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这个时代将有圣人出现

在人类古代历史潮流里，神权与王权的结合一直都持续存在着。在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神权在统治者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在周朝过后，王权逐渐沦为了绝对性质的统治手段，但神权依旧没有被彻底消除，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化作了维护舆论与修饰表面工作的一种常用手段。

我们不管是在书上还是在影视剧中，时常会看到某地官员为了讨好帝王，总是会上书自己管辖的地域突然“天降祥瑞，”出现了凤凰、麒麟、神鹿等不可思议的动物或现象。其他大臣一听，便开口说些什么“陛下治世有道，天下海晏河清，位比尧舜，功盖三皇”之类的吹捧话语，皇帝一听便十分高兴，纷纷赏赐金银珠宝，朝堂上下一片祥和。然后再让人将这些祥瑞散布民间，大肆吹捧，便又能收割一片人心。

在中华历史上，一个国家要亡国之时，或者处于战乱时期，那么那一段时期的“天地异象”就会呈爆发式增长。例如清朝末年，人们看到的日食、月食、血月、荧惑守心等现象在一段时期内突然增多。这一部分是统治阶级把国家衰亡的锅甩给了天象，而另一部分则是有心人把这类现象夸大其词，好从中获利。事实上，这些伎俩其实都是帝王阶级惯用的手段。

不过这种方式并不是事件的专用，有时也施之以人，比如伟人的诞生时常伴随着天地异象，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早也是用惯了的伎俩。除了汉高祖刘邦之外，隋文帝杨坚、唐高宗李渊、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武则天、王阳明等等著名人物都曾在出生时，出现过天地异象。那么为何古代只要天降异象，都必有贤人、圣人现世？这种异象是干什么用的呢？对此专家表示，这跟买热搜一个道理，司马迁其实早已在《史记》中给出答案。

鲁迅先生曾夸奖《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一部大型的较为完整的史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可谓是举足轻重了。《史记》中记载了从三皇五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而这其中，有许多关于天地异相的描写，用《太史公自序》来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不过，《史记》并非最早记载天地异象的书籍，但它却是将这门技术以最成功，最广泛的姿态传播出去，并让它在中国历史上沿用了数千年。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刘邦并非他爹的儿子，而是一条龙的儿子。《史记》中说：“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翻译过来就是，刘邦是龙的儿子，刘母生刘邦之时，伴随着电闪雷鸣，天地昏暗等异象的出现。

除了这一段，《史记》中还记载过汉高祖梦中斩白蛇而起义的故事，并且在《鸿门宴》中，也描写过亚父范增能够观望一个人头上的“气。”范增说刘邦身上的气有五种颜色，并且都是龙虎的形状，足以说明此人不俗，让项羽杀掉他，结果项羽没听。后来的故事就是项羽“乌江自刎，”而刘邦开创了大汉帝国。司马迁以这样的方式，将神话故事加入到历史史书中，并将贤人、圣人的现世通过天降异象染上神秘的色彩，从而达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效果。

《史记》曰：“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总是先看到上天形现，而后人间随之出现景象。”司马迁通过探索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关系，然后将它们结合起来，加以神化，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史家理论学说。于是他的史书之间，就多了许多拥有神秘色彩的描述手法。

这类手法的作用第一个无外乎是增加特色，第二则是用神化的表现方式来制造“天命观”以此树立君主的政治权威，第三便是美化改朝换代的行为，并将它们变成顺应天意的举动。可以看一下，许多出生时带有天地异象的君王，往往都是开国皇帝，就是此意。不过太史公这种表现形式虽然特殊，但是他的见解或是记载的历史就不是真实的历史了，那么作为一个史官，他就不太称职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历史记载并不客观。他因为李陵事件被武帝处以宫刑，于是在《史记》中夹杂了个人情绪。他不喜欢卫青、霍去病，觉得他们出身低微，于是《史记》对他们的记载平平无奇。他与李氏家族走的很近，于是又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描写吹捧李广、李敢、李陵。甚至将李陵投降叛变的事情进行了弱化和洗白处理。

尽管《史记》问题很多，但是它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二十四史之一。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司马迁之名，也必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流传

人类早期的第一个轴心时期的代表文化.三个轴心代表：孔子、苏格拉底以及佛陀。孔子和苏格拉底，还有释迦摩尼也是这个时代出生（孔子比释迦摩尼大14岁），此外，还有一大批人物在这个时代。因而这个时代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轴心时代。

公元第六世纪到第一世纪，是人类文化的轴心时期。在这之前，人类面对洪荒世界挣扎，出现很多复杂问题，人类社会也慢慢形成。

到了轴心时期，几个重要传统分别出现代表人物，按照年代来说，在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中国出现了孔子，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在犹太人世界出现了耶稣。

在释迦牟尼之前，就有源远流长的印度教，但它太重视古代神话、复杂的仪式、严格的种姓制度，把一个人生下来就定为某个阶级，等到轮回之后才有改变的可能，释迦牟尼出来之后，强调众生皆有佛性，如何一个人都有觉悟的智慧，只要觉悟，生命就可以离苦转乐，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效果，不分阶级，不分种族。

 苏格拉底在西方所面对的时代具有复杂的挑战，一边是研究自然哲学，他们把宇宙看作一个物质，加上动力不断运转，另一边是喜欢辩论的辩士学派，他们走遍各地，认为人间的法律是相对的、价值也是相对的，所以不再有原则坚持，只要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苏格拉底在这时深入反省，首先肯定人类社会的法律，进一步接受祖先传下来的宗教，他自己又问到良心的声音，既所谓精灵的声音，与他的学生柏拉图开展出西方的哲学传统和知识传统。

耶稣来说，犹太教本来有深远的历史，旧约和新约的差别，就是从律法变成慈爱、仁爱，所以他说神所喜欢的是仁爱胜过祭献，神不需要礼物，因为他创造一切，但如果心中有仁爱这种信仰，展现出人的美善品格的话，神才喜欢，人们祷告不用在耶路撒冷，而在每个人的心里，用他的精神、行为来祷告。

从他们出现之后，各个传统开始转移，把重点放在人的身上，而这种人是普遍的、一律平等的人。再看孔子，孔子的时代是礼坏乐崩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是危机的时代，也是转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