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臣子向君主进奏疏，是不是一定要写臣谨奏、臣诚惶诚恐之类的客套话，如果不写会怎么样

唐太宗是李世民的庙号，而庙号是皇帝被供奉在太庙里的称号，尽管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通常只有在去世以后才能被后继之君追封庙号，因此，李世民不可能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叫太宗。至于魏征写的这篇劝谏疏为什么叫《谏太宗十思疏》，而且称呼李世民为太宗，完全是因为后世之人在编撰史书时，重新给这篇著名的劝谏疏取的名字，而魏征给李世民上的这道劝谏疏原本就没有题目，只有内容。

中华文化历来都很注重祭祀活动，尤其是祭祀祖先，庙号也与祭祀有关，古代的君主死后都会被后人立庙祭祀，而庙号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商朝规定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就会特别追上庙号，以视永远立庙祭祀之意。也就是说只有死去的君王才会被立庙祭祀，只有被立庙祭祀才能被追上庙号。

庙号形式只有四种：创基立业曰“太”（太祖汤、太宗太甲）、功高者曰“高”（高祖王亥、高宗武丁）、世代祭祀曰“世”（世祖盘庚、世宗祖甲）、中兴者曰“中”（中宗太戊，一说祖乙）。此外，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再给予祖或宗的称号。

给故去的皇帝上庙号是一件很严谨的事情，起初，并非所有的皇帝都有资格拥有庙号，只有那些有大功大德的皇帝才能被上庙号，比如汉代一共有29位皇帝，拥有庙号的仅仅7位（西汉4位、东汉3位）。

汉代以后，庙号的评定标准开始逐渐放开，到唐代的时候，庙号正式成为皇帝标签，每位皇帝都有资格拥有庙号，人们对皇帝的称谓也由谥号转为庙号，比如唐太宗、唐高宗等，都是以庙号为称谓。

唐太宗贞观中期，李世民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名臣的辅佐之下，经过十几年的治理，将唐朝的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上李世民任用李靖、侯君集等一干名帅大将扫清了突厥边患，大唐帝国边防巩固，内外无事，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

在取得贞观盛世的成果之后，李世民逐渐开始放纵自己，骄奢忘本，大修庙宇宫殿，广求珍宝，四处巡游，劳民伤财。魏征对此极为忧虑，他清醒地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后面隐藏着危机，于是，他在贞观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这篇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四疏之一，因为按顺序这篇奏疏是第二道，因此也称“论时政第二疏”。

这道奏疏最经典的部分当属那段“人君十思”，具体内容摘录如下：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在君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李世民看了魏征的这道奏疏之后，猛然警醒，为此还特意给魏征回了一道《答魏征手诏》，表示从谏改过，并且这篇奏疏被太宗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在李世民之后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这篇奏疏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

了解完庙号的讲究和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的背景之后，按理说李世民“太宗”的庙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在李世民尚且在世的时候，这不仅不合常理，而且非常的犯忌讳，因为按照庙号的授予标准，虽然李世民死后肯定会被追上“太宗”的庙号，但在李世民没死的时候，这样称呼李世民，绝对有诅咒他的意思，这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王朝，绝对是死罪，魏征作为朝廷重臣，不可能不明白这点。

其实，《谏太宗十思疏》这个题目跟魏征没有半点关系，他最初给李世民上这道奏疏的时候，并没有这个题目，而且古代臣子给皇帝上奏疏，都有严格的格式要求，根本就不可能像现在写文章写信一样，先写个题目。一般而言，古代臣子给皇帝上的奏折，都是以“臣”字开头，加上自己的爵位官衔，然后就是写奏疏的具体内容，最后还要写上“诚惶诚恐，微臣草上”、“叩请圣裁”之类的内容。

《谏太宗十思疏》这个名称的真正来历实际上是源于后世，因为李世民和魏征皆为历史名人，而且魏征的这篇奏疏也堪称经典，所以这篇经典的劝谏奏疏肯定会被记录在史书之上，后人为了方便记录，就根据这篇奏疏的内容，重新取了一个名字，而将这篇奏疏录入史籍的时候，李世民早已过世，“太宗”的庙号也已确定，史官们以庙号“太宗”来尊称李世民也符合历惯例和传统，所以这篇奏疏也就叫《谏太宗十思疏》。

做事应当“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好事坏事都有概率，在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更应该多加小心。

谨慎并非美德，却是成大事必备的素质。《诗经》中说，做事应当“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大小与其谨慎程度成正比。朱熹说：古今大英雄豪杰，做事必有临深履薄的感受才能成大事。真正大英雄人，却从战战兢兢、临探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血气粗豪，却一点使不着也。

谨慎方可办大事，这可以说是古代贤哲经历无数磨难后总结出来的硬道理。为人如此，创业也如此，做官更须如此。因此，为官三箴(清、慎、勤)中，“慎”字被列为第二，仅次于“清”，但比“勤”还重要。

正所谓：“行不放逸，晤不宣泄，谓之慎。”就是说，一言一行，均须慎重。不慎则往往会谋虑机权，不可以不密。忧患生于所忽，祸害兴于细微。

人臣不慎密者，多有终身之悔。故言易泄者，召祸之媒也，事不慎者，取败之道也。”

既然如此，要如何做才算是够谨慎呢? 其一，要深思熟虑。每遇到一件事，都要进行详细的调查，掌握充分而全面的情况，反复思考，得出解决的办法，没有疑问，再付诸实施。正如宋人陈襄所说：“官司凡施设一事情，休戚系焉。必考之以法，揆之于心，了无所疑，然后施行。有疑，必反复致思，思之不得，谋于同僚。否则，宁缓以处之，无为轻举，以贻后悔。”清人张运青说：“处事当熟思审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

其二，谨言慎行。清人高廷瑶指出：“夫居官之要，莫要于谨言慎行。举止戒浮动，说话戒夸张。上官及朋友有事相商，不可漏泄，所谓几事不密则害成也。”清人文海认为：“‘慎’字所包甚广，不独刑罚之措施，钱谷之出纳，凡堂上之一喜～怒，署内之一言一动，俱有关系，不可任我性情。”

其三，自始有终。清人郑端说：“事必谋始。莅事之初，士民观听所系，廉污贤否所基，作事务须详审，未可轻立新法，恐不宜人情，后难更改，持身务须点检清白，且不可轻与人交，思一有濡染，动遭钳制，不但贿赂可以污人而已。”不仅要谨始，而且要慎终。正如元代名臣张养浩所说：“为政者不难于始而难于克终也。初焉则锐，中焉则缓，末焉则废者，人之情也。慎始如终，故君子称焉。”

曾国藩生性就很谨慎，不是那种粗心鲁莽毫无顾忌的人。但他一生之中，有多次变化，性格也有很大改变。刚进入仕途还以“敢”字标榜，以“强”

字自励。随着深入官场，他体会到仕途险恶，性情更加谨慎。朱之瑜说过，“慎者，美德也，而过用之，则流于蒽。”如果由慎而惧，胆子越来越小，恐怕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左宗棠性情刚烈，李鸿章则远为圆通，二人都批评过曾国藩胆小。

可见，他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经历太多失败之故。曾国藩一生经历过许多败仗，其中关系全局的大败，他自己总结有四次。一是湘军初次出兵，遭遇靖港之败，全军溃败；二次为湖口之败，为石达开所困，水师失利，他的坐船也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三次为三河镇李续宾全军覆没，曾国华身死，湘军百战精锐丧失殆尽；四为祁门之围，为李秀成数十万人所困，侥幸逃生。

此外，其他败仗不胜枚举。因兵败而亡的湘军大将前后有数十员，失败的惨痛教训让他倍加谨慎起来。

军事上的谨慎固然重要，但对曾国藩而言，太平军不可怕，打败仗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官场风云。随着他官大权大，在官场混迹越久陷入越深时，越感到可怕。在同治帝继位以后，慈禧当政更令曾国藩生畏，从而也更加谨慎。

文章表现个人的见识，也表现一个人的才能。对于臣子而言，要想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为君主所用，文章好坏是关键。对朝臣尚且如此，对地方官更不用说了，当时交通落后，主要信息只能靠邮寄书信传达。奏牍是一般官员与君主沟通最便利的载体。所以曾国藩认为，奏议是臣子最重要的事，要谨慎对待，下一番功夫才行。曾国藩文章高妙，被誉为晚清国手，所拟奏牍也非他人可及。他的奏稿也分不同时期，有显著变化。总的特点是：明快简练，凝重沉稳。但前期的奏稿显得戆直、澈切、倔强。后期即重新出山以后，变为绵里藏针，缜密老到，平淡质实。

曾国藩对奏牍的重视，不仅体现在他自己往往亲自动手，言辞谨慎，大多经反复思虑才定，即使是幕僚代笔，他也都要亲自改过才发，此外，还体现在他慎选幕僚上。他手下的幕僚，包括各方面的人才，但最重要的则是草拟奏稿的人。李鸿章在他幕下，就主要充当草写奏稿的任务。曾国藩称赞他的文章得一“辣字诀”。

当时能向皇帝奏事是一种特权，表明这个人己得到皇帝的重视。如何利用好这样的机会，就要在奏章上下功夫。曾国藩频频教导手下，在奏牍上一定要谨慎行事。言错一字就会有杀头之祸，言之无物也很可能会触犯圣怒，所以斟字酌句十分必要。

曾国藩是文章高手，他以理学为积淀，宗法桐城派文风，风格雄健刚劲，自成一家。他对于政治的敏感也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慈禧勾结恭亲王奕诉，发动宫廷政变，囚禁了肃顺、端华等顾命八大臣。肃顺是满清中较为开明的大臣，就是他鼎力推荐曾国藩、营救左宗棠的，他幕中的王芋运、郭嵩焘都与湘军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肃顺一党被灭，曾国藩一则为慈禧的心狠手辣吃惊，另外也预感到事情不妙。

但慈禧也不傻，她知道如果对曾国藩不好，肯定会激起事变。此时清廷内忧外患，无法顶住太平军、湘军的双重打击，因此而亡国是指日可待的事。

为笼络曾国藩，她下令嘉奖，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统领四省军政，全权指挥平定太平天国大计。

在此厚待之下，曾国藩明白慈禧还是明白人，自己不会有性命之忧，这才心安。但他由此也知此人不易对付。当接到任命封赏谕旨时，不喜反忧。

他在日记中表示：我最近净得一些美誉和虚名，觉得没什么价值。古来得虚名太多的人往往不能善终，想到这真是害怕，所以决定上奏朝廷辞谢大权。

针对如何上奏，他与幕僚们计议多日。后来奏请撤销总领四省军政的权力，朝廷不允，曾国藩也只好奉命。

曾国藩在仕途上总是谨小慎微，但仕途风波总是伴随着他。攻破天京后，太平天国灭亡。此时有几位御史开始制造舆论，攻击曾国荃纵兵抢掠，谎报战功，甚至牵涉到曾国藩。曾国藩知道这是慈禧的手腕，为了保全自己，他不得不以退为进，劝曾国荃退隐，裁撤湘军，这才使形势稳定下来。

曾国藩忠心不二，但又要提防被害，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时时提醒着他。

曾国藩在总结历代权臣结果时发现，权位往往是致祸之源，尤其是兵权，而自己手握十几万重兵，足以推翻满清，更为朝廷所忌，因此他有些害怕，尽量让自己做到冷静。在1864年初，他就给昔日挚友倭仁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安：

自古柄兵之臣，广揽利权，无不获祸谪者。侍忝附儒林，时凛冰渊，而使人以广揽利权疑我，实觉无地自容。

所以灭太平军后，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裁湘军，但同时却保留了淮军，仍据有实力，这就是所谓的曾僵李代之计。不能太有权，但亦不可无权。也正亏了他这种谨慎态度，才得以善终。

不过一“慎”字而已却能够度危平险，道理人人都知道，真正做到的，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