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艺术家多为左派

左翼音乐运动是指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之左翼音乐小组及其音乐运动。 （一）党的音乐小组的成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失败，蒋介石疯狂发动了“军事”与“文化”的两个围剿，许多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从南昌起义、海陆丰起义等实际斗争的前线撤退到上海，他们组织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和书店，继续坚持革命文化的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团体是太阳社和创造社。1928年初，由于两个社团内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们受国际上一些较“左”文艺组织思想的影响，把革命文学家鲁迅当作“革命文学”的障碍来批判，引发了左翼文艺阵营内一场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将这些左翼文化团体组织起来共同对敌已迫在眉睫。六大以后，党中央特别加强了对文化工作的领导。1929秋冬，中宣部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潘汉年任书记。在文委的领导下着手筹建“左联”。据当时参与筹建“左联”的党内负责人之一阳翰笙回忆，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李富春同志曾向他传达了党中央作出的停止论争，团结鲁迅，联合左翼文化界建立统一的文化团体的决定。另外，据当时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并直接参加文委工作的吴黎平回忆，李立三也曾经向文委传达过党中央的三点意见：“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是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文委和江苏省委为制止论争，联合鲁迅，筹建左翼文化界的统一组织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在中共有组织的干预和协调下，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左联”行政上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执委会。第一任执行会由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冯乃超、夏衍、钱杏邨等7人组成。“左联”内设有党组，直接受文委领导。
“左联”成立后，其机关刊物《大众文艺》曾连续发表有关文艺评论的文章，介绍苏联革命音乐和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号召音乐家们要创作出能为工农大众接受的“新兴的音乐”。从1932年下半年起，日本加紧对华侵略。为了适应“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斗争迅速高涨的形势，中国左翼音乐组织相继成立。1932年秋，聂耳、王旦东、李元庆等人在北平筹组左翼音乐家联盟；1933年春，聂耳从北京回到上海，在法国学音乐的任光也回到上海。在田汉的推动下，左翼音乐工作者任光、聂耳、安娥、张曙等首先在上海成立了名为“苏联之友社”的音乐小组（又名“中苏音乐学会”）；1934年春，由田汉、聂耳、任光、张曙、安娥、吕骥等人正式组成了“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左翼“剧联”音乐小组是这些音乐组织中的领导核心，由“文总”委托田汉单线领导，中共由此确立了对音乐工作的影响和领导。1935年，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国防政府”，全民一致抗日，左翼文艺运动也朝着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发展。1936年春，为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左翼各界组织相继宣布解散，提出了“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等口号。左翼音乐工作者吕骥等也相应提出了“国防音乐”的口号。左翼音乐组织停止了原来的工作，自动解散，成立了更广泛的“歌词曲作者联谊会”，以争取更多的爱国音乐家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形成音乐界的统一战线。 。左翼音乐组织从成立到解散，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音乐运动。左翼音乐运动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1932—1934）——学习苏联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探讨、研习我国革命歌曲的创作。
左翼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理论纲领和组织纲领，并开展了关于文艺大众化和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讨论，其机关刊物《大众文艺》多次发表文章和译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苏联革命文艺的成就，如在周扬所译的《苏联的音乐》中，就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音乐做了介绍，并提出中国的音乐家应创造无产阶级内容的新音乐，为左翼音乐运动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1932年，左翼音乐组织一成立就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探索过程，学习苏联的革命音乐理论、展开对革命群众歌曲创作和研习。在左翼音乐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聂耳。1932年7月，聂耳在其发表的文艺短评《中国歌舞短论》中指出艺术要深入群众，对如何建设无产阶级的新音乐在理论上做了初步探索。对于革命歌曲的创作这一时期还处于研习阶段，内容上也多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如1933年，聂耳创作的《开矿歌》、《卖报歌》等，1934年他为田汉的舞台剧《扬子江风暴》所作的配乐、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曲《毕业歌》以及任光的《渔光曲》等。
另外，在中共的领导下，左翼音乐组织在其初始阶段就开始了利用电影阵地传播革命音乐的过程。1934年4月，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聂耳进入英商“东方百代公司”任职，与任光、安娥以灌制畅销电影歌曲为名，出版了一批进步歌曲唱片，并为多部进步电影配乐。当时，上海有五家电影公司由中共掌握着电影的编导权，这些左翼音乐家们利用合法的权力，将大批进步歌曲通过唱片和影片推向全国；同时还组织起百代国乐队、百代新声会、联华声乐团等，扩大了左翼音乐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
2? （1934—1936）——倡导救亡歌咏运动，到群众中传播革命音乐。
1934年3月，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国民政府不但不抵抗还发动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红军被迫长征以达到“保存实力、北上抗日”的目的。与此同时，全国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为了推动这个伟大的群众性爱国运动，1935年5月，以聂耳、吕骥为主的左翼音乐工作者，在上海组织了“业余合唱团”作为开展救亡歌咏运动的领导核心，并大力支持由爱国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民众歌咏会”。左翼音乐家们更是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以各种方式深入群众，到群众中去传播革命音乐。当时，聂耳、张曙、吕骥、孙慎、冼星海等艺术家和业余合唱团的许多成员，都先后深入到工人夜校、城市郊区和农村、大中学校，通过教唱革命歌曲、讲授音乐知识和组织歌咏活动等方式，来传播革命音乐，使救亡歌声迅速传遍全国。正如当年丰子恺所描绘的，“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为了推动救亡歌咏运动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左翼音乐小组还创作了大量以救亡为主题的群众歌曲，有的至今还在传唱，如：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义勇军进行曲》、黄自的《抗敌歌》和《打回老家曲》等，现在唱起来仍然鼓舞人心。
3? 1936—1937?7）——成立“词曲作者联谊会”，形成音乐界的统一战线。
1936年4月，为配合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左联等团体自动解散。左翼音乐工作者吕骥等相应提出了“国防音乐”的口号。解散又是一个战斗的继续，左联音乐组织虽然已不复存在，但轰轰烈烈的左翼音乐运动之火不会就此熄灭。新成立的以原左翼音乐小组成员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性质的“词曲作者联谊会”和“歌曲研究会”，除原“剧联”音乐小组的成员以外，又吸收更多的同志加入了歌曲创作行列，成员近三十人。他们研讨救亡歌曲的创作，投身日益高涨的救亡歌咏运动，创作了诸如《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新编九一八小调》这类优秀作品，推动了群众歌咏运动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