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陶范艺术考古价值
时间: 2022-10-06 00:01:06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9次
谁能大概介绍一下春秋时期的故事梗概？
就是有什么主要的人物，事件，按时间顺序介绍一下前770年，因周幽王宠信褒姒，废申后，申侯联合曾侯、许文公及犬戎推翻周幽王，宗周（镐京）被毁坏，周平王被迫将国都从镐京迁至成周（雒邑）。因雒邑在镐京之东，此后的周朝史称东周。
周室衰微
首先申侯引犬戎攻入京师，害死女婿周幽王，恢复外孙周平王的太子地位，拥立平王，使平王有弑父之嫌，因而使周天子在诸侯间的威望下降，其次各诸侯国势力逐渐强大，互相攻伐，故平王东迁后，周室渐渐衰落。周室只有一小块小地盘，而失去对其他诸侯国的控制。另外，由于卿士郑庄公连打胜仗，势力越来越大，于是逐渐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周平王看到郑国太骄横了，不愿把处理朝政的大权都交给郑庄公，想将一半的权力交给另一个卿士虢公翰，郑庄公知道后很不满。而且，周平王不敢得罪郑庄公，就将王子狐作为人质让他住到郑国去；而郑国公子忽也作为人质住到都城雒邑，史称“周郑交质”，此两事使周天子的地位大为降低。
周桓王十二年（前708年），由于边境问题与郑国争执，周桓王率军讨伐郑国，郑庄公不仅敢于领兵抗拒，而且打败了王师，一箭射中了周王的肩膀。说明周王的地位已经严重下降，只是还保存着天下共主的虚名罢了。
春秋诸侯
齐桓公称霸
前685年，齐国齐桓公继位，以管仲为相，实施变法，废除井田制度，按土地的肥瘠，确定赋税，设盐、铁官和铸钱，增加财政收入，寓兵于农，将基层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为一体，增加了兵源和作战能力，迅速成为华夏各国中最富强的国家。然后就打起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多次大会诸侯，帮助或干涉其它国家，抗击夷狄。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齐桓公带领八个诸侯国的联军，陈兵“蛮夷”楚国边境，质询楚国为何不向周王室朝贡，迫使楚国签订召陵之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自此，齐桓公建立了会盟霸主的制度。
宋楚之争
齐桓公死后，五公子夺位，齐国内乱不止。据说，齐桓公的五个儿子互相战争，箭矢射到了齐桓公的尸体上，都没有人顾及。南方的楚国兴起，自称为王，消灭了其北方的几个小国之后将矛头指向中原。宋襄公试图效法齐桓公，以抵抗楚国进攻为名，再次大会诸侯以成为霸主，但宋国实力与威望都不足。宋襄公十五年（前638年），宋楚两军交战于泓水。楚军渡河时宋大司马子鱼建议宋襄公“半渡击之”，宋襄公称趁敌渡河时攻击是为不仁不义拒绝建议；楚军渡河后子鱼建议趁楚军列阵混乱之时攻击，宋襄公再次以不仁不义为由拒绝。楚军列阵完毕后发起攻击，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中箭，次年因伤重而死。楚国楚成王称雄一时。
晋文公践土之盟
在北方的晋国，与周室同宗。晋献公时期晋国向四面扩张，领土和国力大增。但献公宠信爱姬，废嫡立幼，导致使国政大乱。前636年，晋献公之子重耳在秦穆公派出的军队护送下继承晋国君位，是为晋文公。他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友好秦国（秦晋之好），在诸侯中威信很高。周襄王二十年（前633年），楚军包围宋国都城商丘。次年初，晋文公率兵救宋，在城濮之战大败楚军，然后会盟于践土，成为中原霸主。
秦穆公称霸西戎
晋文公死后，秦晋联盟被瓦解，秦穆公谋求向东方发展，被晋所阻。秦晋肴之战（前627年），秦全军覆没，大将孟明视被俘虏，隔年在彭衙之战再败，虽然以后也有胜利，但终没法挑战晋在中原的地位，惟有转而向西发展，吞并了一些戎狄部族，宽地千里，称霸西戎。
楚庄王问鼎中原
楚国在城濮战后，向东发展，灭了许多小国，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楚庄王改革内政，平息暴乱，兴修水利，国力更为强大，在攻克陆浑戎后，竟陈兵周郊，向周定王的使者询问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宝器 - 九鼎的大小轻重，意在灭周自立，此即“问鼎”一词的来源。周定王十年（前597年），楚与晋会战于邲（邲之），大胜晋，晋人谓然叹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前594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不能救，宋遂与楚言和，尊楚。这时中原各国除晋、齐、鲁之外，尽尊楚庄王为霸主。
晋楚大战与弭兵
晋楚两大国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引起中小国家的厌倦，加以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吃掉对方。于是由宋国发起，于周简王七年（前579年）举行第一次“弭兵”会盟，是为华元弭兵。但是不久之后，会盟破裂。晋楚两国再度爆发两次大规模战役（前576年的鄢陵之战、前557年的湛阪之战），虽皆以晋国获胜收场，但楚国在中原地区仍与晋国保持势均力敌的态势，很多中原小国都备受到影响，疲惫不堪。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年），出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宋国再次出面斡旋，邀请晋楚和各诸侯国举行第二次“弭兵”会盟，此后战争大大减少。史称‘向戌弭兵’。
吴越雄霸东南
当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吴王阖闾重用孙武、伍子胥等人。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吴王以伍子胥为大将，统兵伐楚。吴军攻进楚都郢，伍子胥为父兄报仇，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年）吴军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越大夫灵姑浮一戈击中阖闾，阖闾因伤逝世。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年），吴王夫差为父报仇，兴兵败越。勾践求和，贿赂吴臣伯嚭并送给吴王珍宝和美女西施，自己亲自为夫差牵马。吴王拒绝了伍子胥联齐灭越的建议，接受越国求和，转兵向北进击，大败齐军，成为小霸。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周敬王三年（前473年）消灭吴国，夫差羞愤自杀。勾践北上与齐晋会盟于徐，成为最后一个霸主。
三家分晋
在晋文公回晋即位的时候，有不少随从随他回国，结果这些人渐渐在晋国成为世袭贵族，而晋国的国政亦落入这些贵族（士大夫）的手上。前455年，晋国贵族只余下智、赵、韩、魏四家。智氏出兵攻赵氏，并胁迫魏韩两氏出兵。战事持续两年后，赵氏游说魏韩两家倒戈，灭智氏，瓜分智地并把持晋国国政，史称三家分晋。到晋幽公仅余绛、曲沃两地。前403年周威烈王册立韩赵魏三家为侯国，即为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
统计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鲁国朝王三次，聘周四次。
政治
春秋五霸的崛起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地位相近。各国之间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动乱时有发生，弑君现象屡见不鲜。《春秋》和《左传》中记载的弑君事件达43次之多，主要集中在春秋前期，这也反映了西周东周交替时权力的急剧变化。“春秋战国之时，已渐由封建而变为郡县。”“周初千八百国，至春秋之初，仅存百二十四国。春秋诸国，吞并小弱，大抵以其国地为县。因灭国而特置县，因置县而特命官，封建之制遂渐变为郡县之制。
经济
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开始普及，春秋时期除使用块炼铁外，还掌握了冶炼生铁的先进技术。铁器的使用使大规模开垦荒地成为可能，促进了私田的发展，同时也为手工业提供了锐利的工具，牛耕渐趋普遍起来，牛耕技术的发展，只有与铁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发挥出它的功能。在青铜冶铸方面发明了错金、错银、嵌红铜等新工艺。侯马大批铸造陶范的出土，显示出这一时期青铜冶铸业和采矿业的规模很大、水平很高。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已经大量使用货币。金属货币的流通，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文化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时期。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如儒家的孔子创办私学，首开私学风气。孔子提倡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为人们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供了途径。而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又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改变，这些变化正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的不稳定，学术受政治影响小，学术思想得以获得发展，开始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如道家的老子等。老子著有《道德经》，道德经阐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对后世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论语》是孔子弟子将孔子的主要言行记录下来整理的。其后，儒家开始发韧，在学术上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尤其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更是占据中国文化的统治地位，长达两千余年。后这为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
艺术
春秋时代的艺术，主要是青铜器上面的雕刻。著名的三足羊首鼎就是春秋时代的青铜艺术品。1923年，在新郑市出土了大量春秋时代的青铜鼎、爵，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相比之下工艺已经大大发展。青铜器上的纹饰也很讲究。
春秋时代的木雕艺术以南方的楚国最知名。春秋时代的青铜祭器数量极多，大小各异，西元前六至五世纪发展出来的精致装饰为其特色。相较之下，春秋时代这类的青铜器较通常不加装饰的战国时代青铜器为重要。考古挖掘出的春秋时代印章为目前所知最早的，然而有文献证据显示印章出现的时间更早。此外，中国的金器制作亦在春秋时代开始普及。
科技
铁器和牛耕在春秋时期得到推广，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在天文学、物理学、医学方面，春秋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中国传统农业在春秋时期才开始形成。春秋时期的人们发明了以前没有的铁犁铧、铁锄、连枷、石磨等新农具。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铸造也是这一时代的特征，以曾国和楚国、徐国的青铜器为代表。
建筑
春秋时期诸侯国渐强盛，兴建大量城市和宫殿。其时多为以阶梯形夯土台为基的台榭式建筑。以夯土台为中心，附建木质结构房屋，形成多层次宫殿。
范铸法的历史背景
先秦的铸钱工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尽相同，有用陶范、有用石范、亦有用金属范铸造。西汉早期，民间铸钱大多采用石范，郡国铸钱则多采用铜范；武帝元鼎四年以后，上林三官统一采用铜范铸钱；王莽时期从铜范过渡到叠铸。从陶范经石范再经铜范至王莽以后采用叠铸，这些范铸技术的变革与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进步与否的问题，其中蕴含着社会大背景的因果关系。
通过对传统范铸技术及历史文献的综合研究，我们发现，从春秋时期的陶范铸钱，到西汉初石范作为主流；武帝时期的铜范铸钱，到王莽以后的叠铸，既与钱币形制的变化、合金的变化相关，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
关键辞：古钱币 铸造工艺 陶范 石范 铜范 叠铸 用型砂造的型、软型来铸造工件的方法，通常被称之为砂型铸造。砂型铸钱技术大约盛行于隋唐以后，在此之前的不同历史阶段，曾采用过陶范、石范、铜范及叠铸等铸造技术。我们将砂型铸钱以前所采用的各种性质的铸钱工艺，统称为范铸法铸钱工艺，不论范铸法中哪一种型，都属于干型、硬型。本文所要论述的是指范铸技术的发展、更替，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
在许多西汉遗址中，曾出土了不少铸造半两钱及五铢钱的石范和铜范。从范铸工艺技术角度看，若范面中钱腔大都具有黑灰层，说明这些石范及铜范都是铸过钱的。在王莽时期及东汉的铸钱遗址中，出土的往往是叠铸陶范。关于石范和铜范到底能否直接用于铸钱的问题，我们已作了专题研究，并通过了专家鉴定，答案是肯定的【1】，有关研究成果已分别发表【2】。本文主要针对西汉时期铸钱为什么大多使用石范、铜范，而王莽以后铸钱又为什么大多采用陶范叠铸技术等问题进行讨论。 早在青铜时代我国就发明了各种范铸工艺，从而制造出了无数精美的青铜器。在青铜范铸中大多用陶范，但也有采用石范及金属范进行铸造的。各地出土资料表明，除大多采用陶范技术外，先秦已经有石范及铜范铸造了。
1. 石范铸钱
上个世纪以来，各地曾出土过许多石范，有战国的、有西周的、亦有商代的，说明石范铸器最迟在商代。在汉代遗存中，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省均有铸钱的石范出土，数量之大空前（多见于专业杂志报道）。这说明西汉继承前代，将石范技术广泛用于铸钱。
2. 铜范铸钱
1982年2月，安徽省繁昌县的文物工作者在该县横山镇收集到两件蚁鼻钱青铜范，是农民在开挖房基时发现的。其中一件长27、宽10.7、厚0.95厘米，重1055克，范面有64枚蚁鼻钱腔，另一件有65个蚁鼻钱的钱腔。这些币型主要分为四排，中间有直浇道与每个钱腔相通。范的正面型腔内有凸起的阳文，文字的下方有一凸起的圆点，与出土的蚁鼻钱上的凹圆点相吻合。类似的蚁鼻钱青铜范在上海博物馆、武汉市博物馆也有收藏，说明楚国当年是采用青铜范来铸造蚁鼻钱的。
3. 叠铸范包铸钱
到目前为止，考古出土的叠铸范模和范片数量已不算少，但没有早于汉代的。从各地发掘的铸造遗址看，先秦尚未发现有真正的叠铸技术，最早采用叠铸技术的是西汉早期的半两钱【3】。
4.有关铸钱工艺
综上所述，虽然西汉的石范铸钱和铜范铸钱的工艺都是继承了先秦的范铸技术。但先秦的石范及铜范技术在范铸中的应用并不普遍，而西汉才将石范及铜范技术普遍用于铸钱行业。出土资料表明，先秦时期钱币的铸造工艺比较复杂，春秋时晋、郑等国的空首布币是陶范铸造；战国秦半两钱则既有石范铸造，也有铜范铸造；楚国的蚁鼻钱则都是铜范铸造。之所以采用不同方式铸钱，是由于各国钱币的大小不一、形制不一、合金亦不相同，这是由物质的物理及化学性能所决定的，只能按照各种钱币的形制及合金成分的综合要求来选择与适当的铸造方式，否则会造成大量废品。 如果我们根据各种不同形制的钱币来研究各种币形与各种工艺之间的关系，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某些规律。
1.先秦空首布为什么采用陶范铸造
在山西侯马东周铸铜遗址中，出土了铸造空首布的陶范，在山西也出土了许多空首布。这种钱币的体积都较大，耸肩尖足，首长5.5、肩长9.5、肩宽6厘米，其厚度一般不足0.4厘米。从铸造角度看，这种几何形状的铸件，不仅要求合金中有较高的铅含量，而且要求范材要有较好的保温性能，象石范或铜范这样的材料，保温性能差而使铜液凝固速度过快，甚至来不及充满范腔即已凝固，因此，石范或铜范不适宜浇注空首布这样薄的铸件。从对21枚空首布所作的化学成分分析得知，铅的平均含量达24.30%【4】，尽管含铅量较高，但毕竟空首布很薄，所以，只能采用保温性能较好的陶范铸造，石范及铜范是无法铸出空首布这类几何形状的钱币的，只适宜浇铸径间较厚的铸件。关于空首布的具体铸造方法，我们将有专题模拟实验研究报告刊出。
2.西汉半两为什么采用石范铸造
在山东、陕西、山西等地都出土了一些铸造过西汉半两的石范。西汉半两钱有薄有厚，薄的不足0.05厘米，可能会采用陶范铸造；厚的一般在0.2厘米左右，约为耸肩尖足空首布厚度的5倍。从对13枚秦半两钱所作的化学成分分析得知，其含铅量平均值为19.42%【5】，其中最低为8.01%，最高达 29.74%，如果将这种含铅的合金液体浇入陶质范腔，至少在浇铸后半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内，其液体不凝固或不能彻底凝固。我们曾于1996年作过模拟实验，采用陶范竖式浇铸，即双合范立式串铸，铜液含铅量为30%，浇铸1小时后，打开范腔，钱坯尚未彻底凝固，用小木棍一碰，液体就立即被挤压出来。这一模拟实验说明了一个问题，即陶范不适宜铸造含铅量高并体积较厚的铸件，原因是陶范具有较好的保温性能。同时，我们还认识到，用含铅量偏高的铜合金液体浇铸径间较厚的铸件时，不适宜采用陶范。2002年我们进行了石范铸钱模拟实验【6】，通过实验得知，用含铅量在20%以上的铜合金液体浇铸厚度 0.15-0.2厘米的铸件时，浇注到石范范腔中的合金液体凝固正常。这就从技术上说明了西汉初年至武帝统一铸钱以前，大多采用石范铸钱是十分合理的。
3. 上林三官五铢为什么采用铜范铸造
武帝以前的铸钱较杂，民间及郡国都能铸，其规模自然不能与国家铸币厂相比，民间大多采用简单易行的石范铸钱，郡国因财力及技术力量远胜于民间，则大多采用铜范铸钱。由于民间及郡国铸钱都为取利，因此，钱往往越铸越小。作为一个国家，要想统一币形，除颁布严格的法令以外，还必须从技术上做到形制的统一。石范工艺虽然易于操作，但石范毕竟用的是质地较软的滑石料，在铸钱过程中容易破损，如果大批量铸钱，就必须经常更新石范，钱的形制就难以统一。所以，只有采用经久耐用的铜范，才能铸造大批量的形制、质量一致的钱币。
4.王莽及其以后为什么大多采用叠铸工艺铸钱
所谓叠铸即叠式浇铸，是将用泥料在铜质模盒（范母）中压印出的子泥范层层相叠，然后用草拌泥包裹起来，共用一个主浇道进行浇铸的一种工艺。这种工艺较之传统的竖式陶范、石范及铜范铸钱而言，优点是不言而喻的，不但便于统一钱型、保证质量，而且大大提高了劳动力工效。在王莽之前的西汉初年，就已出现了叠式铸钱工艺，但比较原始，只是一层层同向叠压铸造光背的半两钱。出土资料表明，到王莽时期，叠铸技术已相当成熟，叠式铸造的规模史无前例。王莽时期钱币几次改制易形，如大布黄千、一刀平五千等这样的币形，己打破了秦以来的圆形方孔钱形制。虽然王莽也用铜范直接浇技术铸钱，但相比之下，陶范叠铸技术则更显示出其优越性。从大泉五十、货泉、大布黄千及小泉直一等71枚钱的化学成分看，其铅含量较低的平均值仅为7.07%【7】；若用这种铅含量的铜液在铜范上浇铸钱币，其成活率显然不及陶范高，加之陶范叠铸工艺的成本更低，所以，王莽时期的铸钱工艺从铜范直接浇铸逐渐过渡到陶范叠铸，应该说这是铸钱技术一次大的进步。 凡历史上大的举措，必有其社会背景，作为天下普遍用于流通的钱币，与其铸造有关的因素很多，其最为直接的因素在文献中也多有记载。
1 《史记》中有关汉初社会经济状况的记载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
由此可知，西汉初年，年轻男子大多去打仗，老弱者转运粮饷，连年战争用钱巨大，以至天子出行都难有四匹相同毛色的马拉车，而将相只能坐牛车。文帝推行“听民放铸”政策，很快出现如邓通大夫这样靠铸钱发家的官员。历史上的“文景之治”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其最主要的举措之一即是放手让百姓铸钱。汉代铜钱仍属重量货币，即钱的重量价值等于所用金属材料本身的重量价值，只是为方便流通而将其铸造成固定的形状，固定的大小，这就涉及到了铸造技术的问题。
先秦钱币的品种各国不尽相同，从发现的铸钱遗址来看，一般都与大规模的铸铜遗址在一起。这一现象说明，先秦钱币是分散在各国的青铜器作坊中铸造的，各国都没有形成专业的铸钱作坊，其制模制范及铸造工艺也都是由铸制青铜器的工匠兼铸。由于铸造钱币比铸造青铜器简单，所以不存在技术方面的问题。西汉以后，天下一统，虽然货币体系继承秦制，但听民放铸。对于非专业铸工而言，采用石范铸钱，是最简单易行的，省去了传统陶范铸法中复杂的制模制范工艺过程。石范直接铸钱工艺，对于西汉初年那些没有从事过专业青铜范铸技术劳作的工匠而言，应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2《史记》中有关上林三官铸钱的记载
“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其后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8】。”
由上述记载可知，由于石范铸钱工艺的简单易行，使民间及郡国得以顺利铸钱。西汉初年，民间铸钱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其弊端是因铸钱者太多，钱币的形制始终难以统一。为了最大限度地解决这一问题，武帝命上林三官统一铸造五铢。上林三官采用技术难度较大的铜范铸钱工艺，铸出了型制统一的五铢。由于上林三官五铢钱形规矩，技术要求及铸制成本皆高于石范铸钱，加上严厉的法令，所以，武帝以后民间盗铸钱得以有效控制。 战国及其以前铸器虽用过石范，但绝大多数铸器还是采用陶范，为什么西汉以后铸钱却大多使用石范？除上述因素外，还应考虑技术问题及社会背景。
1 青铜时代结束以后，延续了数千年的青铜范铸技术仅由两种长期大量生产的铸件承袭，即铸钱与铸镜。铸钱、铸镜的范铸工艺及合金技术截然不同，各自按照自己的发展需要在不断地改进及革新【9】 。先秦的青铜器范铸技术，是在对夏代以来（约2000年）传统范铸技术的不断改进中一代代传承下来，中间从未出现过断层，但这种范铸技术随着战国晚期青铜时代的结束而逐渐断代。从出土的青铜器群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即凡有铸造纹饰的青铜器，绝大多数为战国及其以前的铸品，凡西汉以后的青铜器，则绝大多数无铸纹，这难道是西汉的郡王甚至帝王们不想铸制有铸纹的青铜器吗？我们认为肯定不是，西汉以后无铸纹青铜器出现的原因当不外乎以下几种；其一，周朝文化衰落，青铜纹饰是其代表；其二，鎏金、错金银等装饰工艺的普及；其三，受汉初尚简之风的影响，青铜范铸技术中的有些工艺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的数10年内出现断层，这也是西汉以后再也造不出有精美铸纹青铜器的主要原因。
2从出土的西汉青铜铸件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西汉初期青铜范铸工匠己不具备春秋战国时期塑造纹饰的技能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工匠，可以用一个很小的纹饰模，复印出许多纹饰范块，从而铸造出一个满身具有完全相同小纹饰的青铜器，而西汉却不能。虽然西汉初年的青铜镜背纹上尚有些地纹，但大多是整雕，再也没有战国青铜镜背纹那种由许多小块拼兑而成的地纹了。再往后至文景时期，整雕地纹也不复存在，出现了采用圆规技术设计的完全无地纹的一些镜种，如日光镜、昭明镜、草叶纹镜等。这说明西汉的青铜范铸工匠，已不再是春秋战国时代那种世代传承的奴隶式的技术工匠，而是只为适应市场经济而劳作的平民百姓。
3近年来，由中国钱币博物馆牵头，与鄂州市博物馆、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单位分别组成了几个课题组，对春秋空首布、西汉石范铸半两钱【10】、西汉早期原始叠铸、铜范铸钱、制作叠铸范模盒、六朝双面型腔叠铸工艺铸钱等六个方面问题分别进行了专题研究，并都进行了模拟实验。通过模拟实验，我们认识到，自春秋空首布至六朝的各种范铸法铸钱工艺的第一道模，几乎都是在石料上刻制而成的【11】。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先秦时期各国钱形不同，其铸钱工艺也不相同。进入西汉以后，由于需要尽快恢复社会经济，国家实行开放的铸钱政策，允许民间铸钱，对于复杂的陶范工艺而言，采用石范工艺铸钱最易操作，所以，西汉初年民间大多采用石范铸钱。武帝时期，在收回铸币权的同时，由于统一采用铜范铸钱技术，国家才真正实现了铸币的统一。王莽以后，由于钱形更改及合金成分的改变，采用西汉初年发明的陶范叠铸工艺技术并将其改进，亦是最佳选择。从此，陶范叠铸铸钱技术一直被使用到发明砂型铸钱为止。
过去曾有学者认为，西汉石范及铜范都不能铸钱。我们认为，石范及铜范能否铸钱不是问题，关键是西汉初年只有采用石范铸钱，才能使西汉初期的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而上林三官则必须采用铜范铸钱，才能实现国家货币的真正统一。王莽时期，叠铸工艺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不断改进，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当时铸钱业中的具体体现。王莽以后至六朝一直使用陶范叠铸工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离先秦青铜时代的传统陶范技术越来越远；二是叠铸范所使用的金属模盒可在石祖范上直接铸成【12】，比传统陶范的制模制范工艺简单许多。所以，采用叠铸技术铸钱不但比传统陶范法串铸技术省工、省料、省时，而且所铸钱的质量好坏也容易控制。所以，王莽以后至砂型铸钱技术出现前，铸钱的主流工艺是陶范叠铸。 【1】王楚栋、董亚巍、王金华、周卫荣、李秀辉：《中国古代石范铸钱模拟试验研究》，《中国钱币》2003年1期第32页。
【2】李迎华、董亚巍、周卫荣、王昌燧：《汉代铜范铸钱工艺及其模拟试验》，《中国钱币》2005年2期。
【3】周卫荣、戴志强：《钱币学与冶铸史》第177页“齐刀铜范母与叠铸工艺”，中华书局 2002年10月。
【4】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先秦》第6页表2211-2尖足布的合金成分，中华书局2004年4月。
【5】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秦汉》第30页表222-1秦半两的合金成分，中华书局2004年4月。
【6】王金华、李秀辉、周卫荣：《西汉石范铸钱原因初探》，《中国钱币》2003年1期第25页。
【7】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新莽钱》第40页表 222-4新莽钱的合金成分，中华书局2004年4月。
【8】《史记·平淮书》，岳麓书社，1988年第1版1995年第10次印刷。
【9】董亚巍：《论古代铜镜制模技术的三个历程》，《收藏家》2004年2期。
【10】王金华、李秀辉、周卫荣：《西汉石范铸钱原因初探》，《中国钱币》2003年1期第25页。
【11】西汉铜范铸钱课题组对汉代制作叠铸范用的铜质模盒进行了模拟实验，并于2004年12月 18日在鄂州通过了部级鉴定。课题组研究确认，这种铜质模盒亦是采用石料制作第一道工序，相关论文将陆续刊出。
【12】叠铸范金属模盒研究课题组对汉代制作叠铸泥范用的金属模盒的制作进行了模拟实验，并于2004年12月18日在湖北鄂州市通过了部级鉴定，相关论文将陆续刊出。
钟的涵义
古代打击乐器。盛行于青铜时代，这与当时乐律学、声学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发达分不开。由于青铜钟质料坚实和耐腐蚀，至今虽已历经两三千年，仍能给我们留下古代真实的音响。
钟在古代不仅是乐器，还是地位和权力象征的礼器。王公贵族在朝聘、祭祀等各种仪典、宴飨与日常燕乐中，广泛使用着钟乐。
据《世本》、《礼记》、《吕氏春秋》、《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相传钟由垂、鼓、延、伶伦所造，表明其历史已很久远。在考古发现中，有原始形态的“陶钟”。河南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前3900—前3000）陶钟，由细泥红陶制成，光素无饰，有柄，高约9、径约5厘米。其肩部两旁各有小孔与内腔相通，也可能是一件可系舌的铃。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前2800—前2000）陶钟，长方形，柄实，形似商代的铙（《中国音乐史图鉴》Ⅰ—47至48）。湖北天门石家河青龙泉三期文化遗址（前2400左右）陶钟，扁圆形，通高5.6、口径10×7.1厘米。钟体两面阴刻兽面纹。顶部正中有透孔，可系舌。也似铃。上述三件陶制品的腔体横截面均呈非正圆形，有后世铜制钟的特点。
钟在古代“八音”分类法中属金部。《周礼·考工记》“凫氏为钟”一节中，记载了甬钟的各部位名称，现说明如下：甬：钟体上端之柄。衡：甬顶端之平处，与舞面平行。旋：甬上突出的凸带，用以衔斡。斡：悬挂钟体的环，环上有纹饰，有的饰以浮雕或立体的兽头。舞：钟体顶部的平台，与甬相连。枚：篆间突起的乳。景：枚的上端。篆：枚间的纹饰界带。钲：舞下枚、篆中间的部分，居钟体正中，是铭文的主要铸镌处。于：两铣角之间，鼓部下沿。铣：钟体的左右两边。隧：钟体鼓部内膛凹槽。钟体有斡旋的一面为正面。钮钟与甬钟结构相同，区别仅在于舞上所设为钮。
敲击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可发两个频率音，即一钟有两个基频。这两音一般为大小三度音程。钟的发音机制是弯曲板的板振动。由于钟体特有的合瓦形结构，它产生两种基频振动模式。敲击正鼓部时有六条节线，位置在四个侧鼓部和两个铣棱。敲击侧鼓部时有四条节线，位置在两个正鼓部和两个铣棱。钟体两侧的棱在振动中起阻尼和加速衰减的作用，以避免哄鸣声。同时，两振动波相互制约，使“哼音”（时间拖延很长的嗡声）尽快消除。枚也有加速高频衰减的作用。这种巧妙合理的结构设计，使编钟成为可以演奏旋律的大型打击乐器。
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掌握了节线的走向，并利用改变钟体壁厚的方法在节线敏感部位调节音高。西周钟内壁常见的凹槽和战国钟内壁常见的凸带，即为此而设的。铸钟要经过繁复的工序，音高误差需控制在0—±5音分之内，以保证良好的音质。
钟采用分范合铸法制造。1960年至1963年，山西侯马村古城东周遗址发现三千余块陶范，其中有大量钟、镈的内外范，提供了古代分范合铸法的物证。青铜钟的合金成分是锡青铜，并含有少量铅和其他微量元素。《周礼·考工记》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表明当时钟的合金比例已规范化。
钟悬于架上演奏。钟架，古称“簨簴”（Sǔn、jù），横梁为“簨”，也作笋、旬；承托横梁的立柱为“簴”，也作虡、鐻。立柱下方有起稳定作用的“跗座”。由于每组（套）编钟悬钟数目不同，架制也有多种。如一梁二柱（河南信阳楚墓编钟，十三件）；二梁五柱（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墓编钟，二十二件）；曲尺形二梁三柱（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编镈，八件）；曲尺形七梁十四柱（曾侯乙墓编钟，六十四件）等。有些编钟出土时伴有钟钩、穿钉和敲击钟体的钟棰、钟棒出土。甬钟用钟钩或绳子悬系，钮钟用穿钉悬挂。演奏中小型编钟，用T形木棰；演奏大型钟，用长圆形木棒。以曾侯乙墓为例。其T形钟棰长62厘米、木棒长达215厘米。
迄今为止，先秦编钟的发现数量已相当可观，据1988年的不完全统计，共一百一十六批，一百七十四组，九百零三件（型式、组、件不明者未计在内）。其中有铭文者约四百余件。
春秋中晚期编钟多为九件一组。在西周钟的基础上增铸了低音徵音和商音。在这两音为正鼓音时，其侧鼓音调成大三度的变宫、变徵。从而使整组编钟的正鼓音构成完整的五声音阶，全部音列可构成六声或七声音阶。如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春秋楚墓）出土的一组钮钟。此时期编钟，每钟均发两音，一般已不在侧鼓部铸鸟纹。
战国时期编钟，除仍有九件一组者外，又出现十三件、十四件的组合。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是迄今发现最庞大的编钟，共六十四件。分三层悬挂在曲尺形钟架上。上层悬挂钮钟三组，十九件；中下两层各悬挂甬钟三组，四十五件。最小者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最大者通高153.4厘米，重203.4公斤。总重量2500公斤以上。
此编钟音域C—c4，约五个八度。在g—c3的中心音区内构成完整的半音阶音列，可以旋宫转调。每件钟体上都有篆体铭文，共约二千八百字，用以标明各钟发音属于何律（调）的阶名及其与楚、晋、齐、周、申等五国或地区各律（调）的对应关系（参见表二至表四）。钟架置于墓室的西面和南面，西架长7.48米，高2.65米；南架长3.35米、高2.73米。中下层立柱为六个青铜佩剑武士。全套编钟气势雄伟、场面壮观。
此编钟的发现大量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和不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它生动地表明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文化和青铜铸造工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我国和世界考古史、音乐史上都是空前的重大发现。继曾侯乙编钟之后，在湖北随县擂鼓墩二号墓又发现三十六件一组的编钟。
战国至西汉时期，在我国西南地区，如云南、广西、广东、四川等地遗址中，发现各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双角钮形钟和筒形钟，它们是西南少数民族使用的乐器。
秦汉时期，周朝以来的礼乐制度彻底崩溃，先秦钟磐之乐的繁荣局面也结束了，双音编钟的制作随之消失。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在咸阳铸钟架的立柱“钟鐻金人十二”，又建“千石之钟”、“万石之鐻”。这种巨大的钟应指朝钟。它是历代皇权君威的象征。随着佛教、道教的兴起，东汉之后，寺庙、道观使用佛钟（又称梵钟）和道钟。现存年代最早的佛钟铸于南北朝时期的陈太建七年（575），现存日本东京井上源太郎处。唐代以后，巨型佛、道钟常由皇帝铸造，如唐长安城（今西安）景龙观内的“景云钟”、北京大钟寺内，明永乐（1403—1424）年间铸造的“永乐大钟”。它们的实际用途是报时打点。永乐大钟高6.94米、下口直径3.3米。重量达46.5吨。至今音响圆润宏亮，可传至数十里。钟体内外用工整楷书铸佛经十七种，计二十二万七千余字。此钟以其宏亮的声响、精湛的铸造工艺和书法艺术驰名中外，有古代“钟王”之誉。
秦汉以后的历代皇帝为恢复周礼古制，也铸造雅乐所用的钟、镈。如南北朝时期，南梁武帝演奏雅乐所用钟磐达二十六架，五百零四件，均十二律俱备。宋代复古之风尤盛，宋徽宗（1101—1125）时，设置掌管音乐的机构“大晟府”，铸编钟十二套，约三百余件，至今，见于著录和流传于世的尚有十余件，其形制仿自当时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出土的春秋时宋国的宋公戌钟。此器名为钟，实为镈。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大晟蕤宾钟，通高28厘米、双龙形繁钮、平口，钲、篆、鼓部饰蟠虺纹。正面钲间铭文“大晟”，背面钲间铭文“蕤宾”。音高＃f1。
清代宫廷所用编钟为十六件一组。悬于两层钟架上，每层各悬八件。从倍夷则到应钟，共十二律加四倍律。
近年，民族乐器厂家、科研单位和民族乐团不断研制和使用仿古编钟。
钟（clock ）
计量和指示时间的仪器。机芯直径一般大于50mm，厚度一般大于12mm。通常置于某个位置使用。现代的一些小型钟，也有用表的机芯装上钟的外壳的。
钟的发展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见钟表技术史)。现代钟随着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功能日益增加，种类也越来越多。一般可按振动原理、能源和结构特点、主要用途进行分类，并常以几种分类方法混合命名。
按振动原理分类 绝大部分的钟是利用周期性振动过程来计量时间的。按其产生周期性振动的原理，钟可分为4类：①频率较低的机械振动钟,如摆锤式机械钟、摆轮游丝式机械钟等。其振动频率通常为数赫甚至 1赫以下，日差（见钟表日差）为10～120秒／日,高精度天文摆钟的日差为每天千分之几秒。②频率稍高的普通电磁振动钟，如音叉钟、晶体管钟、交流同步电钟等。其振动频率通常在1000Hz以内,日差为2～20秒／日。③频率较高的石英振荡钟，如各种石英电子钟。其振荡频率通常在5MHz以内（有32768Hz、4194304Hz等），日差一般在0.2秒／日以内,高精度石英电子钟已达到几十年误差不大于1秒。④频率更高的原子振荡钟,如铯原子钟。频率为9192631770Hz（原子时的秒长，是铯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间在零磁场下跃迁辐射9192631770周所持续的时间），其准确度和稳定度极高，相对频率稳定度可达10-13。鉴于此,1967年,国际度量衡委员会决定,以铯原子钟的原子时的秒长，作为时间计量标准。
按能源和结构特点分类 可分为机械钟、电机械钟、交流同步电钟、电子钟、光电钟、温差钟等。①机械钟：由机械能驱动，通常以重锤或发条作为贮能元件，钟的各个基本组成部分均由机械零件构成(见机械钟表机构)。有摆钟、闹钟、旅行钟等。②电机械钟:由电能(交流电或电池)驱动,其基本组成部分既有机械零件又有电子元器件，振动系统采用机械振动与电磁线路相结合。有晶体管钟、电摆钟、音叉钟等。这类钟的走时精度比普通机械钟有所提高,使用也比较方便。但结构复杂,在石英电子钟大量投入市场以后，已很少再发展了。③交流同步电钟：振动系统实际上是发电厂的发电机，钟的机芯主要是个同步电机，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驱动指针系统运转。这种钟的走时精度受供电系统交流电源的频率稳定性制约。④电子钟:由电能(交流电或电池)驱动,其基本组成部分一般由电子元器件构成（指针系也有采用机械传动的）。电子钟中使用最多的是石英电子钟。由于采用了振荡频率稳定的石英振荡器和相应的集成电路,石英电子钟比其他各类钟有明显的优越性，包括走时精度高、稳定性好、使用方便、耗电量小、走时延续时间长、体积小、功能多、制造成本低等。石英电子钟指示时刻的方式有指针式和数字显示两种，有的钟两种方式均具备(见石英电子钟表结构)。⑤光电钟：以光（包括自然光和电灯光）作为能源，并用硅光电池将光能转换为电能，输入蓄电池以供应钟的电能。硅光电池的充电电压和电流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计。这类钟虽然避免了更换电池的麻烦，但增加了制造成本。⑥温差钟：以空气温度升降变化使某种物质产生的能量作为能源。这类钟是将一种膨胀系数特别大的物质(如氯乙烷，C2H5Cl)装入可伸缩的密封盒内，盒的一端与上条机构联动。当空气温度变化而引起密封盒热胀冷缩时，即可自动上条。钟的机芯是一种专门的机械机芯。这类钟成本较高，生产量很少。
按主要用途分类 可分为生活用钟和专用钟（或称技术用钟）两大类。不同的机芯结构可以制成同一用途的钟，而同一结构的基础机芯，只要增加或改变少数零部件,又可制成不同用途的钟。①生活用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计时用的钟。包括旅行钟、单机台钟、闹钟、座钟（见摆钟）、扭摆钟、挂钟(又称壁钟)、落地钟、塔钟、子母钟、世界时钟、电波钟（用于公共场所，能接收发射台发出的时间信号）和花坛钟等。②专用钟：具有专业性计时功能的钟。用于工业、交通、天文、体育、军事等部门。包括周波钟（能指示发电厂发出的交流电的50Hz频率的误差值）、作息钟、考勤钟、定时开关钟、积时钟（累计工作时间）、汽车钟、船钟、航海天文钟、坦克钟、潜艇钟、体育用钟（见体育用钟表）、天文台用精密摆钟、铯原子钟、铷原子钟和氢原子钟等。
为了扩展钟的用途,可在各种类型的基础机芯上,增加附加机构以增加功能。这些附加机构有单历机构、双历机构、三历（日期、星期、月份）机构、各种活动体、各种报时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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