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中国人假如旅经越南，见到大越皇帝，需要跪拜叩头吗

中国古代君臣之间的礼仪,并非自古不变的,我们在影视剧中常见的大臣叩拜君主的那种突出君权威严的场面,大多是明清时期君臣礼仪的表现.在先秦时期曾有君主礼敬大臣的仪制被广泛使用,中国古代君臣之礼向突出君主专制权威方向变化,主要是在秦朝以后.下面随便说说一些礼仪变化的历史,先从秦朝统一前说起： 1． 先秦的君主之礼 上古先秦的礼仪繁褥,所记述的经典史料文字古朴,十分艰涩难懂,现代的研究者不得不参考后世经学家们的注疏进行解释. 古代君臣之间的礼节,可分为两种形式: 一是举止性礼节,主要是站立礼与跪拜礼;二是称谓之礼. 先说举止性礼节： 先秦时期,君臣之间的举止性礼节,不仅仅是臣下向君主施行,而且君主也有向臣下施用仪制.站立礼中,君主向臣下所施行的主要是“揖礼”,即后世所说的“作揖”.据《周礼》载,周王召见诸侯之时,向其中没有血缘关系的庶姓诸侯,施以“推手小下之”也即合手前推再稍往下动的“土揖”礼.向有姻亲关系的异姓诸侯,施以合手平推的“时揖”礼.向同姓诸侯,施以合手前推再稍向上举的“天揖”礼. 周王与自己的直属臣下在朝仪之时的礼节,《周礼.夏官》记载：“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还,揖门左、门右.” 上古人写文章惜墨如金,如果没有注释,估计现在没几人能看懂这里在说什么意思.这条记载,郑玄的《注》、唐朝贾公彦的《疏》、清朝孙贻让的《正义》,皆认为是描述周王向臣下行揖礼各定班位的场景.孙贻让说得比较具体:“此朝仪,……孤、卿、大夫皆未就位,王揖之,乃各就本位.士则亦先立在位,待王揖与彼” （孙贻让《周礼正义》卷59）大致意思是： 对孤、卿,一一行揖礼;对大夫,因其同爵者多,且分等,故以对众而行的旅揖分等而揖之:对士,因士分上中下三等,所以分三次行揖礼.所谓“王还,揖门左、门右”,是王回首而对侍从之故士、虎士、太仆辈们行揖礼,因王御朝之时,这些人在王的身后两旁门左门右,王向左右作揖完后还得向后左右作揖,所谓“王既出,(背)负屏,揖卿、大夫讫,乃还,面微向后而揖门左右.”〔孙贻让《周礼正义》卷59〕 以上所述,周王天子无论是对诸侯,还是对孤、卿、大夫、士乃至更低级的故士、虎士、大仆等行揖礼,都属于君臣之礼的范畴,而且是君向臣先施礼,还得是向大臣部下一一行礼,而大伙只要对周王行一次礼就行了.可以看出这时的朝堂上最忙的人就是君主了,后世君主高居宝座巍然不动的景象,周王们大约是做梦也没想到的. 再看跪拜礼.先秦时的人席地而坐,正规的坐姿,是双膝跪席,臀部压在脚后跟（呵呵,日本人就是这样坐的）对同坐的对方表示敬意,则臀部抬起离开双脚,上身挺直.若再施以手或头、上身的其他动作,则形成各种形式的跪拜礼,如所谓稽首、顿首、空首什么的.《说文解字.手部》段玉裁的注:“凡不跪不为拜”,所以史籍中提到具体的“拜”礼,就是指的这种跪拜礼.先秦时期,无论是礼制,还是史事,都有君向臣“ 拜”--也即行跪拜礼的记录.没错,就是君主向臣下跪拜. 据《礼记.曲礼下》记述:“大夫见于国君,国君拜其辱……同国始相见,主人拜其辱.”这段话所涉及的君主行礼有两方面,一是国君对别国来的大夫行拜礼.二是对“同国”即本国始任为大夫者行拜礼.“拜其辱”之“辱”,按经学家解释是谦指对方的屈下来见,所以“拜其辱”便是行拜礼以欢迎对方的来见,君主以跪拜礼对初任大夫的臣下表示敬意与拜托.《战国策.秦策三》记载秦昭王恳请范睢帮他,也是“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唯应允而向秦王“再拜”,“秦王亦再拜”,并对范雌说:“昔者齐公得管仲时以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为父!”对范雌待以极高礼遇. 君对臣还礼的跪拜礼是“空首”,所谓:“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动作是两手拱地.叩头至手而不触地,故名空首.君主还跪拜礼的次数是一拜,所谓奇拜是也.《仪礼.士相见礼》亦载:“始见于君,……士大夫则莫挚,再拜稽首,君答壹拜.”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载；“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则为长跪.首至手则为拜手.手至地则为拜.首至地则为稽首.”君主对臣下表示特别的敬重,还有施最重的稽首礼的,但不属礼制的规定,而是“非常礼”也,《尚书》中就记有“太甲稽首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之事,说的是商王太甲向大臣伊尹行稽首礼,西周成王向周公稽首,不过可能被后世儒家理想化过了. 除站立礼、跪拜礼外,还有一些礼节也体现出君对臣的礼敬..如:降阶,下台阶相迎或行礼.例如诸侯国国君—公对其臣下降阶行礼表示欢迎的礼制:“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立.公降阶揖之”如此等等. 离席,或曰避席.指离开跪坐之席起立,再施以揖礼或拜礼.如春秋时齐桓公大宴臣下,鲍叔牙向桓公敬酒致辞,希望他不要忘记昔日国乱出奔时的苦难.桓公大为感动,而离席再拜,这是君离席向臣行两拜（再拜）的礼. 还有所谓“兴”(兴席),是在座席上起立以示敬.《仪礼.士相见礼》记述:君赐臣下宴,臣下食毕拜谢退出时,“君为之兴”,便是君对臣之辞去以起立作为相送的礼节,这时大臣们就要说:“君无为兴,臣不敢辞”,然后才离开.更重的礼节是君不仅起立,而且“降送之”,即降阶相送. 此外,还有君为臣“抚席”—抚一下席子请坐、“撇席”—象征性掸席上灰尘之动作让坐等等礼节. 在称谓礼上,古人姓名外还有字,先秦时期有“国君不名卿老”礼制,君主不以名称呼高等官员,以示尊重. 正因为先秦之时君对臣有诸多礼敬的仪节,与后世大不一样,因而令后人对古君王之圣德及礼敬臣下的行为心仪、叹赞.清人康有为很羡慕的加以总结说:“《礼》:天子为三公下阶,为卿离席,为大夫兴席,为士抚席.于公卿大夫拜,皆答拜.”（《康有为遗稿》下卷《拟免跪拜诏》） 2.秦至唐时期的君臣礼仪 中国古代君臣之礼的变化,主要是在秦朝以后,已称皇帝的君主在礼制方面提高与维护其至尊的身份地位,礼敬大臣的仪制与行为减少,君尊臣卑的纲常由此强化.秦统一后,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君主称皇帝,君臣之礼方面突出了强化皇权与提高皇帝尊威,先秦时期君主礼敬大臣而卑己尊臣的礼仪,当然有损皇帝至尊身份,因而从礼制中取消,皇帝只向极个别的大臣主要是自己的授业师及“三老五更”行礼,所以在朝仪及其他场合中已见不到像先秦时期的君主那样,向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臣属先施以揖礼、跪拜臣下的场面了.此后,只有那至尊的皇帝在朝仪上心安理得地接受百官的跪拜. 汉代,最高级的官员为三公：即丞相(东汉称司徒)、太尉、御史大夫（东汉称司空),皇帝对他们的礼敬仪节有“兴”,是以起立作为对他们进见的迎接礼,或对其叩拜的还礼,相比先秦时期君主的向臣下行揖礼、空首礼要怠慢多了,不需向臣下俯身作揖或叩首,无伤皇帝至尊身份,因而尚作为礼仪制度保留.例如汉代元旦朝贺之仪,其制为: 三公上殿后面向皇帝座位,赞礼之太常就高声唱喝:“皇帝为君兴”,即皇帝起立对三公的礼贺表示敬谢之意.三公于是跪伏,然后皇帝坐下.皇帝册、授王、公爵、职时,王、公拜谢,皇帝也以起立作答礼. 王应麟《汉制考.序》还曾叙述:汉制丞相进见时,皇帝为其起立以示敬：皇帝在车上时,若路遇丞相求见,要下车以示礼敬. 君臣处理政务之时,皇帝与三公等在朝堂之中共坐商议,这就是明清之人在追述那时的君臣之礼十分羡慕的“古有三公坐论之礼”、大臣与皇帝“坐而论道”.召见个别大臣时也是如此,西汉文帝召贾谊在宣室(未央殿前)谈论,文帝听得着迷,不知不觉以膝行挪动靠近贾谊所坐之席,贾谊也没什么特别的反映,显示出当时君臣“坐而论道”的场景.皇帝与宰相等高级官员共坐议政的礼制,一直延续到唐、五代,其时仍是“大臣见君,列坐殿上”(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1）宰相还有特别的礼遇,“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历代职官表》卷3) 君主礼敬大臣保留上古遗风最多的,是尊师敬老之礼.西汉的张禹,曾是汉成帝的授业师.后任宰相.致仕家居后,成帝不时派人慰问.张禹病时,成帝前来看望,“亲拜禹床下”. 这一时期皇帝敬老的礼仪,主要就是三老五更之礼,所谓三老,是乡官之名.战国时闾里及县,均有三老,汉初乡、县也有三老,由年在五十岁以上者担任；所谓五更,乃年老致仕而有经验之乡间耆老.这也是先秦遗风,"三老五更"主要代表了国家重视老人,并使老人"老有所终"的养老制度,所以天子也往往尊礼三老五更,以年老大臣为代表. 依照古礼,皇帝向三老五更示敬时,不仅要跪拜,还亲自割牲、执酱、执爵.东汉举行此礼时其仪制为: 举行此礼仪,皇帝要先到太学之辟雍礼殿等候,其御座设在东边之席（以西为上位）.将三老、五更以安车接至后,皇帝于门屏亲迎、行礼.至台阶,皇帝以揖礼相让请他们登阶.殿中,三老被安排在最尊的西席,东面.五更在次尊之北席,南面.皇帝在东席,西面,面向三老更行跪拜礼,以及以三老为师、聆听其讲授且亲自割牲、执酱、执爵侍奉三老,东汉班固《白虎通义》解释皇帝的这种礼敬原则是“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即以对父兄尊长之礼敬待他们. 据《周书》卷十五《于谨传》,周武帝宇文邕在太学敬三老于谨,让于谨“南面凭几而坐,以师道自居”,皇帝反而西面“跪设酱豆,亲自袒割,三老食讫,皇帝又亲跪授爵以侑”,随后“皇帝北面立而访道.”于谨说了些“虚心纳谏”的话以教导皇帝,“皇帝再拜受之”.这反映这时的君臣之礼还带有上古遗风,唐代的这一礼仪也与东汉相似. 再看称谓之礼方面,“君前臣名”是君臣称谓之礼的重要原则,它是说:一、臣下在皇帝面前自称必须用其名;二、在皇帝面前提到其他大臣,也须称其名.它循从礼俗中的尊卑之礼而成为君臣之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卑”身份的臣子在有“尊”身份的皇帝之前,必须谦称其名以示尊敬.如果某位大臣被破例允许不称其名(不包括自称),则属于君对臣的极高礼遇了,“赞拜不名”、“诏书不名”等便一属此例.被赐予“赞拜不名”特权者,朝仪叩拜,赞礼官在皇帝面前不像宣其他官员那样唱出其名,因为是在天子面前,而且是正规的朝仪当众场合,所以官员们视其为恩遇殊荣.被赐以赞拜不名者,往往还赋予君臣礼制其他方面的特权,如“入朝不趋”—入朝上殿时,不像一般朝臣那样以快步趋行表示对皇帝的礼敬,可漫步而行.“剑履上殿”—一般官员要遵从上殿时去佩剑、脱履的尊君礼制,而有此特权者是着履、带剑上殿.这一时期得此殊荣者不乏其人,如西汉之萧何,东汉末之曹操,东晋之王导、陶侃,南朝齐之萧莺、梁之侯景,隋之窦炽等.这一时期,皇帝对亲近大臣常以字相称,不称其名.如汉高祖刘邦于众臣面前称赞张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西汉景帝对窦婴称呼其字“王孙”等.顾炎武《日知录》举唐代为例说,唐太宗时,诸如封伦（封德彝)、高俭(高士廉)等人所以都是以字为名,乃“盖因天子常称臣下之字故尔”,“常不名之,恒呼为‘令公’,‘令公’之号播于四远矣”. 南朝梁武帝时,在君称臣上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当时蔡撙为吏部尚书,并以纳言(侍中)代宰相职.梁武帝在一次招待群臣的宴会上,连呼其姓名“蔡撙”多次,蔡撙都假装听不见,梁武帝改唤其“蔡尚书”,蔡撙这才起立应答,还正色对梁武帝说:“臣预为右戚,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以致“皇帝惭色”（李延寿《南史》卷29《蔡廓传?附孙蔡搏传》） 这里,梁武帝并没有因此感到丢面子发火,而且也认为以名呼臣为失礼,以“蔡尚书”改称之,还被蔡尚书抢白了一番而面有惭色,说明当时确有皇帝在称谓上要敬重高级官员的礼俗.而宰辅一类的官员在朝中也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因而蔡撙敢于对皇帝直呼其名表示不满,并维护自己的尊严. 皇帝对三公的礼敬,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允许显要之臣赞拜不名、人朝不趋、剑履上殿等,也反映这一时期高级臣僚较尊贵的身份地位,及君臣之间尚不甚森严的等级差距.而君臣共同坐而议政、君对臣“常从容赐茶”、君主常以字亲近称呼臣下,则又是皇帝以比较密近的方式维持君臣关系的表现. 3、宋以后君臣之礼的变化 宋以后,君臣之礼变化的重要表现,就是皇帝大力维护自身至尊威严,同时大臣的身份地位在礼制方面越来越受贬抑,文武大员地位身份因此降低,君臣等级的差距向天壤之别发展,君臣间宜师宜友的人际关系再也无法重现了. 这种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举止性礼节方面.清人康有为对这一变化描述说:“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康有为《康有为遗稿》下卷《拟免跪拜诏》),这里说的就是古代中国君臣共同议政的场合中礼节变化的大概情况：唐以前是臣与君共坐,到了宋朝,皇帝仍坐,大臣则由坐改为站立.元朝进一步发展为臣下跪着向坐着的皇帝察复,明清沿袭而不改. 君坐臣立的变化由宋太祖开始,《宋人轶事汇编》卷1《太祖》有这么个故事： 宋太祖在某一天朝堂议事,对仍坐在那里议事的宰相范质说：“我眼昏不明,你们自己看着文书念给我听吧.”,宰相等人奏事时起立以示尊敬,等他们完事后想复位时,太祖已偷偷命太监撤去了座位.从此大臣们坐着和皇帝讨论国事的历史就结束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太祖把易君臣共坐为君坐臣立这一君臣之礼的重大改变,与其“杯酒释兵权”一样做得是如此的巧妙.从此,君臣促膝而谈式的共坐议政,变为君主高坐于御座之上,臣僚站立其下,君臣之间高下分明.个别大臣再坐于殿上,则需皇帝特恩赐坐了,当然他们也只敢侧身坐上半个座位. 元代,则臣下已须向君主跪伏,如应奉翰林文字官在进实录向皇帝表奏时,便是对皇帝“跪读表,读毕,俯伏,兴,复位”(《元史》卷67《礼乐志一》).读表时是跪着,读完后,还要向皇帝俯伏行礼,然后起立.归复原位. 明朝沿袭了元代臣下向皇帝跪拜的制度.《大明会典》记述:君臣议政之时,“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这段话的意思表明:百官即所有官员无论品级多高,都要向皇帝跪奏政事.奏完皇帝令起,才能站立起来.皇帝发布圣谕时,百官都要跪着听.皇帝赏赐大臣,大臣必须在御前跪受赐物,然后五拜叩头.三拜九叩头的大礼到此时也成为常见的礼仪了. 由明朝开始,由于尊君卑臣的强化,君主对臣下已表现为非礼对待的地步,其突出体现,便是明代对大臣们的“廷杖”—堂堂大臣在皇宫大殿上被扒了裤子打屁股.《明史》总结: “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公卿之辱,前此未有.” 据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说,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朱元璋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见《明代特务政治》)正德、嘉靖时的两次大廷杖,谏止正德南巡廷杖146人,死者11人；嘉靖争大礼,廷仗134人,死者16人,规模浩大,旷古未有.清代的皇帝也有鞭打官员,板责皇子的老师的事.堂堂朝廷命官们甚至皇子之师竟遭杖责,简直是斯文扫地,也可见当时臣僚身份地位降低的程度. 清朝继承明制,皇帝与大臣议政,或是御门听政,或是便殿召对,都是臣向君跪,大臣持本章至本案前跪放,起立归班“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几件”.内阁大学士、学士也是“依班次跪”,皇帝降旨宣答,“大学士等承旨讫,兴,由东阶降”.御门听政,大臣们是跪在硬地上,而且“动辄逾刻”,甚至一跪就跪上几个小时,年迈大臣实在不堪其苦.乾隆五年严冬清高宗御门听政时才萌生了点恻隐之心,为此降谕给在砖地上向其长跪的一品高官宰辅级的大学士、年老大臣加个跪垫,在乾隆看来,已算是对他们的特别优待了.此时的皇帝,与汉代对三公宰辅起立相迎的皇帝相比,在礼待大臣的观念上已有天壤之别! 便殿召对,多是在皇帝的寝宫室内,为高级官员设有跪垫,其实跪在垫上时间长了也受不了,所以有大臣在召见时,在膝间以厚棉裹起来做个垫子.至召对完毕,皇帝令其退出,大臣才能站起来,退后几步,再下跪口祝圣安,然后退出,即所谓“跪安”也.御座之下,天威咫尺,长时间毕恭毕敬地跪,没有顽强坚韧的毅力及一定体力是坚持不了的.乾隆朝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于义,在年已七十余时奏事养心殿,因跪的时间太久,站起时踩到自己衣服角,一下摔倒在高高的御座下,因身体肥胖年纪太老,这位七十多岁的正一品宰辅高官就此跌死在乾隆脚下,不知算不算因公殉职? 同是君坐臣跪,明清两代从细节上看又不一样.明代君臣议事时,只有奏事者跪,其他人站立,且跪奏者奏事完毕,皇帝即命其起立.清代则不然,御门听政时,轮到某班奏事,该班官员要全邵一起跪下.便殿召对,则所有大臣都要跪在皇帝脚下.康熙以后,召对大臣时间久了,也会赐垫于大臣坐,但是慑于皇帝威严与森严的君臣之礼,实际大臣们并不敢坐,所谓得“赐垫坐”者,最多不过是跪在垫上.受优礼的,是各机构的最高级官员,因而被赐坐—跪在垫上.至于正二品的侍郎及以下员,则连跪在垫上的资格都没有. 皇帝既然要求臣下在其面前站立、跪伏,体现他的至尊威严,向臣下屈尊施礼的事就不可能了,所以,汉唐时期仅存的皇帝向业师、三老五更跪拜的古礼,也在宋代以后被取消. 我们看看宋朝的三老五更之礼可以发现几个特点: 1.皇帝不出迎三老、五更,而由太常寺博士排皇帝安坐等候. 2.皇帝不向三老、五更施礼,而是三老、五更来至御座前,先.向皇帝行揖礼“皇帝为兴”,只是以站起来作还礼. 3.席间,皇帝也不为三老割肉、执酱,而由尚食官代行. 4.皇帝也不送出,而是三老、五更至御座前行揖礼告别. 可见宋代,礼敬三老五更的仪节大量省略了,皇帝再也不需要向别人礼拜了.元明以后干脆取消了这一礼仪.至清朝中期,就是那位让年迈大臣在其座下因跪的太久而跌死的乾隆皇帝,一度心血来潮,打算行三老五更之礼,然而大学士张廷玉婉言劝止,说是这种古礼“臣下谁敢受之?!” 在君臣称谓之礼方面,皇帝对臣下礼敬的现象也大为减少,如君对臣之称字就已不多见,至于“赞拜不名”,大臣得此礼遇者更为罕见,就连明万历时身为宰辅兼皇帝之师的张居正也未被赐予这种荣誉.明代皇帝对大臣已是直指其名,清代皇帝的“上谕”、对臣下奏折的“朱批”所保留下的称谓看,清帝对臣下也直呼其名,或以“尔”、“汝”称之,宰辅之臣大学士从来也无人敢像南梁蔡撙那样对此表示不满. 宋以后的宰相,包括无宰相之名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其身份地位和权势都已不能与汉魏之时位极人臣的宰相同日而语.明代虽有严嵩、张居正等权臣,但他们并非如以前依宰相制所当然具有之权,本质上说他们不过是皇帝的秘书,所以他们之有权,是在皇帝荒政、昏庸的情况下代行了一部分皇权.清代皇帝勤政、乾纲独揽,宰辅之臣就权力轻微,碌碌无为.明代的宰辅如张居正等人,尽管也曾权力炙手可热,只不过是个别的暂时现象.因为他们的地位身份已相对卑下,因而无一不在低级官员的弹劾下,被皇帝轻易铲除.明崇祯朝17年中,被皇帝换掉的宰辅之臣大学士竟有43人,平均两年5人,其中23人为罢免；七卿即六部长官尚书、都察院都御史,被撤换52人,平均一年3人,其中27人是罢免,21人以罪削职,以罪削者多下狱、处死或充军（据《明史》卷100《宰辅年表二》、卷112《七卿年表二》统计）.这就是说这些高级官僚身份地位相对低下,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抗皇权了. 君尊臣卑的强化,使臣下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不敢主动大胆地匡正君主过失,从而削弱臣僚的辅政作用.明清时期皇帝的威严已被抬高到绝对至尊的地步,卑视臣下,君主容不得臣下对其尊严的丝毫损伤,包括直言谏净,甚至以残酷的非礼手段如廷杖对谏净之臣进行严惩,君主的错误施政与行为已无法得到官僚系统的纠正,而曲从、讨好君主,不顾是非的奸臣,则往往因此得势,借此营私,打击正直的大臣,从而导致朝政的腐败. 君主礼敬大臣的仪制被逐步取消,在礼节上不断卑抑臣下的过程,反映出君尊臣卑纲常的不断强化,君臣之间等级差距加大并森严化.宋太祖要求臣下站立地下,自己高坐椅上,就是借此而造成君臣之间的高下之分,以尊君、卑臣.朝堂之上,对宰辅之臣不让坐的“非礼”之举,更属一种有意贬斥臣下的行为.明初强化君主专制,强调大臣跪拜君主的礼仪,就是要将臣僚变为臣仆.到了清朝,明代君主专制体制的延续,又融人满族君臣之礼的旧俗,进一步发展为奏事之臣的全部列跪.这时的君臣礼仪已是一种加强专制君权的手段.

据文献记载，大约从夏代起，宫庭中就有了为皇帝及其家族服务的宦官。当时，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侍奉帝王及其家族的衣食住行，地位十分低下。到了西周，“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女”。这样，天子的后宫除了一个嫡妻之外,还有数百位嫔妃和成千上万的宫女。如此之多的嫔妃、宫女,势必需要大量的管理人员和侍从人员。在宫中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男性被统称为“宦官”。最初的宦官可都是纯爷们儿。到后来，皇帝为防止宦官出入宫禁而与嫔妃宫女们发生淫乱,就采取了一种绝妙的办法：割去他们的外生殖器。所以宦官也称阉人、奄人、阉宦、竖阉、椓人、私白、净身等。又由于他们常侍禁中,也被称寺（侍）人、巷伯、正内、司宫、内侍、内官、中人、中官、内监、内臣、公公、太监等。东汉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大约自此时起,宦官才成为“阉人”的代名词。
太监见皇帝，清朝以前应该都是弯腰低头，高呼参见皇上之类的，清朝开始下跪，必须高呼万岁。

两手一拍袖子，掀起前衣，两腿一跪，全身都向前。

下跪 自称奴婢参见某某某

那要看你提问的是哪个朝代。上述说的是清朝吧，

你有点想太多了,我是马来西亚华侨,才从中印半岛旅游回来的.

你要去的4个地方我们剖开来看,先讲越南.越南人多少还是会有点不爽中国人的,恕我直言,但他们一般不会表露出来,只要你不要太高姿态,绝对没事.还有,越南狼很会敲诈人,你最好出发前做足功课,避免被人黑.越南人很贪小便宜,我在顺化时就有朋友要去厕所,不过车快开了,塞那司机一支烟,他的态度马上变样,像这样的例子还不少.

老挝绝对最安全,那里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乌托邦了.绝大部分老挝人很友善,很纯朴.可以到了令你惊讶的程度.

这4个国家都不允许用枪的,柬埔寨非法枪支率比较高,在那里不要和人发生纠纷就可以了.还有,金边,暹粒这些大城市治安比较差,出入小心随身物品,晚上要出门,就走大路.郊区,偏远地方,暗巷,工业区千万不要去.

缅甸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不过有几点你必须注意.

1.不要和他们谈政治,你会没事,他们会有事,那里监控简直比天朝猛太多了

2.果敢和掸邦地区比较乱,缅甸那些不是人的军人和果敢那里的关系比较紧张,对掸邦人是种族灭绝,尤其是东部山区,对罗比兴人更是见到就杀.你去这些地方的话,偏远地方我强烈建议你不要去.

3.如果你去仰光,昂山素枝的家你最好不要去参观,要嘛你自己走去还是坐车到附近再过去看看,不要讲一些他们军人不喜欢的话你肯定没事,如果开的的拉你去,他可能是要被对付的.

4.站在人权的角度来看,缅甸平民是很平和的,他们也想搞旅游业.他们很穷是真的.去那里旅行不要住国营旅社,比如"仰光大酒店",酒店名字前面有城市名字的一般是国营的,还有酒店门口拉上他们党旗,国旗的基本也是,不要把钱给那些军人,军人只会贪污,平民百姓几乎没受惠,他们的酒店我觉得水平也很有水分,有点物非所值.你住私人旅社好了,一举数得.

这几个国家都很安全啊，不过还是建议你跟团去，自己的话晚上尽量少出门，住些差不多的酒店就行。
1，缅甸我没去过，不过旅游肯定是没问题的。
2，越南我上半年刚去过，越南北方都是亲共的，下龙湾一带人都会说汉语，人民币通用。南方人对中国肯定是没什么恶意就是了，不过你知道，南北越有点像统一了的朝鲜半岛，南越战时是亲美的，被共产党收复了，经济倒退了30年。另外当地因为中国8年抗战时，逃过来的华人，似乎不怎么喜欢大陆。
3，枪支你放心啦。。。老挝，越南都是社会主义。缅甸，柬埔寨穷的叮当响。军队枪都快不够啦。。。这几个国家是不允许有私人枪支的

第一缅甸内战不是一直，不到几天就打完，而且打战的地方不是旅游区，只是边境，目前已经平息。第二：缅甸和老挝是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比较淳朴的地区。越南的话，不算落后，已经是一个较为发达的国家。越南不喜欢华人。
四个国家的枪支管理，私人不能拥有枪支，不过边境地区可以（金三角一带）。所以安全还是很安全的，至少比中国安全多了！不过越南就不知道了！去柬埔寨和老挝的话，小心地雷！听说很多！建议去缅甸看看，主要是机票不贵。老挝也不错，最近发展得很好！

老挝，柬埔寨都很安全，非常安全。越南只要是旅游也没有什么的。缅甸一般只允许在大城市旅游，有意去其他地方需要报告，一般会同意，但要指定宾馆，通民航的地方必须乘飞机，否则不会允许的，这几个国家都不允许枪支使用，但是缅甸的边境地区政府控制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