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所著的《叫魂》意欲表达什么

《“叫魂”》读后感]

1768年，清乾隆32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突然在帝国内部爆发，周祯伟：《“叫魂”》读后感。这一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与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相信通过人的发辫等物可以来盗取他人的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会立即死亡。从春天到秋天大半年，整个帝国都被这种恐惧动员起来。

百姓们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忙于追缉流窜各地频繁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室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上谕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终于大白，所谓“叫魂”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乾隆只得终结此案。

以上是整本书讲述“叫魂”这一案件的大概内容，在这场全民运动中主角有三个：乾隆，大清官员，小民百姓。先从乾隆的角度分析，乾隆应该说一开始就对“叫魂”这一事件保持了极高的关注，对于此案件，他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热情。不管他是否相信妖术本身，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是确实存在的，无论怎样，辫子都是大清王朝强加给汉人的东西，它可以视为王朝统治力的象征，剪去辫子其所代表的政治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更令人揣测的是剪辫的施舍者，正是道士、和尚，我们有理由怀疑前朝开国皇帝的创业史会让乾隆回忆时产生多少不快的情绪。作为异族统治者对剪辫这一行为所蕴藏的政治象征意义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对普通百姓来说，术士的妖术威胁到灵魂和躯体之间的脆弱关系，而对皇朝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是皇朝与上天力量的脆弱关系。如果僧侣道士或乞丐也能作法与神鬼进行交流对话，这将会严重影响到君权神授的合理合法性。而作为一个江南文化的崇拜者和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乾隆对江南感情复杂，愚民百姓的无稽之谈，他是相当怀疑的，他大张旗鼓的目的在于借机打击甚至根除因汉化而腐败堕落的江南官僚们以及江南书生的桀骜不驯。因此，我觉得君主和官僚的矛盾问题，才是全书的重点，而官僚与君主之间并非和平共处，因为君主对官僚的有效控制本应是常规框架之内的安排，而无须借助政治罪这样的非常事件来做文章，这里的政治罪指的是运用“叫魂”这一案件，对官员进行控制，强化对官僚的控制。而乾隆认为正是官僚们的颟顸怠惰，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腹心横行无阻，对帝国说，这场官场的腐败积习是以江南为中心的汉官僚的毒瘤，它侵蚀着满清帝国的活力，腐化满洲精英的朝气，因此清剿妖术，也是对官僚机器加以整肃。

我们再来看官僚阶层对“叫魂”这一事件的反应，他们本作为社会的精英，经过科举选拔，对“子不语怪力乱神”之类的古训是了熟于胸的，读后感《周祯伟：《“叫魂”》读后感》。作为地方长官，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他们推崇的是无为而治。不希望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出现对自己名声不利的事情，即使真的出现也会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以说中国的封建政权对儒家的尊崇，一方面形成了儒家传统文化，同时也在不同时代造就了一批这样的官员。即在肉身上他们忠君爱国，但在内心深处是以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的浓厚情结，他们构成了社会结构中砥柱的作用，防止社会在疾风骤雨中偏离方向。所以，官员在这场大恐惧中并非积极推动者，甚至他们起到了缓冲的作用。这表明，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还是受到某种限制的，在这些限制因素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和历史经验对之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

真正让人吃惊的是，这场大恐惧的闹剧当中推动者与受害者都是同一阶层--普通民众。满清王朝在经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休养生息后，到了乾隆时代达到了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百姓安居。然而这些在作者看来所谓的盛世也不过是个镀金时代，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繁荣，也造成了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压力的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加剧的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权力，将他们赶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目标，也官府清剿的主要对象。如书中所说，在近代前夜，整个社会充满着一股戾气，即以冤冤相报为形式弥漫的社会敌视，于是，人们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牺牲别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并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当官府发动清剿，则把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变成一种实在的生存斗争，把广泛弥漫社会的冤冤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于任何受到横暴族人或贪婪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解脱。对于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好处的人，他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他是一种补偿，对恶棍，他是一种权力，对于孽待狂，它是种乐趣，而在也没有什么能伫立其间，阻碍他们的疯狂。

读毕此书，可谓获益良多，对于十八世纪乾隆统治下的大清有了更深的了解，鉴于作者深刻的洞察力与艺术化的笔法，此书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研究仍有启发意义，作者在此书中的一些论断与总结，仍敲打着今日国人的心灵，对于历史研究者，我们应当感谢孔飞力先生，让我们对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看的更深，了解更进一步！
　《“叫魂”》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东汉墓中的髡刑图）

头发在古今历史中一直有着十分特殊的意涵，在父权社会的古代，毛发更是男子气概的象征物，它作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被放大了与人之间的联系，更由此与政治（尤其是刑制）产生了深刻的纠葛。在汉学家孔飞力那本著名的《叫魂》里，头发更是被赋予了巫术的力量。现在，就跟着文史君一起来看看历史上“头发”的故事吧！

一、“头发”中的历史故事

在《三国演义》第十七回“袁公路大起七军 曹孟德会合三将”一章中，描写了曹操因误踏百姓良田，违反了自己所定的军纪，“本当斩首”而“割发权代”的故事。这一情节并非罗贯中子虚乌有的演义，裴松之所注的正史《三国志》中的《曹瞒传》的“割发自刑”一事，即是这一故事的文本原型。这种“割发代首”的行为所代表的意义远比我们今人想象中的要重要得多。

二、毛发刑的三种“套餐”

古代有这么一群刽子手“托尼”，将“剪头修面”作为一种惩罚性手段，在触犯刑法的罪犯身上，积极开创古典洗剪吹事业，并随历史的发展，形成了三种毛发刑“套餐”——髡刑、耐刑和完刑。有关于毛发刑的最早文字记录出于西周《周礼•秋官•掌戮》的“髡者使守积”，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关刑法典籍中也仍有毛发刑的踪影。

（髡[kūn]刑造型一览）

早期施行于先秦的髡刑，多是犯罪贵族的“专属发型”。《周礼·秋官司寇》云：“髡者使守积”，郑玄对此注道：“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宫者，宫之为翦其类，髡头而已。守积，积在隐处宜也。”即郑玄认为髡刑的适用人群，为“王之同族”——贵族，是作为宫刑的替代刑来实施的。此外，选择髡刑的犯罪贵族同时要“守积（看守仓库）”。《文献通考·刑考一》也说：“髡者使守积”，郑众注云：“髡当为完，谓居作三年，不亏体也。”其中点明了髡刑是有其固定期限的。及至秦汉，髡头替代刑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走出了贵族的圈子，逐渐成为劳役之上的附加刑。

髡刑在操作上是剔剪头发而留鬓鬃，具体是个什么造型呢？《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八）引王隐《晋书》所载：“诸重犯亡者，发过三寸，辄重髡之。”说明在服刑期间，一旦犯人的头发长过三寸，就要重新修剪一遍。由此说来，经受髡刑的头顶，大概是有些凉快。

相比之下，套餐二——耐刑则是剔去鬓鬃而保留头发。从秦及汉初法家以刑止刑的法意思想盛行的层面考虑下，可以认为，作为同样的犯罪行为刑处手段，耐的惩罚力度不可能与髡刑有太大差距。学者连宏认为耐刑的惩罚力度约等于“耐为隶臣妾（为奴隶）”，并认为“耐”很可能就是“耐为隶臣妾”的省略语。而在完刑中，“完”字本身意为保留身体的完整，即为不施予肉刑，同时也不施予髡刑，即不施肉刑，不剃头发。但有时，完也作“完为城旦舂（男性筑城，女性舂米）”的省略语。

（汉代淘舂米俑）

东汉以后，秦及西汉以来已成体系的劳役刑刑制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此时髡、耐、完已失去已有的含义，逐渐成为劳役刑的通称。据可考记录，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大力发展，受其观念因素及鲜卑民族旧俗“髡发”的影响，至“北齐流罪髡而刑罪不髡”、“北周以后，并无髡之名”，髡刑正式被弃除，完刑则在晋以后再无明文记载。至隋以后，毛发刑为徒刑所取代。

少数民族的髡发形象

三、毛发刑作为刑罚的观念依据

从现代人的眼光看，三种毛发刑相比于肉刑而言，伤害性实在是微乎其微。然而毛发刑作为刑罚，则必然能在相当程度上给受毛发刑者带来身体或心理上的痛苦。显而易见，这种刑罚对受刑者的伤害更侧重心理层面上的。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于“发”的解释是“根也”。《康熙字典》中则用“肾之体在发，血之荣以发”来突出“发”重要性。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依附头颅而无限生长的头发，通常被视为一种储存人体特殊力量的神秘又危险的器官。此外，受传统伦理道德中“孝”观念的影响，对于“受之父母”的头发的爱护，是孝道使然。《孝经·开宗明义》中明确写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二十四孝图之扇枕温衾）

由于头发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过分放大，并融入了传统伦理因素，在这些观念的支配下，毛发刑不仅是一种对犯罪者的刑罚，相反的，对伤及他人毛发的行为同样可视为犯罪。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有记载：“或与人斗，缚而尽拔其须麋（眉），论可（何）（也），当完城旦。”“士五（伍）甲斗，拔剑伐，斩人发结，可（何）论，当完为城旦。”对“拔其须眉”、“斩人发结”等伤害他人毛发的行为是要作为犯罪行为判处“完城旦”的刑罚的。

子路剧照

“头可断，血可流，发型不能乱”，这一戏语在某种程度上透露着一种非凡的自律与气概，子路就因过于注重头发形象，在“君子死，冠不免”的壮烈宣言中被砍成了肉酱。而在孔飞力的《叫魂》中，迟至1768年清帝国发生的，用偷偷剪下的发辫进行“叫魂”的“民间妖术”所引起的社会大恐慌，虽无实在的依据，但从中依稀可见头发即生命力的观念仍未消弭。

孔飞力与他的代表作《叫魂》

四、头发政治的余波

清兵入关后，清朝廷颁布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雉发令”，从“头”彰显对大明子民的绝对征服。对此，大明遗民还发展出了因正月剪头发而怀念先朝的旧国情节“正月剪头思旧”（雉法令于清顺治四年正月实行），但在历史的发展中，这一语意被误解成了“正月剪头——死舅舅”的剪头禁忌。

针对雉法令，晚清太平天国运动中推出了“留辫不留头”的口号，以示对清政府统治的反抗。后来的辛亥革命以及张勋复辟闹剧中的“辫子军”，也都多多少少受到这种“头发政治”的影响。

晚清民众雉法照

现我国的监狱管理中通常会在犯人入狱后对其头发进行修剪，但此时这一做法已不具有以往种种的惩罚性意味了，而是出于经济、方便管理、淡化个人意识、卫生安全、增加辨识度等多重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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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孔飞力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我们惯常的历史思维中，往往存在有一个所谓“盛世”的东西，如开元盛世或者康乾盛世。可这个统治者话语下的“盛世”与我们思维中所构建的“盛世”有多大差别呢？先抛开统治者在官方文件中粉饰太平或者夸张渲染的因素不谈，这个盛世很大程度上也是统治上层眼里的盛世，经济平稳发展，政权稳固，社会稳定没有大的动荡，百姓满足温饱没有什么大的怨言。但在统治者眼里外表“镀金”的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社会细节，看似安稳的现状背后有没有能够喻示未来的前兆？一场1768年席卷整个中国的妖术恐慌“叫魂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切入点。

故事发生于1768年，乾隆33年。一种名叫“叫魂”的妖术突然从江南爆发，随后由南到北逐步席卷全国。据说懂妖术的人可以通过获取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名字，进而运用妖法使得其魂魄为自己服务，而失魂的人会即刻死亡。从1月德清石匠吴东明案开始的大半年时间里，全国陷入到妖术浪潮中，民众不断寻求自救的方法，乾隆皇帝一心要铲除妖术并摧毁其背后的阴谋，而夹在其中的官员一面要应付皇帝的旨意一面也要维持社会的稳定秩序。捉妖清剿运动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平民纷纷指认身边的僧人道士，官府忙着缉捕那些流窜作案的妖人，而皇帝在焦急与忧心中一步步落实着自己的计划。可是从街边巷尾到皇宫宅邸折腾到深秋，死了无数冤民也丢了无数乌纱帽之后，皇帝才被迫认识到这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没有妖人，没有妖党，也没有妖术，有的只是造谣诬陷和惊慌无奈，最后皇帝只得叫停这一切。
顺着作者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有关皇帝、官府与平民的事件。但在理清三方关系之前，我们先看看历史给这个故事设定了怎样的背景。
作者在描述发源地长江中下游地区时，除了称赞其经济繁荣外也指出了许多的问题。江南地区人地资源不协调，雇佣关系失衡。相对应的，日益抬高的粮价有其是米价成为了平民极大的负担，而长江中下游核心区域的富庶与边缘贫困地区的落差也造成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为社会带来了不安定的隐患。平民生活可以满足温饱，但区域间差异大。但同样地，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很难得到权利的体验。而官僚系统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已发展出自己完整的体系。官员们有足够的手腕与皇帝的命令斡旋，既不明着违反旨意又可以在对民众搜刮中保全自己的利益。而皇帝的目的就是要稳固自己的统治。
而我认为本书最妙的地方在于作者带我们我们分别从三个角度来解读“叫魂”妖术事件，实质上是从三个角度解读了乾隆治下的社会。
谣言在平民中迅速流传，很快遍及大江南北，这本身并不稀奇。可是为什么矛头到最后一致对准了和尚、道士以及乞丐？虽然温饱可以得到满足，但更可怕的是平民权利的缺失，作为大清帝国的子民，平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帝国的回馈，其本质工作就是低下头默默劳作以支持帝国的运转，但帝国的一切光鲜都与自己无关。在整个社会中，他们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生存的空间被一再压缩。而叫魂事件的出现，给了权利缺失的平民一项可见的权利，即在确实而即刻的危险面前保卫自己并铲除危险的权利。恰好，事件的开头是与僧人有关，而僧人所代表的是流浪汉群体，一个在当时这是比平民处于社会更加边缘的群体。于是，平日里被压抑的民众“理所应当”地拿起了自己的武器，将枪口对准了流浪汉阶级，而这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到最后乞丐也被牵连其中。
作者通过民众对于“叫魂”事件的反应为我们展示了“盛世”下平民的社会心理。当我们习惯了用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某一个时期的社会，习惯了用一些数据和官方的记载来代表一个时代的时候，往往会忽视了社会中的主体即平民百姓真实的生存状态。而从百姓们后期对待流民阶层的反扑的“疯狂”回应来看，即使生活在封建时期的顶峰盛世下，平民的权力缺失以及生存边缘化的困境依然未得到丝毫的改善。
而夹在皇帝与平民之间的官僚阶层的状况则又是另一番图景。官员在地方有直接管辖权，因此其必须为一方的安定负责。而皇帝为了监督官员设置了考核、弹劾等多种考察手段，同时皇帝对于陈词滥调以及报喜不报忧等问题极为反感。对于上下两方面官员必须应付得当，才能在保证乌纱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全自身的利益。所以当“揣摩圣意”之后发现皇帝铲除妖党的决心后，官员们无一不花了大功夫进行排查，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搜寻妖人，甚至牺牲了不少平民无辜的生命。对于官府来讲，当保证地方安全与皇帝圣意方向一致时，那就没有什么不能付出的代价了，因此才会造成了一幕幕悲剧。
官府的行为实质上是整个社会权力运作模式的缩影，庞大的国家需要合理而系统化的管理才能够正常运行。任何一套官僚制度都会有被时代超越的一天，只有不断完善其运行准则以及强化监督才能保持生命力。在大清建国一百余年后，汉化的负面影响以及相对安稳的社会格局不断腐蚀着不断在僵化的官僚体系，而这也是日后悲剧的前兆。
在作者的笔下整个事件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像是一出戏剧的导演。从事件的一开始，皇帝就没有打算仅仅把这件事当做普通的封建迷信一样处理。满汉矛盾，满族汉化，官僚体制衰败都是棘手的难题。于是皇帝坐镇中央，直接向下级下达命令下决心严惩妖人，使得清剿成为了帝国的头等大事。而另外又埋怨官员办事不利又责备官员滥杀无辜，将矛头对准官僚系统。随着事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是一场冤案。这时皇帝掉准枪头，在承认有妖党的前提下把罪责全部推到官僚系统内，进行了一次清洗。
当我们顺着乾隆的思路来审视整个事件的时候，会发现他从宏观的角度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大清帝国的制度所遇到的挑战。乾隆皇帝不仅是统治者，还是外来的统治者。因此他所面临的难题不仅仅是下层对上层的谋反，还有汉族人对满族人的排斥。作为外来征服者他必须要在汉人占主导的国家保存其族群的鲜明特性，可是在治理国家时却必须让其族群与汉族的地主与官僚共享儒家文化。面对着满族汉化的加速与汉族人的排斥，他想要解决却又显得有心无力。作者在书中提及在皇帝的朱批中从未把回魂的剪辫与满汉矛盾联系起来，仿佛是在刻意回避，这足以显出皇帝的谨慎与忧虑。此外，官僚系统的腐败与僵化也是各个朝代都面临的问题。
孔飞力教授不仅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更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整个“叫魂”事件的叙述，从背景到线索，从起因到结果，无不是有条有理的细细展开，内容丰富却毫不生涩。当我们置身于作者所描绘的场景中时，其实无形中也被作者传递了关于“乾隆盛世”多方面的社会信息。而整本书以“叫魂”事件为一个切入点，从平民、官府、皇帝三个视角进行审视和分析，以小见大，为我们描绘出一幅18世纪中期大清帝国自下至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层面的图景，为我们很大程度上还原了一个乾隆治下的清帝国。
而在这图景之下，作者还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在新版译本的最后，译者写了一篇札记，其中说到： “他所讨论的全是历史，对现实并无半点影射。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
“ 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强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解脱。对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取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权力；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注：孔飞力，《叫魂》，三联书店第285页。）
这是一个暂时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社会。在看似安稳的外表下，帝国的危机不断蔓延着，人口增长、人地矛盾、物价飞涨、地区发展差异等等都威胁着上层统治。而平民的生活早已被政治机器压得抬不起头，在日复一日的默默贡献之后却几乎得不到任何来自帝国的回馈。长期的权利缺失改变了平民的认知，似乎在这样悲惨的生活就是一个永不停止的循环，妄图在生活中通过自己的经营与奋斗可以改变现状已经成了天方夜谭。平民的不满与失望在激增，只需一把火就可以瞬间点燃。因此出现了一起具有威胁性的公共事件后，每个人的权利似乎都有被侵犯的危险，而在上层的默许下，相对应地每个人也都获得了保卫自己的权利。如熊熊烈火燃烧一般，权利缺失的压抑瞬间得到了释放，进而进入到了权利幻觉的状态。当权利成为了放在大街上任人随便使用的利刃时，那么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也就无从谈起了。在平民眼里，既然无法从帝国中获得我本该得到的利益并且不断被压榨着，那么当我拿起武器的时候就要使那些比我处于更边缘状态的人补偿我。这种补偿并不是金钱，也不是尊严，而是一种满足感，这不仅是可笑更是可悲。此外，之前社会中越多人处于压抑的状态，那么释放时的群体效应也就越大，迅速由个人幻觉转变到集体幻觉。个人的意识和思考在集体的煽动性和影响力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最初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力，随后个人的价值观与道德意识会在周围人的行为的影响下慢慢沦丧，直至最后整个社会进入了疯癫，进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
当然，这样的疯癫绝不是平民单独的责任。处于政治机器顶峰手握权力的那一个或几个人，他们有意无意地当这疯癫是一把刀，去杀掉内心挥之不去的顽疾。而这再经过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为生存和利益斗争的官僚系统的放大，终会酿成一幕幕悲剧。
基于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桩桩一件件，丑陋的一幕一次又一次的在历史的舞台上出现。我从没对作者写本书的初衷有任何怀疑，我也并不认为作者在有意影射后期发生的任何历史事件，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思考造成这悲剧的根源是否还根植于我们的社会以及制度体系。否则，历史还将会重演，只不过是换个时间换个名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