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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大汉奸分别为:张景惠、王克敏、梁鸿志、王揖唐、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傅筱庵、陈璧君。
1、张景惠:字叙五,满族,辽宁台安人。奉系军阀首领。九一八事变后沦为汉奸,曾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
2、王克敏:字叔鲁。中国近代政治人物,1937年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脑之一。
3、梁鸿志:于1882年出生于福州城里,祖籍福建长乐。抗战期间,梁鸿志投靠日本,沦为汉奸,出任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长,破坏抗日战线,从事卖国活动。
4、王揖唐:安徽合肥人,民国时期政客,安福系的主要成员,北洋政府众议院议长,中华民国陆军上将,日伪时期的汉奸。
5、汪精卫:祖籍浙江山阴,出生于广东三水,笔名精卫,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
6、陈公博:汉族,广东南海人,原籍福建上杭,寄籍南海。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
7、周佛海:“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国民党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
8、褚民谊:字重行,浙江省湖州市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客、外交官,中国国民党元老,抗战期间叛国投敌,沦为汉奸,成为汪伪政府要人。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1946年被执行枪决。
9、傅筱庵:浙江省镇海县人,1938年投靠日本,沦为汉奸,任伪上海市长,在任期间破坏抗日,捕杀抗日军民。
10、陈璧君:汪精卫之妻,字冰如,民国政客。18抗战期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1959年6月17日,病死于狱中。
扩展资料
在抗日时期,汉奸出现是由多种因素促成,主要有:
1、最本质的原因是日本的威逼利诱,有一些人立场不坚定妥协了。
2、从社会整体看,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也加剧了汉奸的产生。
3、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是汉奸产生的基本原因 。因为,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
4、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五四运动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民国十大汉奸
民国十大汉奸为:张景惠、王克敏、梁鸿志、王揖唐、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傅筱庵、陈璧君。
1、张景惠:字叙五,满族,辽宁台安人。奉系军阀首领。九一八事变后沦为汉奸,曾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
2、王克敏:字叔鲁。中国近代政治人物,1937年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脑之一。
3、梁鸿志:于1882年出生于福州城里,祖籍福建长乐。抗战期间,梁鸿志投靠日本,沦为汉奸,出任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长,破坏抗日战线,从事卖国活动。
4、王揖唐:安徽合肥人,民国时期政客,安福系的主要成员,北洋政府众议院议长,中华民国陆军上将,日伪时期的汉奸。
5、汪精卫:祖籍浙江山阴(原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1924年任中央宣传部长,后期思想明显退变,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
6、陈公博:汉族,广东南海人,原籍福建上杭,寄籍南海。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
7、周佛海:“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国民党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
8、褚民谊:字重行,浙江省湖州市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客、外交官,中国国民党元老,抗战期间叛国投敌,沦为汉奸,成为汪伪政府要人。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1946年被执行枪决。
9、傅筱庵:浙江省镇海县人,1938年投靠日本,沦为汉奸,任伪上海市长,在任期间破坏抗日,捕杀抗日军民。
10、陈璧君:汪精卫之妻,字冰如,民国政客,原籍广东省新会。18抗战期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抗战期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1959年6月17日,病死于狱中。
扩展资料:
抗日时期,汉奸出现是由多种因素促成,主要有:
1、日本的威胁利诱是造成汉奸的直接原因 。
2、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是汉奸产生的基本原因 。因为,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
3、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
4、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五四运动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上述原因,抗战时期部分国人像一盘散沙,崇洋媚外,长于内斗而拙于团结对外,以致汉奸泛滥成灾,给抗战带来了严重危害。
但这不是抗战的主流,汉奸与中国人口之比并不高。大部分中国人是坚定抗日的,而且出现了国共两党的联合抗战。经过绝大多数民众的浴血奋战,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14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民国十大汉奸
民国十大汉奸分别是:
1、汪精卫,字季新,笔名精卫,出生于1883年5月4日。
2、陈公博,出生于1892年10月19日,汉族。
3、周佛海,出生于1897年,中共“一大”后,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
4、梁鸿志,出生于1882年,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在上海组织维新政府,担任伪行政院长,卖国投敌。
5、叶先圻,字君邃,号紫封,江西萍乡人,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成为了日军卵翼下建立的傀儡政权。
6、殷汝耕,出生于1883年,以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的名义,代替蒋介石与日本勾结、密谈,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
7、郑孝胥,出生于1860年,满洲国建国的参与者之一。
8、陈璧君,出生于1891年,为头号汉奸汪精卫之妻。
9、董康,出生于1867年。抗战爆发后,受日本侵略者之邀,出任伪华北政权的要职。
10、王克敏,出生于1876年,字叔鲁。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王克敏于同年12月14日出任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一职。
抗日时期,汉奸出现是由多种因素促成,主要有:
1、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因为,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
2、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接连不断的战争使得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凋敝,意志力薄弱的人就当了汉奸。
3、文化教育的失误。五四运动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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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汉奸
导读: 1945年,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日本人走后,饱受汉奸和伪军欺压的人民群众,开始向政府施压,要求各地清查汉奸和亲日之人,给予严惩,以儆效尤。
从1945年9月开始,南京政府为了顺应民意,开始在全国大范围调查和抓捕汉奸。在查处过程中,以大城市汉奸人数最多。比如被称作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就有很多富商、名媛与日本人相互勾结,结果全部被以“汉奸罪”抓捕,一时间百姓纷纷拍手叫好。
在被抓的汉奸中,还有一位当红女演员,就是 上海滩“七大歌后”之一李香兰。
李香兰来自中国东北的奉天郊外,一个叫北烟台(今辽宁省灯塔市)的地方。后来为了生计,全家人迁居到了抚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东北,虽然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政策,纷纷撤到关内,但一些爱国的民间组织,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开始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当时李香兰的父亲被日军怀疑与抗日组织有联系,遭到日军通缉,没办法一家人又只能连夜逃亡,后途径奉天逃到了北平。
到了北平之后,李香兰一家终于结束了四处奔波的逃亡生活,过上了安稳的日子,李香兰也进入了北平的一家女子女校读书。
在上学期间,李香兰的好朋友俄罗斯女孩柳芭(两人在火车上相识)找到了她,一阵寒暄后,柳芭见经过几年成长,李香兰竟女大十八变,成了一位容貌姣好的美少女,就劝她去做演员,并将她介绍给了苏联著名的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为师。就这样,机缘巧合下,李香兰走上了演艺道路。
开始,李香兰的演艺道路并不顺利,只能参加一些小型歌唱会和歌舞剧,根本没什么名气。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为了对侵略战争进行粉饰,他们急需一位中国演员,进行一些所谓的“友好宣传”。
面对日本人提出的诱人条件,李香兰爽快的同意了,从此成了日军的“御用”演员和歌手。从1938年开始,由日军控制的伪满洲国电影协会,为李香兰量身创作了很多歌曲和电影,而内容大部分都是误导中国民众,美化日军侵略的。
在日本人的推广下,李香兰的名气越来越大,甚至名声都传到了千里之外的上海滩。当时的上海号称“东方巴黎”,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繁华、最发达的大城市。1942年,在日本人的授意下,李香兰正式进军上海滩影视圈,并迅速凭借《夜来香》、《恨不相逢未嫁时》、《海燕》等作品走红,成了上海滩 “七大歌后”之一。
李香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日本人,而她的很多作品,也确实都是为日本人侵略战争服务的,虽然她没有直接参与侵略战争,但作为亲日人员,战后被定为“汉奸”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被抓之后,李香兰被关进了监狱,等待审判之后枪毙。可就在临行前审判的法庭上,李香兰突然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她并非中国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
用李香兰的话说,她父亲是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自己的原名叫山口淑子,“李香兰”这个名字是当年她们全家逃到北平后,认了父亲的好友为养父才起的。后来日本人找上门,得知她是日本人后,就决定将她包装成一名“中国女明星”,为侵略战争服务,因此才有了后面的上海歌后李香兰。
汉奸指的是背叛、出卖本方利益之人,如果李香兰真的是日本人,那她的汉奸罪就不能成立。为此负责的官员将情况上报给了情报部门,经过调查发现李香兰所说的确是真的。后来,她的好友柳芭又前来为她作证,并带来了她的日本籍贯证明。最终,李香兰被无罪释放,并按照战后协定,被遣返回了日本。
回到日本之后,李香兰不久就退出了演艺圈,开始走上政坛,担任过参议院的议员。在此期间,李香兰多次访问中国,为中日双方再次建立友好关系多方奔走和呼吁。而对于当年的侵华战争,李香兰后悔不已,对此向中国人民表示忏悔。
晚年的她还多次撰文,劝诫日本政府向战争的受害国和受害者道歉。相比其他“汉奸”,李香兰在战争年代犯下的罪行微乎其微,可她忏悔的态度却是最真诚、最诚恳的,也许这也是她能再次得到中国人民喜爱的原因吧。
溥仪虽然是一位皇帝,但是他这一生也算是很悲催。他在皇城的时候,虽有皇帝的名号,手上却并没有皇帝的实权。之后甚至还被人灰溜溜的赶出了皇宫,也算是最为落魄的一位帝王了。
在抗战时期,日本人极具有野心,一直都想要侵占中国,又希望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他们想起了溥仪,因此找到他,在日本的扶持之下,溥仪摇身一变,又变成了一位帝王,成为了伪满洲国的最高统治者。不过,他虽又变成了皇帝,但他手上却依旧没有实权。
伪满洲国”时期溥仪的画像。这张是溥仪在担任“伪满洲国”皇帝时期的画像,画像中的他身穿“伪满洲国”陆军大元帅服,深邃的眼神看上去很是犀利,显得很是不凡。
“伪满洲国”时期溥仪伪满皇宫内的会客室照片。当时溥仪的皇宫是按西式风格进行装修布局的,与紫禁城中的皇宫风格有很大不同。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既有办公桌,还有两个沙发,还铺着红地毯,看上去很是洋气。
对普通人来说,三岁还是一个在地里玩泥巴的年纪;对溥仪来说,三岁却是个注定不平凡的年纪。这一年的他,被慈禧太后接入宫中,定为下一任清朝皇帝。他进宫后第二天,撑了许久的光绪帝最终撒手人寰,第三天,慈禧也跟光绪帝去了。溥仪的父亲载沣随即摄政,溥仪登基为宣统帝。
过了三年,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拉拢了太监小德张和庆亲王等人,逼迫隆裕太后下退位诏书,六岁的宣统帝就这样“被退位了”。在退位协议中,溥仪还是大清国的皇帝,只不过大清的范围缩小到了紫禁城和颐和园这些皇家领域中。1917年,张勋上演了复辟12天的闹剧,这次事件让溥仪开始尝试改变现状。
溥仪“伪满洲国”登基大典照片。这是迎接溥仪登基的车队,车队载着溥仪从皇宫出发,驶向郊外登基祭天的地方。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出,车队数量还是很庞大的,由此可见,当时参加溥仪登基大典的人还是很多的。
“伪满洲国”时期溥仪伪满皇宫中的宴会场所。这张照片中的赐宴殿是溥仪设宴招待人的地方,装修很是奢华。历史上,溥仪就是在这里设宴招待日本关东军的将领以及他手下的大臣。这个宴会厅与紫禁城中的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当初日本人一直想要和他联姻,但是关于这一点,溥仪始终没有退步。最后日本人也无可奈何,只能放弃了这个想法。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那时候的溥仪还是有点底气的。溥仪虽然后面一直在说,自己就是一个傀儡,如同猴子一般被人戏耍。
但实际上,他会如此夸张的表明,主要是希望引起人们的同情,逃脱一些责任。总归来说,溥仪在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时,手上权力虽然并不是很大,并不能完全掌控这个国家,但至少在他自己的私事上面,他还是有底气和日本人对抗的。
先说结论,溥仪在伪满洲国毫无权力。
溥仪自1932年担任伪满洲国执政以来,经历了长达十四年的傀儡生涯,无论是担任“执政”或是“皇帝”,其傀儡性质从未发生改变,溥仪的所有权力都受到限制。诚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忏悔的:
“在那十四年间,傀儡皇帝成了我的绰号,诚然一切听从别人的摆布,这像是个傀儡的行径。但是,肯于听从,而且为了某种欲望而自以‘听从’为得计,这正是‘傀儡’的灵魂”。
01 从执政到皇帝,溥仪的“复辟”大梦破灭1932 年3 月9 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就职后的溥仪发现一切都在日本关东军的控制之下,他原有“复辟大清”之梦破灭。1934 年1 月20 日,伪满实行帝制,溥仪成为康德皇帝,而他仍处于傀儡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迫于国际压力,日本决定建立一个傀儡政权。因此必须要有一个便于日本操纵的政权元首,而溥仪具备了几个有利条件:
“第一,是满洲三千万民众景仰之德高望重人士;第二,满系血统;第三,不同张氏政权、国民政府;第四,能同日本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首脑本庄繁和三宅光治与陆军中央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交换意见时,建川就正式向他们提出:
“推翻现在东北的张学良政权,建立一个以宣统帝为盟主的、支持日本的政权是为上策。”
这意味着日本陆军部和关东军已经确定由溥仪来充当傀儡政权头目。时任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赴天津与溥仪会谈,土肥原欺骗溥仪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来领导这个国家。
当溥仪问土肥原:“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土肥原欺骗他:“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
这与溥仪复辟大清的梦想一拍即合,此时的溥仪妄想关东军能够助他复辟,殊不知已落入圈套,沦为关东军的傀儡。此后,关东军策划了一场“天津事变”,将溥仪偷运出天津送往东北,由于战事尚未结束,他被暂时软禁在旅顺。此时土肥原的谎言虽未被揭穿,但溥仪已经逐渐感到日本人态度的转变。
1932 年2 月22 日,板垣征四郎来到旅顺与溥仪谈“建立满洲新国家”问题,在得知新国家是个共和国,元首并非皇帝而是所谓“执政”时,溥仪倍感不满,与坂垣争执不下,最终经过协调,只能接受了暂任“执政”的主张。
经过两次所谓的“请驾”,溥仪于1932 年3 月9 日正式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伪满政权以执政作为元首,而实际掌控伪满事务的是伪满国务院的总务厅长官,它是在关东军的“内部指导”下的代理人,由日本人主导伪满的一切事务,溥仪只能被迫在关东军已经通过的文件上“裁可”。溥仪晚年回忆:
“土肥原曾经向我保证,在东北成立‘新国家’后,日本一定尊重其领土主权;一切都可以由你自主。可是,我一到东北,日本军国主义者就露出了真正的脸色。”
溥仪成为执政后,仍对帝制念念不忘。但他并未认识到:“重登大宝”并不能改变其被操纵的地位,实施帝制对他而言仅是名号的改变,伪满的政权机构也只是稍作调整,权力仍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1932 年至1933 年的两年内,关东军已经完全控制了东北,统治权完全确立。在日本侵略者的授意下,1934 年1 月20 日以国务总理郑孝胥的名义,宣布实施帝制。溥仪希望在登基典礼时穿满清的龙袍,遭到关东军的反对。经过交涉,关东军才允许溥仪在祭天时穿一次清朝袍褂,溥仪知其无力抗争,心中明白:
“皇帝的称呼是人家给赏的,再争下去说不定连皇帝也当不成了。”
1934 年3 月1 日颁布的即位诏书中写道:
“原天意之爱民,赖友邦之仗义,其始凶残肆虐,安忍阻兵,无辜吁天,莫能自振。而日本帝国冒群疑而不避,犯众疚而弗辞,事等解悬,功同援溺。”后文又写道“当与日本帝国协心同力,以期永固。”
由此可见伪满政权与日本的关系。伪满帝制的实行,并未对政权造成实质变化。1933 年12月22日,阁议决定实施君主制,其中明确规定:
“虽实施君主制,仍应注意,帝国对满洲国之指导方针及要领仍一如既往,不能产生任何动摇。”
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关东军依旧掌握着内部指导权,对伪满政权的控制依旧稳固。
溥仪自1932 年担任伪元首以来,一直处于日本侵略者的控制下,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溥仪的“无权”具体表现有如下几点:
第一,无行政权。溥仪名为元首,却不掌握行政权。
在溥仪任伪满执政时期,根据组织法的规定,由执政“统治满洲国”“依立法院之协赞,以行使立法权”“统督国务院以执行行政权”“依据法律组织法院以执行司法权”,然而法律的规定只是一纸空文。
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菱刈隆曾以教训的口吻对溥仪说:
“皇帝更是应该采取这种‘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的态度作风,才能够把国家大事搞好。”同时自作结语说:“这就是‘为君之德’”。
不论是伪满皇帝、总理大臣,还是各部总长、各省省长,虽然名义上是伪满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部各省头目,但实际上都只是虚职而已,一切都得听从以总务长官为首的各级日本人官员的指挥。因此,总务厅组织系统才是伪满政府的真正权力中枢,它实际控制着“满洲”的政治、经济、人事等一切施政大权。
在关东军的“内部指导原则”“总务厅主义”之下,溥仪没有丝毫权力参与行政决策,溥仪只能根据“主人”的意志,在关东军已经决定好了的文件上“裁可”。
第二,无人身自由。溥仪作为傀儡,活动行为任凭日本侵略者摆布,溥仪在长春住了十四年,长春的街道他是不认识的,平常随便想出伪宫内府一步是绝对不可能的。
例如,1940年日本侵略者为了使东北彻底殖民地化,决定在伪新京建立一个“建国神庙”,供奉“天照大神”。因此,关东军驱使溥仪于1940 年访日,迎回日本的“天照大神”。溥仪即使并不想迎回天照大神,但他并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甚至连其言行都要按照吉冈安直的安排来做。据溥仪回忆:
“十四年中,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替我拟订好的条约或者诏书上签名,按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替我写出的台词发言。”
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方面的事情,关东军限制溥仪自由接见伪满的大小官吏,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就说过:
“除伪宫内府的伪职员外,就连对于我接见宗族人等,吉冈也竟自拟出了一张限制很严的人名单。”
第三,个人及家庭私事无权做主。就溥仪的婚姻而言,溥仪与谭玉龄、李玉琴的结婚都需要经过关东军的许可。
另外,溥仪之弟的婚姻他也无权干涉,关东军计划给溥仪寻找继承人,因此将日本贵族之女嵯峨浩嫁给溥杰,溥仪无力反对,只能暗自恐惧。溥仪作为元首,其自由和权力都未得到保障,更遑论其代表的伪满政权。
溥仪和伪满政权的操控者是日本关东军,1933 年8 月颁布的《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确定了日本侵略者操纵伪满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基本体制。其中规定:
“有关满洲国的国家根本组织、国防、治安和外交事项、日满经济活动中特殊重要的基础事项,以及国本奠定的有关重大问题,务须给予积极指导。对于满洲国的指导,根据现行体制,在关东军司令官的内部统辖下,主要是通过日本人官吏进行实质性的指导。”
这就是所谓的“内部指导原则”,关东军在司令部内部设负责满洲国有关政务的组织———第三课(后改为第四课),担任内部指导。伪满的一切政策,法令、人事、预算,以及重要措施等所有事项,如不得到关东军司令官的批准,伪满洲政府就做不成任何事情。
在溥仪与关东军之间有一个中间人,直接控制溥仪,是溥仪这一傀儡背后的直接牵线人,先称侍从武官,之后日方新设“帝室御用挂”职务并委任吉冈安直担任该职。
从1934 年担任“帝室御用挂”,一直到1945 年伪满倒台,吉冈安直由一个中佐升至中将,正是由于他出色地担任了溥仪的监视人和行动总导演。溥仪回忆:
“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要听他的吩咐。”
吉冈曾经用严厉的口吻告诫溥仪说:
“日本天皇陛下就是你的父亲,关东军是代表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听他的话!”
吉冈安直作为关东军的代理人,溥仪对他唯命是从,他操控着溥仪的一切行动。
03 小结溥仪作为伪满政权的元首,其在十四年的元首生涯一直扮演着傀儡角色,他曾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逆历史潮流而动,怀揣着复辟大清的欲望投靠日本侵略者,是伪满汉奸的代表人物,而其十四年的元首生涯中一直被日本侵略者所操纵与限制,被关东军玩弄于股掌之间,其动机是可憎的,结局是可叹的。
溥仪伪满元首的傀儡性并不是孤立的,是整个伪满政权傀儡性的一个缩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扶植傀儡政权只是其对侵略性的一种掩饰,其最终目的在于有朝一日能够将完全吞并中国东北这一地区。但后来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
溥仪作为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能轻易占据报纸的头版头条。他在日本的支持下,成为伪满洲国皇帝以后,明面上看来可以为所欲为。可是透过历史看现实,溥仪虽然贵为伪满洲国皇帝,但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权力,他甚至连自己的女人也保护不了,因为当时的日本高层,只需要溥仪在伪满洲国,当一个乖乖听话的盖章工具,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肮脏目的。除此之外,任何事情都不需要溥仪去考虑和干涉。
虽数次登上时代周刊,却无法获得自由
溥仪虽然有着中国近代史上,两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殊荣,但是他的名气不仅仅在于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那么简单,他在不同的人眼里,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和价值。比如,有着侵略中国野心的日本高层,就觉得溥仪奇货可居。溥仪如果呆在合适的位置上,会发挥出难以想象的影响力。
于是,日本派人和溥仪接洽,共同组织成立伪满洲国的事宜。溥仪为了让自己当年没有实现的权力欲望,重新变成现实。于是,答应了日本人的相关要求。但是他哪里知道,和日本人谈条件一起合作简直就是与虎谋皮。虽然他被日本人奉为伪满洲国的皇帝,但是他几乎没有自由。每天需要干的事情就是签字盖章,或者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出面,满足日本人的一些特殊需求。
溥仪后来也烦恼无比,据美国《历史》杂志报道,溥仪在访日期间曾经和萨尔瓦多的使者见面,希望能逃亡萨尔瓦多,摆脱日本人控制。不过这样的事情,日本人绝对不会允许发生的,后来在日本的干涉之下,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为真,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溥仪虽然贵为皇帝,但是真的不自由!连自由都没有的皇帝,能有什么权力可言呢?
自己组建的精锐卫队,最后也被日本人插手掌控
溥仪在还没有退位的时候,就有自己的卫队,他作为一个皇帝,也希望有所作为。而想要做点什么,掌握一支军队是必经之路。但是日本高层老奸巨猾,就算将溥仪扶上了伪满洲国的皇位,但他们绝对不会允许溥仪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溥仪深知日本人的心思,所以他采取了曲线救国的办法。他利用自己在天津时候的保镖班底,组建了自己的卫队,并将卫队的人数扩充到了三百人。他还尽心尽力利用自己仅有的一点权力,给这些卫队士兵们提供了三八大盖等日式装备,终于让几百人看起来有了一点近代军队的样子。
但是日本人绝对不会放任溥仪身边有这些忠心的护卫,因为这些人会破坏日本人控制溥仪的目的。他们通过各种手段,逼迫溥仪缩减卫队人数,然后又让日本人统领了这支部队。部队指挥权到手以后,就迅速将这支部队解散。溥仪最有可能获得军权的机会,也就这样彻底消散了。
自己的皇后,也被日本人多次威逼
日本人不仅管着溥仪的人身自由和运筹国事的方向,对于溥仪的私生活,他们也横加干涉。溥仪的皇后婉容,在天津期间并不想跟随溥仪前往东北地区,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日本人让溥仪去那里,绝对没安好心。日本人可没有跟她讲道理的耐心,直接强行将她绑走。
后来为了更好地控制溥仪,日本人对婉容多有迫害,虽然婉容的影响力和权力,根本就影响不到日本人。但是婉容最后还是被日本人折磨,直到彻底疯掉。如此行径,根本没有考虑溥仪的感受,虽然后来婉容和溥仪不和,但毕竟是溥仪的女人,虽然贵为皇帝,但他甚至都没办法将她救下来。只留下婉容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停回忆两人曾经在紫禁城里的诸般美好。
所以,在日本人的高压控制之下,溥仪毫无权力可言。不仅没法掌握军权,自由也被严格限制,自己的女人也无法保护。他能够当这个皇帝,在于日本人的支持。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必须严格符合日本人的利益,日本人才会给他锦衣玉食和虚妄的荣耀。
但是当日本最终战败以后,溥仪的所谓皇帝威严和荣耀,都随风而逝。若是上天重新给他一次机会,溥仪还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
伪满洲国“国家组织法”规定,“皇帝”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法律执行权、敕令发布权、官制制定、文武官任免权、“满洲国”军队的统帅权、宣战、讲和、条约缔结权 、荣典授予权 、恩赦权等。
但事实上,伪满洲实行的是次长负责制,主要的事物都是由各部次长负责的,而这些次长都是由日本人担任的,总长没有权利,溥仪的皇帝地位,其实倒是严格遵守了所谓的君主立宪制,“主权在民”,人民选举出的议会掌握军权、财权、立法权、人事权等国家的核心权力,将政府置于议会、法院监督制约之下,令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运行,而满洲国不过是把民换成了“日本人”罢了。
不过说溥仪是被迫的,不情愿的,可都是说不过去的,有些人在为溥仪的叛国叛族找借口,可溥仪一心要做皇帝,哪怕是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也愿意是事实,他自己也声称“满洲人民”都希望他来做皇帝。这个傀儡皇帝他是当得有滋有味,给自己换祖宗更是换得惊天动地。
溥仪是要当皇帝的,要穿龙袍登基,但是日本人弄了一身陆军元帅服强迫他穿上,讽刺的是溥仪连一兵一卒的权力都没有。关东军派了个高级参谋叫吉冈安直的监视溥仪左右,溥仪每天必须观看日本影片,每天向皇宫东南方向鞠躬祭拜天皇。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所写的那些表示自己只是日本傀儡的话,什么马桶上签字啊,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没事皇宫救老鼠之类,体罚下人之类的,无非是想说明日本侵略者是多么厚颜无耻把他当成傀儡,自己没有多少权力,又强迫他做了很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罢了。
反正溥仪的算盘是,权力我尽量争取,争不到就算了。反正皇统万年,也算不辱没祖宗了。毕竟大清朝270多年国祚已尽,而且都20世纪了,哪里的皇帝都不好过。沙俄俄皇那么流弊,还不是全家处决了
大概是身为清朝末帝的原因吧,溥仪年轻的时候,一直坚定地认为自己就应该是个皇帝。因此,当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急需一个遮羞布时,溥仪半推半就的潜逃至东北,就任了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执政(先为执政,后为皇帝)。1
932年3月9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之下,在诸多满清遗老遗少、汉奸、日本人的见证之下,在长春举行执政就职典礼。必须要说,刚就任“执政”时,姑且不说能力如何,溥仪是雄心勃勃的准备“做一番大事”的,也满腔热血的准备“恢复祖业,因此溥仪将朝会宴飨大楼命名为“勤民楼”,将自己的办公场所叫做为“健行斋”,并每天很早起床,到健行斋听从他的“文武百官”向他起奏“国家大事”,颇有祖先雍正皇帝的勤政之风。
然而,当溥仪向他的“国务总理”郑孝胥问起“国事”时,他的总理回答是:总务厅长正在办。当问及总务厅长时,总务厅长的回答是:次长正在办。那众位次长都是谁呢?溥仪的这个满洲国的次长们,全部由日本人担任,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任命了一大批伪政府官员,例如国务总理郑孝胥、民政部总长臧式毅、财政部总长熙洽等等。无论是原属于奉系的汉奸,还是一直追随溥仪的遗老遗少们,都被大肆封官许愿,可以说皆大欢喜。
溥仪诏书
然而,当“国务总理”郑孝胥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准备对各部的组织机构进行人事安排时,担任“国务院总务厅长”的日本人驹井德三,突然拿出了一份各部次长、总务司和其他重要司长的名单,而这个名单的所有人都是日本人。虽然汉奸们纷纷表示反对,但是在日本人的威压之下,这个名单毫不意外地通过了。
伪满洲国
从此之后,伪满洲国的官场上就有了,系”和“满系”之分。不仅伪满洲国的权力完全由日系来把持,“国家大事”都由日系来决定,而且,日系在伪满洲国,也开始享受种种特权。例如日系官员的薪资和待遇,远高于满系,日系的名额永远不可能被满系替代,而满系则随时可能被日系取代等等,看到这里,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没错,这跟满清时代官员分为满系和汉系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伪满洲国的日系取代了满清时代的满系,成为特权阶级。而伪满洲国的满系再不复祖先的“荣光”,只能成为受气包,替罪羊。
伪满洲国的“国家大事”是由内阁会议决定,而内阁会议的提案,则是由每周二召开一次的次长会议决定的。这个全是由日本人担任的次长会议,还有关东军第四课参加。因此,毫无意外的,次长会议的一切决议,完全遵从了日本关东军的意志。
伪满洲国皇帝印章
无论是“国务总理”还是“总务厅长”,他们对自己呈递的“敕裁书”和提案等,都没有任何更改的权利,甚至这些担任“总理”和“部长”高官们,连看的权利都没有,直接就在日本人的催促之下签署盖章,交到了溥仪处,而溥仪也只能“裁可”,他依然没有任何更改和驳回的余地。上至溥仪下之汉奸官员们,完全沦为了日本人的橡皮图章。
从这层意义上说,在伪满洲国内的军政大事等方面,溥仪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权力。 不过,根据保存下来的文献来看,溥仪也谈不上是完完全全的傀儡和花瓶,因为他在伪满州国,也有部分权力,比如他还拥有一部分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宫中也有以溥杰为首的嫡系势力。
甚至而言,他在登基时就要黄袍加身,恢复满清帝制,几次祭天典礼,也用的是清代古制,在选皇后和妃子的过程中,溥仪始终没有让步,坚持不选日本血统的女子,日本最后也无可奈何。 从这层意义上说,在不涉及到军国大事方面,溥仪还是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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