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震天下沦落到人人喊打，锦衣卫在明末为什么会衰落

明末崇祯危机，锦衣卫虽然有10万兵马却不去作战，就是由于崇祯皇帝姓错了人，而且那个时候官员自乱阵脚，锦衣卫根本就没有人进行统领。明朝的警卫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他们听命于皇权，为皇上秘密办事，在初期的时候主要负责侦查案件的工作，到后期他们的权力越来越膨胀，还负责监督文武百官日常的一举一动，导致后来很多人看到锦衣卫都非常的害怕，毕竟在锦衣卫的后面就是皇权。在崇祯危机的时候，锦衣卫还有10万左右的兵马，可是他们并没有出来作战，就是由于以上的几个原因，接下来就为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

明末崇祯危机十几万的锦衣卫之所以不去作战，就是由于崇祯信错了人。崇祯皇帝一生都非常的生性多疑，对用人这块把握的十分到位，可是对于锦衣卫的老大他却信错了人。那个时候锦衣卫的都督叫做洛养性，崇祯皇帝对这个人是非常依赖的，什么事情都叫他亲力亲为去做，但是后来证明这个人不可信，因为他背叛了崇祯皇帝，反而打开城门让敌人进来。
十几万的锦衣卫之所以不出来作战，就是由于官员自乱阵脚。当敌军打过来的时候，朝廷中的官员还在为自己的财产而担忧，他们根本没有做出任何科学的策划来抵御敌军，这个时候的锦衣卫他们也在为自己的前途而想办法，根本就没有把敌军进城当做一回事。
之所以十几万锦衣卫没有出来作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的锦衣卫无人统领。要是当时有一个人出来率领锦衣卫的话，他们可能参与战斗，可是当敌军打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好像无头苍蝇一样失去了战斗力。

明末时期的锦衣卫其实权力也变得不是那么大了。而且锦衣卫作为皇帝的近身仪仗部队，对于战争本来就不擅长。他们的特长是审讯，以及侦察。并不是崇祯帝不想要调他们去战场，而是当时明朝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无法阻挡明朝的灭亡了。所以有的锦衣卫逃走，有的投降了，仅仅只有少部分选择了守城，直至身死。这也是明朝的一种悲哀。

正所谓树倒猢狲散，所以说明朝衰亡，锦衣卫自然也不会选择为国牺牲。当时锦衣卫的指挥使是是骆养性。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队围城的时候，他自己躲在家里瑟瑟发抖，门都不敢出，更别说指望他带领手下前去守城了。后来骆养性被起义军抓住，关进大牢。在清军打入京城之后，骆养性马上率领了大量的属下一齐投靠清朝。

诺大的锦衣卫仅仅只有一个李若琏带领了少部分的人，一直坚守在崇文门，最终奈何起义军人数众多，城内防守不足，导致坚守不住，起义军入城之后，李若连也是选择自杀身亡，为国捐躯。而更多的锦衣卫选择的是投降，或者逃跑。

在明朝灭亡之后，诺大的锦衣卫也是分离散开。有一些官衔较大的被李自成杀死，因为贪赃。还有一些突破重围逃亡南京，拥立之后的南明朝廷，当然大部分的锦衣卫还是投靠了清朝，但是权力不再，仅仅只是皇帝的仪仗队。并且后来改名銮仪卫，锦衣卫就湮灭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之中。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谢谢。

在很多有关明朝的影视作品当中，我们经常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个叫锦衣卫的机构。这些锦衣卫，往往都武功高强，效忠朝廷和皇帝，可以说是皇帝最得力的爪牙，让人感到恐惧。

但实际上，正史上真正的锦衣卫，其实和影视作品里展现的形象大相径庭。锦衣卫确实是可以帮皇帝搜集情报，也可以抓人。但大家如果以为这就是锦衣卫的全部职责，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锦衣卫，明朝官署。明朝专有军政搜集情报机构，前身是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所以最初的锦衣卫，其实是一个管皇帝仪仗的部门。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改设锦衣卫。因为朱元璋好猜疑，手底下需要一个直属的打探天下情报的机构。所以从这时候开始，锦衣卫才有了后来的那些职能。

锦衣卫原本是军事制度，京城的禁卫军所管辖的地方有四十八处，后来朱元璋改革了这些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这其中最重要的就要属“锦衣卫”了。锦衣卫的首领是有皇帝亲信的武将担任，基本不会任用太监担任。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朱元璋设置锦衣卫，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孙，想为自己的儿孙在以后的江山历程中披荆斩棘，保证自己死后能安心。有目的的就直接斩杀，无论对方犯法与否，也无论对方有理由与否。锦衣卫有自己的监狱，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只要你进去了，就不存在什么奇迹。

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不受任何其他官员管制，相反他们倒是可以斩杀或者管制除皇帝外的任何官员。可能也是因为朱元璋的出身，所以他对于皇权的维护欲望，是其他帝王不能比拟的强烈。而朱棣也是靠武力夺去了侄儿的江山，所以也是很好的继承了父亲的这个特点。所以在朱元璋和朱棣在位的时候，像锦衣卫这种特务机构的权力就显得特别大。

传说有一次明朝的开国重臣宋濂，就曾经遭遇过锦衣卫的威胁。这个宋濂的为人可以说是忠厚老实，年纪虽然大了点，但是办事绝对是很稳当的，很让皇帝满意。

有一天宋濂下了朝回家，因为总是早起上朝，过于劳累，年纪大了身体就有些吃力，于是赋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遂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

其实宋濂也是在家闲着没事发发牢骚，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得到田园享乐，睡到饭熟的时候起床。结果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朱元璋见到了宋濂来了一句：昨天的诗做的不过啊，但是我可没有嫌你迟啊，还是改成“忧”吧。结果给宋濂吓得赶忙拜倒谢罪。

当朝一代宰相只不过是在家随口感叹一下，发发牢骚，结果第二天就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这不仅仅说明锦衣卫的势力大，更可见锦衣卫的势力多么的可怕。

锦衣卫内的最高官职，名为指挥使，这是一个正三品的官职。这个官职的品秩，其实已经相当高了。要知道，明朝的一品官员基本上都是虚衔，就连权力极大的六部尚书，也不过只是正二品而已。而锦衣卫的历代指挥使，在明朝的历史上，也都曾是很关键的人物。

比如朱棣在位的时候，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就是朱棣最为得力的助手。他曾接受朱棣暗示，将《永乐大典》的编撰者解缙，放在雪地里活活冻死。再比如明嘉靖年间的指挥使陆炳，更是被嘉靖皇帝极为信赖，官更是做到了正一品，是整个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以三公兼三孤的官员。

不过，到了明朝中后期以后，随着锦衣卫的越发强大，皇帝也开始逐渐不信任锦衣卫了。于是后来的皇帝，又逐渐建立了东厂和西厂，让自己身边信任的太监，负责昔日锦衣卫的工作，并且监督锦衣卫。后来的锦衣卫，干脆就成了东厂的附属品，也就渐渐衰落下去了。

锦衣卫产生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并贯穿于明朝发展始终。长久以来，人们谈起锦衣卫，总将其视为明朝历史“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更有“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的说法，这实是对锦衣卫的误解。锦衣卫作为维护皇权的重要工具，虽然在许多方面有着令人谈之色变的印象，但历史并非黑白分明，需要带着“同情的理解”去看待这一明朝政治制度中的特殊角色。

锦衣卫的权责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定位。明英宗于1458年发布的这道圣旨做了比较完整总结：

“锦衣卫系是近侍衙门，当驾上直，环侍殿廷，御侮防奸，所系甚重。”

锦衣卫从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保护皇权的使命。《明史》记载：

“凡朝会、巡幸，则具卤薄仪仗，率大将军（共一千五百七员）等侍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朝曰、夕月、耕藉、视栖，则服飞鱼服，配绣春刀，侍左右”。

这些都围绕皇帝的近身任务，它们由锦衣卫负责执行。因此，说明朝前期的锦衣卫主要是一个近侍军事机构，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且其军事机构的性质也是锦衣卫被后世诟病的重要原因。然而，明世宗即位不久，言官严厉抨击锦衣卫滥用“进悻之人”，一批宦官党羽被罢黜。此后，锦衣卫堂官、镇抚司官经兵部推举的大都颇具司法才能。嘉靖中叶以后，锦衣卫官员均需经考试选拔，考试内容大抵是考察候选人对临民理政的认识和审案的能力。嘉靖二十一年，朝廷就出台了锦衣卫官选任的考试政策：

“本司系诏狱理刑之官，有缺，行该卫掌印官，先于本卫各千户内，从公推选考试，送兵部，再加询访考试，于内简拔二员，疏名上请定夺。”

此后，许多来自士大夫家族，与其说是武官，毋宁说是法吏，其司法素养不一定逊于三法司文官。可见，锦衣卫武人中也逐渐出现了“文士化”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儒家“慎刑”思想也能得到他们的认同，从而在治安司法活动中发挥相对积极的作用。在明中后期的多起冤案、党狱中，许多卫官不仅没有充当“猎犬”和“屠夫”，反而同情、保护受难者。比如，英宗时期，治理掌管锦衣卫的指挥使佥事刘勉和指挥使徐恭两人居职时，办事能谨慎守法，遵循朝章国典，不行非法之事，故时人对他们有“文无害”之称。据《罪惟录》志载：

“正统中，初指挥使徐恭及佥事刘勉咸无害。”

万历以后，兵部更是可以名正言顺第推举文臣子孙出任锦衣卫堂官、镇抚司等职。如万历十一年前后的掌印、提督西司房、街道房分别是刘守有、杨俊卿、孙如津，三长官皆被文臣子孙包揽。文臣子孙掌握锦衣卫事务，显然的得益于考试政策的实行和兵部等文官的支持，也符合锦衣卫主要职务对管事官素质的内在要求。锦衣卫的选任方式由皇帝亲自选拔发展为由考试和兵部推选，人选来源从以缉捕官校转变为文臣子孙最优，这反映了其军事机构的性质在潜移默化中逐渐蜕变，呈现出文职化的趋势。

以往许多人认为锦衣卫受宦官控制，或认为其不受兵部管理。但从堂官、镇抚司官的选任方式和人选来源看，宦官势力在多数时期并不能控制锦衣卫，反而兵部等文官对锦衣卫既有直接管理，也有间接干预；实行考试制度更是将选拔文官的方式移植到了锦衣卫，从而使文臣子孙掌握锦衣卫事务，其他武人也要读书习儒。此间种种，也最终让锦衣卫真正地有了“文治”的功能，从而消除了军事机构的职能。

锦衣卫在洪武后期、永乐年间及英宗复辟前后活动频繁，充当了皇权的爪牙，后人视之为特务机构，也在情理之中。此时的锦衣卫在皇帝的授意下，可以对任何人进行侦查和逮捕。但锦衣卫此类缉访“奸宄”，在不同时期也不尽一致。

洪武、永乐年间及英宗复辟前后，以监视臣民“谋反”和官吏不法行为较为突出，活动范围也不限于京师。这应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一系列重大事变有关。比如，1452年，明廷命掌卫事毕旺缉访“谋逆反叛，妖言惑众，窥伺朝廷事情，交通王府、外夷，窝藏奸盗，及各仓场库务虚买实收，关单官吏受财卖法”等事，都是危害皇权、官府以及官吏不法的行为。但后来，缉访对象和地域范围发生明显变化。例如，成化十三年，大学士商辂等就上奏谏言：

“旧设行事人员，专一缉访谋反、妖言、强盗、人命及盗仓库钱粮等大事。”

强盗、杀人等一般犯罪已是缉访对象。据正德《大明会典》记载，锦衣卫东司房活动的范围至迟在弘治时已被限定在“京城内外”。1521年，世宗即位后又下旨重申：

“今后缉事官校只著遵照原来敕书，于京城内外查访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其余军民词讼及在外事情，俱不干预。”

更要重的是，成化以后，缉访“谋反”、“不轨”依然是东司房的重要任务。但总体而言，这类案件少于强盗、人命等案。只不过谋逆大案及官员的逮捕处置往往被载入史册，显得比较突出，这属于“幸存者偏差”。而且在日常运作中，因缉访官吏不法行为的难度大、风险高，官校往往“舍难从易……止以捕盗贼、诘奸细为急，而不以察冤滥、去贪暴为心”。

更值得注意的是，成化以后锦衣卫官员的侍卫职权最紧要的部分移交给了勋戚。大汉将军、勋卫、通事、军匠等人员虽然寄禄安置于锦衣卫，但其从事各自职役则由勋戚、礼部、内廷监局等统管；东司房缉访重心转移，提督西司房、街道房，北镇抚司等官职相继设立，独立运作；各类校尉人数增减调配，活动范围集中于京师地区，官员素质侧重司法才能。这些变化显示了明廷对锦衣卫主要职权的调整，也反映了统治者既要维持集中管理之便，又不欲某一职官独掌过多、过大权力的理念。

因此，不能将锦衣卫的职权和性质视作一成不变，更不宜将所有锦衣卫人员涉及的事务都视作该衙门的职权，尽管有的还占多数。明中后期锦衣卫最重要的职权是缉捕谳狱及城市管理，其性质更接近于治安司法机构。

除受时代环境影响外，将锦衣卫视作特务机构，是因其常用秘密侦缉的方式办案，更是受限于《明史》等史志书写的片面性，以为其监视抓捕的主要是“谋反”臣民和不法官吏，如吴晗说：

“最主要的还是侦察‘不轨妖言’。”

随着更多史料的发掘利用，可以发现这一认识与史实有较大差距。明中后期的锦衣卫既打击危害皇权、触怒权贵的官吏士民，也处理一般犯罪案件，且以后者居多。例如，崇祯三年一件题本中，掌卫官刘侨类奏崇祯元年、二年间东司房缉获“京城内外”案件29起，逮捕131人，其中强盗10起（内有大伙强盗2起）、人命5起、伪造印信5起、侵没官银3起、越狱3起、奸细2起、其他违法1起。

这反映了东司房日常缉访的主要是京师地区各类危害皇权、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犯罪案件，而不只是监察臣民“谋逆”及官吏不法行为。现存崇祯五年正月至三月和十三年十一月的锦衣卫题本档37件，有19件是掌卫官向皇帝汇报案情，包括强盗、杀人和官吏贪赃、钻营、渎职等。此外，掌卫官常与三法司会鞫罪囚。要言之，锦衣卫最高首脑的主要职责就是缉捕谳狱。

当然，明代的北京城人口众多，又毗邻边境，治安环境非常严峻，特别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化愈加剧烈，各类犯罪案件此起彼伏。锦衣卫缉获的杀人、抢劫、诈骗、偷盗、伪造官印、贿赂钻营、贪污渎职等案件，无疑都是严重破坏国家和社会秩序的行为。比如，在皇帝密令之下，锦衣卫官员对相关人员进行缉拿，在缉拿过程中暴行不断，而被捕之人“家资一空”。1496年，大臣徐珪更是上奏说：

“臣在刑部三年，见鞠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缉获。有校尉诬陷者，有称校尉为人报仇者，有称校尉受首恶赃擅而以为从，令傍人抵罪者。邢官洞见其情，无敢擅改一字。”

尽管锦衣卫在侦缉方式和对象上始终保留着一定的特务色彩，在某些时期还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从整体和主流而言，其对京师社会安定、明朝统治稳固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维护京师安定，锦衣卫在“京城缉捕凶徒，通州张家湾一路缉捕奸盗、京城内外修理街道疏通沟渠等”。正德《大明会典》载：

“凡京城内外修理街道、疏通沟渠，本卫指挥一员，奉旨专管，领属官三员、旗校五十名。”

此即锦衣卫提督街道房，这一职务在锦衣卫堂官中位居第三，其主要职掌是修理街道和疏通沟渠。明中叶以后奢靡之风日盛，官僚权贵营建宅院对北京城市设施多有破坏。如弘治时期时有勋戚之家：

“大兴土木，多市民居，或隙地取土，长或二三十丈，深或及泉，已而复据附近街巷，起土塞坑，致地见形高下，沟渠壅塞”。

原本五城兵马司就有管理城市的职能，但兵马司职卑官小，只有锦衣卫堂官稍能弹压这些官贵之家。同时，京城居民污秽的处理关系重大，也有必要委派执行力较强的机构专门负责。崇祯时一件兵部题本反映，街道房还“行查失火、人命、聚赌、间架等项”“不无侵越行事”。明末小说《梼杌闲评》中描写了锦衣卫街道房救火的场景，就可以证明。所以，明朝利用锦衣卫在全国实施特务统治的说法，也不尽符合史实。

总而言之，锦衣卫不仅不是明朝历史“黑暗”、“专制”的代名词，而且其从近侍军事机构向文职治安司法机构演化的过程，正是明朝的统治从洪武、永乐时期的严肃冷酷走向正常发展轨道、以“文治”实现长治的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