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张澍何许人也

一、由余之后，别姓余氏。� 关于余字，我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就有余字的记录。东汉末应劭撰著的《风俗通义》云：余氏，由余之后。唐张九龄著的《韵谱》云。余氏，下邳商音，秦由余后以王父字为氏。《元和姓纂》载：由余之后，以祖字为姓，代居歙州。宋郑樵《通志·氏族略》称：余氏秦由余之后，世居歙州，为新安大族，望出下邳、吴兴。又汉聊氏《姓谱》、刘宋何承天《姓苑》及元胡三省《通鉴注》皆称余氏为由余之后。清雍正时新建人熊峻运著的《新纂氏族笺释》：余氏下邳郡。系出由余氏。秦穆公伐西戎获其臣由余，以为上卿。其后别姓余氏。诸说说明秦由余乃余氏之先祖也。由余何许人也?据《史记·秦本纪第五》载，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即穆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益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夷戎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于是缪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缪公曰：“善”。因与由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察。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人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于是秦乃归由余，由余数谏不听，缪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缪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缪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 由余后裔，以先人由余之名讳命氏，故姓由或姓余，而余姓原为由姓。由氏亦做繇，由、余两个姓氏，同出一祖。古往今来，诸多学者及余氏族人多从此说。 由余之根何也?据安徽潜山笃亲堂光绪三十年纂修的《余氏宗谱》引唐天复二年（902)仲春柳峰书院柳浑真撰写的《余氏源流序》云：余祖萃黄帝子也。青阳王玄嚣派封宪官，受姓作氏。四川省綦江县干坝子《余氏族谱》(1992年版)收录了綦邑庠生廖曰溥馆舍题的谱序称：“……而稽其余姓之本源，乃黄帝第五子次嗣也。述其余姓之宗派曰，乃此宋文襄公之苗裔也”。周初，传至叔虞。叔虞，周武王次子成王弟。其母邑姜，姜太公子牙之女。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虞。成王年幼时，与弟叔虞戏，游戏中将桐叶剪成玉圭，送给叔虞。笑曰：“以此若封为唐国诸侯”。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唐本祁姓，尧的后裔。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今山西翼城西)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干。叔虞子燮见国境内晋水水色清沏晶莹，遂改国号为晋，燮是为晋侯，传武侯，成侯，厉侯，靖侯，第侯，献侯，穆侯。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周平王二十一年（公元前750)，文侯杀王子余臣，余臣孙由余遂出奔亡于西戎。公元前六世纪，晋景公兼并赤狄等族，疆域大为扩展，为纪念晋国开国君主唐叔虞，北魏以前就在今山西省太原市25公里悬瓮山下，建立晋祠一座以祀。又云，周初，太忠字叔虞，由徽州婺源，徙居休宁安乐乡四图子，到了唐贞观元年十二月十五日，承议郎、国子司业余泳于顺天门献状：“臣祖萃，黄帝子也，封宪官，受姓作氏，以由余之字为姓。臣今奏改由姓余，使臣同宗免堕祭祀。贞观二年二月十一日奉敕改由姓余”。从此，一千多年来从未更变。余姓者，在中国当今百家大姓中，名列第五十位，可谓人众之大家望族也。 以上诸史料记载，互有异同，其共同之处，均言叔虞，周初人，姬姓，封于唐，为由余之嫡祖。不同者叔虞字子干，谱牒称其号泰忠。叔虞之子燮父，谱牒言其子号世福或世禄、世爵。世福等可能是叔虞的支子或庶子。晋的疆域在今山西，而不在安徽徽州，徽州在春秋时期为吴越之地，非晋域。《余氏宗谱》所言，可能指世福、世禄、世爵或其裔孙，徙居于徽州，后尊由余之字为姓。� 二、出自赤狄族，为隗姓之后。� 此说见《中华百家姓秘典·姓氏解密寻踪》一书中余姓起源一文。该书云转引《国语》之文：“潞、洛、泉、余、蒲五姓，皆赤狄隗姓”。今查现代版《国语》卷16《郑语·史伯论兴衰》一文，其记载为：“北有卫、燕、狄、鲜虞、洛、潞、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无直接余姓之记载。隗，古代为狄族的姓。公元前七世纪，分为赤狄、白狄、长狄三部，各有支系。《中华百家姓秘典·姓氏解密寻踪》一书，关于赤狄之解释，其意与今《辞海》(上海辞书出版1979年版)的注释相同，而《辞海》的注解条文中未见有余姓来源之说。《辞典》一书曰：赤狄族，一作赤翟，古族名，春秋时狄人的一部分，大体分布于今山西长冶县北，与晋人杂居。据说因常着赤色衣服而得名。包括山东皋落氏，墙咎如，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等部。公元前6世纪末，其中一部份并于晋国。也许，因赤狄族人曾分布于今山西长冶县北，与晋人杂居来推断：余姓为赤狄族隗姓后。� 三、传说到了元代，余姓又增加了新的成员。� 说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即奇渥温·铁木真)皇族的后代一支，易铁木真之铁改为余。之后，其后裔遂姓余。相传：元太祖成吉思汗第五世孙铁木键，任元朝宰相，忠心为国，为同朝一奸臣所嫉妒。一夜里惠宗梦见有五只铁箭插在金銮殿的大柱子上。次日临朝，惠宗要群臣解梦。奸臣即趁机诡称：五只箭，乃隐喻铁木键的五个儿子将谋反篡位，惠宗信以为真，立即下诏捕诛。铁木键以死挡诏，阻止捕诛。有人念其忠心，为其家通风报信。其五个儿子闻讯乘马外逃。出京城便向西南方逃去，日伏夜行。惠宗亲率洪兵(大军)追杀。追至贵州、四川交界处，铁木五子认为骑马逃亡，招人注目，便弃马步行。方到泸陵河畔，眼看追兵赶来，五人便各折一把柳枝顶在头上，跳入水中，藏在凤锦桥下。追兵前锋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深知五人乃忠良之后，逃命潜藏桥下，佯装不知，依然前进。惠宗驾临追问，从人皆称不知去向。可桥下五人听见惠宗马啼声和惠宗问话声，一个个吓得发抖。人一抖，桥下河水随之水波动荡。惠宗发现了即立马询问，众人跪奏曰：水中鱼也，惠宗不加细察，言道：“朕今过此，也不打扰汝等，何必大惊小怪”。语毕，命追兵快马加鞭，继续追赶。追兵走后，铁木五兄弟方才脱险。为避免朝廷再度追捕，五兄弟商定改名换姓，折铁字一半以金为姓。后来，他们又觉得“金”多为兵器，有凶杀之嫌，不吉利。是水中之鱼，救了他们的性命，不如将金字下边的一横除掉，改姓余吧，鱼余同音，既不忘铁木之金，又可怀念水中之鱼。于是铁木兄弟遂改姓余，他们各自亡命天涯。这样，他们就是这里的余姓始祖。这个传说在我国西南部广为流传。� 四川省等西南地区《余氏总谱》关于余氏来源的记载和《姓氏解密寻踪》中的记载，则是大同小异。如四川省《余氏族谱》说：余氏下邳，望出西安。昔颛顼高阳氏，系轩辕黄帝之孙，姓姬，建都帝丘，在位七十八年。其后十馀代玄孙，名曰姬星，善用铁制兵器，铁矛刀戟枪。手执千斤之铁枪，平服外国之雄兵，封为铁枪大将军，因此姓铁……。到了刘宋时期，铁南中会试两榜进士，官升户部尚书；铁铉为兵部尚书；铁铭为礼部尚书；铁龙、铁虎为九门提督将军。满朝文武，有铁家相府之称。后遭谗竟罢官、辞官，各归梓里，惟铁铉归家好闲，云游于下邳常居。铁铉十三代裔孙弟兄两房：长子铁林，妣舒氏。次铁彦字高，妣潘氏，生三子：长铁木耳，妣黄氏，次铁木乾，妣杨氏，季铁木键，原系大元朝武国城第十七度生长人氏，与其姓渥温氏。铁木键号登阁，字辅圣。元朝宰相，封两平王、东路元帅，出镇江南，妣二，周氏、张氏。� 到了元惠宗至正十年(1350)庚寅岁，春月一天，惠宗在宫闺中沉睡，偶作一梦，梦见九根银枪锭于金銮殿上。次日早朝，惠宗命大臣圆梦，是时奸相庞悲奏曰：枪乃铁制，臣以为铁氏兄弟九人有谋反之意。惠宗听信庞悲之谗言，密诏诛戮。有良臣通风，铁氏兄弟星夜潜逃外乡，渡长江而至湘西吉首府泸溪栖居，并改姓埋名，改铁为金，再改金为余，余字之姓，万代不改。有光绪九年余全享撰西江月词三首：� 其 一� 因名赐姓古礼� 郡是采邑云云� 余因由余之洪勋� 下邳秦穆封郡� 子孙遂以为氏� 古今莫不知闻� 我姓更姓有悠分� 木本水源宜问?�� 其 二� 祖籍大元姓铁� 四太五尚宗卿� 被谗退伍遇洪军� 凤锦桥头更姓� 昆弟九人失散� 曾作诗句共盟� 能记诗句共祖身� 贫贱焉可不认�� 其 三� 余氏铁氏两姓� 俱是轩辕子孙� 赐姓更姓各有根� 前后姓余不等� 我郡虽非下邳� 其礼亦可不婚� 欲与由余辩家门� 当以大元为郡�� 四、湖北省黄梅县《余氏族谱》记载，余氏之祖居涂山，为夏禹之后，拆涂字，除土为余，故姓余氏。此说不知资料出自何处，难於考证。综合上述，余氏得姓，非一元形成，而是多元之族，故而各说有据，各有始祖。� 现在佘姓，也是由余姓衍变的，古有余字而无佘字，据明代文学家杨慎考证：“今人姓有此而妄写作佘，此不通晓说文而自作聪明者。余字从舍省，舍与蛇近，则神遮切，为正音矣。五代宋初自称沙家即余家之近声可证。而赊从佘亦可知也”。清代学者张澍在《姓氏五书中》写道：“古有余，写作佘，余之转音为禅遮切。音蛇，今人妄作佘，非也”。由此可知，余字可读做“蛇”音，而佘姓则是余姓之分系，两字本为一字，当然两姓是同源一字了。

余姓族谱余姓出自姬姓。轩辕黄帝之五世孙夏禹的三子少康氏，又名罕，封于无余；为无余王，余氏即由此始。据有关谱籍记载：后稷数传至周武王，其子叔虞被封于唐。叔虞子燮封为晋侯。再传至晋哀公，其子由余，目睹朝政紊乱，遂远走西戎，而后入秦，辅佐秦穆公，称霸西戎，其后裔遂以名为氏。
看来，余姓是以先人名字中的字命名的姓氏。春秋时，秦国有个名臣叫由余(罕之第三十七世孙)。他的祖先是晋人，因避乱逃亡西戎，初在西戎为臣，后奉命出使秦国。由余见秦穆公(前659——621年)贤德大度，便留在秦国为臣，很得秦穆公信任，官上卿，为秦穆公谋划征伐西戎，攻灭12国，使秦国成为西方霸主。他的后世子孙就以其名字中的“余”为姓，称余氏。
江西兴国《余氏族谱·民国卅三年余锦源序》也说：“秦穆公时，由余为相。由余之后，以字为氏，为余姓之始”。由余为余氏得姓鼻祖，开宗五代是：由余——兆初——继始——绍祖——崧、岳，第五代分房，余崧失详，现在的余姓子孙，几乎都是余岳的后裔。
余姓发源干陕、甘一带。周秦时始居代州、山西大原、邠州、雁门等地。秦汉以后，余氏族人东渡黄河，迁至青、豫、兖等州。西汉初期，世居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越12世余正，讳祯，佐汉光武有功，封新安侯，后蕃衍于歙州新安(今安徽歙县)，成为当地名门望族。《通志·氏族略·以名为氏》一书云：“秦由余之后，世居歙州，为新安大族，望出下邳、吴兴”。
东晋明帝时，因余姓忌讳，于太宁元年(323)奉命敕改为佘。直至唐代，国宁监余泳上秦唐肃宗，于上元二年(761)二月准予复姓为余。因此，余、佘两姓可谓同源一脉。
余氏的南迁，是从唐代开始，到宋时，已成为福建的盛族之一。唐初，有余氏族人自河南固始随陈元光入闽而至赣，后辗转入粤。唐玄宗开元八年(720)，余钦出任太常博士，其子余让为太守，住于四川，后由四川峨眉迁江西饶州白塔。唐天宝年间(742——755)因避安史之乱，余焕随其父余青由江西饶州鄱阳出任闽之建阳，复至福建上杭古田杉洋开基。
始祖由余传下57代、余(名渊，字海渡)的玄孙余靖，字道安(1000——1064)，原籍福建泉州同安县新安村。北宋天圣初年(约1025)登进士，曾任右正言，官至工部尚书。他多次主张严赏罚，节省开支，反对给西夏货币。他三次出使辽国，精通契丹语，以契丹文作“蕃语诗”，著有《汉书刊误》。他曾几次被贬，几次起用，一生忠心耿耿，为国为民，敢于直言进谏，时人把他与欧阳修、王素、蔡襄誉为“四谏”，并有“风采第一”之誉，故余氏又有“风采堂”之堂号。
余靖生三子：伯庄、仲荀、叔英。叔英生三子：嗣征、嗣立、嗣荣。嗣征生子深，深生二子：安仁、安行。安仁生二子：崇黾、崇龟·崇龟，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进士，妣刘、彭氏，生九子，名一贯依次至九贯。五贯(由余传下63代)生二子：象日、象月。象日生秋岩，又名三九郎，约于南宋末年，迁居福建上杭，生二子：淳叟、淳誉。淳叟生三子：长子百二郎，由福建上杭播迁广东梅县松口官坪；次子百三郎，携子有聪(字俊夫，号龙山，年甫十一)因避战乱，由福建上杭徙居广东海阳饶平黄岗；三子百四郎随父淳叟播迁广东大埔青溪。淳誉生五子，其中职景徙居福建永定，后裔更迁大埔茶阳迪麻，九郎公迁西河上黄砂。
中华余姓基本有三种来源；第一，出自夏禹的儿子，本姓姒。这是传说中的故事。第二，出自春秋的由余，秦穆公的宰相，佐秦成为西方的霸王。所以后代以余为姓，现在已经2600年的历史。始在甘肃。陕西一带，后来又来到江苏和安徽一带，成为南方的大族。第三，也是夏禹少康氏的后代，传到越王勾涨的第六代孙，被封为守欧余山之阳，以余为姓，在今天的绍兴一带。
　　余姓的历史几千年，现在总共有五百三十多万人口。有说地区部分是“铁改余”姓是鉄木真的后裔。

佛教

西夏王朝于公元1227年被蒙古人灭国，从此消失在中国的 历史 长河中。中国自古有记载 历史 的传统，下个王朝无论如何都会为上个王朝记传，但是唯独西夏王朝神秘的消失了，泱泱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的任何史册。

关于西夏国是怎么被发现的，这里要提到一个人——张澍。

张澍(1776~1847）：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学术大师，凉州武威县（今武威市凉州区）人。年犹未弱冠，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中乡榜，嘉庆四年（1799）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张澎性格刚直不阿，工作一丝不苟，在公文中与上级争辩是非，因而得罪了不少上级，在仕途中并不顺利。1830年，张澍引疾辞职，结束了仕宦生涯，1832年回到西安，客居城内和乐巷，从此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整理刊印自己的著作，成为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后来患眼疾，最终失明。

1804年的某天，已经回到家乡养病的张澍和一位朋友到清应寺游玩，两人一路谈笑，不觉已走到寺院深处，这时张澍突然看到眼前有一个四面被人用砖泥砌封得严严实实的亭子。

这个亭子为什么要砌封起来呢？

寺里的和尚告诉张澍，这是一个被诅咒的亭子，封在这里已有几百年了。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凡是打开封砖的人，都会遭到可怕的天灾报应。所以几百年来，没人敢靠近这亭子一步，而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现在已没人知道了。

张澍天生胆大，对民间所谓的报应一说向来不以为然，他向和尚提出要找人来打开砌封看个究竟，还对天发誓说，开封后如有灾祸，全由他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别人。在张澍的一再恳求下，和尚总算答应了。

随着封砖被一点点凿开，一块高大的黑色石碑显露出来。碑身呈半圆形，四周刻忍冬花纹，碑文的正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工整的楷体字。当张澍靠近石碑，看清楚上面的文字后，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些乍看上去好像全都认识的文字，仔细看却没有一个认得。

这究竟是文字还是什么特殊的符号呢？

张澍立刻叫人把亭子四周的封砖全部拆除，虽然这块被诅咒了几个世纪的石碑全部显现出来后，传说中的天灾报应并没有应验，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却给这位学者带来了更大的震撼。

石碑的另一面刻着汉字，碑文内容大致是修建护国寺感应塔及寺庙的情况，与同类石碑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再往下看，一行小字立即引起了张澍的极大兴趣，建碑的年款一行赫然写着：“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张澍不知道知道“天佑民安”是什么朝代的年号，他翻遍了所有的书籍，在一本书中找到了宋对西夏的介绍，方知“天佑民安”是西夏年号，碑上刻的奇怪字是西夏文字。

这块石碑就是现在被称作“天下绝碑”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即“西夏碑”)，它的发现不仅拉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而且还让一个“被遗忘的王朝”———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夏，渐渐在世人的面前清晰起来。

关于西夏，有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就是国内学者想要研究西夏 历史 ，有一个地方不得不去，那就是俄罗斯科学院的“东方文献研究所”，因为几乎所有现存的西夏文献，都在这里。

俄罗斯人科兹洛夫曾在1909年，1926年三次到访黑水城，并将城中出土的所有文物全部打包运回俄罗斯，据统计，光是科兹洛夫从黑水城盗掘的西夏文献，就有超过8000余种。

西夏是一个很尴尬的朝代，因为在二十四史中，并没有属于西夏单独的史书，有人猜测说是因为成吉思汗当年战死于征战西夏的途中，因此元朝建立后，才没有给西夏立史。

虽然二十四史中没有自己的 历史 记载，但西夏还是在世上留下了许多的痕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西夏文。

清末考古学者张澍就在184年于武威清应寺发现了可有西夏文的石碑，张澍也成为西夏文自西夏灭亡西夏文失传后，第一个将他识别出来的后世学者。

至此，神秘古国西夏在清末，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而西夏被世人所熟知，还要在西夏王陵被发现后。

1938年，德国飞行员乌尔夫在银川拍摄的照片中，就拍摄到了西夏王陵，至此，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进入人们的视野，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者们对西夏王陵的研究日益深入，神秘的西夏再次逐渐解开了面纱。

史籍中对西夏国并非没有记载，只是记载得很少，多出现在于北宋王朝的战争中，而关于西夏的 历史 ，文化，风土人情等则在中原史籍中鲜有记载。
西夏是一个以党项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 历史 上，贺兰山曾见证了党项人的无数辉煌与兴衰，虽然西夏灭亡了，但在漫漫中国 历史 中，西夏仍旧是一颗耀眼的明珠。

元朝脱脱修史时编纂了《宋史》《辽史》《金史》，却独独没有编纂于宋、辽、金同时代的“西夏史”，想必提问者便是据此认定史籍中没有对西夏的记载。实际上，提问者大错特错了！脱脱修史时仅仅是没有将西夏单独列为一朝，并不是没有修“西夏史”。因为西夏一直在宋辽、宋金的夹缝中求生存，只要里子、不要面子，经常对宋、辽、金称臣、接受册封。同时，西夏抵抗蒙古人最为激烈，成吉思汗铁木真便是死于对西夏作战时期。因此，蒙古人对西夏的敌意要远甚于宋、辽、金。脱脱在修史时秉承了蒙古人的这一传统思维，直接否决了西夏的正统王朝资格，把“西夏史”列入了《宋史》之中，著有《宋史·夏国传》，等于是把西夏置于了宋王朝附庸的位置。

换言之，西夏并不是没有史籍记载，而是被元朝人出于政治需要刻意“降格”了。不仅《宋史·夏国传》对西夏有详细的记载，元朝的蒙文史料也有关于“唐古特”的详细记载，而这个所谓“唐古特”就是西夏！因此，西夏自太祖李继迁开始，所有皇帝都有详细的世系， 历史 事件的记载也是非常完备的，并没有提问者所谓“西夏被发现”之说。西夏一直真实存在，自其存在之日起、直到现在，西夏从来没有被 历史 淹没。

提问者想必是把清朝张澍发现西夏文字和西夏史混淆了。实际上，张澍发现西夏文字也并不是首先发现，只不过他作了专门研究、发表了“论文”而已。在张澍之前，西夏文的书籍、石刻等等一直存在，只是因为西夏的灭亡和年代的久远，西夏文成为了“死文字”，无人能够释读。久而久之，西夏文字便被人们淡忘了。而张澍的发现重新启发了人们对于西夏文字的兴趣，开始了新一轮对西夏文字的研究而已。

但是，研究并不顺利，与汉字完全不同的西夏文字很难被全部解读，直到俄国人的一次“盗墓式考古”发生才改变了这一切。晚清时，俄国人科兹洛夫在沙漠中发现了西夏黑水城遗址，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文献。之后，科兹洛夫将这些东西全部运回了俄国。在这批被盗文物之中，有一本《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时期汉文、西夏文的对照字典。有了这把钥匙之后，人们对西夏文字的释读也走上了快车道，大量西夏“死文字”被“复活”。许多淹没在岁月长河中的西夏 历史 也得以重见天日。

提问者显然是一知半解，把西夏 历史 和西夏文字给搞混淆了。西夏并没有消失，元灭夏之后，党项人也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融入到了各民族之中。关于西夏的文字记载更加是一直存在、而且相当完备。即便是西夏文字，也没有消失，仅仅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成为了“死文字”，被人们逐渐淡忘了而已。

公元1227年被蒙古人满载仇恨的西夏王朝终被灭国，从此消失在中国的 历史 长河中。波斯人在史集中记载，西夏国王和居民全部遭到屠杀。蒙古秘史也记载了西夏王朝的惨烈灭亡：不留子遗，故有此记。中国自古有记载 历史 的传统，下个王朝无论如何都会为上个王朝记传，但是唯独西夏王朝神秘的消失了，泱泱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的任何史册。

1804年，一个叫张澍（shu）的年轻人第一次扣响了隐秘的 历史 之门。张澍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在凉州的清应寺他发现了一个怪异的凉亭，凉亭被砖四面砌封。因为没有任何口传和记载，寺院里的僧人也不知道缘由，只知道亭子已经被封存了好几百年。这激发了张澍的好奇心，虽然遭到阻拦，但是张澍依旧坚持打开砖封，一探究竟。打开凉亭后一块巨大的石碑暴露在了张澍的眼前，石碑的一面是汉字，另一面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方正字，很像汉字，却没有任何人认识。这种神秘的文字，让他感觉到他在接近一个未知的世界。

张澍在汉字的末尾看到这样一个纪年：天祐民安五年。在张澍的记忆里，正史中所有皇帝的年号，从来没有出现过天祐民安这四个字。难道这是一个没有载入正史的国家么？张澍在《宋史》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记载：天祐民安元年六月，夏与宋约定绥州附近国界。夏与宋处在同一个时代，两国曾长期征战，夏位于中国西北，宋人称其为西夏。天祐民安正是西夏第四位皇帝的年号，石碑上神秘的文字正是西夏文。《宋史》中的《西夏传》记载，西夏是由党项人建立的国家，党项是一支来自于青藏高原的古老民族。而之后的史学家翻译出了西夏文字，西夏也便从 历史 的长河里发掘了出来。

身在闹市，心向青山

西夏的存在一直都没有疑问啊，西夏不是没有记载，只是没有列入正统王朝，所以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史》。

公元881年拓跋思恭参与平定黄巢之乱，此后被唐朝授予夏州节度使，封夏国公，赐姓李，这便是西夏王国的起源。

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至1227年被蒙古人所灭，西夏实质上存在了346年。

元朝修史，以辽宋金均为正统，所以有《辽史》《宋史》《金史》，但西夏的 历史 则分布在这三部史书之中。

《辽史》中有《西夏外纪》

《金史》中有《西夏传》

《宋史》中有《夏国传》

至清朝时期，出现了许多西夏专史，比如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周春的《西夏书》十五卷，戴锡章的《西夏纪》二十八卷等，这些都是今人了解西夏 历史 的原始史料。

此外，今日的学者已经能够识别死去数百年的西夏文字，并掌握了其造字规律，这无疑对我们了解西夏的 历史 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不爱看 历史 书的人，大概是从金庸先生小说《天龙八部》里知道西夏国这个国家。

西夏，并不是没有 历史 记载，只是没有像同时期的宋朝、辽朝、金朝那样单独编史，但在同时期的宋史、辽史、金史及当时个人记载的书籍，都记载有西夏。不仅有外族文字记载，而且西夏国有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并已经发现了很多西夏文的书籍和石刻等。还留下大量西夏古迹。最著名的就是西夏王陵，被称为东方的金字塔。还有石窟、庙宇等。

所谓西夏，是在中原的人，自大地认为自己是地球中心，本来人家叫大夏国，因位于中原西北部，所以叫西夏。

按正式的立国时日计算，西夏存国190年（公元1038~1227年）；然而若依 历史 实情而言，即如《宋史》所载的“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夏州政权算起，则是实历347年之久，这就要比起北宋和南宋相加之年还要多出27年了。

西夏国是由藏缅语系的党项民族建立（中国汉族史籍中称其为党项，与其为邻的突厥人、鞑靼、蒙古人则称为唐古特人，笔者认为是属于鲜卑的一支。）

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征服战争，从1205年至1227年，先后进行过6次。其中在1209年、1217年、1226~1227年的三次大型战争中，蒙古国大军都曾进据贺兰山，包围西夏国都中兴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226~1227年成吉思汗发动的最后一次灭夏战争，西夏百姓“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公元1227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出征途中病死六盘山，其军队遂将亡帅之恨移泄西夏，最后征服西夏，进行了报复行动。

关于西夏， 历史 上不是没有记载，这个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只是说翻开二十四史，里边关于宋，辽，金史都有，唯独就缺了西夏，但是在这几个“史”的后面，是有西夏的记载的，就是《夏国传》，只是做了简单的叙述，并没有把它单独成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正史来说的话，如果要记录一个政权王朝的 历史 ，让它单独成史的话，首先，那个政权存在的影响力，包括经济，面积，人口等要达到能够成史的级别，才能写入编史，如果政权过小，人口，面积等指标达不到，就没有单独成史的必要了，就有可能在我们所说的正史上简单的记录了，而且我们现在的二十四史主要就是记录中原王朝和邻近几个较大王朝的 历史 ，那些比较小的地方政权并没有单独记录，比如大理国，也没有单独成史，只是地方史有记录。

西夏作为党项族建立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在整个宋时是和宋辽形成三足鼎立格局的，在抗击成吉思汗的入侵时，西夏是让蒙古人吃尽了苦头的，成吉思汗也是在灭夏的战争中受到箭伤而去世的，所以在蒙古人灭西夏以后，就对西夏进行了疯狂的屠戮，包括西夏的文史典籍都销毁一空，所以，能传下来的典籍也不多，蒙古人除了屠了西夏党项大部分精英外，连西夏的名字都改为宁夏，“安宁西夏”。

元朝建立以后，在修史过程中，由于宋辽是兄弟关系，宋金是君臣关系，所以修史就单独修了宋辽金的三史，西夏只是顺带就过了，你也可以看作是附录。

西夏国后面的发现，是到了清代，一个偶然的事情，就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张澍，他在一次和朋友出游的时候，在一座寺庙发现了一个样子怪异的凉亭，问了寺里的僧人，也说不清凉亭的 历史 ，只知道有几百年了，后来在凉亭后的石碑上一面发现了六个汉字“天佑民安五年”，另一面则是没见过的文字，他依据石碑上的年号查阅了宋史，终于查到了这句话说的是西夏第四位皇帝的年号，石碑上没见过的文字就是西夏文，也就揭开了消失的西夏 历史 的神秘面纱的一角！

研究西夏，找史金波。

提问者真是 历史 爱好者吗？不读书怎么爱好 历史 啊。

西夏国不是没有记载， 历史 资料很多。只是西夏文字失传，没有人认识。

夫妻两个人的状态非常好，两个人保养的就像30岁一样的人，脸上没有任何的斑点，皱纹也非常的少，可以看出来过得非常舒服。

夫妻两个人的状态真的非常的好，而且据说她和继子关系也非常的好，继子也非常的喜欢这个后妈。夫妻两个人非常的幸福。

夫妻两个人的状态非常的好，虽然两个人年龄大了，但是两个人保养的非常不错，脸上的皱纹非常的少,过得非常滋润。

宋元明清陇右作家有哪些?
答:宋元明清陇右作家有张炎、金代邓千江,元代蒙古族文学理论家郝天挺。

李白,杜甫,杜牧,苏轼苏辙苏洵,明朝张煌言

宋元明清陇右作家有南宋词论家张炎，金代邓千江，元代蒙古族文学理论家郝天挺，诗人昂吉，清代杨于果。

　　陇右地区是丝绸之路的黄金通道，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在此交会。秦汉以来的陇右文学，在保持《秦风》传统的前提下，吸收融合了游牧与农业、佛教与伊斯兰等文明，具有鲜明的尚武性、民族性、地域性、多元性。陇右文学拓展了中国文学的空间维度，为中国文学注入新鲜血液和异质养料，也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的艺术向度增加了内在活力。

　　先秦时期，陇右文学处于发轫阶段，主要有神话和歌谣。伏羲神话、女娲神话、西王母神话、夸父神话、刑天神话、牛郎织女神话等，体现了陇右先民独特的诗性智慧和艺术创造力。《白云谣》是传说中西王母送别周穆王时吟诵的一首歌辞，也是陇右最早的情歌。《诗经》中的《大雅·公刘》和《秦风》，是关于秦人、周人在陇右创业的篇章，体现了周人和农耕文明的关系，以及秦人在陇南地区生活的事迹，反映了秦人好马、尚武的传统风尚。

　　两汉四百年，由于陇右地区特殊的地理方位，两汉统治者普遍重视对陇右的开发经营，促进了陇右文化的发展。两汉陇右，武将辈出，文人相对较少，但文学成果丰硕，陇右文人普遍具有蓬勃的朝气和大国的自信。

　　作品流传于世的陇籍诗赋作家有李陵、梁竦、侯瑾、秦嘉、徐淑、赵壹等人。文学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当推秦嘉、徐淑夫妇和辞赋大家赵壹。秦嘉、徐淑的五言诗表明东汉文人五言诗的技巧已渐趋成熟。东汉辞赋家赵壹的代表作《刺世疾邪赋》，继承了《秦风》的批判精神，以激愤的感情揭露东汉统治者“唯利己而自足”的贪婪本性，谴责弥漫在官场拍马溜须、拉帮结派的丑行，具有强烈的历史穿透力。东汉著名哲学家、文学家王符的《潜夫论》，痛斥东汉社会的种种丑相，被文坛誉为千古“陇右鸿文”。

　　陇右民间歌谣留存下来的有《匈奴歌》《天水童谣》和《凉州民为樊晔歌》等。其中最具艺术震撼力的是《匈奴歌》，表现了匈奴民众失去河西走廊后对战争的憎恶。在敦煌汉简中，我们发现了东汉初年的两首《教诲诗》，这是中国边塞诗的滥觞。

　　非陇籍人士的咏陇作品如汉武帝《天马歌》，是目前所能看到的第一首表现酒泉风物的诗歌。汉乐府《陇西行》，反映了陇西淳朴的民风，对研究文学、民俗学、交通史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陇右文学上承《诗经》和两汉文学的优秀传统。傅玄、傅咸父子独步陇右诗坛。傅玄以乐府诗见长，颇具汉魏风骨。傅咸的诗，庄重典雅，其辞赋代表了六朝时期陇右赋体文学的整体成就，托物喻志，体现士大夫的高雅情志。南朝梁陈时期，陇籍诗人阴铿独标诗格，推动了齐梁新体诗向唐人近代诗的转化，是陈朝诗坛最有成就的诗人。

　　皇甫谧是魏晋时期陇右文坛的领袖和学术权威。他政治地位低，但社会影响力极大。其文学思想体现在为左思《三都赋》所作的“序”中，文章指责汉赋假大空的不良倾向，为后人研究汉赋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这一时期，诞生了小说作家王嘉和小说《拾遗记》，作品故事情节荒诞神奇，成为后代传奇小说的蓝本。《文心雕龙》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给予极高的评价。

　　五凉时期，河西地区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学术文化中心，学者云集，文风振递，开创了五凉文学的崭新局面。前凉时期主要的作家有张骏、马岌等，西凉诗人有李暠等。前秦女诗人苏惠及《回文诗》在中国诗坛享有较高的文学声誉。

　　非陇籍作家，尤其南朝作家大多借助乐府旧题《陇头水》，表现陇右雄壮奇险的山川。代表作家有左延年、鲍照、顾野王、温子升等。

　　隋朝，尽管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在文学文化领域，陇右牛弘、辛德源等取得了一定成就。《乐府诗集》收录牛弘《圜丘歌》等58首，其中一些作品属集体改编。辛德源《芙蓉花》，借屈原的放逐烘托自己遭受谗言贬谪从军，抒发孤独彷徨的苦闷心情。

　　唐代，陇右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名家辈出，如李白、李益、权德舆、梁肃、李翱、令狐楚、牛僧孺、王仁裕、牛峤、牛希济、李朝威、李公佐、李复言、皇甫枚等。文人普遍政治地位高，社会影响大；作家多出身于渭河流域，艺术形式更加多样化，诗歌、散文、曲子词、传奇小说等都获得了发展。安史之乱，社会的动荡使文学家的心灵遭受摧残，陇籍作家的主流文学创作开始从诗歌、散文转向更适宜于世俗消遣的曲子词和小说。

　　唐代的非陇籍诗人在陇右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如王之涣、王维、高适、岑参，尤其杜甫在天水、成县创作的诗歌达一百多首，对认识“安史之乱”后陇右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金元时期，陇右文学处于低谷，著名作家有南宋词论家张炎、金代邓千江，元代蒙古族文学理论家郝天挺、武威唐兀氏诗人昂吉、张掖蒙古族诗人燕不花、武威籍诗人余阙，及非陇籍诗人苏舜钦、黄庭坚。他们的创作为元代黯淡的陇右文坛增添了一抹靓丽的色彩。

　　明代，国家统一、经济发展，陇右文学摆脱了宋、西夏、金、元近四百年的低迷沉寂后趋向复兴，一度生机勃勃。首开明代陇右文风者，当推礼部尚书门克新，他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撰写的《长江万里图记》，纵横捭阖，紧扣江山一统、皇恩浩荡的主题，蕴含深刻哲理。

　　明代中期，陇右诗人普遍具有文学革新的意识，李梦阳、胡缵宗、赵时春、黄谏、彭泽、段坚、胡忻等作家崛起文坛，他们均为进士出身，学问渊博，政治地位高，社会影响大，在诗词曲文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李梦阳以自己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引领一代文学，面对弥漫文坛的阿谀粉饰的“台阁体”，高举“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的理论旗帜进行改革，推动了晚明文学新思潮的萌芽。明代享誉江南的陇籍散曲家金銮，在诗词曲诸多领域皆有创获，深受朱彝尊的挚爱。

　　清代，陇右诗人普遍学养深厚、功底扎实、学术成就高，但往往以学入诗，带有明显的学问诗或考据诗的特点，题材广泛，艺术美感不足。诗文数量远超先前各代，但文学成就却无法和前代相比。

　　前期诗人有张晋、巩建丰、吴镇、胡釴、王了望等，以吴镇、王了望的诗词艺术性最强。吴镇的诗词以描写甘肃特别是老家临洮的风土人情、自然景物为特色，和袁枚多有交谊。王了望多才博艺，作品表达了诗人颠沛流离、寄托孤楚、不慕利禄的思想个性。

　　中期以邢澍、张澍的作品最富有文学性。邢澍的诗前期注重教化、意气昂扬，后期基调低沉、充满感伤。张澍是清代近三百年西北地区学术成就最高的学者，以其深厚的学识与洒脱的文笔，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的赋严格限韵，语言工整富丽。

　　陇右小说在清代也取得了显著成就。秦子忱《续红楼梦》，由黛玉死后开始写起，最终以宝玉上进、家业再兴而结束。李桂玉的《榴花梦》是我国现存最长的弹词小说，音律和谐，文词优美，通过女英雄桂恒魁批判了中国男权社会的政治弊病。

　　陇右花儿是清代民间文学的一朵奇葩。按地域分为河湟花儿、洮岷花儿、六盘山花儿、贺兰山花儿，大多为伊斯兰青年男女在山野即兴编唱的情歌，文辞平易，善用比兴手法，情感大胆率真而热烈。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忧国忧民的主题构成了陇右诗人的文学情结，涌现出吴可读、安维峻、王权、任其昌、刘尔炘、李于锴、喇世俊、祁荫杰等著名诗人。王权被誉为甘肃近代诗圣，对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官员不顾国家安危，依旧贪腐享乐的堕落丑行满怀激愤，予以强烈的谴责，现实批判性构成了王权诗歌的主题思想。

　　清代以来，咏陇诗人洪亮吉、牛运震、李渔、林则徐、谭嗣同等人的作品，为陇右文学的百花园增添了炫丽的色彩。

著名作家有南宋词论家张炎、金代邓千江，元代蒙古族文学理论家郝天挺、武威唐兀氏诗人昂吉、张掖蒙古族诗人燕不花、武威籍诗人余阙，及非陇籍诗人苏舜钦、黄庭坚。他们的创作为元代黯淡的陇右文坛增添了一抹靓丽的色彩。明代，国家统一、经济发展，陇右文学摆脱了宋、西夏、金、元近四百年的低迷沉寂后趋向复兴，一度生机勃勃。首开明代陇右文风者，当推礼部尚书门克新，他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撰写的《长江万里图记》，纵横捭阖，紧扣江山一统、皇恩浩荡的主题，蕴含深刻哲理。

　　明代中期，陇右诗人普遍具有文学革新的意识，李梦阳、胡缵宗、赵时春、黄谏、彭泽、段坚、胡忻等作家崛起文坛，他们均为进士出身，学问渊博，政治地位高，社会影响大，在诗词曲文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李梦阳以自己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引领一代文学，面对弥漫文坛的阿谀粉饰的“台阁体”，高举“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的理论旗帜进行改革，推动了晚明文学新思潮的萌芽。明代享誉江南的陇籍散曲家金銮，在诗词曲诸多领域皆有创获，深受朱彝尊的挚爱。

　　清代，陇右诗人普遍学养深厚、功底扎实、学术成就高，但往往以学入诗，带有明显的学问诗或考据诗的特点，题材广泛，艺术美感不足。诗文数量远超先前各代，但文学成就却无法和前代相比。

　　前期诗人有张晋、巩建丰、吴镇、胡釴、王了望等，以吴镇、王了望的诗词艺术性最强。吴镇的诗词以描写甘肃特别是老家临洮的风土人情、自然景物为特色，和袁枚多有交谊。王了望多才博艺，作品表达了诗人颠沛流离、寄托孤楚、不慕利禄的思想个性。

　　中期以邢澍、张澍的作品最富有文学性。邢澍的诗前期注重教化、意气昂扬，后期基调低沉、充满感伤。张澍是清代近三百年西北地区学术成就最高的学者，以其深厚的学识与洒脱的文笔，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的赋严格限韵，语言工整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