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圈地运动是如何开始的?它的过程是什么?
直到16世纪,由于对羊毛的需求,圈地才开始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从15世纪20年代到16世纪20年代,英国的羊毛价格在一个世纪内平均上涨了319%。但还有另一个原因:不断增长的人口给土地带来了压力,促使人们努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圈地运动之前,开阔地主要存在于英国。这片土地由无数条狭长的土地组成,每一条都很小。一个家庭的土地分散到几个地方,相互交织,没有邻居的帮助无法耕种。另一个是为了更高效的农业而整合小块土地。在人们的想象中,上帝似乎很容易把他的佃户赶出这片土地,因为这片土地属于上帝,而且既然圈地是如此有利可图,这场运动本应该是激烈的。
17世纪和18世纪,圈地运动在英国蓬勃发展,因为人们意识到大规模农业可以提高土地生产效率,并呼吁议会废除反圈地法。18世纪的圈地法是议会通过的一项法案,要求拥有超过五分之四土地的人同意圈地。从开始到结束,英国圈地运动基本上是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而不是由少数人单方面控制的、旋风式的、旨在千方百计实现目标的运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英国社会经历了所谓的“吃人”圈地运动,但没有出现大规模动荡,更不用说崩溃,而是相对稳定地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英国的“圈地运动”历史悠久,但在17世纪末真正达到了高潮。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用他们的权力拥有大片农田。拥有农田的农民在失去土地后成为流浪者,不得不在异国他乡流浪。15世纪末,开辟了新的航线,开启了欧洲大航海时代。当然,英国并没有错过这个原始资本积累的好机会。许多商船穿过大西洋向东航行,开始与美国进行海外贸易。英国是一个传统的养羊国,是欧洲最重要的羊毛生产国,早在14世纪,在英国的贸易出口中,羊毛曾占90%以上。但当时在英国,羊毛织物并不流行。女士们先生们更喜欢中国的丝绸。但新航线的开通改变了这一切。
当然,由于对羊的巨大兴趣,英国贵族长期以来一直觊觎着乡村的大片土地。在封建时代的英国,权力的分配与东方帝国在同一时期有很大不同。在当时的英国,地方领主拥有强大的权力,而皇室则很弱,领主拥有其管辖范围内的土地。除了分配给农场工人的“狭长土地”,还有一些公共土地和不适合耕种的荒地。这些名义上是无主的土地,但根据王室和上帝的法律,它们都归上帝所有。在使用这些土地的过程中,租客和领主经常不得不坐在英格兰的火炕上进行谈判,这似乎很和谐,但仍有少数租客没有得到所谓的“补偿”。
在整个16和17世纪,圈地运动产生了英国历史上第二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快速迁移的浪潮,但这远远不足以推动工业革命。圈地运动不仅有利于资本家和贵族;它还重塑了英国社会。18世纪末,土地圈地与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红利开始互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达到了最稳定、规模最大的时期。到19世纪工业革命几乎结束时,农业人口已从圈地运动开始时的80%下降到30%。圈地对英国产生了政治和经济影响。圈地运动不仅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免费的城市劳动力,还改变了英国的阶级结构。土地被集中圈后,个别手工作坊消失在农村,贵族变成了新贵族,以前他们通过土地进口,租给农民拿到地租,现在他们把地租给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的暴利。
圈地运动是在贵族对农民的剥削过程中开始的。过程就是贵族通过暴力打压的方式将农民的土地进行征收,将农民驱赶出农田,以此来完成自己的目的。
是从驱赶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过程中开始的。这些贵族通过暴力的方式将所有的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了,以此来达到自己圈地的目的。
比较英国和法国主要经济特征
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
——两国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初探
对于对增长的关键问题感兴趣的经济史家而言,比较方法应是非常有效的。若他的任务在于分析不同变量的运动,考察它们各自对经济革命的影响,那么,就此范围而言,比较几个国家的经验必定会大大拓展其研究领域,增强其提出——或检验——假说的能力。然而这种方法只是以散漫的方式——除极少数例外——得到运用。笔者欲在这篇文章中从比较的视野出发探讨工业革命的起源这一重大问题,但笔者充分认识到自己工作的冒失轻率。大家都知道英国是第一个实现技术突破的国家,而且这一成就是通过它自己的努力、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自发达到的。但对于如何解释英国人经济和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各家众说纷纭。如果将18世纪的英国经济和另一个国家——法国(由于当时它是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因而是最好的选择)的经济作系统的比较,人们就会更为清晰地发现那些只有英国才具有的因素——这些因素将决定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独特现象。
第一个需要指出的关键问题是,法国大革命前夕英国的领先地位和法国的落后状态已经十分明显,这种状况不是短期内突然出现的。两国之间的差距在18世纪初,即路易十四时代结束时就已经十分明显。为解释两国之间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差异,我们应该以长时段(即远溯至中世纪)来考虑到这一问题。这里不可能完成这一工作,但至少我们可以指出17世纪的客观形势对两国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这至少是18世纪初两国之间差距的部分原因。
30年前,约翰•U. 内夫提出,英国之所以成为第一个在18世纪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其原因在于,它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法国不同的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它已经进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因此它的领先地位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早两个世纪。但他的论点在英国受到批判,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内夫想象出来的,他大大高估了某些技术发明的意义,以及少数新工业的增长的重要性(除了煤炭工业外,其他的都无足轻重,而且他忽略了一个重要工业部门——毛纺业增长是十分缓慢的),最后,他还大大高估了企业组织中少数非代表性的大企业的意义。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内夫指出了1540年后英国煤炭产量和消费的快速增长以及它在技术上的意义,这就导致了一些新技术的产生,而这是欧洲大陆完全陌生的,如炼焦炉。这种新的矿物燃料为创新提供了新的推动力,而法国却缺乏这种推动力。另一方面,正如内夫提到的,1540-1640年间,英国工业产量的增长要比法国快。1640年起,英国在矿业和冶金业产量方面居于绝对优势,玻璃、毛纺品等人均产量、甚至整个工业的人均产量高于法国。
不过,两国真正的差异是在1640年后而不是在这之前发生的。在法国,正如诸多研究所表明的——“17世纪的悲剧”使这段经济史上十分暗淡。在经历17世纪头25年的相对繁荣后,1630年代开始了漫长的萧条衰退时代,世纪中叶的投石党运动期间经济几近崩溃,这种糟糕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720年代。百年之内,价格低落,特别是农产品价格极不稳定——频繁而深刻的经济和人口危机,再加上可怕的“死亡率”,通货紧缺,这些都使商业活动陷于瘫痪,影响了地租价格和利润——失业和贫困化,这些众所周知的现象造成了工业生产的停滞甚至是下降,P. 古贝尔和P. 德永在两个大型毛纺业中心博韦和亚眠都清晰地看到了这种状况。在博韦,1624-1720年下降额约为40%,亚眠的工业活动在投石党运动期间陷于停顿,1680年之前都没有回复到世纪初的水平。即使其他地区的命运稍好,我们仍得承认,,1630年后的萧条是漫长和深刻的。由是观之,科尔伯的工业化政策实在是同这种萧条作斗争的无奈之举;但由于当时条件恶劣,通货紧缩、价格不振,收入和消费呈下降趋势,他的努力换来的只是个半失败的结果。诚然,有些工业举措保留了下来,以后还有所发展——如朗格多克的呢绒业——,但很多新办企业都很快衰落并消失了,总体来说,如果科尔伯时代整个工业有所发展的话,那也是很不稳定很不明显的。近来的研究表明,路易十四末年,法国工业有复苏的迹象——人们长期以为路易十四是个灾难性时期——尽管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频繁的饥馑和新教徒的流亡。我们在商人中看到了新的企业家精神,通货紧缺有所缓解,法国在西班牙美洲开辟了新的市场。无疑,这些复苏迹象是1715年后增长的先声,但它仍然受战争和饥馑的灾难限制。即使能在17世纪的法国经济中找到某些积极方面,但总的说来,整体形势仍是十分不利的,今天人们普遍认为,1715-20年间法国的人口低于1640年的水平。
在海峡的另一边,17世纪的形势大不相同。如果近来对法国经济史的研究只是在悲观主义方面有强弱程度的差异的话,那么英国史家总的说来对其国家的经济发展持温和的乐观主义看法.
当然英国也没有能避免17世纪的不利局面。它也曾经历过几次停滞和困难时期,如1620年代,内战时期,同路易十四作战的某些时候;它的主要工业,毛纺业曾几度经历危机,其增长在整个17世纪来说相对微弱,贫困和失业造成了严重问题。但英国没有1630年后法国所经历的长期剧烈频繁的萧条。蔓延到整个欧洲的价格低糜只是在较晚的时候波及英国,比法国晚,约在1650年前后,其幅度也教小;其短期的价格波动也不如法国剧烈,对经济的影响较小。F.J.非舍尔总结说,17世纪英国的工农业有了缓慢但明显的增长,尽管同期人头也增加了,但人均收入很可能也增加了。
1660年后,还有很多法国所没有的其他发展迹象。如英国内部市场的扩大,这尤其得益于伦敦的发展,它比巴黎的发展更为迅速;“边境”各郡有了发展,如兰开夏郡的棉纺业的起飞也早于法国。最后17世纪英国外贸长期呈迅速的增加态势,这尤其是因为其早期的殖民扩张;1660年代起,英国成为重要的外来商品再出口国家,而同期法国的殖民地和殖民贸易几乎可以忽略。
正是由于这缓慢但稳定的增长,到18世纪初,英国在几个重要的领域(尽管其现代性不容高估)已确立了对法国的明显优势地位。首先是农业。英国的很多地区已经展开了个中技术改良,产量比法国更高更稳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农业的歉收较少具有灾难性。随后是工业技术方面。如上面提到的因煤燃料使用带来的革新。17-18世纪之交,由于萨瓦里、纽科门和达比等人的资金投入,革新活动更为活跃。在外贸方面,英国不仅在人均水平,而且在绝对值方面都更高,它的商船队更为庞大,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更快。
最后,英国的优势也特别明显地体现在财政领域,国债制度和英格兰银行的建立表明,它在政治和经济结构方面远远领先于法国,路易十四也曾试图创办国家银行,但受到财政家们的反对而告失败,这些人认为这种银行与“纯粹君主制”不相容,后来约翰•劳试图人为地将英国的财政制度移植到法国,结果是场灾难。
1688年,格里高里•金曾认为英国已比除荷兰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富裕,他估计法国的人均收入比英国低20%;一代人之后,在乌德勒支和约签订后不久,但尼尔•迪福就写道,英国是“世界上最繁荣最富庶的国家”。这些评论论据十足,因为17世纪英国经历了相对的繁荣和增长,但法国经济则是停滞甚至是衰退。不管这种差异的原因如何——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差异(特别是在农村),政治形势,如投石党运动(远比英国内战的破环性大),路易十四战争带来的负担(在同同盟国家作战中法国耗尽了精力)比英国大——但这一事实具有根本性:当18世纪经济形势好转,法国经济开始增长时,法国同英国已经不处在同一起跑线了,同后者相比,它存在诸多的障碍和明显的滞后。工业革命只是漫长演变和发展阶段的顶峰,因此,为理解18世纪最后1/3阶段中英国经济的起飞,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已然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增长,虽然有过几次中断,但为期不长,而法国经济在一个世纪的萧条后才开始增长,到工业革命前为期不到半个世纪。用罗斯托的话来说,英国“起飞的准备”比法国更长,积累更多,更为成熟。因此,在1630年后“17世纪的悲剧”后,法国已经明显落后于英国,尽管它在18世纪的增长相对较快,但已经无法追赶英国了。
如果说17世纪两国的经济命运呈对比关系的话,那么从路易十四的战争结束到大革命的3/4个世纪中,情况则完全不同了:两国经济同时增长,我们所掌握的统计数据表明,英法两国增长的节奏惊人的相似。
从我们熟知的领域,即外贸来看,法国的增长甚至比英国快。
英国和威尔士的官方年均外贸额(进口+出口+再出口)在1716-20年间为1300万镑,1784-88年为3100万,即增长1.4倍。根据阿尔努的数字,1716-20年法国的年均外贸额为2.15亿利弗尔,1784-88年为10.62亿;几乎增加了4倍。当然,英国官方计算所依据的费率表比较连贯,因而能提供一个反映贸易大致状况的指数,而阿尔努的估算依据的是当时的现行价格,而这些价格在1730-80年间增长了约60%(至少农产品如此),因此阿尔努的数字应作一些扣除。即使如此,法国贸易的规模至少仍增加2倍,高于英国。而且鲁杰罗•罗曼诺根据详细统计资料提出的1716-20年的数字低于阿尔努的数字(年平均为1.55亿),这样一来,即使扣除价格上涨的因素,法国在这3/4世纪的贸易增加了4倍。1716-20年间,法国外贸总额勉强达到英国的一半,到革命前夕,其总量已与英国基本持平(当然人均数字明显低于英国)。
当然还应该考虑到路易十四末年法国的外贸水平很低,但到革命前夕,其增长速度比英国快。另外,在几个重要的国际贸易领域,法国在18世纪取得或维持了支配地位。法国通过加的斯港向西班牙美洲帝国大量输出工业产品,它仍是西班牙及其美洲帝国的首要工业品供应国;而英国只是垄断了葡萄牙和巴西的贸易,范围有限;但英国控制了意大利和利凡特的市场。圣多明戈岛的甘蔗和咖啡种植发展迅猛,它们的价格低于英属安第列斯群岛的产品价格,因为英属各岛地力耗尽,价格提高,所以法国人从英国人手中夺取了大量的殖民地商栈贸易,同时向北欧的再出口发展也很快。此外,总体来说,英国人在欧洲大陆市场鲜有成功,因为他们到处都遇到保护主义壁垒和法国的竞争;英国向大陆的再出口发展缓慢:从18世纪初到1780年代才翻了一番,只是到1785年左右英国的“现代”工业品才开始入侵大陆,大陆贸易在英国外贸中所占的分额也在下降,从4/5降到不足一半。英国贸易的发展几乎完全得益于殖民地贸易,特别是同北美领地的贸易,到13个殖民地独立之前,英国工业品在那里几乎享有完全的垄断权。这种外贸的“美洲化”在较小程度上也适用于法国,尽管经历了七年战争的失利,法国的殖民地贸易在1716-20到1784-88之间增长了9倍,但同欧洲以外的贸易额只占总量的38%。所以法国外贸的导向比英国更倾向于欧洲,同欧洲的贸易发展速度稍慢于总体速度,但明显高于英国同大陆贸易的发展速度。
但法国外贸的这种乐观主义图景应在几个方面打折扣。在这段时期——即七年战争以前——的前半期,法国的相对地位更为有利。一直到40年代末,英国贸易的发展“非产缓慢”(R. Davis),毛纺品和再出口停滞;只是从1748年起才迅速增长——1745-60年年均增长速度为3.9%。法国贸易虽然受到“约翰•劳体制”的打击,它的起始增速仍与英国相近,约从1735年起,开始加速,不足20年便翻了一番(1736-39到49-55年),这是法国外贸的黄金时代。但七年战争突然打断了这一势头,战争期间法国的商业被“皇家海军”从海上驱除出去,总额降低了50%,而同时英国的贸易仍在发展。1763-71年,法国外贸强劲反弹,但主要是收复失地,但随后是70年代明显的停滞,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则明显后退,直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外贸才再次开始增长,并再创新高,到1793年又陷入崩溃。在英国方面,虽然70年代贸易减缓,美国战争期间又经历危机,但同七年战争后的法国相比,速度稍快,1783年和约签订后再次强劲增长,直到本世纪末。有迹象表明,70年代起,法国的竞争力减弱,丧失了在利凡特和西班牙和西属美洲的地位(查理三世的保护主义政策对法国人损害特别大)。英国贸易的发展则更为稳定,因为它受战争的影响较小。
法国外贸的另一个弱点是它对圣多明戈的明显依赖,这个殖民地在80年代占法国殖民地贸易总额的3/4,占总出口额1/3的再出口产品,大部分是这个岛屿提供的。再出口对于英国也很重要,但不列颠帝国更为辽阔更为多样,它的殖民地贸易更为丰富,到1776年时,作为外贸重要因素之一的北美13个殖民地人口增长迅速,生活水平较高,所需求的制成品量大类多。此外,英国出口中的工业品比例比法国高,1780年左右,两国的这个数字分别为2/3和2/5;在法国的出口产品中,咖啡、糖和酒居于首位,其次是纺织品和丝绸。有的研究者认为,法国18世纪贸易的增长纯粹是表面现象,对国民经济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因为它大部分只是商栈贸易。但不要忘记英国贸易也是如此,同时一些大港口,如波尔多、南特和鲁昂,它们的工业对殖民地贸易直接发生了影响,它们向那里出口奴隶所需的纺织品、榨糖工具、帆布和绳索等,为远洋船只提供大炮,而且作为乡村工业的中介者,这些港口还将农民带入国际贸易中。可以肯定,相当一部分法国工业产品流入安第列斯和西班牙美洲市场,同英国一样,贸易的扩张是工业发展的战略性因素,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
鉴于定量数据的不足和统计的不可靠,这一工作确实棘手。就英国来说,根据W. Hoffmann的指数,1700-90年增加了2倍;而最近迪恩和科尔的指数,英国贸易和工业实际产量的指数从1700年的100上升到1790年的285,年均增长1.17%;同期出口指数较为突出,从100上升到383。在法国方面,让•马尔舍夫斯基曾领导一个“法国经济计量史”小组,该小组至今只发表了一个临时性的数据,只涉及工业;根据这些数据,1701-10年10年间,法国的手工业和工业年均产量,若按当时价格计算,约为3.85亿利弗尔,1781-90间,年均为15.74亿,年增长率为1.91%。但经修正后的更为完善的增长率应降为1%,与迪恩和科尔的数字很为接近。这个数字与当时法国外贸增长的速度相符。从18世纪初到大革命之前,两国工业的增长节奏惊人的接近,如果我们比较双方主要工业的发展就会肯定这一看法。
英国的经济特点:
2006年英国整体经济增长步伐逐步好转,表现得更为强劲和均衡。其中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依旧为服务业。06年全年英国GDP 的增长率逐步递增,分别为2.3%、2.6%、2.8%;而第四季度更是超过预期达到3.0%的水平,投资者纷纷看好英国经济前景,同时大家也看到了通胀率和失业率等风险问题的存在,总体分析英国06年经济处于温和上涨态势。
2006年英国主要经济成果主要表现:
2006年前三季度,英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国内生产总值(GDP)继第一、二季度增长0.7%和0.8%之后,第三季度仍保持了0.7%的增幅。若按年增长率计算,前三个季度GDP的增长率分别为2.3%、2.6%和2.8%。服务业依旧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工业生产与建筑业也实现了小幅增长。根据英国财政部预测,2006年英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2.6%,而2007年则预计增长2.4%。2006年英国经济增长强劲,失业率保持在低水平,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以下为英国经济成果表现:
一、经济显著表现:通胀压力迫使央行再次提高利率。为了抑制因各种生活基本费用增加引发的通货膨胀,英国央行11月9日宣布将银行基本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从4.75%提高到5%,为近5年来的最高水平,这是英国央行继8月份后第二次提息。英国央行一方面要控制通货膨胀,同时也要避免因利率上升导致消费放缓。
二、市场方面表现:消费支出零售业与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2006年第二季度,英国家庭消费支出开始摆脱长期低迷态势。当前英国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抵押贷款和房屋价格都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外国购买者的大量涌入使得伦敦市中心价值超过150万英镑的高级住宅区房价飙升了20%以上。
三、总体经济表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服务业。自2006年第二季度,占英国经济规模超过70%的服务业恢复了强劲增长。第三季度服务业继前一季度增长0.9%之后,再度增长0.8%。其中,制造业和能源业产出增加是工业生产增长的主要原因,增幅分别为0.7%和0.8%,但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采矿业出现较大萎缩,下降3%。建筑业生产增长则与上一季度持平,为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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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经济特点:
法国天然资源不丰富。所需铁矿石大部靠进口。煤储量约210亿吨(其中褐煤100亿吨),铝土矿储量9000万吨。有色金属储量很少,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所需石油的99%,天然气的75%靠进口。水力资源约1000万千瓦,水力资源和地热开发利用比较充分。森林面积1500万公顷 , 覆盖率超过25%。
主要工业部门有矿业、冶金、汽车制造、造船、机械制造、纺织、化工、电器、动力工业、日常消费工业、食品工业和建筑业等。新兴工业如核能、石油化工、海洋开发、军工、航空和宇航等部门均有较快发展。核电设备能力、石油和石油加工技术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航空和宇航工业,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居第三位。钢铁工业、纺织业占世界第六位。但在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传统工业部门,其中钢铁、汽车和建筑为三大支柱。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逐步下降的趋势。法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小麦、玉米、马铃薯、甜菜、葡萄和牛肉产量均居西欧第一位。农用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58%。
服务业在法国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服务业包括商业、运输、电信、旅馆 、餐馆 、供水 、环卫 、修理等部门。电信、信息、旅游服务和交通部门业务量增幅较大。法国是富有特色的旅游国。旅游胜地有巴黎、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风景区及广阔的阿尔卑斯山区。还有一些历史名城、卢瓦河畔的古堡群、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渔村、科西嘉岛等。
法国交通运输业发达,水陆空都很便利。1990年铁路总长3.40万千米,其中电气化的1.26万千米;法国在发展高速火车方面走在世界前列。1981年9月,巴黎-里昂铁路线上的高速火车正式投入使用。1989年12月,法国研制出最新高速火车,时速达482.4千米。1989年全国公路总长80.52万千米,公路网遍及全国,其中高速公路6763千米。法国内河航运主要由国家经营,内河航道总长8568千米,其中运河4613千米。法国75%的进口物资和20%的出口物资得通过海运。主要海港有马赛港和勒阿弗尔港。法国原有三大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和国内航空公司。其中法航的客运量居世界第三位。为增强竞争力,国内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于1991年决定并入法航。主要机场为巴黎的戴高乐机场和奥利机场。
法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税率高于美、日等国,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6%。
法国的对外出口在世界贸易中占第四位,居于美 、 德、日之后。法国是世界第三大军火出口国。进口商品主要有能源和工业原料等,出口商品有机械、汽车、化工产品、钢铁、农产品、食品、服装、化妆品和军火等。主要贸易对象为德国、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等。
法国对外投资增加较快,1991年成为世界第三大投资国。投资主要集中在欧共体成员国,占总额的47.7%。对美国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非洲和拉美的投资也较高,并以工业、能源、服务部门为多。法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援助主要对象是法语非洲国家。1971 ~1980年外国通过对不动产投资方式购买法国土地4.5万公顷,约占法土地面积的1%。外国对法国工业部门投资加快,其中欧共体成员国对法投资占外国总投资的50%;其次是美国,约占22%。1990年外国在法国投资总额为490亿法郎。法国政府正采取措施鼓励外国在法投资。
法国的社会福利较完备,从1983年起,社会福利金额占国民收入的30.6%。社会保险包括医疗、工伤、家庭津贴、退休金、残疾者照顾等。
英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有如下特征:圈地运动、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圈地运动造成土地和生产资料集中到少数贵族和农场主手中,促进了以大地产为主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发展,也为城市工业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工业革命使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和整个工业体系发生变革,使生产率广泛提高。
独特的社会结构。英国社会结构最基本特征是形成了以土地贵族—中产阶级—工资劳动者为主体的三层式的社会,雇佣阶级关系已成为阶级关系的主要内容。这种三层式社会结构的突出特点是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缺乏明确的界线,往往出现重叠。
出口的增长。在英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既有出口增长对技术革命的推动作用,也有技术革命对出口增长的推动作用。在英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里,社会需求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劳动力的转业和中产阶级的出现,二是像“黑洞”一般巨大的海外市场。18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同时增长,对英国工业生产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的需求压力。这种压力使得英国的资源优势和制度优势迸发出来,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如对北美殖民地的贸易就从1760年的340万英镑上升到1815年的1710万英镑。
社会矛盾的对立。工业化过程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过去的利益关联体逐渐演变为对立的阶级。工业革命中,机械大工业逐渐代替了手工业生产,工人却由生产的主体沦为机器的附属品。资本家为谋取最大利润,总是千方百计增加工时,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工资,甚至雇佣妇女儿童而且给予较低的工资。大量工人失业和贫困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对政府和资产阶级构成了强大压力。
法国经济特征,请参考这位权威人士的博客:http://jingyuqinfe.blog.163.com/blog/static/2660023320074391012420/
不好回答确实
但是法国去英国都是大国,
总的来说,英国强与法国,
不管是经济,文化,人文,军事,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英国和法国经济都很发达!
18世纪的法国社会经济状况
路易十五时代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其曾孙路易十五(1715—1774年)即位,年仅 5岁,由奥尔良公爵摄政。路易十五时期法国专制主义的危机公开暴露出来。路易十四去世时留下24亿锂国债,其中1/3已经到期,1715年国家财政纯收入只有6900万锂,财政支出达到1.447亿锂,国家财政处于极大困难之中。1716年国家的财政赤字接近1亿锂。政府企图以打击投机与高利贷为名收取罚款,但只得到1000余万锂。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奥尔良公爵起用约翰·劳进行财政改革。约翰·劳是位苏格兰银行家。在1716年他创办一所私人银行,发行银行券,这种银行券在缴纳国家赋税时同现金一样有效。1718年,约翰·劳的银行,被宣布为国家银行,信誉大为提高。政府和贵族们都用这种银行券来清还自己的债务。约翰·劳还发行西印度公司股票,该公司享有对美洲进行贸易、殖民和种植销售烟草的权利。这在法国引起投机的狂潮,由此成为暴发户者大有人在。约翰·劳从此官运亨通,1720年升任为财政大臣。但是,这一改革由于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结果使法国的财政陷入了更大的混乱。1720年底,约翰·劳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达30亿锂,而银行的储备仅有7亿锂。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兑换金银的狂潮,约翰·劳出逃它国,银行倒闭。许多持有银行券的贵族、富商纷纷破产。尽管政府利用银行券偿还了大部债务,但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又恢复了旧的财政制度,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
1723年,路易十五亲政,但国家财政未见好转。路易十五荒淫无度,每年的宫廷开支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贵族集团效法宫廷生活奢侈。首相弗勒里曾一度改革财政,但终究无力挽救危机。下层群众生活贫困,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
路易十五继承了路易十四的扩张政策,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先后参加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并退出所占领的比利时、荷兰等地。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法国遭到惨败,失去了加拿大、俄亥俄河流域、路易斯安娜、塞内加尔的商站。它在印度也丢掉了大片殖民地,仅留下了5个商站。七年战争使英国确立了殖民霸权,而法国的强国地位受到严重损害。长期的对外战争大量消耗了法国的国力,使法国陷入了专制主义的危机。
18世纪法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 18世纪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农业国家。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集中在以国王为首的贵族以及僧侣手中。占全国人口 95%以上的农民基本上是佃农,耕种地主的土地。虽然从18世纪初开始,法国东北部地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农场,但总的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像英国那样深入农村。
18世纪初,法国的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在一些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如里昂、奥尔良、阿尔萨斯—洛林等,出现了大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其中雇佣千名以上工人的分散的手工工场和雇佣百人左右的集中手工工场也不为罕见。到18世纪中叶,一些工业部门如采矿、冶炼等行业,已经开始使用先进的机器。在贸易方面,卢昂、爱克斯、亚眠、波尔多等许多城市都是当时的对外贸易中心。法国对外主要出口酒类和各种奢侈品。进口货物主要有棉花、香料、皮革、咖啡等。由于工商业发达,法国集中了欧洲一半以上的货币。
但是,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重重阻碍。在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从16世纪开始实行的包税制和国债制度是法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通过包收国家各种捐税、向国家放债,法国的金融资本家获得了巨额收入,成为法国社会最为富有的阶层。但是,自路易十六即位后,为了缓和其财政危机,用各种手段从金融资本家手中获取金钱,使路易十一以来王权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关系遭到破坏,迫使金融资本家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也走上了反对封建专制的道路。在工业部门中,由于封建行会制度的存在,使大批手工业作坊无法过渡到手工工场。因为受到封建制度保护的行会制度,对于工匠和学徒的数目、生产规模以及技术等都有严格的限制。路易十四时代制订的一系列工业法规,到18世纪不仅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成为生产发展的桎梏。使法国工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举步维艰,加之封建割据残余的存在,使各省之间的法律、度量衡、币制等都有不同,从而导致各地商业联系的困难。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处于赤贫状态,购买力水平极为低下,使国内市场日益缩小。18世纪以来,法国在对外战争中迭遭败绩,不仅使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而且丢失了许多海外市场。仅七年战争中,法国在北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大片殖民地以及在印度的殖民地均被英国占领。以法国王室为首的各级贵族,视法国工商业为敛财的重要来源,征收极重的工商业税,使工场主和商人所获利润大部分流入他们的手中,从而大大地限制了资本的积累。这一切,使法国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之间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
革命前的法国,仍保持着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所有的人被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天主教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贫民以及手工工场的雇工等构成了第三等级。
天主教会是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精神支柱。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天主教会竭力向人民宣传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鼓吹人们守天知命,不做丝毫反抗。对于一切反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的“异端”,则实行残酷的迫害。天主教会反对科学,扼杀知识,拼命地推行蒙昧主义。因此,要发展资本主义,解放人的思想,首先必须铲除天主教会。天主教会也是法国最大的封建主。教会土地占全国土地的1/10,僧侣也和其他的封建贵族一样,剥削雇农,榨取封建地租。高级教士大多出身贵族,主要集中在城市里,过着与贵族一样奢华的生活。但第一等级中的低级僧侣则大都出身于贫苦之家,他们收入菲薄,生活拮据,对高级僧侣抱有敌视态度,同情第三等级。
作为第二等级的贵族,分为两个阶层,一为“佩剑贵族”,一为“穿袍贵族”。所谓佩剑贵族主要指的是世袭的封建贵族。他们中的大贵族大多远离自己的领地,住在凡尔赛,靠领取年金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由于特权,他们垄断了军队、政府和教会中的要职。“佩剑贵族”中的中小贵族,则长年居住在乡间,尽管不能享受大贵族那样的奢侈生活,但由于直接剥削农民,成为农村中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代表。
“穿袍贵族”不是世袭贵族,他们的贵族头衔主要是靠钱买来的。因此,大多出身于资产阶级。“穿袍贵族”主要任各级法院中的法官,并可父子相传。他们通过包揽诉讼榨取民财,同样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是“佩剑贵族”歧视他们,也不允许他们出入宫廷。因此,他们也对“佩剑贵族”心怀不满。
第三等级的成分较为复杂。其中资产阶级又有大中小之分。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包税商、军火商人、专卖商、银行家等。这些人与封建专制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时他们还花钱购买爵位,成为“穿袍贵族”。因此,他们不愿意推翻专制政府。但是,由于政治上他们没有任何权力,财产也得不到封建政府的切实保证,经济活动经常受到贵族或国王的干扰,因此他们反对革命而要求改良,只是希望通过在不触及他们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限制国王权力,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中产阶级主要是手工工场主和一般的商人等。他们深受封建专制政府的欺压和勒索,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他们极力要求消灭封建制度,建立保护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些人构成了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
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城市居民。这些人主要是小商贩和小作坊主等。这些人既反对大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压迫,又痛恨封建专制制度对他们的无穷盘剥。但他们也反对无产者,害怕革命会使无产者摆脱旧日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危害他们的利益。
第三等级中人数最多的是农民。他们遭受着残酷的封建剥削,不仅要向地主缴纳地租,而且还要向地主交纳各种苛捐杂税。此外,他们还必须向国王交纳所得税(收入 1/20的土地税)、人头税、土地税;向教会交纳什一税。经过层层盘剥之后,农民所剩无几,很难维持温饱。18世纪后期,法国进入了历史上的“封建反动”时期。国王又恢复了农民修筑道路和建造营房的徭役。地主则竭力提高封建地租,同时还强占农村公社的公有地,使广大农民更加贫穷困苦。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夜,法国2300万农民中,竞有150万人沦为乞丐。因此,在第三等级中,农民阶级最痛恨封建专制制度,最富有革命精神。尽管第三等级内部各阶层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但在反对封建制度这一问题上,则是一致的。因此,第三等级与国王为首的僧侣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解决。
启蒙运动 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是适应资产阶级和广大下层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需要而开展起来的。这是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为使人们从封建专制的禁锢和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而发动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他们激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以及教会的腐朽和反动性,指责国王为首的封建贵族占有了社会的全部财富,而别人却呻吟在极端的贫困之中。他们反对宗教迷信,指出上帝是不存在的,《圣经》是编造出来的,显圣奇迹则是教士随意编造出来的谎言。他们宣扬个性解放,要求人所应有的全部自由。同时,启蒙思想家论证了摧毁封建制度的必要性,主张社会改革,并勾画出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
启蒙运动是在17世纪唯理主义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唯理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是笛卡,尽管他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但他所提出的用人的理性,代替神的启示,用人的分析论证来代替对神的盲目崇拜的思想,对于打破天主教会的精神和文化垄断,有着重大的进步意义。思想家提出以理性原则代替权威和传统的原则,提出对过去的一切,包括旧的传统宗教和国家政体都要用理智加以研究和批判。这种理智和批判的精神,就是启蒙运动最突出的特点。此外,启蒙运动的发生,还受到18世纪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自然权力说、社会契约说以及分权理论的影响。启蒙运动在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也使法国革命不同于英国革命,完全抛掉了宗教的外衣,采取了公开的政治斗争的形式。
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创始者是伏尔泰(1694—1778年)和孟德斯鸠(1689—1775年)。他们的学说反映了大资产阶级的要求,属于资产阶级的温和派,成为大革命时期大资产阶级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指导思想。
伏尔泰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他的著作浩丰,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等多方面。他的代表作主要有《哲学辞典》、《路易十四时代》、《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等。伏尔泰无情地批判了作为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的天主教会,提出了“消灭丑行”的口号,公开反对教会所造成的宗教迷信、宗教迫害和人们的愚昧无知,以及社会上的种种弊病,指出这一切弊病的根源就在于天主教会的欺骗。他痛斥天主教会是“九头鸟”,罗马教皇是“骗子”。天主教教士是“文明的恶棍”。他在政治上主张仿效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主张将天赋人权交与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取消特权,限制王权。但是,由于他站在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思想上又经常处于矛盾之中。他一方面批判天主教会,但又认为社会不平等是不可改变的现象,一方面主张将“天赋人权”归还人民,但又认为人民是“群氓”,没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需要“聪明人”的监护。伏尔泰的社会政治观点的两重性,反映出大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斗争中的暧昧和妥协的态度。
孟德斯鸠出身贵族,曾担任过地方高等法院的法官。他的主要著作有《论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等。孟德斯鸠与伏尔泰一样,在反对天主教会的思想专制方面极为坚决。在其著作中,无情地批判和嘲讽了天主教会和教会的残忍和无能。同时,他也强烈反对特权阶层的专制和残暴。但是,他并不主张废除王权,认为法国应该效仿英国,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他的全部政治主张都体现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中。在这部著作中,孟德斯鸠认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便可限制王权,因此,没有必要进行一场革命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大革命中的君主立宪派所利用,并体现在《人权宣言》和1791年的宪法中。
在启蒙运动中,代表中产阶级的思想家是百科全书派和重农学派中的经济学家魁奈。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代表有狄德罗(1713—1784年)、霍尔巴赫(1723—1789年)、爱尔维修(1715—1771年)等人。由狄德罗主编的《科学、艺术与工艺百科全书》反映了他们的全部政治思想观点,因此他们被人称为“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派是16世纪法国革命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代表。但是,他们的唯物论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他们认为自然世界是物质的,没有超自然的上帝存在。他们通过出版百科全书,向人们传授自然科学文化知识,以揭露宗教封建迷信的荒谬,抨击天主教会和教士的愚昧和残暴,并指出宗教是用来抬高国王身价压迫人民的。在论述社会现象时,他们运用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认为封建制度是不合人性的,而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人类合理的政治制度。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提出应该将王权限制到最小的限度,换言之,也就是实行君主立宪,但不必要采取革命的手段。魁奈(1694—1774年)是经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经济表》等。他是第一个系统的理解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问题的经济学家。他极力推崇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的思想,并创造性地论述了再生产的理论。
启蒙运动中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是卢梭(1712—1778年)。卢梭出生于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的家中,早年由于家境贫寒,过着到处流浪的生活,深刻体验了下层人民的疾苦和心情。因此,他的思想较为激进和革命。其代表作主要有《爱弥尔》、《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和基础》、《忏悔录》等。卢梭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类不平等及一切罪恶和不幸的根源。因此,在其著作中,他激烈地抨击了社会上存在的贫富不均的现象。但是卢梭又不主张铲除私有制,而希望通过保留小私有制达到经济上人人平等的目的。在政治思想上,他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的理论。他认为,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应按社会契约的原则建立国家。他针对路易十六提出的“朕即国家”的谬论,提出国王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仆人,对不称职的仆人,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撤换他。“主权在民”的理论是卢梭政治思想中的基本原则。卢梭与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不同,他极力主张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卢梭的思想对于后来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启蒙运动中,还出现了一批反映下层人民群众革命要求的思想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梅里叶( 1664—1729年)、玛布里(1700—1785年)和摩莱里(生卒年不详)等人。这批思想家的思想中都带有明显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色彩。梅叶里在其代表作《遗书》中,痛斥了私有制,指出私有制和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是万恶之源,并将教士、投机商人、官吏统统称为“富足的懒虫”,称封建地主是“魔鬼”。他主张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应做有益社会的事,社会财富应由大众共同享受。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摩莱里在其著作《自然法典》中,提出应该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他并不主张通过革命来达到这一目的,而是认为只要消灭社会上的偏见和谬误,就可以实现他的主张。玛布里的观点与梅里叶的观点大致相同。他认为只有消除社会不平等才能消除暴政和罪恶。在其著作《论法制或法的原则》和《论公民的权力和义务》中,玛布里描绘了他的理想共和国的图景:在这个共和国里“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一切人皆为兄弟,禁止占有财产是这个共和国的第一法律”。但是,他又不切实际地提出,这一理想的国家,不能建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能建立在荒无人烟的海岛上。这种空想共产主义思想,正是当时社会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对现实绝望心情的一个侧面反映。
由于启蒙运动,18世纪被称为“启蒙时代”。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而且是在更高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理性主义的旗帜下,启蒙思想家们将封建专制制度的神圣外衣—天主教和天主教会,以及在这一神圣外衣掩盖之下,封建统治阶级所进行的一切活动,统统放在理性主义的天平上让人们自己去思考和评断,从而暴露出它的虚伪和欺骗性。启蒙运动的哲学前提是社会应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启蒙思想家们提出既然根本不存在神授的特权,那么人就是生而平等和自由的,追求幸福、生存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是任何人不可剥夺的。这种以人的自然权利来对抗和否定封建特权的思想,是启蒙主义运动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启蒙运动在提倡科学,反对蒙昧主义方面,也起了重大的作用。伏尔泰、狄德罗等人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的狂热的倡导者和宣传者。启蒙主义思想家对于第三等级的胜利满怀信心,为未来的新的社会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从而为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动员人民投身于革命,推动法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的思想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和阶级派别的要求,但就整个法国革命的过程来说,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找到启蒙思想家影响的痕迹。同时,法国的启蒙运动,对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8世纪法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
18世纪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农业国家。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集中在以国王为首的贵族以及僧侣手中。占全国人口 95%以上的农民基本上是佃农,耕种地主的土地。虽然从18世纪初开始,法国东北部地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农场,但总的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像英国那样深入农村。
18世纪初,法国的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在一些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如里昂、奥尔良、阿尔萨斯—洛林等,出现了大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其中雇佣千名以上工人的分散的手工工场和雇佣百人左右的集中手工工场也不为罕见。到18世纪中叶,一些工业部门如采矿、冶炼等行业,已经开始使用先进的机器。在贸易方面,卢昂、爱克斯、亚眠、波尔多等许多城市都是当时的对外贸易中心。法国对外主要出口酒类和各种奢侈品。进口货物主要有棉花、香料、皮革、咖啡等。由于工商业发达,法国集中了欧洲一半以上的货币。
但是,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重重阻碍。在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从16世纪开始实行的包税制和国债制度是法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通过包收国家各种捐税、向国家放债,法国的金融资本家获得了巨额收入,成为法国社会最为富有的阶层。但是,自路易十六即位后,为了缓和其财政危机,用各种手段从金融资本家手中获取金钱,使路易十一以来王权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关系遭到破坏,迫使金融资本家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也走上了反对封建专制的道路。在工业部门中,由于封建行会制度的存在,使大批手工业作坊无法过渡到手工工场。因为受到封建制度保护的行会制度,对于工匠和学徒的数目、生产规模以及技术等都有严格的限制。路易十四时代制订的一系列工业法规,到18世纪不仅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成为生产发展的桎梏。使法国工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举步维艰,加之封建割据残余的存在,使各省之间的法律、度量衡、币制等都有不同,从而导致各地商业联系的困难。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处于赤贫状态,购买力水平极为低下,使国内市场日益缩小。18世纪以来,法国在对外战争中迭遭败绩,不仅使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而且丢失了许多海外市场。仅七年战争中,法国在北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大片殖民地以及在印度的殖民地均被英国占领。以法国王室为首的各级贵族,视法国工商业为敛财的重要来源,征收极重的工商业税,使工场主和商人所获利润大部分流入他们的手中,从而大大地限制了资本的积累。这一切,使法国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之间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
革命前的法国,仍保持着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所有的人被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天主教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贫民以及手工工场的雇工等构成了第三等级。
天主教会是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精神支柱。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天主教会竭力向人民宣传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鼓吹人们守天知命,不做丝毫反抗。对于一切反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的“异端”,则实行残酷的迫害。天主教会反对科学,扼杀知识,拼命地推行蒙昧主义。因此,要发展资本主义,解放人的思想,首先必须铲除天主教会。天主教会也是法国最大的封建主。教会土地占全国土地的1/10,僧侣也和其他的封建贵族一样,剥削雇农,榨取封建地租。高级教士大多出身贵族,主要集中在城市里,过着与贵族一样奢华的生活。但第一等级中的低级僧侣则大都出身于贫苦之家,他们收入菲薄,生活拮据,对高级僧侣抱有敌视态度,同情第三等级。
作为第二等级的贵族,分为两个阶层,一为“佩剑贵族”,一为“穿袍贵族”。所谓佩剑贵族主要指的是世袭的封建贵族。他们中的大贵族大多远离自己的领地,住在凡尔赛,靠领取年金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由于特权,他们垄断了军队、政府和教会中的要职。“佩剑贵族”中的中小贵族,则长年居住在乡间,尽管不能享受大贵族那样的奢侈生活,但由于直接剥削农民,成为农村中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代表。
“穿袍贵族”不是世袭贵族,他们的贵族头衔主要是靠钱买来的。因此,大多出身于资产阶级。“穿袍贵族”主要任各级法院中的法官,并可父子相传。他们通过包揽诉讼榨取民财,同样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是“佩剑贵族”歧视他们,也不允许他们出入宫廷。因此,他们也对“佩剑贵族”心怀不满。
第三等级的成分较为复杂。其中资产阶级又有大中小之分。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包税商、军火商人、专卖商、银行家等。这些人与封建专制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时他们还花钱购买爵位,成为“穿袍贵族”。因此,他们不愿意推翻专制政府。但是,由于政治上他们没有任何权力,财产也得不到封建政府的切实保证,经济活动经常受到贵族或国王的干扰,因此他们反对革命而要求改良,只是希望通过在不触及他们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限制国王权力,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中产阶级主要是手工工场主和一般的商人等。他们深受封建专制政府的欺压和勒索,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他们极力要求消灭封建制度,建立保护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些人构成了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
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城市居民。这些人主要是小商贩和小作坊主等。这些人既反对大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压迫,又痛恨封建专制制度对他们的无穷盘剥。但他们也反对无产者,害怕革命会使无产者摆脱旧日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危害他们的利益。
第三等级中人数最多的是农民。他们遭受着残酷的封建剥削,不仅要向地主缴纳地租,而且还要向地主交纳各种苛捐杂税。此外,他们还必须向国王交纳所得税(收入 1/20的土地税)、人头税、土地税;向教会交纳什一税。经过层层盘剥之后,农民所剩无几,很难维持温饱。18世纪后期,法国进入了历史上的“封建反动”时期。国王又恢复了农民修筑道路和建造营房的徭役。地主则竭力提高封建地租,同时还强占农村公社的公有地,使广大农民更加贫穷困苦。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夜,法国2300万农民中,竞有150万人沦为乞丐。因此,在第三等级中,农民阶级最痛恨封建专制制度,最富有革命精神。尽管第三等级内部各阶层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但在反对封建制度这一问题上,则是一致的。因此,第三等级与国王为首的僧侣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解决。
文章标题: 为什么在18世纪末,法国贵族掌握全国土地的20%~30%,而英国贵族掌握全国土地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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