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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朱祁镇在大明历代皇帝中的评价并不太好,他一生两度为帝,重用的奸佞不在少数,不过英宗重用的贤臣也是非常贤能,一者是正统初期的“三杨”,一者便是天顺晚期的“李贤”。
李贤,英宗天顺朝首辅,《明史》对他的评价很高,称其为“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李贤一生历任四帝,景泰年间曾向代宗进献《正本十策》,得代宗赞扬,而被升任为兵部侍郎。
英宗复辟后,李贤入阁,并升任吏部尚书,成为朝廷重臣,英宗刚复辟不久,为报“夺门之变”功臣们的恩情,对这批人员很是器重,比如石亨成为了武将集团的头目、徐有贞担任内阁首辅成为了文官集团的头目、曹吉祥替代王振成为了宦官集团的头目。这三人中尤以曹、石二人更为有权势,这二人凭借夺门之功,狼狈为奸,权势熏天。
由于曹、石乱政,明朝的官场又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曹石之乱引起了朝中大臣的普遍不满,但因为李贤刚入阁不久,羽翼未丰,再加上首辅徐有贞的专断以及曹石一党的制约,李贤并没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但不久机会就来了。
徐有贞作为内阁首辅其权势并不能同曹石二人相提并论,徐有贞甚至一度依附于石亨,不过,在徐有贞成为首辅不久,便开始慢慢与石亨产生嫌隙,徐有贞也是个有野心人,依附于石亨也只是权宜之计,但石亨在外朝一手遮天,对徐有贞起到了很大的掣肘作用,这让徐有贞很不满,与石亨的矛盾越来越大,也因此爆发了以徐有贞为首的文官集团对曹、石等人的第一次政治抗衡。
李贤觉得这是一个时机,便协助徐有贞共斗曹、石集团,虽然徐有贞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目的,但李贤觉得他和徐有贞的出发点虽不同,但是有着共同的政治目的(推翻曹、石),所以对于徐有贞对抗曹、石集团的行动是“知无不言”。
天顺元年5月,文官集团发动了对曹、石集团的第一次斗争,时任监察御史的杨瑄从河间回来后不久,便向英宗检举揭发了曹、石二人的不法行为,请求严惩。英宗就此询问内阁的意见,徐、李二人都表示赞同,英宗非常高兴,对御史大为赞赏。
徐、李二人觉得这是一次机会,便发动十三道监察御史张鹏等人联合弹劾曹、石二人,准备对起进行一场大的歼灭战,朝廷内外也由此掀起了反曹、石潮,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
曹、石二人因此而感到恐惧,便向英宗求情,大诉夺门之功,并趁机诬告他们是为了铲除夺门功臣,英宗因此而大怒,连徐有贞、李贤等人都被下狱,不久,徐、李二人被贬往外地任官,第一次斗争以曹、石二人的全胜而宣告结束。
由于有英宗的庇护,曹石二人越加张狂跋扈,连英宗也看不下去了,新晋升的内阁首辅岳正曾向英宗上报武臣权力过重,英宗一反常态,不但没有反对,反而暗中支持,不过由于曹石二人势力过于庞大,岳正在与其交锋过程中落败。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宗重新召回了深谋沉稳的李贤入阁,并让其担任首辅,李贤担任首辅后,天顺的朝局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由于英宗的恩宠,李贤得以大展身手,主要才以下几个方面改善天顺朝以来的痹症:
天顺末年,英宗病危,有人乘此机会离间英宗父子二人,而英宗也一度有废除宪宗太子之位的想法,还好有李贤的及时劝止,否则,朱见深还能不能做皇帝就两说。
因为李贤的贤能,以及对宪宗的恩情,李贤在成化年间也是恩宠不断,成化二年,李贤去世,宪宗还因此辍朝一日以示尊崇。
许彬担任首辅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被石亨和曹吉祥联合扑灭,罢官发配。于是,明英宗任命李贤出任第十一位大明首辅。
李贤(1409年——1467年),字原德,河南邓州人。在一大堆明朝首辅之中,李贤的知名度并不高,甚至还因为左右逢源而有了“骑墙观望”的嫌疑,但这些都丝毫不影响他成为明朝历史上一位合格的政治家。
1449年,面对蒙古瓦剌部的侵扰,昏庸的明英宗听信太监王振之言,执意御驾亲征。结果,数十万明朝大军被瓦剌军包围于土木堡之内,不仅英宗皇帝朱祁镇被俘,就连数十万明军和数十位重臣都在此殉国,史称“土木堡之变”。
战前,正担任吏部考功和文选郎中的李贤,仅仅是五品的小官,自然没有资格伴驾出征。谁都没曾想到,正是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官,竟然会成为土木堡之变的受益者。
因为许多高级官员在土木堡殉国,使得明朝的优质资源空出不少。为了迅速稳定朝局,很多中下级官员获得了晋升的机会去填补这些空缺岗位,其中就包括了李贤。
明代宗朱祁钰临危即位后,重用于谦、陈循等官员,主张守卫北京抵抗瓦剌的侵略。无论于公的角度,还是于私的角度,李贤都坚决主战,反对南迁,逐渐得到了朱祁钰的青睐。
北京保卫战期间,李贤被升任为兵部右侍郎,具体协助于谦誓死抗敌。由于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也由于也先并未做好攻击北京的准备,所以明廷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击退瓦剌后,明代宗的皇位彻底稳固,李贤也更加得到器重,改任了户部右侍郎。
瓦剌虽然兵败撤军,但继续对明朝持敌视态度。为了给明朝内部制造混乱,也先居然释放明英宗朱祁镇回京,使得北京城中同时存在朱祁钰和朱祁镇两个皇帝。
在于谦等人的力主下,明廷继续尊朱祁钰为帝,改尊朱祁镇为太上皇,这才化解了这场政治危机。在此期间,明代宗朱祁钰始终都把李贤视为自己的亲信而加以重用。
1457年,随着明代宗朱祁钰的病重,为朝中的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等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联合发动了“夺门之变”,重新迎回被软禁多年的太上皇朱祁镇,逼退了明代宗朱祁钰。
在明英宗朱祁镇重新登基复位后,他立即犒赏拥立自己的有功之臣,比如石亨和徐有贞都被委以重任。
不过,朱祁镇在任命徐有贞担任内阁首辅的同时,还命李贤兼任翰林学士,入文渊阁当值参预机务。不久,李贤又被进一步重用,担任内阁大臣的同时还兼任吏部尚书。
由此可见,在明代宗执政期间,李贤必然和太上皇明英宗暗中也多有往来,这也成为他被人质疑“两边靠”的主要槽点。
徐有贞此人虽然不乏能力,但格局和心胸都很有限,担任首辅后不断翻旧账和报私怨,在严惩了于谦、陈循等人后,他又开始与石亨和曹吉祥等参与“夺门之变”的功臣交恶。
再次登基的明英宗,本不想大动干戈,希望尽快恢复朝局的稳定。但是,徐有贞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再挑起政治争斗,俨然成为了矛盾的制造者。明英宗在失望之余,很快就将其罢职流放。
之后,许彬接替徐有贞担任内阁首辅,但他资历尚浅,尤其缺乏政治经验,在屁股还未坐稳时就被石亨和曹吉祥合力扳倒。许彬倒是颇有骨气,不久就以身体抱病为由申请回乡养老。
于是,大明首辅的帽子就落在了李贤的头上。成为首辅后,李贤汲取前两任的经验和教训,一边收敛锋芒,迅速与石亨、曹吉祥等人拉近关系;一边又收集证据,等待合适的出手机会。
1459年,李贤在准备停当后立即出手,他掌握了石亨侄子谋反的铁证,还借此拉下了石亨本人。明英宗早已对当年拥立自己的石亨和曹吉祥太过居功自傲而不满,前一年刚处斩了曹吉祥。
盛怒之下,明英宗下旨将石亨削官为民。接着,李贤再添一把火,将石彪、石后等人的谋反办成了铁案,终将石亨株连后问斩。
消除这些重大隐患后,李贤腾出手来进一步完善了内阁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内阁的权责。
1461年,面对曹钦的举兵造反,首辅李贤居中统筹,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既维护了明朝的稳定,又巩固了朱祁镇的皇位。
此事过后,明英宗朱祁镇大感其诚,大感其忠,特旨加封李贤为太子太保衔。
朱元璋立国以后,为了加强皇权统治而设立了锦衣卫,独立于内阁和六部之外,直接由皇帝统辖并只对皇帝负责。历经了朱明数位帝王,锦衣卫的权限越来越大,到了明英宗时期,其权限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尤其是,该机构的指挥使门达,仗着朱祁镇的宠信,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身为内阁首辅,尽管不能辖制锦衣卫,也不能干涉锦衣卫,但李贤还是多次上疏,希望英宗皇帝约束和限制其权限。
朱祁镇虽然严厉训诫了门达,但是对他却依然非常信任,并没有太过惩处。于是,李贤尴尬了,他不仅没有扳倒门达,反而引起了对方的疯狂报复。
锦衣卫在审理袁彬一案时,门达故意诱导甚至指使其攀咬李贤,诬陷李贤是同谋。好在,朱祁镇还算聪明,将此事不了了之。
到了明英宗晚期,门达竟敢构陷和诬蔑太子朱见深,说他不忠君父,甚至还有图谋不轨之嫌,引起了朱祁镇的怀疑,甚至诞生了换嫡的念头。
眼见情势如此紧张,李贤不顾“臣子不涉家争”的古训,毫不避嫌的坚决为太子辩护,多次强调为了大明的宗庙和社稷安危,只能传于太子。
1464年,明英宗朱祁镇驾崩,太子朱见深登基即位,也就是明宪宗。登基后的朱见深,感念李贤当年的仗义执言,感念他为明朝的呕心沥血,很快下旨加封李贤为少保兼华盖殿大学士,继续担任内阁首辅。
明宪宗罢免门达后,将其远远发配流放。不过,门达的党羽却开始群起而攻讦李贤,污蔑他沽名钓誉,首鼠两端。而且,朝中也形成了一股“倒贤同盟”,从四面八方对他展开攻击。
那时起,李贤逐渐厌倦了官场争斗,开始萌生了退意,在向宪宗请辞时却被坚决下诏慰留。
1466年,在父亲过世后,李贤请旨归家为父丁忧。不过,明宪宗朱见深在数月后就以国事为由,下旨“夺情”起复李贤,继续担任内阁首辅。
1467年,李贤在位期间去世,终年才五十八岁。宪宗在惊愕之余大为悲恸,下旨哀思并宣布辍朝一日,追赠其为光禄大夫、左柱国和太师,谥号是“文达”。
为了彰显其功绩,明宪宗还加恩李贤之子李璋为尚宝司司丞。
作为一名政治家,李贤颇有古代的贤相遗风,被后世认为是“三杨”之后的明朝大贤。据《明史》记载:
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
李贤在担任首辅期间,他的灿然治理使得大明在土木堡之变后出现了国力的复苏迹象。不过,李贤八面玲珑的性格和步步为营的心机,使他显得太过于精通权谋和诈术,阳谋之余他的阴谋也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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