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桑兵

第十五章 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
从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 年6 月11 日）清廷开办京师同文馆至光
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 年9 月2 日）清帝诏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止，
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办经历了44 年之久的漫长岁月，从而使延续了1300
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被近代教育制度彻底取而代之。这44 年晚清新式学堂
开办的历史，可划分为洋务学堂的开办，维新学堂的开办，新政学堂的开办
三个历史发展时期。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开办，留学运动也随之兴起。
第一节 洋务学堂的开办与留学生的派遣
洋务学堂的开办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清廷在洋务派的推
动下逐渐开展了洋务活动，希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求富强。这样，
讲求西学、兴办洋务学堂成为洋务派开展洋务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洋务派
创办的洋务学堂包括专习 “西文”和专习“西艺”两类专门新式学校。专习
“西文”的近代学校，主要有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上海广方言
馆（同治二年，1863），广州同文馆（同治三年，1864），湖北自强学堂（光
绪十九年，1893）等。专习“西艺”的近代学校，主要有马尾船政学堂（同
治六年，1867），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同治八年，1869），天津
电报学堂（光绪五年，1879），天津水师学堂（光绪七年，1881），上海电
报学堂（光绪八年，1882），天津军备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陆
师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水师学堂（光绪十三年，1887），湖北
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光绪十五年，1892），天津军医学堂（光绪十
六年，1893），湖北武备学堂和南京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等等。
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开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开中国近代新式学校之先
河。依据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交涉的
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3 年内可以附用汉文。当时清廷急需翻译人才，以
免受制于人，为此，同治元年（1862），恭亲王奕?上《奏设同文馆折》，
认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主张设立同文
馆。并以“止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
英文，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并暗中兼为稽察，同文馆由此产生①。同文馆开
办不到一年，于同治二年（1863）又添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奕?奏设同文
馆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满族翻译人员，所以，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
年8 月20 日）奏定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是仿照乾隆年间在清帝赞助
之下创办的俄罗斯 文馆的章程制定的。“章程”共有六款。主要内容是：（1）
学生先定10 名，最多不超过24 名；（2）中国教习工作两年而有成效者以知
县录用；（3）设立提调，满汉各一员；（4）考试仿俄罗斯文馆旧例分月考
（每月初一）、季考（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岁考（十月
初十日前）三种；（5）限年仿俄罗斯文馆旧例改定，每三年由总署大臣亲试，
优者一、二、三等分授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学；（6）中国
教习年俸与学生钱粮均仿旧例①。
与此同时，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
学校，他认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
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
巧技，当可由渐迪晓。”②因此，李鸿章设想中的新学校应比京师同文馆具有
更广泛的目标，即在教授欧洲语言时，也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李鸿章的建
议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同治三年（1864）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
所取除10 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40 名由有声望
的官绅保送的14 岁以下的青年。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
等汉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
学。广州同文馆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同治三年（1864）夏以同样的方式创
办。
由于科举考试仍然是教育士子、铨选官吏的唯一制度，因此这些专习“西
文”的洋务学堂，一开始就面临着给学生以什么样 的出身和前途的问题。根
据同治元年（1862）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第五款规定，京师同文馆三
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七、八、九品官。然而，上海和广州的学校却
不能享受这个条款；因此，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同文馆中的学生不得不在学习
英文和数学的同时，也练习作八股文，以准备应乡试取得功名。
同治四年（1865），同文馆课程逐渐增添，此后两年内，江南制造总局
和福州船政局建立，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军事企业，对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更
进一步的需求。在李鸿章、左宗棠关于培养掌握新技术洋务人才主张的影响
下，同治五年（1866）冬，奕?、文祥上奏，请于同文馆内专设科学馆，讲
习天文算学。他们认为：外国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没有一
件可以离开天文、算学，制器练兵如果不从这一根本上下着实功夫，徒然袭
其皮毛，仍无用处；并主张鼓励举人和举人出身的官吏学习新开科目。同治
五年十二月（1866 年1 月），奕?等又奏请鼓励进士，甚至翰林院编修报名
学习新开科目，并在三年课程结业之后给予“格外优保”①。然而，科学馆的
开办在清廷官吏中颇有反对者。同治六年（1867），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上
书反对，认为天文算学是“机巧”，对士习人心产生有害的影响。是年二月
十五日（3 月20 日），大学士倭仁也上书反对，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
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并攻击奕?等人想让中国人“奉夷
为师”②。奕?上书与之辩驳。结果同治帝赞同奕?的观点，诏谕：“天文算
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 心较精，学习自易，亦于读
书学道，无所偏废。”科学馆终于开办。但由于倭仁的影响，那些报考同文
馆天文数学科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僚们的讥笑与嘲讽，士大夫中形成了
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新机会。奕?等向皇帝报告说，
由于倭仁的奏章已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奕?等被迫放弃
了原来鼓励士大夫学习近代技术的计划，而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计划举
行新科目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包括满、汉两族的72 名报考者参加了入学考
试。被录取的学生有30 名，但最后毕业的仅只5 名。由于没能坚持让有声望
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开设科学馆的原有意义几乎完全被消除了。纵使如
此，同文馆由此也从一个翻译学校逐步转变为一个实用科学的学校。继科学
馆开设后，输入的新课程有：算学（1868 年），李善兰为教习；化学（1866
年），先是赫德兼，后请法国人毕利干为教习；万国公法（1869 年），英国
人丁韪良为教习；医学生理（1871 年），英国人德贞为教习；天文（1877
年），美国人海灵敦为教习；物理（1879 年），英国人欧礼裴为教习。科学
馆开办的第二年（1869 年），经总税务司赫德的介绍，任命丁韪良为同文馆
总教习，这是同文馆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总管校务达三十二年之久，光绪
二十年（1894）由欧礼裴继任总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
北京，两宫西狩，同文馆一度解散。次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
学馆①。以上为洋务派举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的历史，它反映出洋务时期七所
专习“西文”洋务学堂开办的概况。
同治年间，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洋务派开办了一些专 习“西艺”
的洋务学堂，解决“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①的困
境，以培养军事将领与军备军械制造人材。这些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中，
以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创办的马尾船政学堂和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
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较为完备，影响也较大。马尾船政学堂是第一个专习“西
艺”的洋务学堂。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 年6 月25 日），左宗棠在奏
请设立福州船政局时请求在船政局内设置学堂。次年初，学堂开办，分前后
两学堂，聘请洋人担任教习，总名为求是堂艺局。前学堂注重法文，专习舰
船制造，主要课程包括算术、代数、画法几何和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
物理以及机械学；此外，学校还进行船体建造、机器制造与操纵的实践教育。
后学堂注重英文教习，专习管轮驾驶，主要课程包括算术、几何、代数、平
面三角和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以及地理，这些课程规定在三年
半内学完；此后，学生需参加一年半至两年的在训练船上进行的包括航海技
术、射击技术和指挥的训练。同治五年十二月一日（1867 年1 月6 日），两
学堂同时开学，学生除本地考选的聪颖子弟外，还从香港英国学校中挑选优
秀者前来肄业。前、后学堂分别按法国和英国海军学校成规，学习年限都为
五年，学成后优异者分赴英法两国留学。前学堂的目的是培养“船主及能按
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后学堂的目的是培养“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
水师将材所自出”②。除前后两学堂外，后因需要，又添设绘事院及艺圃两所。
同治六年（1867）冬，福州船厂法人监督日意格认为：“中国匠人多目不知
书，且各事其事、恐他日船成，未必能 悉全船之窥要。”于是主张开设新科
①。次年初，绘事院成立，分为两部：一部学习船图，一部学习机器图，待遇
与前后学堂学生大致相同，目的是培养船舶设计制造工程师。两个月后又创
设了艺圃，专门招收十五六岁的艺徒，实行半工半读，以培养领班工头。据
沈葆桢在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872 年5 月26 日）和同治十二年二月十
六日（1873 年3 月14 日）给皇帝的奏章中报告，学堂共有学生和艺徒300
余名②。继马尾船政学堂后，专习“西艺”的洋务军事学堂纷纷在各地创立。
这些新创办的军事学堂的章程基本都是仿行船政学堂的章程，到光绪七年
（1881），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才对旧的章程有所突破。这一突破主要
表现为改变以往的就近招收的办法。《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第一条规定：
“无论天津本管或邻县或外省寄管良家子弟，自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③
都准报考，这就使军事学堂从以往的地方性学校进入到全国性学校。据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统计，洋务派共创办军事学堂16 所，在学堂的
数量和学堂授课的课程上，都大大超过了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
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萌芽时期，因此极不完善，具有较大的
局限性。正如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指出的：今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
学堂等洋务学堂“不能得异才何也？”是因为“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
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
致精无自也”④。此外，还 有个“病根”是受外国人的支配。如同文馆的经
费主要来源于海关拨款，受总税务司赫德的支配与控制。许多洋务学堂的校
长和教习为赫德所推荐，如同治八年（1869），在其建议之下，丁韪良被任
为同文馆总教习，和满汉提调一起工作，任职达32 年之久，丁氏自称：对同
文馆说来，“赫德算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而已”①。尽管洋务学堂存在这
么多的缺点与局限，仍不可忽视其开办的重大历史意义。首先，它们是中国
第一批近代性质的新式学校，打破了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垄断教育的局面。新
学堂内不仅开设了西文，还开设了大量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近代自然
科学课程，这就大大推动了西方近代技术的引进与传播。其次，它们的开办
第一次冲击了晚清科举取士制度，揭开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同治六年
（1867），同文馆开设科学馆并由此产生的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大论争，其意
义是深远的。此外，它们的兴办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早期留学生的派遣。
留学生的派遣
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遣，是中国近代首次正式派
遣留学生。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李鸿章等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
办理章程折》，详细地说明了第一批留学生派遣的理由：其一，办洋务急需。
曾、李等在奏折中驳斥那种认为“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
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派学生
留学的错误思 想，指出“百闻不如一见”，洋务学堂的学生之所以对西方近
代技术的“本源无由洞彻，曲折无以自明”，原因即在于此，因此“造募学
生出洋肄业西学”，可弥补洋务学堂育才之不足，是为“当务之急”。其二，
条件已成熟。同治七年（1868）签订的《蒲安臣条约》第七条规定中国人可
到美国游学。同治十一年（1872）春，美国公使路经天津时又与李鸿章详细
面商此事；加之早在同治六年（1867），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院校的
留学生容闳在苏州谒见江苏巡抚丁日昌时，就劝其派学生留美，在丁、曾、
李等人的支持下，容闳正在积极筹划办理。这样，通过曾国藩、李鸿章、丁
日昌等洋务官员的倡导，留学事务作了相当周密的安排，经费预计库平银120
万两，每年6 万两，分20 年由海关洋税项下指拨，并在上海设立了“出洋局”，
筹备出洋事宜。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1872 年8 月11 日），委四品衔刑
部候补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分别任留学生正副委员，叶绪东为汉
文教习，曾兰生为翻译，率第一批幼童詹天佑等30 人赴美。容闳已先期1
个月抵达美国，在康涅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设立清朝留学使团办事处于
哈特福德市。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元年（1872—1875），清廷每年分别派遣
了30 名，共120 名幼童，分入美国中小学学习。留美学生除学习英文外，还
要学习《孝经》、《大学》、《五经》和《大清律例》等书，并定期聆听《圣
谕广训》宣讲，朝假想北京方向行礼。这120 名幼童全部是男童，年龄在12
岁至14 岁之间，多出自贫寒家庭，并大部分是南方人。留美学生的年限规定
为15 年。后来考虑到留美学生年龄过幼，学年过长，又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中
心，进行出洋前的知识教育，要求在出洋时具有相当的外文水平与专业知识。
这样，后来留学英、法等国的期限就缩短到了三 年。
出身翰林的留美学生正监督陈兰彬是一个守旧派人物，心中早就对派遣
留学生不满，对外国教育极端鄙夷，他与容闳共事，初还貌似同心协力，后
来“时有龃龉，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著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
为反对以阻挠之”①。就连学生的衣冠穿戴也导致陈与容之间的冲突。学生参
加宗教礼拜活动被陈视为叛逆；学生健身运动，跳掷驰骋，不复安行矩步，
也被陈目为恃迂。私自剪去辫子则被看作对清皇朝的不忠，而被剥夺留学资
格遣送回国。至光绪二年（1876），因剪辫子等原因而召回国的幼童就有9
名②。陈兰彬升任驻华盛顿公使后，光绪二年（1876）清廷派遣由陈推荐的吴
子登任监督，使矛盾更加尖锐。吴更是变本加厉，处处挑剔，“苛求其短”，
不断夸大事实密报清廷。他因学生不向自己行跪拜礼而勃然大怒，攻击学生
“绝无敬师之礼”，“若更令其久居美国⋯⋯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
家，并且有害于社会”。他对学生留美事业，必欲破坏殆尽而后快，悍然提
出遣返全部留美学生，并说早一日撤回，“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③。
陈、吴二人对留学事业的破坏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国内守旧派的
攻击遥相呼应的。国内不断对留学提出“非议”，“士大夫议者纷纷“④。守
旧派的进攻至光绪六年（1881）达到高潮，监察御使李士彬上书弹劾，不仅
照例指责留美学生入耶稣教门 “流为异教”，而且将连留欧学生的预备班—
—福州船政学堂也牵连在内，说什么“洋局之废弛如彼”，“闽局之废弛又
如此”①。在守旧派内外夹击下，李鸿章怕贻人口实，“不愿为学生援手”，
先是提出“半撤半留”，后因美国制造华工禁约事件，被迫同意全部撤回②。
光绪七年（1881），清廷下令解散留学事务所，留学生全部停学、撤回。120
名留美学生除因事故早已撤回及在外洋病故的26 名外，其余94 名均于年内
分作三批回国。头批学生21 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由船政局、
上海机器局留用23 名，其余50 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
医馆等处学习当差。这样，留美学生未能竟其学业，不得不中途辍学返国。
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在当时即深叹留学生“全数遣回，甚为可惜”，批评洋务
派“浅尝辄止，贻讥中外”。爱国诗人黄遵宪在《罢美留学生感赋》中也说：
“亡羊补恐迟，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③
表达了对祖国前途的深切忧虑，与对疾新如仇的守旧派的严正批判。
与赴美留学使团比较起来，赴欧留学的规划在派遣上更加实际。光绪二
年十二月（1877 年1 月），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联衔上奏，说应该把船
政学堂30 个很有前途的毕业生送到欧洲，至少深造3 年，拟从海关之税和福
建省厘金中拨款20 万两作为经费。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在此后两个月内，以
李凤苞为出洋华监督，日意格为洋监督，带领随员马建忠，及学生艺徒刘步
蟾、严宗光（严复）等30 余人离闽。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1877 年3 月31
日），船政学堂这第一届留学生由香港搭轮分赴英、法等国留学，期限定为
三年。留学生的任务除学习一门外语，还要学习驾驶与制造等专业课程；此
外，留学生还被鼓励学习一些化学、采矿等专业。这说明赴欧留学生由重在
学习西方语言而转变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由单纯培养外交、军事人材
进而兼顾实业人材的培养。在留欧30 名学生中，刘步蟾等12 名留学生学驾
驶，魏瀚等15 名留学生学船舶机器制造；此外，还按照自愿的原则，同意林
庆升等8 名留学生学习矿务。光绪八年（1882）和光绪十二年（1886），又
有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第二届和第三届留欧学生。第二届派留学生9 名，第
三届派34 名（其中10 名为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学习课程为驾驶与军工制
造；学习年限除第三届制造生改为六年外，其他仍为三年。光绪二十三年戊
戌维新运动中，又派遣了第四届留学生6 人。
这时期，派遣的留学生以培养外交人员和海军军事人材为目的。如留美
学生初只要求他们学习英文，所以当光绪七年（1881）94 名学生全部撤回国
后，还不得不入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继续学习实践了四年；船政学
堂的第二、三届赴欧学生被取消了自愿学习矿务的主张，只准学习驾驶与制
造，制造课目又全部是战舰营造、枪炮、硝药、鱼雷等军工知识。尽管如此，
早期留学生的派遣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守旧局
面，克服了当时中国士人夜郎自大的心理，开了出国留学风气之先河，为后
来留学教育政策的确立开辟了道路；通过留学生的派遣，中西文化正式交流
的渠道被沟通，近代自然科学的课程逐渐被重视，国内学习自然科学风气也
因此高涨，这样，由新式学堂的创办而萌生的留学生的派遣又反过来充实了
新式学堂创办的内容，推动了新式学堂开办的进程。

第二节 维新学堂的开办与留学政策的确定
维新运动与维新学堂
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加深，康有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由此兴起。变通科举，兴办学校，成为维新派救亡图强的要策。光
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八日（1895 年6 月30 日），康有为第四次上书，强调“科
举不改，积重如故”，“乡塾童学读史、识字、测算、绘图、天文、地理、
光、电、化、重、声，汽之学校不设，则根底不立”①。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
次年五月二日（6 月12 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指出
“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而中国“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善
也”。因此主张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设大学堂，课程除经史子
诸书外，还开各国语言文字、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
矿、时事、交涉等学，学习期限各为三年，毕业生“等其荣途，一归科第，
予以出身，一如常官”②。这对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是一个大的改革。七月，
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学校
余论》等文章，抨击守旧派的因循保守，鼓吹“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
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③。同月，孙家
鼐议复开 办京师大学堂，并提出先建大学堂一区，四周分建小学堂四所。课
程分天学、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10
种，收学生100 人，年龄以25 岁为度①。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熊希龄、
谭嗣同等发起，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赞助，在长沙开办了时务学堂，颁布
了《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这是全国第一个省设维新学堂。学堂聘请
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任分教习；李维格
为西文总教习，王史为分教习；许奎垣为数学教习。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
普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
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每人各专一门，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等。学
生有蔡锷、李炳寰、林圭，范源濂等40 人。根据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
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3 年内，维新派人士在全
国共设学堂19 所。其中主要的学堂有：谭嗣同创办的浏阳算学馆（光绪二十
三年，1897），陈芝昌等在广州创设的时敏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
吴怀疚在上海创设的务本女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和经元善在上海创设
的经正女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等。
光绪二十三年底（1898 年初），维新运动已发展成为势不可挡之潮流。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 年1 月29 日），继李端棻、孙家鼐之后，
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进一步强调京师设立大学堂的必要。正月
二十五日（2 月15 日），光绪帝诏谕开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命孙家鼐为管
理大学堂事务，“就景山东马神庙前和嘉公主旧第稍购附近民房益之，拨户
部向存华俄 银行500 万金为学堂经费，刻期兴办”①。
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把开办学堂与
改革科举取士紧密结合起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 年5 月），百日维
新前夕，康有为即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认为变法最要
在“废八股”、“广开学校”，极力主张取士改用策论。同时，梁启超为了
配合康有为的主张，联合在京应试举人100 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推行
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他们这种倡议，在当时也经历了严酷的斗
争。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当他联合举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的时
候，“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
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编播谣言，几被殴击”。四月二十三日（6 月11
日），光绪帝下“定国是之诏”，决定变法，“百日维新”开始。二十八日
（16 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力陈八股流弊，请求立即废除。康有
为等废八股的主张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大学士徐桐说：“八股代圣贤立言，
朝考覆试为祖宗成法，变更则正士寒心。”②礼部尚书许应骙企图将经济科归
并于八股，士论大哗。事实使光绪帝认识到，不废八股，教育改革无法进行
下去。五月五日（6 月23 日），光绪帝终于下诏废八股，取士“一律改试策
论”。百日维新中，在维新派的倡议下，光绪帝发布的一系列改革令中，有
关教育方面的诏令有下列各项：
废八股，考试策论，借以选拔“体用兼备”、通经济的人才。筹办高、
中、小等级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
五月二十二日（7 月10 日），光绪帝谕内阁即将各省、府、厅、州、县
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
堂，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其地方自行捐办义学、
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并奖励绅民办学。民间祠庙之不在祀典者，由
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诏下后，天津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
南昌友教书院改为算学堂，贵州学古、经世二书院均改为学堂。
筹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十五日（7 月3 日），光绪帝准设立京师大学堂，
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以张元济为大学堂总
办（张不久辞职，改任黄绍箕为总办，黄不久调职，由余诚格继任总办），
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许景澄为总教习，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习，原同
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原设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
并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共分八章52
条，规定大学堂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
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以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
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及体操学为普通学科；以各国语言文字学、高等
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
学为专门学科。章程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
创办铁路矿务学堂、农务学堂、茶务学堂、医学堂，鼓励设置各种实业
学堂。五月初二日（6 月20 日），御史曾宗彦奏请于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
总理衙门议准设立，并令各省现有学堂酌增矿学课程。六月二十三日（8 月
10 日），光绪帝诏谕：铁路矿务为当今切要之图

二、教育革新与今日教改

在东北近现代教育史上，较为突出的两次教育变革是清朝的教育革新与民国初年的教育变革。这两次教育变革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东北教育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我国今日教育改革或多或少地提供了正面经验与反面教训。

清朝，教育的革新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变革，另一是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变革。其中，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变革对东北教育的影响要比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变革给予东北的影响程度强一些。维新变法时期，东北虽然对教育变革的各项条令未能落实，但由于在此前后东北各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成长，要求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教改呼声也日渐增强。私学在该时期发展迅速，有识之士把教育事业的发展当做“人才盛”、“国势强”之关键。但该时期东北官学的变化不大，学校的面目依旧，尤其是旗学已基本陷于瘫痪状态，不仅丧失了昔日尚武之风气，而且对今后新教育变革之要诣－－“兴新学”置若惘闻，呈现出弃旧拒新的局面。该时期，东北地区对科举教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这不失为一大进步。

民国初年，教改的有关法令，内容丰富，措施也较为切合当时实际。具体做了五大方面的变革，即对教育目的、教育方针、学校教育制度、师资队伍建设、教育经费等诸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其中在教育方针中对师范教育进行了特别强调，给予了足够重视。在师资问题上，突出地强调了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以及提高教师的待遇等。教育目的则不够明确，但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突出强调个性发展及适应社会需要的人。而三次学制改革，都本着适应国情，适应民生及谋求个性发展的原则，教育经费未做太大改革，基本沿用清末做法。总的看来，民初的教育变革，无疑是具有一定进步性的。该次教改对东北的教育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东北的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尤其是引起了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变化。

清朝和民国初年的教育革新，为今日教育改革提供了如下经验与教训：首先，教育变革必须适应社会与民族的需要，不能脱离本国国情，这是民国初年教改的经验。今日我们的教改也要借鉴这一经验。其次，教育变革必须是吐旧纳新，对于落后的东西要剔除，对于进步的东西要吸收，不能象维新变法阶段东北的教改那样，既未吸收进步的内容，又未抛弃腐朽的内容，反倒丢掉了旧教育中积极可取的成分。第三，师范教育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师资队伍素质的提高、教师待遇的改善也是今日教改应予以重视的问题。第四，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的变革是历次教改必须着眼的问题。第五，教育制度也是教改应该认真斟酌的问题。只有客观地借鉴前人教改经验、吸取其教训，才能搞好我们今日的教改。

三、东北解放区教育经验总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宣告结束，同年8月，中共中央便着手建立东北解放区，在恢复主权，建立行政机构、开展解放区生产建设运动的同时，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工作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经过4年的时间，直到建国前，解放区的教育经历了由思想改造阶段到新型正规化教育阶段的发展。归纳这一时期教育的经验，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党对教育的领导。从思想改造阶段起，东北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就由共产党确定。每一次教育会议都在党的领导下召开，这样便确保了教育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并且，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为解放区教育的指导思想，时至今日，我们各地区的教育、各层次的教育仍然坚持党的领导这一革命经验。

第二，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团结与教育，强调师资队伍建设。在东北解放区建立之初，我党就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培养，认识到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十分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提倡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形成了尊师爱生的良好风气。

第三，在教育工作的侧重点上，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解放战争时期，出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的需要，强调重视干部教育，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方针。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独特经验。

第四，注重初等教育的发展，提倡社会教育。在思想改造教育阶段，就提出要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同时要兴办社会教育，到了新型正规化教育阶段，才开始发展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成人教育也有了大幅度的发展。

第五，提出了科学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原则可以概括为“三结合”的原则。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教育方法上，则反对“填鸭式的、注入式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而代之以启发的、讨论的、研究的、实验的方法，以发展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总而言之，东北解放区四年的教育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它的许多方面成为建国后我国教育始终借鉴的内容，对东北的教育更是产生了许多直接影响。

总的看来，今天我们对中国东北近现代教育的历史进行回顾与反思，能够汲取许多历史经验与教训，对我们特别是对东北今日的教育理论研究及教育实践的进步均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及伟大的历史意义。

〔责任编辑 王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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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 现代化变革的深入，亟求大批新式人才，而这些人才又是传统教育体制所无法培养出来的。自洋务运动以来的早期现代化运动因而无一例外地试图变革教育传统，瓦解旧的教育制度。清末新政挟时势之力，终于在教育变革上取得决定性的突破。

最初的突破是科举制——隋唐以来沿袭一千多年的教育制度。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下令废除八股。3年后，又颁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举考试亦即停止。”[20]

科会制的废除如同科举制的产生一样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罗兹曼评价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说：“科举制度的改革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21]尽管罗兹曼的说法未必准确和妥切，但他从科举制的废除中看到新政时期的深刻和社会变动而不仅仅是教育制度的变化，却是令人赞叹的眼力。

与废八股、罢科举相同时，创办新式学堂与“派士人出洋游学”的活动也以相当规模展开。据学部统计，光绪三十年，学堂总数4222所，学生总数92169人。4年后，学堂总数增长为52348所，学生总数扩展到1560270名，其发展速度相当惊人。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出洋留学上。由于清政府以积极姿态推动官费与自费留学，同时对学成回国经过考核的留学生分别赐给进士、举人、贡生等项出身，予以任用，留学海外一时蔚为热潮。和洋务时期留学欧美的方向不同，新政时期留学的主要方向是日本。光绪二十七年底，留学日本的学生尚只有280名，到光绪三十年底，留日学生数大约有8000至10000人。

清末新政的教育变革，还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它们以日本为模式，规定学堂正规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高等学堂之上还有分科大学及最高一级的通儒院。从高小毕业到大学毕业分别授予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的功名。中国现代教育因此而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
摘要：科举制度的废除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但它又影响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首先是打破了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却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先河；其次是瓦解了士绅阶层，却造成了新知识群体的边缘化；再者是推动了乡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却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退化；最后是促进了近代学术的转型与发展，却产生了专营"术"而忽视"学"的后果。
科举制度在近代的废除既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也是新旧文化冲突的结果。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废科举不久曾发表评论道："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1尽管他没有具体说明"可惊可骇之奇效"指的是什么，但后来发生的事实印证了其远见卓识，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就是有力例证。
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便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魏晋以前儒学与皇权的结合还是比较松散的，而隋唐时出现的科举制度，将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学与国家的铨选制度即科举制度揉合在一起，尤其是明清时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标准答案。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儒学的官学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与其精神支柱--儒学之间的进一步结合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机制，从而在制度上解决了政治中心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问题。早在元代的李世弼便道出其精微所在："科举……岂徒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国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2这样，科举制度将儒家思想规范化与制度化并使之成为封建社会的共同法则和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专制政权失去了维系儒家价值体系作为封建意识形态核心的根本手段，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顿时被打破。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鼻祖，"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在二十世纪初遭到人们猛烈的抨击，斥其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李大钊则指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3尔后，人们大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4随着儒学革命浪潮的涌起，传统的政治信仰发生动摇，统一的思想模式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出现崩裂，人们的思想因挣脱了制度文本的约束而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立宪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本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纷纷涌现，民主与科学大旗在神州高扬。缘是，学人直言"1905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5
经学作为儒家学说的化身和传统文化的代表，一直笼罩着神圣的光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小学停止读经和大学取消经学科，儒家经典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人们的质疑。钱玄同指出"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6顾颉刚也指出我们现在"治经学的不是延长经学的寿命，而是正要促成经学的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7这一切不但了加速了经学的衰微，而且也否定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由是人们喊出了"无论是古是今，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到他"。8后来出现的"打到孔家店"乃至"全盘西化"都是这种思想情绪的延续。因此，科举制度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大门。
二
士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主体，它的产生与发展都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联。科举制度的产生造就了庞大的士绅阶层，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又瓦解了这个阶层并催生了新的阶层。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绅士群体的产生机制不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也由单一变为多样，由必然变为偶然。科举制度原来是举国知识精英与国家功令及传统价值体系相联系的大动脉，科举制度的废除则从此使"两者变得毫不相干，国家与知识大众成为两个不相系联的陆块，各自漂浮。"9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对政治与王朝的人身依附，成为新的法律制度下的自由职业者，出现自产生以来最彻底、最深刻的变化。我们发现，在清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户口职业项目常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士是一个独立的职业项目；而在民国年间所编的地方志中，士不再成为一个单独的职业项目，如在《阜宁县新志》职业表中，职业分为党务员、公务员、学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医生、记者、电务员、邮务员、路员、农人、商人、负贩、矿工、工人、劳工、警察、伶人、杂业等23 项，这些职业基本上是从社会分工角度来划分的。这反映了士人阶层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消亡。"士"的消失则意味着四民社会的彻底解体。这是科举制度废除的一个重要后果。
科举制度的废除又催生了新的知识群体，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士绅阶层中分化出一个新的士绅集团。新士绅是传统的士绅群体向新知识分子转化的一个过渡性群体，兼受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据有关研究表明，自19 世纪末以来，尤其是废科举之后，士绅群体中约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人，也就是说有近30 万人通过各种途径，受到程度不等的近代教育。10另一方面是以新学堂学生为主体的新知识阶层。这个阶层始于戊戌维新时期，随着科举的废除和新学堂的创办，其队伍迅速壮大。
必须指出的是，科举制度不只是一种官吏考诠制度，而是一种包含着对知识阶层的作用、价值及地位积极认同的制度，更是一种在实践上保证知识阶层社会精英受到政府雇佣、受到社会普遍尊敬的制度。废科举后，新知识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因之失去制度保证，不少人被摒弃在政治权力之外而被边缘化。这对怀抱经世目的、现实政治关怀强烈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譬如好谈政治的胡适发出了"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呐喊，五四运动的猛将傅斯年立志"要以教书匠终其身"，曾以"治世能臣"自喻的丁文江终究没有成为一名政治家而成为一名地质学家。因不能直接参政议政，不少读书人只好发挥坐而论道的长处，有些人连论道的机会都没有，只好苟活于世。于佑任曾对冯玉祥说过："在中国，只要作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11这廖廖数语道出了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悲惨境遇。
三
文化是一个由知识、思想、观念、信仰、习俗等组成的意识形态系统。传统乡村文化作为乡村社会心理的积淀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与成熟，中国乡村社会沉积了大批士人，他们既承担着维系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任务，又承担着维持乡村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乡村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扼要而言：
首先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被视为统治阶级的专利，官民相隔，这就决定了必须借助第三种社会力量来沟通官民关系。绅士作为官方的代表和村民的代言人，既能起到沟通上下的作用，又能维护基层社会的秩序。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在中国"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12废科举后，乡村绅士失去了晋升的路径和希望，他们或投入新式学堂，或加入社团组织，以寻求自身利益的生成空间。而这些近代性的机构几乎都几集中在都市，于是他们纷纷走出乡野，踏进都市。这造成了乡村精英人才的急剧流失，因此民国时期地方官员"最堪忧虑者，厥惟士绅不安于其乡"。而留居乡村的士绅素质却不断恶化，"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廖廖无几"。13这不但使乡村政治文化的发展缺少后劲与活力，而且也使乡村权力架构和政治环境极大恶化。在乡村社会中，残存的乡绅势力已是软弱不堪，一些原来处于乡村边缘人物如土豪、地痞、流氓、会道门头目、帮会分子乘机控制了基层社会，"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务中捞到物质利益"。14这样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赢利经纪人所取代。
其次体现在文化生态方面。虽然废科举后不少乡村也创办了学堂，然而新学堂很难博得大众尤其是乡村民众的赞同。这是因为新学堂在大多数人眼中远不如昔日书院和私塾在地方教化和知识启蒙中所起的作用，不少人对新学堂抱有成见并且鄙视新学堂，"说什么学校里面唱歌、体操和剪纸、拌泥等手中劳作，都是鬼混"，更有甚者以"科举已废，吾家子弟，可不必读书"为由抵制新学堂15，这使新学堂始终不能成为乡村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推进器。况且学生在学堂所学得的声光化电、法理税则和欧罗巴、亚西亚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都市的，它们与乡村社会不仅隔膜，而且遥远，学生毕业后也不再回到乡村。这造成乡村文化生态链中断，进而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退化。
四
科举制度废除后，新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清末，全国各地学堂数量直线上升，学生规模急剧壮大。1906年为23,862所，计545,338人；1907年为37,888所，计1,024,988人；1908年为47,955所，计1,300,739人；1909年为59,117所，计1,639,641人；即使到了清王朝覆灭之时，学堂数量仍保持在52,500所，学生总数高达近300万人。民国时期，新学堂不断增加，学生数也猛增。1915年全国各地新学堂为129，739所，学生4，294，257人；1922年新学堂为178 ,981所，学生6,819,486人；1929年新学堂为213,010所，学生9,006,390人；1936年新学堂为320,128所，学生18,625,469人。这显然是废科举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后果。
随着新学堂的大规模兴办，从幼儿园到研究院，各级各类学堂配套成体系，这表明资产阶级性质的现代教育体系基本确立。特别是女子教育的出现，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纳入教育中，扩大了教育对象。人们的知识结构也在废科举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由于新学堂猛增与教育内容更新的结果。据统计，在清末普通学校里，传统的经典知识只占27·1%，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占72·9%。民国初年，普通学校里传统的经典知识仅占8·4%，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已占91·6%。16此外，课堂教学中逐步采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促进了教育从高深的书斋走先广阔的社会，使普通百姓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与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民识字率。据统计，1908--1933年全国有小学毕业生714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统计全民识字率约为26%。17
然而科举制度的废除给近代新教育的发展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首先是新教育出现贵族化倾向。科举教育或多或少带有平民教育的色彩，士人耕读结合，以自学为主。黄炎培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要》一书的序言中说："科举废，学校兴，转不免多少带贵族教育的意味。"这体现在废科举后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分布在城镇，不象科举教育那样遍地开花；而且学费也可观，不象科举教育那样低廉，并且还有名额限制。人们感叹道"自有学校以来，求学机会反不如科举时代之广大。"其次是新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失落。传统的私学教育，教师设馆教学，因人施教，这不仅有利于教师把握所传授学问之深浅，也便于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与志趣的契合。而在废科举后开启的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新教育重在知识传播而忽视人格养成。它不问学生程度如何，按班组织教学，学校教育"多变成整套的机械"式的，机械刻板，"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毁掉性灵"，教师也无法因材施教，"其学业之相授，若以市道交也"，师生之间"除了堂上听讲之外，绝少接谈的机会"18。这样，新教育不可能象传统教育那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人文精神。最后是新教育依然没有脱离科举陋习的侵蚀。科举制度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浸淫千余年的科举遗毒和习惯势力却不可能一下子从教育殿堂上清除。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就发现"当时的北大，就文科方面来说，所讲的已觉不是应科举考试的'举业'的一套，但是大多的学生思想还是科举的一套，还是以学校毕业作为功名利禄的手段，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等资格"。19
五
西方社会经过工业革命后进入近代，出现了社会高度分化，并导致社会角色专门化，其中知识群体与职业官僚发生了制度性的剥离，出现了学术专门化趋向。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学而优则仕"思想观念的束缚，社会体制必然限制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职业化规范的形成。美国学者赖文逊曾说过，中国"学者的人文修养，是一种与官员任务略不相及的学问，但它却赋予了学者以承担政务的资格；这种学问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需要技术效率之官员职能的履行方面，而在于为这些职能提供文化粉饰方面。"而"他们的人文修养中的职业意义，就在于它不具有任何专门化的意义"。20这种制度化的一身二任与近代社会专业的分工原则相背离。
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学术由于政学不分而缺乏独立品格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人们要求学术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近代中国一些敏锐之士在放眼世界过程中隐隐约约觉察到这一点。薛福成是较早认识到学术专门化倾向的人士。他在文章中指出，西方人所讲求的学问"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声学、天学、地学，及一切格致之学；而一学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所以西方用人"皆倚厥专长，各尽所用"。21而严复则认为"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于是提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的办法，也就是把"名位"分为政治名位与学问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22人们在呼求学术独立之时，把矛头直指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废除在实践层面上促进了仕学分途，学人摆脱了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读书做官"思想的束缚，开始关注学术的独立品格，认识到"治学与做官是两途而不是一途"，主张"为学问而学问"，不少人如陈垣、黄侃更是退出政坛而专心治学。
学术话语也随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发生转换，白话文的出现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例证。科举制度的废除割断了旧式文章与功名利禄的联系，使得八股文失去了"再生产"的凭借，从而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扫清了道路。如果科举制度不废，时文与墨卷依然是名利的敲门砖，那么中国的读书人仍要"钻在那墨卷故纸堆里过日子，永远不知道时文、古文之外还有什么活的文学"。胡适在当时曾说过"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23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话语的革命，更是一场意义上的革命，因为它改变了过去人们所惯习的思想活动路径。
科举制度的废除还大大推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首先是学术地位的专门化使学术不再成为附庸，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由于科举的废除使四书五经失去独尊地位并导致经学衰微，这使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逐渐解体，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从可能变为现实，于是分支学科相继独立，如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哲学等。学术地位的专门化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其次是学术方法的科学化使知识分子的心灵、知识和经验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拓展，造就和壮大了现代学术队伍。学人们在废科举后摒弃了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吸收了欧美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愈来愈强调"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主张"研究文学，决然不再做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苍圣前去跪到；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的科学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作起居注"。24这样，现代性学术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促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与繁荣。再次是学术形式的通俗化，吸引了大批有志人士登入学术殿堂。言文不一既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包袱。费正清曾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书写文字并不是中国农民借此可以获得真理和知识的敞开的大门，而是阻挡其上进的拦路虎，……它是钻研学问的障碍而不是助力。" 废科举后八股文的没落与白话文的出现以及因新文化运动引发的学术形式改革，譬如采用汉语拼音、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横行排列、章节体裁等，让学术脱掉贵族的外衣而披上平民的服装，这既有助于有志之士进入学术堂奥，也有利于学术的普及与推广。最后是学术灵魂的产生和学术重镇的出现，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一批举足轻重的学术带头人在二十世纪初纷纷脱颖而出，试以清华研究院为例，如梁启超是近代各种新学术的倡导人，王国维是近代人文新学术的代表，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李济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这些人对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北京和上海两地则因其聚集了一大批名校和名师成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重镇。因此，梁启超直率指出现代学术之所以有进步路径"这里头最关键者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此言不虚。
虽然科举制度已被废除，但学术领域中的科举残余却没有因此被清除。这体现在学人专营"术"而忽视"学"，"人多喜作政客，鲜为学者"25，"结果名是成了，学问却谈不上"，"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26这是传统的"读书做官"思想余孽作祟的结果。为此王国维断言中国学术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27。
总而言之，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但影响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也关系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因而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是中国政治改革一个重大决策，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转折一个十字路口。
注释：
1 林乐知：《中国教育之前途》，《万国公报》第39本，华文书局影印本，总24014页。
2 李世弼：《金登科记序》，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考选委员会1936年，第384页。
3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80页。
4 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5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6 转引何晓明：《百年忧患》，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93页。
7 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第54页。
8 鲁迅：《忽然想到·六》，《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5页。
9 王泛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1页。
10 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11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4页。
12 转引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1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6页。
14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
15 钟叔河等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488页。
16 袁立春：《废科举与社会现代化》，《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17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第365页。
18 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38-1139页。
19 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转引章开沅等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17页。
20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21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2-423页。
22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89页。
23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246页。
24 转引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2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80页。
26 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56-457页。。
27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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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完整与客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走向——21世纪中国近代史

纵观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进步，与此前相比已属相当迅速。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在整个历史学科中又是非常突出的。虽然如此，近代史学界不少学者仍多有不满足之处，希望近代史研究在今后发展更快，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至于如何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见解．以下是笔者的几点浅见。

1．．在诸多研究领域热烈争论的“繁荣”局面难以再现，建构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应该成为基本总体目标。

在刚刚过去数年的世纪交替之际，史学界不少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领域，总结反思上个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成绩与不足，探寻和展望新世纪历史学的发展新趋向。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学术见解。《历史研究》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专业史学杂志，曾发表过多篇对各种专题百余年研究的发展进行回顾与展望的评述文章．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也有意识地组织和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常常集中刊发一组相关论文，以期引起海内外史学界关注。以此为主题的规模大小不一的学术研讨会，同样召开过多次。应该说这一工作是颇有意义的，但其对中国历史学在新世纪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尚需较长时间才能加以判断。

在此前后，还常常听到一些史学刊物的编辑们感叹于8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许多领域近乎于轰轰烈烈的讨论，无论是在学术刊物上登载的论文，还是在相关学术研讨会的讨论中，一些完全对立的观点甚至有过相当激烈但又十分友好的学术争论，呈现出十分热烈的史学繁荣场面。当时，大多数史学杂志的来稿数量都比较可观，当时的编辑们也不愁稿源不足。而进入90年代以后，史学研究则似乎显得相对沉寂，甚至到处出现“史学危机”的感慨。不少史学杂志的编辑感到稿源不足，特别是比较满意的高质量论文较少，显得十分沉闷，因而希望研究者能够寻找到新的争论点，相互进行讨论和争鸣，使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再次出现新的“繁荣”景象①。

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应该如何发展?实际上也是近代史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许多学者在理论、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颇具参考价值。拙意以为，要想再现80年代那种在中国近代史许多领域出现热烈争论的景观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那种情况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文革”之后的特殊年代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而类似的特殊年代恐怕在今后不可能再出现了②。此外，笔者还认为，无论提出何种理论与方法，也无论在其他各个方面做出何种具体努力，走向更加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应该是2l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长期的基本总体目标，甚至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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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近代史学科在内的史学界，在学术评论和批评方面应该说较诸80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从学风方面对一些研究成果的批评已是相当尖锐。这一方面表明学者之间不再只是对相互的成果进行颂扬，也敢于进行较为激烈的批评，史学界的学术评价机制有了较大的改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史学界出现了不正常的学风，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剽窃的所谓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另外，有些批评与反批评后来演变成了相互之间的人身攻击，而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这也无益于史学研究的发展。
② 这里并不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界今后不可能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出现学术讨论和争鸣，而是说明不可能像80年代那样在如此之多的重要领域有众多学者参与的争论。事实上，在学术研究中出现争鸣是长期存在的现象，也是史学研究得以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辛努力，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到现在可谓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有个别学者对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甚至包括改革开放之后的近20年)持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未免过于偏激。然而也应该承认，迄至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已经建构了一个完整和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甚至可以说离这一目标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何谓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对此问题要予以全面的详细回答需要从多方面进行阐述，但考其最基本的要义，可作以下概括：所谓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无非是通过对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许多过去认为无关大局的小问题(实际上也未免就是小问题)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不是忽略或是放弃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而所谓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则是研究者要重视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尽量避免各种主观意识或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各种历史人物、事件和社会现象给予客观的论述，从而展示出一个真正完整和客观的中国近代史。从另一角度而言，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也可谓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方位的研究，既关注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考察，也重视微观的、具体的、实证的分析，真正展示出近代史多面向、多维度的客观真实。①

过去，由于受各个方面种种原因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注更多的是所谓正面主流人物与事件，很多领域的问题或者是不在研究视野之内，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由此留下了不少历史空白，这当然称不上是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即使是对那些普遍受到重视而研究较多的问题，也因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研究者并不是以客观的研究态度得出合乎历史原貌的客观结论。近10余年来，随着社会史、心态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复苏与兴起，以及多种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运用，这种状况与过去相比已有所改善，但也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可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空白点和不甚客观的评价及结论至今仍然较为明显，需要近代史研究者继续进行艰苦的努力。

2．努力发掘新史料是促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前提条件。

历史学不同于其他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充足的史料，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虽然已是老调重弹，但在今日仍然有置于史学研究的首位加以强调的必要．因为史料挖掘的不深入和不细致，在现今依然是导致近代史研究不完整和不客观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由于当今职称评定、学术管理制度以及科研工作量的年年考评等多方面的弊端，助长了学风浮躁的短期行为，使得研究者往往追求尽快出成果，不愿意花费较长时间去挖掘史料。特别令人担忧的是，老一辈史学研究者那种“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优良严谨学风，在新时期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光大，甚至相反还被某些人讥讽为一种迂腐的行为。如果这种现象持续蔓延和发展，对于近代史研究来说无疑将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对新一代青年研究者的成长相当不利。这也正是笔者仍然呼吁重视史料挖掘的原因所在。

从正面的经验看，新史料的挖掘也是促使近代史研究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前提条件。

首先，中国近代史许多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与研究空白点的填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新史料的挖掘，特别是系统的档案文献的发掘，常常能够推动相关新领域研究的兴盛，从而逐渐弥补近代史研究不完整的缺陷。例如商会这一重要的新式商人社团，自清末产生后即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团体，多年来却一直没有引起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都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问世，这称得上是近代史研究发展不完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具体反映。事实上，天津、苏州等地的档案馆一直完整地保存了所在商会从清末至1949年的大量档案，如果加以整理、出版和利用，即完全有条件对商会开展深入研究。但是，由于很少有研究者去档案馆发掘和利用这些档案，商会研究也就一直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点。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章开沅等著名学者四处大力呼吁整理出版商会档案，加强对商会的研究，并组织研究人员参与其事，天津、上海、北京等地也有学者开始重视商会档案的发掘。几年后，随着天津、苏州商会档案的陆续出版，一批论文和专著相继问世，商会研究很快即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受到海内外近代史学界关注的一个新领域，也使我们能够切实了解近代中国工商业者组织形态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不仅如此，商会档案的发掘还带动了除商会之外的其他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包括商团(商人的新型准军事组织)、商办地方自治社团、商办教育社团、商办消防社团等，甚至还包括清末的农会也都开始有研究论文发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内学者研究近代中国绅商的成果，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会档案的发掘。通过商会研究的不断深入，一部分学者又借此进一步考察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各自发展变化与新型互动关系，探讨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等新课题，也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果。仅仅这一事例就足以告诉我们，新史料的发掘对于改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完整的缺陷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其次，新史料的挖掘也是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更加客观的重要条件。以往的近代史研究中之所以存在一些不尽客观的结论，除了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缺陷之外，史料挖掘不充分应该说也是原因之一。即使是史学界研究已久、成果颇多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样存在着类似需要改进的情况。例如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从老一辈学者开始即进行了探讨，后来又有不少学者曾专心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能说不丰盛。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已达到了完全客观的程度．如果在各方面相关史料的挖掘上花较长时间下一番苦功夫，仍可发现已往研究中与史实不相符的一些结沦，并加以纠正。茅海建在1995年出版的专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的再研究》(北京，三联书店)，曾引起海内外许多近代史学者的普遍重视与好评。该著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作者在多年的扎实研究过程中，沉下心来在史料方面尽可能进行了新的发掘，从而能够利用这些新史料对有关鸦片战争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传统结论予以纠正，使近代史学界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走向更加客观。林启彦与朱益宜二入主编的2003年出版的《鸦片战争的再认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书，也是通过发掘新史料，对鸦片战争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再探讨。该书实际是多名学者撰写的一部论文汇集，其中由王尔敏撰写的第一章《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对外洋的商贸形制》，进一步论证了清代自乾隆以后的对外通商并非“一口贸易”，而是许多港口对外开放，所谓“闭关自守”的结论是对史料的误解。林启彦、林锦源合写的第五章《论中英两国政府处理林维喜事件的手法与态度》，也是利用当时的大量奏稿、信函及日记，并对中外相关档案文献进行细致的考订，说明过往有关林维喜事件的指述，颇多误导和失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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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曾提出“走向‘总体史’的新史学”这一见解，认为“无论中西，现代史学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新史学的根本范式。”见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其所论之“总体史”虽然是侧重从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领域而言，但在某种意义上与本文所强调的“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走向有许多相通之处。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另一个较早就受到普遍重视，而且成果也甚多的课题。但是，近代史学界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同样存在相似的情况。一般人往往认为戊戌变法是研究太多太久的老课题，难以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再取得新的进展。其实只需要在史料挖掘方面真正肯下死功夫，即有可能获得某些突破，包括纠正过去一些不客观的结论。例如茅海建在出版上述有关鸦片战争的专著之后，又耗费多年时间潜心研读和考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有关戊戌变法的大量档案文献，在坐了数年的冷板凳之后，就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等问题，撰写了长达14万字的长篇论文，已接连在2002年第4期和第5期的《近代史研究》杂志发表其中的两个部分。该文纠正了不少以往的不实之论，也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补证和修正，受到近代史学界好评。

这些事例都说明，要使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加接近于完整和客观，必须在史料挖掘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然而，像茅海建这样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却并不是很普遍。现在，绝大多数高等学校都是实施以考核教师每年教学工作量和科研成果的多少作为发放津贴的制度，包括国家和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一般也规定承担者三年之内必须结项，并且还要有所谓阶段性研究成果应付中期检查。这种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使得史学研究者不可能在几年内精心致力于史料的挖掘而不出成果，也不是鼓励研究者出学术精品，而是在客观结果上助长了短期研究行为和学风的浮躁。

3．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改进研究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促使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加完整与客观的必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去主要以三次革命高潮、五大政治事件为主线的单一研究模式，不仅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城市史和中国早期现代化(近代化)研究日益兴盛，而且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教育史、法律史等方面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也填补了许多研究空白，这是近20余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具体表现。①

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拓宽视野，将现有的近代史研究成果置于广阔而丰富的近代中国社会进行观察对照，又会发现即使是这些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也远未达到涉及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程度，仍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而继续成为空白。例如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些年日益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也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同时又还有不少问题尚未论及。仍以作者较为熟悉的近代社团为例，自清末民初之后，随着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迁。除了商会之外还先后诞生了其他为数众多的新型社会团体，包括经济、文化、教育、学术、慈善、公益、风俗、自治、法律及诸多行业的同业公会等各类民间社团。这些社团在各自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理应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然而迄今为止史学界的研究却主要只是侧重于商会，对清末学生及知识界社团的研究仅有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及活动》(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一书出版，台湾学者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从学生运动的角度论及1919年至1929年的学生团体；对近代政治社团的研究现也只有台湾学者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和《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二书问世，对近代众多同业公会的研究则刚刚开始起步，而对其他众多各类社团的研究却仍然付诸阙如，这显然是研究视野不够宽广所致。以上只是就近代社团研究的情况举例说明，中国近代史研究要走向完整必须有赖于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宽。实际上，类似的情况绝不仅仅在近代社团研究领域中存在，其他许多研究领域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相同的现象。

这里还想稍费笔墨，附带谈谈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后备队伍亦即研究生的培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直接关系到今后中国近代史研究能否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发展，应该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重视。近年来，中国高校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增加不少。平心而论，有些博士点的师资力量及研究条件并不令人满意。加上研究生的招生又连年扩招，博士生和硕士生越来越多。一些近代史学者常常私下议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起点甚高的情况下，现在研究生数量剧增，已呈批量生产之势，如何确定学位论文选题并保证其学术水准，不仅对研究生而且对指导教师也是一个难题，由此导致学位论文的水平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对近代史年青研究队伍的成长颇为不利，也直接影响到今后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如果再不拓宽视野，今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将更加困难，然而一旦将研究视野放宽，就会发现新的研究课题比比皆是．实际上，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研究生和指导教师为确定学位论文的选题而犯难，另一方面则是许多研究空白尚待填补，并非是近代史研究已发展到无题可选的程度，而是我们的研究视野仍较为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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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请参阅拙文《在开拓创新中发展——近20年来中国近代史新领域、新课题研究述评》，载《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在扩大研究视野方面，国内近代史学界值得参考借鉴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不少中国学者没有注意的一些研究课题，往往是国外学者率先开展研究，并先期取得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前述商会研究，即是日本学者先于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最早发表了几篇论述清末商会的专题论文①。美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也有比较宽阔的视野，其研究成果在海内外普遍受到关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也不无启迪意义。例如罗威廉对晚清汉口商业发展、商人组织演变以及公共领域的考察，黄宗智对近代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探讨以及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些规范性认识的质疑，都曾引起国内外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视和讨论。近年来，彭慕兰对明清以降中国江南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发展模式的研究，以及与黄宗智就有关问题进行的学术争论，也相当引入瞩目和发人深思。虽然中国学者应该注重自己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不能盲目跟在西方学者的后面走，但同时也要善于借鉴外国学者有益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各方面史料进行客观详实的分析考订之后得出中肯的结论，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客观与公正的另一重要因素。过去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对近代史上的所谓正面人物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往往是溢美拔高，对反面人物及其从事的活动则常常是苛责贬低，这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对辛亥革命前的清政府及其从事的“新政”改革，当年的革命党人出于动员广大爱国志士起来革命以推翻清王朝的目的，尽其所能全力揭露批判清朝的反动与腐朽，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当年的革命党人对清政府及其从事的“新政”予以客观的评价。但是，作为现今的历史研究者在看待清政府及其改革时，却不能简单沿用“洋人的朝廷”这种当年革命党人的结论，未做细致的实证研究和专题考察，即将“新政”斥为假改革，视之为清朝统治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之举，全盘予以否定。众所周知，研究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不能不同时涉及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两大政党。而在过去的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研究中，应该说无论是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学者，由于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客观的现象。大陆学者的研究是以共产党为主线，即使是考察共产党十分弱小而依靠国民党发展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也都是强调共产党的作用，对国民党的影响与作用较少论及，而以批评居多；与此完全相反，台湾学者的研究则是以国民党为主轴，充分肯定国民党的历史作用，对共产党的积极作用极少提及，在论述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纠纷时，基本上也都是站在国民党一边批评和指责共产党。显而易见，党派意识长期有意无意地贯穿于海峡两岸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之中，而要想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自然会因此受到束缚。记得数年前一位中国大陆学者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演讲后回答提问时，曾说明其研究考察相关问题所持的研究态度，是力图超越党派歧见，纯以学者的眼光尽量做出客观的分析与评论．毋庸讳言，能够公开表示要超越党派意识的束缚，对近代国共两党的历史以及两党之间的关系进行客观的考察研究，在目前的形势下应该说还是需要相当勇气的，而在研究过程和成果中真正体现这种意境者更属少见。需要强调的是，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尽量使学者能够不受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专心从事研究工作，也是保证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客观公正的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后，上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不客观和不全面的情况已有明显改变，不少学者对清末“新政”改革的研究已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取得了许多与以往传统结论所不同的新成果。另外，近年来大陆学者对近代国民党的历史以及国共两党关系史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细致，并陆续有学术水准颇高且比较客观公正的成果发表，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朝着完整与客观方向发展的一种可喜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变过去某些不客观的偏颇现象时，却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非客观的趋向。其主要表现即是一反过去对正面人物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溢美拔高以及对反面人物及其从事的活动苛责贬低，转变成为着重批评和否定正面历史人物，对过去认定的反面历史人物则多予以颂扬，对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匡动乃至辛亥革命的积极作用也都予以否定。这里并不是说对正面人物和革命运动不能批评，对反面人物也不能有所肯定，如果论据充分，言之在理，应该说也是为扭转以往近代史研究中不客观和不科学的状况而作出的贡献②。然而，这样的研究成果虽说也有一些，但相比较而言却并不多见。有许多所谓新成果得出的新结论，实际上在史料挖掘和史实考证等方面并没有提出真正能够令人信服的论据，有些甚至脱离近代中国的客观社会情境，只是根据作者自己的主观判断，想当然地推论出某种新结论，这就难免使人感到有故意标新立异之嫌。类似的现象目前虽然并没有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主流，但却值得引起警觉。如果不加注意，则有可能使中国近代史研究从过去在某些方面不客观的状况又演变成为一种新的不客观趋向。因为尽管国人在历史上即有不偏不倚崇尚中庸之道的传统，后世之人也常言看待人物和事物应该一分为二，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引发严重后果的事例却又屡见不鲜。不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努力克服这种片面和偏颇的趋向，中国近代史研究就很难顺利地向完整和客观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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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曾田三郎：《商会的成立》，(日)《历史学研究》》422号，1975年；仓桥正直：《营口的公议会》，《历史学研究》481号；《清末商会与中国资产阶级》，(日)《历史学研究》别册号，1976年。
② 其实将近代中国纷繁复杂、新旧杂陈这种转型过渡时期的历史人物以所谓“正面”和“反面”，或者是以“维新”和“守旧”来进行定性，本身即是一种简单而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正”和“反”、“新”与“旧”都是相对的，而且并非十分清晰的截然两分，常常在一个人身上是正与反和新与旧均兼而有之。这里为行文之便仍暂且沿用之。

最后应该指出，建构全面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并不是几年或几十年内即可达到的目标，而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长期的目标。历史学研究者的理想境界当然是要争取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同时也要遵循最基本的操守和原则，首先是尽最大的努力将丰富多彩的历史完整而真实地展现出来，而不是仅仅向人们描述一个片面的不客观的历史。笔者虽然忝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已多年，而且也有一些论著问世，甚至其中有的还受到海内外同行的关注，但自感理论分析的素养与综合概括的能力之不足，不敢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发展之类的宏观问题发表看法。所以，在世纪之交史学界同仁纷纷就新世纪中国历史学走向发表高见时，笔者主要只是从中学习，基本上没有写过类似的文字。现在之所以写这篇短文，一是由于杂志编辑约稿，二是在阅读相关的文章后觉得还有点自己的话可讲。当然，这些话绝不是什么对相关问题的总结与结论，而纯属个人并不成熟的一孔之见，有些恐怕还是老调，但也有重弹之必要，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写出来供同行专家学者参考和批评指正。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显而易见，最明显的事实是，今天我们熟知并广泛运用的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及汉字横排等等，都是钱玄同率先提出的，正是钱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的结果。虽然时光流逝，白云苍狗，今天的读者大多很难再想起是钱玄同奠基了这一事业，更不会想到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标点符号、司空见惯的横排汉字正是出自这位文字音韵大家之手。不过，如何评价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笔者还是借助时人的评论来确定。陈独秀在1917年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钱玄同发表了《对文学改良刍议和大学文科中国文学课程表的反应》的公开信，首次提出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八字。钱文一出，陈独秀大受鼓舞，认为“以先生(钱玄同)之声韵训诂大学，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当“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而胡适更觉得遇到了知音，“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炳麟)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又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胡适口述自传》)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也认为胡适提倡新文学，因有钱氏的声援而“声气腾跃”。笔者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手陈独秀和胡适的近乎感激的评论和钱基博的说法当属公允，它充分说明了钱玄同在这个运动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笔者之所以这么推定，乃因为钱玄同既是当时就被海内外公认为国学领域的泰山北斗的章太炎的得意弟子、著名古文大家，又是北大名教授，其地位及社会声望自然非同一般。更重要的是，其时，实际上章门弟子都极其出色，而且糜集北京，特别是在北京大学里，他们势力雄壮。桑兵教授认为，实际上，在很大方面，章门弟子在当时的北大几乎具有呼风唤雨之能，那么可以想见，在当时学界，罕有人敢于挑战章氏子弟兵。虽然，章门弟子并不一定团结，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一如黄侃，并不一定认同钱玄同的事业，但碍于师门情谊，他们也不会公然反对钱玄同。从另一方面看，一般旧派可以学养不足攻击陈独秀和胡适，并可以期待能得到当时学界的积极回应。而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钱玄同则大不同，他的中国古典学问修养深厚，因此旧派绝无可能在这方面攻击他。笔者认为，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使钱玄同对新文化运动的襄助，得到两大旗手近乎感激的评价。如果这一推论合理，那么，钱玄同参不参加新文化运动，当然对这一运动的前景拥有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