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史学家钱穆先生的弟子严耕望

鲁迅、林语堂、胡适、钱穆、梁羽生和李敖的故事

学术界卧虎藏龙，多少英才学问如山高，如海深，不过淡泊名利，或者是专门之学，除了本行业的所知者寥寥无几，比如中山大学教授金应熙。

原来中山大学的历史教授金应熙，世家子弟，学问高深，这么说吧，唐诗他可以背诵二万多首。

他的名气是不大，但是他有一个学生名气很大，就是梁羽生。

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下棋读书，1947年，曾经梁羽生还因为获得当时岭南大学象棋比赛冠军，很高兴的做了一首词《鹧鸪天》：

天马行空信不羁，银河浪涌小龙驹。控弦并辔双双出，足下风云共护持。

强敌破，虏灰飞，昆仑东海任由之。连珠炮发何能阻，渴饮清泉到玉池。

你看梁羽生的文字，清丽秀美，就文字功底来说，是在金庸和古龙之上。

二十世纪中国有四大史学家：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钱穆，这个说法是谁说的呢？

是钱穆的学生严耕望。

如果将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排个位置，是不是钱穆真的可以置身其中？

相反，陈寅恪会很看不起吕思勉和钱穆，因为陈寅恪认为一个人写通史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偏偏吕思勉秦汉写到明清，钱穆也有《国史大纲》。

其实，钱穆的地位究竟如何，我们可以看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当时历史组是7个人，

分别是柳诒征、徐炳昶、陈垣、陈寅恪、傅斯年、蒋廷黻、顾颉刚；

钱穆不在其列，说实在话，当时做学问比钱穆好的很多。教员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湖南大学的杨树达，号称“汉圣”，研究《汉书》出名的，原来清华大学教授雷海宗博士论文是政治学，后来作中国古代史研究，考证过牧野之战的确切时间。

再说了，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第一位也应该是王国维。

王国维的学问，无论是国内外都是钻之弥深，仰之弥高。

不要因为钱穆的学生大力推崇，尤其是Y姓学生，就觉得钱穆很厉害。

鲁迅的地位就不用我多说了，这里只谈鲁迅的学术成就，尤其是在古籍校勘整理方面。

鲁迅是章太炎的弟子，跟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是同门，两个人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所以刘文典对鲁迅的学问很是敬佩。

刘文典自视甚高，认为天下懂《庄子》就他一个人，但是1949年，纪念鲁迅的时候，刘文典发表演讲，却将他推向了风口浪尖，因为他对鲁迅提出了一些批评。

当然，刘文典觉得自己很委屈，就是说我很佩服鲁迅，为什么说我攻击诋毁他呢？

但是，针对很多人诋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刘文典还是痛加驳斥，虽然他也批评过这本书有不少缺点。

1956年，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的活动上，刘文典在《人民日报》发文回忆了自己跟鲁迅的最后一次见面，并没有提到49年的演讲。

说着两个人之前，我先说一个故事。

兰州大学教授赵俪生回忆道：在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缓和的时候去美国访学，当时负责接待他的人是杨连升，号称西方汉学界的领袖。

可能是态度不好，然后杨说了一些话。赵当时就说，抗战的时候我们在国内浴血奋战，你跑到美国躲避战乱，又作出什么贡献。

我说这个例子，就是说林语堂和胡适都在抗战的时候跑到了美国去，这个行为怎么说呢，算是人生的污点。

两个人又共同干了一件事。

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不幸被捕。当时，林语堂发表题为《陈,胡,钱,刘》的短文，建议道:

现在陈先生已逮捕，杀他不忍，我们觉得最好把他关在汤山，给他笔墨，限一年内做成一本自传。

这到底是什么心态，我不得而知，但是胡适也这么说过。

两个人还是很像的，尤其是都跟鲁迅闹翻了。

1952时候，李敖17岁，当时还在上高二，就给胡适的杂志投稿。

后来，李敖作为姚从吾的助手，也跟胡适有了接触，也写过《胡适评传》。

1967年，大概是没有钱的缘故，李敖要关于《林语堂传》，也拟定了章节题目：比如林语堂了解“吾土与吾民”么?(论他对真中国的误解以及以误传误，影响到西方)

反正是批评居多。

不过，后来他又有钱了，就不写了。

《秦汉史》读后感

钱穆，20世纪中国的学术泰斗，被学界誉为“一代宗师”。历史学家顾颉刚称赞钱穆是“国史界第一人”，同样为史学大家的严耕望先生将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家”，称钱穆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个纯儒。
关于本书
《秦汉史》原本是钱穆先生1931年在北大史学系上课用的讲义，20多年后经过非常曲折的过程才得以出版。本书典型地体现了钱穆先生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一种文化史观，钱穆先生认为，影响历史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而是思想观念。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的背后都存在一个思想观念，这个思想观念超出政治势力之上，不仅不受政治的制约，而且还常常负有指导政治的责任，使得中国历史稳步向前发展。
核心内容
全书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分析了秦汉王朝的兴衰规律：秦统一天下后，国家意识形态、指导思想问题严重突出，境内并存各种文化，冲突不可避免；而汉武帝因为成功地运用了学术思想来为统治服务，确立了一套指导思想，因此汉朝得以长盛久安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钱穆先生的《秦汉史》，他在这本书中运用文化史观，认为秦汉王朝的兴衰在于激烈的文化冲突与思想冲突。
对于钱穆先生，估计大家都耳熟能详，他是20世纪中国的学术泰斗，被学界誉为“一代宗师”。历史学家顾颉刚称赞钱穆是国史界第一人，同样为史学大家的严耕望先生将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家”，称钱穆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个“纯儒”。举个例子，当年钱穆在北大讲授历史的时候，破了一项记录，什么记录呢？过去北大讲中国通史课程，都是几个人合作，每人只讲一个朝代或几个朝代，而钱穆则是一个人把整个中国通史全讲了，更难能可贵的是，讲每个朝代都参考那个时代的人的意见，然后做出评论。另外，钱穆虽然讲的是历史，但是却能对当下人们关心的国家前途问题做出解答，据说就连大学里的教授、系主任也常站在教室外偷听钱穆怎么讲课。
钱穆研究历史，坚持的是一种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史观。什么是文化史观呢？就是他认为，影响历史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而是文化。钱穆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背后都存在一个思想观念，这个思想观念超出政治势力之上，不仅不受政治的制约，而且还常常负有指导政治的责任。进一步说，思想、学术和政治三者有这样的关系：学术思想领导政治，政府由学术界组成，政治改革必定存在学术背景。钱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说，中国历史的传统理想，就是由政治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而学术往往从社会下层兴起，并不受政府的控制。因此，这样一上一下循环推动，使得中国历史稳步向前发展。
这本《秦汉史》是钱穆文化史观的代表作之一。虽然书名叫《秦汉史》，但内容是从秦朝统一讲到王莽的新政，整个东汉的历史并没有涉及，所以只能算是“半部”秦汉史。这本书原本是钱穆1931年在北大史学系讲课的讲义，当时课程讲了一年，讲义并没有编完。再后来，钱穆把讲义弄丢了，等到20年后他在别人手里重新看到这部讲义时，基本已成天地间唯一的孤本了，钱穆先生感慨万千，不胜唏嘘，作为纪念就出版了。
钱穆先生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只是一本上课用的讲义，是为了讲课方便而写，读者读了后，会对秦汉史有个大概了解，然后必须还要去读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只有这样才算懂了秦汉。若想偷懒，以为读了这本《秦汉史》就懂了秦汉，那可是大错特错。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那么下面，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内容。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了解钱穆对于秦汉历史的观点：首先，我们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秦朝从强大到灭亡的过程；接着，我们要分析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汉武帝和秦始皇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两位帝王的结局却迥然不同；第三，进入汉代之后，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那么当时的儒生是如何利用学术来影响政治的。

因为《治史三书》作者是严耕望先生，作为钱穆最欣赏的学生之一，享誉国内外史学界。本书汇集了严耕望先生的三本小书《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系作者总结数十年从事学术研究的实际经验。虽然本书以“治史”为名，但对其他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皆有启发助益。该书总结了严耕望先生读书之法、习作之法、研究之法，从中也可以看到严耕望先生努力研治国史、生活修养等诸多事迹。

严耕望先生认为，治学治史之道，在原则上，应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功夫；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而在方法论层面，则需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锲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系统化。为学的目标在于“真实，充实，平实，密实”，又道“无空言，少皇论，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若云文采，非所敢望，光辉则心向往之而已”。就阅读而言，应当树立长久不懈的目标，写作是最精细的阅读，最严密的思考，也是问题研究进程中最严肃的最后阶段，非写成作文，不能视为研究总结。至于发表不发表，就治学本身而言，反不是写作的最大作用。

合适。
钱穆先生，字宾四，被其学生严耕望先生称与吕思勉、陈寅恪、陈垣先生并为史学四大家，无虚也。
在钱穆先生撰写的《师友杂忆》文中提到果育小学的体操老师伯圭先生对其启蒙影响巨大，他让钱先生可以不要再读《三国演义》，因书的开篇即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中国历史道路走得不正确才有的状态，并不是正确的理论，并西方国家举例说明。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1] ），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2]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2]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3] ，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2]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4]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3
陈寅恪：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2页。）[3]
顾颉刚：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渊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20]
林语堂：钱先生学问精纯，思想疏通知远，文理密察，以细针密缕的功夫，作为平正笃实的文章。[20]
唐君毅：钱先生自幼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30年来，学问局面一步开展一步，而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20]
牟宗三： 钱先生在北大，课讲得很精彩，学生们都很欢迎他。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研究秦汉史莫不以钱先生为宗师。[21]
杨联升：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20]
严耕望：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20]
余英时：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