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 13 日央视综合频道《中国考古大会》将探秘二里头遗址，这对传播中华文明起到了哪些帮助

央视网。《中国考古大会》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制作的考古空间探秘类文化节目，由王端端主持。
该节目围绕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中的重大考古发现、文化遗存、遗址文物等，将考古发掘研究与史海钩沉熔于一炉，将历史与当代有机结合，梳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
节目于2021年11月20日起每周六20:00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村，于1959年发现，遗址距今大约3800－3500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属探索中国夏朝文化的重要遗址。1960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的上层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宫殿建筑基址。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资料。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里头遗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属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属青铜和宫殿文化。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有两种看法,目前尚无定论: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发现的宫城就是夏都；另一种认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发现的宫城是商都。
　　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10月下旬，70多位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云集“华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形成的“意见书”中说：“建议尽早启动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作为夏商都城遗址群，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寻找夏文化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中国社科院二里头工作队的二层小楼装扮一新，“华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队门口竖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为其揭碑。在专家眼里，这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石碑，因为在二里头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二里头文化遗址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这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寻找夏王朝存在的证据，成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被纳入学者的视线。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后，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由于它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所以从发现至今，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时，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孤军奋战，如今，此一“异说”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年届80的邹衡先生说，“夏的存在与否，在国际学术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二里头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夏朝的真实存在。”
　　二里头：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方
　　在皓发白首的专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显得年轻而有活力。正是这位在世纪之交接任队长的年轻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学理念，给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迎来了转型和振兴。这种理念着重于遗址的范围与城市布局、城郭遗迹的寻找、礼制建筑的发掘、中心遗址与周围其他聚落的关系等。
　　几年来，二里头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找到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还发现了宫城城垣，证实了宫城的存在。此外还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一些有关遗址布局的新线索，获得一些包括大型绿松石镶嵌龙在内的珍贵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称，新发现证明这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说起二里头，许宏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头遗址放到其出现前后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项发现都牵动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对未来，许宏充满自信，“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10月下旬，70多位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云集“华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形成的“意见书”中说：“建议尽早启动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作为夏商都城遗址群，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寻找夏文化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中国社科院二里头工作队的二层小楼装扮一新，“华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队门口竖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为其揭碑。在专家眼里，这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石碑，因为在二里头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这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寻找夏王朝存在的证据，成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被纳入学者的视线。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后，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由于它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所以从发现至今，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时，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孤军奋战，如今，此一“异说”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年届80的邹衡先生说，“夏的存在与否，在国际学术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二里头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夏朝的真实存在。”

二里头：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方

在皓发白首的专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显得年轻而有活力。正是这位在世纪之交接任队长的年轻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学理念，给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迎来了转型和振兴。这种理念着重于遗址的范围与城市布局、城郭遗迹的寻找、礼制建筑的发掘、中心遗址与周围其他聚落的关系等。

几年来，二里头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找到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还发现了宫城城垣，证实了宫城的存在。此外还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一些有关遗址布局的新线索，获得一些包括大型绿松石镶嵌龙在内的珍贵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称，新发现证明这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说起二里头，许宏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头遗址放到其出现前后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项发现都牵动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对未来，许宏充满自信，“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发现“龙图腾”

当刘庆柱揭开红色绸布、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展示在世人面前时，在场的70余名专家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最为精彩的一幕。

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被学者正式命名为“中国龙”，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总长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将之命名为“中国龙”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阐释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二里头遗址地处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所谓‘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又是我国年代最早的‘中国’即第一个王朝都城所在地，那么，二里头遗址所见的龙，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中国龙’”，杜金鹏说。

虽然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有许多比二里头还早的龙的形象，如距今7000多年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猪龙等，但它们跟秦汉以来的文化没有直接的联系，杜金鹏说，“从文化传统的亲缘关系上看，只有中原地区发现的龙，从夏、商、周到秦汉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现于二里头的龙形器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源头。”

杜金鹏说，偃师二里头被学术界推定为夏代都城遗址，而夏王朝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第一个中央王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文物，应该视为华夏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龙图腾。

据龙的发现者许宏博士介绍，它是在二里头宫殿区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中被发现的。当时，它被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这引起了专家学者对绿松龙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进行种种猜测。杜金鹏推测，它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而成的“龙牌”，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冲击效果，是在宗庙祭祀典礼中使用的仪仗类器具。

除了绿松石龙，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其他与龙有关的文物，如陶器、铜牌饰上的龙图像，有的似蛇，有的脱离了原始形态的蛇形象，有爪有鳍。据目前所知，在全国现有250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集中出土龙文物的只有作为都城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且都是出土在宫殿区或其附近重要地点如铸铜遗址或祭祀区。专家认为，这表明二里头时期，龙文物的地位是显赫尊贵的，是与夏王和其他贵族密切相关的，龙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观念代代相传。

新的考古发现，使一度归于沉寂的中国考古界关于夏商分界的讨论重新出现新的兴奋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能从新发现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完全是两个声音，但有一点值得放心，无论持什么观点，没有人怀疑新发现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从新发现中，人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许宏说，但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后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目前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就其族属和国别而言，目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论的范畴，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问题的最终解明，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比如文字的发现。

[1]夏文化概念的明确
什么是夏文化，早在1959年豫西调查过程中，徐旭生为实施他的探索，分析了文献并结合当时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提出了探索夏文化应注意夏文化存在的时间、地域与文化特征等问题，认识到“把夏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名词完全等同起来还是不适当的”。他认为“夏文化一词很可能指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并提出了豫西和晋南两个探索区域；他还提出了探辨夏文化特征的方法，即可以从夏氏族或部落活动的范围以内去研究夏文化有什么样的相同的或相类的特征，再到离它活动中心较远的地方看看这些地方的文化同前一种有什么样的差异。用文化间的同异来作比较，就渐渐地可以找出来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特点。徐旭生的这些认识，一直指导着夏文化的探索。但对“夏文化”的概念没有具体明确。
1977年11月，因登封王城岗城址的发现，召开了“登封告城（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会”，讨论王城岗城堡基址的性质、“夏文化”的定义、哪种文化应为夏文化等问题。夏鼐在会议总结中就夏文化的定义指出：“‘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这是夏文化探索过程中首次明确阐述的“夏文化”的概念，从理论上明确了夏文化探索的内涵。

[2]二里头文化

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命名。年代约当公元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现已发现遗址近百处，经过发掘的有洛阳东干沟、矬李、东马沟，陕县七里铺，临汝煤山，郑州洛达庙和山西夏县东下冯、翼城感军等十余个地点。
这种文化遗存最早于1952年在河南登封的玉村遗址发现。1956年发掘郑州洛达庙遗址时，人们注意到它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称为“洛达庙类型”。1959年起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以后，发现这里的遗存更具典型性，故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文化特征 二里头文化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一组富有特色的器物群上。这组器物中作炊器的是鼎、折沿深腹罐、侈口圆腹罐等。作食器和容器的有三足盘、深腹盆、平底盆、豆、澄滤器、小口高领罐和大口缸等。酒器则有□、觚、爵等。侈口圆腹罐口沿部的花边形装饰和深腹盆、甑、侈口罐口沿下附加的一对鸡冠形□，是这组陶器中很有特色的风格。在这里见不到河南龙山文化中常见的□、鬲、带耳罐、杯、碗及双腹盆等器物；也与郑州商代文化中以鬲、□、□、卷沿圜底盆、大口尊、簋、小口高领瓮为主的器物组合有明显的区别。以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晋南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与豫西地区的同类遗存相比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如鼎、折沿深腹罐、深腹盆、甑、澄滤器、侈口罐、小口高领罐等的形制与豫西地区所见的一致。但是，晋南地区不见三足盘,鼎少而鬲多,底部有三足的蛋形瓮在豫西地区的同类遗址内不见。它们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两个地区间文化面貌上的地方性特点，所以分别命名为“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
分期 根据二里头遗址的地层与典型器物所作的排比，二里头类型文化目前被分为 4期：第一期陶器以褐陶为主,磨光黑陶占一定比例，纹饰以篮纹为主,另有少量方格纹、细绳纹。第二期陶器中黑陶的数量减少，以细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明显减少。这两期的器形多折沿、鼓腹、小平底。第三、四期的陶器颜色普遍变为浅灰，以绳纹为主，出现粗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几乎绝迹。在第三期遗存中，第一、第二期常见的鼎、深腹盆、甑等继续延用，但有局部变化，同时，新出现了鬲、□、卷沿圜底盆、大口尊、小口高领瓮等与商代二里冈期遗物十分接近的器物。这组新器形在第四期中越来越多，并表现出融合前者的趋势。东下冯类型也分为 4期。
二里头文化早期器物
居址与埋葬 二里头文化的居址有半地穴居址、地面建筑和窑洞式居址等几种。平面形状有圆形、方形圆角和长方形等多种。一般居室的直径在3米左右,较大的长方形居址长在10米上下,宽5米左右，中间有隔墙。地基和隔墙都经夯筑。东下冯发现的窑洞式居址，系就断崖和沟壁掏成。二里头遗址上层发现的大型宫殿基址，是反映这一时期建筑水平的代表性遗存，已经发掘的两座宫殿遗迹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之上。 1号宫殿的基址长宽均约百米,占地1万平方米。正面是面阔8间，进深3间的殿堂，四周有廊庑,前面有门，中间是庭。2号宫殿的规模略小，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7.5～58米，基本形制与 1号宫殿相同。这两座由堂、庑、庭、门等单位建筑组成的宫殿，布局严谨，主次分明，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其形制开中国历史时期宫殿建筑之先河。在各遗址中，居址附近多有灰坑、窖穴、水井等遗迹。一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等作坊址。
二里头文化晚期器物
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在东干沟、东马沟、二里头、东下冯等遗址均有发现。大多为小型墓，目前尚未发现与二里头宫殿基址相称的大型陵墓。这些墓都作长方形土坑竖穴，长2米左右，宽1米上下。葬式多为仰身直肢。随葬品以实用陶器为主，常见的有鼎、罐、三足盘、盆、觚、爵、□等，少者数件，多者十余件。此外还有贝、玉饰件和铜铃等小件铜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少数墓中随葬有铜爵。二里头遗址曾发掘一座较大的墓，墓口长5.2 ～5.35米,宽4.25米,有二层台。因被盗掘，仅见少量漆皮、□砂、蚌饰以及狗骨架和骨片等物，推测原来墓中的随葬品是相当丰富的。东干沟发现的一座墓，死者作蹲坐状，比较少见。各地同类遗址中还经常见到一些没有墓圹的人骨遗骸,其葬式或俯身;或身首异处；或有捆缚、斩割痕迹，一般都无随葬品。两种不同的埋葬方式，说明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存在等级差别。
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 二里头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农具主要是石器，铲、镰的数量较多，斧、锛、凿等也有出土。另外还有蚌铲、蚌镰、骨铲等。木质的耒耜一类工具也在使用。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马、牛、羊等。农业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饮酒之风比较普遍，一般平民墓中也多用觚、爵等酒器随葬。
当时的社会分工更加精细。不仅手工业与农业已经分离,而且在手工业内部,铸铜、制陶、琢玉(石)、制骨以至木工建筑等都已出现专业分工。陶窑在洛达庙、二里头等地发现多座,直径一米左右,窑室都已残损，火门、火膛和窑箅等一般保存较好。火膛作直壁圆筒形，中设长方形土柱以支撑窑箅，箅面有若干圆孔，附近还出有一些陶拍等制陶工具。玉器有琮、圭、璋、钺和柄形饰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柄形饰上雕琢有规整的兽面纹，纹样与后来在铜器上常见的一致，这是目前已知年代较早的兽面纹样,工艺相当精致。另一件兽面铜牌,用200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也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二里头等地还发现不少经过切割的骨料、半成品和簪、锥、凿、针、镞、鱼叉等骨制品和砺石等遗物，表明制作骨器也已成为单独的手工行业。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是中国已知年代较早的青铜器之一，有爵、铃、戈、镞、戚、刀、锥、鱼钩等。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不少铸铜的坩埚、陶范、铜渣等，东下冯遗址发现有铸器的石范。铜爵的胎壁较薄，表面较粗，无装饰纹样，表现出早期青铜器的特点。工具和兵器都用单范铸造，爵则运用复合范铸成，铸造工艺比较复杂，说明这些青铜器还不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据测定，铜爵的合金成分为铜92％、锡7％，属锡青铜,说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见彩图铜爵） 各地发现的不同形制的墓葬，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等级差别。第三期遗存中发现的宫殿遗址，证明奴隶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的阶级分野十分明显，社会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当时的社会应属早期奴隶制形态，并出现了最初的城乡分野。
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出现了文字，目前尚不能肯定。一些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一再发现有刻划的符号（记号），已知有20多种。其中有的可能就是原始文字，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一文化的乐器有陶埙和石磬两种。此外，还见有卜骨，大多用猪、牛等动物的肩胛骨，上有灼痕。这些遗物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奴隶主贵族的精神生活。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从地层迭压关系和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数据看，二里头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二里冈期商文化(见郑州商代遗址)。但对三者间的关系，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从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直接发展而来；有人提出二里头文化与王湾类型文化之间实际是同一文化的不同阶段；有人认为二里冈期商文化是从二里头文化发展而来，后者是二里冈期商文化的直接先驱。但也有人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在同一地区内，时间较晚的文化接受和融合较早文化中的一些因素是正常的现象，从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及二里冈期商文化之间的文化特征的差异等方面看，用一脉相承的说法无法解释，二里头文化应该另有渊源。
由于二里头文化早于二里冈期商代遗存，且分布地域与传说夏人活动的地域比较一致，所以人们把它列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之一。不过，对这一问题，学术界的看法也有分歧。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的 4期遗存均早于郑州商城，郑州商城是汤都之亳，所以整个二里头文化都是夏文化;有人指出,二里头文化在第三期遗存中出现了一组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典型器物群一致的器物，表明其年代已经进入商代，所以二里头文化第一、第二期遗存有可能是夏文化。这个问题目前仍在讨论之中（见夏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