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可以概括讲解一下吗

《南明史》：刨根究底考据，严谨求真治史

提及历史，煌煌二十四史彪炳史册，给后世留下了一座座宝山。相较前人，后人治史往往不够精工，几乎少有人可以穷经皓首就是为了编辑一本史书流传后世，加之前人的作品多是一代人穷尽心血的杰作，后世人也难有超越之作。而历史阶段中，清朝和南明小朝廷恰逢时代巨变，人的思想也随之裂变，这样的思维之下的我们，难以看到比较严谨的考据和史学著作。《南明史》一开始阅读时关注到的司徒琳，美国知名的汉学家，以一个特殊的角度来审视，但毕竟文化隔阂难以消弭。其次是南开大学著名教授南炳文先生，从清朝入关、李自成起义军撤出北京，到南明诸政权及与之合作的农民起义军最后失败这段历史有非常详尽的解析，不过这本书的学术性强一点，反映的明清社会更侧重社会学角度一点。

之后见到的《南明史》则是由明史大家顾诚编撰的史书，”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这样的史书是从人心、人性的角度，依附于考证和严谨的考据来做学术研究，就此来研究，以此来解析，“刨根究底考据，严谨求真治史”，以此来解读，读起来实在严谨却一直带着人文的温度。感觉心中的史学，更符合这样的一种书籍，更适合文化程度非专业人士，在考据严谨的前提下，更适合人文的解读。

和其他的史书一样，这里的背景还是从清朝入关开始，一开始的第一章就是：”初期南明史“，在我们见到李自成的兵将撤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南明诸政权在与之合作的那些农民起义军从人们的理解，一直到这段时间的40年的历史，总计是一个不同的过程。但是这一段历史，基于一个基本的历史史实，却必然是需要的。顾城先生选择这个角度，也正是恰当。

读书与读史不同，我们很多时候只能以考据的方式来阅读。读书不是一个必备的过程，但是读史必然要有你自己的个人思考。说起来也让人觉得很奇怪，南明这段历史不长，而《南明史》的很多的版本也读了很多遍，然而，从顾诚先生的研究看，它所记述的明清之际这段历史和其他史学家也有区别，曾经这段历史曲折，几乎见到了复兴的曙光，却又很快就消失了。这也曾是历史上很多的史学大家所感兴趣的一段历史。比如，一些煞有介事地去多人物做讲究，比如“研究型”探寻关于钱谦益的历史评价。我们在这里见到了许许多多有益的简介，也可以从这里看到民众对南明这段历史了解的欲望之强。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费劲心力，其实你还是无法从密密麻麻的纷繁历史中找出细节，你也依然还是无法准确记住《南明史》里的很多人物事件和历史细节。历史就是一座大厦，你也许生活里日日经过那看起来可以仰望的、高耸密集的楼群，但是诸种景观一一嵌入脑海时，让你细细思考，问及哪一座大厦到底有多少层，具体有哪些特色，你也却依然迷糊。读《南明史》的好处，却正好弥补了这段缺陷。

明史大家里，顾诚老师在《南明史》里对历史真相的真切思考的是值得我们肃然起敬的，而他对历史人物的深刻洞察，同时又不断加入了自己的个人思考，这些思想的痕迹所在多有，读那些警句和名言，又让人感觉处处醒人耳目。如果从时间来看，崇祯十七年（1644年）时，大顺军攻陷北京，明朝正式宣告灭亡，到康熙三年（1664年）时，夔东十三家进攻重庆，在那场战役里，明朝最终的所有痕迹都被消弭。顾诚老师引证浩繁，从各路史学资料里披沙拣金，查阅了一下，其中引用方志达237部，引用书目达579种。虽然这本书依然是严谨的学术著作，但是因为文采翩然，个人感情又多有融入，却很适合不同层次的读者阅读。在当代人的阅读中，也许这样的才是最出色的作品呢。

第一节　明帝国的分崩离析

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的历史上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叠起的重大事件，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都达到高潮，又搅合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惊心动魄的场面。拿纪年来说，在明朝是崇祯十七年，清朝是顺治元年，大顺政权是永昌元年。三种纪年代表着三个互相敌对的政权，从此开始了逐鹿中原的斗争。

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死，当天大顺皇帝李自成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统治区包括了现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在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的带领下撤入关内，并且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投降了大顺政权；清廷乘机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收取了关外地区，这样就形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政权隔关相峙的局面。

以崇祯帝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并不意味着明朝统治的全面结束。当时，明朝残余势力盘据的地方还很大。除了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正处于进军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他们自居正统，继续奉行崇祯年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明的历史是从北廷的覆灭开始的，至于立君继统则是拥明势力内部的事。换句话说，历来的史籍把弘光朝廷的建立作为南明史的开端并不完全准确。

综观甲申三月至四月中旬的全国形势，可以作以下的概括：大顺政权和大西军是农民起义中形成的新兴势力，他们同明帝国一样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区别是明朝残余势力控制的地区内继续维护着官绅地主的封建统治，而大顺军和大西军的领导人虽然已经有明显的蜕化倾向，但尚未达到质变的程度，他们实行的政策基本上仍然是打击官绅地主、保护农民利益。1644年春天和夏初，大顺军所向无敌，占领了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这一广袤地区的百姓欣喜若狂，欢迎恐后。连官绅地主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效忠朱明王朝，绝大多数都认为明朝气数已尽，转而寄希望于大顺政权。

长期以来，人们受“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传统观念影响，以为官绅地主对大顺政权一直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这是不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自从1643年十月明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部主力被大顺军歼灭以后，明朝官绅眼见大势已去，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把明亡顺兴看成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归附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尽管其中有的人争先投靠，希冀跻身于新兴的大顺朝定鼎功臣之列；有的人虽心怀疑惧，但为形势所迫而随大流。总之，在大顺军被清军击败以前，汉族官绅中的大批文官武将都以投靠大顺政权为惟一出路，而不可能设想去投靠偏处辽东的一个语言、风俗都有很大差异的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权。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①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这就是甲申之春汉族军民官绅的心理状态。正因为如此，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占领了包括京师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除了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以外（在保定城里“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也是主张投降的），到处是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如史料所载，“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淫，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②；京师百姓也“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③。崇祯末年曾在朝廷任职的熊开元记，“癸未（1643）、甲申（1644）间，臣待罪圜扉，闻都人望贼如望岁，不啻三百矛刺心而血欲洒而无从也”

①。大顺军占领北京时，不仅“百姓欢迎”

②，明朝廷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

③。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

④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⑤北京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如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

⑥。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才得以放入⑦

。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了。”刘连忙分辩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勉强被录用⑧。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①1644年七月刘泽清致吴三桂信中写道：“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②次年八月在清摄政王多尔衮面前的一场争论也反映了当年情况。都给事中龚鼎孳等人指责内院大学士冯铨是明朝阉党；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曾投顺“李贼，竟为北城御史”。多尔衮问此事实否？龚说：“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龚鼎孳急不择言，像项煜一样把李自成比为唐太宗，虽受到多尔衮的斥责，却是大顺军入京后绝大多数明朝廷官员的真实写照③。

明朝辽东军队和官员奉命撤入关内勤王，由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④。当他们得知大顺军已经占领北京，明朝廷覆亡时，就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大顺政权；黎玉田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奉李自成之命与明朝投降总兵马科领军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已全部收编，地方除辽东外均为大顺政权接管。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② 戴延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传略》。③ 刘尚友《定思小纪》。

① 熊开元《鱼山剩稿》卷一，奏疏，隆武元年（1645）十一月二十二日疏。

② 查继佐《国寿录》卷一，《左中允刘理顺传》。

③ 谈迁《国榷》卷一百一。

④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⑤ 《史可法集》卷二，“为时事万分难支，中兴一无胜著”等事疏。⑥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⑦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⑧ 张正声《二素纪事》。

①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九十二页。

③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④ 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二，《封域志·纪事》。

第二节　大顺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失误

历史曾经给予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1644年春天，大顺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黄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以朱由检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摆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才能站稳脚根，实现一匡天下的目的。这一任务实际上取决于两点：一是他应当认识到辽东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是新生的大顺政权存亡的关键。二是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打击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二者是互相关联的。崇祯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败以外，主要原因是战略上两线作战，陷于左支右绌的窘境，造成两大对手力量不断的膨胀。大顺政权既然继承了明王朝的“遗产”，避免重蹈崇祯朝廷的覆辙，理应在最大程度上争取汉族各阶层的支持。自明中期以后，缙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在管辖区内的稳定和遏制并随后解决辽东的民族对抗。

　　从当时形势分析，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首先，李自成必须放弃对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代之以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就财政而言，李自成1643年以前，为维护贫苦农民利益实行三年免赋，以没收明朝藩王家产和对官绅追赃助饷来解决数量日增的军队和政权经费的需要，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占领北京以后，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内帑，没收同朱明王朝关系密切的宗室、国戚、勋贵（指明朝开国、靖难以来所封世袭公、侯、伯爵）、太监的全部家产，可以解决军队和政权的经费，即便需要向官绅士民征派部分赋役，为数也相当有限。只要采取这一措施，就足以赢得绝大多数汉族官绅的支持，结成共同对付满洲贵族的阵线。在这种情况下，清方面临的不是原先腐朽没落的明王朝，而是一个新兴的、充满活力的汉族为主的政权，双方的力量对比将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顺政权日益巩固，清方在人口（兵源数量）、物资方面的劣势肯定会越来越明显。

　　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农民起义中建立的政权都是封建政权。李自成起义军从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下半年开始在河南一些府县建立地方政权，1643年在襄阳建立中央政权，次年正月在西安正式立国建号。按照这种观点，甲申三月明王朝的灭亡不是被农民起义推翻，而是为一个新兴的封建政权所代替。可是，持上述观点的人却缺乏把自己的逻辑贯彻到底的勇气，因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也有的史学工作者认为李自成为首的农民政权推行的“免赋”政策并不是免征而是减免，这是不正确的。大量史实表明，大顺政权（包括其前身）在1644年六月兵败退回西安以前，在广袤的地区内都是以追赃助饷代替按田亩计征的赋税。各地文献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追赃助饷。如甲申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①。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②。高阳县令王瑞图到任后，“奉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③。灵寿县“伪令郭廉持符至灵寿，勒乡绅捐饷，恣为横暴”④。肥县县令石传声下车伊始即“置乡绅于狱，比饷银”⑤。临城县令段献珠履任后，“索饷银，毁坊扁，免荒税”⑥。派往山东的大顺军将领郭升“以精贼数万略行齐鲁，张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间遍于海岱。……奉其敕追掠缙绅，桁杨接踵，相望于道”⑦。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刑具夹桚外，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⑧。阳信县“夏四月，逆闯伪令搜罗邑绅子弟蠲赀助饷，各五百金，勒限追比”⑨。邹平县令王世传上任后“阳言蠲赀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①。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机构的官员，从三月下旬开始，未被大顺政权选用的官员大抵发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②。四月初八日，李自成发现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已经造成不利影响，下令停止，被押官僚无论完赃与否一律释放，但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战败西撤为止。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见到大顺政权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赋税的记载。某些文献由于文字含混给人以大顺政权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赋税的印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内容，不难发现所“征”得的银、粮一般都是整数，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亩计征的赋税不可能是整数，只有追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征发制造军需物品的翎毛（制箭用）、钢铁等，也不能说是正规的赋税制度。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

　　应当承认大顺政权追赃助饷政策的革命性，它证明李自成虽然已经即位称帝，大将们受封侯、伯等爵，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基本宗旨。处于十字路口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跟不上形势，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李自成一方面采取了部分办法招徕

南明是明朝覆亡后，由明宗室建立的政权， 公元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北京，明思宗朱由检在煤山自缢。清军入主中原，明朝宗室先后在南方抵抗满清。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前后共历18年。1661年（永历十五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索求永历帝，十二月缅甸国王将永历帝交于清军，次年四月永历帝与其子等被吴三桂处死于昆明。此后郑氏政权继续奉永历为正朔。1683年，延平郡王郑克塽降清，清军占领台湾，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标志着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的覆灭。
南明所有政权为流亡政权实有重新思考的空间。所谓南明的南是史学家加上去的，就像南宋的南也是史学家加上去的一样。这些政权是建立在原来明朝的领土上，其实并不符合流亡政权的定义，只能说原来大明的北方领土被纳入了大清的范围，而被迫迁都、重建政权。就像宋朝失去北方领土、被迫迁都，仍是自称宋，史称南宋，并未因迁都而称呼南宋政权为流亡政府。所以称呼所有的南明政权是流亡政权，严格来说并不正确。至于南明皇帝被迫逃亡缅甸后，则符合流亡政权之定义。

16个皇帝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字国瑞 太祖 高皇帝 洪武（1368年——1398年） 孝陵
朱允炆 惠宗 让皇帝（又谥惠帝） 建文（1399年——1402年） 待考
朱棣 成祖（原为太宗） 文皇帝 永乐（1403年——1424年） 长陵
朱高炽 仁宗 昭皇帝 洪熙（1424年——1425年） 献陵
朱瞻基 宣宗 章皇帝 宣德（1426年——1435年） 景陵
朱祁镇 英宗 睿皇帝 正统（1436年——1449年）、天顺（1457年——1464年）注：1449年三月被俘退位，1457年一月复位。 裕陵
朱祁钰 代宗 景皇帝 景泰（1450年——1457年） 景泰陵
朱见深 宪宗 纯皇帝 成化（1465年——1487年） 茂陵
朱祐樘 孝宗 敬皇帝 弘治（1488年——1505年） 泰陵
朱厚照 武宗 毅皇帝 正德（1506年——1521年） 康陵
朱厚熜 世宗 肃皇帝 嘉靖（1522年——1566年） 永陵
朱载垕 穆宗 庄皇帝 隆庆（1567年——1572年） 昭陵
朱翊钧 神宗 显皇帝 万历（1573年——1620年） 定陵
朱常洛 光宗 贞皇帝 泰昌（1620年）实际在位一个月 庆陵
朱由校 熹宗 悊皇帝 天启（1621年——1627年） 德陵
朱由检 毅宗（原为思宗） 烈皇帝 崇祯（1628年——1644年） 思陵

不算南明的是16个，南明是明灭亡后，留守南方的那些抗清小朝廷，统称南明，比如清军血洗扬州城，史可法的抗清斗争，等等。

建文帝包阔在内17个。

不算南明，真正在位的是16个皇帝。

明太祖洪武帝朱元璋→明惠宗建文帝朱允炆→明成祖永乐帝朱棣→明仁宗洪熙帝朱高炽→明宣宗宣德帝朱瞻基→明英宗正统帝（天顺帝）朱祁镇→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钰→明宪宗成化帝朱见深→明孝宗弘治帝朱佑樘→明武宗正德帝朱厚照→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熜→明穆宗隆庆帝朱载垕→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明思宗崇祯帝朱由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