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方政权在丧失淮河以北时往往能守住海州（今连云港附近），海州有什么特别的吗

江苏省连云港市(地级市).位于江苏省东北部.
历史上,连云港有明确行政建置始于秦代.秦代称东海郡.
东魏武定七年（549年）始置海州.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西元1284）,改置为海宁州.历经改制,辖区也不断变更.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海宁州复改名海州,属淮安府.海州至此保有州治,相当于今天连云港市区、赣榆县、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辖区比过去小多了.
现连云港市,至2021年5月,辖3个市辖区（新浦区、连云区、海州区）、4个县（赣榆县、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辖区与明代相当.

1961年9月，毛主席在东湖客舍会见了原英国陆军元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副司令蒙哥马利元帅。

在二人的交谈中，蒙哥马利谈到淮海战役时，连呼“实在不可思议!”钦佩之情溢于言表。毛主席笑了笑说道：“这个仗是粟裕指挥的，本来不成熟呢，他们硬要吃下去。我的这些战友中，数这个粟裕最会打仗，他也是我们湖南的。”

毛主席讲话举重若轻，谈笑风生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同时，又不乏“静观庭前花开花落,闲看天上云卷云舒”的潇洒与飘逸。一席看似风轻云淡的夸赞，却是充溢着伟人满是对粟裕大将的喜爱之情。

因此，在毛主席看来：“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然而，在获得伟人毛主席高度首肯的背后，却是淮海战役难以想象的艰巨，以至于毛主席夸口称赞道：“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从全局来看，淮海战役敌我双方参战兵力80万对60万，光是战场面积就足足有6万平方公里左右，几乎占了整个淮河流域的大半。而自古以来就有“守江必守淮”的说法，我军60万大军与敌军7大兵团争雄淮河流域，一着不慎可谓有满盘皆输的危险。

从局部战争来讲，谁先在强手如云的淮海战场上出奇制胜、抢占先机，谁就能率先抓住对手的软肋，从而一剑封喉至敌人于死地，此即谓兵家口中的“军争”。

《孙子兵法》有云：“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兵圣孙武甚至警告军争的火候一旦拿捏不好，则有可能酿成“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的惨败。

而在淮海战役打响的过程中，华野还真曾有过在“军争”中险些失利的惊险场面，若非粟裕及时察觉蒋军的图谋，命令全军急追140里后，淮海战役的天平倒向何方或许真是难以预测的未知数。

关于这次惊险的“军争”一切得从淮海战役打响前说起。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打响，我军首战告捷一举拿下了城坚池厚的济南城。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国军纷纷弃城，山东境内只剩除青岛等少数据点，华野南下作战再无后顾之忧。

而此时，原本负责增援济南的黄百韬、邱清泉、李弥三大兵团17万余人，却因为济南城破，在徐州一带逡巡不进。

此前的豫东战役歼敌9万多人，更让粟裕坚信：在长江以北打大歼灭战，要远比南渡长江搞千里跃进来搅乱敌人的部署更为有利。

于是，粟裕便决定再打一场类似“豫东战役”的大规模歼灭战。

很快，他就将目光锁定在了徐蚌地区（即徐州至蚌埠铁路沿线一带）。

徐蚌地区地处淮河流域，土地平整、地形开阔，尤其适宜我军的大兵团作战；且徐蚌大部分地区是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加上背靠山东和冀鲁豫老革命根据地，又处于华东、中原接合部，地理上距华北也不远，能及时得到周边解放区各方面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援。

更重要的是，将作战地点定在徐蚌地区，还可以充分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打蒋介石的徐州集团。如兵出中原，届时我军必将处于白崇禧的武汉集团与刘峙的徐州集团之间，桂系极有可能与蒋系合伙联手对华野东西夹击，我军将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思虑成熟后，粟裕便将作战计划电告给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按照粟裕的作战计划，华野在中野（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首先攻占两淮（淮安、淮阴），再顺势南下，依次直取宝应县、高邮市，同时，将全军的主力置于宿迁至运河车站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果敌人不增援宝应、高邮方向的敌军，再实施以三个纵队攻占连云港和海州。

从粟裕的作战意图上来分析，很显然，他是想再复制豫东战役前两个阶段“攻城打援”的模式，以消耗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

可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经研究后，决定将首先歼灭黄百韬兵团放在了作战任务的第一阶段。在毛主席看来，黄百韬此人不简单。

在讲究“嫡庶有别”的国军队伍里头，中央军与杂牌军历来都有着非常巨大的矛盾，而黄百韬作为一名纯杂牌军出身的将领，在没有任何背景、关系的情况下，他居然能从一个杂牌部队的小兵做到一个兵团的司令官，且与中央嫡系的胡琏、邱清泉同殿称臣，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迹。

而黄百韬之所以能取得军旅生涯的逆袭，离不开他各方面突出的优秀品质。黄百韬作风廉洁，骁勇善战，与士卒同甘共苦，在部队中人望颇高，除此以外，他能力突出，一个“战五渣”的整编25师经他一顿调教，居然变成了一支比肩整编83师等美械军的精锐。

在豫东战役中，黄百韬眼见要葬身于粟裕之手时，在4辆坦克的掩护下，他亲率两个营发起了反冲锋，结果使得华野功亏一篑，豫东战役虎头蛇尾，黄百韬因此获得了蒋介石亲自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

也正是由于黄百韬在豫东战役中的彪悍表现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于是，毛主席便决定首先拿这个“刺儿头”开刀。

作战计划好制定，可黄百韬却并不好打。黄百韬兵团当时的驻地在新安镇（今新沂市），新安镇以东是海州、连云港，乃第九绥靖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的驻地；新安镇以西是徐州，徐州附近有邱清泉兵团和李弥等兵团。更何况，新安镇西北的台儿庄、贾汪两个地方还驻有蒋军第77军和第59军，华野要南下直取黄百韬兵团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

然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快，正当我军向徐州方向运动时，国民党内部对徐州的去留却举棋不定。

蒋介石认为徐州自古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且距离南京较远，后方补给线长，目下华野、中野不断向徐州方向靠拢，恐怕极难守住，因此，蒋介石主张放弃徐州，以便集中兵力“守淮保江。拱卫京沪”。

多年以后，粟裕在他的自传回忆录----《粟裕战争回忆录》中回忆淮海战役时，他简明扼要地讲道到，当年他判断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以现在江北部队再加上由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华南防御。

第二、立即放弃徐州、蚌埠、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

为此，他还作出了详细分析：

蒋如采取第一方针，使我在江北仍有大量歼敌的机会。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在解放后容易恢复。但如此对江北及华北各老解放区的负担仍将加重，尤为不利。（《粟裕战争回忆录》）

如果蒋采取第二方针，可以大大减轻我江北及华北各解放区的负担，使这些解放区迅速得到恢复，但我今后渡江要困难一些(当然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并且在渡江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尚须进行一些严重的战斗和部分的拉锯战，且在江南大量歼敌的条件比江北差，这又是不利的一面。（《粟裕战争回忆录》）

显然，粟裕认为如果蒋介石集团的部队全部留在江北，要比放弃江北固守长江对我军有利得多。

偏偏此时，辽沈战役即将结束，东北败局已定，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在幕后不断“逼宫”，如果此时放弃徐州；放弃整个长江以北，蒋介石“沦丧国土”的恶名必然会成为李宗仁、白崇禧手中的一记“深水炸弹”，届时蒋介石恐怕会陷入下野的危险。

权衡再三，焦头烂额的蒋介石于是指示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槐制定了：将所有兵力集结于徐州至蚌埠铁路沿线一带，以作攻势防御。

当黄百韬听说自己的陆军大学同学郭汝槐出了这个“昏招”勃然大怒：“作战厅郭汝槐，做出这样的计划，使人伤心，为陆大同学丢脸！”

为了避免惨遭被歼的命运，黄百韬多次向蒋介石建议主动放弃海州、连云港和新安镇3座城池，将兵力全部集结在徐州形成“乌龟战术”，以掌握战机，趁着华野、中野尚未会合，予以各个击破。

客观的分析，黄百韬的建议无疑是具有很大可行性的。尽管华野有40万雄兵，中野有20万大军，我军合起来有60万，但徐州附近的黄百韬、邱清泉、李弥等兵团也有20多万人，光是黄百韬兵团就有5个军（囊括后来的第44军）10万多人，如果国民党高层按照黄百韬的“乌龟战术”死守徐州再相机待援，华野和中野短在时间内也难以做到同时全歼国民党的三大兵团。

可惜，直到淮海战役打响的前一天，游移不定的蒋介石才批准了黄百韬的作战计划。此时，黄百韬如果按照新计划，他的兵团可以在1948年11月5日即行撤往徐州，可就在这个关键的当口，国防部作战厅又给黄百韬兵团下达了一个奇怪的命令-------掩护驻防在海州的第44军撤离。

第44军隶属于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的麾下，按说，44军从海州撤往徐州完全没有掩护的必要，但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槐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卧底，当他得知黄百韬的作战计划被批准后，以黄百韬的狡诈必然会在计划批准的当天就撤往徐州，这样一来，我军就失去了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机会了。

于是，郭汝槐利用国民党第九绥靖区需要转移庞大的人员为借口，下令黄百韬在新安镇等待44军前来以便掩护其撤往徐州。

原本11月5日当天就可以撤到徐州的黄百韬兵团，却因为这道命令白白耽误了两天，而我军原定于11月8日发起的淮海战役，却因为敌人计划有变不得不提前行动。

1948年11月6日晚，华野在中野的配合下，兵分三路向南挺进，当晚，我军迫近台儿庄、贾汪一线，直逼黄百韬兵团侧翼。

防守台儿庄、贾汪一线的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和张克侠，此二人是我军安插在敌人内部的秘密党员。在我军直逼台儿庄、贾汪地区后，何基沣、张克侠立马响应我党我军的号召率两万多部众举行了战前起义。

何、张起义使得台儿庄、贾汪地区门户洞开，粟裕率华野火速直捣新安镇、海州和连云港。然而令粟裕惊讶的是，当华野进占新安、海州和连云港3座城池后，却发现这3座城池空空如也，就连城内的居民都所剩无几。

粟裕心理泛起了嘀咕：根据情报，明明黄百韬兵团、李延年兵团都在这3个地方，为什么现在这3个城镇都变成了一座空城？敌人到底去哪儿了？蒋军一连丢下3城，莫非有诈？

正当粟裕疑惑之际，华野特务团的侦察员抓获了一些敌人的俘虏，而据俘虏们交代，黄百韬兵团和李延年兵团的第44军在华野抵达新安镇的头一天，早已朝着西边的运河急急赶去了。

蒋军丢下3座城池，急匆匆地往西边运河方向撤退到底有何图谋？这个疑问冒出来的一刹那，一个可怕的念头瞬间惊现在了粟裕的脑子里：不好！有诈！敌人这是要向徐州靠拢！

徐州地势平坦开阔，自古以来徐州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尽管徐州易攻难守，但此时的蒋军各大兵团一旦采取“乌龟战术”全部龟缩在徐州，华野和中野届时要想一口气吃掉黄百韬兵团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不行，不能让黄百韬兵团向徐州靠拢，全军立刻出发火速向西追击！

在粟裕的命令下，华野的战士们撒开了脚丫子，拼命地朝着西边的运河方向追击了过去，当华野急追140里后，果然恰如粟裕预料的那样，蒋军此时正拥挤地渡过运河准备直奔徐州。

华野追赶上了西进徐州之敌，立刻全员投入到了战斗中来，敌我之间又是一顿猛烈的战斗。

只不过，令蒋军没有想到的是，我军居然犹如神兵天降来得竟如此的迅速。在黄百韬看来，台儿庄、贾汪一带，兄弟部队的两个军应该足以抵挡共军一阵子了，至少，保障他们安全地西撤到徐州是没有问题的。

可蒋军从上到下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此时的驻防台儿庄、贾汪一线的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和张克侠早已宣布战场起义，我军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便轻而易举地穿过了北部防线直逼而来。

因此，当华野突然出现在了正在渡河的蒋军面前时，以至于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华野的一个冲锋就消灭了黄百韬兵团骨干第25军大半的人马。

尽管蒋军黄百韬兵团的绝大部分都渡过了运河，但面对他起家的核心骨干力量第25军损失惨重的情形，黄百韬痛心之下大怒：“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然而，骂归骂，但此时的黄百韬只得将大部队全部齐集在徐州以东的碾庄，黄百韬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继续西进，要么固守碾庄。

这是一个生死选项，一面写着“生”，一面写着“死”，可惜，刚刚九死一生的黄百韬侥幸逃过了粟裕的“闷棍”，便自认为有资本和实力与粟裕大将过招了，当他把大部队齐聚碾庄后，黄百韬作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就在此地，与粟裕决战！

但不幸的是，上天再也没有给黄百韬任何机会，粟裕挥舞着“死神镰刀”向黄百韬的脑袋砍去，蒋家王朝的败亡，自此开启了一个转折性的时代。

参考资料：

《在毛主席身边》（作者师哲，长期担任毛主席的贴身翻译）

《粟裕战争回忆录》（作者粟裕，十大开国大将之首）

《蒋介石日记》（作者蒋介石）

赵匡胤消灭南唐之后，南方仅存吴越和漳泉两个名义上的独立政权。按照赵匡胤一统天下的既定方针，他应当一鼓作气将这两个政权灭掉。但是，宋太祖赵匡胤并没有立即出征，反而在976年下诏，到西京洛阳视察。他的这次洛阳之行引发了一场大论争——迁都之争。宋太祖为什么要迁都？关于迁都有什么隐情吗？

留下隐患的原因

江南收复后，赵匡胤并没有一气呵成将南方仅剩的吴越和清源军（漳泉）两个政权一并收入大宋的领土，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这两个政权面对大宋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力，尤其是吴越，积极响应宋太祖赵匡胤的号召，亲自参与了攻打南唐的军事行动。吴越作为围困金陵的主力军，对攻灭南唐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割据漳州、泉州的陈洪进，从宋初就自称自己是大宋王朝的附属国，在江南被攻下后，又急剧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机，便派遣自己的儿子前往东京，以求加强与大宋政权的友好关系。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有载：“平海节度使陈洪进以江南、吴越入朝，不自安，戊寅，遣其子漳州刺史文颢来贡方物，且乞修觐礼，诏许之。”

对于这样的顺从者，听命者，虽将其迅速收服并不是难事，但如此一来便有损大国之风范，也不符合赵匡胤一贯追求的“和平统一”的最高理想。

其二是因为吴越在与大宋联合攻伐江南时，李煜曾经亲自给吴越写了一封信，企图瓦解两个政权的联合。内容大意如下：唇亡则齿寒，今日没有了我，明日就是你的死期！一旦吴越也并入了大宋的领土，你再也不会享受到称王的地位，也只不过是大宋的一个布衣百姓罢了。

而吴越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其实是有小心思存在的），为避免“狡兔死，走狗烹”，派遣使者将这封信送到了赵匡胤手中。面对李煜说的话，赵匡胤自然不愿意让一个失败者言中，为了不落下口实，赵匡胤在收复南唐之后，就没有急于将吴越、漳泉纳入领土内。

实际上，赵匡胤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统一北方，如何收复北汉，如何应对辽国的威胁。但是，赵匡胤对大宋定都东京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产生了迁都的想法。为此，他想亲自到实地做一番调查。没想到的是，赵匡胤迁都的想法引起了一系列问题。

迁都之争始末

976年，宋太祖赵匡胤下诏说，将于四月到西京洛阳视察。赵匡胤为这次视察找了两个很好的理由：一是到他父亲赵弘殷的永安陵祭拜；二是在西京洛阳南郊祭天。尽管这两个理由都很冠冕堂皇，但是赵匡胤身边的人都非常清楚他此行的目的，因此极力反对。

赵匡胤无视众人的反对和劝阻，执意到洛阳走一遭。按照计划，他先到巩义祭拜了父亲的陵墓，又到洛阳南郊举行了祭天的仪式。一切事情都处理完毕之后，赵匡胤却丝毫没有要离开的迹象，反而继续留在洛阳，随从大臣深知赵匡胤的意思，故而没有一个人敢于劝谏回京。

然身边不无见缝插针者，李怀忠也跟随赵匡胤来到洛阳，他向赵匡胤进言：“东京有汴河的水陆运输通道，每年运送长江、淮河的粮食几百万斛，京都有大军几十万人，他们都依靠这条水路得到供给，若陛下身居此处，军队吃什么呢？何况我们的根基在大梁已经非常牢固了。如果仓促之间迁都洛阳，臣真是没发现有任何好处啊。”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有载：“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

面对李怀忠的劝谏，赵匡胤丝毫不留情面，按照《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赵匡胤仅用了四个字直接拒绝李怀忠——上亦弗从。那么洛阳究竟哪里吸引住了赵匡胤，会令赵匡胤不顾众人反对，执意要迁都洛阳呢？我们来对比一下大宋时，开封与洛阳的地位。

首先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大宋王朝建立之初要定都在开封呢？

开封与洛阳的差别

一、历史因素

大宋王朝是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在睡梦中被“黄袍加身”，然后以雷霆手段通过和平的方式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得来的。当时后周的都城是开封，而赵匡胤几乎是以“接盘侠”的身份将后周全权接手，开封也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大宋的都城。

在五代之中，有四个朝代的都城都定在开封：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也就是说，开封历来受到皇室青睐，饱受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在后周辉煌的时期下，开封人口剧增、房屋密集，俨然成为了当时天下第一中心。

周世宗时期，为了维护开封的形象，周世宗对开封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使开封形成了三重格局：外城、里城、皇城。开封已经完全具备了担当一个大一统国家京城的规模，而这也正是北宋定都开封的最大根基。

二、地理因素

《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中有载：“以大梁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开封位于华北平原南端，处于中原地区的中心，占据此地完全可以俯瞰全国，正显大国之风范。并且开封周围一马平川，有利于出动军队，控制地方动乱。

三、交通因素

我们可以清楚地从大宋的地图中看到，开封不仅处于中原的中心地区，并且有四通八达的陆路、水路交通，是名副其实的“四达之会”。

陆地方面有几条主要的干道：从开封往北，经过滑州（今河南滑县）、澶州（今河南濮阳）、大名（今河北大名），可以到达河北诸州，并且可以直通辽国都城。

从开封往东有两条主要干道：一是经过曹州、济州、兖州、齐州可以到达山东半岛等地；一是通过南京（今河南商丘）、徐州（今江苏徐州）可以到达海州（今江苏连云港）。

从开封往南去，经过陈州（今河南淮阳）可以到达淮河中游各地。往西，可以通过洛阳，进而到达秦州（今甘肃天水）和四川。

开封不仅有着陆地上的便利，水路亦十分发达，并且在宋代开封是一个以水路为主的城市，也是全国水路交通的中心。在宋代的开封，水路多达四条：汴河、黄河、惠民河（蔡河）、广济河（五丈河），其中汴河最为重要，它保证了北宋军队的给养。

四、军事因素

清代的顾祖禹曾在《读史方与纪要·河南方与纪要序》中做出如下批示：“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有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

也就是说开封此地一马平川，虽然交通便利，但由于四周没有山川围绕，没有可以依赖的自然屏障，若辽举大军南下，在华北平原上就如入无人之境，这是开封唯一的劣势，也是最明显的劣势。

综上所述，洛阳的优势不及开封，赵匡胤一世英名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故而在他人第三次进谏后，宋太祖赵匡胤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决定。

晋王赵光义的道德帽子

赵光义是赵匡胤的亲弟弟，并且为大宋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进言赵匡胤说：“迁都洛阳，未见便利。”赵匡胤回答道：“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意思是说迁到洛阳并不是长久之计，长久之计在于迁都长安。

赵匡胤继续解释说：“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赵匡胤果然将开封没有可以依赖的自然屏障、缺乏高山大川的地理优势搬了出来，并将周王朝、汉朝也一并搬了出来，以证明这些王朝之所以繁荣，都是由于很好的利用了地利的天然优势，省去了冗杂的军队开支，以实现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

对于赵匡胤的说辞，赵光义不以为然，他说：“在德不在险”。并说：“孟子早就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话来”。面对赵光义送来的道德帽子，太祖一时语塞，哑口无言，按照《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及：“上不答”。

等到晋王赵光义离开后，宋太祖赵匡胤扭头对身边的人说：“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第二天，宋太祖下诏，返回东京开封。自三月初九从开封出发，到四月十五回到开封，赵匡胤的这次西巡活动前后共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而此次西巡“要考察西京洛阳、准备迁都西京”的目标也在众位大臣尤其是晋王赵光义的劝谏下最终流产，这就是迁都事件的始末。

小结

虽然史记是如此记载的，我们从中仍能看出不少端倪。比如说，众大臣包括他的好兄弟李怀忠的劝谏，他都不曾给一丝一毫的面子，不管他们说的天花乱坠，赵匡胤始终“上弗从”。而他的弟弟赵光义来了以后，仅用三言两语便“说服”赵匡胤改变想法，是不是有点太过简单了。

并且，赵匡胤在洛阳做完了所有的工作后一直在洛阳停留，似乎在等什么人，等赵光义来了以后，若赵匡胤真的被说服，怎么会留下“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这样的不吉利的话来呢？

加上赵匡胤回到京城后在不明不白中死在了烛光晚宴下，而他的弟弟赵光义成为了大宋第二个皇帝，实在是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