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出过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非国民”吗 有的话，出过哪几个有名的

因为自己也感兴趣，于是就帮你查了查，你看看吧90年代以来，日本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常引人注目。那么，这种变化的“原型”是怎样的，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如何，未来会向什么方向演变？本文试对其加以探讨。一、战后价值观的确立及其内涵 (一)战后价值观的确立所谓价值观，是人们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环境之下形成的对社会行为进行是非、善恶等意义判断的总和。笔者认为，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对国家、社会的认知和态度；对家庭的认知和态度；对自身精神和物质追求的认知和态度。尽管由于社会阶级、阶层、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等的影响，在不同的人群中间会出现不同的价值观，但一个社会特别是在稳定时期的社会，必然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不然社会就难以保持统一、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也存在价值观的交叉和共有的可能性。 在战前的日本，绝对效忠天皇、国家，为了天皇和国家而奉公灭私甚至献身的观念一直占据日本人价值观的中心。与这种观念相互关联、并从基础上支撑之的是传统的家族观念和个人生活中的禁欲主义。但是，战败的事实证明国家执行了一条错误的与世界为敌的路线；而且，作为献身目标的天皇，也于1946年元旦发表人间宣言，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自己剥下了罩在身上的神秘面纱。这使当时的日本人一时失去了效忠的对象。另外，由于日本处于被占领之下，失去了主权。由盟军总部民政局对教科书实行检定制度，凡是不符合要求的就被删去或被涂抹。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强调个人价值的价值观通过各种途径被介绍和灌输进来。社会的剧烈变动和新旧价值观的激烈冲突与交替，再加上当时人们由于缺吃少穿，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使战后初期的日本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价值混乱。然而，进入50年代，日本已度过了战后初期的艰难阶段，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渐渐步入正常轨道。这时，社会的发展开始向人们提出新的要求，即建立与社会的安定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统治阶级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相继制定了劳动关联法案、罢工规制法等，对工人运动和罢工加以限制，使用国家机器这个手段来致力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方面也认识到，为了使企业获得长远利益和持续发展，必须保证工人对公司的忠诚，不能轻易解雇工人，从而开始实行终身雇用制。这使公司与工人的关系为之一变。由于企业与职工关系的相对固定化，再加上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职工可以从企业等工作场所得到自己预期的东西，这大大密切了职工和企业等的关系，使过去人们对国家的忠诚转变为对工作场所等共同体的忠诚。对职工来讲，企业等工作场所已不仅是劳动的场所、获得经济来源的场所，还成为充实人生和实现人生意义的场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纷纷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再加上战后新宪法、民法所规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原则的贯彻，以及西方文化的持续影响，导致了传统家族共同体的解体。同时，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也带来了出生率不断下降，家庭规模日渐缩小，“核家族”化迅速进展。家庭共同体的变质，促成了新型家庭观念的确立。另外，物质生活的充实、生活安定化，为人们追求和实现自身的自然欲望提供了物质条件。在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狂涛巨浪的荡涤下，个人生活方面的禁欲主义已彻底成为过去，取代之的是对个人物质欲望的肯定和性意识的解放。 总之，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增长、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改善和提高、新宪法精神和西方文化的持续作用和影响这三者相互作用、相互重合，促成了战后日本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二)战后价值观的内涵 这样，到高速经济增长期，新型的战后价值观确立起来。概而言之，国民的价值取向从国家、天皇转向了企业等工作场所，从传统家族共同体走向了现代家庭，从禁欲主义走向了肯定物质欲望和性意识的解放。第一，“工作场所至上”。从国家共同体、天皇走向了企业等共同体，这是战后价值观最重要的变化，也是其核心内容。例如，在70、80年代关于天皇的舆论调查中，对天皇“无感情”的国民一直保持在40%以上，为各调查项目的首位，而对天皇抱有“好感”和“尊敬”的国民所占比率也不过50%左右；而且，年龄越小“无感情”的比率越大。①这说明，作为日本国家象征的天皇的权威已大大失坠。但是，必须承认，战后日本仍是一个社会、集团志向很强的社会。调查表明，日本人的“社会志向”一直保持了较高的水准，“社会贡献意识”也较强。②然而，具体到“社会志向”的内容，却不是志向“社会正义”等与自己相距遥远的“公”的层次，而是指向自己的身边，如企业、学校、官厅等“中间”层次。③也就是说，工作场所共同体占据了社会价值的中心。工作场所将人生价值、传统社会取向和个人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在日本人的社会价值取向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第二，“男主外，女主内”。在战前的日本，家的意识、家业延续、重视纵式的亲子关系是家族观念的基本内容。战后，由于制定了新宪法和民法，“个人的尊严和两性的本质的平等”的原则日益深入人心，再加上现代化的迅速进展，带来了家庭和家庭观念的重大变化。随着社会的变化，战后日本的家庭也发生了如下几点变化。首先，家庭规模缩小，新式小家庭取代了传统的家。从祖父母到孙子同居的多世代同居的家庭，到高速经济增长期变成了夫妇与孩子的单世代同居型家庭（核家族）。据统计，1965年核家族的比率为68.2%，1975年已达到74.1%。④其次，妇女地位相对提高。男女平等的原则得到逐步贯彻，法律保护妇女的结婚、离婚自由和财产继承权。再次，家庭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家族制度被废除，家庭的政治社会功能和敬神崇祖的功能大大减弱，生产功能被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只具有生活消费功能和部分教育功能。于是诞生了丈夫工作、妻子在家里专心家务和养育子女的性别功能分担型家庭。也就是说，虽然战后男女平等和核家族化有很大进展，但由于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在日本的家庭中存在着明显的家庭分工。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内持家，一直是战后日本人认可的带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据NHK广播文化研究所1973年对“理想的家庭”所做的舆论调查，“性别功能分担”居首位（39%），以下依次为“夫唱妇随”（22%）、“家庭内合作”（21%）、“夫妇自立”（15%），说明日本人中“男主女从”的意识依然很浓。⑤另外，据日本总理府1987年所做的“关于妇女的舆论调查”，同意“男人工作、女人持家”这种意见的男性为51.7%，女姓为36.6%；不同意这种意见的男性为20.2%，女性为31.9%，对上述观点首肯的仍占多数。而且，这样的夫妻分工的家庭结构，也并没有给日本人的夫妻关系带来深刻的影响。总理府1982年对全国20—59岁的女性进行“关于妇女问题的国际比较调查”时，对夫妻关系感到满意的高达82.5%。⑥第三，从禁欲主义到物质欲望的肯定。在战时的日本，不仅人们的物质欲望受到很大限制，而且性风俗也受到严格取缔。但是，随着战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欲望得到积极肯定和极大满足，特别是性风俗的变化，令人吃惊。首先，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物质的不断丰富，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极大地刺激和扩充了日本人的物质欲望。从60年代的“三种神器”（电视、冰箱、洗衣机）到70年代的“3C”（彩电、空调、私家车），从“厨房革命”到美国消费文化的登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不断发生革命，对物质欲望的追求也不断在满足中攀高。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人所指出的对精神、心灵的追求不断降低和丧失的问题。另外，对性自由、性解放的肯定也在一步步扩展着。50—60年代，日本社会围绕着性道德、性描写、性生活发生了很大动摇。关于性表现的自由，象征性地表现了新宪法下权利意识增强的是“查太莱审判”。1959年，因翻译出版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翻译人和出版社遭到控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后翻译者和出版社社长被判有罪。但围绕这个问题，全社会爆发了如此量刑是否侵害宪法的基本精神的争论，结果成为围绕性问题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SUP>1960年，《性生活的智慧》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到1966年卖出了152万部，引起很大社会反响。但是，价值观的变迁，也并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会在一朝一夕之间发生突变。据NHK广播文化研究所的调查，在1973年，对婚前性关系认为“不可”的仍为58%，认为“订婚后可以”、“有爱情可以”和“无条件可以”的分别为15%、19%和3%。1988年上述各项的结果则分别为39%、23%、31%和4%。⑦由此可见，就是到70、80年代，日本人的性解放意识虽有上升，也并没有达到泛滥的地步。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谓战后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也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战后价值观在形成和确立之后的几十年间，也在随着战后社会的发展和美国文化之风的侵蚀，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这无疑为90年代后的深刻变动打下了基础。

日本人行为准则的核心是相对性，即从来不是从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去判断一个人的好与坏、对与错。

　　对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诸如此类的问题，日本人很少去想，也很感到头疼。把这样的问题通常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上级说了什么是对的，那就是标准。只要强者说了什么是善的，那么什么就是善的。日本人不习惯去考虑这些抽象的问题，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比去判断对错，然后附和权威就可以了。

　　日本没有类似于基督教“十戒”这样的信条，也不像中国人那样相信正义的力量，日本人没有彼岸世界，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样的概念，认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死后通通成佛升天，所以，生前作孽，与死后的成佛没有什么关系。良心这个概念，在中国人伦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良心就是忠于自己内心的感受，使灵魂得到安宁。而日本人不理会这一套，什么心安理得，什么良心谴责，通通的没有。看来，良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只要不影响人际关系的秩序，良心是否安宁，并不重要。

　　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也属于相对主义，是针对具体的关系而不是强调抽象的原则。在日本社会里，并没有一套普遍的伦理标准，却有全世界最复杂的繁琐的具体行为规则。日语中有复杂的敬语，就是表现之一。

　　面对不同的人，日本人随时准备了两张面孔，对上级和权威，他需要极其客气；面对藩属和下级，他表现得傲慢而严厉。如果生活中有了一贯的标准与价值，日本人反而会无所适从。

　　日本人总是很坦然地否认其发动的是罪恶的战争。因为对恶的认识也是相对的。在日本的佛教中，甚至还有视杀人为超度善举的观念。当日本武士杀人时候，拔出刀来的武士会郑重其事地默念：畜生，为你超度吧！如此诡谲的道德思想，焉能结出善的果实？

　　由于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念，也没信仰追求，所以也就没有道德负担，没有精神痛苦。前一天还在同敌人进行自杀性攻击，第二天就举着鲜花迎接敌人占领本土，这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民族干得出来，而日本人做得那么自然。因为道德标准已经被悄悄改变了。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都很难理解，如岸信介之流，曾经是东条英机的副手，是甲级战犯，亲自参加过日本对华侵略决策和太平洋战争的阴谋，却奇迹般在二战后继续当选为首相，昔日的仇美派，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亲美分子，而日本人却习以为常。

　　这就是不受宗教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日本人的个性。

　　受儒家思想或者平等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最看重自己的人格，出卖人格和尊严，最为中国人所不耻。而日本人不受这个束缚，内心中没有缰绳，只要坏行为不被别人知道，就不必烦恼，自我忏悔只是徒增烦恼，而自首更是傻子才去干的事情。日本社会中有不少庆祝幸运的仪式典礼，却没有赎罪的仪式。以他人的评价作为自己出牌的标准，当每个人都遵守相同的行为规则行动并相互支持时，日本人就会轻松愉快地干任何事情。如果觉得做的事情正是让天皇和国家满意的事情，那么就更加没有顾忌了。

　　日本战败后，因为美国的庇护和国际上对其监督的放松，日本人很快就遗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大家都觉得这没什么了，一风吹了，责任都被时间带走了，现在该是轻装上阵的时候了。如果没有外来的强大压力，让日本人深刻忏悔和反思，那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著名日本人研究专家、美国的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与刀》一书中提出，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属于“耻感文化”，而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罪感文化”。前者的行为要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人们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后者则主要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

清洁、冷静、秩序、献身、自我牺牲

为天皇效忠

中国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建设、改革开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自然不会信仰马克思主义，是资产阶级政党轮替的形态。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保守的思想，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地理位置原因一直有侵略想法（罪人。。。）。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

日本有哲学。
《日本哲学史》朱谦之 著
日本哲学的产生
日本的哲学思想是在日本特有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日本适应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大量吸收了先进国家的哲学思想：最初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佛教，后来是西方近代、现代的各种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同日本原有的神道思想相结合，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变化，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发展过程：开始时，佛教的教义成为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继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封建道学占据了主导地位，最后引进了西方自然科学，使理性进一步脱离信仰而自立，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在这个过程中，贯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溯源
平安时代以前的哲学　在5世纪前后，汉字和儒家思想传入日本，6世纪中叶佛教也经过朝鲜传入。它们对日本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哲学思想，最初出现在据传是圣德太子于 6世纪末、7世纪初写成的《维摩经义疏》等著作中。7世纪初，圣德太子为了给革新政制准备思想条件，派遣留学生到中国（隋朝）学习，直接引入了儒学和佛教思想。他颁布的《17条宪法》的思想基础就是儒学和佛教教义。其中第 1条的“以和为贵”和第4条的“其治民之本，要在于礼”，都出自儒学；第 2条的“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和第10条的“绝忿弃”，都属于佛教思想；其余各条则多采用儒家经典及子史资料。儒学对于当时的日本起了很大的作用。古代天皇制度在建立过程中曾采取中国的法制，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7世纪下半叶，儒学的影响特别显著。当时，日本政府已经把儒学看作是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而加以庇护。编纂于 8世纪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带儒学的色彩。这两本历史经典起了维护天皇制度的作用。
佛教与日本哲学
佛教经朝鲜传到日本以后，起初并非一种以教义为核心的宗教，而只是对佛像和佛经等的信仰和崇拜。贵族们曾经利用佛教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日本政府当时认为佛能镇护国家、保护王室，因而在8世纪初发布“僧尼令”，把佛教变成国教，从而使佛教思想占了优势。这时，日本原有的神道教虽然继续流传，但实际上处于佛教思想的指导之下。
到了奈良时代，佛教与政治结合得更加紧密，加强了作为国教的地位。神道教和佛教这时开始在教理上调和、折衷，但是神道仍然被置于从属的地位。日本对佛经内容的认真研究，始于平安朝（8世纪）。9世纪初，名僧最澄和空海来中国（唐朝）留学，回日本后分别创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在日本确立和传播大乘佛教。日本的天台宗与中国的虽然名字相同，教义却有所区别。
日本的佛教哲学，也是建立在所谓“世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和“一念三千”等唯心主义观点的基础上的。天台、真言两宗除被赋予“镇护国家”的任务外，在当时日本人的生活中还作为世界观来看待。这时候佛教在日本获得了独立活动的地位。到10世纪，出现了关于净土观念的说教，佛教思想开始渗透到平民中间去，神道教和佛教的调和、结合也有所发展。
日本宗派哲学的发展
镰仓时代至明治维新的哲学　进入镰仓时代，由于平安朝的贵族势力衰退，封建关系在地方上逐渐发展，形成了武士阶级。到13世纪，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生活困苦，产生了简化宗教仪式的要求。宗教界适应这种形势，开始出现新的动向。过去主要以贵族为对象的日本佛教，这时兴起了面向民众的思想，于是出现了净土宗、禅宗、真宗、日莲宗、时宗等派别。从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日本的哲学思想主要以佛教教义为特征，实际上是宗教迷信，还谈不上真正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后来在佛教禅宗与中国宋明理学结合的时候才开始出现。
17世纪，德川幕府巩固了封建制度以后，儒学取代佛教而成为维护幕府统治的思想主流，作为支配士（武士）、农、工、商这四民的意识形态，影响越来越大。当时，日本的儒学体系主要分为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古学派；朱子学是官学，长期占居主导地位。此外，还出现了复古神道和一些独立的学派和学说。
各宗派哲学观点
①朱子学派。藤原惺窝是这个学派的先驱，他的学生林罗山在使朱子学成为德川幕府的官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在同佛教和神道教斗争中，曾经用理性主义去批判非理性主义。这一学派内部，也存在过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的矛盾，如安东省庵、贝原益轩等人虽然都从朱熹的理气观出发，最后却把自己的宇宙观归结为理、气合一说，接近于唯物主义；斋'" class=link>；山崎斋、三宅尚斋却把自己的世界观归结为理一元论，陷于唯心主义。山崎斋和水户学派甚至把朱子学完全神道化了。水户学提倡“大义名分”论，它的尊王攘夷思想有助于重新巩固封建统治。当时日本的封建阶级企图用朱子学把封建等级制度合理化，但是，到17世纪，随着商品生产的日益发展和商人的抬头，朱子学便开始逐渐丧失影响，代之而起的是古学派。
②古学派。这一派的哲学家排斥汉唐以后的儒学。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仁斋和徂徕都用气一元论去反对朱熹的理气观。这派学者以民间异端思想家的姿态出现，代表非当权派，名义上提倡复古，实际上是对日本朱子学派发动了一场哲学革命。此外，还出现了朱子学派的另一个反对派──阳明学派。
③阳明学派这个学派由中江藤树开创，主张阳明学的良知说。其他代表人物有熊泽蕃山、佐藤一斋、大盐平八郎等。幕府末期的志士吉田松阴等人也受过阳明学的影响，大盐曾经领导大阪的贫民和郊区农民起义。这一派的学者并非自觉地组成一个集团，而是各自信仰王阳明的学说，其中有的人在方法论上具有一些辩证法因素。阳明学在中国一般说来是起了消极的作用，但是，日本的阳明学派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④复古神道。在17世纪，德川幕府前期，与尊王论相关联，出现了复古神道。这种神道反对以往神道依附于佛教或儒教，反对用儒、佛思想解释日本的古典和神道。这派思想首先由神官荷田春满倡导，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加以发展，集大成者是平田笃胤。他们依据《古事记》等日本古籍所记载的神话，提倡“日本精神”哲学，鼓吹“皇国之道”，宣扬“皇国精神”。他们声称，日本的神道出自神灵，只有这种道才是“真实之道”；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应当统治世界。这种神道理论在德川幕府末期成了尊王思想的一大支柱，对明治维新时王政复古有很大的影响。明治维新（1868）以后，作为国家神道的神社神道，基本上继承了复古神道的理论，使这种充满宗教迷信的理论，成为这个时期支配日本民众的思想武器，并且为军国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对外侵略所利用。
⑤非传统诸学派。17～18世纪，还出现了一些独立的学派和学说。从18世纪20年代前后起，西方的书籍开始流入日本，许多日本学者研究兰学，即通过荷兰语研究西方学术的学问，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引起了世界观方面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具有批判精神、自我意识或唯物主义思想萌芽的、不属于任何传统学派的思想家，如安藤昌益、富永仲基、三浦梅园、皆川淇园、司马江汉、山片蟠桃、镰田柳泓等。在整个德川时代 260多年间，只有安藤昌益彻底地批判、否定了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他站在劳动农民的立场上提出了无统治无剥削的绝对平等的社会观；富永仲基认识到思想的基础是物质，并且把这种认识运用到他的历史方法中；三浦梅园富于独创精神，建立了“条理学”；皆川淇园根据他对《周易》的“开物成务”的理解，创立了“开物学”，并且完成了日本最初的范畴论；司马江汉是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先进的市民思想家，具有自然科学物理学的自然哲学见解，提倡地动说；山片蟠桃是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成为日本实学的先驱；镰田柳泓知识渊博，不仅批判儒学、神道和佛教，而且在说明知识和感官的关系方面接近了唯物主义。此外，在18世纪上半叶，随着商人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出现了心学，它的代表人物是石田梅岩、手岛堵庵、中泽道二等。他们都是工商业者的思想家，认为“节约”、“正直”、“勤勉”这些都是人生而具有的美德，是在封建制度下士、农、工、商四民通有的心。他们的思想尚未达到否定封建制度，但已含有人间平等的思想。上述独立的学派和学说，为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哲学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思想条件。
在德川幕府以前约1000年间，主要是唯心主义支配了日本人的思想。但是，随着德川幕府的崩溃，幕府的官方思想体系朱子学也丧失了统治地位。
西方哲学影响下的日本哲学
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哲学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量吸收了西方的哲学在介绍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始终贯串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明治时代初期一些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介绍的是英国和法国的哲学：西周移植了法国哲学家A.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英国哲学家J.S.密尔的功利主义，并首先把西方的philosophy译为“哲学”；福泽谕吉传播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中江兆民输入了法国机械唯物论和法国启蒙思想家J.-J.卢梭的民主思想明治二十年（1887）前后，随着天皇专制主义的确立，开始介绍德国哲学，同时出现了一些唯心主义者，如西村茂树、井上哲次郎、井上圆了等。西村茂树把哲学和儒学结合起来；井上哲次郎首先引进德国哲学，提出现象即实在论这种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井上圆了将哲学和佛教熔冶于一炉。他们的哲学都宣传东方思想，维护天皇专制主义。
唯物与唯心
在明治三十年（1897）前后，发生了两次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一次是由加藤弘之、元良勇次郎对井上圆了所著《破唯物论》一书的批判引起的，一次是由井上哲次郎、高桥五郎等对中江兆民所著《续一年有半（无神无灵魂）》一书的批判触发的。这两场争论虽然颇为激烈，但是，争论者对于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还缺乏明确的理解，所以争论对于当时日本的唯物主义的发展没有起多大推动作用。在这个时期，唯物主义阵营出现了幸德秋水、片山潜和利彦，他们继承了中江兆民的唯物主义，介绍和传播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幸德秋水在理论宣传上表现突出。他写的《社会主义精髓》一书不仅表露出唯物史观的观点，而且包含一些辩证思想。1904年，他和利彦共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他还通过对基督教的批判在无神论上放出了异彩。在明治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叶，德国哲学继续被大量地移植到日本，在思想界逐渐占了上风，成为日本讲坛哲学的主流。初时介绍I.康德和G.W.F.黑格尔的哲学，后来陆续引进新康德主义、现象学、存在哲学等。新康德主义曾经成为大正时代的“新思潮”。通过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的研究和消化，到了大正和昭和时代，涌现出一些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如桑木严翼、朝水三十郎、波多野精一纪平正美左右田喜一郎、西田几多郎、田边元等。其中，西田几多郎建立了所谓日本独创的“西田哲学”，提出了以所谓“绝对无之辩证法”为中心的“场所逻辑”和“绝对矛盾自己同一”的逻辑；田边元构造出所谓“绝对辩证法”和“种之逻辑”。他们的哲学，基本上是吸取新康德主义和存在主义加上佛学的一些内容构成的。继西田之后，还出现了哲郎'" class=link>；和哲郎和三木清。和哲郎用存在主义的观点展开他的解释学，并且试图建立自己的人学。三木清研究所谓“人学之马克思的形态”，也是从存在哲学出发的，他终于把存在主义和日本的佛教结合了起来。他的贡献在于，使日本的讲坛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接触，吸引了不少青年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日本国内工人运动的高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等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在日本广泛地传播，马克思的《资本论》日译本于1920年问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日译本于1928年开始刊行。于是在日本哲学界也出现不少唯物主义哲学家。1925年开始的福本和夫同河上肇、山川均进行的激烈争论，掀起了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对于进一步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很大的作用。河上肇、户坂润、 永田广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比较正确和深入的理解。1932年，户坂润、 三枝博音、冈邦雄等组织了“唯物论研究会”，出版了机关杂志《唯物论研究》，进一步探讨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流派，并且反对日本法西斯化和发动侵略战争，在日本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1938年，这个研究会被日本政府解散，户坂润被捕后死于狱中。永田广志也因为参加该会的活动而多次被捕，身体健康受到损害。
哲学沦陷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扩大，日本的哲学陷于越来越法西斯化的境地。鼓吹所谓“日本精神”的日本主义十分猖獗，法西斯思想、非理性主义横行一时。不久，出现了所谓“世界史哲学”，亦称“世界史派”，代表人物是高坂正显、高山岩男、西谷启治等，他们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提供理论根据，把侵略行径美化为“世界史的当为”。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表示支持侵略战争。直接充当军部喉舌的所谓“皇道哲学”更加疯狂，它散布“绝对服从天皇”的伦理，虚构“神国不败”的神话，肆无忌惮地毒害日本人民，一直到日本帝国主义灭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主思潮的高涨中，过去被镇压、禁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复兴时期，而曾经喧嚣一时的日本主义、“皇道哲学”和“世界史哲学”迅速销声匿迹。松村一人、古在由重、森宏一、山田坂仁等进步哲学家，一面努力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成果，一面积极批判西田、田边的哲学和存在主义等唯心主义流派。东京大学教授出隆以及西田的学生、著名哲学家柳田谦十郎等，从唯心主义阵营转入唯物主义阵营，在哲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在这个时期，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和期刊等大量出版。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被介绍到日本。在日本有不少地方建立起唯物论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无论在广度或深度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阶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期，发生了一场关于“主体性”的争论梅本克己等企图用西田田边的哲学和存在主义去“填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空隙”，遭到了松村一人等的批判。从60年代末起，围绕“实践唯物论”问题，唯物主义哲学家之间进行了另一场争论。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论”，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试图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人表示反对。这次讨论，同民主德国的哲学家在60年代进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结构、表述方法和体系的争论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学者，如武谷三男、坂田昌一等取得了新的成果。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分析哲学家之间展开过争论。
另一方面，欧、美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于战后对日本的哲学界特别是大学讲坛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中有较大影响的现代哲学思潮，在日本都有传播人、阐述者或追随者。
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在20世纪初就被田中王堂等介绍到日本，20年代曾得到广泛的传播，后来因为不适合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扩张的需要而逐渐丧失影响。战后，在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经济复兴和工业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军队占领期间重新抬头，对日本的学术界和实际生活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
存在主义思想早在20世纪初就传到日本。和哲郎曾介绍过F.W.尼采和S.克尔凯郭尔的观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对日本人的精神生活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悲观、彷徨、苦闷、不安的气氛在战后笼罩了日本。有的日本哲学家还将佛教教义和存在主义融为一体，把佛教看作是亚洲型的存在主义，说存在主义就是现代化的佛教。
逻辑实证主义大约从60年代起，现象学从70年代起，在日本也有相当多的学者介绍、探讨。此外，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以及结构主义也都相继出现在日本哲学思想界。对哲学史，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对佛学和儒学，关于人、异化、人道主义等问题，也有不少哲学史家和哲学家进行研究。有的学者将几种不同哲学的某些观点糅合在一起，有的开拓了比较哲学、比较美学等新领域。上述种种情况，使现代日本哲学界呈现出各种思想纷然杂陈的局面。

日本有哲学家，当然也有哲学。。。。

韩国(确切的说应该叫朝鲜)
多灾多难的韩国历史

韩国传说中的始祖-檀君在公元前2333年在平壤定都，国名叫朝鲜（古朝鲜）。之后经历了三国（新罗，高句丽，百济）时期-公元1世纪-公元667年、统一新罗时期（668-935）、高丽王朝时期（918-1392）、李氏朝鲜时期（1392-1910）、日本统治时期（1910-1945）、大韩民国时期（1945，8-现在）。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韩国作为弱小国家，受到了列强的数百次侵略，其中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是从1592年至1597年日本侵略韩国（朝鲜）的壬辰倭乱。通过韩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以感觉到其历史发展特点中形成的民族性。多灾多难的历史和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韩国人。

高丽王朝时期（918-1392）

尽管韩半岛经常遭受外来入侵，但自公元668年由新罗统一后一直由一个单一的政府治理，并保持了政治独立，以及文化和民族传统。无论是高丽王朝（918—1392年），还是朝鲜王朝（1392一1910年），它们都巩固了政权，发展了文化，驱逐了契丹、蒙古、和日本人等外来国家的入侵。高丽王朝的开国君主王建是新罗一位反叛王子手下的将军。他选择自己的家乡松岳（即现今的开城）作为都城，并宣称要收复高句丽在乐浪的失地。他将他的王国定名为高丽，韩国现在的名称“Korea”就是由此而来。尽管高丽王朝末能实现收复失地的心愿，但却取得了辉煌的文化成就，其青瓷的发明和佛教的兴盛则广为人知。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早在1234年，即比德国谷登堡早两个世纪，韩国人便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大约也在这一时期，韩国的工匠还完成了在大块木版上雕刻全部佛经的艰巨任务。这些雕刻佛经的木版有8万块之多，目的是祈求佛祖保佑击退蒙古人的入侵。这些被称为《高丽大藏经》的木版现珍藏在历史悠久的海印寺内。

高丽王朝末期，士大夫和武士之间的冲突，儒教信徒与佛教信徒之间的争斗，这些矛盾使高丽王朝走向衰败。蒙古人入侵高丽始于1231年，高丽人民虽然与蒙古人进行了英勇斗争，但高丽仍沦为蒙古的附庸国长达近一个世纪之久.。

李氏朝鲜时期（1392-1910）

1392年，李成桂将军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朝鲜。朝鲜早期的统治者为了消除在高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佛教影响，用儒教代替了佛教。朝鲜统治者以老成持重的中庸政治制度治理国家，利用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这一时期，科举考试成为社会运动状态和文化活动的重要因素。当时社会崇尚研究学问，鄙视工商业。

朝鲜在第四代国王世宗统治时期（1418－1450），国家的文化与艺术得到了空前繁荣。在世宗大王的倡导下，王室学术机构的学者创造了韩国文字即“训民正音”。世宗大王非常重视天文学。日晷、水漏、天文图和天球仪等都是在他的鼓励下创制出来的。后来他将王位传给儿子文宗（1450--1452在位）。文宗于1452年驾崩，年仅11岁的太子接替了王位，是为端宗。1455年，端宗的叔叔首阳大君篡夺了年青国王的王位，成为世祖国王（1455－1468年）。他通过崇尚儒教来提高他的统治地位。此后，儒教便支配了韩国人的生活方式。

李舜臣将军

1592年 ,日本入侵朝鲜王国 , 准备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在海上，李舜臣将军（1545－1598），一位在韩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人物，指挥“龟船”与日本人作战，并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这种“龟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铁甲战船。在陆上，自愿参战的农民和僧侣军队也奋勇杀敌。1598年，随着日本大臣丰臣秀吉的死亡，日本军队开始撤退，战争终于结束。但这场战争却给朝鲜和中国明朝留下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战争中，朝鲜大量的工匠 , 包括陶瓷工匠被劫往日本。

日本统治时期（1910-1945）

19世纪，韩国依然是一个“闭关自守之国”，坚决反对与西方建立外交与贸易关系。此后，一些具有帝国主义野心的亚洲和欧洲国家竞相对韩半岛施加影响。1910年，日本强占了韩国，开始对韩国实行殖民统治。

日本的殖民统治激发了韩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日本人禁止韩国人在学校使用韩语授课的同化政策激怒了韩国知识分子。1919年的3月1日，韩国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抗议活动，数千人为此牺牲了生命。

三一独立运动

尽管“三一独立运动”失败了，但却加强了韩民族的团结，激发了爱国主义精神。这次运动促成在中国上海成立了韩国临时政府，并在当时的满州一带开展了有组织的反抗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武装斗争。韩国人民至今仍每年纪念“三一独立运动”，并将其确定为国家节日。

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战败以前，韩国人民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一直过着悲惨的生活。在殖民统治期间，日本统治者对韩国和其人民实施经济上的疯狂掠夺。当日本靠从韩国掠夺的财富暴富起来的时候，韩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日趋恶化。

大韩民国时期（1945，8-现在）

1945年8月15日，韩国人民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国家的光复，但他们并没能高兴多久。因为光复并没有带来韩国人民英勇奋斗渴望实现的目标，那就是国家独立。相反，出现了一个意识形态冲突的分裂国家。由于美国进控制了韩半岛南方，苏联控制了韩半岛北方，韩国人民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所作出的努力又付之东流。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11月通过一项决议，要求韩半岛在联合国一个委员会的监督下举行国家大选。

然而，苏联却拒不执行联合国决议，并且不准许联合国这个委员会进入北方。于是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一项新决议，要求在这个委员会能够到达的地方进行选举。韩国首次选举于1948年5月10日在三八线以南地区举行。这条线无情地将韩半岛分成了南方与北方。。

日本
邪马台国

在1世纪，班固所编《汉字·地理志》写道：“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这段记载概述了原始社会末期的日本部落情况。于3世纪前期，在日本西部地区，组成了一个早期的奴隶制国家——邪马台国。

邪马台国有七万多户。女王称“卑弥呼”，卑弥呼女王曾多次派遣权臣到中国访问，并向魏王奉献过奴隶和其他物品。魏明帝曾授与她“亲魏倭王”的称号和金印紫绶，并回赠其他珍贵物品。

大和国

3世纪中期以后，在本州中部以大和地方(今奈良县)为中心兴起了另一个更发达的奴隶制国家——大和国。到5世纪，统一了日本的大部分地区。大和国的首脑称“大王”，是奴隶制国家中的最高执政者。

“大化改新”

所谓“大化改新”就是指大化二年(646年)，大和国实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改革。推翻了以苏我人鹿为首的大奴隶主贵族集团，夺得了政权；并拥立孝德天皇即位，改年号为“大化”，迁都难波。次年元旦，发布革新诏书，并仿照中国唐朝封建制度，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史称“大化改新”。

古代天皇制的确立和发展

从“大化改新”到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的1200年左右的时间，是日本的封建社会时期。这段时期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645年到1192年，第二阶段从1192年到1868年。

根据帝都的变迁，第一阶段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代。

飞鸟时代(539年～年)由于当时的帝都在飞鸟地方(今奈良市以南20公里)的藤原京，故称“飞鸟时代”。

奈良时代(710年～794年)

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是从桓武天皇于794年(一说784年)迁都长冈(今京都市)时起，到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为止的时期。

幕府政治

日本封建社会的第二阶段，是从1192年源赖朝正式开创镰仓幕府起，到1868年“明治维新”为止的时期。这是天皇的大权旁落，各地领主依靠一定的武士集团，不执行朝廷政令，独自进行 根据幕府的发展变化与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纷争，这个阶段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以下几个时代：

镰仓时代(1192年～1333年)是源赖朝(1147年～1199年)于1185年推翻平氏，1192年称“征夷大将军”正式在镰地方(今神奈川境内)设置幕府，到1333年北条氏灭亡、镰仓幕府被推翻为止的时期。

南北朝时代(1336年～1392年)是从镰仓幕府灭亡到室町幕府初兴的时期。上在1270年镰仓幕府末期，皇室内部就分裂为大觉寺统(龟山天皇系统)和持明院统(后深草天皇系统)两派。1336年，前者建都吉野(今奈良县境内)，称南朝；后者建都京都，称北朝，从而形成了南北两个天皇并立，彼此对峙纷争的局面。直到1392年，南朝合并于北朝，这一局面才告结束。

室町时代(1338年～1573年)是足利尊氏(1305年～1358年)于1333年推翻镰仓幕府，1338年称“征夷大将军”，在京都室町地方设立幕府起，到1573年织田信长(1534年～1582年)推翻室町幕府为止的时期。

安土桃山时代(1573年～1598年)是从织田信长于1573年消灭室町幕府，到1598年丰臣秀吉(1536年～1598年)统一日本全镜为止的时期。因前者统治中心在近江安土城，后者统治中心在京都的伏见城(桃山)，故称“安土桃山时代”，又叫“织丰时代”。

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是在丰臣秀吉死后，织田信长的一部将德川家康(1542年～1616年)于1603年在江户(今东京)设立幕府，到1867年江户幕府被倒幕维新派推翻为止的时期。德川家康早年结识田信长，1590年随丰臣秀吉转战各地。丰臣秀吉死后，他于1600年握取实权，并于1603年任“征夷大将军”，成为江户幕府的创建者。从此德川幕府的统治延续260多年。故这一时代也叫“德川时代”。

近代(19世纪-战前)

受美国逼迫恢复了国际间的交往，天皇重新掌握政权并实行“明治维新”。为了赶上各国，以工业为中心，对发展产业实行了奖励政策。自1889年颁发“明治宪法”以后，随着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和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治，明治政府在教育改革中，力图将近代教育纳入以宣扬忠君爱国、纲常伦理以及日本神道主义精神的轨道，这就把日本的教育改革引上了为军国主义政治服务的歧途。

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日本走上了通往军国主义的道路。

日本的近代天皇制政权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天皇的更替来看：1868年～1911年为明治时代，是睦仁天皇当政的时期；1912年～1925年为大正时代，是嘉仁天皇当政的时期，从1926年起为昭和时代，是裕仁天皇在位的时期。现今天皇是明仁，年号平成。

明治维新开始不久，此时的日本迫不至今及待地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给其周边的朝鲜、中国等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

1894年对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侵占了台湾和澎湖列岛。1904年进行日俄战争。1910年侵占朝鲜半岛。后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攫取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和在中国的特权。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1944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

中、美、英三国于1945年7月26日发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8月9日，苏联红军正式参战，迅速击溃日本关东军，给日本帝国主义致命的打击。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签字无条件投降。

现代(战后至今)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同时生效，盟国对日本的全面军事占领宣告结束，盟国占领机构取消，日本被缔约国承认为独立国家。美国军队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继续驻在日本。美国对日本保持着半占领地位。正由于朝鲜战争，日本获得了战后经济增长的最初动力，并在美国军事保护下，一心一意地发展经济。

1959年，池田勇人内阁登台执政。为了稳定政局，缓和国内矛盾，增强日本的经济实力，池田表示要实行“新政策”，对内要为“国民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福利的增长”而努力，对外要“丢掉从属于美国的屈从思想”，“对一切国家都采取睦邻友好政策。”到1971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由1960年的430亿美元增加到2184亿美元。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1966年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国”。

日本经济在1973年受到国际性石油危机的冲击，增长速度放慢，转入“稳定增长”时期，但增长率仍然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

1972年9月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访问中国。9月29日，中日两国总理和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本上建立和平等友好关系，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正式恢复邦交。

进入九十年代，日本为泡沫经济付出长达十年经济疲软的代价。这种状态将持续进入新的世纪。

日本http://baike.baidu.com/view/1554.htm

韩国http://baike.baidu.com/view/3299.htm

历史上，日本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得以重建并发展起来，特别是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和繁荣。2001年10月第2版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第四章第二节关于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原因中，教材把其阐述为以下几点：第一，日本进行比较广泛的社会改革，进一步消除了生产关系中的封建落后因素；第二，美国扶植日本；第三，国民经济的非军事化；第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教材的阐述如蜻蜓点水式简略，总有种言犹未尽之感，笔者认为有必要作更为具体而深刻地探究，让历史更为鲜活生动，让学生更能深入问题的本质。
一、 美国的扶植政策。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日本的独占和政治改造。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长达七年，保证日本领土的完整性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利于日本长期稳定发展。美国还对日本进行了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政治改造。罗伯特•埃德尔斯坦和让•迈克尔•保罗教授说：“为取得成功，就必须立即进行广泛的体制改革，即创造性地打破阻碍日本经济复苏或经济增长的那些障碍。”①如解散财阀，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大企业中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性和排他性，革除了财阀企业的一些封建性弊端，为企业间较为平等的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批有能力的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农地改革，使日本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基本瓦解，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扩大农村市场，这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出于在远东战略的需要，还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政体进行改革。美国的这些措施为日本战后走上和平建设，集中精力抓发展道路提供了可靠保障。
由于“冷战”需要，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予大力支持。美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索赔，撤消了以拆迁日本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的计划。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美国先后提出两个新方案，对先前的“赔偿方案”进行大幅度修改，将拆迁的工业设备减至方案的30%。至1949年5月，干脆宣布取消日本的一切赔款。②战后初期，美国给日本20多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并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石油、煤、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料。从而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振兴，并且美国“核保护伞”战略大大节省了安全防务的费用。
第二、亚洲的两场局部战争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特别是朝鲜战争，极大促进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步伐。战争引起了“特需景气”，侵朝美军大量向日本厂商进行军事订货和购买廉价劳务，使日本企业积存滞销的1000-1500万日元库存产品一扫而空，并一举改变了财政紧缩中苦苦挣扎的日本经济被动局面。据统计，从战争爆发到1953年，这种特需收入为12.8亿美元，广义上的特需收入为23.8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1949年仅为2亿美元，1952年未增至11.4亿美元，三年内增长了近五倍，特需收入在外汇收入中所占比率到1953年达38.1%之多，20多万人直接受益于特需生产，总之至1955年，日本特需收入总计达36亿美元。特需收入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带动了有效需求的增长，而且为增加原料进口和先进技术进口，更新陈旧设备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由此引起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促进了日本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朝鲜战争赋予了日本实现扩大进出口上的机会，日本通常出口贸易显著增加，1950年7月，日本出口总额增长为7400万美元，比6月份增加18%，创造了战后日本月出口额的最高记录。1950年上半年，日本月平均出口额为5000万美元，则下半年一下子跃升为8000万美元。可以说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③
二、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领导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
第一、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通过各种计划，促进经济的起飞。如鸠山内阁《经济自卫五年计划》，岸信介内阁的《新长期经济计划》，池田内阁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
第二、政府致力于新产业的培育与开发、指导、调节新型工业的发展。如先后通过《关于合成树脂工业的育成》、《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置法》、《合成橡胶制造事业特别措置法》，通过这些规划的实施，不仅调整了产业结构，确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向，而且使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对国内经济生活的调整达到了落实。当然重要的基础产业，如果市场选择它，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对这些产业，政府在确认市场必定不去选择，便以合适的方法选择它们，由政府采用法律、金融税制、中间组织协调利益手段的干预来补足。
第三、政府确定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制定新经济政策，实现从“贸易立国”至“技术立国”的转变。日本国内市场狭窄，工业产品依靠大量出口，为此政府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出口贸易增长很快，1960年-1970年，日本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3.6%，而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16.9%。日本政府认为科技是国力的核心要素，适应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形势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思想。日本重视技术对国家发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从模仿到创新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据统计，从50年代至1977年，引进国外技术达2.9万多项，然后根据本国的经济特点和技术基础加以改进、补充和发展，成为“日本化”的新技术。当然，许多人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强大政府干预，尽管有政府干预，大部分时期日本的经济依然是在按自己的规律发展。据一项重要研究，经济自由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④
三、日本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精神的推动。
日本企业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50年代，日本许多大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使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职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其次，拉大职工报酬上的差距，使职工感到只有不断竞争，不断创新才能得到高报酬，从而具有压力感。企业重视对职工的“感情投资”，主动协调劳资关系，培养职工“以厂为家”的敬业精神。这种“日本公司”模式有助于日本培养强大的工业能力。⑤企业管理者重视精神投资。正如索尼公司总经理盛田昭夫所说的“日本优秀的公司根本不存在什么奥秘和秘诀。一个企业的成功，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种理论、计划或政府政策。日本企业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与职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培养亲如一家、唇齿相依的感情。在日本，经营得有声有色的都是那些能使全体员工同甘苦，共命运的企业。除日本之外，我还未发现有哪一个国家采用这套简易的管理方法。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日本，企业管理者千方百计地培养同劳动者的家族般的感情，不仅关心工人的工作，而且也关心工人的生活；不仅关心工人个人，还关心其家庭。工人生日、结婚、病丧，更是企业“感情投资”的良机。例如，西武集团每年举行独特的擦皮鞋仪式，首先由高级职员为新职员擦皮鞋，然后是新职员为前辈擦皮鞋，总社和各分社社长都亲临这一隆重仪式，并由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全国转播，以培养职工热爱公司的精神，促进同事间的沟通。⑥日本的现代企业精神与日本传统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有密切联系。日本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不同于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和家庭观念，其家庭观念的出发点是：家庭是一个经营单位。所以既排除了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关系和至今盛行的“裙带风”，又可以比西方的结构更和谐、更密切、更团结，成为一种社会凝聚力。日本学者说：西方社会的单位是个人，由个人集合而成为国家，而日本的社会单位是家，由家而集合成国家。⑦所以日本以“劳资一体”，“以企业为家”的宣传教育，日本人的家庭本位观念转变成了公司本位观念，形成一种团结奋进的工作精神。
四、日本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积极影响。
第一、岛国文化环境促进了日本的开放。二战后的美军占领前，外族从未侵入和征服日本本土，也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外族移入的情况，长期安定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日本人养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意识，在他们的观念和感情中，异民族与日本民族有着鲜明的分界线，自然形成本民族的亲和感与凝聚力，同时形成对外民族“内外有别”的心理，这种心理成为当今日本企业团结对外竞争的集团意识的基础之一，也成为日本乐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文化，包括敌对国家的先进文化的心理基石。所以传统日本文化是兼容型的，具有受容性和并存性，是一种开放性、多元化的文化复和体。当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它总是“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 ⑧。
第二、轻思辩重实用的文化心理与有效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文化成果。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是重现实、重实用、重实践，日本可以称为世界先进文化最优秀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近现代，日本人成功地吸收和消化了欧洲近现代科学技术，而且极迅速，极有成效。⑨
第三、他们拒绝失败，承认羞辱的态度深深根植于其心理中。日本公司文化轻易地容忍低回报，却很难容忍彻底失败。⑩而且在日本，一心向学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日本公司里，求学氛围十分浓厚。
第四、日本教育体制是普及型教育体制。江户时代的教育体制，已初显义务教育的雏形，明治维新初年的全民义务教育就是以此为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把发展教育作为国策，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行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并免费为小学生和初中生提供餐点和教科书，1947年日本政府把义务教育增加了三年，每年要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6%作为教育经费。这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水平，为改善国民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政府重视培养人才，教育先行，并且做到人尽其才，学以致用。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60%，就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
综上所述，二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由于其充分结合本国优越的历史地理文化，并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创造更多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结果。

首先，表明一下立场，我是个致力于将大和民族从这个世界抹杀的小愤青
但是，客观的将，日本能够在战后飞速崛起，同时在美国的经济打击后又能再度崛起，这个和日本的政策调控和国民素质是分不开。
首先就是其文化教育方面，在基础教育方面为日本人提供了人人享受教育的机会。家境困难的人，在日本可以享受免费接受教育的权利。困难家庭的孩子可以上学童俱乐部(小学三年级以前的学生可以在3点放学后，来这里看书写作业，有老师辅导监督)，费用减免。此外，书本、午饭的费用也很低。从农村、地方到东京的所有人，都有权利让自己的孩子进附近的学校读书，从未听说缴纳转校费、代培费的。
国家是教育经费的主要负担者，拿出财政支出近11％的经费用于教育。日本能够长期保持经济大国地位，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的存在，与其教育体制是分不开的。
富庶的农村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日中经济评论家西忠雄认为，“富庶的农村是日本社会长期稳定，经济不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1947年到1950年的日本“农地改革”(土地改革)，让日本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在城里人还没有找到稳定的生活的时候，农民有了地，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日本是农民先富了起来。
但是，一旦工业、城市发展起来了，无疑会迅速超过农业、农村。日本通过在农村建立农产品流通体制、在国家财政上长期拨巨款补助农业，维持了农村的稳定与富足。富庶的农村，带来了社会的稳定，也带来政治的稳定。不会因为经济差别过大，造成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剧烈流动。日本劳动力既能滞留在农村，也能在需要的时候输送到城市，没有给日本就业造成太大的压力。
除此外，日本在扩大经济规模的同时还注意扩大社会保险。在城市，日本的失业率低。不少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在10％左右，日本则很少有达到5％的时候。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矢吹晋说：“日本城市农村能维持一个比较平均的生活水平。大公司的高管与普通职员在工资上没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么悬殊。”人人有工作，自然实现了社会的均质化。所谓“下流社会”中的人，没有固定的工作，生活不是很稳定。但日本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是每个人、包括在日本居住时间超过一年的外国人都可享受的权利。

说了你也听不懂，我给你简单归纳几点
1. 是靠美国撑腰，军事装备大多是美国低价贩卖的
2. 日本国有较强的民族观念，再加上二战时期日本积攒的发达稳固的重工业根基
3. 近年日本还没参加过任何战争和较大的变革，所以日本是持续地上升经济，估计中国不搞文革，朝战和内战会比美国强
4. 日本要比中国更重视教育，学生已经培养了较完善的意识形态，前景也比中国强

GDP可能只有一个日本，但富余的小国多的是，比如科威特、阿联酋等，全世界的人都跑去给他们打工。我们所说的小国无非是国土面积小，人口可能少点，但人家也都是国家，也是五脏俱全，所以论起生产和创造力以及外贸的能力，人家不一定小。
具体日本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第二，各路人马的解释有很多，优酷上讲专题课的视频很多，讲的非常有系统，你可以多关注一下。

日本吸取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有的武士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