋朝答应除了每年的五十万岁币外，再以燕京代租钱的名义每年给金一百万贯。宣和五年四月，金兵将燕京及其所管六州二十四县的人口全部掠走以后，将空城交给宋朝。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一月，金以宋朝招纳金的叛亡人员为借口，大举攻宋，兵分两路进攻河东和河北。正在太原的童贯闻讯，急忙派马扩去金军大营谈判，提议交出蔚、应二州和飞孤、灵丘二县，换取金人退兵。金人则要宋朝割让河东、河北之地，童贯不敢答应。十二月初，西路金军攻陷朔州、武州等地，直扑太原，童贯竟抱头鼠窜，而太原军民则对金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东路金军进抵燕山府，宋将张令徽等人抢先逃跑，宋守将郭药师投降，引导金军南下。

燕京失守的消息传到开封，君臣大乱。徽宗打算弃国南逃，给事中吴敏上奏表示坚决反对，建议请太子监国，以招徕天下豪杰。徽宗随即以吴敏为门下侍郎，辅佐太子，并任命奏上“御戎五策”的李纲负责坚守京城。

宦官梁方平奉命守卫黄河北岸的浚州，见金军铁骑前来，不战自溃。金人用小船将大军渡过黄河，直扑宋都开封。

消息传来，徽宗决心内禅，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让皇太子赵桓即皇帝位，自己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住龙德宫。二十三日，赵桓即位，为宋钦宗，改年号为靖康。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徽宗逃出开封，到镇江避难。新即位的钦宗面临危局无回天之力，当时也同样打定主意要出逃，因李纲谏阻，才勉强留下支撑。金军虽然兵临城下，但毕竟孤军深入，而且这时勤王之师已陆续赶到，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钦宗却仍然如同其父一样畏敌如虎，不敢抵抗，而以巨额金币换得金人退兵。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二月，金军北返，主战派立即失势。

四月，太上皇徽宗回到了汴京，正当北宋统治集团认为可以重新安享太平时，金军于同年冬再度南下，攻占了汴京，徽、钦二帝做了女真人的俘虏。

徽宗自从得到不日将被押解北上的消息后，便领着皇后、诸王遥望城中拜辞宗庙，伏地痛哭。三月二十九日，徽宗乘平日宫人所坐牛车，由金兵掌驾，至刘家寺会见金太子宗望。徽宗一行从刘家寺出发，夜晚与押解的金军将领俱住入帐篷内，帐篷周围都有陪伴宋朝帝后的使者严密监视。至浚州时，百姓知是已被废黜的徽宗，纷纷馈赠炊饼、藕菜之类。

在漫长的押解途中，金人故意给这个已经废黜了的天子以难堪。四月二十八日，徽宗一行来到中山府，金人命徽宗喊话，让守城宋兵投降。徽宗不敢违拗，在城下大呼道：“我道君皇帝，今往朝金帝，汝可出降。”守将在城上痛哭流涕，不肯奉诏。

靖康二年九月，金人因南宋兵盛，怕他们夺回徽、钦父子，会失去同宋方讨价还价的筹码，将他们父子送往中京。徽宗眷属千余口，钦宗眷属百余口，费用巨大，金人又不按时发放粮食、衣物，致使他们生活困窘，每况愈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徽、钦一行又开始了长途跋涉，于八月二十一日抵达上京。二十四日，金太宗让徽、钦父子朝见祖庙，实际上是行献俘之礼，以此来羞辱北宋君臣。金兵逼着徽、钦父子除去袍服，其他人皆令脱去上衣，身披羊裘，腰系毡条，入庙行牵衣礼，然后又逼着徽、钦父子入御寨，拜见太宗。金太宗与诸王、大臣等骑马先行，后边是五面白旗，上面分别写着“俘宋二帝”、“俘宋二后”、“俘叛奴赵口(构)母妻”、“俘宋诸王驸马”、“俘宋两宫眷属”等字样。宋俘虏一律作金人装束，跪听金人宣读诏书。二十五日，金太宗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七月，金人再将徽、钦父子送至五国城。到了五国城，金太宗让他和他的已被赐给太宗宗族为妻的六个女儿相见。徽宗感激涕零，连上两表向金太宗叩谢，吹捧金太宗“大造难酬，抚躬知辜”，又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自惭遣咎之深，常务省循之效，神明可质，讵敢及于匪图”。
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六月，徽宗的第十五子沂王赵、附马都尉刘文彦为了改变自己的艰难处境，取得金人的信任，告发太上皇欲谋反金国。金人遣两使者前来查问，并要求徽宗对簿公堂。经众人再三哀求，金人才允许免徽宗前去。从此以后，徽宗愈加沉默寡言了。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四月二十一日，心力交瘁的徽宗一病不起，终年54岁。

　　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既是一个能写善画、琴棋俱佳的名家，又是一个荒淫无度的昏君。在他统治国家的时期，奸臣当道，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统治阶级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民不聊生，起义不断。金人趁机入侵中原，徽宗最终成为金国的俘虏，北宋随之走向灭亡。
　　一、徽宗继位
　　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元月，宋徽宗赵佶在宋哲宗灵柩前即位。即位之初，徽宗表现出了一位有为君主的架势。这首先表现在他下诏让天下百姓批评朝政、提供建议上。上书言事者络绎不绝，奏疏多集中在如何清除奸臣上。当时朝中著名的奸臣有：章、安、蔡卞、蔡京等。徽宗因章曾反对他即位而心存不满已久，但仅凭一纸奏书就惩办一名宰相，又恐遭人非议，于是派章负责哲宗的安葬事宜。章不小心使灵车陷入泥沼中，花了一天时间才拖出来，由此被大臣弹劾对先帝不恭，又有人举报他为宰相时陷害宣仁皇太后，于是被贬官雷州，随后又流放睦州而死。御史中臣安和章狼狈为奸，结果被除名，放归田里。蔡卞是蔡京之弟、名相王安石之婿，也与章狼狈为奸，一唱一和。徽宗为顾及大臣体面，让蔡卞自己上疏辞职，后以降职秘书少监处理。蔡京受言官弹劾，贬为提举洞需宫，居住杭州。接着，吕嘉问、吴居厚、徐铎、叶祖洽等一干奸臣也相继被黜，朝廷初步呈现出一派清明的气象。

　　徽宗除严惩奸臣、驱逐邪恶外，还大量任用忠直之士，有过则改。他即位刚一个月，便果断地任命大名府知府韩忠彦为吏部尚书，真是府知府李清臣为礼部尚书，右正言葵履为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这三人均为人正直，朝野有口皆碑，被任命的消息一出，民众欢呼雀跃，都认为徽宗用人取舍合乎公义。紧接着，正直之士龚任为殿中侍御使，陈灌、邹浩为左、右正言，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陈次升、张舜民等皆居台谏之职。韩忠彦不久即提出广仁思、开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四事，深受徽宗赞许。从此忠直敢言之士，不断得到提拔重用。徽宗还听从韩忠彦的建议，召回元诸臣。哲宗朝宰相范纯仁是范仲淹之子，公忠体国，为人正直，因受章等迫害贬谪永州，历经磨难。当年已七旬、双目失明的范纯仁忽然接到新天子徽宗的勖勉慰问时，感激涕零。徽宗倚重于他，说：“范纯仁，得一识面足矣!”并任命他为尚书右臣。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虽为旷世奇才，却始终为小人所阻，获罪降官，被贬往惠州。徽宗赦免其罪，让他提举成都玉局观，迁居常州。在韩忠彦的倡议下，文彦博、王、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二十三人均恢复了原职。哲宗孟皇后无端被废，徽宗为她恢复名誉。这些积重难返的公案，徽宗都一一予以解决，恢复了社会公道与正气，受到朝野的一致称赞。

　　在重用大批忠直之士的同时，徽宗又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三月间下诏，让士庶臣僚直言指责时弊，“其间可采，主受奖掖；所言皆错，亦不受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宋徽宗言出必行，接受宰相张商英的劝谏，“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并接纳江公望的谏言，放弃驯养禽兽的爱好，把所有禽鸟都放出宫。政和初年发生了一件充分反映徽宗有容人之量并虚心纳谏的事。右正言陈禾正直敢言，甚为徽宗赏识，他升迁给事中尚未赴任，便不待宣召，进宫力陈童贯、黄经臣宠任宦官将祸及江山的道理，侃侃而谈，听得徽宗饥肠辘辘，徽宗起身让他改日再议。陈禾拽住徽宗衣服泣奏，徽宗又坐了一下，心中不免有点不快，再次起身欲走时，陈禾用力过猛，竟将徽宗衣裾拽脱，徽宗冲口而出：“正言且慢，碎朕衣矣!”陈禾随即回答说：“陛下不惜碎衣，臣又岂惜碎首以报陛下!”徽宗不禁转怒为喜，勉励他说：“卿能如此，朕复何忧。”在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的问题上，徽宗也一样能做到从谏如流，并对有诤臣风的萧服、为政清廉的令毛注加以提拔。通判王涣之应召入对，就日食是政治有缺失造成的这个看法发表议论：“……愿陛下虚心纳谏，言论不管是逆耳顺耳，对的就该采纳施行；事情不管是过去的或是现在的，只要妥当就要重视；人不分亲疏，只要正直就可委以重任。如此，则人心服，天下就可臻于至治，上天自然也会降福了。”徽宗对王涣之颇为欣赏，不久就将他升为中书舍人。

　　徽宗对行之已久的规章制度，只要是不合理的，就毫不犹豫地予以废除。他下令将贮藏在大内杀不敬之臣的毒药焚毁，还主张宫廷建筑不要过于豪华，这与以后讲求奢华的徽宗，简直判若两人。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积案是宋徽宗最难以处理的问题。神宗是他的父亲，变法图强，自然无可厚非。哲宗是他的兄长，自己承袭的就是他的帝位，如果刚开始执掌朝政，便贬逐先朝旧臣，于情于理，都不妥当。为了制定正确的方略，徽宗反复阅读臣下的奏章，并不断询问有识之臣，明白了门户之争的真谛：不管是攻击元丰之党还是元之党，均不是忠诚为国，而是为了一己之私。徽宗在反复思考之后，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十月向全国颁布诏书称：“朕对于军国一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的区别。斟酌某项举措是否可行，办法是否妥善，只看是否合乎时宜；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如果能使政事稳妥无失，人才各得其所，天下就太平了。无偏无党，正直是与，清静无为，顾大局，识大体，使天下休养生息，以成就朕躬继志述事之美，不是很好的事吗?如果曲解别人，心存偏见，妄自更改已有之规，扰乱政治，伤害国家利益者，不但为朕所不容，也为天下公论所不容，朕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一个月后，徽宗改元为建中靖国。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既不盲从元，也不附和绍圣。徽宗的这种态度，确实体现了一个明君应有的智慧和胸襟。
　　二、蔡京擅权惑徽宗

　　有识之士对北宋的灭亡有过这样的评论：宋朝亡于君子，而不亡于小人。意思是那些君子们明争暗斗，同归于尽，以致把大好河山交到了小人手中。徽宗即位后身边逐渐聚集了一批奸佞邪恶之徒，最著名者是蔡京、王黼、朱及宦官李彦、童贯、梁师成六人，人称“六贼”，而首推蔡京。

　　蔡京于宋神宗熙宁三年登进士第，当过钱塘、舒州等地的地方官，出使过辽国，以功升为中书舍人，后任开封知府。宋哲宗时司马光为相后要全部废除新法，要求在五天内恢复差役法。在如此紧迫的时限下，蔡京却按期完成任务，并亲自到政事堂向司马光报告。司马光兴奋异常，称许他说：“倘若人人像你一样奉守法令，何事不能成功!”哲宗亲政后起用章恢复新法，章设立专门机构研讨变差役法为免役法的问题，久久不能决定。蔡京说：“如今是恢复先皇帝旧制，又不是另立新法，根本无须研讨。”一句话提醒了章，使免役法得以顺利恢复。史家评论此事说：十年之间，司马光行差法，章行雇役，都仰赖蔡京才得成功，由此可见蔡京的才干，也可见蔡京的奸邪。

　　徽宗即位，蔡京被贬至杭州后，恰逢供奉官童贯奉徽宗命到三吴一带搜求书画古董，两人结识后日夜相处，交往极为密切。蔡京是个丹青妙手，书画名噪一时，他千方百计巴结童贯，让童贯带了他许多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到宫中，并在徽宗面前对他极口称赞。徽宗也颇富文才，于是惺惺相惜，对他有了好感。再加上曾布怀着想援引蔡京对付韩忠彦的目的而极力推荐他，蔡京得到提拔，任尚书左右丞。此时韩忠彦已罢相，蔡京就借故挤兑曾布。闰六月，曾布罢相。七月，蔡京出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筹相职。从此，蔡京一人独揽朝政。

　　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命令禁止元法制，又仿照王安石设立三司条例司的旧法，设置了讲议司，专门讲求恢复新法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八月，恢复哲宗绍圣年间实行的免役法。九月，他以行新政为大棒变本加厉地打击司马光同道，排除异己，将司马光等共计一百二十人包括所有不对他阿谀奉承的人打成“元党人”，请徽宗御笔书名于石上，竖立在端礼门外，名为党人碑。十月，任蔡卞为知枢密院事，蔡京兄弟二人同执朝政。这是宋代建国以来很少见的事。十二月，朝廷下诏，禁止元学术以及其他邪说推行，非圣贤之书实行“文禁”。这是宋朝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忌讳重重，文人动辄犯讳。据说当时州县学校考试，不论文章做得如何，先看是否犯了忌讳。“休兵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及之役”、“清入仕之流”这一类语辞也入了破禁之列，原因是口气与元党人相似，近乎是对熙宁新法的指责。到政和年间，连经书中带“哉”这样的语言也被禁止了，如“大哉尧之君”、“与夫制乱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动”。说来可笑，这是因为“哉”与“灾”字同音，“危”、“乱”、“凶”、“悔”等字不大吉利。由此可以想见，囚犯忌而惹祸的人定是多如牛毛。崇宁二年三月，诏命党人子弟不许入京。四月，命令销毁范祖禹所著《唐鉴》以及三苏(轼、辙及其父苏洵)、黄庭坚、秦观的文集。元学术主要指周敦颐、二程等人的经学，因此被抨击为“专以诡异聋瞽愚谷”的程颐也被除名。八月，蔡京又亲自用大字书写党人名字，颁于郡县，刻石成大碑，立于监司、长吏厅中。
　　要加收崇宁三年正月，蔡京请求铸当十钱。自宋建国，有折二、折三、当五钱，从来没有铸过当十钱。如今铸造这种大面额的货币，不亚于对百姓公然抢掠。蔡京又请求建立管理纸币——交子的印行和流通的专门机构：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制定了伪造交子的有关刑法。规定：凡是知情、转用以及邻人知而不告的都有罪。私造交子纸的，罪至徒刑和流刑。不久，又命天下除闽、浙、湘、广以外，全部使用另一种纸币钱引。纸币的大量印制和流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宋朝的经济体系遭到严重破坏。

　　蔡京深受徽宗宠信，权势显赫，待遇优厚。他若要办某件事，必先以徽宗口令拟成诏书，送给徽宗看后，再由徽宗亲抄一遍，称之为御笔手诏，臣下都得遵从，不遵者以违制论处。政和初年，蔡京以太师致仕，徽宗准许他在京居住。宣和末年蔡京第四次为相时，年已80，徽宗准许他于私第办公，三五日一至朝，并下诏褒扬他“忠贯金石，志安社稷”。徽宗持政反复无常，蔡京虽常遭贬斥，但重用的时间毕竟远远超过了贬谪的时间。徽宗曾七次乘轻车小辇，临幸蔡京府第，不用君臣之礼，而用家人之礼。

　　自从神宗元丰年间永乐败师之后，已有数十年边尘不惊，没有战争了。宋朝府库颇为富足，蔡京便开始引导徽宗穷奢极侈起来。一次宫中举行盛大宴会，徽宗拿出他收藏的玉卮、玉等器具，说道：“我本来早就想使用这些餐具的，但又怕别人说这些东西太过奢华，是种浪费。”蔡京马上进言：“陛下贵为天子，理当享尽天下荣华富贵，受万千民众供奉，这区区玉器，又算得了什么?”在蔡京等人的极力怂恿下，徽宗再也无所忌惮，尽情挥霍，终日纵情享乐。朝廷为此专设应奉局、御前生活所、营缮所等，为皇室娱乐和享受提供全方位服务。朝廷的左藏库，以前每月支出仅需费用三十六万贯，到徽宗时经费竟然达到一百二十万贯。宫中还大兴土木，先后新建了明堂、保和殿、延福宫、万岁山、九成宫等大型建筑项目，竭尽奢华之能事。

　　后来，徽宗对人世间的享乐逐渐生厌了，于是又幻想得道成仙。他在1105年曾赐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法号“虚靖先生”，以后又相继宠信道士王老志、王仔昔，封王老志为“洞徽先生”，封王仔昔为“妙通先生”，对他们言听计从。后来，又特别信任林灵素。林灵素，温州人，年轻时在佛寺出家为僧，因受师父管责心生怨恨，就出了佛门改头换面当了道士。他善于揣测人意，学得妖幻之术，又敢于天花乱坠地吹嘘，很快就受到朝廷管理道士的官员左道录徐知常的重视。王老志、王仔昔在徽宗面前失宠以后，徐知常就将他推荐给了徽宗。第一次晋见陛下，林灵素就说：“天上一共有九霄，最高为神霄。管理神霄的神霄玉清王是上帝的长子，号长生大帝，主管南方。这位长生大帝不是别人啊，就是陛下您。陛下是神仙下凡，来到人世间担负起治理天下的大任。陛下周围的许多人其实也是来自于神霄玉清宫的天仙，负责协助陛下成事，建功立业。蔡京就是左元仙伯，王黼是文华吏，盛章、王革是园苑皇华吏。陛下最宠幸的刘贵妃是九华玉真安妃。”这一逢迎拍马的胡言乱语居然正中徽宗下怀，高兴得当即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封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赏赐给他很多东西，还专门在紧挨皇宫的地方，为他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道观，称上清宣箫宫。宫中正殿挂着两幅大画像，一幅是神霄玉清王徽宗，另一幅是九华玉真安妃刘贵妃。徽宗经常去该宫听林灵素讲经布道。并且制道学，依据科举制开考，道士们若能通过考试则可任郎、大夫等十阶道职，成为道官。不仅如此，他还下令在全国各地建神霄万寿宫。发给每一座道观田地上千顷，每一位道士都能领到俸禄。任登州知州的宗泽因为修建神霄万寿宫态度不积极、行动不迅速竟被除名编管。在徽宗和蔡京的提倡和支持下，追随林灵素的徒弟人数日增，达两万人之多。林灵素和他的徒弟们利用徽宗的信任，凭借被赋予的特权，经常在京城内装神弄鬼，画符念咒，呼风唤雨，把天下搞得乌烟瘴气。

　　宋徽宗指使蔡京等人借口恢复新法，榨取百姓血汗，以满足他们永无止境的物质需求。例如，免役钱本是用来雇人充役的，到他们手里却巧立名目新增设了许多种雇役钱，并且强行征收。巩州在元丰年间的役钱总计为每年四百贯，到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竟增至三万九千贯，数额惊人。恢复实行方田均税法时，他们在旧额之外又加收税金，称之为“蹙剩”，往往一县就多征收了数万贯。恢复摧茶法，他们在茶叶产地设置官卖专场。两年以后，废止官场专卖，虽已允许茶商向茶农买茶，但要求茶商买茶后向官府交纳税金，领取“茶引”后方可贩卖。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以后，国家每年的茶税收入高达四百多万贯，其中的一百万贯要专门抽出来供皇帝使用。朝廷还修改盐钞法，由商人先向官府购买盐钞，再凭盐钞到解州领盐贩卖。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朝廷一再更改盐钞法，将大量已经卖出的盐钞作废，使许多盐商因此破产。出售盐钞的多少被朝廷订立为考核州县官、评定其政绩的标准，州县官于是强迫百姓按户买盐，以此来求得升迁。茶引和盐钞，成为宋徽宗时期朝廷的重要经济来源。尽管蔡京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这些搜刮民财的办法非常卑鄙，深深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甚至给他们带来了苦难，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徽宗却只看到眼前白花花的银子，还赞赏他说：“这是太师加送给朕使用的钱。”支移，本是宋朝一种赋税的输纳方法，要求赋税送纳到一定的处所，否则就要交纳脚钱。到徽宗时，脚钱却成为一个固定的税种，每斗要交五十六个钱，几乎等同于元丰年间的正税。各地官府为了向朝廷交差或者官员为了自己的升迁，加紧向百姓催收各种在常赋之外增加的税额。在江东西和湖南北，有的一石常赋之上四石耗米，农民们往往卖了耕牛卖房产，还交不足赋税，沉重的负担压得百姓苦不堪言。 荒于政，精于艺

　　宋徽宗有极高的艺术天赋，可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徽宗擅长书法，在书法界享有盛誉。他刚开始练书法时是学黄庭坚的风格，后来又学唐朝薛稷的字，熟练之后便有所改变，独创字体修长硬挺、笔画纤瘦，如铁画银钩，极具个性，自称瘦金体。其所书《欲借嵯峨万仞崇》诗和《风霜正腊晨》词，堪称瘦金体书法典范。

　　徽宗的画则更加出色。他善画花鸟和山水，其画技精湛，笔法谨严，色彩华贵，自成一家。

　　所画禽鸟之翎毛，运笔奇巧，尤其是点睛之笔，用生漆点染，仿佛一颗突出于纸上的豆粒，而且栩栩如生，几乎要转动起来，令人叹为观止。他最擅长的是墨花石画，画中一色焦墨，不分浓淡，只在丛密之处微露白道，独具特色，妙不可言。传世的作品有《晴麓横云图》、《桃鸠图》、《鹑水仙图》、《四禽图》、《雪江归棹图》、《柳鸦图》、《祥龙石图》、《腊梅山禽图》、《芙蓉锦鸡图》、《听琴图》等。

　　他大力提倡和奖励书画创作，对宋初已有的翰林图画院和翰林书艺局进行整顿和发展，建立了一系列制度。画院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实行招考。徽宗亲自以古诗句出题，传世的画题有：“踏花归去马蹄香”、“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在多”、“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乱山藏古寺”、“竹锁桥边卖酒家”、“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徽宗品画崇尚法度，讲究形似，重视画家想像力和艺术创造力的充分发挥。例如他出的“嫩绿枝头”一题，许多应试者根据试题画出茂密的花树，涂上翠绿的颜色，细心勾勒出树枝的形状，以为这样就合乎了题目的要求，哪知都被淘汰。有一人别出心裁画了一座高高的亭子，亭台上有一美人靠着栏杆站立，口点胭脂，嘴唇上那一抹嫣红格外醒目，与旁边的绿柳相映成趣。以红衬绿，嫩绿枝头不仅更加鲜明，而且更富生气。考入图画院者，按出身分为士流与杂流，授给六个等级的职称。表现突出的人还被授以朝中官职，着紫衣，佩金鱼，竭尽荣宠之幸事。当时，图画院中聚集了许多一流的书画家。著名书画家米芾就是徽宗时的书画学博士。还有，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创作《千里江山图》的王希孟，都是徽宗时图画院的画师。

　　徽宗对收集和珍藏历代名人书画作品特别热心，并对搜集到的书画作细致的整理、潜心的研究，并予以刊印。根据徽宗的要求，书画院学者在建中、靖国年间和大观年间，将宫中所藏书法作品一一刻在石碑上，并将之加以拓印，编为《续法帖》和《大观太清楼帖》，又将所藏古今书画编成《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完整系统地记录了宫廷收藏的绘画和书法作品及书画家的情况，在中国绘画史上占领了一席之地。

　　江南地区自古以来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奇花异石名满天下。1102年，以大宦官童贯为首设造作局，在苏杭召集精湛的工匠，以象牙、鹿角、犀角、玉石、金银、竹藤等原料进行雕刻、装画、糊抹，生产出大量富丽堂皇的物品，专供徽宗御用。而所用的一切材料、工费，都分摊到江南百姓的头上，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徽宗对江浙一带的名花奇石情有独钟，蔡京就对苏州富商朱冲及其子朱任以官职，暗示他们设法搜罗奇花异石进贡给徽宗。起初，他们秘密搜罗了三根浙江的名贵黄杨木献给徽宗，得到嘉奖。1105年，苏州设苏杭应奉局，朱主要负责采办奇花异石运往京城，称“花石纲”。应奉局人员只要看到谁家有一花一石稍微与众不同，就领兵直入其家，用黄色帛丰加封，表示已为御用。到运走时，不仅分文不付，往往还因为花石较大而拆屋扒墙，使许多人倾家荡产。在大运河上，运送花石纲的大船日夜不停。船不够用时，应奉局的人就截取运粮的纲船和商船。应奉局曾经搜罗到一块高达四丈的太湖石，装在一条大船上，仅船夫就用了数千名。在运往开封的路上，沿途许多桥梁、城墙被拆毁，以便其通过。运抵开封后，徽宗给该石赐名“神运昭功石”。花石纲的花费很大，仅从浙江运一根竹子到开封，就要花去五十贯，相当于当时第四等户的全部家产。应奉局的官吏利用手中的职权大发横财，随意支取国库的钱财，动辄数十万。朱个人的财产不计其数，他的手下陆续被任命为各级官吏，连他的看门奴都当上了殿学士。而不巴结他的人，很可能马上就被撤职。
　　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向长期对本民族进行奴役的辽国展开了进攻。宋徽宗接受了归附宋朝的辽人马植的建议，于政和五年（公元1118年）派马政出使金国，与金人约定双方夹攻辽国。阿骨打答应灭辽以后将五代时陷入辽朝的汉地归还宋朝，但要求宋在灭辽后将原来每年给辽的钱绢五十万全部照数给金。在攻辽的过程中，金人以武力优势又逼迫宋朝答应除了每年的五十万岁币外，再以燕京代租钱的名义每年给金一百万贯。宣和五年四月，金兵将燕京及其所管六州二十四县的人口全部掠走以后，将空城交给宋朝。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一月，金以宋朝招纳金的叛亡人员为借口，大举攻宋，兵分两路进攻河东和河北。正在太原的童贯闻讯，急忙派马扩去金军大营谈判，提议交出蔚、应二州和飞孤、灵丘二县，换取金人退兵。金人则要宋朝割让河东、河北之地，童贯不敢答应。十二月初，西路金军攻陷朔州、武州等地，直扑太原，童贯竟抱头鼠窜，而太原军民则对金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东路金军进抵燕山府，宋将张令徽等人抢先逃跑，宋守将郭药师投降，引导金军南下。

　　燕京失守的消息传到开封，君臣大乱。徽宗打算弃国南逃，给事中吴敏上奏表示坚决反对，建议请太子监国，以招徕天下豪杰。徽宗随即以吴敏为门下侍郎，辅佐太子，并任命奏上“御戎五策”的李纲负责坚守京城。

　　宦官梁方平奉命守卫黄河北岸的浚州，见金军铁骑前来，不战自溃。金人用小船将大军渡过黄河，直扑宋都开封。

　　消息传来，徽宗决心内禅，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让皇太子赵桓即皇帝位，自己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住龙德宫。二十三日，赵桓即位，为宋钦宗，改年号为靖康。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徽宗逃出开封，到镇江避难。新即位的钦宗面临危局无回天之力，当时也同样打定主意要出逃，因李纲谏阻，才勉强留下支撑。金军虽然兵临城下，但毕竟孤军深入，而且这时勤王之师已陆续赶到，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钦宗却仍然如同其父一样畏敌如虎，不敢抵抗，而以巨额金币换得金人退兵。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二月，金军北返，主战派立即失势。

　　四月，太上皇徽宗回到了汴京，正当北宋统治集团认为可以重新安享太平时，金军于同年冬再度南下，攻占了汴京，徽、钦二帝做了女真人的俘虏。

　　徽宗自从得到不日将被押解北上的消息后，便领着皇后、诸王遥望城中拜辞宗庙，伏地痛哭。三月二十九日，徽宗乘平日宫人所坐牛车，由金兵掌驾，至刘家寺会见金太子宗望。徽宗一行从刘家寺出发，夜晚与押解的金军将领俱住入帐篷内，帐篷周围都有陪伴宋朝帝后的使者严密监视。至浚州时，百姓知是已被废黜的徽宗，纷纷馈赠炊饼、藕菜之类。

　　在漫长的押解途中，金人故意给这个已经废黜了的天子以难堪。四月二十八日，徽宗一行来到中山府，金人命徽宗喊话，让守城宋兵投降。徽宗不敢违拗，在城下大呼道：“我道君皇帝，今往朝金帝，汝可出降。”守将在城上痛哭流涕，不肯奉诏。

　　靖康二年九月，金人因南宋兵盛，怕他们夺回徽、钦父子，会失去同宋方讨价还价的筹码，将他们父子送往中京。徽宗眷属千余口，钦宗眷属百余口，费用巨大，金人又不按时发放粮食、衣物，致使他们生活困窘，每况愈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徽、钦一行又开始了长途跋涉，于八月二十一日抵达上京。二十四日，金太宗让徽、钦父子朝见祖庙，实际上是行献俘之礼，以此来羞辱北宋君臣。金兵逼着徽、钦父子除去袍服，其他人皆令脱去上衣，身披羊裘，腰系毡条，入庙行牵衣礼，然后又逼着徽、钦父子入御寨，拜见太宗。金太宗与诸王、大臣等骑马先行，后边是五面白旗，上面分别写着“俘宋二帝”、“俘宋二后”、“俘叛奴赵口(构)母妻”、“俘宋诸王驸马”、“俘宋两宫眷属”等字样。宋俘虏一律作金人装束，跪听金人宣读诏书。二十五日，金太宗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七月，金人再将徽、钦父子送至五国城。到了五国城，金太宗让他和他的已被赐给太宗宗族为妻的六个女儿相见。徽宗感激涕零，连上两表向金太宗叩谢，吹捧金太宗“大造难酬，抚躬知辜”，又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自惭遣咎之深，常务省循之效，神明可质，讵敢及于匪图”。
　　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六月，徽宗的第十五子沂王赵、附马都尉刘文彦为了改变自己的艰难处境，取得金人的信任，告发太上皇欲谋反金国。金人遣两使者前来查问，并要求徽宗对簿公堂。经众人再三哀求，金人才允许免徽宗前去。从此以后，徽宗愈加沉默寡言了。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四月二十一日，心力交瘁的徽宗一病不起，终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