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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徐锡麟

时间: 2022-10-31 09:01:29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10次

如何评价徐锡麟

如何评价范爱农这个人物形象?

《范爱农》一共围绕范爱农写了四件事: 徐锡麟事件、酒楼里叙旧、报馆案风波和范爱农之死,是以时间为线索的。

通篇运用白描手法,用朴实的语言对人物进行具体刻画。如写爱农外貌:“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他仍“瞪着他多白的眼”,虽是身处逆境,穷愁潦倒,但他斜眼看人的渺视目光,总是透出他傲岸不群的豪爽和自尊。

文中运用对比、衬托手法,增强了鲜明的表达效果。如以“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同范爱农“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相对比,构成一反一正的对比映衬效果。用办报少年的偏激行为和范爱农“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相对比,以显示不同人物性格的反差。



扩展资料:

运用简练朴实的对话,突出人物性格,是此文表达上的又一特点。如“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表明他愤慨之余又不知所措的书生意气。“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这可察见他对朋友的真诚与直率。

“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就表现了他对革命具有满腔热情。“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可见出他对革命前途的担心,希望鲁迅赶快脱离险境的心情。

“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表明他在逆境中却对朋友充满信赖,对生活尚有热切期望,用语朴实而人物个性尽现其中。

范爱农是怎样一人?起初鲁迅认为范爱农是怎样一人?你怎样评价范爱农

范爱农(1883——1912),名肇基,字斯年,号蔼浓。浙江绍兴黄甫庄人。他诞生于一个破落的幕僚家庭,三岁丧父,5岁失母,与妹妹靠祖母抚养成人。范爱农在浙江绍兴府学堂求学期间,在徐锡麟的教诲下,范爱农思想进步,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是绍兴府学堂的高材生,也是徐副办的得意门生之一。
1905年冬,范爱农随徐锡麟夫妇赴日留学。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应陈子英之邀前往横滨迎接,就在这时开始与范爱农相识。见面之际,由于一些琐碎小事(如衣箱中的绣花鞋、汽车让座等),鲁迅与范爱农之间产生了误会。尤其是在徐锡麟被害后,在要不要“发电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问题上,两人更是发生了正面交锋。鲁迅等人提出“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但这一主张立即遭到范爱农的反对。鲁迅“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认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必须将范爱农除去。”可见当时争执很是激烈。鲁迅还对范爱农作了客观的描述:“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藐视。”其实,从这俭省的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到范爱农冷漠外表下对时势现实的焦虑、担忧、沉思甚至不满,对那些“鸡虫”小人往往报以“白眼”。相传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善作“青白眼”,每给“礼俗之人”即“以白眼球对之”。范爱农的“白眼”,实在是愤世嫉俗的心灵的真实写照。因为范爱农对“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后改为“幽谷去穷夜,新宫自在青”)的现实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所以,当自己的理想和现实发生冲撞而无法实现,社会秩序依然如故时,他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显得苍白无力。他那原先拥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也逐渐降温消褪。于是乎,范爱农变得爱喝酒了,“酒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其实,“疯花”不疯,而是纵论天下时势的言论,爱喝酒的习惯是在受封建势力排挤、压迫后的借酒浇愁,尽管“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复愁”,而且日后的不幸溺水身亡,据说也因为是喝了点酒的原因,但对当时政治上、经济上饱受打击的范爱农而言,也许酒是他排遣郁闷心情的唯一方法。鲁迅先生对比是非常的了解和清楚的,因为鲁迅曾和范爱农共过事,帮过范爱农的忙。鲁迅的“扯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字沉沦”的诗句已触及到了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没有真正唤醒民众。革命为酩酊的民众所不理解,“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真正革命志士又为黑暗的社会现实所不容。在这种情势下,范爱农到底是怎么死的已不再重要,我们再去计较范爱农死的方式已豪无意义,因为在当时浑浑噩噩的国度里,范爱农的死可能是具有不满现实、不屈不挠而又无力改变现实的心志和性格的范爱农们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而言,范爱农的悲剧就不是孤立、不是个人悲剧,而是具有典型社会意义了。因为,在范爱农身上鲁迅先生看到了那一代处于彷徨、苦海中的知识分子的身影。
从《范爱农》一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分明可读出鲁迅先生对辛亥革命这一重大事件的深刻反省。鲁迅认为革命只能是“立人”的手段之一,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鲁迅希望通过政治革命掀翻人肉宴席,而不是为了掀翻旧桌子又摆上一张新桌子,或者只是调整一下享用这宴席的食客的座次。因此,鲁迅决不一般地支持或否定革命。革命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是否能推动人的解放而对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我们还分明看到了鲁迅从对范爱农的悲剧开始了新的救国救民道路的不懈探索。立人、国民性、唤醒民众……这些重大的社会课题一一摆在了鲁迅先生的面前。“指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就成为鲁迅奋斗的目标,因为“民族的觉醒,首先应该是人的觉醒”,惟其如此,民族才会有一线光明、希望和生机。于是,标志鲁迅以独特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反思社会现实的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便应运而生,《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风波》等概莫如此,而《范爱农》无疑是其中的“前奏曲”。
先生与范爱农是在误解中相识的,这是文人间常有的美丽的错误,就如同苏轼与王安石的“桂花”轶事,多是拳拳真心,终大白于事实。先生起初误以为范爱农舍不了旧什物旧礼教,范爱农携带的绣花鞋、范爱农若干人谦让座席,使其留给先生迂腐不化的印象,不自觉间,先生就轻轻摇头了,而范爱农则误以为是先生瞧不起自己,于是对先生大为不满,此后,数次与之作对,双方闹得有些不愉快。看起来似乎开始一点也不美,可时间总是公正的,几年后,有缘人相遇,正是凭着过去的不愉快的深刻印象,他们如命定中人一眼辨出了对方。上天似乎有意留给这对文人冰释前嫌的机会,在这个美丽的春末,他们相知相交,度过了一段风火知遇的日子。只是,后来,因时因势因钱,他们又分开了,鲁迅前往南京,而范爱农的学监被罢除后不久范爱农溺水而亡。和大多数失意文人一样,他也与这江南之水有着不解之缘,只是不知是自己投去还是的确是偶然,但这似乎已不太重要了。遗憾已经铸就了。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爱农与先生的相遇亦如莲花的开落,花开花落间,纯白如洗、淡漠如风、出污泥而不染已不足以形容纯朴的爱农的赤子之心,他就如倚楼长望的女子,期待着懂他惜他的人出现。也彷徨痴守过,也低迷伤心过,也轻狂不羁过,但终究等不来一个好天气,先生达达的马蹄为他送来一阵福音,短暂的欢喜过后残留无期的再等待与无限的哀伤。“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我想,先生在听到爱农说“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是不是也会想到这句希望与失望交织满含心酸、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近乎呢喃的话语。 读爱农,总是会有淡淡的哀愁,一种不可名状的哀伤冲击着,终于终于佩服怜惜起这样一颗赤诚之心来。 那是一颗跋涉千山万水、努力寻找梦想的心,有文有友有酒;那是一颗骄傲到能顶对先生而谦卑到互相推位的铮铮文人心;那是一颗挣扎于压迫而不失期待不失坚持的伤痕满铸的辛苦的心。千山万水、万水千山,爱农,在生活中执着,执着于情,执着于苦,终于没有悲伤哀怨地投入水的怀抱。 上下五千年,爱农淌了一条历代失意文人必走的崎岖艰辛路,而先生,以纯朴的文字、冷静的回忆,以伯乐之位,叙写了五千年来文人的坎坷历程,小小的角度,大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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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哪些女政治家,对于她们在历史中的作用我们应如何看待

1 妇好(商)
  
妇好,名好,“妇”为亲属称谓,是商朝国王武丁的王妃,是位杰出的女政治家与军事家。
由于妇好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商王武丁经常令她主持当时非常重要的祭祀与朗读祭文。她也被任命为卜官,是武丁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
妇好也是位军事家,被封于外地,担负着守土、从征的重任,为“殷国大治”立下赫赫战功。
妇好死后,武丁十分悲痛。妇好有独葬的巨大墓穴,而且有拜祭的隆礼。这在商朝时期是非常少见的。

2 冯缭(汉代) 中国古代女子第一位女外交家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女外交家。
 公元前101年,随汉解忧公主远嫁和亲到了乌孙国。由于她多才多智,成为解忧公主的得力助手。
后嫁给乌孙右大将。她在协助公主加强汉朝同西域诸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很大贡献,深得西域各国的敬服。尊称她为“冯夫人”。周恩来总理曾评价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巾帼英雄”。

冯缭 - 双清
多才多智外交家,
出使乌孙主仆花。
远嫁结缘得敬戴,
安邦献策渡生涯。
3 吕后(汉)
☆吕雉(241一180),字娥姁,秦代单父县(今单县)人,汉高祖刘邦之妻。
吕稚是个刚毅阴狠、不甘雌伏的角色。然而早年的吕后并不如此,还称得上贤惠的女人,她为了刘邦历尽艰辛,九死一生。
高祖死后,她独立掌政十五年,虽然满手血腥,但是她也有一些为人称道的政绩,先是辅助高祖划谋定策,争夺天下,后来又减轻百姓负担,导正社会风气,废除许多繁苛的法令,尤以废除“三族罪”和“妖言令”为百姓所称道。《史记》和《汉书》都称赞她:“高后女主,制政不出闺阁,而天下晏然,刑法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吕后最大的缺点是嫉妒心太重,私心太重,手段过于残酷,竟然想以吕氏来代替刘氏干辛万苦得来的江山,终至败亡。吕后死后,薄姬的儿子代王刘恒被迎立为帝,即历史上有名的汉文帝,从此历史上有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4 文明太后冯氏(北魏)
★在北魏历史上,文明太后冯氏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杰出女政治家。
冯氏(442—490),属北燕皇族。北燕灭亡后,其伯父与父亲归附北魏,其父官至魏秦雍二州刺史,后因罪被杀,冯氏因而被没入后宫为奴婢,得到她姑母——拓跋焘左昭仪的提携,14岁时被选为文成帝的妃子,后被册封为皇后,使她有机会收罗一股政治势力,在拓跋浚死后操纵政权。文成帝长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献文帝尊冯氏为皇太后。
献文帝时,她杀死专权大臣乙浑,开始临朝听政。孝文帝时,她以祖母身分继续执政,督促孝文帝拓跋宏实行政治改革,制定汉化政策,俸禄制、均田制等都是她临朝时颁行的。死后谥文明太后。

5 冼夫人(南北朝)
☆冼夫人(公元513年---602年),南北朝时高凉郡人,梁高凉太守冯宝妻。宝卒,抚其部众。陈广州剌史欧阳纥谋反,冼夫人起兵,平定叛乱,被封为石龙太夫人。归隋后又被封为宋康郡夫人和谯国夫人。隋仁寿初卒,谥诚敬夫人。她是六世纪我国南方百越民族中杰出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
关于冼夫人的历史功勋,《隋书》、《北史》、《资治通鉴》等史书均有记载,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赤心报国,义无反顾,历经三朝而维护国家统一的宗旨不变;二是促进民族团结,特别是她与冯宝结婚,促进了两民族的友好相处;三是惩治贪官,安抚百姓,深得皇帝和群众的支持和爱戴。

6 武则天
★武则天(624—705年),并州文水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性巧慧,多权术。
由于高宗庸懦,武后参预朝政,与高宗并称“二圣”。高宗死后不久即掌握国家大权,废黜中宗、睿宗,690 年,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
武则天称帝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奖励农桑,发展经济;知人善任,容人纳谏。在她掌理朝政近半个世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后来“开元盛世”打下基础。但是,武则天逼害王后萧妃,杀害亲子,大封武氏诸王,重用酷吏,严刑峻法,冤狱丛生,受到历史的谴斥。
705 年,宰相张柬之乘武则天年老病危,拥立中宗复位,尊武氏为“则天大圣皇帝”。同年冬,武氏死,享年82岁,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李白把武则天列为唐朝“七圣”之一。

7 萧绰(辽)
☆萧太后 (953--1009),名绰,小字燕燕。是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历史上被称为“承天太后”,临朝摄政二十七年,对辽代的有效统治达四十年。
萧绰作为一名女性政治家、军事家,不仅统军有方,对外戎马倥偬,纵横沙场;对内亦可行文修治,兴邦安国。她在统治期间积极调整赋税,使农业得到保护和发展,进而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兴旺,并进一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圣宗主持修建了中京城,使辽宋两朝使者互访更为频繁,两朝的友好关系进入了全新时期;萧太后还在修订法度、缓和民族矛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更是她的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功绩,他推行开科取士政策,并整顿吏治,任人唯贤,有效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经过她多年的努力,辽朝不仅扭转了穆宗时代混乱衰败的局面,逐步稳固了圣宗的统治,而且国势昌运,国力强盛。这一时期,是辽朝在它统治中原的二百余年间最为鼎盛的辉煌时期,这一切的实现,萧太后功不可没。

 8 孝庄文皇后(清)
★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本是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生于1613年。1625年,年仅13岁,嫁给了清太宗皇太极为侧室福晋。皇太极死时,孝庄32岁,她六岁的儿子福临继承了皇位,改元顺治。她“母以子贵”晋封为皇太后,顺治死时年仅24岁,由8岁的康熙继承皇位。康熙尊自己的祖母为太皇太后。
这位太皇太后辅佐了顺治,康熙两位幼主,为清初的繁荣和稳定立下汉马功劳,而史学家对其评价甚高,称她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深受各朝各帝的尊敬。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文皇太后病逝,终年七十五岁。葬入清东陵风水墙外的昭西陵。
纵观孝庄一生,为大清国呕心沥血,对调和清宫内部矛盾、稳定清初社会秩序、促进国家巩固和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不愧为蒙古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和“清代国母”称号。

10 秋瑾(民国)
★秋瑾(1875-1907年),清浙江绍兴人,字璇卿,号竞雄,自号鉴湖女侠。少年时已善于诗词,喜爱舞剑、骑马等武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依父母之命嫁湖南富绅子弟王廷钧。1902年随夫迁居北京。
1904年不顾家人反对,自行筹资东渡日本。参与发起“共爱会”和“十人会”,创办《白话报》,宣传反清革命,提倡男女平等。参加“洪门天地会”,被封为“纸扇”(军师)。1905年回国,入光复会。同年七月再赴日本,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1906年春,因抗议日本政府颁发《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而归国,在上海组织锐进学社,同年冬创办《中国女报》,宣传妇女解放,倡导民主革命,又在绍兴明道女学堂、吴兴浔溪女校执教。
1907年 ,接替徐锡麟主持绍兴大通学堂,任督办,以此为反清基地。她又到金华等地发展军力,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策划皖浙两地同时起义。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提前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查出皖浙有联系,派兵包围大通学堂。秋瑾于7月14日被捕,15日凌晨在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终年三十二岁。

11 宋庆龄
☆宋庆龄,孙中山夫人,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共和国名誉主席。
1893年诞生在上海,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自1913年开始追随孙中山。在近七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经过护法运动(1917)、第一次大革命(1924-192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解放战争(1945-1949年)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她始终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坚定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宋庆龄于1950年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1年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1952年,她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她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1981年5月8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5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同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

12 宋美龄
★蒋介石的夫人及外交助手。中国近代百年史上最有争议与影响的女人。
1899年3月23日生于上海。1910年去美国,后在威斯理女子大学就读。1920年回国后,参加基督教女子青年会活动。曾在电影审查委员会、童工委员会任职。1927年12月在上海同蒋介石结婚,后广泛参加社交、政治活动,并担任一些妇女团体、儿童福利团体的领导职务。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亲赴西安,支持和平解决。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1943年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任翻译。1948年代表蒋介石去美国求援。
1950年从美国去台湾。1974年,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授予她“中山奖章”。1975年蒋介石病逝后不久即去美国就医、定居。1976年曾回台湾小住。曾任“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主席,中国国民党评议会主席团主席,中国国民党妇女工作会指导长等职。1986年10月,回台湾参加蒋介石百年冥寿纪念活动。宋美龄著《西安事变》、《中国的和平与战争》等。

13 邓颖超
☆1904年生,河南省光山县人。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在天津组织进步学生团体觉悟社。大革命时期,在天津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事青年、学生、妇女和领导支援五卅运动联合会的工作,曾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两广区委员会委员兼妇女部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28年夏列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中央直属总支部书记,1932年到江西中央苏区担任过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干事,1933年任中央局秘书长。
1934年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党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央机要科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后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重庆战时儿童保委会理事;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重庆、南京任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旧政协做统战工作,任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
建国以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八、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除了武则天 其他的都是太后、皇太后垂帘听政···这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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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

浙皖起义的具体过程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浙皖起义中,徐锡麟所起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他实际上是整个浙皖起义的“总司令”。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徐锡麟首先认识到会党身上蕴藏着的巨大革命力量,会党也就成为准备武装起义的首选的依靠力量。当时浙江的会党力量比较强大,活动也十分活跃。势力较大的有哥老会系统的终南会、双龙会、白布会、伏虎会、龙华会、平洋党、乌带党等,此外还有青帮系统的私贩党[1]。会党人数虽多,但却山堂林立,互不统属,会规密约各不相同。为了把这股份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徐锡麟的办法是先联络一部分会党的上层分子,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影响来号召和发动下层群众参加,并且力图把各路会党统一到光复会的旗帜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徐锡麟先到嵊县,结识了“徒属之众,号称万人”[2]雄据一方的平阳党首领竺绍康,并赞其别支乌带党党首王金发为革命党中不可多得之人才。后又到诸暨,义乌、东阳、缙阳,结识龙华会会首沈荣卿、张恭。在联系会首的两个多月里,徐锡麟“昼行百里,夜止丛社”,其“刻苦耐劳,为人所不及”。通过徐锡麟的努力,光复会的组织得到扩大,浙江地区的革命形势为之一新。“游历数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3]
但徐锡麟对于会党这股力量的思想认识水平却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革命家。在联络会党的过程中,他敏锐地认识到:“浙江会党知识浅暗,非加以教练,以兵法相部勒,不能为用。”[4]怎样把这支散漫的、无纪律的力量转变成为守纪律的、愿为共和而斗争的力量?徐锡麟想出开办“武备学堂”来训练会党骨干的办法。1905年9月22日,大通学堂在浙江绍兴创办。这是一所具有革命首创性的,革命党人在国内建立起来的第一所训练会党骨干的学校。“吾国各省秘密会党之能接受正式军事教育,盖自此始。”大通学堂的建立改变以前光复会发展力量靠设立会馆的方式,浙皖起义也就因此有了自己的基地和大本营,“大通学校遂成为草泽英雄聚会之渊薮”。徐锡麟还与陶成章一起为党制定章程,规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成为光复会会友。”[5]由于有了徐锡麟的努力,“光复会本部的事权,亦已由上海移于绍兴。”[6]徐锡麟也就成为光复会在国内的最重要的领袖之一。
随着革命的进展,徐锡麟认为“绍地偏小,断难有为,不如从仕途入手。”他希望能把清政府“新政”中所编练的新军作为革命新的依靠力量,“欲革命成功,非握有军队不能达到目的”。后这种“捐官陆军,谋握军权”的计划受阻后,徐锡麟又筹划“以警察权代并谋陆军学校及军政司令等差使”的入官场之计。其原因有:
(一)徐锡麟有一表亲是清廷要员俞廉三,曾担任过过湖南巡抚、湖北学政,与清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位前任巡抚曾几次代徐锡麟致函清浙江巡抚寿山,请其为徐锡麟等入日本陆军学校以方便,后徐等入日本振武学校受阻时,俞又致电浙江新巡抚张曾敫,要其电告驻日公使陆大燮“谓诸人已改作官费,请其即速保送。”在徐锡麟谋入官场后。俞又为徐向湖广总督张之洞通关节,并谋由张之洞出介绍信给直隶总督袁世凯,为徐办理入官场之事;最为关键的是当徐锡麟进安庆,不受巡抚恩铭重用时;又是俞利用恩铭与其有师生关系,恩铭又系寿山连襟的背景让恩铭改变的主意。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徐锡麟在安庆官场才如鱼得水,提升甚快;这种人际关系是其他革命党人无法企望的。
(二)从光复会的其他领导人的性格特征来看,光复会会长蔡元培是一位“短于策略,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后又加入同盟会,远去日本、德国,不再过问光复会具体会务。而陶成章长期活动于海外,其性格局量狭隘,不能容人,固少雄奇伟大风度。而秋瑾则是一女侠,既难伏众,更难入官场。独徐锡麟的性格谨慎敏捷、机智灵活、执着热情。在危难时候能宠辱不惊,并且“目光远大,热心公益,克已从人,对待会友亲如家人”,[7]而这种性格又是深入虎穴必备的素质之一 。”
(三)徐锡麟在乡试中被列入“副榜”,取为“副举”,俗称“个个举人”,而这种科举功名也是入官场必须的。“盖是时捐纳限制较严,凡捐知县以至道员者,非五贡出身不可”。[8] 浙皖起义区别于同时代的革命起义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浙皖起义是两省的联合起义。为了浙皖起义的顺利进行,徐锡麟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
(1)确立以浙江为主,秋瑾为负责人,安徽为辅,由徐负责的领导机制。1907年3月,徐锡麟与秋瑾在安庆会晤,这次会晤作出浙皖两省联合起义的决定,决定由秋瑾回浙江后,把浙江的会党组织起来,成立“光复军”;并由秋瑾确立“光复军”的组织制度、领导分工;商定起义由浙江方面先发动,安庆起义成功后,再拟定攻取南京。后来在秋瑾的“光复军”的计划中,徐锡麟被推为“首领”;并把起义的联络地点定为上海的浙江会馆,陈伯平、马宗汉两人为两省联合起义的联络人。
(2)拟定《光复军告示》和“五条杀律”。《光复军告示》趾,徐写“余等怀抱公愤,共起义师,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除妖氛,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9]表现了对共和的憧憬。徐还与陈伯平、马宗汉精心商定起义气具体战斗部署、暴动暗号等。计划先占领抚署和安庆军械
所,再图后举。
(3)仓促发难,慷慨赴死。浙皖起义以徐锡麟成功刺杀清廷巡抚恩铭,起义最后被镇压而告终。
对于这场旋起旋灭的起义,史家的观点不一致,金冲及、胡绳武等认为这场起义“如同儿戏”;[10]也有人认为:“我搞不懂,做这样大的事情,却只有两个助手,没有外援,如何能成得了事。”[11]其实我认为这些评价是不当的,评价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如果脱离当时的客观实际,是不能正确判断浙皖起义的。在当时事机已经泄露的背景下,徐锡麟实际上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选择前功尽弃,从前的努力化为乌有。这是为徐性格所不能容忍的。烈士在去安庆之前曾经对同志们说:“法国大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间不知流了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朵。我这次去安徽,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这种大无畏的,为共和献身的精神今天依然为后人所景仰。二是迎难而上,拼死一战。徐作为当时最杰出的革命家,未尝不知道敌众我寡的道理;但为了遵守约定的7月6号起义时间,他不得不决定按时发难。正如陶成章事后所说:“烈士功业不遂,非战之罪,时为之也。”在这两难选择中,徐最后选择了后者,其悲壮的结局不禁给后人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

文章标题: 如何评价徐锡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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