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官员判案自己收集证据，而现在都是百姓自己找齐所有证据再由官方走程序

朱元璋出身农民，所以十分注重农业的发展，他登基为帝后，制定了许多鼓励农业生产的制度，令当时的农民欢欣鼓舞。

他鼓励农民开垦荒地，规定凡是开垦的荒地都规自己所有，即便是以后地主老财拿着地契来了，你也不用理他，有皇帝我给你撑腰呢。所以说，老朱给当时的农民干了不少实事，好事的。

元朝末年，战乱四起，农民流离失所，导致大片田地荒芜，即便朱元璋制定了种种的鼓励农业发展的制度，实施起来还是有点力不从心。生产力跟不上。于是，老朱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只要不是死刑犯，都上地干活去，就是让囚犯去开荒种地。这一举措还是非常有成效的，充分利用了人力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囚犯多数是前朝官员出身，改朝换代时由于以前的欺压百姓的罪行被关起来了，如此一大批人放出来下地干活，就出现了明朝初期上万名官员田里插秧的盛景。

朱元璋由于当过农民，知道其不易，他对普通农民是宽厚优待的，同样的，他对官员始终是没有好感的，即便现在他身为帝王，这些官员都是为他打工办事的，他对他们也是充满了不信任。

朱元璋时代，不管他出于什么政治目的，他所处理的官员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多。洪武时代，著名的四大案件，空印案杀掉人数上万，郭恒案涉案人员三万多，胡惟庸案，历时十多年，牵连人员数万，蓝玉案，也是多达一万五千余人。这些都是在朝人员。

如此多人处死，那么有多少人也是不够的，公务怎么办？没有人处理吗？老朱是何等人物，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获罪人员带着镣铐刑具来处理公事。于是，就出现了犯罪的普通老百姓被抓去公堂发现了审讯自己的官员自己也带着刑具被人监视着办案。

这就是，等下要被执行死刑了，我先来升个堂，断个案。老朱则在想，想死，哪有那么容易，先把活给我干了。

在奴隶制社会中，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力，把法说成是天神的旨意，自己也只是代替天神来履行法律，一切都是根据神的指示来办的，利用人们对神的膜拜和崇敬，而使他们服从自己的统治。封建社会的统治阶层，又制定了三纲五常，道德伦理，制定了一套等级制度，老百姓不可破坏。

这个不可破坏的等级制度，在民间就体现在民告官上。对于父母官，在封建社会中的百姓，应该敬仰和服从，因为那是代表统治阶层的一方，如果百姓状告自己的父母官，不管何种目的，都会被他们认为是大逆不道，不利于管理的刁民看待。所以，凡是有来状告官员的案件，都会被先扣上一个忤逆的罪名，打上三十大板，在进行下一步。

如果被告罪名被推翻，不承认，原告又没有充足的证据，那这个原告就会面临极刑处罚的可能。即使被告罪名落实了，那原告也受了惩罚，并没落到好处，相反，还有日后被打击报复的危险。这个就是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手段，长此以往，老百姓便心灰意冷，惹不起就躲，然后就会对权力阶层产生奴性，这样就便于统治管理了。

清朝时期的统治者会限制民告官的事情发生，一旦发生了除了先打板子外，事后还会给百姓扣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用来惩戒警示。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是国家的基石，如果统治者完全倾权与权贵官员，那最后也会被百姓颠覆，所以，考虑到长远，清政府也会顾及到很少一部分百姓的利益，而去惩罚一些官员，所以偶尔也会有上层阶级被百姓告赢的案件出现。

古代因为科技手段和律法当中都存在很大的不足，因此，古代的官员在判断案件的时候，往往会受限于各种的原因，形成判错案件的事情发生，因此，古人对于这些冤假错案的时候，往往都是收集证据到面见知县跟他说有新的证据证明清白，同时比较激进的可以向上一级禀告，或者击鼓鸣冤来为自己平反。古代的平反制度也是非常的复杂。

因为知县判错案件是一件非常影响知县仕途的事情，因此，为了知县的面子上过得去，因此，很多人采取的都是相对柔和的做法。就是自己到府衙门前进行申诉，通过自己掌握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方式相对温和，在错误还没有酿成灾祸的时候，通过自诉的方法证明自己的清白，而知县的面子上也算是保全了，仕途也没有受到影响。算是一种两方都收益的做法。自诉在一些政治清名的朝代上的最常见的一种做法。

当冤假错案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当知道自己将要被定罪，而且自己却是无辜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气愤，从而采取激进的做法。往往在衙门的门口上击鼓鸣冤。这种做法能吸引全程很多的百姓和上级的关注，因此，，一旦在审案的过程当中，存在一些不当的行为，或者判案不符合民意就会危及知县的官位。同时你更加激进的就是向知县的上级反映时期，一些天大的冤假错案，更时候冒死在帝王面前反应，这种做法不仅仅会危及自身，更是会打击朝廷的权威，因此，是一个损失很大的做法。

当古代冤假错案发生的时候，受限于律法和科技的约束，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古代的人的人采取平反的做法也不同。柔和的是到府衙进行申述重申，而激进的就会直接击鼓鸣冤，向上级申述。两种做法是在中国的历史时期存在，柔和的做法更多的只是存在在政治清明的朝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