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中国历史研究院2022年8月24日发布原载于《历史研究》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
时间: 2022-08-30 14:01:52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2次
明清时期的历史特点
3.国家政权应对虽然幼小但代表了发展大势的新生事物予以积极扶持,只有如此,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始终保持民族的活力和国家的强盛.如上所述,明代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因素,但明朝统治者对此非但未予积极扶持,反而还横加阻碍、肆意摧残,以致其难以进一步发展壮大.如万历中后期派出的大量矿监、税使,就对当时最能代表社会经济进步趋向的资本主义萌芽造成了严重摧残；又如,对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明廷基本采取了无动于衷的态度,而不是利用国家的力量,进行积极的全面引进、推广和普及；再如,对于民间海外贸易,长期实行严禁政策,隆庆以后虽有松动,但仍立足于限制,致使中国失去了海上优势和巨大的海贸利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明朝统治者对包括上述在内的代表了发展大势的新生事物不是阻碍、摧残,而是积极扶持、促进,那当时和此后的中国就一定是另一个样子.
给清史以准确的历史定位
自1911年清朝宣布逊国,以《清史稿》之编纂、肖一山著《清代通史》为标志,正式揭开了清亡后清史研究的里程.迄于今,已历90余年,清史研究从未间断,而以近20余年的研究为极盛.即以清断代史为例：先有戴逸的《简明清史》,后有郑天挺的《清史》、中国人大清史所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合著的《清代全史》（全10册）、杜家骥的《清朝简史》、李治亭的《清史》（两卷本）等书相继问世, 已是前70年数倍之多!论文之多,更是以万计.改革开放20余年来,清史研究之盛,远远胜过前70年的总和.
清史研究成绩斐然,但其中也存在着巨大分歧.以《清史稿》和肖一山《清代简史》为代表的历史观点及对清史的评价,固不足论；而“文革”前特别是“文革”中,极左思想泛滥,贬斥清史,亦不足怪.直至改革开放时期,人们的思想大解放,价值观念大变化,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原有认识包括对清史的评述,都已改变了许多.然而,在清史研究中延续下来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因而不能正确解读清史.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正确认识清史,准确地给清史定位.例如：一说满族为“异民族”,视清朝为“异国”；当初努尔哈赤起兵,向明朝挑战,指为“犯上作乱”；一说满族离开其居住地,进入中原,就是对“中国”的“侵略”、“进犯”,是满族贵族对汉人的“民族征服”；一说清朝统一全国,“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它“代表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中国的发展“延缓了一百年”；一说清初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实不至”,即使如康熙朝“宣布减免赋税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所谓康熙盛世纯属子虚乌有,是“被某些学者捧出来的”!
至于近代时期,清朝更是一无是处,几乎没做一件好事!除了那些内反清朝统治,外反西方与日本列强侵华的仁人志士及死难烈士,几乎没有一个好人!
学术之争,本属学术研究过程中正常现象；持不同观点,无可厚非.但我们认真分析上述诸多观点时,便不难发现,在这些观点的背后,却是隐藏着如前已指出的某种民族偏见或陈旧的史学观念,给清史做出了不恰当的评价.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认识清史,给它一个正确的历史定位呢?
任何一件事的好坏,评价一个人的是是非非,总是比较而言的,即相互比较而后知.这就是比较的方法,再简单不过.这同样适用于对清朝的认识.一方面,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行比较：以清朝与它的前代明朝,再上溯到明以前历代相比,究竟在哪些方面达到或超过其发展水平,又做了哪些“前无古人”之事,同样,它又做了哪些不如前代甚至倒退之事,另一方面,与当代中国相比,它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或者说,它对后世有多大影响,只要认真比较,清朝的历史真貌就会显现出来.
如所周知,清朝的前身——史称后金,是由女真——满族创建的,在联合汉、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过程中,变为强大的清王朝.满族的先世,可追溯到先秦时代世居东北地区的肃慎族,其后,又有勿吉、挹娄、靺鞨等族相继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都是肃慎族的延续,直至北宋时期的女真人,才是满族的直接先世.约当17世纪30——40年代,明末东北诸部女真人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所统一,始形成满族共同体.不可驳辩的事实是,满族及其先世,从来就是世世代代生息在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无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把它视为“异民族”、“异国”,排斥在中国之外,这不单是民族歧视,而且是一个原则性失误!如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族各建一代王朝（北魏、辽、金、元）一样,满族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又同他们一样,疾驰中原,一统天下.明清角逐近半个世纪,一个胜利了,一个灭亡了,这是明末社会诸矛盾及民族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局.评述两王朝的兴替,既不能站在明王朝的立场,斥责清朝夺权非理,也不能站在清朝的立场,为其辩解合理,要的是客观的立场,从明清之际的社会发展趋势,探索这场大变动的内在原因.当我们肯定农民大起义反抗直至推翻明朝统治天然合理时,同样,也应肯定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反抗明朝的统治,甚至向它争夺统治权,也是合理的.这实际是对社会变革的认同,使我们的认识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看问题就会较少差误.
自清朝定鼎北京,迄至逊位,有国长达268年.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 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前,约近200年,清朝所做的一切,实集历代之大成,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前代,把我国封建社会推上了最后一个发展高峰.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清承明制,建立一套臻于完善的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而它自创的一些机构,使其体制独具特色.诸如理藩院、军机处、南书房、内务府等,为历代所仅见；六部满汉复职制,实为它的独创；八旗制融军政为一体,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清制,严密、完备,井然有序,历代如宦官之乱、后宫干政、外戚专权、朋党祸国等祸患,在有清一代基本没有重演,最高统治集团保持了长期的稳定,社会亦获安宁.
坚持以农业为“国本”的治国方略,大力垦荒,不断扩大耕种面积.雍乾之际,全国耕地已达10亿亩,为历代垦荒之最!大规模治理黄、淮,广兴水利,投资之巨,又为明代所不及.储粮备荒,减免钱粮,康熙和乾隆两朝共五次蠲免全国钱粮,创中国历史最高记录.自康熙五十年起,“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取消人头税；雍正时,改革赋税,摊丁入地,同具划时代意义.经济长期保持繁荣,人口迅速增长,财政稳步上升,乾隆鼎盛,最高存储8000万两,常年在7000万两上下.清朝已建立了发达的封建农业经济.
清朝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独特的八旗制组织军队,辅以绿营兵,在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及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展示了它的威力.如,平吴三桂之乱,收台湾,击沙俄,驱准保藏,西北激战70年（康熙二十九年—乾隆二十四年）,西南荡除土司分裂势力等等,内反分裂,外反侵略,国家统一,固若金汤,其武功之盛,与明朝劳而少功恰成鲜明对照.
文化繁盛,远迈前代.主要集中于康、雍、乾、嘉四朝,160年间,诗词创作,各成流派,直追唐宋；小说、戏剧新发展,以《红楼梦》为代表,堪称千古绝唱!戏曲又胜元杂剧,书法、绘画独树一帜；经学、理学、史学、考据学等,学派林立,著作山积!《四库全书》集古今之大成,传统文化大总结,为文化繁盛的突出标志.
清朝最具深远历史意义的变革之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儒家“大一统”的理论指导,将国家的“大一统”发展到了极限.突出反映在民族观念的时代飞跃,即抛弃历代所坚持的“华夷之辨”、“内中国外夷狄”的传统民族观念,以康熙帝废
对梁启超的历史行评价
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 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
编辑本段生平履历
1890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 梁启超像
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6年初他发现尿中有血,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出一个肾病变.1926年3月16日作肾切除手术时,因值班护士将有病的肾标错了位置,导致好肾被误切除.以后尿中继续有血.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编辑本段学术成就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 梁启超的书法人生
[1]：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编辑本段著作名录
《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敬业与乐业》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民说》 《饮冰室主人自说》 《中国文化史》 《饮冰室主人全集》 《李鸿章传》 《曾国藩传》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选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变法通议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论学会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说动 论湖南应办之事 呵旁观者文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立宪法议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西学书目表后序 倡设女学堂启 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 成败 英雄与时势 文野三界之别 古议院考 《西学书目表》后序 养心语录 国权与民权 讲演集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人权与女权 情圣杜甫 屈原研究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书信集 致汪康年书 与严幼陵先生书 致康有为书 致康有为书（1900年） 致孙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为书（1902年） 致孙逸仙书 致康有为书（1912年） 诗文类 去国行 纪事二十四首 读陆放翁集四首 壮别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 二首 浪淘沙 贺新郎 传记类 戊戌六君子传 敬业与乐业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编辑本段赋税思想
梁启超塑像(15张)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侯杨方的科研情况
1、建立世界上第一套中国历史人口数据库，明以后以县为单位，将这些人口数据（男、女人数、年龄结构、生育、死亡等要素）直观地反映在中国历史GIS系统上，形成一个集数据库和电子地图为一体的平台，供学者们使用，并提供下载数据的服务。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一书（已经完稿）。
2、《清史·人口志》项目为契机，搜集清朝人口的原始档案资料（主要收藏于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恢复清朝人口汇报制度的原貌，建立清朝人口数据库，撰写新的著作《清代人口史》。
3、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公共卫生制度和医疗体制研究。
4、清代的政区研究，认为清代的“省”并非正式政区，而只是通称，“分省”和“十八省”是一种层累的虚构（论文即出）。 作为主持人获得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人口地理数据库》、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宫档案与人丁编审、民数汇报研究》、教育部985重点基地项目、上海市社会科学基金、上海市曙光计划、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以及日本笹川和平基金会“中国地区间经济-人口发展不平衡”等项目，参与过EurAsian Project on Population and Family History等项目。
2004年获得上海市社会科学基金 《中国人口数据库》
2005年参与国家《清史·人口志》，承担“考异”工作
2006年获得上海市浦江人才基金 《中国人口地理信息系统》
教育部重点基地项目985基金 《20世纪中国人口数据库》
2006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中国人口数据库 1368-2000》
2007年获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宫档案与人丁编审、民数汇报研究》 《中国人口史》（1910—1953年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盛世启示录》，中国方正出版社，2021年 （按研究类别分）：
人口类：
1.《乾隆时期民数汇报及评估》，《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利用清宫、内阁档案还原汇报制度。
2.《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5期。
3.《民国时期全国人口统计数字的来源》，《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4.《宣统年间的人口调查》，《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本文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分析，认为中国第一次的现代性全国人口普查发生于宣统年间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1953年人口普查，且结果可靠。
5.《明代黄册底籍中的人口与家庭——以万历徽州黄册底籍为中心》，张国刚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家庭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合著，利用现存明代黄册底籍研究，由本人承担人口、户类型的数量统计分析，并最后统稿。
6.《中国明代黄册の歴史人口学的分析》（日文） 佐藤康行，清水浩昭，木佐木哲朗 编『変貌する东アジアの家族』（シリーズ比较家族 第3期 2），早稲田大学出版 A5 262页 2004年3月。（本承担人口的生育和死亡，户类型以及其和住房之间关系的数量分析）
7.《明清江南地区家族人口的生育和死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
8.《中国的城乡人口分布：1900—1953年》，《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
9.《中国人口的传统死亡模式》，载于李中清、郭松义、定宜庄编《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EuroAsia Poject 国际历史人口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中国历史人口的人为性抑制》，载于王鹤鸣等主编《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1.《宣统年间的户口调查及全国人口数估计》，《历史地理》第15辑。
12.《明清江南地区两个家族的生育控制》，《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本文对8000个样本的人口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历史人口存在着生育控制行为。
13.Demographic Patterns in Southern Jiangsu, China, 1370-1904: A case study of Fan's Genealogy （英文，“中国苏南的人口模式”），提交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Population History （亚洲历史人口会议，台北，1996年1月），此次会议由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联合主办。本文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人口模式的时期变化及社会背景进行了研究。
14.“上海历史上的人口总量估计”，《学术月刊》，1995年第7期。本文利用历史人口学的方法对上海历史上各时期的人口数量进行了全面性的复原。
15.Demographic and social change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between 1370 and 1900（英文，“江浙地区的人口与社会”），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Vol. 8, No. 4, 1996. 361-372 pp., New York. 本文对明清时期人口的生育率、死亡率与米价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本文被普林斯顿大学Population Index收录。
16.《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变迁》（与彭希哲合作），《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3期，运用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的方法，以家谱为主要资料，分析了超过6000个样本的人口数据。
17. 《20世纪上半期东北移民的再考察——以伪满“临时国势调查”资料为核心》，《历史地理》第23辑，第二作者。
18. 《1940年代末江南地区人口与家庭的微观分析――以保甲户籍册资料为中心》，《西北人口》2009年第2期，第二作者。
19. 《<大清一统志>中“原额人丁”的来源———以江南为例》，《清史研究》，2021年第1期，第二作者。
20.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城市人口：定义及估计》，《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1年第1期，第27-31页。
经济类：
1.《长江中下游地区米谷长途贸易：1912-1937》，《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此文利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对市场整合进行了研究。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吴承明先生在其“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一文中（刊于同期《中国经济史研究》）将本文作为研究近代市场整合问题的代表作之一进行了评论。《中国历史学年鉴》（1997年）将本文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代表作予以评述。本文获1996-1997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
2.“明清时期上海的棉花、棉布产量估计”，《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本文利用农业生态学及历史计量的方法对明清时期重要的商品棉花、棉布的主要产地上海的棉花、棉布产量进行了估计。
3.《过密化理论与小农经济决策行为分析》，《学术月刊》，1994年第7期；本文及上篇论文利用实证资料对美国加州大学黄宗智教授的“过密化”理论提出了质疑。全文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1994年第5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对这两篇论文作为此专题的代表作予以评述。
4.《过密化论质疑》，《复旦学报》，1994年第2期。
5.The Regional Disequilibrium of Economy-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英文，“中国地区间经济-人口发展不平衡”，研究报告），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1952-1992年中国地区间的经济-人口发展的不平衡。此为笹川良一和平基金会（SPF）资助的研究项目。
政区类：
1.《“安庆省”考——兼论清代的省制》，《历史地理》，2008年12月第23辑，第88-92页
2.《“西安省”考——兼论“大陕西”和“小陕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4卷第1辑，第68-72页，第135页。
3. 《清代十八省的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5卷第3辑，2021年7月，第17-28页。
其他：
1.《急性呼吸系感染疾病的舌象及其与症状的相关分析》，《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2年11期，合著，本人承担统计分析。
2.《宋太宗继统考实》，《复旦学报》，1992年第2期；本文对中国历史上聚讼繁复的两大历史之谜“烛影斧声”、“金匮之盟”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全文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2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3期）将本文作为代表性的观点作予以评述；《中国历史学年鉴》（1993年）将本文作为此专题的主要代表性论文予以评述。另外，《史学月刊》、《学术月刊》对此专题进行专文评述时，均将本文作为主要的代表作。
王日根的主要论文
1.《〈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评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2.《评介林仁川著<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明初考官制度述论》，《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
4.《清至民国建瓯土地契约中的经济关系探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5.《明清福建商人与社会环境》，《福建论坛》1990年第3期.
6.《明清福建家族内义田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1990年第8期.
7.《明清福建义田与乡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
8.《义田及其在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社会功能浅析》，《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1993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3年第5期.
9.《清代义田的发展与成熟》，《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
10.《明清四都社区文化略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
11.《福建家族文化系统研究的新创获》，《福建论坛》1992年第3期.
12.《宋以来义田发展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13.《吴本崇拜与社会效应》，《吴真人研究》第125--133页,鹭江出版社1992年5月版.
14.《论明清时期的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厦门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3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1993年第5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3年第3期.
15.《试论明清文化的世俗化》《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1期.
16.《区域性家族文化研究的拓荒之作》，《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
17.《家族组织宏观模式的新建构》，《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8.《明清福建民办社会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19《<儒林外史>与民族文化的历史审视》，《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
20.《吴本崇拜的地域界限与文化内涵》，《吴真人与道教文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21《国内外中国会馆史研究述评》，《文史哲》1994年第3期.
22.《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2)1994年第11期.
23.《明清会馆与社会整合》，《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4期.
24.《论明清会馆神灵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4期.
25.《吴甡:一个练达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史学集刊》1994年第3期.
26.《明清徽州会社经济举隅》，《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7.《明清苏北水灾原因初探》，《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
28.《闽南沿海商工文明的形成及其意义》，《石狮商工文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29.《论明清福建会馆的多种形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0.《明清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又一力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
31.《地域性会馆与会馆的地域差异》，《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
32.《明清会馆的建筑设置、区位分布与文化内涵》，《原学》第4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
33.《明清福建与江南义田的比较》，《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
34.《宋以来义田生成机制论》，《厦门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6年第3期.
35.《清代地权转移中的非经济因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36.《地域性会馆与会馆的地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辑.
37.《明清时期的民间械斗与封建官府》，《福建史志》1996年第5期.
38.《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系统论纲》，《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9.《社学即官办初等教育说质疑》，《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40.《清前期福建地域间社会整合组织的比较研究》，《福建学刊》1997年第5期.
41.《明清庶民地主家族延续发展的内在机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42.《读<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光明日报》1997年8月19日第5版史林.
43.《<简谈明清时期的会馆》《光明日报》1997年12月23日第5版史林.
44.《〈中国原始艺术〉评介》《中国文物报》1997年12月21日第3版.
45.《浅论近代工商性会馆的作用及其与商会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46.《<汀龙会馆:客家文化凝聚精神的实证》，《汀江与客家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47.《<明清民间办学勃兴的社会经济背景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48.《菲华社会文化脉动浅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49.《出土文物的艺术品鉴》，《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5期。
50.《明清时期“行”的衰微与会馆的勃兴》武汉大学《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卷，2002年10月武汉大学出版社版。
51.《中国历史文选教学改革的点滴体会》《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3辑，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52.《“外患纷起”与明清福建家族组织的建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53.《海洋思维：认识中国历史的新视角》《历史研究》1999年第6 期。
54.《商业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争鸣》《人民日报》1999年 7 月24日。
55.《探隐索颐求本真 辨难问疑臻堂奥》《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12期。
56.《十六——十八世纪福建沿海经济开发中的商业化倾向》《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57.《菲律宾华社对民间教育的投入》，《教育评论》2000年第1期。
58.《明清海洋管理政策刍论》，《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
59.《明清商人经营方式转换的若干趋向》，《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
60.《走向民间的历史学》，《福建日报》2000年5月19日。
61.《元明清政府海洋政策与沿海港市兴衰嬗变片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62.《论康熙的恤商思想与实践》，《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63.《地域性历史研究刍识》，《光明日报》2000年4月28日。
64.《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光明日报》2000年7月21日。
65.《长江下游农业历史地理断代研究的厚实之作》，《中国农史》2000年第2期。
66.《菲华商联总会的发展轨迹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年第5期。
67、《清代商人经营方式转换的若干趋向》，《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
68、《论“书院改为学堂”——析从传统大学向近代高等教育转变的若干机枢》，《高等教育》2001年第3期。
69、《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70、《傅衣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贡献及启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71、《商业史研究的重新审视与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72、《明清科举制度对民营教育的促进》，《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73、《试论明清东南海洋经济模式的演迁》，《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6期。
74、《明清东南家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东南学术》2001年第6期。
75、《施琅统一台湾与清初官方海防力量的加强》，《施琅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263—276页。2002年6月版。
76、《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官民相得”》，《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
第25—29页。
77、《从社会控制角度研究社会救济的成功之作——张文著〈宋代社会救济研究〉评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78、论明清乡约属性与职能的变迁，《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3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3年第4期。
79、明代东南海防中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80、施琅海洋经略思想初探，《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81、平台过程中施琅与清政府对海洋认识的深化，《施琅与台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91页。
82、简论林则徐对灾异的探源与对策，《林则徐与江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93-199页。
83、徽州会馆与徽州戏的播扬，《戏曲·民俗·徽文化论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101页。
84、官民的联结与互动：中国传统社会运行的基本机制，《潮声：厦门大学人文讲演录》，黄山书社2003年版
85、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多元双向传播，《潮声：厦门大学人文讲演录》，黄山书社2003年版。
86、晚清至民国时期会馆演进的多维趋向，《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4期。《中国近代史》第11期。
87、乾隆朝黄梅案中民意的体现及其意义（与缪心毫合作），《吉首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
88、明代海防建设与倭寇、海贼的炽盛，《中国海洋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04年第5期。
89、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新高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90、清史修撰宜立足《清史稿》，着意体现时代感，《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91、清代宝庆府社会救济机构建设中的官民合作――以育婴堂和养济院为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与雷妮合作）
92、试论沈葆桢的海洋经略思想与实践。《沈葆桢生平与思想研究》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6月版。
93、清代晋江店铺买卖契约文书的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与卢增夫合作）
94、清代科举冒籍与土客冲突（与张学立合作），《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
95、习礼成俗：明清东南海洋区域社会控制的一种路径，《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5年第2期。《光明日报》2005年4月12日论点摘编。人民网2005年4月12日转摘。
96、明清时期的商业风险及其防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
97、从《问俗录》看明末清前期福建社会风习（与张宗魁合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98、从“行”到商会：宋以后商人社会管理中的官民互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
99、从碑铭看明清福建的民间规约和社会管理，《中西法律传统》第4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厦大史学》第1辑。
100“科举学”研究的阶段性升华——评刘海峰等著《中国科举史》，《中国书院》第六辑，湖南岳麓书院2004年版。
101、明清时期社会管理中官民的“自域”与“共域”，《文史哲》2006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19期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第5期摘要，《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6年第10期复印。
102、从几起京控案看林则徐的为政风格，《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6年第10期。
103、从《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篇》看明代福建社会，《厦大史学》2006年第2辑。
104、从《鹿洲公案》看清初知县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与王亚民合作）《华中师大学报》2006年第4期。
105、试论清代宁化的民间经济纠纷及其解决（与陈瑶合作），《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第5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9月版。
106、从盐仓看明清福建盐业变迁（与吕小琴合作），《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2期。
107、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新趋向，日本《中国史学》第十五卷，2005年9月朋友书店版。
108、从明清小说看科举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9、明清福建民间规约与社会管理的经验与借鉴，《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构建》，鹭江出版社2006年版。
110、明清徽州商人的家族观念及其超越，《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
111、谈坚持高考的权威性与冷静地对待高考的统一，《湖北招生考试》2007年第1期。
王国维的一生如何评价?
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他也是为“文化”而死。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 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 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 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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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他衣袋中有一封给家人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
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遗书是前一天写下的。前一天清华研究所已放暑假，师生于工字厅开惜别会，王国维亦参加，与人作别如平时，因此他是从容赴死的。
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其自沉有殊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王国维为一代治学巨匠，其所遗《人间词话》被奉为文学批评之圭臬。
王国维为何自杀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70余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荡变革之际。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
据当年的当事人回忆，其时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吴宓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去了颐和园，众人便到颐和园，也是遍寻不得。后来又从管理员处得知，有一长者曾在排云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大家又寻踪找去，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忽见稍远一点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寻，果然触到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还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多时的王国维。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郭汾阳（光明日报1999.3.15.）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
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参考资料：光明网
回答者：lmasdf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11-5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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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早年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后来却又被其利用，激愤之下，不肯偷生！
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思想极其郁闷，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个人恩怨，“国家”存亡，圣人亦难免于俗世，死因大概如是，请各位方家指教！
现今中国的学术界真实凋敝零落了。旧时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经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这是著名的学者胡适先生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其时，王国维已经渐渐的在中国的学术界无人比肩，然而，写下这段话的胡适不知道，五年后，中国学术界“最有希望”的王国维，却让自己的生命和学术永远的就静止在了颐和园昆明湖的湖水之中。
王国维，初名国桢，后改名国维，字静安，伯隅，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双仁巷。七岁，发蒙读书，十来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涉猎“杂书”，在学堂中被推为“海宁四大才子”之首，少年时他就开始将兴趣转向了文史，第二次科考失利以后，他用自己的压岁钱购买了“前四史”，刻苦研读，从此他渐渐便开始走向一条与一般人不同的求学之路。
二十一岁，王国维到上海，在《时务报》工作，并结识了他后来的老师和密友罗振玉，美日午后，他会到罗振玉开办的“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日语，在繁忙的工作压力下，王国维的日语学习开始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他自己写道：“读东文颇觉不易，苦无记性，不能从事他学。又不能半途而废，殊闷。”第一次考试，王国维没有及格，按照规定，是要退学的。但是日籍却被他刻苦的精神所打动，并主动与报社“领导”沟通，减少了王国维工作量，经过屡次的沟通，得到同意，几个月后，王国维竟然开始做日文报纸的翻译工作。
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开始将自己的视野转向中国的教育世界，零一年秋天，他任《教育世界》编辑，编撰中小学堂教科书，翻译各种教育书籍，如日本人藤泽利息太郎的《算学条目及教授法》，并发表了一些列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他的《教育小言十则》对于“官位代教职”的批判，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仍然有着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也许王国维没有料到，二十世纪初 ，他在此则论文当中预料的事情，竟在现今的中国教育界变成了现实，并且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学术研究凭借的不是官位的刺激，和行政畸形的约束，更应该是一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一种学者或文人的自律，和人文关怀。王国维有这种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人文胸怀， 一九零二年八月，王国维的家乡时疫肆虐，死者众多。身在外地的王国维得知这个消息，赶忙放下手头的工作，连夜查阅他手头的医学书籍当，撰写了《免时疫传染法》，由他的父亲王乃誉先生刻印，并免费的散发给乡里人，受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翻译日本学者著作的过程中，他的日本老师开始建议他读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原著——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面对纯英文版的哲学书籍。在读书的过程中，王国维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但他却硬是凭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那股韧劲，在这个领域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与此同时，王国维又渐渐的将视野转向了文学领域，他的《人间词》很快在国内引起了反响，在词学领域，他校北宋周邦彦的《片玉集》、李璟和李煜的《南唐二主词》，辑唐五代二十一家词，编成二十卷，他的著作《清真先生遗事》至今仍然是研究周邦彦不可越过的经典。他合璧中西的词学名著《人间词话》，被视为超越古典诗学，为现代诗学的开端 ，此外，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也是《红楼梦》研究历史上的开山之作。在曲学界，在当时中国文学的学术界还普遍没有重视这个种类的研究的情况下，王国维的一系列著作《唐宋大曲考》《宋元戏剧考》使得他成了中国戏曲史理论研究的奠基人。
随后在罗振玉的指导下，王国维开始进入经史小学领域，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执教，敦煌和甲骨文相继被发现，从此，国学研究各自有了一个新的学科和发展方向，而王国维，竟然凭借着他的天才和勤奋，在这两个领域里各自有了惊人的建树。在甲骨文刚刚被发现的时候，过内的很多学者都不相信这样的事实，认为骨头那种东西根本不可能在地下埋上几千年，这种观点以国学大师章炳麟为代表，故此，胡适先生才在他的日记中说章炳麟的学术已经“半僵”了，章炳麟先生的弟子黄侃就看不起研究甲骨文的王国维，并指责他欺骗后生，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和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问世，成为甲骨文研究历史上有极大贡献的著作 。一九一六年，王国维从日本回国到上海，作《殷礼征文》《殷周制度论》，他联系考古的发现，在史学方面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凭借着他身后的史学功底，结合发的资料，他纠正了古代史书记载的很多错误，也补充了很多史书中不详细的或者缺漏的记载，以及《史记》、《汉书》当中的地名错误，陈梦家先生这样评价王国维的此方面研究：“……考史的目的士王氏首先建立根基的。联系正名与考史，以纸上史料与卜辞相印证，是王氏所特别看重的。……”一九零八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将在敦煌发现的大批文物运回国，路过北京，王国维和罗振玉等学者会见并翻阅了部分目录和实物，并引起了震惊。从此，敦煌与王国维结下了深厚的缘分，而我国的敦煌研究，是在王国维死后的三十年才开始形成气候的。
王国维是个学者，他的身上继承了我国古代士子的一切优点，在北京大学几番邀请他任教之后，他终于决定作北大的通讯导师，可是因为他身在上海，没有去北京，他坚决不接受北京大学的薪金，最后马衡先生只得在信中声明此是作为研究生通信请业的“邮资”，并且给他暗示了工作的具体范围之后，他才勉强收下，并马上进入了工作状态。一九二四年，王国维因为北大一片斥责清皇室出卖国宝，破坏古迹的文章，而且对文章中流露出的对于清帝不尊重的态度后，愤然辞职。
一九二五年春，王国维应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与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并列的清华四大导师，在清华读过了他最后辉煌的日子。此时，他的学术研究和影响，已经达到了一个全盛的阶段。然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阴历五月初三），他却在颐和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遗书当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园茔地”。
也许，对于王国维来说，死是一种解脱，五十一年，他在人世时在遭受了太多的痛苦，早年丧母，父亲又极度严厉，妻子莫氏早亡，在王国维自尽的前一年，他最喜爱的长子网潜明因病去世，与他相交多年的老师、朋友、儿女亲家，罗振玉因为此事也与他闹僵了。
也许，直到悲剧发生的时候，很多人才意识到，王国维在学术顶峰之上，实际在内心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世间再无王国维。此后，决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可以在学术上达到他的高度。
昆明湖，使得王国维舍弃了他生平钟爱的学术，他生平钟爱国学，使得他舍弃了他为之心神俱醉的传统文化。
清华国学研究院从此星流云散，不复当年。
几十年后，在国学日益凋敝的今天，身在另一个世界的王国维先生，会以怎样的一种心情看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呢？
后记
我并不了解博大精深的王国维先生，我只是徘徊在兴趣边缘，才从那个时代众多的大师当中偶然发现了王国维先生独特的光芒，从而在王国维先生慷慨赴死的纪念日快要走过他历史的七十九个来回的日子里，出于对他的敬仰，写下一点随想性的文字，七十多年，如白驹过隙，沧海桑田，很多东西就这样的被扭曲或者淹没了，悲哀的是，当年的国学大师，因为各种原因，却渐渐的后继无人，王国维是悲哀的，一生迭遭不幸的他身后也未曾求得安宁的解脱，又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的了解王国维先生的呢？王国维又是幸运的，他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可以对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多有继承，凭借着他身后的国学基础，终于在国学的各个领域奠定了自己独特的地位。如果历史的坐标转移到现在，那么王国维还会是王国维么？
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逃到日本居住。罗对王讲：现在世变很激烈，士欲可为，舍返经信古未由也。王听了罗的劝告，便尽弃前学，专治经史。他运用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所藏经史、古器物、甲骨文、流沙坠简等，经过研究写出一批学术论文。1916年他回到上海，应哈同之聘，为《学术丛编》杂志编辑，后又任包圣明智大学教授。他仍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和沈曾植等研讨学术，关系密切。1923年他召为南书房行走，为已废的清室皇帝溥仪当先生。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故宫，王国维认为是“大辱”，想自杀，经家人严密监视未遂。1925年，他到清华学校研究院任教，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工作。1927年4、5月，北伐军进抵河南，北洋军阀即将崩溃，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王国维于6月2日写就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便投颐和园内昆明湖自杀，结束了他遗老的生活。
综观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先是研究哲学，继而转向研究文学，再而转向研究史学，以史学的研究贡献最大。
哲学
王国维研究哲学，先是读康德的书：《纯粹理性批判》，书很深奥，难以悉解。他便又读叔本华的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深受叔本华的影响。 王国维写了《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和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释理》等论文，全面介绍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法律、政治各方面的阐述都运用了叔本华的思想。他认为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恒的真理，人生哲学就是探求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以及其解脱之道。美学是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揭示人生的真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的解脱的功效。他写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等文，是发挥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名篇。他又写了《红楼梦评论》一文，分析曹雪芹创作的小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他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红楼梦》一书的基本精神是展示了生活之欲造成的巨大苦痛，从而走上了解脱之路。“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这一观一悟，写出了彻头彻尾的悲剧，具有典型的美学价值。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独具慧眼，第一次道出了小说的内在含义，推倒了封建文人视《红楼梦》为“诲淫”之作的偏见，也批评了“索引派”繁琐的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将《红楼梦》推举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伟大作品，肯定了它的悲剧意义和美学价值。 王国维研究哲学产生了疲惫的心态。他曾在《自序》中述说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的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①
当时西方传入中国的哲学有两大潮流：一是英国的实证主义，如洛克、休谟、斯宾塞等，即严复所宣传的一套实证论、经验论思想。另一是德国的哲学，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思想，是先验论、唯心论思想体系。王国维一方面偏爱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但是，他也曾批评过这些哲学可爱而不可信，他曾说叔本华：“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②另一方面，他也曾受过实证论思想的熏陶，曾学过逻辑学、数学、化学、物理学，这些学问培养了他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他又不满于科学、实证，而认为还需要探讨人生的道路、真理。这便是他认为“可信而不可爱”。于是，他在可爱与可信之间徘徊，思想常处于矛盾之中。
辛亥革命后，他到日本，便弃文而从史的研究。在历史的研究中，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史学
王国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属于考古派。陈寅恪对他的学术成就曾有过描述：“其学术的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①陈寅恪对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治学领域和治学方法有明确、清晰的说明。
第一，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甲骨文晚清始发现，最早是王懿荣，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之，孙治让和罗振玉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他自己称这种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① 晚清康有为提出“六经皆伪”，后来史学界发展为疑古派，对古史抱怀疑态度。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精通语言文字音韵学，但是，他又不相信甲骨文，认为甲骨文不是真的，因此，他对这种研究甲骨文进而研究历史的方法持否定态度。王国维与疑古派不同，他认为古代传说仍有史学研究的价值，态度比较审慎。他又不同于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是经学家，他们研究语言文字学是为了通经，而王国维研究语言文字学，其基本出发点在于考史。而章太炎是过分相信书本知识，连青铜器上的金文，龟甲上的卜辞都一概否定其价值，不过是治学中的一种保守思想而已。
第二，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王国维对西北地理和蒙古地区古代各游牧民族的历史进行广泛的研究，他利用汉晋木简、敦煌文献、碑文以及外国人的著述，加以比较、校勘、考证，写出了有重大贡献的论文。如他写的《流沙坠简序》，便是利用魏晋木简考证西域著名古城楼兰的位置及其兴废的论文。他写的《鬼方、昆夷、狁考》便利用了先秦两汉的文献，同时也利用了钟鼎彝器铭文的不少材料，经过比较、分析，而得出精辟的见解和论断。他写的《高昌宁朔将军曲斌造寺碑跋》、《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唐贤力芯伽公主墓志跋》等文章，从碑文、墓志铭文考证蒙古地区古代游牧部族突厥、回鹘族的历史。他写的《蒙古考》（原名《辽金时蒙古考》），是研究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以前蒙古诸部落历史的重要论著。他写的《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考订主因亦儿坚即是纠军，搞清了金代后期纠军的情况和事迹。他还写了《鞑靼考》、《黑车子室事考》等文。他的研究方法是勤读宋、辽、金、元等汉文史籍，又参考钱大昕、徐松、张穆、何秋涛、洪钧、李文田、屠寄、丁谦、沈曾植、柯劭忞等学者的专著，还引用《蒙文元朝秘史》、拉施特《史集》、《马可·波罗行记》，以及对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等著作进行比较、校勘、证订，然后，得出精湛的论断。
第三，宋元戏曲史的研究。王国维1907年任学部图书馆编译时便从事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陆续写出了《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7种专著。东渡日本后，1912年完成了《宋元戏曲考》。这批著作是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给戏曲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因为，历来人们对小说和戏曲认为是民间的俗文学，“庸人乐于染指，壮夫薄而不为”①。研究的人寥寥无几。王国维采用的是西方学术研究科学的严密的方法，先做分析考证，后做综合论述。上述前7种便是分析型的考证，后一种属于综合型的巨著。他在著述时又运用了西方先进的戏剧理论和美学理论，“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②在历史的考察方面，他总结说：“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借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③。他的这段总结，是依据一种论断，即“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④，“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始全”⑤。用这一原则考察中国古典戏曲形成、演变、发展过程，描绘出清晰的途径和线索。在艺术审美方面，他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处，无不如是。”①他运用这种审美标准对戏曲的语言的艺术特点和审美价值作了具体的分析和发挥。人们一致共认《宋元戏曲考》是近代古典戏曲研究的“开山之作”。
综上所述，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最大贡献，便是将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发现了大量物质的材料，如一、殷契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亦称流沙坠简）；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如西夏文、蒙文等）。这些新的发现的地下材料，王国维学贯中西，用毕生精力对之加以研究考证，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他虚心好学，治学态度缜密而严格，结识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沙畹博士，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田谦藏，以及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沈曾植、柯劭忞等，同他们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切磋学问，颇受其启导和鼓励。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又使他在国际、国内的学术界得到了极高的声誉。
文学
王国维在1908年发表《人间词话》，是文艺批评类著作。他利用了传统的诗话形式，而论及的内容达到近代美学理论的高度，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作品。他在《人间词话》中标举了“境界说”。境，中国古代文艺评论家也运用过这些词语，如宋朝严羽的“兴趣”、清朝王士桢的“神韵”、袁枚的“性灵”诸说，但都是就风格、技巧而言，王国维则提到美学的本质论高度。他说：“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①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②这是总论，对五代北宋的词评价很高，其标准即有境界。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③ 境不仅指景物，也是心的感情，景与情构成文学的两个基本原素，而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这是客观与主观对立统一的关系。
在这一美学理论的指导下，王国维提出了四个关系。
第一是“自然”与“理想”的关系。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④ 诗有写实派和理想派，写实派是将客观事物真实地描写出来，理想派是着重于虚构、主观的想象，而虚构、主观的想象又以生活现实为其基础。因此，大诗人所造的境，必合乎自然，又邻于理想。合乎自然，是诗人对审美对象观照、反映的感受，将景物真实地描绘出来，有如诗中的“赋”，直书其事。而邻于理想，是诗人总是用自己的理想去取舍生活、剪裁生活，引譬连类，因物喻志，有如诗中的“比”、“兴”，触物以起情，索物以托情，表达诗人的一种思想感情。王国维的意思是大诗人造境、写境，难以区分，最高的境界是能反映物景以及人生（感情）的本质，而且，景情互相融合，达到浑为一体，这是最高的境界。他举了元朝马致远的《天净沙》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评价为“纯是天籁”①，又评为“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②这首散曲前3句18个字综合了9种事物，勾画出秋天萧瑟凄凉的傍晚景象，烘托出一个远离家乡的旅行者来。马致远的写作技巧是极高明的，真达到了“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③的境界。另外，王国维对苏轼《水龙吟》咏杨花评价极高。这首词的起句是“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末尾几句是“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王国维评：“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④诗人苏轼，对杨花描绘成似花非花，全神凝注，笔借“风”“雨”，一气流转，把杨花当作容器，装进去主观的想象，显露出对人生的理念，格调更为高雅。这里“我”融入了景物之中了，与物景处在有意无意之间，因此，读咏此词，有一唱三叹，寻味无穷的感觉和效果。 王国维要求观照景物能体现某种景物内在的本性，即“神理”，达到“真景物”，“理念”的真；在体现人生的感情时能反映人的内在本性的真，达到真感情，创造出独特的艺术画面，诗人“忧生”、“忧世”的理想与感情自然渗透在作品之中。自然与理想，写境与造境，写实派与理想派，合而言之，都应当达到这种境界，便是美。
第二是“入”与“出”的关系。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①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② 诗人对于宇宙和人生，要观察、体会、了解、领悟，便要“入乎其内”，到生活中去。人人都能观察，但是，常人之眼与诗人之眼不相同，常人之眼有时看不到，看不透，或看到了说不出来，没有提炼的能力。诗人之眼则不同，他能静观，能观照，能突破自身狭隘的眼光，能出乎其外，站得更高，“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他能排斥私欲、功利等障碍，能将客体的本性体察、领悟出来，这就是诗人天才的“内美”，具有这种崇高的人格和素质，才能出，故能观。同时，待物化的艺术境界，即在审美主体（作家）蕴藏形成的第二自然、第二人生和第二之我需要用艺术形式、手法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在于审美主体驾驭艺术形式、艺术手法的能力，这种能力有高有低，这便决定作者在“出乎其外”时能否高致。因为作者心中的意象是观物、观情的辩证统一，达到最高的境界，有时稍纵即逝，是须臾之物，需用不朽的文字表达出来。所以作者既要超以象外，轻视外物，能以奴仆命风月，又要重视外物，情景相融为一体，能与花鸟共忧乐。王国维评论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分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③这里所讲的格、情、气、韵是格调、性情、音韵、气象，四者能烘托出“境界”。因此，境界包括敏锐的观察能力，深邃的感情，能反映出鲜明生动的形象。王国维举周邦彦的《苏幕遮》咏荷的词，其中“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园，一一风荷举”。评说：“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①另外，他举冯延己的《南乡子》咏草的词，其中有“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他评说：“‘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若也。”②这两幅图画，通过语言、色彩、线条充分表现了荷和青草的内在的本质力量，能得荷之神理，摄春草之魂，同时，也反映了诗人的心境，这便是善入善出的典型例句。
第三是“渐悟”与“顿悟”的关系。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③ 这是《人间词话》的一段名言，王国维用晏殊、柳永、辛弃疾三首词的断句，描绘了作词的艰苦历程。同时，他又引申到成大事业、大学问方面去。这三个境界是作为诗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修养和锻炼的问题。审美主体（作者）对人和物的审美把握，形成待物化的意识客体，第二自然、第二人生以及第二之我，再将此用艺术形式表现为意识性的客体（作品），其间有一个渐悟到顿悟的过程。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西风凋碧树”，是一种烦躁的心情，诗人要观物，首先要摆脱现实的种种纷扰，破除一切我执，包括苦乐、毁誉、利害、得失，挣脱一切个人的私念，达到胸中洞然无物，才能达到观物之微。“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时，便入定，能去体会物之内在本质的美了。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对审美客体的审美把握，审美主体（作者）有一种择一的、固执的、终身无悔的精神，在探索着事物的美。这种美必须将事物个别的、外在的、偶然的东西跨越过去，得出普遍性的、内在的、必然的一种理念，用审美的把握塑造出美的意象，诗人在此境界的心情是平静、纯净、自然的，寻求一种自然的乐趣。一方面，这种寻求是艰辛的，使人憔悴和消瘦，同时，另一方面，这种寻求又是使作者的感情得到升华，达到完美的意境，虽然“衣带渐宽”，又是值得的，殉身无悔的。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里说的是顿悟。经过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苦苦寻求，作者能用最明快的语言，将事物玲珑剔透的表达出来，浑如天成。这时作者的心情达到了无欲、无念、无喜、无忧的境界，获得了智慧。“众里寻他千百度”，表达了“慧”的寻求的艰辛，“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表达了智慧的顿悟。诗人在艰苦的寻求中，豁然开朗，灵感顿生，妙语连珠，境显现得光辉耀人，情表达得沁人心脾，这是极不容易获得的一种境界。在第三种境界，诗人也从自己创作的诗作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达到了精神上的愉悦。 王国维最喜欢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誉为“神秀”①，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②李煜的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重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这些词都是千古绝唱。李煜表达的感情，具有一颗“赤子之心”，度越了个人身世的局限，抒发的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感情，他摆脱了个人意志、欲望、利害关系，“自由”地进入审美静观，能深窥人类和事物的内在本性，把自己强烈的主观的感情和这种客观的“静观”交织在一起，达到了人的感情和景物融合为一，他又能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比喻和形象的语言，把这种感情真实具体地描绘出来，完成抒情诗人的自我心理形象的塑造，因此，最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引起共鸣。他的词最足以说明诗人确实经历了诗的三种境界，达到了最高的智慧顿悟境界。王国维评价说：“后主之词，可真所谓血书者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①。李煜确有其过人的哀乐，将自己的生命和词的创作融合在一起，词具有灵慧之气。
第四是“隔”与“不隔”的关系。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② 王国维强调诗词要自然、真实，真事物，真感情，形象鲜明、生动，是客体事物的写照，是人类的一面镜子，生动地再现自然与人生，反映了美的本质。作品问世，读者读时，心中有感受，便是对物化的意识性客体（作品）在头脑中重现艺术境界。这种重现又有读者自己的生活经验、艺术经验、时代精神渗透其中，而主要的取决于艺术作品境界的深浅、有无、大小，物化的程度高低等等。王国维的所谓“不隔”，就是能真实地表达感情、形象生动地描绘景物，不多用典故，“不使隶事之物”，“不用粉饰之字”，“忌用替代词”，排斥“游词”。他对姜夔（白石）的词评价不高，主要缺点便在于“隔”。造成隔的原因，一是姜白石词中用典太多，读者读时不易理解，再是词中“雅”的程度过高，“仙”的韵趣过重，而人情味相对地减弱了，读者不能直接感受到其境界，因此，王国维评论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①王国维不喜欢吴文英的词，对吴评论很低，说吴的词缺点在于“隔”。又贬谪其词“肤浅”，“枯槁”，其人“才分有限”。词虽然五光十色，不乏美丽的辞藻，但是总是嫌“假”，没有真情实意。有人评吴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王国维也取吴文英词中一语加以评价，说：“映梦窗凌乱碧”②，其意相同。
综上所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虽然仍用传统诗话形式表现出来，比较简单扼要，但是，它有着许多精彩的见解，蕴有深厚的、丰富的美学理论作为基础。他的意境说，把中国传统诗话中的格调、神韵、气象、兴趣诸说，提到了西方美学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形成了中国评论诗词的美学原则和美学理论。他探讨了作者与自然，作者与作品，作品与读者在审美范畴的种种关系，要求格调要高，写出真景物、真感情，崇尚自然，要在“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③，这种理论纠正了晚清渐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弊病，比专讲婉柔或专讲豪放更要全面。虽然，他的美学理论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对人生有着悲观色彩，具体论断亦不一定都准确，但是，他的美学理论对封建主义儒家文学理论专讲“文以载道”的思想是一种突破。此前，梁启超、黄遵宪致力于“诗界革命”，偏重于内容带有政治色彩，而对于诗中美的境界的艺术塑造探讨很少。近代讲美学是从王国维开始的。而且，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也贯穿到评论小说、戏剧、美术等领域，具有普遍性。因此，他的美学思想、文艺批评是有历史贡献的，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王国维的诗词数量不多，诗有192首，词有115首。后来他便致力于历史学研究。他的词是颇有功力的，他自己也很自负，樊志厚评为“真能以意境胜”，“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①。举例来说： 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帷问。陌上轻雷听隐辚。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蝶恋花》）②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栏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蝶恋花》）③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朝欢宴胜平时。（《浣溪沙》）④ 樊志厚评论王国维的词说：“君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之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①王国维的词写景鲜明、逼真，言情深婉凄绝，音韵铿锵，情景交融，意境深远，富有哲理，能将哲理融化于情景之中，读时觉得耐人寻味，品格高致。细细品味，真有一种美的享受。 ①《静安文集续编》，第21页。 ②《静安文集》，光绪三十年铅印本，第1页。 ①《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①《自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 ①《曲录自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370页。 ②《宋元戏曲考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 ③《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34页。 ④《戏曲考原》，《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201页。 ⑤《宋元戏曲考》，?br>参考资料：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他自小受到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成为清末秀才。他从14岁开始认真钻研《史书》、《汉书》，为他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1904年，王国维开始致力于文学研究，是年发表了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和近代科学方法评论文学名著的论文--《红楼梦评论》。该文把《红楼梦》与歌德的巨著《浮士德》对照，是我国第一篇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作品的论著，在红学史上它又是第一篇比较系统的研究专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 王国维在1916年从日本返回上海，先后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1923年他应废帝溥仪之召，任“五品”“南书房行走”。 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留下了难解之谜。
王国维的学术著作，以史学为最多，文学为最深，文字学为最基本，并涉及其他许多方面。换言之，其殷周制度史、宋元戏曲史、古文字学等方面的成就，都是空前而超过了同时代学者的。 王国维的一生，不汲汲于名利，而孜孜于学术。他既继承了中西两种文化遗产，又把中国严谨踏实的乾嘉学风和西方缜密科学的先进方法结合起来。他学贯中西，见识广博，在学业上是所向披靡的雄狮，可是在政治上却是迷入歧途的羔羊，最后竟为倒台的反动政权而自杀殉“命”。他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如何评价中国历史研究院2022年8月24日发布原载于《历史研究》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 相关文章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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