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后，我们怎么评价当年梁思成被否决的那些提议

出生于日本，15入清华学堂，20岁奔赴宾大建筑系，26才回的国v吧，算得上是西方教育体系的受益者。旧式传统文人，不一定接受的旧式传统教育，更重要的是行事的方式还有身心修养。这是一个褒义词，并不是任何研究者都能称的上的。
本来犯下战争罪行的日本高官都可以逃避死刑，是中国法官梅汝璈带着诸多证据一个个找印度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的法官一个个去说服的，甚至说，如果这几个家伙没有判死刑，他回去对不起中国人民，就去跳海自杀。相比之下，梁思成还关照美国飞机不要炸日本平房，不顾中国被日本炸得底朝天，这不是连东郭先生都不如。东郭先生第二次不会保护狼。 盟军让他看地图，京都和奈良没炸，古建筑多。日本炸重庆，也不是哪里都炸，都江堰就没炸。有些人跨越了国家界限 我想到在西北 有些日本人做了不少保护环境的事 是其教养和人性光辉的一面 上帝 佛 或圣人 说到底来自人
他专一，那就意味着他娶了续弦，但还是爱着林徽因，那请问，心里装着别人，却和另外一个女人又结为夫妇，这叫什么？
最后，爱情这件事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们作为旁观者 不能非要说他俩就爱得死去活来 感天动地，也不敢妄自揣测两个人是不是后来貌合神离。
但，就说一件事， 同样是有追求者 林徽因让金岳霖存在 还让儿子叫干爹。杨绛让人知难而退。
综上所述种种，都是我之前说的，觉得他俩的爱情跟钱夫妇比 差远了。“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只有一个。

据说梁思成是坚决反对拆除北京古建筑的，曾经提议在公主坟那边新建个新区，保留原来二环的城墙以及城门。但是那时候老毛根本不听他的，梁和周建议，周也奈何不了毛。最后成了现在的不像北京的北京城。傅作义投降保住了北京城，但是最后却被自己人毁于一旦。我曾经去过南京城墙，玄武湖上大概有几层楼高，宏伟大气。想想北京城墙如果在的话，一定比南京还要宏伟，包括北京的城门，正阳门还算是保存完整的。不禁让人扼腕叹息中国建筑最高奖——梁思成奖。由此可见其在我国建筑学界地位。遗憾地是正值学术壮年的他，逢天朝治世，此后再无建术。他留给后人的学术成就皆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完成的。为了一座古城，梁林肝肠寸断，心灰至终。若依"梁陈方案"规划北京，北京会是今天这样？比罗马要美出不知少倍

惨是一定的 20世纪中叶后政府需要的是工具人格奴才思维的 一切要与政治对接 梁就无法适应了 这是一代人的命数 也是几代人的苦痛很正常的，敬业的建筑家。人能做到这点就不错了。他的职业又不是匡扶天下。他对得起他的岗业，就ok了。别太多的他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云云，拜托。现在中国人也就只有5%能够体会到梁思成的伟大和悲壮，再过100年，这个人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会更高他这个人的规划理念对于进城农民来说，太超前了

梁思成在学风上要求严谨，在学术上平等待人。当他听到教师和助手们在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包括反对他的看法的意见，总是很高兴地与大家一起讨论，从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梁思成为培养人才，在学术上是大公无私的，他恨不得把全部知识都传授给年轻一代。无论他过去积累或新近获得的资料，他从不保密，尽其所有地为大家所有。在梁思成去世后，遵照他生前的嘱咐，将他收藏的丰富的图书资料捐赠给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让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清华大学是梁思成一生钟情的地方，美丽的校园不仅记载了他成长的足迹，而且留下了父亲梁启超的身影。1915年至1923年，他在这里学习生活了八年，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长大成人。

1928年从美国学成归来，虽然他最终选择到东北大学工作，但和清华的联系始终没有断掉。1931年，他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后，与清华的联系日趋密切。他和林徽因的朋友有很多是清华的教授，在1933-1934年，他还兼任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授建筑学。也许正是与清华之间久已存在的浓厚情结，导致他在抗战胜利后几乎没有太多犹豫就毅然选择到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这之后，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梁思成再也没有离开过清华，一直到1972年病逝。

梁思成十分注意在清华建筑系的师生中树立民主的作风，努力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梁友松至今仍记得上学时的民主气氛：“那时四个年级在一个大教室里，我觉得很有好处，高年级的同学固然常到我们的图板边提意见，我们也常常对高年级的作品评头论足，言之有理也好，胡说八道也好，至少系里形成了一种学术民主、互相切磋的风气……我和比我高的四个年级的同学老混在一起，一道听梁先生和林先生讲课，听蔡方荫和侯仁之的讲座，一道跳土风舞，一道和老师们过节联欢，一道进城去游行。所以虽然在年龄和学识上有差异，但这四个年级的同学感情竟如同班一样，我后来觉得这正是梁先生施教的方式，一方面学术民主，鼓励学生表达不同意见，另一方面让大家互相影响，互相取他人之长，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一种朴质的学风“不苟同、不固执也不拘泥，心胸开阔，接纳百川。

对梁思成的评价不但在国内非常高，在国外也非常高。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对梁思成进行这样的评价：“二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再度重逢，他们却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但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当时林徽因身患肺结核，梁思成则因为青年时代一次车祸的后遗症而导致脊椎受伤。然而，无论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就是在战时的这一时期，梁思成用英文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同时英国学者李约瑟对梁思成的评价是这样的：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这样的评价对于梁思成来说并不过分，因为他确实是近代历史上我国最为著名的建筑大师之一。

梁思成为了发展我国的建筑行业，还第一个成立了我国大学中的建筑系，同时清华大学中的建筑系也是梁思成主张建立的，对于培养我国的建筑人才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所以现在国内对梁思成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

北京古城墙

它始于元代，建于明代，沿用于清代至民国。是北京的战士，倔强地保护着北京的一方水土。但是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它却成为阻碍的因素。

诗人郭沫若坚决支持北京古城墙的拆除，梁思成夫妇则认为拆除会造成文物的流失，最终北京古城墙没能逃过被拆除的命运。

难保古城墙的片片瓦砾

一座城、一个国家的历史韵味往往就蕴含在历史文物中，在一片片青砖白瓦中感受到淋漓尽致的美。但是随着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一些文物不得不被迫人为摧毁。

北京古城墙就是在城市规划中决定拆除。但是毕竟是一处文物，很多人不舍得看见它就这样草率地在这北京城中消失，对于是否该拆除很多人各抒己见。

北京城内

那时，著名诗人郭沫若觉得北京古城墙应该被拆除，一方面因为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将经济发展得蒸蒸日上，只有经济基础足够强大，才能让国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在国家需要面前，任何事情都要为它让路；另一方面在这个和平的年代中，古城墙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防御作用，已经不存在原先抵御外敌入侵这一说法。它已经成为人们出行的阻碍。

最重要的是北京用地紧张，古老的城墙占用了较大的公共面积，将它拆除就能让一些人有房可栖。

郭沫若曾明确表示：“步入新的时代，一些旧物就要随之淘汰，留下来除了为日后发展添加障碍，还有什么价值呢？”

郭沫若虽极具才华，但是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他却显得有些狭隘。他只注重了经济效益，却忽视了文物遗产在民族中的重要价值。

而梁思成夫妇却与他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北京古城墙并不会阻挡城区的发展，只要改变一下原有的规划就可以两者兼得。

让行政中心绕过古城墙，虽然这样会在花费上多出一些，但是却会为日后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可以将古城墙周围打造成一个休息娱乐场地，以供他人参观。凭借着绝佳的地理位置可以发展成地方的一大特色。

这样既会满足人们对古物的欣赏，还会为国家的经济做出贡献，同时又可以对其不造成任何破坏。

梁思成夫妇

在1953年，经过众多次讨论后，北京古城墙经过有关上级领导的批准予以拆除。这一决定伴随着众多的质疑声和反对声，但是力量过于渺小，无济于事。

这时的林徽因已经久病卧床，但是她依然不忍心看着古人留下来的遗迹就这样毁在现代人的手中。林徽因本身就具有文物情怀，身为一个建筑学家听到文物被拆除的消息，该是何其难过，就如同将她与亲生孩子分离一般。但她作为一个“母亲”，却又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挽救古城墙的“性命”。

林徽因

最终梁思成夫妇决定一搏，为了保护古老的城墙，林徽因勇于站出来发声。在她的心中，古老的城墙是历史留下来的遗产，人们应该格外珍惜。现在却要面临如此般“摧残”。

林徽因说:“这些古迹倘若因为城市发展执意被人拆除，在未来的某一天，人们一定会感到懊悔，政府也一定会为这一鲁莽的决定而买单！”

但是这位女子所发出来的肺腑之言，终究还是没能改变古城墙被拆除的命运。

其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拆除城墙并不是靠着谁的一言一语就能左右的。郭沫若的言论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完全取决于当时迫切寻求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所以梁思成和林徽因竭尽全力，却依然无法保住它的砖砖瓦瓦。

林徽因

覆水不收，宜深思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家的经济已经越来越好。从前只是注重发展经济，但如今已经开始注重环境和文物的保护。国家已经认识到文物对于民族的重要作用，古城墙不仅仅是当时的防御工程，更是古老智慧的象征。

所以古城楼被修复的建议已经被国家提上了日程。但被破坏的文物就像是一面打碎的镜子，一旦有了裂痕，无论怎样修补都不可能与原物一模一样。

当国家改革委下令宣布将古城墙全部修复成原样时，很多人都感到吃惊。几十年间被拆除的古城墙不计其数，想要在短时间内修复成原样谈何容易？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就算是手艺高超的匠人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将所有古城墙修复原样。

修复古城墙

虽然国家的科技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可以根据古城墙的砖瓦寻找其相应的材料。但是新旧程度却远远不能够做到一致，古城墙的历史厚重感是现代所无法比拟的。

历史的发展让林徽因当初所说的话成为了现实。政府和众多支持拆除的民众为自己的行为买了单。民族的瑰宝葬送在人们手中，古老的北京城墙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难寻踪迹。正所谓覆水难收，慎重考虑才可以做出最佳选择。

高瞻远瞩，以史为鉴

如今国家对文物的保护程度大为之提高，为了让这些文物更好地展现文化面貌，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修缮。

纵观时代潮流我们能够发现，文化会随着时代而不断发生改变，站在21世纪人的眼中，拆除城墙固然不可取，但在当时北京人的角度来说，满足生产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满足温饱才是头等大事。

老北京时代决定拆除城墙，后来决定修复城墙，只是两个时代不同的选择而已。采取方式不同，但都以前进的目标为前提。唯物主义讲究万事皆有两面性，拆除古城墙虽存在不合理之处，但它确确实实为那个时代解决了一些难题。

郭沫若

领导人说过：“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以少走弯路、更好前进。”

作为21世纪新青年，我们应该将眼光放得长远，高瞻远瞩，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才能让我们的民族文化更加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