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际贸易能够促进银行业的发展

作用是调节各国市场的供求关系，意义是把握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

1、国际贸易对中国的作用：调节各国市场的供求关系。延续社会再生产。促进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增加财政收入。加强各国经济联系，促进经济发展 。

2、以贸易全球化为首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和商务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深入分析和把握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对于我们科学决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把握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扩展资料

随着我国计算机技术和国际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专业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和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电子商务将国际贸易带进了一个信息化时代，特别是国际贸易专业的兴起和网络贸易的诞生，导致国际贸易运作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信息通过全球网络在世界各国和地区间流动，推动了国际贸易向信息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为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为了解决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1993年12月15日，在乌拉圭回合的贸易谈判委员会议上，通过一项“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决议，决定起草一份贸易与环境的工作方案，并制定有关贸易与环境措施之间增强相互作用的规则，监督用于环境目的的贸易措施，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环保措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际贸易

一、新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的“绝对优势说”堪为自由贸易理论之滥觞。鉴于亚当?斯密“地域分工论”存在着明显缺陷，大卫?李嘉图对其进行了修正，创立了“相对优势说”，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重大突破。但该理论仍然不能完全解释国际贸易的发生机制。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及其学生俄林以“资源禀赋说”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战后国际贸易理论成了赫俄理论的一统天下。

（一）战略性贸易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古典理论所设想的那种交换了，如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倾向于出口资本密集性产品，有熟练劳动力的国家倾向于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不发达国家则出口原材料，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国家的技术差异和资源禀赋仍然主要决定了国际贸易的基本模式，但相当部分国际贸易不可简单地归因于出口国的自然优势，相反，越来越多的贸易来源于规模经济和因技术创新而形成的人造优势。

这说明国际贸易形态的历史性变迁对经济学家提出了挑战。只有在现有贸易思想基础上发展一套新理论，才能重新解释国际贸易领域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70年代发展起来的产业组织学提出了分析寡头竞争产业的新方法，从而催生了国际贸易新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市场不会偏离“完全竞争”太远的假设之上，市场上有许多生产者，每个生产者力量都很小，不会试图去影响价格或其竞争对手未来的行为。然而，战后以来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迅速增长说明完全竞争的假设是不合适的，现在相当一部分贸易是由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积累的经验和通信技术的创新所决定的，由众多小企业之间展开的原子状的竞争已经难以看到，而少数几家大型企业之间的不完全竞争却随处可见。例如，大型客机市场基本上由“波音”和“空中客车”两家寡头航空公司所垄断，每一方都有影响价格的能力，它们做出战略性的行动，以期影响竞争对手的行为。

古典贸易理论在于证明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古典理论假定市场竞争是完全的。一国在某一产业的比较优势是贸易发生的根本原因，每个国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因此，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经济中，“租”非常少，因而经济中不存在“战略性”部门，自由贸易政策是各国最好的选择，在各国都支持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能从贸易中获益，且一国的收益并不以他国的损失为代价，自由贸易不是零和博弈。古典理论甚至认为，即使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奉行自由贸易原则，其他国家都一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该国仍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因此，自由贸易是古典理论的铁律。

在产业组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提出挑战。新理论既是对古典贸易理论的继承，又有所超越。它认为，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的偶发性，是一国特定的历史、某个偶发事件和经济政策的产物，并不是完全由各国资源禀赋差异所决定的。新理论最有意义的创新在于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从而使国际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这一假定条件的束缚下摆脱出来，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产业领域存在着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现象，这个理论有力地挑战了古典贸易理论所认为的规模经济报酬不变的传统观点。由于市场竞争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竞争而完全消失，在一些产业，资本和劳动有时会获得比其他产业高得多的回报率，因而经济中存在着“战略性”部门。如果政府能够识别出这些战略性部门，就有可能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政府积极运用补贴或出口鼓励等措施对那些被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或大量“租”的产业予以扶持，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以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政府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显然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贸易的通行规则，因而被视为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活动。

（二）选择战略性产业的基本标准。如果说经济中存在着战略性部门，那么企业家或经济学家该怎样识别它们？克鲁格曼提出了识别战略性部门的两项标准，一是看该部门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该部门的资本或劳动回报率是否特别高；二是看该部门是否存在着外部经济，即某一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或经验对其他企业会产生技术外溢。然而，由于外溢是没有市场价格的，根据这项标准去衡量战略性部门有一定难度。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几种形式。一旦选定某些产业为战略性产业，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保护这些优选产业的发展呢？克鲁格曼和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几种可能的应用形式。

1.以转移利润为目的的补贴。这项战略性政策涉及到运用补贴来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润从国外厂商转移给国内厂商。政府补贴可能使本国厂商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在有利可图的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份额。由于成本补贴迫使外国竞争对手削减产量，使本国厂商得到额外利润，这些利润超过政府的补贴数额，即厂商的受益超过纳税人的损失。这说明出口补贴（或生产补贴）增加了国内经济福利。

2.保护本国市场。比较典型和普遍运用的是国内市场保护政策。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的保护政策历来基于出口鼓励政策。保护政策的古典版本是有名的“幼稚产业”理论，最早由汉弥尔顿提出，李斯特加以发展和完善。克鲁格曼在1984年提出了一些与幼稚产业论相似的论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规模经济情况下，随着总产量上升，边际成本递减，阻止外国厂商进入国内市场，不仅可以帮助本国厂商占领被保护的国内市场，也会使本国厂商在出口市场上获利;另一种观点基于“干中学”思想，“干中学”在结构上与边际成本递减的情形是类似的。在一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上，本国厂商生产得更多，比外国竞争者学习得更快，它的“学习曲线”向下移动。

二、新贸易理论在美国兴起的深层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美国兴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与同时代美国经济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欧洲的复兴、日本的崛起，美国逐渐丧失了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特别是日本作为经济、科技和金融大国的崛起，成为在国际竞争中对美国具有较大威胁的经济大国。80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美国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领域明显超过西欧而对美国构成巨大挑战，日本的对外贸易发展速度惊人，1979年日本的进出口总额较1955年增长了46.5倍，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随之从2.3%提高到6.5%，而美国在同期则从14%下降到12%。【注释】方连庆、刘金质和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524页。【注尾】当时，美国各界正在为国际竞争力开始下降而担忧，日本和欧共体国家却通过政府补贴或保护等手段对高科技产业实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也应该对自己的目标产业进行扶持的争论。欧共体对农产品的长期补贴政策，使得美国有时也考虑运用补贴或其他优惠政策促使其他国家购买美国而非其竞争对手欧共体的农产品。而日本、韩国的汽车和家电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产业政策。为了重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美国经济学家开始考虑要么采取对抗性的贸易政策，在政府保护下发展一些支柱产业同日本和欧共体竞争，要么，对日本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施加政治压力或展开贸易谈判，迫使他们降低在经济领域的国家介入程度。在这种背景下，里根和布什两届政府在贸易理论、贸易思想上逐步背离了自由贸易原则，开始转向所谓公平贸易和管理贸易。

其次，贸易政策在美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直到1960年，美国制造业仍然主要是向国内消费者提供产品，企业的竞争对手基本上局限于来自国内的厂商。此后，贸易的重要性开始上升，据统计，1960至1980年期间，进出口占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增长了一倍多，这表明国际因素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伴随着企业竞争由纯国内性质的问题转变为国际性质的问题，贸易政策也不再被视为仅仅是美国的国内政策，而成为对外经济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提高了国家贸易政策对国内经济变量的影响力，贸易政策作为达到国内目标和反击外国企业的不公平贸易的手段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第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迅速，以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已难以对此做出合理解释。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发展迅速，这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古典理论的比较优势说和新古典理论所秉持的要素禀赋论的解释力降低，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新的分析框架。罗伯特?吉尔平认为“80年代的种种事态发展，已经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注释】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注尾】克鲁格曼说得更明白：“一直可以用来说明1880年甚至1950年的经济状况的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已不适用于解释1984年的世界经济”。这在客观上要求理论界重新思考国际贸易理论，创立新学说，对战后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贸易新模式做出科学解释。

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家们试图解释战后发达国家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迅速增长这一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于是出现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思想”，新思想的“内核”是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卖方寡头公司在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中的日益重要性，这种公司可能利用越来越多的利润、实践经验和阻碍竞争对手的壁垒加强自己的地位。【注释】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第201页。【注尾】 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各国政府有可能代表本国公司执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即通过财政补贴或国内市场保护等手段增强本国公司的国际竞争优势，使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

三、理论特色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安排了一系列由美国贸易代表的官员和贸易、产业政策专家参加的会议，散发事先准备好的有关当前贸易政策问题的案例材料，希望学者们能提供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合适的分析框架。不少美国经济学家开始投身于新贸易政策的理论研究，试图藉此为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辩护。新贸易理论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成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讨论的热门话题。

保罗?克鲁格曼主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汇集了80年代美国学者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及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该书有三大特点：

首先，无论是经济学家们对新理论的探讨还是研究成果的结集发表，都反映了美国学术研究的实用传统。可以说，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它们试图解释战后国际贸易的三个基本事实：一是战后60%的贸易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北北”贸易压倒了“南北”贸易；二是它解释了产业内贸易迅速扩大的原因；三是它说明，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在由卖方寡头公司相互竞争的经济中，政府干预有可能改变战略博弈的基本结构，从而为本国厂商赢得国际竞争优势，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不少学者将战后日本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所取得的成就归之于日本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

其次，保罗?克鲁格曼为本论文集撰写的“导论”提出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思路”。他重在提出问题，比如，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济依据是什么？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怎样识别战略性产业？政府能否成功地实施战略性政策？日本的经济成就与战略性政策有何联系？日本的产业政策值得美国仿效吗？假定美国根据新贸易理论采取更积极的、掠夺性的贸易政策，外国政府将做何反应？等等。论文集的其他14位学者则见仁见智，分别从不同角度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回答。

第三，该论文集并没有就新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达成共识。从政策建议角度来看，多数学者不赞成美国政府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不赞成政府对任何特定产业进行扶持。美国有着相当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劳务市场，各种生产要素都是高度流动性的，市场导向仍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场在引导资本和劳务向高技术部门转移过程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学者们建议，美国政府应对实行干预主义的产业政策抱慎重态度。部分学者指出，战略性政策只有在缺乏其他更好的政策时才能应用，而且只能是临时性的。

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难以付诸政策实践，单从理论上来说，它注重把有关公司和工业组织的理论应用于贸易关系，强调学习曲线、规模经济和外部性，是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古典经济理论把重点放在解释“南北”贸易上，而新理论着重解释“北北”贸易；古典理论认为贸易只是在公司之间进行，新理论认为存在着政府与公司合谋以攫取“租”（超额利润）的可能性；古典理论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租”是不存在的，新理论假定市场竞争是不完全或垄断的，在某些产业中存在着大量的“租”；古典理论假定资本和劳动是不流动的，比较优势是静态的，新理论假定资本和劳务都是流动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和人为的。

克鲁格曼主编的这部《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是目前国外关于新贸易理论的权威文献之一。它正式确立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倡导的政府干预可使经济福利最大化的论断的学术地位，不仅反映了经济学知识的新进展，而且从实际出发，比较合理地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模式。

1,促进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 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各个国家的分布往往是不平衡的,有的 国家劳动力富余而资本短缺,有的国家资本丰裕而土地不足,有的国家土地广阔 而耕作技术落后.如果没有国际贸易,这些国家国内生产规模和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都会受到其短缺的生产要素的制约,一部分生产要素将闲置或浪费,生产潜 力得不到发挥.通过国际贸易,20 世纪的美国采取国际劳务贸易,资本转移, 土地租赁,技术贸易等方式,将国内富余的生产要素与其他国家交换国内短缺的 生产要素,从而使短缺生产要素的制约得以缓解或消除,富余生产要素得以充分 利用,扩大生产规模,加速经济发展. 2,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是比较利益和比 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是比较利益和比 较优势 20 世纪美国就是利用比较利益和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可以扩大 优势商品生产,缩小劣势商品生产,并出口优势产品从国外换回本国居于劣势的 商品,从而可在社会生产力不变的前提下提高生产要素的效能,提高生产效率, 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3,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优化国内产业结构 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20 世纪美国通过国际贸易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以提高国内的生产力水 平,加快经济发展.同时,通过国际贸易,使国内的产业结构逐步协调和完善, 促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4,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为一国政府开辟财政 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国际贸易的发展, 利水平国际贸易的发展 收入的来源 政府可从对过往关境的货物征收关税,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国内税,为过境货物提 供各种服务等方面获得大量财政收入.在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初期,关税收入曾占 联邦财政收入的 90%.至今,关税和涉外税收仍然是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国际贸易还可以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它可以通过进口 国内短缺而又是国内迫切需要的商品,或者进口比国内商品价格更低廉,质量更 好,式样更新颖,特色更突出的商品,来使国内消费者获得更多的福利.此外, 国际贸易的扩大,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将为国内提供更多的就业 机会,间接增进国民福利.

国际贸易对中国的作用大了，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意义都非同寻常，增加外汇储备及提升中国企业的市场空间及市场竞争力，同时也为中国提供了很多资源满足国内的需要，比如棉花、铁矿石、大豆、石油等。

1．发展对外贸易,可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调节资源的优化配置.
　　2．发展对外贸易,可以节约社会劳动,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3．发展对外贸易,可以吸收和引进当代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
　　4．发展的对外贸易,接受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和挑战,可以促进国内企业不断更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国际化水平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及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当前世界各国金融业发展已明显呈现以下十大特征和趋势：一是金融管制放松化；二是金融创新化；三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四是融资证券化；五是银行经营国际化；六是银行业务全能化；七是银行资本集中化；八是金融业电子网络化；九是国际货币结构多元化；十是金融监管国际化。

　　一、金融管制放松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普遍对利率实行管制，如制定存款利率最高限，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等等。虽然这些管制对稳定金融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到80年代以后，这些早期形成的金融法规实际上已很难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金融管制对金融业的某些消极作用，也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西方各国金融创新的热情。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西方国家纷纷掀起了以“自由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浪潮。首先是价格自由化，即取消存款利率限制，放开汇率管制，取消证券交易中的固定佣金制度；其次是扩大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和经营权力，使其公平竞争；三是改革金融市场，放松金融机构进入市场的限制，丰富金融工具和融资技术，加强和改善金融市场的管理；四是实行资本流动自由化，相继放宽外国资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以及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国外市场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提出了新的金融改革方案，逐步放松对存贷利率的管制，力图改革其旧的金融体制。1999年底，美国还颁布实施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该法案最终废除了形成于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中的主要条款，消除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的行业壁垒；改革跨州银行法，统一国内金融市场；允许工商企业对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的所有权，以此拓展金融机构的资本来源。在日本，放开利率的存款（包括大额定期存款、货币市场证券、大额存单和外汇存款等）在银行和其他金融储蓄机构吸收资金总额中的比重。从1989年起，日本对短期贷款基准利率的确定方法也进行了改革，以前主要根据贴现率确定基准利率，现在则考虑融资成本和其他多方面的因素。在逐步放开利率的同时，日本还对其银行法第65号条款进行了改革，取消了银行与其他金融服务业之间的行业限制。日本《1981年新银行法》和修改后的《证券交易法》规定银行可以经营公债，同时允许证券公司从事大额可转让存单的交易，允许其设立中期债券基金，并用这些基金开设现金管理账户。此外，证券公司还获准向顾客发放以公债为担保、不限用途的贷款。在英国，1986年10月27日，伦敦股票交易所允许外国银行、保险公司以及证券公司申请成为交易所会员，允许交易所以外的银行或保险公司甚至外国公司100%地购买交易所会员的股票，此次改革被人们称之为金融“大爆炸”，其核心就是利率的自由化和金融业务的自由化。在1985年，欧共体推出了“银行业协调第二指令”的金融改革方案。该方案规定：一是欧共体成员国的金融机构在本国获得营业执照以后，均可在其他成员国设立分支机构，经营母国所批准的诸如存款、租赁、参与股票发行、投资管理等广泛的金融业务，而不考虑东道国的银行是否允许经营这类业务。二是在对待非成员国金融机构方面，遵循对等原则，凡给予共同体银行与本国金融机构同等待遇的非成员国，其银行也可在欧共体获得同等待遇。这一期间，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深化”理论的影响下也逐步实行了金融体制改革。例如，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实行商业银行民营化；实行利率自由化；实行金融对外开放；放松金融管制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改革提高了金融效率，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90年代以来，虽然先后出现了诸如墨西哥金融危机、巴林银行倒闭及亚洲金融危机等恶性事件，一定程度上延缓或阻碍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但从总体趋势看，随着美国、日本、欧共体等西方主要国家金融改革方案的实施和生效，以及各国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各国金融发展必将渗入越来越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因素。

　　二、金融创新化

　　一般而言，金融创新主要体现于期权和期货交易的发展，证券市场上大量新的交易方式和金融工具的出现，以及银行国际业务中货币和利率的互换、票据发行便利和远期利率协议等新的交易技术和业务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金融创新主要是逃避金融控制和资本管制，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创新即是欧洲货币、欧洲债券和平行贷款。在70年代，金融创新与60年代却有所不同，创新主要是转嫁市场风险，浮动利率票据、货币远期交易及金融期货等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创新。到了80年代，金融创新的进程日益加快，至80年代中期，金融创新达到高潮。这一时期的金融创新主要是融资方式的创新。根据十国集团中央银行研究小组的报告，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创新为票据发行便利、互换交易、期权交易和远期利率协议，并被称之为8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四大发明”。

　　9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仍在持续，西方国家普遍放松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管制，并为本国居民进入欧洲债券市场融资提供方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加快了金融改革的步伐，放松金融管制，使银行和金融体系更加面向市场。金融业竞争激烈化，金融机构向客户提供符合需要的优质服务，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金融创新的发展。虽然1994年和1997年爆发了两次金融危机，以及多次类似于巴林银行倒闭事件的巨额损失案例，但这些并不能也不应阻止世界各国的金融创新，目前只是到了必须对金融创新的各种工具和方式进行规范和管理的时候了。

　　三、金融市场全球化

　　金融市场全球化是指由于科技进步、金融创新及金融管理的自由化，使得各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紧密连接，逐步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伴随金融的自由化，发达国家为了减少竞争成本、降低与防范投资风险，不断开拓金融市场，寻求新的金融交易方式。在此背景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积极投入到更加开放和统一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潮流中，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相互联结，构成全球化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缩短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距离，实现24小时不间断营业。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东欧转型国家，为了加速发展本国经济，实施赶超战略，不得不“打开门户”融入国际经济、金融大循环，由此而产生了大批新兴的金融市场。目前，香港、新加坡、巴林、巴拿马、开曼群岛等地都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离岸金融市场。而且，这些离岸金融市场已成了“二级批发市场”和“中转站”。离岸金融市场不但促进了各国之间多边信贷关系和货币信用制度的日益发展，使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增强；而且还可以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借贷资金的流入，以增加本国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的盈余，提高本国国际金融业务的技术水平，不断适应金融市场国际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应该说，金融市场全球化既给世界经济和金融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全球性的金融活动，方便了国际投资，有利于各国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各国金融市场联系越密切，相互依赖程度就越加深，只要某一金融市场发生动荡，就会迅速地影响或波及到其他金融市场，引起不同金融市场的联动效应。因此，这种潜在的金融风险无疑对各国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新的挑战。

　　四、融资证券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了“融资证券化”特征，即融资由银行贷款转向具有流动性的债务工具，筹资者除向银行贷款外，更多的是通过发行各种有价证券、股票及其他商业票据等方式，在证券市场上直接向国际社会筹集资金，资金供应者在购进债券、票据后也可以随时把拥有的债权售出，转换为资金或其他资产。融资证券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工具的证券化，即不断通过创新金融工具筹措资金；二是金融体系的证券化，指通过银行和金融机构借款的比重下降，而通过发行对第三方转让的金融工具的比重相对提高，即所谓资金的“非中介化”或“脱媒”现象。

　　80年代以前，国际信贷是国际融资的主要方式，大大超过国际债券筹资额。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1—1988年国际债券占国际筹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6.4％、42.4％、48.2％、45.3％、58.9％、70.9％、59.02％、62.8％。U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此后国际债券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目前这一比重已大体维持在70％左右。

　　在美国，融资证券化表现得最为显著，几乎渗透到经济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并成为投资银行业新的角逐领域。首先，银行将其资产证券化，即将其应收账款或放款等较不具流动性的债权资产汇成一组，出售给第三者以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截至1988年末，银行证券化的抵押贷款已达7700亿美元。到1990年底，全美抵押贷款的1／3都已证券化；从1983—1990年，美国贷款销售由270亿美元上升到1900亿美元。银行资产的证券化，既减少了信用风险，也提高了资本资产比率。因此，它是大银行利用自身优势，将传统借贷市场与证券市场有机结合的成功尝试。其次，非金融企业筹资证券化，大企业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或商业票据筹集资金。从1984—1989年，美国债券筹资额占筹资总额的比例依次为41％、55.7％、69.2％、82.3％、65.8％、63％。1990年以后，债券筹资无一例外地超过信贷筹资。在证券化进程中，商业票据的发行部分取代了银行对公司的短期信贷。1995年美国非金融公司通过发行商业票据筹集的资金与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基本持平。

　　近20年来，国际融资证券化促进了国际资本市场的长足发展。相对而言，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要快于股票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国际浮动利率债券的发行，它已成为当前国际融资中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方式，不仅促进了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且还刺激了各国的经济增长。

　　五、银行经营国际化

　　自80年代以来，金融管理的放松、银行经营风险的加大、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全能制银行的兴起以及跨国结算体系的发展，无一例外地导致了银行经营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加快。银行经营跨国界发展，不但加速了国际资本流动及新的金融工具和技术的广泛运用，而且加速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进程。

　　整个80年代，世界各大银行都致力于在世界各大洲、各个国家广设办事处、代表处和分行，建立海外附属行以及附属的金融机构，甚至建立非金融性质的分支机构，并与其他银行组成合资银行或国际银行集团。在此方面，日本银行的海外扩张的确是引人注目的。据统计，1983—1989年，国际银行业资产从22330亿美元增加到51392亿美元，其中日本银行的资产从4750亿美元增加到19672亿美元，增幅达330％，已占到所有资产的38.3％；而美国的银行资产从6080亿美元增加到7274亿美元，增幅只达19.6％，比重也仅占14％。

　　到90年代初，发达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国家以及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大银行，纷纷在其他国家广设分支机构，以壮大自身力量。例如，美国花旗银行在6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35个分行。在韩国，截至1990年底，外国银行分行已达67家，外国银行设立的办事处也有60多家。有关资料显示：仅1992年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大银行中，境外资产平均比例达36％的银行就有25家，达27％的约50家，占19％的约100家，而且越是大银行，境外资产比例就越高，境外业务量也越大。

　　90年代以来，银行经营国际化进一步向全球化发展，并逐渐形成银行国际业务与国内业务的合理分工，即大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竞争，中小银行则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发展。即使在同一个集团内部，不同机构之间也有类似的“分工”。当然，这种分工并没有严格的界线，更没有切断资产在国内和国外之间的流动。应该说，随着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渐淡化或消除，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的不断加强，各国金融业将不断开拓新的国际业务领域，跨国银行将对其海外融资结构进行必要的整合，减少传统贸易融资业务，增加投资银行业务；同时，必将增加其表外业务比重，提供东道国不能提供的服务，进一步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进程。

　　六、银行业务全能化

　　80年代初，世界各国银行业限制逐步取消，银行业务全能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在：首先，放宽银行业务经营范围的限制。由于融资债券化抢占了银行的大部分存贷业务，因此从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陆续允许所有金融机构均可参加证券交易。例如，美国于1980年就允许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的业务可以适当交叉；1984年允许不是联邦储备系统会员银行的中小银行可以从事证券业务；1987年允许银行控股公司可以包销地方债券、商业票据的抵押证券；1989年，又批准花旗、大通、摩根等五家银行包销企业债券和企业股票。这些无疑打破了美国银行法禁止银行经营证券业务的规定，使银行业务向全能化迈进了一大步。在日本，自1983年以后，允许商业银行从事买卖国债业务3银行还积极、涉足于个人零售贷款业务领域。90年代以来，银行表外业务得到了长足发展，银行与保险的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去年年底，美国总统克林顿批准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这无疑会给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一场更为深刻的“金融革命”。该法案取消了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的界限，允许金融机构同时经营多种业务，以形成“金融百货公司”或“金融超级市场”。其次，从70年代开始，由于市场利率的日益攀升，企业融资出现了非银行化趋势。在此背景下，美国于1980年决定在7年内取消利率上限管制。随后，加拿大、西德、日本等相继取消了银行存款利率限制。第三，解除外汇管制，促进资本自由流动，增强本国银行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英国在70年代末取消了外汇管制；在80年代，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也逐步取消了外汇管制。第四，放宽其他各项金融限制，方便本国银行进入外国市场和外国银行进入本国市场。西方各国基本上取消了国与国之间对金融机构活动范围的限制。1986年，英国展开了一场金融业大改革，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准许银行收购证券公司，伦敦证券交易所取消了最低手续费的限制，取消经纪商和批发商的区别等；西德则于1985年宣布取消了本国居民购买外国证券的限制和购买境外马克的限制，并从1989年起免征外国居民利息预扣税，等等。

　　由此可见，金融业由“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专业化模式向“综合经营、综合管理”全能化模式的发展已成为当今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流。

　　七、银行资本集中化

　　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金融管制的逐步放松，各国银行迅速展开了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不仅导致了银行收益率的下降，银行资本／资产比率的偏低，也导致了世界各国银行业的相互兼并。有关资料显示：80年代美国平均每年银行兼并数为300多起，是70年代的2倍、60年代的3倍，许多大银行甚至也纷纷走上了联合的道路090年代以来，这种银行兼并、联合的势头日益迅猛，并呈现出“兼并银行数量多、强强合并规模大”的特点。

　　在美国，1995年全美有逾1000家银行加入了合并行列，大大超过了上年550家的银行合并数。1996年11月20日，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与汉华银行合并组成大通曼哈顿银行公司31998年3月4日，美国富利金融集团宣布以160亿美元的价格兼并波士顿银行。4月6日，美国花旗银行的控股公司花旗公司与旅行者集团合并为花旗集团。这项合并金额高达726亿美元。1998年上半年，美国公司并购总值就已达9310亿美元，并高于1997年全年并购总额。在欧洲，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欧元的启动，为银行业的兼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从而出现了一系列兼并活动，如瑞士银行与瑞士联合银行、德国的巴伐利亚联合银行与裕宝银行之间、德意志银行与德累斯顿银行之间、意大利的嘉利堡伦巴地储蓄银行与安宝信银行之间以及法国国民银行与兴业银行和巴黎银行之间的合并等。1998年，欧洲全年并购交易总额已达8590亿美元。在欧洲单一货币的推动下，1999年第一季度的并购交易总额就已高达4680亿美元。在日本，银行间的并购则成为解决银行不良债权、保持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一种手段。1995年3月8日日本东京银行与三菱银行宣布合并，成立东京三菱银行。1998年5月13日，日本最大的证券行野村证券与日本兴业银行宣布结盟。不久，富士银行与第一劝业银行宣布组成一家新的信托银行。

　　在发展中国家，银行业也纷纷展开并购活动，并掀起了一股热潮。发展中国家银行从事并购业务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发展速度却相当迅猛，特别是在东盟诸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97年初到1998年6月，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并购数目已达200多家，并购资产合计已超过3000多亿美元，涉及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等20多个发展中国家。

　　90年代以来，银行并购活动将银行资本的国际集中化程度再次推上了新的高度。如今，跨国银行已成为市场经营主体和金融巨人。它既向全球吸收资金，又向全球贷放资金，成为货币和资本国际流动的主要承担者。由此可见，这些活动无疑会有力地促进银行业务向更高层次的全球化方向发展。

　　八、金融业电子网络化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金融服务电子网络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进入90年代，国际金融领域中的电子化、自动化、现代化的金融服务系统基本全面形成，银行活动将先进的电子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存款、提款、转账、汇兑、查账、交换、控制、金融买卖交易和咨询等金融服务领域，并将银行和客户、银行与银行、客户与客户联结成一个电子网络。

　　伴随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无论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都在加紧实现金融系统的电子网络化，网络银行也应运而生，并成为世界金融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一趋势的成因主要是：其一，全球性金融的激烈竞争，西方各国银行都将以优良而高效的电子化服务来争取客户，参与竞争，开拓业务。其二，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为银行实现电子化、自动化、网络化服务成为可能。其三，电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联结纽带，成为实现全球昼夜24小时进行金融活动的重要工具。这些因素的有力结合，使得全球金融一体化深深地依赖金融服务电子网络化的发展，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世界各国金融业电子网络化的时代特征。

　　九、国际货币结构多元化

　　从金本位到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工；从60年代美国在西方经济中的地位日趋下降，到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崩溃，反映了国际货币体系日益趋向多元化格局的发展历程。90年代以前，国际货币体系呈现“美元为主、日元和马克为辅”的国际货币格局；90年代以后，美元地位有所削弱，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地位则不断增强，从而形成了美元、日元和马克三币并重的多元化国际货币格局。

　　这一格局的产生主要在于：其一，除美元以外，日元和马克是在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中使用最多的货币。1988年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总额的货币构成，美元为65％，德国马克为16.2％，日元为7.2％。截至1988年底的5年内，各国外汇储备总额增长48％，其中美元增长34％，而日元增长1.28倍，德国马克增长1.18倍。在1983一1988年期间，24个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债权中，美元所占比例已从75.7％下降到57.8%，马克从6.4％上升到10.1％，而日元却从3.4％上升至10.7％。其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为了防范和避免市场的波动风险，在货币的选择使用中，特别是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的货币构成上，美元、日元、马克三币优化搭配组合的战略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国际银行贷款总额中，美元虽占53％，但日元却已占13％。从区域来看，在印尼、马来西亚的外债中日元已占30％，而泰国已占40％。马克在欧洲货币体系的一篮子货币—欧洲货币单位分配比例已占34.93％。马克在外汇市场交易和金融业务中的比重已超过30％，成为外汇市场上仅次于美元的重要货币；马克作为投资货币的规模也日趋扩大。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无论从国际贸易结算手段讲，还是从储备货币讲，欧元都将成为美元强劲的竞争对手。尽管目前欧元一路走软，但它必将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储备货币之一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伴随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欧元将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欧元最终成为欧盟单一货币之后，欧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各国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必将有所增大，而美元的主导地位将会相应有所削弱。可见，一个以美元、欧元、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国际货币结构正在形成。

　　十、金融监管国际化

　　8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业的创新与发展呈现出蓬勃之势，而银行资本／资产比率却不断下降，金融风险与日俱增。如何做到既不影响创新、效率和市场发展，又能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无疑是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1988年，西方十国集团及卢森堡、瑞士的中央银行代表，在巴塞尔共同签署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筒称巴塞尔协议）。该协议对资本充足性比率、资本内涵的概念、风险加权的计算等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自该协议通过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的银行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资本／资产比率。实力较差的银行通过销售贷款和减少信贷来提高资本／资产比率，而实力较强的银行则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增加资本，以提高资本／资产比率。该协议的明显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抑制了银行增加资产的冲动；二是促使各国政府去监督银行而不是靠对银行的经营活动施加种种限制去控制它们。

　　在证券业的国际监管方面，自纽约证券交易所股市暴跌引起全球证券市场连锁反应以来，西方各主要国家除了加强对国内证券市场的监管外，也开始注意到了证券市场监管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对证券市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及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当前世界各国金融业发展已明显呈现以下十大特征和趋势：一是金融管制放松化；二是金融创新化；三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四是融资证券化；五是银行经营国际化；六是银行业务全能化；七是银行资本集中化；八是金融业电子网络化；九是国际货币结构多元化；十是金融监管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