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科研实践中自然形成了一套前所未见的道家世界观，算是发展出了道家的一种科研分支吗

道家学说产生的社会背景：
政治上：宗法分封制遭到破坏，周王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诸侯纷纷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进行兼并战争；
经济上：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井田制遭到破坏；随着各国进行税制改革，土地私有制普遍确立；
文化上：面对社会大变革的局面，各家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家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道家学派：是以老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形成于先秦时期。其学说以“道”为最高哲学范畴，认为“道是世界的最高实体，晋中之窗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道是宇宙万物赖以生存的依据”。该学派用“道”来探究自然、社会、人生之家的关系。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主张清静无为、与世无争，是道教形成的基础。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或曰谥伯阳。华夏族，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约生活于前571年至471年之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被晋中之窗唐朝帝王追认为李姓始祖。老子乃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存世有《道德经》（又称《老子》），其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老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变动不居的。他观察到天地间万物万事存在着互相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例如有无、刚柔、强弱、祸福、兴废等等，它们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结的。所以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还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表明了对立面双方的同一性。老子还认识到对立面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在向相反的一面转化，他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老子承认转化，但强调“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在军事战略战术的运用方面也很突出。在战术上，他主张“以奇用兵”，还要注意“将欲弱之，以固强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在战略上，他提出“柔弱胜刚强”的指导思想，他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但攻坚的力量莫过于它。这种战略思想有防止盲目骄傲的一面，但也具有极大的片面性。

老子见周室衰乱，于是西行出函谷关时，应关令尹喜之请，遗五千文，即《老子》（又名《老子道德经》、《道德五千文》、《道德经》等），后不知所终。

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说，把宇宙看成一个自然产生、自然演变的过程，天地万物是依照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而“道”是世界的本源。老子哲学的精髓是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相反相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 ，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

还提出对立面双方可以互相转化，事物总要走向它的反面。为了防止走向反面，他主张要把自己放在弱者地位，认为“柔弱胜刚强”。这种观点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它忽视矛盾双方的斗争，把转化看成是无条件的循环往复。在政治思想上，老子主张“无为”，认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无力，企图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但他对“侯王”的告诫，如“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却是很精辟的。《老子》的历史观是落后的，要求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老子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后代不少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自汉以后注释《老子》者不下千家，在中国古籍中是罕见的。老子不但创立了我国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而且他的思想可以说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公元前571年农历2月15日，在世界的东方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即现在的河南省鹿邑太清宫镇降生了一位伟人老子。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学家派的创始人，被当代评为世界百位名人之一。大家知道在老子之前，社会上仅有一些哲学观点出现，从《老子》开始形成了系统的哲学理论。因此，鹿邑这块宝地，即是降圣的仙乡，又是东方哲学的发源地。

据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号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苦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郦道元《水经注》称：“边韶老子碑云老子楚相人也，相虚荒，今属苦，城犹存，在赖游乡之东，涡水处其阳”，（元初涡河由太清宫南边改道走太清宫北边）。翻阅历代国史，各种词书，名人论著以及《河南省志》、《归德府志》、《鹿邑县志》、《江南通志》、《安徽省通志》、《毫州志》都明确记载，老子生地在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史学界、哲学界、宗教界及研老专家，或著书立说，或撰写老证论文，认为老子生于鹿邑太清宫镇证据凿凿。据《毫州志》记载：“太清宫在城西四十五里，今属鹿邑，老子所生地”。《江南通志》（清顺治时期，今安徽与江苏合称江南省）卷二百，有一项“辨讹”，专门考证旧志中的讹错其中有对李耳的考证。结论是：“李耳，归德鹿邑人，非今江南地。唐宋之毫州，邻六县，惟谯、城父二县今江南境，余俱属河南。旧志载李耳凤阳人物中，误矣”。在重修《安徽省通志》卷二百六十，却有这样两段记载：“太清宫在毫州西四十五里，老子所妊之地，基地犹存，旧名紫极宫，唐天宝二年改”。再一段是：“陈抟为毫州真源人，今河南归德府鹿邑县地，旧志收入颖州，与老子误同，兹并削之”。写得明明白白，自动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记载。一九九一年，新华社合肥五月十日电，报道安徽毫州决定举行世界老子学术研讨会的消息称：“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又称聃，是与孔子同时代并齐名的一位古代思想家，也是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家乡在与毫州毗邻的今河南省鹿邑县”。实事求是，是我们传统的学风，应该发扬光大。

老子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上都是有巨大影响的人物。老子是人，但要从宗教文化去研究，他又是神，是道教的教主。群众尊称为老君爷。老子由人而神有一个历史衍化过程。唐代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非突然而来，盖早有“太上玄元”之名。从司马迁讲“盖老子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说明西汉时已流传着老子修道养寿是活了几百岁的活神仙了。东汉边韶《老子铭》曰：“老子先天地而生”，又曰“老子离合于混沌元气，与三光为始”。老子在后汉时期，已经完全神化，成为尊神、教主，所以汉桓帝于宫中产黄老浮屠之祠，把黄老与浮屠并列，前者是道教的教主，后者是佛教的教主。这里所谓的“黄老”即指老子而言。因此在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命中常侍左官到苦县（鹿邑）祭祀老子。延熹九年（166年）桓帝在濯龙宫亲祠老子。可见这时老子已经成为神圣的教主。现在全国各地都有道教宫观，鹿邑的太清宫始建于汉延熹八年，老君台始建于唐初，香火久盛不衰，老子以太上老君受到群众的尊奉。

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的大宝藏—也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第一部名著。其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兵学、美学、医学、社会学、伦理学、天文学、养生学，被誉为百科全书。他的清静无为的学说，一物两项的转变率的辩证理论，深邃的天人之际的哲理，两千五非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作为文化基因，渗透到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影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生死观等各种文化观念。《道德经》不但影响了汉代以来两千年的思想史，而且也受到西方思想家的重视，已成为世界哲学宝典之一。从古至今注释者三千余家，出版发行量居世界第二。当今，兴起了全球的“老子”热，老学研究空前高涨。最近几年各地连续召开国际性的老子学术研讨会议。一九九三年德国举办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议；一九九四年鹿邑举办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议；一九九五年中国社科院在西安举办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这样频繁的国际性研老活动，历史上是没有的，它樗着老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达到了新的水平。

真是有意思

据我所知，老子是一个遵从他所了解的“道”而生活的人，他并没有创什么教，也不是主动写的巨著，而是在边关被一个尊崇他的守卫逼着写的五千字

从中的一些思想跟佛法是暗合的，比如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其实就跟老和尚说的不攀缘，差不多的意思

他不主张让人民有太多的分别心，有太多的欲望，因为他知道那样，社会就会逐渐混乱起来。不主张争，而是要遵从“道”来生存

实在是大智慧，只可惜。。。现在还是远非他愿

社会制度。。。经济制度。。。

老兄啊，有些人的智慧，跟社会不一定有关系呀

老子的什么头衔，都是后人强加的，来标榜自己，他书上说“上善若水”，若不是强逼着他写，他又怎会去写去留虚的名声呢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自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专题报告中，明确地界说了“可持续发展”以后，可持续发展思想便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特别是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也相继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我国政府于1994年便率先发布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提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的战略目标。但不可否认，无论是作为《我们共同的未来》专题报告给“可持续发展”界定的经典定义，还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本质、内容、规律和特点等方面的认识均存在不足。有的学者认为，当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我国古代道家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人类久远以来就一再深入思考着的问题”，“道家、道教的思维方式为我们讨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学术研究1998年第3期“道家、道教思维方式与可持续发展”）有人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实质就是要强调“超越人类中心”的“自然界的价值主体地位”，认为自然界、生态环境是独立的价值主体，人的行为要符合自然界的利益，尊重自然界的权利，要“以自然为中心”。还有些学者将“可持续发展”等同于生态发展。我们认为，陷入这些认识误区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未能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引，从思维方式、方法论、本质和内容等方面厘清“可持续发展”与以往发展思想的区别。
一
“可持续发展”是基于对以往发展思想与实践的反思而问世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与以往发展思想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这是需要首先明晰的问题。任何发展观都是某种世界观的体现，而世界观实质上就是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着社会发展思想的不同，以往的发展思想依赖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可持续发展”则以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为指导。
在古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依赖自然性的关系靠天去生存。这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是低下的，人们认为，外在的神秘的客观力量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便产生了以追求绝对真理、永恒本质为目标的前定论的思维方式，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未能正确处理主体（现实的人）与客体（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环境）的辩证关系。客体成为主客体的关系的绝对重心，主体则是客体的奴仆。人们热衷于探寻事物的先在本质，从先在本质出发去演绎、推论事物的现在和未来。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观实质上只能是一种生存现，表现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盲目崇拜与屈从。中国古代道家的思维方式即是如此。他们提出的“天人合一”是指人与大自然的和一、统一或和谐，但这并不是凭借科学知识去认识自然得出来的结论。道家的“天人合一”就是追求无为的境界，他们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不应改变；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对自然的破坏。这就取消了人类改造自然、谋求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近代以来，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主体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人的个性得到极大发展，人文精神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类不断扩展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深度与广度。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张扬的同时，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也走向了极端——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征服者、压迫者，人类可以摆脱自然与社会的任何限制。如培根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奥妙”，对待自然必须“在她漫步时紧追不舍”，使她成为“奴隶”，“强制令她提供服务”。实质上，近代人的思维方式存着与古代人同样的局限性，也未能正确把握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他们虽然看到了主体对客体巨大的改造作用，却忽视甚至否认客体是主体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客体对主体也具有制约与改造作用。他们将主体作用于客体过程中凸现的主体力量加以抽象化、绝对化，顶礼膜拜，使之成为一种先验的外在权威力量，成为另一种“先在的本质”。古代人对客体力量盲目崇拜，而近代人则对主体力量盲目崇拜，同样陷入了由预设的本质去解释现存世界的前定论思维方式。以这种思维方式为指导，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思想便应运而生。近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这一发展思想最早的代表。他把社会发展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增长过程，而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地制服和掠夺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过程。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上述发展思想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经济增长已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的“世俗宗教”和“政治溶剂”，成为个人动机的源泉、政治团体的基础，动员社会以实现共同目标的根据。（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95-296页）以这种发展思想为指导，西方工业化国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影响。它引起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破坏生态平衡，又导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以享受为特征的腐朽、颓废的文化价值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则既继承了前人的积极因素，又克服其局限性，立足于时代特征，开创了实践的思维方式，从而实现了发展哲学的科学变革。实践概念在哲学史上早已提出，但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给予了科学诠释。在欧洲哲学史上，康德正式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并提出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概念。但康德的“实践”局限于伦理实践范围，其他实践活动则被排斥在外。黑格尔提出了“实践理念”的概念，但他讲的“实践”在根本上是抽象的理念活动，现实的人的活动只是这种精神活动的“样式”。费尔巴哈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提出了“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的合理见解，但他又认为，“实践”或“生活”就是吃喝、享用对象等等。被恩格斯称为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宣告了科学的实践观的诞生。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具体而现实的双向对象化过程，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这一过程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是客体的主体化过程。人来自自然存在，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需要不断地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不断地改变自身，这即客体作用于主体的过程。二是主体的客体化过程。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能够突破自然与社会的限制，改变周围的环境，按照自己的需求、目的创造出属人的对象世界。这即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实践就是上述两方面的统一过程。“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5页）只有建立在实践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思想，才能克服其他发展思想的局限性，指导社会的发展步入正途。“可持续发展”则属于这一社会发展思想。它既不是从先验的、外在的客体出发，又不是以被抽象化、张扬至极端的主体意志，以抽象的理性、人性本质为出发点，而是将具体而现实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既明晰了客体对主体的制约作用，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基础上，又把握主体所具有的自觉能动性特征，人们通过对客体的改造而满足自身的需要与利益，而不是乞求大自然的恩赐，生活在与自然的原始统一性中。“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我们只有立足于实践思维方式的高度，才能从根本上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同以往的发展思想区别开来。
二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理论基础，才能给予科学地解答。“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6页）通过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剖析，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的实质提出了全新的诠释。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也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是社会主体的需求与愿望的满足过程和价值目标不断实现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不同，自然的发展是无意识的、无目的的，人们总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从事社会活动，人类社会历史是主体的自觉创造活动的结果，是人类进行价值选择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又是具有客观必然性、存在内在规律的进程。因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均对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具有制约作用。主体只有不断地认识客体的本性，遵循客体的发展规律才能得以生存与发展。第一，人类社会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的客观规律。第二，社会客体即社会关系也制约和规定着主体的活动。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344页）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其发展是有内在客观规律的。第三，生产关系又受着社会生产力的制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运动，使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体现了一定的规律，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要求的规律。这决定了人类社会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前进、上升的，或者表现为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飞跃，或者表现为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改革、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的价值选择活动提供一种客观的可能性空间，即选择的自由度。人们不能够突破和超越规律的支配和约束而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的价值追求活动与社会规律的形成、作用过程并非是外在、互斥的关系，而是内在一致、有机渗融的同一过程。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又制约着人类的实践活动。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本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社会发展本质观对当代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全面地体现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及运作之中。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在于：一是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客体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对近代发展思想的反思与反动，一些思想家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视自然为社会发展的主体，追求“世外桃源”，抵制科学的发展，走向一种非理性的“自然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思想则批判了这一观点，并全面阐述了主体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首先，只有实现主体能力即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创造价值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满足主体的需求，实现主体的价值选择，从而实现社会的发展。其次，发展主体能力，必须扬弃传统的需求观，代之以全面的需求理念。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价值选择是全面的，既有物质环境的要求，又有精神环境的需求；既有政治环境的需求，又有生态环境的需求。只有各方面的需求都得到满足，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否则，只能造成“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的人，人类社会也只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再次，可持续发展还克服了近代发展思想在发展主体问题上——把发展看成是少数人的发展或少数国家中的一部分人的发展；只考虑当代人的发展，而忽视后代人的发展——的认识误区，提出了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发展主体观。它认为，发展的主体总体上分为：个体主体即个人，群体主体即民族、阶级等社会集团，社会主体即个体与群体的总和。在当代，我们既要关注个体主体与群体主体的发展，又要关注社会主体的发展。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与对立固然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忽视甚至否认这一点。但由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所组成的人类社会生活在同一时代中，共同拥有一个地球，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全球化，人们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阶级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与价值目标。即使对地球环境的某一局部破坏，也将造成世界性影响；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发展行动都可能对周边地区产生不可低估的副作用。任何个体与群体要达到发展自己的目的，必须提倡与实行代内主体平等思想，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特别是要注意维护弱发展地区和国家利益，通过协同发展，消除国家和地区间的对立或紧张关系。这样才能实现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保证社会发展的广泛性和持续性。同时，当代人的发展必须惠及后代或至少不应损害后代人的利益，改善和优化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代际平等。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人的需要不仅包括当代人的需要，而且包括未来人的需要。社会发展既为当下所决定，又为未来所决定，而后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人的发展。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中，后代人只能接受其前辈遗留下来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如果当代人只顾自身的利益，过量开采资源或破坏生态而剥夺了后代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对他们的生存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消极影响。
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不能超越客观规律的制约，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客体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自然客体的发展是主体发展的首要条件。要使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必须使自然界持续发展，即社会发展不超过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使自然界通过再生或因新的开发而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环境或条件。其次，当代人类面临的灾难性困境也是由于社会客体即人类社会内部相互关系的严重失衡和损害而引起的。有许多表面上看似乎纯粹是以“天灾”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究其根源则是由人类社会内部的彼此冲突和对抗而导致的。而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种族歧视、暴力恐怖、颓废空虚等社会邪恶都是由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衡和社会制度不良等原因造成的。只有先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才能保住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
社会发展的内容是什么？以不同的发展哲学为根据，则有不同的阐述。囿于将主体的力量抽象化、终极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近代发展思想和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早期现代化理论都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将社会的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以储蓄和投资的增加为引擎，以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经济学家凯恩斯则作出了“有了经济就有了一切”的总体概括。结果使许多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如巴西、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使整个社会系统功能失调，致使原有的社会问题未能缓解，反而引发了生态恶化、能源短缺、失业人口剧增、社会动乱频繁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对近代发展思想提出了批评，提出了“新发展观”。他认为，增长论是一种唯经济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他在其代表作《新发展观》中提出：发展要以人为中心，实行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佩鲁指出了“经济增长论”的弊端，扩展了社会发展的内容，这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哲学思想，“自然”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纳入到发展的框架之中。而且他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提出“在文化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种经济与社会角色到处都会无能为力。”（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第22页）他颠倒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唯心史观。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运用实践反思方法，对社会发展的内容作出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人类的实践活动具体包括四种基本形式：保护和支持生态环境的实践，物质生产实践，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创造精神生活的实践。这四种实践产生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领域，即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人类社会就是由这四个系统所组成的大系统。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只有社会系统诸要素的全面而协调的发展，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社会发展最高目标。社会系统诸要素处于相关性之中，并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则。第一，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离开生态环境，人类的一切活动便无从发生。同时，生态环境的优劣，通过对生产的不同影响来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较为优越的国家或地区比环境较为恶劣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速度上会更快一些。所以，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支持问题便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战略问世的缘起，生态环境的发展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得到了具体而全面地确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第二，在社会大系统的四大要素中，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最终决定力量。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影响和作用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对自然条件的利用程度就越大。同时，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375页）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第三，政治的发展在社会大系统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以自身中介性的作用协调生态支持、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的交互关系，是社会各要素发展的保障。首先，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性质。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同，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的效果是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赖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社会秩序的不合理决定了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使生态环境得到良性发展。资本家自私自利的短视行为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其次，政治对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反作用。当社会政治的发展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时，就起着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作用；而当政治上层建筑已经腐朽衰败，并为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再次，政治的发展直接决定社会文化建设的内容与性质。任何一种性质的社会制度为了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都要寻找它的“代言人”，都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伦理等思想体系。第四，文化的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生态的发展也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但他们不是机械论者，并不认为其余因素都是消极的。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首先，生态环境的发展依赖于人们生态观念的革新。人类必须摈弃人对自然的崇拜意识和征服意识。人类崇拜自然的动机，并非爱护与治理生态环境，只能使人类陷入愚味与落后，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征服意识则产生了盲目开采资源、破坏生态的行为，将人类推向了生存危机的边缘。其次，任何经济行为并不是一种无主体的自发行为，在某种经济活动和经济模式的背后，总存在着某种人文观念和文化意识的支撑。但由于经济与文化的不平衡性，这种观念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提倡和培育。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通过培育时代发展所需要的新观念、新意识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再次，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有利于人们民主与法制观念的增强，促进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化、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政治的发展。很难设想，在一个教育没有普及和提高，文盲仍占人口较高比例的社会，会产生高度发展的民主政治。
从总体上讲，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危机，并且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浪费大量的自然资源、社会财富为前提。这种社会系统的结构是不协调的，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片面的、畸形的。这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更加突出，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空虚、经济的繁荣和道德的堕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共存并生的。
在当代，我们制定和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导，视社会为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系统，注重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从而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我们要强调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前提作用，制定、实施各方面的环境和资源保护与支持计划，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方法创造更多的人造资源，保护非再生资源，并健全立法监督工作。经济的基础地位决定我们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为此，我们要完成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性向集约性转变。同时，我们要推行积极稳妥的人口政策，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提高人口质量，使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本，使得对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根本目标。自党的十三中全会以来稳步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作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民主与法治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通过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民主政治架构，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为之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科学与教育事业，促进高科技水平与人才素质的飞跃。另一方面，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使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成为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指南，为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只有从这四个要素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容，并明确各个要素的特点及其关系，才能走出将可持续发展局限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误区，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正确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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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以自然为法则，以无为处世应物，成就了万物，也成就了自我。其义理可谓简易却又是那么深刻。
　　自然和无为是两个既不同又有着密切联系的教义名词。所谓自然，《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河上真人注曰：“道性自然，无所法也”。说明“道”的本性就是自然，道之自然的法则既是天所效法的，也是地所效法的。人生在天地间，其行为的最高法则也应是效法道性自然的法则。自然，没有任何固定的模式，道生化万物，万物皆按其各自的本性自然生长，无持无待，不存在强加的任何因素，从而保证了自然界的和谐。而人修真道，就当效法道的自然之本性，顺应天地自然变化的规律，尊重自然界一切生命的特性，致力于维护自然界的和谐。对于人世间的一切东西，不要强求，要顺应事物发生发展的自然规律。要知足、知止、知常，以使心神平和、精神得到升华。
　　然而，要真正进入或达到“自然”的境界，就要践行“无为”的处世方法。《道德经》中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告诉人们，“道”就是践行无为的，并通过无为的作用成就万物，体现“道”之伟大的体性。所以，所谓无为，并不是消极不为，而是要反对“有为”，要遵循自然之规律，不要强求或对事物的自然发生和发展强行进行干预，自自然然才是完美的。为此，王景阳在《明道篇》中有诗说：“自然之道本无为，若执无为便有为”。告诫修道之人，体行自然无为之真道，不要有任何执著。所以，早期道教就曾把“无为”作为合道意、得天心、致太平的根本教旨。并指出：若修行能法道无为，治身则有益于精神，治国则有益于人们。体现了道教对社会政治和处世修身的基本态度。
　　但人生在世，对尊名荣贵，华衣美食，珍宝广室和音色财货总是有所企求的，但企求超出了自然无为的规律就会出现种种有为之弊害，转化为贪欲。而修道者除了要遵守清静寡欲的教义外，还应持守朴素无为的人生态度。消灭贪欲，淡泊以明志，不有为强求，基本企求不要脱离社会实际，以全身修道为目标，却危离咎，最终达到忘其形骸，无所执著，自然无为的境界。对此，《云笈七签》中还从两个方面作了阐释：一是先当避害。远嫌疑，远小人，远敬得，远行止。慎口食，慎舌利，慎处闹，慎力斗。常思过失，改而从善。二是要能通天文，通地理，通人事；通鬼神，通时机。在积极通晓自然、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基础上，更好地学道修道。

道德经第五章讲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
道教的世界观也就是葛洪祖师讲的 我命在我 不属天地 这个世界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一切皆是自作自受

无为而治

呵呵，这个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哦。世界只有一个世界，道法自然啊。你要是能与之契合，就真空妙有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