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象授时的时代，古人如何通过观月相确定每个朔望月的大小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演变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从远古时期开始就已经对天文现象进行观察，经过世代连续不断的努力，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天文学知识，并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且具有独特风格的天文学体系。中国古代天文学在许多领域曾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在世界天文学史和中华民族文化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历法，换一句话说，历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核心。中国古代历法不单纯是关于历日制度的安排，它还包括对太阳、月亮和土、木、火、金、水五大行星的运动及位置的计算；恒星位置的测算；每日午中日影长度和昼夜时间长短的推算；日月交食的预报等等广泛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历法的编算相当于近现代编算天文年历的工作。为此，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展开了一系列的观测与研究活动：譬如对历法诸课题的共同起算点——历元的选定，对一个又一个天文学概念的阐述，对种种天文常数的测算、各种天文数表的编制，对具体推算方法、天体测量方法和数学方法的抉择和改进等等。这些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历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当然，中国古代天文学还包涵更广泛的内容，如中国古代特有的、精良的天文仪器的设计与制造，关于宇宙理论的探讨，以及对一系列天象特别是奇异天象的长期系统的观测与记录等，它们与历法一起，组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十分丰富多彩的体系。

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经历了发生、发展、完善、没落，最终融入近现代天文学的漫长演变过程。下面我们拟分六个阶段（即如下六节）简要地加以介绍。
西周以前的天文学知识

这是一个天文学知识开始萌芽和初步积累的漫长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从对星辰出没、日月运动的观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与这些需要密切相关的年、月、日等时间长度的概念，进而产生了初始的历法系统。由于占卜活动的需要，人们对天象变化、尤其是异常天象的出现，极为关注，这也刺激了人们对天象观测的重视，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天象记录的传统。这些都给后世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一、观象授时时期

我们的祖先，生息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人们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日月星辰的升落隐现，自然界寒来暑往，猎物的出没和植物的荣谢等自然现象，对于人类的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有意识地观察和认识这些自然现象，以期顺乎自然，求得自身的发展，便成为先民们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从中也就逐渐萌发出天文学知识的嫩芽。

太阳对人们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是以太阳的出入作为作息时间的客观依据。太阳出入造成的明暗交替出现的规律，必定给先民们以极深的感受，于是以太阳出入为周期的“日”，应是他们最早认识到的时间单位。

自然，月亮的圆缺变化，是又一明显的和意义重大的天象。说它意义重大，是因为月亮的亮光对于人们夜间活动的安排是关键的要素。经过长期的观测和计数，人们逐渐发现月亮圆缺的周期约为30日，这便进而导致一个较长的时间单位“月”的产生。

对于更长一些的时间单位“年”的认识，要较“日”、“月”困难得多，但这是对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意义更为重大的一种周期，因为寒暑、雨旱，以及渔猎、采集乃至农业生产活动无一不与它有关。所以，人们对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由物候——草木枯荣、动物迁徙、出入等的观察入手，大约是探索一年长度的最早方法，随后才是对某些星象的观测。后者所得结果要较前者来得准确。

据传说，在颛顼帝时代，已设立“火正”(1)专司对大火星（心宿二，天蝎座α星）进行观测，以黄昏时分大火星正好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时，作为一年的开始，亦即这一年春天的来临。由此不难推得一年的长度。这是我国古代观象授时的早期形态。据研究，这大约是公元前2400年的事。

又据《尚书·尧典》记载，在传说中的尧帝时，“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其具体的观测方法与结果是：“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以观测鸟、火、虚、昴四颗恒星在黄昏时正处于南中天的日子，来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以作为划分一年四季的标准。据推算，这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时的实际天象。

由上述记载，我们还可以推知，当时已有原始圭表的出现，否则人们就无从确定某星辰南中天的问题。这时的圭表还仅用于厘定方位，尚未用于测定日影的长度。观测星辰南中天来确定季节，可以减少地平线上的折射和光渗等的影响，其精度自然要比观测星辰出没来得高。此外，从“日中”和“宵中”（指昼夜平分）、“日永”和“日短”（分别指白昼最长和最短的日子）等说法，可知其时已应用了某种测量时间的器具（这一点由下述《夏小正》的有关记载亦可证）。这些都说明，此时已进入观象授时相当发达的时代。其标志是：所观测的恒星已由一颗增加到多颗，由观测恒星东升改为南中天，并已使用了某些器具。

更值得注意的是，《尧典》还记述了这时人们已经采用了“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初始历法。这里以一年为366日，当是人们对恒星周年运动周期的测算得到的结果。由于一年的长度与月的长度不存在整数倍的关系，该初始历法已采用了置闰月的方法予以调整，这显然是一种阴阳历，是我国古代长期使用的阴阳历的最早记载。

在《夏小正》一书中，则载有一年中各月份的物候、天象、气象和农事等内容，它集物候历、观象授时法和初始历法于一身，相传它是夏代行用的历日制度。就观象授时法而言，它是以观测黄昏时分若干恒星（鞠、参、昴、南门、大火、织女、银河等）的见、伏或南中天的时日，以及北斗斗柄的指向，作为一年中某一个月份起始的标准的。有人认为，《夏小正》乃是一种分一年为10个月，每月36日，另有5至6日为过年日的初始历法。(2)据《夏小正》记载，正月“初昏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悬在上”，其间的五个月为半年；五月“时有养日”，十月“时有养夜”亦以五个月为半年。也有人认为，《夏小正》还是分一年为十二个月的太阳历。由此看来，《夏小正》乃是一种不考虑月相变化的纯阳历的见解，这是可信的。

《尚书·尧典》和《夏小正》的记载，都反映了观象授时法的重要成果，同时又反映了夏代出现的两种不同系统的历法（阴阳历和阳历）的雏形。它们是由观象授时向有一定规范的初始历法过渡的两种不同形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商周历法

由甲骨文的有关卜辞，我们可以知道商代行用的历法乃是阴阳历。

首先，年有平年、闰年之分，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闰月置于年终，称十三月，是为年终置闰法。这时的岁首已基本固定，季节和月名有了基本固定的关系。但在甲骨卜辞中还偶有十四月甚至十五月的记载，这说明这时人们还不能较好地把握年月之间的长度关系，对于闰月设置的多少，还没有一定之规，多半是由经常性的观测来决定，当发现季节与月分名相悖时，便加进一个闰月加以调节，带有较大的随意性。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西周。

在甲骨文中有“至日”、“南日”或“日南”的记载，它们指的都是冬至日（春秋时期人们还称冬至为“日南至”）。其中有一块卜辞说：“壬午卜，扶，奏丘，日南，雨？”（壬午这一天，贞人扶占卜，举行奏丘的祭仪，迎接太阳南至，会下雨吗？）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则有这样的记载：“冬至日，于地上之圜丘奏之”，以迎祭天神。二者说的是同一祭祀活动，可证“日南”即为“冬至”(3)。这说明殷商时期已使用圭表观测日影长度的变化，并由之确定冬至日，已知冬至日，一回归年长度的数值便不难算得。

其次，殷商历法是以新月为一月的开始，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起初仅以大、小月相间安排历日，这表明人们以为一朔望月长度等于29.5日。后来，更有连大月的出现，即在若干个大、小月相间的月份后，安排两个连续的大月，这证明人们已经知道，一朔望月的长度应略大于29.5日，这是对朔望月长度测算的一次重大进步，虽然此时对连大月的安置尚无一定的规则。

再次，殷商时期已明确使用干支纪日法，建立起了逐日无间断的日期记录的系列，从而提供了较准确地探求月、年等更长的时间单位的重要基础，同时也为历史年代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干支纪日法顺序循环，几乎没有中断地连续使用到今天，成为世界上最长的纪日方法。

再其次，商代已将一天分为若干不同的时段，甲骨文中可见的时段专名有：明（旦）、大采、大食、中日、小食、小采、昏（暮）等，这是一种把白昼均分为六个时段的方法。有人认为，把一天分为百刻的制度，亦自此始。(4)

这些便是商代历法对于年、月、日、时刻安排的大体情况，西周历法与之大同小异。在金文中，亦有不少十三月的记载，并以“胐”（新月）为一月的开始，均为明证。但《诗·小雅·十月之交》有：“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的记载，据研究，这当指公元前735年11月30日发生的一次食分很大的日偏食，(5)这是我国典籍中关于朔日的最早记述。由此看来，大约在西周后期已有以朔代替胐为月首的尝试。由于朔并无具体的天象与之对应，它必须在测知比较准确的朔望月长度后，以推算的方法求得，所以朔的概念的建立和应用，乃是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

此外，金文中经常出现初吉、既生霸、既望和既死霸四种名称，对此，古今众说纷纭。一为定点月相说，认为它们分别代表每月特定的某一天或某二、三天，近二千年来人们多宗此说。一为四分月相说，认为西周时是将一个月均分为四份，每份约为七天，初吉等依次为各份的专有名称，此说起于近代王国维，一度广为史学界接受。本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新说又起，现在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初吉系指初干吉日，即每月上旬的吉日；既生霸和既死霸分别指每月的上半月和下半月；既望则指满月或其后的一、二天。(6)这些解释孰是孰非有待进一步论证。
三、对天象的观测与记录

从远古时期开始，人们就已经注意对天象特别是奇异天象的观测。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我们看到了古人对有关天象的真切记录，这些记录往往是与预卜人事凶吉等占卜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涉及日月食、日珥、新星等异常天象。

“贞，日有食”；“癸酉贞日夕又食，唯若。癸酉贞日夕又食，匪若”等，这是关于日食的记录。“六日□午夕，月有食”；“庚申，月有食”；“旬壬申夕，月有食”等，这是关于月食的记录。它们都是发生在公元前十三世纪以前的交食现象的记述。

“乙卯允明，■，三舀食日，大星”，这是指在一次日全食时，人们不但看到了明亮的星星，还看到了在黑暗的太阳边缘上有三条火焰升腾而起，当是关于日珥现象的记录。

“辛未有■新星”；“七日己巳夕■，□有新大星并火”。这是关于新星的记录。

此外，有人认为在甲骨文中还有太阳黑子、彗星等的记事，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证认。

总之，甲骨文中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天象记录，说明我国古代重视天象的观测与记录的传统，至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形成，这对后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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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体系的奠基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时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促使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古代文化得到长足的进步。就天文历法而言，前进的步伐亦明晰可见，这主要表现在对天文现象的观测与描述由定性向定量的转变，阴阳历的定型，和关于宇宙的理论的涌现等等，这些都为我国古代特有的天文历法体系奠定了基础。随着周室衰微和诸侯蜂起，打破了由周王朝少数天文学家垄断天文历法的局面。各诸侯国由于发展农业生产以及政治上的需要，都极其重视天文历法的研究，这给流散四方的畴人子弟以施展才能的良好机会。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天文学家，“鲁有梓慎（活动于公元前550年前后），晋有卜偃（活动于公元前650年前后），郑有裨灶（活动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宋有子韦（活动于公元前480年左右），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亦名石申，后四人皆活动于公元前四世纪），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7)他们或者前后相继，或者同时并立，在天文历法界内形成了各树一帜、百家争鸣的局面，更促进了天文历法的发展。

http://wenku.baidu.com/view/baf71412a2161479171128cc.html这里有详细介绍

不会有闰腊月的
农历为保持和公历(阳历)的回归年同步，古人采用设置闰月的方法解决。

年、月、日的定义

自古以来，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时间。而要计算时间，就必须引入时间的单位。人类的一切活动又都是在地球这个舞台上进行的，因而昼夜交替、四季更迭的现象自然而然地被人们用作为最基本的时间单位。

地球的自转给我们带来了时间的第一个自然单位，这就是"日"。地球绕轴自转一周为一"日"，它是昼夜交替的周期。地球绕太阳的公转运动带来了第二个计时单位，就是"年"。地球公转一整周为一"年"，这是四季变化的周期。最后，月亮绕地球的运动为我们建立了第三个时间单位"月"。

任何运动都是相对的，天体的运动也不例外。无论是地球的自转、公转，还是月亮的运动，都需要相对于一些参考点来加以观测。因此，在天文学上由于所用参考点的不同便有不同的"年"、"月"、"日"。我们生活中所用的"日"每天长度相等，称为平太阳日。平太阳日已经不是一种自然的时间单位，它是假定地球公转轨道为一正圆形、地球自转轴与公转轨道平面相垂直时，地球相对太阳自转一周所经历的时间。决定四季变化的时间周期称为回归年，它的长度等于365.2422平太阳日。最后，月亮圆缺变化的周期称为朔望月，长度等于29.5306平太阳日。显然，年和月的长度并不正好是日的整数倍，这就给日常生活中的计时问题带来了一些麻烦。如何利用年、月、日这三个单位来计算时间的方法称为历法，其中包括一年的日数，一年中不同月份的日数如何确定，以及置闰的规律等内容。

　　有闰腊月。
　　商周时代，历法不够严密，闰月都设置在岁末。即商周时代闰月设置在腊月之后。
　　中国自古以来行用阴阳合历，以朔望月纪月，以回归年纪年，以闰月调整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样，既方便人们观察月相，又照顾月份与四季的稳定关系，两全其美。
　　朔望月：月亮的一个圆缺周期就是一个月。
　　月相：朔月：日出月出，日没月没；上弦：中午月出，子夜月没；望月：日没月出，日出月没；下弦：子夜月出，中午月没。
　　建正：夏朝采用以寅月为正月，商朝采用以丑月为正月；周朝采用以子月为正月。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建正确实存在不同。一般来说，建正与岁首相同。建子为正，即以子月为岁首正月，建寅为正，即以寅月为岁首正月。
　　有建正不等于有历法。建正用于纪月，只要有月序就有建正。制定历法必须建立在观象授时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历法内部具有严密的编制和体系，可以用来有规律地逐年推算朔闰干支，排列历表。所以，观象授时与历法推算二者不是同时产生的，也不属于同一层次，不能混为一谈。
　　闰腊月例子：鲁隐公二年、五年、七年、九年；鲁恒公元年、四年、七年、十年、十二年、十六年、鲁庄公元年、三年、七年、九年、十年、十三年、十七年、二十年。
　　参考饶尚宽先生《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 商务印书馆 （2006年3月第一版 2021年2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257--261页 纪月）。

有，闰腊月（闰十二月）在3358年、3472年

有，3472 闰腊月

好想没有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内层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由四只飞鸟首足前后相接。该器生动的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源于一个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古蜀国有一个个古老而又神秘的部落—金沙，那里鸟语花香，四季如春，十分富饶，人们安居乐业，过着幸福的生活。
可是有一天，太阳突然不见了，整个金沙一片黑暗。人们心急如焚，就请四大长老去寻找太阳。
第一天，四大长老来到一片森林，开始寻找太阳。他们看见了月亮，月亮给了他们一个盒子，并告诉他们，太阳被可恶的大巫师捉走了，这个盒子里的东西要遇见大巫师的时侯才能拿出来用。月亮说完后，四大长老又重新上路了。
第二天，四大长老来到了一座高山，遇见了星星，星星给了他们一个布袋，说，这个布袋要在打开月亮的宝盒之前打开。星星说完后，四大长老又上路了。
第三天，他们来到了金沙河边，看见了大巫师和太阳，立马打开了星星的布袋，两道强烈的金光就朝大巫师的眼睛射了过去，大巫师突然痛得睁不开眼。四大长老见状，随即打开了月亮的宝盒，只见四条金绳跳到了四大长老手上。四大长老拿着金绳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朝大巫师扔了过去，大巫师被捆住了，怎么挣扎也动弹不了。
可恶的大巫师被制服了，太阳被救了出来。四大长老为了不让太阳再受到伤害，化作四只美丽的太阳神鸟，时时刻刻保护着太阳，太阳也因为神鸟的保护，发出了十二道神奇的金光，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动人，更加耀眼。
金沙人看到了这个无与伦比的奇景，也为了纪念四大长老，雕刻了一个“太阳神鸟”的金箔，并制作了大量的金器、玉器、铜器……，并把它们埋在土里，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从此以后，“太阳神鸟”成了金沙的象征，金沙人的自豪！
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个“太阳神鸟”(即“四鸟绕日金饰”)所代表的古蜀人所使用的历法,与同一时期的中原地区的历法相类似,都是相当完备的阴阳历,一年有12或13个月,会置闰月,有四时的概念。

很久很久以前，古蜀国有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部落—金沙，那里鸟语花香，四季如春，十分富饶，人们安居乐业，过着幸福的生活。 　　可是有一天，太阳突然不见了，整个金沙一片黑暗。人们心急如焚，就请四大长老去寻找太阳。 　　第一天，四大长老来到一片森林，开始寻找太阳。他们看见了月亮，月亮给了他们一个盒子，并告诉他们，太阳被可恶的大巫师捉走了，这个盒子里的东西要遇见大巫师的时候才能拿出来用。月亮说完后，四大长老又重新上路了。 　　第二天，四大长老来到了一座高山，遇见了星星，星星给了他们一个布袋，说，这个布袋要在打开月亮的宝盒之前打开。星星说完后，四大长老又上路了。 　　第三天，他们来到了金沙河边，看见了大巫师和太阳，立马打开了星星的布袋，两道强烈的金光就朝大巫师的眼睛射了过去，大巫师突然痛得睁不开眼。四大长老见状，随即打开了月亮的宝盒，只见四条金绳跳到了四大长老手上。四大长老拿着金绳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朝大巫师扔了过去，大巫师被捆住了，怎么挣扎也动弹不了。 　　可恶的大巫师被制服了，太阳被救了出来。四大长老为了不让太阳再受到伤害，化作四只美丽的太阳神鸟，时时刻刻保护着太阳，太阳也因为神鸟的保护，发出了十二道神奇的金光，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动人，更加耀眼。 　　金沙人看到了这个无与伦比的奇景，也为了纪念四大长老，雕刻了一个“太阳神鸟”的金箔，并制作了大量的金器、玉器、铜器……，并把它们埋在土里，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从此以后，“太阳神鸟”成了金沙的象征，金沙人的自豪！ 　　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个“太阳神鸟”(即“四鸟绕日金饰”)所代表的古蜀人所使用的历法，与同一时期的中原地区的历法相类似，都是相当完备的阴阳历，一年有12或13个月，会置闰月，有四时的概念。

太阳阳是成都的标志 ，位于成都的金沙博物馆 ，

太阳神鸟金箔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整器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周围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由4只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4只鸟首足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
整个图案似一幅现代剪纸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充满强烈的动感，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极大的想象空间，该器生动的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表达了古蜀人对生命和运动的讴歌。此器构图凝练，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
有研究认为其外层4鸟代表四鸟负日，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芒纹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这是古代蜀人崇拜太阳的物证，也许当时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原因。
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2005年10月12日至10月17日，“太阳神鸟”金饰的蜀绣制品搭载神舟六号飞船在太空中遨游后返回地球。
[编辑本段]“太阳神鸟”和“日、鸟崇拜”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即“四鸟绕日金饰”,它极具动感的视觉效果,无论是外层的4只飞鸟,还是内层旋转的太阳。特别是在红色背景衬托下,里面的旋涡就如同一轮旋转的火球,周围飞鸟图案分明就是红色的火鸟。外层飞行的神鸟和内层旋转着的太阳,表现的正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和讴歌。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中的4只逆向飞行的鸟,也与“使四鸟”和“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以及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有关。在《山海经》中有“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如《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精神篇》中说“日中有陵乌”,郭璞注解说“中有三足乌”。也有多处关于帝俊之裔“使四鸟”的记述,如《大荒东经》中说“有葛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晏龙……食黍,食兽,是使四鸟”;“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大荒南经》中说“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等等。这也进一步说明这个时代的古蜀人是“崇鸟崇日”的。
这和三星堆文化中的“崇鸟崇日”习俗是一脉相承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的众多“青铜鸟”、“圆日形器”和有着10只鸟的“青铜神树”,以及《山海经》等文献记载中的“十日神话”的传说等,无不说明了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也是“崇鸟崇日”的。
另外,从这个太阳神鸟金箔饰本身形象来看,内层的12道旋涡状光芒,既象一道道火苗,又象一根根象牙,也象一轮轮弯月,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金沙遗址出土那么多的象牙,以及为什么古蜀人那么喜欢用象牙祭祀的原因。
[编辑本段]“日、鸟崇拜”和历法的产生
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个“太阳神鸟”(即“四鸟绕日金饰”)中,飞行的神鸟和象牙状弧形旋转芒纹作为太阳神崇拜的象征意义和神话色彩,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是对于金箔饰中为什么只有4只鸟和12道光芒的论述却不够完备。
这里的数字4和12并不是巧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们表示着特定的含义,外层4只逆向飞行的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圆圈周围的12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纹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虽然从太阳神崇拜象征意义的角度,它与“使四鸟”和“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以及太阳神崇拜有关。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所表示的这种一年分四季和十二个月的历法的含义。因为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历法这种科学知识方面来看,这个太阳神鸟金箔饰中的外层这4只逆向飞行的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而它的内层圆圈周围的这12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纹则代表着一年十二个月的周而复始。这样这个“太阳神鸟”又具有了新的色彩,即被古蜀人赋予了科学的含义。
对于古蜀人来说,无论是三代蜀王时期的蚕丛氏、伯灌氏、鱼凫氏,还是之后的杜宇王朝和开明王朝时期的古蜀人,他们把所能够理解并掌握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总结为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法知识等;而把不理解的自然现象就归之于神秘的宗教崇拜和神话传说。因此,神话传说除去想象与夸张的外衣,都具有其科学性。古蜀人一方面祭祀祈祷天神和日神保佑;一方面顺应天时,总结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科学地安排生产和生活。“民以食为天”。特别是在农业发明以后,一方面,古蜀人对于自然的依赖更加严重。人们既靠地,希望土地能生长出好的作物,又靠天,希望能够风调雨顺。然而,靠“天”,“天”威不可测,风、云、雷、电肆虐,雨、雪、冰、霜侵袭,更要命的是旱、涝之灾,饱受其苦的古人就有了“十日神话”和“大洪水传说”,也就有了治水的大禹、鳖灵和射日的后稷这样的英雄;靠“地”,“地”也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所有的这些不可抗拒、不可理解的自然现象和自然灾难又几乎都是与“日”有关,而代表上天的“日月星辰”中,又以太阳为最突出。因此,“太阳”就成为各地先民崇拜的对象,祭“日”就成为必然。古蜀人尤为突出。以鸟为图腾的古蜀人在崇拜太阳的同时,很自然地把太阳和鸟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古蜀人首先又利用历法为农业生产服务。古人采用的是观象授时的办法,来预告农事进程。即观测自然现象来判断农事季节。比如:作为候鸟,鸟是可以用来判断农事季节的。“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因此,鸟也可以代表四季。历法的先进性就是以历年和太阳的回归年之间的无限接近为前提的,而要准确地测量回归年,最简单而又确切的方法是测量日影的长度。因此,崇拜太阳和鸟的古蜀人在总结历法的过程中,是离不开太阳和鸟的。《易.系辞下》:“(疱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视则观法于地”。又《尚书.尧典》:“帝尧任命羲和主持观象授时”。《山海经》有荣成用历、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的种种传说的记载。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有许多的人像和人物图象,尤其是两个祭祀坑里出土的最多。如石人像、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以及神殿和玉璋上的人像等。这些代表着各个阶层、各个部族的人物群像中就有主持祭祀的大小群巫。他们除了主持祭祀之外,还掌握天文历法知识,负责制定历法。这在其它地方已经得到证明。比如中原的上古时期就是巫史不分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多有记载。掌握天文历法也是巫史的职责之一,甚至到了司马迁父子时代还是如此。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的积累,经过一代代巫师和古蜀人的努力,历法也在逐步得到改进。因此,宗教崇拜(尤其是太阳和鸟崇拜)和历法都在古蜀人的生产和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太阳和鸟崇拜以及历法也是古蜀文化中的重要因素。
[编辑本段]太阳神鸟和古蜀历法
实际上就是观象授时的经验总结。所谓历法,就是安排年、月、日的法则。历法一般分为三类:(太)阴历、(太)阳历和阴阳历。所谓“阴阳历”就是年以回归年为依据,月以朔望月为依据,把阴历和阳历结合起来的一种历法称为阴阳历。
古蜀的历法,首先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自身就形象、生动地反映出:外层4只逆向飞行的鸟,每只鸟对应3个月牙(或者说是火苗,或者说是象牙),不多不少,不偏不倚,恰好说明每只鸟代表一个季节(3个月),4只飞行的神鸟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也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四时的知识,能够根据四时的不同特点而适时地安排农活。内层的12道旋涡状光芒,既象一道道火苗,又象一根根象牙,也象一轮轮弯月,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也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规律和原因,已经知道“岁”与太阳运行有关,“月”与月亮运行有关,一年有12个月,使用的是阴阳历。
除此之外,还可以与同样是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的冠帽相印证,这个青铜立人像的冠帽上的十三道象牙形旋转状的弧形冠饰,好似太阳闪烁的光芒,与太阳神鸟金箔饰内层的旋涡图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着类似的象征意义。不同之处正好说明了这个弧形冠饰表示的是一年有13个月,即这一年是闰年,即加了闰月。因此,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考古材料,均可以作为崇拜太阳的古蜀人使用了比较完备的阴阳历的佐证。
不论是太阳神鸟金饰上的12道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纹,还是青铜立人像的冠帽上的13道象牙形旋转状的弧形冠饰,这里的12和13两个数字之所以说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是因为还可以由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得到证明。12和13两个数字都仅仅只是在金沙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出现,而在比之更早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就几乎没有出现,就说明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与太阳有关的考古材料中,是极少有表示10以上概念的图案的。比如: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圆形铜挂饰,它的弧形旋转芒纹是最多的,也才九个;而同样是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圆轮形器(有说是“青铜太阳形器”、“车形器”或“轮形器”),它的芒纹只是五个;至于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太阳形图案,它们的芒纹是六个或者七个。绝对没有超过十个的。只有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太阳形图案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它上面的太阳形图案,每面有3个,4面一共有12个。并且都是既不似象牙,也不象月牙。说明它们都比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早得多,所以还不够成熟,还没有那种特定的含义,它们只是单纯地表示太阳的形象,表示太阳崇拜。因此,可以说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至少在早期还没有把宗教崇拜(尤其是太阳崇拜)和历法联系在一起。只是在晚期才开始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虽然很多考古文化出土器物中都有太阳形图案。但是刚好是12个的,却不多。只有甘肃东乡出土的一件双肩耳罐上共画了12个太阳。郑州大河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彩陶罐上也画着12个太阳。这些都不仅是与太阳崇拜有关,也应该与历法有关。但是,象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这种每面3个,4面一共12个太阳形图案,却极少。它似乎表示的就是一种分一年为4个季节、12个月的阴阳历。这也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它至少已经是属于晚商时期的文化遗存,甚至有可能更迟至西周初。
晚商和西周时期的古蜀历法有这么发达,也不是没有可能。吕子方先生就认为蜀中的天文历算特别发达,有其独特的系统,产生过深远影响。有“天数在蜀”之谓。古蜀人使用的历法的发展,除了古蜀人自己不断总结自然规律,不断进步以外,也借鉴了中原地区以及其它地区的历法知识。
中原地区的历法,商代时使用的是一种阴阳合历,出现闰月,有平闰年之分,平年一年里有朔望月12个,闰年有13个月。月有大小月之别,用干支排列记日,从甲子到癸亥,配成60天,周而复始。这在殷商卜辞中有不少证明。但是在殷商的甲骨文和金文上只有“春”和“秋”。说明当时人们还没有四时的概念。西周时期与殷商时期的历法类似,但是,已经有了“二至”、“二分”和“四时”的概念。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二十四节气”系统和“二十八星宿”天文系统。已经掌握了“金、木、水、火、土”五星的测定。周代天文知识的进步,也充实并完善了周代的历法。

简介
【名称】太阳神鸟金箔、太阳神鸟金饰、四鸟绕日金饰
【类别】金饰
【尺寸】尺寸：外径12.5、内径5.29、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
【年代】商后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
【文物原属】2001年2月25日出土于四川金沙遗址
【文物现状】现藏四川省成都博物院金沙遗址博物馆
【参展情况】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在首都博物馆“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中展出。
【简介】
太阳神鸟金箔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整器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周围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由4只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4只鸟首足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
整个图案似一幅现代剪纸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充满强烈的动感，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极大的想象空间，该器生动的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表达了古蜀人对生命和运动的讴歌。此器构图凝练，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
有研究认为其外层4鸟代表四鸟负日，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芒纹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这是古代蜀人崇拜太阳的物证，也许当时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原因。
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2005年10月12日至10月17日，“太阳神鸟”金饰的蜀绣制品搭载神舟六号飞船在太空中遨游后返回地球。
[编辑本段]“太阳神鸟”和“日、鸟崇拜”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即“四鸟绕日金饰”,它极具动感的视觉效果,无论是外层的4只飞鸟,还是内层旋转的太阳。特别是在红色背景衬托下,里面的旋涡就如同一轮旋转的火球,周围飞鸟图案分明就是红色的火鸟。外层飞行的神鸟和内层旋转着的太阳,表现的正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和讴歌。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中的4只逆向飞行的鸟,也与“使四鸟”和“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以及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有关。在《山海经》中有“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如《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精神篇》中说“日中有陵乌”,郭璞注解说“中有三足乌”。也有多处关于帝俊之裔“使四鸟”的记述,如《大荒东经》中说“有葛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晏龙……食黍,食兽,是使四鸟”;“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大荒南经》中说“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等等。这也进一步说明这个时代的古蜀人是“崇鸟崇日”的。
这和三星堆文化中的“崇鸟崇日”习俗是一脉相承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的众多“青铜鸟”、“圆日形器”和有着10只鸟的“青铜神树”,以及《山海经》等文献记载中的“十日神话”的传说等,无不说明了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也是“崇鸟崇日”的。
另外,从这个太阳神鸟金箔饰本身形象来看,内层的12道旋涡状光芒,既象一道道火苗,又象一根根象牙,也象一轮轮弯月,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金沙遗址出土那么多的象牙,以及为什么古蜀人那么喜欢用象牙祭祀的原因。
[编辑本段]“日、鸟崇拜”和历法的产生
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个“太阳神鸟”(即“四鸟绕日金饰”)中,飞行的神鸟和象牙状弧形旋转芒纹作为太阳神崇拜的象征意义和神话色彩,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是对于金箔饰中为什么只有4只鸟和12道光芒的论述却不够完备。
这里的数字4和12并不是巧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们表示着特定的含义,外层4只逆向飞行的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圆圈周围的12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纹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虽然从太阳神崇拜象征意义的角度,它与“使四鸟”和“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以及太阳神崇拜有关。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所表示的这种一年分四季和十二个月的历法的含义。因为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历法这种科学知识方面来看,这个太阳神鸟金箔饰中的外层这4只逆向飞行的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而它的内层圆圈周围的这12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纹则代表着一年十二个月的周而复始。这样这个“太阳神鸟”又具有了新的色彩,即被古蜀人赋予了科学的含义。
对于古蜀人来说,无论是三代蜀王时期的蚕丛氏、伯灌氏、鱼凫氏,还是之后的杜宇王朝和开明王朝时期的古蜀人,他们把所能够理解并掌握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总结为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法知识等;而把不理解的自然现象就归之于神秘的宗教崇拜和神话传说。因此,神话传说除去想象与夸张的外衣,都具有其科学性。古蜀人一方面祭祀祈祷天神和日神保佑;一方面顺应天时,总结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科学地安排生产和生活。“民以食为天”。特别是在农业发明以后,一方面,古蜀人对于自然的依赖更加严重。人们既靠地,希望土地能生长出好的作物,又靠天,希望能够风调雨顺。然而,靠“天”,“天”威不可测,风、云、雷、电肆虐,雨、雪、冰、霜侵袭,更要命的是旱、涝之灾,饱受其苦的古人就有了“十日神话”和“大洪水传说”,也就有了治水的大禹、鳖灵和射日的后稷这样的英雄;靠“地”,“地”也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所有的这些不可抗拒、不可理解的自然现象和自然灾难又几乎都是与“日”有关,而代表上天的“日月星辰”中,又以太阳为最突出。因此,“太阳”就成为各地先民崇拜的对象,祭“日”就成为必然。古蜀人尤为突出。以鸟为图腾的古蜀人在崇拜太阳的同时,很自然地把太阳和鸟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古蜀人首先又利用历法为农业生产服务。古人采用的是观象授时的办法,来预告农事进程。即观测自然现象来判断农事季节。比如:作为候鸟,鸟是可以用来判断农事季节的。“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因此,鸟也可以代表四季。历法的先进性就是以历年和太阳的回归年之间的无限接近为前提的,而要准确地测量回归年,最简单而又确切的方法是测量日影的长度。因此,崇拜太阳和鸟的古蜀人在总结历法的过程中,是离不开太阳和鸟的。《易.系辞下》:“(疱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视则观法于地”。又《尚书.尧典》:“帝尧任命羲和主持观象授时”。《山海经》有荣成用历、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的种种传说的记载。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有许多的人像和人物图象,尤其是两个祭祀坑里出土的最多。如石人像、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以及神殿和玉璋上的人像等。这些代表着各个阶层、各个部族的人物群像中就有主持祭祀的大小群巫。他们除了主持祭祀之外,还掌握天文历法知识,负责制定历法。这在其它地方已经得到证明。比如中原的上古时期就是巫史不分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多有记载。掌握天文历法也是巫史的职责之一,甚至到了司马迁父子时代还是如此。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的积累,经过一代代巫师和古蜀人的努力,历法也在逐步得到改进。因此,宗教崇拜(尤其是太阳和鸟崇拜)和历法都在古蜀人的生产和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太阳和鸟崇拜以及历法也是古蜀文化中的重要因素。
[编辑本段]太阳神鸟和古蜀历法
实际上就是观象授时的经验总结。所谓历法,就是安排年、月、日的法则。历法一般分为三类:(太)阴历、(太)阳历和阴阳历。所谓“阴阳历”就是年以回归年为依据,月以朔望月为依据,把阴历和阳历结合起来的一种历法称为阴阳历。
古蜀的历法,首先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自身就形象、生动地反映出:外层4只逆向飞行的鸟,每只鸟对应3个月牙(或者说是火苗,或者说是象牙),不多不少,不偏不倚,恰好说明每只鸟代表一个季节(3个月),4只飞行的神鸟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也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四时的知识,能够根据四时的不同特点而适时地安排农活。内层的12道旋涡状光芒,既象一道道火苗,又象一根根象牙,也象一轮轮弯月,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也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规律和原因,已经知道“岁”与太阳运行有关,“月”与月亮运行有关,一年有12个月,使用的是阴阳历。
除此之外,还可以与同样是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的冠帽相印证,这个青铜立人像的冠帽上的十三道象牙形旋转状的弧形冠饰,好似太阳闪烁的光芒,与太阳神鸟金箔饰内层的旋涡图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着类似的象征意义。不同之处正好说明了这个弧形冠饰表示的是一年有13个月,即这一年是闰年,即加了闰月。因此,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考古材料,均可以作为崇拜太阳的古蜀人使用了比较完备的阴阳历的佐证。
不论是太阳神鸟金饰上的12道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纹,还是青铜立人像的冠帽上的13道象牙形旋转状的弧形冠饰,这里的12和13两个数字之所以说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是因为还可以由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得到证明。12和13两个数字都仅仅只是在金沙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出现,而在比之更早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就几乎没有出现,就说明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与太阳有关的考古材料中,是极少有表示10以上概念的图案的。比如: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圆形铜挂饰,它的弧形旋转芒纹是最多的,也才九个;而同样是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圆轮形器(有说是“青铜太阳形器”、“车形器”或“轮形器”),它的芒纹只是五个;至于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太阳形图案,它们的芒纹是六个或者七个。绝对没有超过十个的。只有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太阳形图案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它上面的太阳形图案,每面有3个,4面一共有12个。并且都是既不似象牙,也不象月牙。说明它们都比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早得多,所以还不够成熟,还没有那种特定的含义,它们只是单纯地表示太阳的形象,表示太阳崇拜。因此,可以说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至少在早期还没有把宗教崇拜(尤其是太阳崇拜)和历法联系在一起。只是在晚期才开始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虽然很多考古文化出土器物中都有太阳形图案。但是刚好是12个的,却不多。只有甘肃东乡出土的一件双肩耳罐上共画了12个太阳。郑州大河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彩陶罐上也画着12个太阳。这些都不仅是与太阳崇拜有关,也应该与历法有关。但是,象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这种每面3个,4面一共12个太阳形图案,却极少。它似乎表示的就是一种分一年为4个季节、12个月的阴阳历。这也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它至少已经是属于晚商时期的文化遗存,甚至有可能更迟至西周初。
晚商和西周时期的古蜀历法有这么发达,也不是没有可能。吕子方先生就认为蜀中的天文历算特别发达,有其独特的系统,产生过深远影响。有“天数在蜀”之谓。古蜀人使用的历法的发展,除了古蜀人自己不断总结自然规律,不断进步以外,也借鉴了中原地区以及其它地区的历法知识。
中原地区的历法,商代时使用的是一种阴阳合历,出现闰月,有平闰年之分,平年一年里有朔望月12个,闰年有13个月。月有大小月之别,用干支排列记日,从甲子到癸亥,配成60天,周而复始。这在殷商卜辞中有不少证明。但是在殷商的甲骨文和金文上只有“春”和“秋”。说明当时人们还没有四时的概念。西周时期与殷商时期的历法类似,但是,已经有了“二至”、“二分”和“四时”的概念。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二十四节气”系统和“二十八星宿”天文系统。已经掌握了“金、木、水、火、土”五星的测定。周代天文知识的进步,也充实并完善了周代的历法。
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考古材料都证明,古蜀人与其它地区(尤其中原地区)的交流,自古就有,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三星堆文化中许多考古材料具有其它文化特征,就充分说明了三星堆文化与其它文化一直在进行着交流、交融和碰撞。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算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的海贝等考古材料了。它们是古蜀人与其它地区交流的最直接证据。至于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文献资料也不在少数,甲骨文中就有“至蜀”、“伐蜀”等文字。《尚书·牧誓》也明确记载了“蜀”跟随武王“伐纣灭商”的事件等等。
总之,无论是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个太阳神鸟金饰自身的形象生动直观地表现出来的,还是对比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无论是结合文献资料,还是参考中原地区历法的影响,都可以证明,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个“太阳神鸟”(即“四鸟绕日金饰”)所代表的古蜀人所使用的历法,与同一时期的中原地区的历法相类似,都是相当完备的阴阳历,一年有12或13个月,会置闰月,有四时的概念。说明蜀中的历法确实先进。
[编辑本段]太阳神鸟制作工艺新解
太阳神鸟金箔并非人们之前认为的有制作模具，精确测量证明工匠在制作时并没有使用固定的模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室主任王仁湘日前在成都表示。
王仁湘是在成都参加“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论坛”时提出上述观点的。该论坛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主办，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四川大学考古系等专家参加了论坛。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太阳神鸟金箔，是古蜀人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也是古蜀文化精髓的体现，目前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此前专家们认为，从太阳神鸟金箔中央的漩涡形芒尖的大小及弧度、周围4只飞鸟的形态判断，古蜀人在切割时应有相应纹饰的模具。
王仁湘经过精确的测量，发现太阳神鸟金箔的外圆并不十分规整。他认为，可能原来取料为正圆，镂空后略有变形，但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了变形。外圆周长39．27厘米，选择这个尺度可能是因为这是普通男子拇指、食指围起来的大约围度。
精确测量表明，4只鸟在圆环上的分布并非是均衡对称的，而且4只鸟的形态与尺度都不相同，这表明古蜀匠人在镂空时并非采用了同一个模型作为比照。王仁湘认为，4只鸟身长相等，表明在成形过程中可能有过量度，但细部互不相同，如颈与腿均不等长，说明并非有一个统一的模本，而这更表现出古蜀匠人的高超技艺。
此外，太阳神鸟金箔图案内圈12个芒尖图案的切割并没有严格的设计，芒尖图案的长短、宽窄和间距各不相同。王仁湘说他推测是随手切割而成。虽然没有严格的设计，制作者却熟练地做出了预想的图案，在不严格中恰恰表现了制作者高超的技艺。
王仁湘说金沙太阳神鸟金箔由图案构思上看，是要表现一种旋转的状态，金箔外圈4只鸟的左旋与内圈12个芒尖的右旋，形成一种动态的对比，从设计上说是非常成功的。天体的共同特征是旋转，而太阳神鸟金箔的构图，特别体现了旋转的律动，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创意，这个创意来自古蜀人的天文学知识。
[编辑本段]太阳神鸟永久雕塑
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永久纪念雕塑揭幕仪式在成都金沙遗址举行，随着一席红绸徐徐飘下，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于今年8月16日起代言中国文化遗产的太阳神鸟金饰图的永久雕塑展现在世人面前。 而太阳神鸟金饰会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中进行一段时间的展出。
太阳神鸟永久雕塑全高5米，直径3.9米，厚30厘米。主体部分为青铜贴金，一如神鸟刚出土时剥开土层即显的纯粹金黄。向后倾斜12厘米的特别设计彰显雕塑的层次感。托起神鸟的两座大理石基座没有过多打磨，寓意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据介绍，太阳神鸟原物是一件金饰，2001年2月25日出土于金沙遗址。今年8月16日，它从全国一千多件候选标志中脱颖而出，被国家文物局批准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标志。国家文物局认为，太阳神鸟图案表达着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而且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它的造型精练、简洁，具有较好的徽识特征。启用后的“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将在文物保护、研究、收藏等领域使用，也可按照管理规定用于商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