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男性文化的特点及时代反思

特点：相对稳定性、鲜明民族性、传承性（还可以加上时代性）
影响：传统文化如果能顺应社会生活的变迁，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就能对社会和人的发展起积极作用。反之，如果一成不变，也会阻碍社会进步、妨碍人的发展，起消极作用。

现代汉语词典对“男人”有两种解读，一是生理上的，指具有雄性荷尔蒙，xy染色体的性别特征的男子，我们称之为男人，民间习俗也有将“男人”作为“丈夫”的代名词；一是文化上的，指具有阳刚气概，义勇当先，具备责任和担当意识的成年男子，民间习惯称之为“男子汉”，忠义节烈、品格优秀者，民间推崇他们为“大丈夫”。

历史上也有一群特殊的群体，早期生理上也具备男性的各种特征，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男根被阉割了，史书上将其称为“太监”。这是历史的悲剧，他们也是身不由己，对此我表示深深地同情。

可是，还有一群更为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没有生活上的压迫，也没有威权上的强逼，却要主动自愿地在人格上，道德上，精神上进行自我阉割，数典忘祖，背信弃义，卑躬屈膝，卖主求荣，这类人我们称之为“汉奸、内奸、小人”。这类人毫无廉耻，没有脊梁，不知自尊、自爱、自重，恰恰是文化解读“男人”一词的最佳反面教材。

中国的汉字具有表意的功能，每个汉字的背后都有其深邃的通乎于天地宇宙的涵义。《说文》中解释道：“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用力於田也”。《白虎通》中：“男，任也。任，功业也”。《易·系辞》云：“乾道成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从字形上看，男，上田下力，阳刚的男性是力气的象征，在男女分工中承担的是比较粗重的生产劳动；而“女”字则表达的是一种柔美的气质，温良谦恭的型态。从这两个字的造字，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男女间的阴阳刚柔之别。

所以“男人”天生就带有一股力量和气魄，带有一种责任和担当的文化内涵：为人子者应孝敬父母，为人夫者应爱护妻子，为人父者应教育子女，为人友者应真诚坦荡，为人臣下者应忠诚敬业，为人同盟者应信义相守，为国家公民者，应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不受骚扰和侵犯，为华夏子孙者，应坚决捍卫民族尊严不被亵渎和冒犯。这些都是作为一个“男人”所必须要具有的责任和主动担当。

古往今来，多少好男儿铮铮铁骨，立身刚正，勇于担当。和平时代，尽到一个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为家庭撑起一片天。当国家和民族有危难，挺身而出，移孝作忠，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留下了一首首血气喷涌、壮志昂扬的英雄赞歌。

西汉名将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唐朝开国宰相房玄龄：“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

北宋名相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男儿堕地志四方，裹尸以革固其常。”

南宋爱国将领岳飞：“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

明代抗倭将领戚继光：“男儿铁石志，总是报国心。”

明代名臣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明末遗民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近代义士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一首首，一篇篇，直书男儿真性情。正如郑板桥诗云：“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抒血性为文章”。热血男儿，情到深处，吟诗下泪，金戈铁马，淋漓痛快处方显男儿本色。

正如孟子所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真正的男人应该是胸怀天下，坚强勇敢，坦荡正直，忠诚信义，大气浩然，具有使命感，勇于担当，乐于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人。

三国名将关羽正是因为深具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风范，而被后人称为与孔子的“文圣人”齐名的“武圣人”。

清代一幅庙联，道尽了他崇高的历史文化地位：“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

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中云：“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醐恩之谊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心则赵忭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

纵观关羽的一生，确实无愧“男子汉、大丈夫”的文化内涵。

关羽少年时即胸怀大志，又事亲至孝，勤勉好学，喜读《左氏春秋》，爱不释手，故对义理之分，忠奸之辨了然于胸。二十岁时，辞别双亲说：“儿已有后，足奉祖祢，今汉室将尽，宵小盈庭，谁为扶红日、照人心者？”遂诣郡守，上陈时事，不果。归旅店，闻邻人哭极哀，叩之曰：韩守义也，遭郡豪吕熊荼毒。吕党连七姓，上通朝中权贵，下结当地豪族，倚势凌人。……关羽闻之，义愤填膺，命韩守义导至七姓所在，悉斩之，因而逃难江湖。

数年后，行至涿郡，遇刘备及张飞，三人志同道合，于是桃园结义，定下“匡扶汉室”的宏伟志向，誓言云：“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关羽追随刘备，忠心耿耿，不避艰险。曹操东征，下邳城破，刘备妻小被俘。关羽不顾惜名节受辱，土山约三事，得到应允，方才入了曹营。曹操久慕关羽义名，对之礼遇有加，上马金下马银，都难以留住关羽忠于刘备之心。关羽对前来说情的好友张辽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等到曹操白马坡被围，关羽策马刺颜良於万众之中，斩其首还，袁绍诸将无人能当，遂解白马围。曹操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此时，关羽得知刘备之所在，挂印封金，拜书告辞，投奔刘备而去。来的清楚，去的明白，坦坦荡荡，磊落光明。

关羽与刘备、张飞一起南征北战，功勋卓著，战绩彪炳，终于建立蜀汉政权。被同时代人称为“勇而有义，万人之敌，国士之风”。关羽镇守荆州时，政通人和，恩信大行，城防稳固。北伐襄樊时，谋略得当，攻守兼备，水淹七军，威震华夏。

不料，孙权、吕蒙背盟弃义，偷袭荆州，糜芳、傅士仁卖主求荣，献城投降，关羽功亏一篑，无奈退走麦城。孙权派人劝降，关羽厉声呵斥道：“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殒，名可垂于竹帛也。”

关羽虽然壮志未酬，但其戎马一生中所表现出来的忠、义、信、勇、侠等男子气概，成为后世人景仰的英雄典范，关羽的人格操守也作为为人处世的道德标杆和价值准则，被后世民众所认可、推崇和传承。

经过1800多年的神化、圣化、美化的过程，关公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精神符号，被称为中华传统道德范畴的“义”的化身，成为一种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

关公文化囊括了男人所应具备的责任和担当意识的全部文化内涵，包括对国家以忠诚，对父母以孝顺，对妻儿以爱护，对朋友以情义，对做人以正直，对处事以诚信，对交往以坦荡，对社会以侠义，对民族复兴以自强不息等。

北宋思想家张载在《近思录拾遗》中说，真正的男人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男人的责任与担当，也是男人的志气和方向。

人道重于天道
早在春秋时期，子产就说过：“天道远，人道迩。”虽然从文化渊源上看，道家重天道；儒家重人道，但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还是以人为中心的。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以造就君子人格、大同世界为己任，即使讲“天人合一”也是把人的道德观念、价值原则赋予天道，然后讲“天意难违”、“奉天承运”，完全把天道当作论证人道，说明人道的手段和工具。其理论的伦理道德特征充斥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乐以成德、文以载道，以个人的道德完成与人际关系的普遍圆满为最高最后的追求，所表现出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以至于唐代类书《文艺类聚》中所录四十六个“部”中，以自然为主题的只有天、地、山、水、木、兽、鸟等十六部，其余都是关于人和人的创造物的内容。与西方百科全书贯穿始终“以自然本身来说明自然” 的哲学观点相比，中国文化对天道自然可谓漠然置之。
中国文化中的这种人道重于天道的倾向与以儒家伦理学说为主体的理论价值取向直接相关。儒家要通过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道德品质的培养，造就出“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从而构建起一个等级分明、上下有序、各安其份的大同世界。这既是儒家理想的出发点，也是其追求的最终目标。因此，对于此外的事情，包括对于天道自然之规律的探求与关心，都是不屑一顾的。朱子曾说：“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正是这种轻视自然、宇宙规律的文化倾向妨碍了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一切学术文化都可以被看作是儒家伦理的外围和边缘。
追求稳定实际
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传统节日起源于宗教不同，中国的传统节日绝大多数来源于农事。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的物质基础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几千年来，中国劳动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世代从事农业生产，“重农”观念由来已久，深得人心。《周易》曰：“不耕获，未富也”。商鞅更是把“尚农”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制定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从而在经济上保障了秦国统一大业的顺利实施。之后的历朝历代也多将“重农”政策放于首位。
在这种浓厚的“重农”氛围中，几千年近乎凝滞不变的生态铸就了中国人注重实际稳定的文化心态，培养起了一种朴实厚重的“实用——经验理性”，一种务实的精神取向。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中国文化为“农耕文化”。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种对农业生活经验的朴素总结已经内化为民族的思维定势和牢固心态，甚至深深的感染了文化精英们，“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成为中国贤哲们一向标榜与倡导的生活态度与精神作风。
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古代中国，也因此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社会心态。农民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形成了安土重迁、好常恶变的文化心态。与这种求稳定的心态相适应，中国文化把长久以至永恒当作价值判断的重要尺度，《周易》讲“可大可久之”，《中庸》讲“悠久成物”，《老子》讲“天长地久”，都是这种观念的典型表述，于是政治上追求“长治久安”、用品上追求“经久耐用”、宗教上追求“长生不老”、种族上追求“绵延永续”等等，强调了中国文化中追求稳定实际的特征。
与“求稳定”意识紧密联系的是对“变易”观念的独特阐释。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受到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再到播种这一循环模式及四时、四季周而复始现象的启发，对“生生之谓易”的变易观念加入了“循环论”，形成包含恒久不变的独特“循环变易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行相克”就代表了这种包含“不变”的变易观的哲学表征。表现在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就是“物极必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思想与社会改革，无论是孔子的“克己复礼”，还是王安石的新政；无论是韩愈的古文运动，还是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无不高扬“复古”的旗帜。这不仅仅是借“托古”之名，而更多地蕴含着“循环变易”的理念内涵。
重视整体协同
中国的社会构成是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社区，由社区而国家，形成并保持了一种“国家一体”的格局，宗法关系深深的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文化的各个角度。在宗族内，每个人都不被看作独立的个体，而是被重重包围在宗法血缘的群体里。因此，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只是自己的特定角色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宗族的、对于整体的，从而自然的引申为对于种族的、对于社会的、对于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就很容易在“人道亲亲”的基础上引申出关于社会、国家的所谓合理秩序。在这种秩序上，个人被置于从属的、被支配的地位。个人的一切服从于整体，这样才能把整个社会整合起来，统一起来。于是，在政治领域，倡言大同理想；在社会领域，强调个人、家庭与国家不可分，倡导“保家卫国”；在文化领域，提倡“持中贵和”；在军事领域，确定“统筹全局”的基本战略；在伦理领域，标榜“舍小家为大家”，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而维护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华民族集体至上的思维定式与共同心理特征。这种可以被称为“宗法集体主义”的观念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实是功不可没。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的个性自由发展，有时候更会成为统治阶级强迫人民做出无谓牺牲的借口。
而将“重整体”的观念落到实践上就需要做到“协同”。要使庞大复杂的社会，无数心性相异的个人，凝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贯彻一种整体的秩序，就必须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等方面使人们普遍互相认同，具备高度协同的道德与精神素质，并使之外化为具体的协调性行为。作为中国文化之主体的儒家思想，从精神文化方面满足了这种需求。孔子曰：“和为贵”。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礼记》更是讲：“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一个“和”字，其实包摄了推己及人之忠恕之道、和而不同的君子风范、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民胞物与的豁达胸襟、天下一家的深厚情怀。这一个“和”字实在是中国文化协同思想的灵魂与核心。
重于道轻于器
老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无常而无不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将世界分为“道”、“器”两部分，充分强调“道”在宇宙人生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孔子所讲“朝闻道，夕死可矣。”中的“道”指伦理政治的“仁义之道”，与道家作为宇宙规律体系的“道”虽有区别，但其仍然属于“形而上者”即精神范畴，仍然处于安身胜立命、把握世界本质的首要地位。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这种重精神、轻物质的倾向十分突出。
这种“重道轻器”的思想，除了表现在天人关系上的“重人道轻天道”之外，还表现在义与利、名与身、主体与客体关系等方面。
义利关系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讲：“舍生而取义者也。”把义看的高于生命，更高于世俗的物质利益，充分体现了占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地位的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宋明理学所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是将重义轻利的文化观念推向极致。
重名轻身，是“重道轻器”的又一表现。中国文化执着于对善的追求与体认，以名声、荣誉的完美，为人称道为最大满足，以好声望、好名声作为立身处世之本，“人无信不立”成为千古不变的道德信条。“名”是一个人德性的表现，是社会群体对他的价值评定与肯定，自然不能等闲视之。理学家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正是这种重名轻身观念的最好注脚。
“重道轻器”的文化倾向反映在主客体关系上，便是重视主体的道德修养而忽视对客体的讨论与分析。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将时刻反身内求、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作为求学与研究的唯一目标。这种反身而成之类的劝导，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绝于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直到近代，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后，还有一些人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器物蔑称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这样就造成了近代中国一边挨打，一边自欺欺人的尴尬局面

第一，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中心
第二，就是“格、致、正、诚、修、齐、治、平”。意思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
第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就是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除了这个提法外，古人还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说法，意思都差不多。

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突出的人文倾向
整体的和谐统一
永恒的伦理道德
不息的奋斗精神
浓厚的忧患意识
求稳的务实态度
辨证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
儒家文化精神
道家文化精神
宗教文化精神
制度文化精神
审美文化精神
符号文化精神
科技文化精神
习俗文化精神

败家之道以孝为先！孝二十有四啊！就是二十四孝了啊！

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和为贵

历史悠久

　　中国 传统 文化 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当然传统文化也有一些基本的特征。下面是由我分享的传统文化的特征，希望对你有用。

　　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她所蕴含的 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她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她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特征是其支配地位长期被儒家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占据着。上至华夏的原始民族，下至近代社会，上下五千年，儒家伦理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而且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除此以外，我们还能从以下几方面特征加以认识：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产物。是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各族人民的智慧，共同创造的，这一特定区域特定人类圈的社会精神形态，具有强烈的民族性。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历时五千年形成的一个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从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到心理倾向，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十分丰富，具有内容的完整性。

　　第三，作为文化传统，世世代代传播延续下去，还将继续传承下去，无论是自然传承，还是选择传承，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不停止。 教育 的传承属于选择传承，即把优秀部分传承下去。因此，它具有永久的传承性。

　　第四，传统文化属于旧的时代，受着时代的局限，总是一分为二的，其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养料与毒素同在。对教育有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也有负面的消极的效应，具有影响的双重性。
　　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典型的伦理型特征

　　中国古代社会长达数千年，其社会结构模式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宗法专制社会。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种文化表现形态中，传统伦理思想处于中心地位，起着支配作用。

　　第一，强调知行统一，知识与道德统一

　　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其核心就是伦理道德学说，其宇宙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其哲学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看来，人伦效法自然。他把自然人格化了，伦理化了，人的价值以伦理原则为尺度。从认识论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知行统一，认识与道德统一，认识的目的是在于觉悟，在于行德。《白虎通义》称：“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所谓觉悟，就是打开心灵的混沌，焕发德行的潜力。以德行觉悟为认识的主要目标，既是中国文化伦理型性格的表现，又助长了它的伦理化走向。因此，中国文化认识外在客观事物，即使是自然界，也把它与人伦道德搅在一起，而不把它当作独立的认识对象。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可以称作“德性文化”。在这种“求善”的德性文化模式制约下，中国的“治道”要津不在“法”冶，而在“人”治，而“人”治又特别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以身训人是之谓教，以身率人是之谓化”，尊者、长者尤其要讲究以表率服人。所谓“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这一思想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人治先于法治，身教重于言教，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第二，以惩恶扬善为宗旨，强调教化作用

　　中国文化十分强调“惩恶扬善”和教化作用。如中国古代文学历来就强调“文以载道”，十分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提倡美与善相结合。宋代理学家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用)，徒锦也，况虚车乎?”(《通书•文辞》，《周元公集》)，并不承认文学在传播政治伦理学说外，还自有独立的价值。唐代诗人杜甫也说：“ 文章 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诗》)，因文章主要是载道的而不敢以文章写得好而自尊自傲。在绘画艺术中，画家着力表现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川日月、天地万物，不是为了表现它们自身的美，而是因为从它们的生命节律和形式可以联想到人类社会的运行节律和形式，体悟到伦理道德和思想感情。正如墨竹画家文灏说：“竹如我，我如竹。”他之所以醉心于绘画“心虚异众草，节劲逾万木”的竹子，就是要用竹来颂扬谦逊的品格。坚贞的气节，借以砥励自己的品格。写物是为了写人，以颂扬人伦道德、节操。在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中，自然都成了有性格、有感情的，“一切景语皆情语”，情景交融的作品方为上乘之作。中国的文学与艺术浸透了人伦道德的观念，成为劝善的工具，教化的载体。就是史学，也不以存史为主要目的，而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孔子作《春秋》，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写历史是服从和服务于伦理的需要。中国古代教育也是把伦理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把学习文化知识放在第二位。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孟子也明确指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明人伦”，“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总之，中国古代文化，无论文学艺术，还是史学、教育都以“惩恶扬善”的教化为目的，渗透了伦理道德观念。

　　第三，强调“忠、孝”，充满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特别重视宣传“忠”、“孝”观念。宗法专制的中国古代社会把天下(国家)视为一个大家庭，封建国家的政体就是按照父权家长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君主是全国的“严父”。诚如黑格尔所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百姓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所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提倡“以孝治天下”。他们认为：“其为人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在他们看来，在家孝顺父母，出外就能忠于君王，就不会犯上作乱，天下也就太平了。中国古代政治从来就没有完善而独立的法律制度，而是以德代政，以道德说教来代替法制制度的实施。此外，中国古代文化充满人文精神，具有非宗教性品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事、人伦摆在首要地位，而不是宗教。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由于中国文化充满人文精神，重人伦，讲究“忠”、“孝”、“仁”、“义”，所以，造就了历史上众多的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志士仁人。由于中国文化的强烈的人文精神，才有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才有数千年辉煌昌盛的文明。但是以孝亲、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意识，也是残害人民的精神枷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糟粕，也严重地阻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

　　二、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但有四大文明古国，也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化体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构成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很多方面，但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就世界范围而论，中国古代文化虽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却不是最早的。但在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文明与文化中，唯有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有最顽强的生命延续力。这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发展至今的一种文化类型。

　　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民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因亚历山大大帝国占领而希腊化、恺撒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中绝并沉睡千年。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从未发生。文化学界将七个古代文化——埃及文化、苏美尔文化、密诺斯文化、玛雅文化、哈拉巴文化、中国文化——称为人类原生形态的“母文化”。而在它们之中，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化虽未受到远自欧洲、西亚、南亚而来的威胁，但也屡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如春秋以前的“南夷”与“北狄”入侵，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连南下，直至明末满族入关。这些勇猛剽悍的游牧民族虽然在军事上大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同化。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或飞跃。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与中断，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进步。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鲜养料，如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边疆地区的物产、技艺等，从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万里长江，是由无数高山上的涓涓细流，汇合成奔腾的大河，一直向前发展，从不中断，直到汇入大海。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中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汇入综合了我国各民族的智慧，形成了独特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体系，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伟大奇观。

　　第二，表现出非凡的包容会通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从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总是能以非凡的包容和会通精神来丰富和完善自己。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精神首先表现在对诸家学说采取兼容并蓄的学术主张。中国古代思想家虽各有所尊，但又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把这当-想象 作文 化发展的理想境界。所以，春秋战国时虽百家争鸣，互相驳难，但也互相吸收。如吕不韦就主张统揽百家，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上。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佛)、道三者得以长期并存，更是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包容会通精神。所以，在中国古代，儒、释(佛)道三者的神可以并祀于一堂，在《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中更是可以见到三者合一的许多具体描写。唐太宗在《大秦景教碑》序文里，甚至表达了任何宗教都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思想。事实上，古代中国除了儒、道、佛三家并存外，甚至还以宽厚的心态接受了____、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

　　正是这种包容会通精神，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这种融合力使得中国文化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善于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中华各民族文化，例如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羝、羌、契丹、辽、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汇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他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 经验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三、突出的地域性和多样性

　　第一，中国文化因地理环境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样性。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早在两干多年前，其版图便“东渐于海，西被干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中国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政治水准也参差不齐。因此，中国文化自其发生期，即因环境的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到晚周，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大体成形：从大的文化类型来分有在湿润的东部发展起来的农耕文与在干燥的西部发展起来的游牧文化;从不同地域细分：东临沧海有齐鲁文化;“四塞之地”有秦文化;地居中原有晋文化;荆楚大地有楚文化;而同在长江流域而分处上游、中游、下游分别有巴蜀文化、楚文化与吴越文化;这些文化因地域不同而各有特色。

　　在中国文化史上，由于人文地理之异，以至于文化思潮也庞杂多歧：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各地区学术研究有自己传统的研究领域，反映出文化思潮的连续性和地区间的相对独立性，而且在同一领域中，由于地区间的差别而形成不同的派别。如清代江苏、安徽学者皆以治经为主，浙江学者擅长治史。在宋代文坛上，形成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以徐照、徐巩、赵师秀、翁卷为代表的永嘉派;明末形成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以袁宏道、袁宗都、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清代则有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以方苞、刘大栅、姚和为首的桐城派，以浑敬为首的阳湖派，以张惠言为首的吴派。这些派别均因地域得名，反映了地域性的文化分野。

　　第二，中国文化由于在地理位置特殊的半封闭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而具有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人文内涵

　　中华民族生息在东亚大陆上，东面是茫茫大海，西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广大沙漠，西南面是高耸入云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其地形特点是西高东低，形如一把巨大的躺椅，背靠欧亚大陆腹地，面对辽阔的太平洋。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文化是一种大陆文化，它产生于一个半封闭的大陆环境中。因此，中国文化遵循着一条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发展道路，与其他古代文明古国大不相同。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性与悠久性达到了惊人的统一，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珍贵现象。由于中国地理位置处于半封闭的大陆环境，中国文化的发生期，大体是在与东亚文明圈以外诸文化相隔离的情况下独自完成的。它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和自主性，与东地中海文化和南亚文化大相径庭。以文字为例，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从文学艺术上看，中国文学艺术自成一体。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与古印度的《黎俱吠陀》，以色列地区的《希伯莱诗》，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处于同一时代，但《诗经》中的《国风》和《大雅》既不同于《黎俱吠陀》、《伊里亚特》那种近于小说、戏剧的叙事诗和史诗，也不同于《希伯莱诗》那种歌唱人生与宗教的抒情诗，而是一种以世俗生活为题材，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诗。从哲学上看，中国哲学也有一整套独特的范畴体系。如先秦两汉提出的阴与阳、天与人、名与实、常与变，矛盾观中的一与二，人性论中的善与恶。魏晋时期玄家综合儒道两家，提出有与无、体与用、本与末、一与多、言与意、动与静、自然与名教等等，与欧洲哲学从亚里斯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创立的范畴体系(如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等)在立论的角度和侧重点上均大异其趣。
　　传统文化的主要种类
　　中华传统文化包括思想、文字、语言，之后是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再后是生活富足之后衍生出来的书法、音乐、 武术 、曲艺、棋类、节日、民俗等。传统文化是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融入我们生活的，我们享受它而不自知的东西。

　　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古诗、词语、乐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 国画 、书法、 对联 、灯谜、射覆、酒令、 歇后语 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 春节 (农历新年)、正月十五 元宵节 、四月五日 清明 节、 清明节 前后的寒食节、五月五日 端午节 、七月七日七夕节、八月十五 中秋节 、腊月三十 除夕 以及各种民俗活动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国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至如今，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尚不能得出定论，除了多维视野的原因外，还有语言学角度的客观歧义。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总和。

　　首先，从时间角度上讲，有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

　　其次，从空间角度讲，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

　　其三，从社会层面上讲，有贵族文化，平民文化，官方文化，民间文化，主流文化，边缘文化(姜义华先生分之为规范性文化，非规范性文化，半规范性文化。这种分法比较新颖，所以着重介绍一下。所谓的规范性文化，姜先生认为是以儒家经典为经，以历代官修史志为纬，在长期流迁演化中广泛吸收了道，法，阴阳，纵横，玄，外来文化等诸家学说而形成的经史文化，是中国小农社会的具有最高权威的规范性文化。与此相应的，则是普遍存在于一般民众中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与人的种种关系，风俗，习惯，信仰，追求，日常心理，潜在意识及形形色色的成文或不成文制度中的非规范性文化。除去这两种文化之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半规范性文化，指雅俗程度不一的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对经史文化呈半游离状态的各种文化教育，宗教娱乐活动，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等俗文化代表作。当然了，我觉得姜先生的分法似乎只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才有效)。

　　其四，从社会功用上，分为名号文化、礼仪文化，制度文化，服饰文化，校园文化， 企业文化 。

　　其五，从文化的内在逻辑层次上，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四个层次。

　　其六，从经济形态方面， 又有牧猎文化，渔盐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之分。还有人在其中搞着色，黄色文化，蓝色文化什么的。

　　除此之外，还有分得更俏皮的，比如张远山先生在他的《上下五千年》的文化 随笔 中，把文化分为头脑文化，胸膛文化，腹部文化与下半身文化。下半身又被他分为两段，为胯部文化与胯部以下文化。他说，以唐中叶(安史之乱)为界，此前是中国文化上半身，此后是中国文化下半身。细分的话，从尧到周，即公元前3千年到公元前552年孔诞生，约2500年，是中国文化史前时期，尚没有头脑。孔子诞生前后，春秋战国，中国进入了头脑文化时代。秦始皇在一统，集权加专制，胸脯拍得啪啪响，中国进入了胸膛时代。汉朝拍得更响了，拍得匈奴大兵都哆嗦。霍去病墓关的石猪石马，一看就知道是最没头脑的人刻的。最有头脑的司马迁，却被最没头脑的武帝阉了下半身。也是这个没头脑的汉武帝，宣布独尊儒术，导致中国两千年的知识分子大都成了无脑人。总之，张先生这么分，分得很俏皮，之所以给大家啰嗦这么多，无非是想给大家一点启示，同学们如果有兴趣，不妨独创个分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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