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只能由强人政治来推动么

　　核心问题是经济体制的改革。
　　自中国经济转型开始以来，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不是经济体制的结构性改革。当然，在过去二十五年中，中国的经济改革功不可没，市场化程度和上世纪七十年代相比已有很大的提高。但整体来说，中国的改革可说是由投入增长推动，而不是靠改革促进增长。

　　采取由增长促进改革的战略有其独特的政治及经济考虑。从政治层面来说，改革往往会触及既得利益者，从而引起政治反弹。对当初领导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来说，利用增长来改善人民生活是获取政治合法性及民意支持的妙策，增长所带来的政治好处十分明显。在经济上，增长能推动资本积累，扩大市场，创造财富，为最终进行经济体制的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条件。本吁这一”先易后难”的原则，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转型是在所谓的“扩大增量，不动存量”的模式指导下进行。在这里，所谓的增量主要指经济增长，而这种增长的来源是新型经济组织和实体，如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乡村企业。“存量”指旧体制中的国有企业。为了避免触动环绕国企的各种既得利益团体，改革可说是有意识地躲开了旧体制的核心问题，即国企及国家对经济的各种控制手段。

　　这一“避难就易”的战略既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秘诀，又是目前中国改革进入困境的最主要原因。无疑，“避难就易”的确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高速增长并没有推动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在转型初期被认为是困难的改革项目，如国企改革，现在仍被认为是高难度任务。和大家的预期相反，在高增长情况下的经济改革不是愈改愈容易，反而愈改愈困难。造成这局面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避难就易”战略保护了一大批低效的国企。
　　这些企业往往是垄断性很高和被政府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如电信、能源、金融、铁路运输、民航、石化等。即使是在竞争性很强的行业中，政府亦保护了许多企业，如服务业和制造业。当然，保护的方式有多种，但最主要的是限制竞争和通过国有银行来支撑这些企业。结果是这些企业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而一直处于低效状态，同时政府通过银行对它们提供的支持，造成了银行系统中的巨额不良资产（即坏帐）。

　　目前，最保守估计是这类坏帐占国内总产值四成左右。巨额坏帐不仅提高了金融系统的风险，而且使新改革变得更困难。由于政府没有能力替国企还坏帐，新的改革措施很难出台，造成了恶性循环：低效国企→银行坏帐→政府束手无策→低效国企情况恶化。

　　第二，改革最好的催化剂是危机和由危机造成的政治压力。
　　从这一点上来说，邓小平的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必然产物。但高速经济增长往往会对改革起反作用。由于增长减轻了政治精英的危机感，因此在高增长的情况下，结构性改革的压力反会降低。从过去二十多年改革史来看，重大的改革措施大都是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出台的。如邓小平九二年南巡讲话后的市场开放，九七至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小型国企私有化。从这一角度看，高增长对推动结构改革可说是有害无益。

　　第三，“避难就易”战略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现实，即受到政府保护的低效国有企业代表吁享有极大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对国企的控制来维持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绝不会主动放弃对国企的控制权。相反，它们会通过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千方百计地保护国企。

　　当然，在这过程中，这些集团的代言人会把改革将造成大批国企工人失业，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作为理由反对改革，但他们主要关心的并不是工人福利，而是他们自己的特权和地位。这样，国企的改革就追循了如下的政治逻辑：缺乏政治保护的小型企业（往往是油水不大的企业）会首先成为改革对象，而享有政治特权的大型国企（往往是高垄断和油水丰厚的企业），却被政府通过各种办法保护下来。只要这一政治逻辑不被推翻，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就不可能被实施。

　　由此可见，决定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并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并没有促进结构性改革，反而妨碍了这种改革。

　　中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从中国的整体经济效益就可看到。在改革进行了二十五年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仍是靠大量的投入来维持。中国的经济效率仍处于国际低水平。市场化程度亦处中低水平（最重要的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尤其低下）。由于政府一直通过控制投资体系来照顾各种利益集团，以维持其政治支持，中国的投资效率极其低下，官方的估计是，一半投资最终被白白浪费。同时，因为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官员的提升都和他们的“政绩”有关。所以大部份官员都片面追求能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结果是各地大兴土木，造成资源浪费。

　　当然，高速的增长掩盖了这些深层的政治问题。令人担心的是，一但高速的增长不能维持，这些问题是否会浮上台面并触发危机。其实，危机并不可怕。从结构改革的角度来说，也许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危机来推动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过去的改革30年可以分为两个15年，第一个15年基本上完成价格的自由化，第二个15年我们基本完成了企业非国有化改革。到200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以所有制结构和国有企业改革为主线的改革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即对内进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 ，逐步放开计划经济的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建立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巡查广东、福建等地时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提出了形象生动的“猫论”，即关键是看是否符合“三个是否有利于”的评判标准
随后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灯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 目标
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具体化和系统化，名确了所有制结构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结构，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权责明确、政企分开、高效率的适应市场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实践，不是革命。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改革，是对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不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
　　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根据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是非阶级的社会，已经不存在对立阶级。虽然改革要对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但是，那是人民内部的利益再调整，不是对立阶级的利益的对立和斗争，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

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思想等一切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来促进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发展，最终达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共同富裕。整个过程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坚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
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改革叫社会主义革命，是早期任务。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对于中国来说，是渐进式的改革，是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的。
想当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改革受到巨大挫折，都发生了无产阶级统治被资产阶级推翻的事件，这就是“休克疗法”，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都忍受不了渐进式的改革了.

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叫革命，改革是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

那叫改造，就是把原来错的推翻，换成对的，改的是方式不是本质

改革是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执政党有很高的权威可以推进改革，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也积累了重要的改革成果和改革经验，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正是有利时机；同时，中国社会面临着许多重大问题，腐败呈现公开化，社会不公严重，经济发展又面临许多制度上的瓶颈和障碍，这也对政治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党的十八大强调：“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当说，渐进改革仍然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优选择。渐进改革可以使改革过程处于可控状态之中，从而降低风险，减少失误，并且选择恰当的路径有效推进，最大限度地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第一，在优先发展经济和逐步解决民生问题的同时，积极推进中国政治改革。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变革都比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更复杂，大多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明显的就是，在选举制度的发展史上，不少国家在选举制度确立的初期，都存在从财产、纳税和种族等方面对选举权的限制。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国家，人们在生活习俗、思想文化、利益要求上都有很大的差异，推行如同西方国家一样的选举制度，必然带来很多矛盾和问题，因为，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杨光斌和郑永年认为，要通过经济改革保障经济权利，通过社会改革保障社会权利，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改革保障政治权利；而不能幻想完全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当然，虽然不同类型的变革过程存在一定的次序，但是，它们并非就有绝对的先后之分，而是一个相互糅杂或者相互融合的过程。根据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不仅为政治改革奠定基础和条件，也对中国政治改革提出了强烈要求。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所提出的政治诉求来推动中国政治改革，不仅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路径。
　　第二，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并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领导力量，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党可以通过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来引导其他领域民主政治的发展或者对其他领域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示范作用。同时，在推进政治改革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把改革中取得成效的经验措施制度化，使之成为行之有效的长期机制。例如，当前开展的反腐败和转作风工作已经有了很好的效果，政府机构改革及其职能转变也形成了明确的思路，如果能通过制度或者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就可以更有效地巩固改革的成果，并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入展开。
　　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取得的成就也可以对中国政治改革起到一种自下而上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基层民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日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和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体系，许多地方还在地方政府创新和基层政治管理创新方面进行了探索。在改革过程中，也要认真提炼基层政治实践好的经验，并使之上升到制度层面，或者在行之有效的范围内进行推广。
　　第三，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国家已经不能完全垄断各种社会资源，社会组织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是，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的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而社会的力量过于弱小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
　　如何引导社会健康发展、如何处理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政治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并不理想，仍然存在诸多对社会组织的限制性政策。应当改革有关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制度，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松绑；健全社会组织的管理机制，营造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完善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确保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中国要下决心走出“全能主义”的国家模式，国家不要管得太多。逐步改变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从而求得国家与社会的均衡发展。
　　第四，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推进政治廉洁。政治廉洁意味着公共权力规范、公正和健康运作，公共权力服从和服务于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不是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要建立起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行使权力的主体廉洁奉公，执政为民，从源头上防止权力腐败；要制定合理的资源分配制度，杜绝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和公权私用，防止公职人员享有特权和特殊待遇，消除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生活堕落等各种腐败现象；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行使相对独立和相互制约。同时，也要建立和健全对权力的平衡和制约机制，从而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
　　第五，加强政治文化建设，促进公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浓厚的大一统观念和君权思想，这种文化与现代政治理念存在严重的冲突。新中国成立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负面因素仍然有着深刻影响。有些领导干部存在严重的个人独裁和家长制作风，习惯一言堂，听不得反面意见。中国普通老百姓也觉得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观念都是舶来品，不少人甚至认为这些东西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
　　当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许多负面因素还具有一定的生存条件，其深层因素依然有所保留。在这种背景下，要推进中国政治变革，就应加强政治文化建设，特别是要促进公民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应有意识地通过政治宣传和政治参与等途径，提高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意识、自主与平等意识，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与民主作风，并促使他们不断摒弃臣民意识，从而促进公民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应当认识到，中国已经积累了解决问题的大量可资利用的资源，包括：经济实力、党的有效领导、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改革的经验教训等等。有了这些资源，中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改革逐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能够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予以解决。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核心问题是经济体制的改革。
　　自中国经济转型开始以来，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不是经济体制的结构性改革。当然，在过去二十五年中，中国的经济改革功不可没，市场化程度和上世纪七十年代相比已有很大的提高。但整体来说，中国的改革可说是由投入增长推动，而不是靠改革促进增长。

　　采取由增长促进改革的战略有其独特的政治及经济考虑。从政治层面来说，改革往往会触及既得利益者，从而引起政治反弹。对当初领导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来说，利用增长来改善人民生活是获取政治合法性及民意支持的妙策，增长所带来的政治好处十分明显。在经济上，增长能推动资本积累，扩大市场，创造财富，为最终进行经济体制的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条件。本吁这一”先易后难”的原则，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转型是在所谓的“扩大增量，不动存量”的模式指导下进行。在这里，所谓的增量主要指经济增长，而这种增长的来源是新型经济组织和实体，如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乡村企业。“存量”指旧体制中的国有企业。为了避免触动环绕国企的各种既得利益团体，改革可说是有意识地躲开了旧体制的核心问题，即国企及国家对经济的各种控制手段。

　　这一“避难就易”的战略既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秘诀，又是目前中国改革进入困境的最主要原因。无疑，“避难就易”的确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高速增长并没有推动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在转型初期被认为是困难的改革项目，如国企改革，现在仍被认为是高难度任务。和大家的预期相反，在高增长情况下的经济改革不是愈改愈容易，反而愈改愈困难。造成这局面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避难就易”战略保护了一大批低效的国企。
　　这些企业往往是垄断性很高和被政府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如电信、能源、金融、铁路运输、民航、石化等。即使是在竞争性很强的行业中，政府亦保护了许多企业，如服务业和制造业。当然，保护的方式有多种，但最主要的是限制竞争和通过国有银行来支撑这些企业。结果是这些企业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而一直处于低效状态，同时政府通过银行对它们提供的支持，造成了银行系统中的巨额不良资产（即坏帐）。

　　目前，最保守估计是这类坏帐占国内总产值四成左右。巨额坏帐不仅提高了金融系统的风险，而且使新改革变得更困难。由于政府没有能力替国企还坏帐，新的改革措施很难出台，造成了恶性循环：低效国企→银行坏帐→政府束手无策→低效国企情况恶化。

　　第二，改革最好的催化剂是危机和由危机造成的政治压力。
　　从这一点上来说，邓小平的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必然产物。但高速经济增长往往会对改革起反作用。由于增长减轻了政治精英的危机感，因此在高增长的情况下，结构性改革的压力反会降低。从过去二十多年改革史来看，重大的改革措施大都是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出台的。如邓小平九二年南巡讲话后的市场开放，九七至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小型国企私有化。从这一角度看，高增长对推动结构改革可说是有害无益。

　　第三，“避难就易”战略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现实，即受到政府保护的低效国有企业代表吁享有极大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对国企的控制来维持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绝不会主动放弃对国企的控制权。相反，它们会通过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千方百计地保护国企。

　　当然，在这过程中，这些集团的代言人会把改革将造成大批国企工人失业，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作为理由反对改革，但他们主要关心的并不是工人福利，而是他们自己的特权和地位。这样，国企的改革就追循了如下的政治逻辑：缺乏政治保护的小型企业（往往是油水不大的企业）会首先成为改革对象，而享有政治特权的大型国企（往往是高垄断和油水丰厚的企业），却被政府通过各种办法保护下来。只要这一政治逻辑不被推翻，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就不可能被实施。

　　由此可见，决定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并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并没有促进结构性改革，反而妨碍了这种改革。

　　中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从中国的整体经济效益就可看到。在改革进行了二十五年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仍是靠大量的投入来维持。中国的经济效率仍处于国际低水平。市场化程度亦处中低水平（最重要的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尤其低下）。由于政府一直通过控制投资体系来照顾各种利益集团，以维持其政治支持，中国的投资效率极其低下，官方的估计是，一半投资最终被白白浪费。同时，因为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官员的提升都和他们的“政绩”有关。所以大部份官员都片面追求能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结果是各地大兴土木，造成资源浪费。

　　当然，高速的增长掩盖了这些深层的政治问题。令人担心的是，一但高速的增长不能维持，这些问题是否会浮上台面并触发危机。其实，危机并不可怕。从结构改革的角度来说，也许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危机来推动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