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温彦博
时间: 2022-10-21 13:00:36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0次
如何评价唐朝名臣魏征？
唐太宗以虚怀纳谏著称于世，贞观一朝谏臣云集。说起贞观名臣，恐怕在“太宗纳谏、魏征进谏”的知名度下，人们多半会第一个想到魏征。魏征有胆有智，敢于犯颜直谏，面折廷诤。他曾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认为，为人主者，要虚纳纳谏，广泛吸取不同意见，这样才能下情上通，政治清明；而如果偏听偏信，只爱听入耳的话，不爱听反对的话，就会阻塞言路，造成政治昏暗。唐太宗曾说：用铜做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兴衰；用人做镜子，可以了解得失。他把魏征看做是了解自己得失的最好的一面镜子。
魏征出身于河北钜鹿下曲阳的一个官宦之家。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失去了往日的权势。家庭的不幸遭遇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更加激发了他攻读儒家经典，锐意进取的决心。他潜心研究历史、洞察社会现实，以等待时机大展宏图。唐太宗即位后，魏征几乎每天都要向太宗陈述时政，反映个人希望或建议。魏征是唐太宗的得力助手，他的直言敢谏，使唐太宗既敬佩，又感到有些为难。
公元626年7、8月间，魏征被提升为尚书右丞，兼任谏议大夫。后又署理左仆射职务，掌握唐朝中央行政大权。629年2月，魏征升任秘书监。秘书省和中书、门下、尚书省平行，是唐朝最高行政机关。长官名秘书监，从三品，领导著作局和太史局，可直接与宰相共同“参与朝政”。
魏征身任要职，时刻保持着清醒头脑，他从高度责任感出发，对太宗王朝出现的贪图安逸，进行毫不留情地直率批评。他多次和忠直的大臣一起谏止了唐太宗大兴土木，浪费民力的行为。
由于魏征越来越受到唐太宗的信任，就遭到了一些同僚的嫉妒，他们在唐太宗面前散布魏征的坏话，说他包庇自己的亲戚。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处此事；温彦博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仍然毫不讲理地向唐太宗报告说：“魏征作为国家的大臣，不能检点自己，避讳嫌疑，因而受到了别人的诽谤。他虽然并无私情，但也应受到责备。”唐太宗公然同意了温彦博的这个报告，并派温彦博向魏征提出警告。魏征对此当然很不满，第二天他就对唐太宗说：“我听说君臣一条心，这叫做一体。只有互相以诚相待，才能共同把国家治理好。如果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一味只考虑检点行为，避讳嫌疑，上下都这样，国家的兴衰也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并做了自我批评。
魏征的为人，坦白直爽，生活也较为节俭。他平素能够克制自己，同一般腐朽官僚有所不同，既不偏好声色犬马，也不喜欢铺张浪费。魏征死后，唐太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下令举行规模盛大的葬礼。魏征妻子裴氏辞谢说：“魏征平素节俭朴素，如今按一品朝官葬礼，物品仪仗都非常丰盛，恐怕不是他所愿意的。”太宗只好根据死者愿望，免去那些豪华场面和丰盛殉葬物品，只用白木车子、白布车帐送葬，由此可见魏征的为人了。
魏征“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魏征死后，太宗非常悲痛，想念不止，时常到凌烟阁去看魏征的画像，做诗追悼魏征。魏征之死，对唐朝是一个无可补救的损失。唐太宗慨叹地对臣僚说：“现在魏征去世，我少了一面镜子！”唐太宗把魏征当做一面镜子，这是唐太宗发自肺腑的赞美，说明魏征在太宗时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唐太宗和魏征之间，一个能开明纳谏，从善如流；一个能不顾个人安危，犯颜直谏，堪称君臣合作的典范。魏征之所以成为封建官吏的典范，留下千古绝唱，除有同封建统治有共同利益外，主要还有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优秀品质。
魏征
敷奏详明 出纳为允是王珪评价的谁
彦博:温彦博
温彦博（574年－637年），字大临，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唐朝宰相，北齐文林馆学士温君悠次子，礼部尚书温大雅之弟。
房玄龄：贞观之治第一功臣
房玄龄为何是贞观之治第一功臣呢?贞观之治，是后世想有所作为的帝王们追求的目标，是后来的老百姓们向往和期盼的太平盛世，也是后世的史学家们赞不绝口的研究话题。而之所以出现贞观之治，毋庸置疑，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中国封建史上难得的明君，起了主要的作用。而房玄龄，作为李世民最主要的助手，长期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高位，他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
房玄龄为官，从来不以功臣自居。对皇上，他始终恭谨有加，处处小心谨慎，时时如履薄冰。处事稍有不当，或皇上脸色不好，即叩头请罪，惴惴然如猫前的老鼠。对同僚，他则十分宽厚，特别是听说别人做了什么好事，他就会高兴得如同是自己做的一样。对人，他从不求全责备，更不以己之长去量别人之短。正因为房玄龄作为百官之长能宽厚待人，贞观年间的唐王朝，才有可能罗致了当时天下的精英。这些精英们在房玄龄这位班长的`带领下，各尽所能，齐心协力效忠李世民。大臣王?奉李世民之命，对当时朝中几位重臣作了一番评价。那是在一次李世民钦赐的宴会上，李世民对王?说：你是善于鉴别人的。今天，你就为我评价评价房玄龄等大臣，也把你自己和他们作一个比较如何?
王?就逐一评价道：一心一意为国家效力，凡是知道了的事就没有不去干的，我不如房玄龄;能文能武，既可带兵打仗又可治理国家，我不如李靖;了解各地情况并能详细汇报，处事公平，我不如温彦博;担心自己的君主不如尧舜那么英明，以敢于向皇上说实话为己任，我不如魏征;而能辨别是非，敢于抨击坏人褒扬好人，那就是我的一点长处了。李世民肯定了王?的评价。对房玄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这样高的评价得到李世民的首肯，可见房玄龄为贞观之治付出了多少心血。
李世民曾问过房玄龄，他是如何评价前朝皇帝杨坚的。房玄龄回答说：杨坚勤于政事。他每次上朝和大臣们讨论政事，常常是日头偏西了都还不休息。而五品以上的官员，他都给予座位让他们坐着论事。他为人虽然还称不上仁厚，但也还算得上是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李世民不同意房玄龄的评价，说：看来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大小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不相信他的大臣们。天下那么大，事情那么多，就算他有日理万机的本事，累垮了自己，也不可能把每件事情都做得妥帖的。我和他就不同。我是选择天下有本事的人，委任他们相应的职务，由他们拿出处理事务的方案，上报宰相审核，再由宰相报告给我就行了。对那些做对了有功的，就奖赏;对那些做得不对有过错的，就给予相应的处罚。如此，有谁还不尽心尽力地去办事呢?用这样的方法来治理天下，还怕天下不大治吗?他又对房玄龄说：你是身居宰相之职来帮助我处理天下大事的。从今以后，我下达的命令中有不对的，你一定要及时提出来，千万不可盲从于我啊!正是有了这样的君臣关系，才有了后人景仰的贞观之治!
房玄龄位高权重，但没有像后来的许多权臣那样头脑发烧，相反，他在宰相位子上呆得越久，就越谨小慎微。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准备让有功之臣世袭爵位，便加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更爵梁国公，目的就是想让房的子孙可以世袭刺史之职。这对于那些为自己谋罢又不遗余力为子孙谋的人说来，真的是天上掉馅饼了，但房玄龄马上请辞。他为此上表说：我已经身居相位，假若又封宋州刺史，这样就会使其他的大臣以为榜样而追名逐利惑乱朝政。因此，请罢去我的宋州刺史之职。唐太宗同意了房玄龄的请求，其他大臣见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得纷纷效仿辞去世袭爵位。唐太宗感叹不已，赞道：这都是房玄龄的功劳啊!贞观十三年，加房玄龄太子少师，他马上上表请求辞去仆射(宰相)之职，李世民没有同意。太子少师是太子的老师，太子准备对房玄龄行拜师礼。
房玄龄得到消息，慌忙躲到家里不敢接受。人们对房玄龄这种谦让的品德，无不赞叹。贞观十六年，房玄龄进拜司空，并仍总览朝政。这时，他已经和唐太宗成了亲家。他的姑娘嫁给了李世民的儿子韩王，二儿子房遗爱娶了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房玄龄和他的一家，可谓显贵至极。然房玄龄头脑还是十分清醒，谦恭的品德丝毫不减。他又一次上表请求辞去宰相之职。李世民回答他说：汉初的留侯张良和光武帝爱将窦融，他们都请求辞去爵位，因为他们是害怕满遭损。你向他们学习，精神可嘉。但我将国家大事委托于你已经很久了，国家一旦没有你这位良相，我就像失去了两只手一样。你只要身体还好，精神不衰，就不要再谦让了。唐太宗李世民和贞观贤相房玄龄，一个用人，一个用于人，然都卓尔不群，实在是值得后世的从政者们学习的。
如何评价唐朝名臣魏征？
唐太宗以虚怀纳谏著称于世，贞观一朝谏臣云集。说起贞观名臣，恐怕在“太宗纳谏、魏征进谏”的知名度下，人们多半会第一个想到魏征。魏征有胆有智，敢于犯颜直谏，面折廷诤。他曾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认为，为人主者，要虚纳纳谏，广泛吸取不同意见，这样才能下情上通，政治清明；而如果偏听偏信，只爱听入耳的话，不爱听反对的话，就会阻塞言路，造成政治昏暗。唐太宗曾说：用铜做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兴衰；用人做镜子，可以了解得失。他把魏征看做是了解自己得失的最好的一面镜子。
魏征出身于河北钜鹿下曲阳的一个官宦之家。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失去了往日的权势。家庭的不幸遭遇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更加激发了他攻读儒家经典，锐意进取的决心。他潜心研究历史、洞察社会现实，以等待时机大展宏图。唐太宗即位后，魏征几乎每天都要向太宗陈述时政，反映个人希望或建议。魏征是唐太宗的得力助手，他的直言敢谏，使唐太宗既敬佩，又感到有些为难。
公元626年7、8月间，魏征被提升为尚书右丞，兼任谏议大夫。后又署理左仆射职务，掌握唐朝中央行政大权。629年2月，魏征升任秘书监。秘书省和中书、门下、尚书省平行，是唐朝最高行政机关。长官名秘书监，从三品，领导著作局和太史局，可直接与宰相共同“参与朝政”。
魏征身任要职，时刻保持着清醒头脑，他从高度责任感出发，对太宗王朝出现的贪图安逸，进行毫不留情地直率批评。他多次和忠直的大臣一起谏止了唐太宗大兴土木，浪费民力的行为。
由于魏征越来越受到唐太宗的信任，就遭到了一些同僚的嫉妒，他们在唐太宗面前散布魏征的坏话，说他包庇自己的亲戚。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处此事；温彦博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仍然毫不讲理地向唐太宗报告说：“魏征作为国家的大臣，不能检点自己，避讳嫌疑，因而受到了别人的诽谤。他虽然并无私情，但也应受到责备。”唐太宗公然同意了温彦博的这个报告，并派温彦博向魏征提出警告。魏征对此当然很不满，第二天他就对唐太宗说：“我听说君臣一条心，这叫做一体。只有互相以诚相待，才能共同把国家治理好。如果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一味只考虑检点行为，避讳嫌疑，上下都这样，国家的兴衰也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并做了自我批评。
魏征的为人，坦白直爽，生活也较为节俭。他平素能够克制自己，同一般腐朽官僚有所不同，既不偏好声色犬马，也不喜欢铺张浪费。魏征死后，唐太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下令举行规模盛大的葬礼。魏征妻子裴氏辞谢说：“魏征平素节俭朴素，如今按一品朝官葬礼，物品仪仗都非常丰盛，恐怕不是他所愿意的。”太宗只好根据死者愿望，免去那些豪华场面和丰盛殉葬物品，只用白木车子、白布车帐送葬，由此可见魏征的为人了。
魏征“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魏征死后，太宗非常悲痛，想念不止，时常到凌烟阁去看魏征的画像，做诗追悼魏征。魏征之死，对唐朝是一个无可补救的损失。唐太宗慨叹地对臣僚说：“现在魏征去世，我少了一面镜子！”唐太宗把魏征当做一面镜子，这是唐太宗发自肺腑的赞美，说明魏征在太宗时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唐太宗和魏征之间，一个能开明纳谏，从善如流；一个能不顾个人安危，犯颜直谏，堪称君臣合作的典范。魏征之所以成为封建官吏的典范，留下千古绝唱，除有同封建统治有共同利益外，主要还有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优秀品质。
魏征
此温公书法所由始也 是什么意思
《资治通鉴》开卷〈周纪〉第一句写道：“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胡三省在这句话之后注释：”〔此温公书法所由始也。魏之先，毕公高后，与周同姓；其苗裔曰毕万，始封于魏，至魏舒，始为晋正卿；三世至斯。赵之先，造父后；至叔带，始自周适晋；至赵夙，始封于耿。至赵盾，始为晋正卿，六世至籍。韩之先，出于周武王，至韩武子事晋，封于韩原。至韩厥，为晋正卿；六世至虔。三家者，世为晋大夫，于周则陪臣也。周室既衰，晋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为伯。三卿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之为诸侯，是崇奖奸名犯分之臣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
温公指温彦博。温彦博（574年－637年），字大临，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唐朝宰相，北齐文林馆学士温君悠次子，礼部尚书温大雅之弟。
温彦博出身太原温氏，早年曾在隋朝担任文林郎、通直谒者，后为幽州司马，随罗艺归唐，历任幽州长史、中书舍人、中书侍郎、雍州治中、御史大夫，封西河郡公。630年（贞观四年），温彦博升任中书令，进封虞国公。636年（贞观十年），又升任尚书右仆射。637年（贞观十一年），温彦博病逝，追赠特进，谥号恭，陪葬昭陵。
温公书法指的是《虞恭公碑》碑刻。《虞恭公碑》又称《温公碑》、《温彦博碑》，是《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的简称，唐贞观十一(公元637)年刻，岑文本撰，欧阳询书。
碑文第一段写道：”昔者帝妫升历，九官奋其庸；有周诞命，六卿扬其职。国钧总於公相，赞乎二辅；极密归於台阁，成乎百官。淳雅推被于寀寮，勋庸特铭于锺鼎，是以功高魏赵，治比高傒，此炀帝载其盛德，建武嘉其卓操也。“其中”功高魏赵“中的”魏“和”赵“，就是资鉴通鉴中所说的魏斯、赵籍。
出门在外也不愁《虞恭公碑》又称《温公碑》、《温彦博碑》，是《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的简称，唐贞观十一(公元637)年刻，岑文本撰，欧阳询书。宋时碑石下半截断裂，又有牧童嬉戏，下截多漫泐，昭陵诸碑多如此。是故此碑名声虽隆，而习者稀。而宋拓最多者仅存上半截八百余字，后翁方纲洗石释文，罗振玉亦有同举，将凿损字释出，既补唐史缺漏，又可资参习，惜释文未能得观.欧阳询(557~641)，唐代著名书法家，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勃海县男。书法学二王，参以隶法，劲险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自成一体，世称“欧体”，对后世影响很大，与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并称为“楷书四大家”。他的书法在当时堪称一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焉。”楷书从隶书发展到唐初，成为一种成熟的书体，是以欧阳询的书艺为代表的。他的楷书体现出盛唐泱泱大国的风度，为李唐300年楷书中的龙头和执牛耳者。传世碑刻除《虞恭公碑》外，尚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皇甫诞碑》、《房彦谦碑》等；墨迹有《张翰帖》、《卜商帖》、《梦奠帖》等编有《艺文类聚》100卷。.....、
何谓“礼”？周作人先生讲：“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礼”。“礼”是使生活变得和乐而美妙的一部分，这样理解真好。司马光长篇大论辩析“名份”一说，我想也是为了使生活变得彬彬有礼。然其实，也就是夫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国君要像国君，臣下要像臣下，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这里面内涵无可推卸的职责与如寒来暑往般必不可少的秩序，并一定是说君父便高高在上，等级森严。不君不臣不父不子，其结果只能是人亡政息。我想，没有人愿意这样。当年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就用这八个字回答。齐景公深有感触地说：“对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粮食再多，我能吃到吗？”（《论语·颜渊》）周威烈王显然就不像人君，做事基本不着谱。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东周接下来的形势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完全褪为空壳。
宋神宗读出了司马光的这层用意，他在为《资治通鉴》作《序》时说：“（司马）光之志，以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造端立意之所由也。”而胡三省更直接，“此温公书法所由始也。”对司马光的这个开篇法门，评价甚高，总括为“温公书法”。
据我所知，史笔称“法”的共有三家，另二家一是“春秋笔法”，一是朱熹的“紫阳书法”。“温公书法”的大要，意在告诫天子，不可自坏规矩，否则上梁不正，下梁必歪。公元前377年，子思在卫国，看到卫侯满脑浆糊，胡乱出主意，而群臣却“和者如出一口”，子思就开骂：“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而近人之关注“礼”，我认为过偏地看到了“繁文缛节”，却没有看到“斑马线”，于是就乱骂一通，尤以鲁迅为代表，说礼教吃人。其实“礼”之大用在于秩序，《礼记·乐记》说“礼者天地之序也”。打个比方，交通而无秩序，成不成？人生在世，从古至今，有些东西是可变的，有些东西是不可变的。可变的是形式，不可变的是内在的规律。儒家说守孝三年，现在已不合时宜，可变，然孝道之心可变乎？
附：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国君要像国君，臣下要像臣下，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这里面内涵无可推卸的职责与如寒来暑往般必不可少的秩序，并一定是说君父便高高在上，等级森严。不君不臣不父不子，其结果只能是人亡政息。我想，没有人愿意这样。当年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就用这八个字回答。齐景公深有感触地说：“对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粮食再多，我能吃到吗？”（《论语·颜渊》）周威烈王显然就不像人君，做事基本不着谱。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东周接下来的形势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完全褪为空壳。
宋神宗读出了司马光的这层用意，他在为《资治通鉴》作《序》时说：“（司马）光之志，以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造端立意之所由也。”而胡三省更直接，“此温公书法所由始也。”对司马光的这个开篇法门，评价甚高，总括为“温公书法”。
据我所知，史笔称“法”的共有三家，另二家一是“春秋笔法”，一是朱熹的“紫阳书法”。“温公书法”的大要，意在告诫天子，不可自坏规矩，否则上梁不正，下梁必歪。公元前377年，子思在卫国，看到卫侯满脑浆糊，胡乱出主意，而群臣却“和者如出一口”，子思就开骂：“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而近人之关注“礼”，我认为过偏地看到了“繁文缛节”，却没有看到“斑马线”，于是就乱骂一通，尤以鲁迅为代表，说礼教吃人。其实“礼”之大用在于秩序，《礼记·乐记》说“礼者天地之序也”。打个比方，交通而无秩序，成不成？人生在世，从古至今，有些东西是可变的，有些东西是不可变的。可变的是形式，不可变的是内在的规律。儒家说守孝三年，现在已不合时宜，可变，然孝道之心可变乎？
附：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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