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人是否继承了良渚文明

我们常说，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但是考古发现，中华大地上除了黄河文明外，尚有其他文明的存在，其中重要的一支就是长江文明，而长江文明的中重要的组成本分，也是最早的发现就是良渚文明。

良渚文明是距今约5300-4300年的新石器时代古文明，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自1936年被偶然发现以来，包括城垣、发达的水利设施以及墓葬、生产生活工具在内的遗迹相继出土，至2006年以来良渚古城以及外围水利工程的发现，“良渚古城”的轮廓已经呼之欲出：中心宫城面积30万平方米，王城面积300万平方米，外郭内面积800万平方米，水利系统规划和影响的范围则超过100平方公里。如此格局，已经不逊色于同时期古埃及等古代文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环太湖流域是良渚文化的核心区，良渚古城是核心区的核心。其文化覆盖范围包括江浙、上海和山东、安徽部分地区，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地之一。据战国古籍《鹖冠子》记载说"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

一、良渚文明特点

在良渚文化中，玉器的发达是其一大特点。在良渚文化中，其中琮、璧、钺之类的玉器作为礼器使用。就其数量来讲，据统计，仅出土或传世的大件琮、璧玉器，已有上千件，良渚文化各类玉器总计达近万件之多。同时，良渚文化中没有铜器的发现，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

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良渚文化的特殊符号。良渚文化的玉器、陶器、石器上刻有特殊的符号，多为单个，也有被认为是几个符号组合在一起的，有的还刻有鸟、山等组合性的图形。一些符号与大汶口文化中的同一符号相同被专家认为它有约定俗成、为广大地区所乐于接受的意义。

二、文明消亡（转移）

就是这样一处高度发达的聚落集团，却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突然消失了。良渚文化消失之后，太湖流域一代的文明出现了400年左右的考古缺环，直到新的族群来此聚居，产生了马桥文化，但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却没有任何的继承关系。

在良渚文明衰亡同时期，中原地区的陶寺、石峁遗址中发现大量良渚文化因素，出土的琮、璧等玉器富有良渚特征。我们因此推测在良渚文明因某些原因族群或是一部分族群离开了故土，融入了中原文明之中。

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敲上了最坚实的一颗钉子，有力的回击了关于中华文明时间长短的质疑。

而良渚，这个长江文明的代表文化形式，又再一次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人们不禁会问作为五千年前曾经辉煌的古国，良渚人最后去了哪里，他们是如何消失的，在现在的历史与神话中是否能找到关于良渚的蛛丝马迹？

三星堆是位于四川的古蜀文明代表，当年它的发现同样震惊了世界。而作为同样不见于历史记载的古蜀文明，却可以在很多传说中找到蛛丝马迹，比如记载中纵目的蜀王蚕丛，比如三星堆出土的巨大的青铜神树，而在传说中在四川盆地存在着可以沟通天地的神树建木。既然三星堆的遗址如此，那么良渚有没有在传说中留下蛛丝马迹呢？

良渚虽然是在2021年才申遗成功，但其发掘早已开始，而良渚文化的影响与辐射范围，也并非局限在良渚遗址所在地。

入选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蒋庄遗址，就属于良渚文明，而它是良渚文明在长江以北最大的聚集地。然而在蒋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保存完好的尸骨，然而奇怪的是这些尸骨有三分之二都是青壮年，同时有一半属于二次埋葬或者火葬，甚至有相当部分尸体缺失了身体的部位。随着考古的进行，越来越多的证据将这些尸骨奇特的情况指向了战争。

蒋庄遗址处于良渚文化的北部边缘，是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交界地带，可以说是当时良渚古国的边防要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从蒋庄遗址的年代分析，其存在与5000-4000年前，也就是说，良渚文明与当时以大汶口为代表的黄河文明，曾经在兴化蒋庄一带存在过长达千年的对峙与交锋，这个跨越千年的时间长度等于中华文明史的五分之一，大致相当于宋代到现在的时间长短。

在这样的时间长度的冲突下，黄河文明有没有关于良渚的记载与传说呢？

说到黄河文明炎黄部落，那么他们在崛起中曾经遭遇的最大敌人是谁，有部分考古专家认为，现在的良渚，便是神话传说中的蚩尤，也就是黄河文明中曾经遭遇的最大对手。

蚩尤是传说中九黎部落的首领，被苗族尊为先祖，是中华人文始祖之一，被尊为战神。传说中蚩尤铜头铁臂，曾经与炎黄部落大战，甚至一度将轩辕黄帝逼入绝境。

而蒋庄遗址的发现，说明了良渚文化与黄河文化之间曾经存在过长时间持续性的冲突，而在四五千年前的神州大地，要说谁是中原黄河文明最强大的对手，毫无疑问那也就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同是中原文明曾经的对手，考古与神话被联系了起来，于是一部分考古学家，认为良渚便是传说中的蚩尤，而良渚古城便是当初蚩尤的国都。

良渚文明消亡于距今大概4000年前，从目前的考古发现，良渚消亡的最主要因素应该是洪水。

而与此同时在4000年前中原的黄河流域，一位被称为禹的英雄，凭借着治水的功劳，得到了各个部落的拥戴，更是凭借着治水整合了各个部落，最终建立了第一个朝代夏。（虽然说目前对于夏是否存在有着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四千年前左右的二里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家，至于它是不是夏，其实对于中华文明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大洪水给了禹整合各个部落的机遇，同时大洪水也帮助黄河文明覆灭了其在长江流域最大的对手良渚。

而随着良渚的淡出，中华神州文明曙光才刚刚展开。

每当人们说到“良渚”，自然就会联想到“良渚古玉”。它以质地坚韧、年代古老、造型奇特、纹饰神秘而赢得了人们的青睐。早在清朝的时候，嗜玉成性的乾隆皇帝，就命人广为搜集江浙代出土或传世的玉琮、玉璧、玉璜等玉器，而后亲自赋诗题辞，或作考证文字，并命玉工锲刻其上，珍藏于皇宫宝库之中。有些珍贵的良渚玉器，则又辗转流传到国外，成为某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令国人至今仍感到十分的痛心。 　随着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迅即在国内掀起了崭新的考古浪潮。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渑池仰韶文化遗址、安阳殷墟和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等相继被发现，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而曾为“化外之地”的江南，自然成为被考古学界“遗忘的角落”。尽管良渚古玉早已露端倪，然却往往被视为“汉玉”或“周末时期”，向来未被引起应有的重视。然而，江浙的一些有识之士并不气馁，他们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访古探“玉”，以追寻先民活动的踪迹。
1906年夏天，慎微之先生曾在浙江湖州钱山漾捡到一些石器，1934年干旱之时，先生趋湖水下降之机，再次采集到不少石器，从而发现了钱山漾遗址。1935年，杭州的何天行先生也在良渚镇的荀山和长命桥等地采集到一些陶器与石器。但由于这些都属于零星发现的采集品，数量又少，尚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翌年7月，当时供职于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良渚镇的荀山附近发现了古代文明的遗址和遗物，并在1937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及地表遗存，后来根据这些发现编写成《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初步报告》，于1938年8月正式出版，良渚之名因此轰动了全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江、浙、沪等地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与良渚遗址内涵相同的文化遗址及遗物在太湖流域有普遍发现，而且地方特色十分显著。因此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师生在1958年8月编写《中国考古学》教材初稿时，于《新石器时代考古》部分，把环太湖流域出土的遗存的文化内涵，单独命名为“良渚文化”。1959年12月，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便将环太湖流域的同类遗存，因其率先的发现地良渚而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以代表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为环太湖流域史前文化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后来，随着江苏吴县草鞋山、武进土墩和上海青浦福泉山等遗址的发掘，尤其是1983年以后浙江余杭（今为杭州市的一个区）瓶窑的反山、汇观山和安溪瑶山等显贵者大型墓葬、祭坛或大型建筑基址以及江苏昆山赵陵山墓地等一系列重大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良渚文化考古有了重大突破。学术界开始对良渚文化刮目相看，掀起了研究良渚文化和探讨中华文明起 源的热潮，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1994年，国务院将良渚遗址群入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预备清 单；良渚遗址群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也同时被国家文物局向国务院上报推荐为“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从30年代的初露端倪，到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突破，良渚文化被视为本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良渚文化所涵盖的空间范围非常广阔，包括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500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大致的范围是：北至黄河流域以北的苏北鲁南地区，南至浙江的宁绍平原，东及太平洋西海岸的舟山群岛，西达皖赣境内。良渚文化颁布面虽然如此之广，但是它有一个中心地区，那就是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境内的一个良渚镇（良渚文化的最早发现地）瓶窑镇的区域，我们把它称为良渚遗址群。它是良渚文化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是古代良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
良渚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的，就如我们后代的朝代一样，一代接一代。良渚文化根植于距今7000——6000年的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经由距今6000——5300年的崧泽文化发展而来，其后发现的马桥文化，是否为良渚文化的继承者，目前还缺乏考古依据，无法定论。良渚文化的确切时间我们也通过科学的测定方法——C14测定法测定出来了，为距今5300——4000年。
因此，良渚文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000年间，生活在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地区的先民们，在1000多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一切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它在史前文化序列中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阶段。
良渚文化以其精湛的玉雕及所表征的礼制文化，以连续作业的稻作犁耕生产方式，以营建大型工程和进行大规模社会生产的组织系统，以丝绸、玉器和黑陶制作为主的手工业或商业的著称于世。其中特别是玉文化所显露出来的与凝结于物质的文化相分立的精神形态的文化，成为后来中国文明的主要构成因素之一。
何天行与施昕更——发现良渚文化的功臣
何天行先生（1913年——1986年），字摩什，生于浙江杭州。其父何公旦，精于医学这，擅诗词，及浙江近代名医，育有三子四女，何天行排行老三。他的几位兄弟姐妹也颇有名望，二姐何文如是原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一代画师潘天寿的夫人，胞弟何任也是名医，曾任浙江中医学院院长。 　何天行在如此优越的家庭环境中，何天行先生自幼便熟读古文，背诵诗词，为此后进行文化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1935年以前，当时叫杭县的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而许多石器和黑陶却少有人注意。当时人们还看不出它们的巨大史料价值和文化内涵，往往随挖随弃，因此在盗坑附近常常散落着许多石器与黑陶。 　1935年，风华正茂的何天行先生正在复旦大学就读中国文学系四年级，在开设的课程中，有一门就是考古学课，他极有兴趣。因此，他经常利用假期到民间探访，这其中就包括了良渚，采集到了各种古器物。 　凭着自己掌握的古文化学识、浓厚的考古学兴趣有和才之士特有的敏感，他敏锐地意识到了那些散落在杭县良渚民间的石器、玉器和陶器决非一般器物，良渚一带是一个优秀的古文化遗址。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间，以施昕更先生为主的省立西湖博物馆对良渚一带进行了正式发掘，正式确立了浙江远古文化----良渚文化的存在，从而也证实了何天行先生的重大发现。
1935年冬，何天行先生在良渚踏看遗址时发现了一个椭圆形的黑陶盘，上面刻有十几个符号，经过与甲骨文、金文中的符号对照分析发现，其中有七个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又有三个在金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因而断定这些符号为初期象形文字，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和肯定。把这些刻符定性为文字而非图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需要胆量和学识，何天行先生慧眼识珠，成为发现良渚黑陶文字的第一人。
发现良渚的石器与黑陶并意识到其重要价值后，何天行先生又经过反复地调查研究，多处于探考征集，于1937年4月完成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被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第一种，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评价，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可想而知，这是何等的殊荣。该书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发行，1939年就流传到了海外，是较早将良渚文化介绍于海外的一本著作，也是良渚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
何天行的著作《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出版后，何天行先生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像一位劳苦耕作的老家，对良渚文化痴情不已，长期默默地坚持着对良渚文化的调查与研究，并不断地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至去世，从而为良渚文化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施昕更先生（1912——1939年），出生于杭州余杭良渚镇一户家道中落的人家。他自幼聪颖，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浙大前身）学习绘图，虽因家境贫困。系半工半读，但却为今后到博物馆工作及考古发掘工作打下了基础。
施昕更1936年5月，西湖博物馆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当时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发掘，在整理出土器物过程中，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别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这种石斧在他的家乡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尤其是盗挖玉器，因此，在盗坑附件常散落着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行政管理从小生长在良渚，对当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这两地的石斧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良渚为什么也有这种石斧出土呢？这些疑问诱发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调查的想法。 　经过多次的调查，施昕更先生采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良渚似乎有一个古遗址的存在。将这些情况和想法向当时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汇报后，在馆里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施昕更先生开始主持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从1936年12月——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了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由此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
有了第一手考古发掘资料后，施昕更先生便着手撰写考古发掘报告，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报告完成，题为《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称《良渚》）。书中施昕更先生充分认识到了良渚遗址古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性。虽然他当时认为这支古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支而与后来认定的事实有背，但是应该说，一个年仅25岁，非专业考古工作者的年青人，能作出这样的学术判断，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事实上，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还想继续发掘考证。但是，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变爆发，粉碎了他的计划。同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施昕青先生所撰写的《良渚》一书的印刷被迫中断，他携带原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往浙南，不久即投笔从戎，在瑞安县抗日自卫会工作。1938年，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依靠了好心人的帮助，几经周折，《良渚》一书才得以在上海勉强出版，而被视为珍宝的许多出土器物则因来不及搬迁而毁于战火了。更不幸的是，这位本来还应该能够在良渚遗址发掘研究上大有作为的年青人，在1939年5月因患猩红热而英年早逝。
施昕更的考古发掘报告 　何天行与施昕更两位先生对良渚文化发掘研究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发现才会有今天的，他们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两位先驱。
良渚先民——“良渚人” 　良渚人的渊源
一定的考古学文化是指史前某支人类群体活动的遗存，良渚文化就是良渚文化社会群体活动的遗存，这里，我们把这支群体――良渚先民叫作“良渚人”，即良渚文化是由良渚人创造的，良渚人是良渚文化的主角。
那么，良渚人属于什么部族，是土著的还是迁入的？
从古史传说中考证“良渚人”
古史传说中大致与良渚文化时期在时间与空间上吻合的部族有蚩尤、防风氏、羽民国等部族，因此，学术界主张良请人属于上述任何一个部族的都有。但是良渚人究竟是古史传说中的哪一支部族或方国，到底可不可以与某一方国、部落或部落联盟对上号、挂上钩呢？我们也来考证一下吧。
在良渚文化玉器上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图案不断地反复出现，这个图案的形态特别像一尊英武的战神，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好战的蚩尤。古史传说中的蚩尤是中国东南方的蛮夷，非常英勇好战，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不断地与其它的部族发生地盘争夺战，屡战屡胜，被尊为战神。但是当他与中原南下的黄帝部族开战时，终于被更为强大的黄帝部族打败，成为一位勇猛善战的失败的英雄。这一则传说与良渚文化的族属、地望和传说极其吻合：良渚文化中石钺非常发达，表明良渚人也好勇强悍；蚩尤战争节节胜利之时，也正是良渚文化非常发达之时；而蚩尤最终被黄帝打败的时候，又正是良渚文化衰败的时候；传说中的蚩尤其它的几个部落联盟同属东夷集团，居于山东和长江三角洲一带，而蚩尤部族中有一支首领叫九黎的大部落联盟，它的分布范围包括了良渚文化的所有地域，因此，强悍的良渚人应该就是九黎族中的一支。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或羽民的，他们信奉鸟、兽，把它们当作祖先，因而信仰、崇拜鸟、兽图腾，而良渚文化中玉器上的神秘图案下部分似乎也象鸟、兽，也是良港人崇拜的一种图腾。所以良渚人可能就是羽人或羽民。
综上所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良渚方国为古史传说中的东夷集团之——蚩尤部落集团中的九黎部落联盟，良渚人就是九黎族中的羽人或羽民。
从历史记载中寻找“良渚人”
良渚文化距今为5300－－4000年，处于没有历史记载阶段。到了良渚文化的下限起，不到1000年，这个地区的历史记载就开始了。记载有越人和吴人，这两支部族在良渚文化以后不久，就在良渚文化地域范围之上登上了历史舞台。良渚人与吴人、越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有人认为：良渚文化是后来吴地古老文化的母体，是吴文化的基石，而吴和越是属于同一个部族的两个中心。
其大致的分析是这样的：
浙江省宁绍平原是越族人发展的一个基础地，在距今2万——10万年间，自然界的变迁频繁而剧烈，越族人的祖先就是在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在宁绍平原繁衍发展起来的。但是，到了距今15万年左右，宁绍平原自然环境恶化，迫使越族人几次大规模迁徙。在距今1万年以后的一次迁徙中，有一支越过了钱塘江进入了今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地带，从此在这个地区生息繁衍，逐渐地创造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所以良渚人的祖先是越族人。正式进入历史时代的吴越应该就是良渚人与吴越人有着某种关联的一种印证。
良渚人的生活环境
良渚文化如此的辉煌灿烂，它肯定是在一个适宜的自然环境中发展起来的。那么良渚人当时有着怎样的一种自然环境，他们又是如何不断地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呢？通过对大量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及对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和孢粉资料的分析，我们来对古代良渚人的生活环境作一个轮廓的描述。
在距今1万年左右，良渚人生活的地区是一片海水，但有两列群岛分列于今天的良渚遗址群南北两翼，此外还有许多孤岛。良渚人的祖先当时就已聚居在上述两列群岛上。当时，岛上森林茂密，溪泉充沛，良渚人的祖先在燃料和饮水方面不愁短缺，而渔猎所获的食物也非常丰富。在这些群岛上的若干山间盆地和咸潮不及的山坡地上，仍可经营小规模的农业，因为水稻种植技术在此时的良渚人的祖先身上已掌握得非常娴熟。 　到了距今7000年以后，海水开始退却，大大小小的丘陵开始绵延不断，丘陵间开始形成沼泽平原，平原上则分布着许多孤丘，这些孤丘较高的在海水没有退却之前就有，有些较矮的则是在海水退却以后才露出来的。此外还形成了湖泊和河流，湖泊当然是咸的，而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洪水期是湖泊，枯水季则是沼泽。总的说来，此时的良渚生活地区具有一种丘陵、孤丘、河湖相间的沼泽平原和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的自然环境。 　海退是一个持续上千年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海平面逐渐下降，丘陵和孤丘的范围不断扩大，而且不断出现新的孤丘，良渚人祖先的活动地域随之不断增加。在沼泽平原最初出现之时，这些地并没有利用价值，但是随着海岸的不断外退、河流的经年冲积，沼泽地面的高度不断增高，沼泽地的咸性程度不断给冲淡降低，沼泽平原上的植物和淡水生物开始增加，自然环境渐趋好转。
良渚人祖先在这个过程中也开始了对这片沼泽平原的利用改造。起初他们仍居住在南北两列丘陵中，后来，无数的孤丘成为他们开拓沼泽平原的跳板。通过这 些孤丘，他们逐渐下达到平原，从平原上比较干燥的地段渐渐向外围发展。在开拓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咸潮和洪水的威胁，但是由于他们有孤丘作为后盾，在环境恶劣的时候可以向孤丘退却，所以他们对沼泽平原的利用改造有恃无恐。他们凭借孤丘的地势，居高临下，选择有利的地形围堤筑塘，拒咸蓄淡，种植水稻，并且逐渐排干沼泽，把聚居地从丘陵、孤立移人平原，在平原上建立聚落。
就这样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前人的艰苦开拓，到了良渚文化的良渚人时期，即距今5000年左右，气候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暖湿阶段，气候温暖，沼泽平原上开始出现了樟树、桑树、棕榈、麻铄等常绿阔叶林的植被，河网密布，那时候水域面积还相当大。良渚人在高于地面的土坡或土墩上生活，他们种植水稻，制作着精美的玉器、石器与陶器。他们还养蚕织丝，用树木制作成小舟，在清澈的河面上捕鱼与相互往来。
良渚人就这样一代一代地生息繁衍，他们的生活似乎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气温在不知不觉中降低，气候的凉爽与干燥使河水也在向下退去，许多小河干涸了：原先被淹没在水中的土地露了出来；沼泽明显减少了。良渚人好高兴，他们迁到了地势相对低洼、濒临水源又适宜稻作农业的地带定居。他们在土地上扩大了种植水稻的面积，又在平地上筑起了干栏式的新家，他们周围的植被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常绿阔叶林已不多见，针叶、常绿阔叶混交林明显增多，开始出现柳树、松树、样树、柏树等。水生植物也越来越少了，他们没有太在意，倒是随着许多河流的消失，他们取水越来越不方便，于是，他们又学会了打井，部落的范围因此而更加扩大了。此时的良渚人意气风发，他们在适应着大自然的同时，还在积极地改造着大自然，并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伟大的先创精神创造和发展了良渚文化。
岁月仍在流逝，良渚人似乎丝毫也没有意识到，灾难即将降临。到了良渚文化末期，距今4000年左右。气候再一次显示了它操纵一切的威力，气候又一次转暖，海平面逐渐上升，良渚人大部分的生活地区又重新陷入一片汪洋。受海水的顶托，下江水因下泻不能而四处泛滥，良渚人突然发现，和自然界相比，他们是何等的脆弱。面对着周围白花花的一片，良渚人悲哀地发现，他们要么在洪水围困下束手待毙，要么背井离乡，重新找寻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
良渚人的去向
良渚先民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心灵创造了辉煌，把良渚文化引向了文明时代。然而，就这一支在当时可称为相当发达的古文化，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后，像一颗绚丽多彩的流星，在令人目眩神迷了一阵后突然神秘地“失踪”了，给世人留下一个千古之谜。为此，人们多方收集资料和论据，希望能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是海侵摧毁了良渚社会吗？
在公元前3000年（距今6000年）前后，全球性气候变迁，良给文化晚期，气候变暧，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太湖平原除了少数高地和丘陵外，全部沦人汪洋之中，造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这次海侵对于良渚文化来说是毁灭性的，经历了千余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毁于一旦。大部分的聚落被洪水淹没，设施被摧毁，良渚先民赖于生存的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在水中，良渚人就这样没有了家园．没有了生存之地，或迁移或死亡，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也就这样给海侵摧毁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良港文化遗址之上还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泽层。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遗址，如今还深深地埋在太湖湖底呢！
是洪涝灾害击败了良渚人吗？
良渚文化晚期，太湖地区气候由寒冷变得温暖湿润，平均温度比现在高摄氏2度，年降水量多200－－300毫米，雨量明显增多，加之当时的海平面高出以前2米左右，留于内陆的水宣泄不畅，势必会造成很大的水患。因此当山洪暴发，江河水涨，洪水泛滥，陆地被淹，黄河、长江的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之地，一片汪洋，人们只能向高处躲避或逃奔外地。原有发达的良渚文化各种设施，顷刻间被摧毁，而其农耕地更是常年淹没，再也无法以农为生了。特大洪水灾难延续了若干年，良渚人已无法生存，残存的人们，在相当时间之内，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于是他们只有背井离乡，有的南下，有的北上，被迫大规模地举族迁徙，长途跋涉，辗转漂流去寻求、创造第二家园。因此，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突然消失，出现了数百年的空缺。
南下的一支到达粤北（今广东省北部）后融入了石硖文化，而其主体则渡江北上到达了中原，与中原的龙山文化先民发生了一场生存空间的生死搏斗。良渚人部族虽然是一个强悍的部族，可是到达中原后，受到当地部落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战争。然而良渚人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最终在中原部族的联合抵抗下，被打败了，未能在中原取得一块立足之地重建本族的文化，最后不得不被胜利者吸收、同化和融合，因此才会有如此多良清文化因素出现在龙山文化之中。
战争导致了良渚社会的衰竭吗？
良渚社会时期，在黄河、长江流域地区，类似的部落方国为数不少。随着各古国政治的加强，拥有王权、军权、神权于一体的统治者，对内实行着血腥的统治，对外曲了聚敛更多的财富，扩大地盘和人口，同周邻部落古国之间发生着激烈的掠夺性战争。良渚部族本来在当时是最发达、最强悍的一支，但是由于贵族首领的日渐奢糜，普遍追求享乐型的社会生活，非生产性的劳动支出占有相当大的社会比重，社会基层越来越不堪重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越来越不相适应，导致社会矛盾激烈，内讧和各痒痒山头的局面产生，危机四伏。整个社会越来越缺乏控制力，国力日益削弱，这种情况下在频繁的战争中也就逐渐失去了取胜的优势，抵挡不了外敌的入侵，内忧外患，最终良渚文化走向了消亡。
良渚文化真的消失了吗？
受到海侵、洪涝灾害或是战争重创的良渚人，除了大部分迁移外，还有部分残存，残存的人们，在相当时间之内，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几百年后气候转为干凉，积水消退，另外一支部族马桥文化的人们逐渐来此定居。他们的生活也似乎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气温在不知不觉中降低，气候的凉爽与干燥使河水也逐渐向下退去，原先被淹没在水中的土地露了出来、沼泽也明显减少。马桥文化的人们从残存的良渚人那里吸收了良渚文化的成份并想把它发扬光大，但是受到了其它文化的入侵，先后又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其他的外来文化，使得良渚文化最终没有在马桥文化的人们手上得到充分发展，因而马桥时期陶器制作欠精，造型比较简朴；而玉器不仅品种少，而且质量差、雕工粗劣简陋，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不及良渚文化，所以良渚文化并没有突然神秘失踪，马桥文化先民正是她的主要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