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样评价（近代人物）高长虹

郑燮（1693.11.22-1765.1.22），清代著名画家。字克柔，号板桥，也称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乾隆时进士，曾任七品官。江苏兴化人，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作官前后，均居扬州， 以书画营生。工诗、词，善书、画。诗词不屑作熟语。画擅花卉木石，尤长兰竹。兰叶之妙以焦墨挥毫，藉草书中之中竖，长撇运之，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书亦有别致，隶、楷参半，自称“六分半书”。间亦以画法行之。印章笔力朴古逼文、何。为人疏放不羁，以进士选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因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罢归，居扬州，声誉大著。恣情山水，与骚人、野衲作醉乡游。时写丛兰瘦石于酒廊、僧壁，随手题句，观者叹绝。著有板桥全集，手书刻之。所作卖画润格，传颂一时。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擅画兰竹。郑燮一生画竹最多，次则兰、石，但也画松画菊，是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卒年七十三。
清代的郑板桥，是历史上的杰出名人，“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三绝“诗书画”闻名于世的书画家、文学家。他 的一生可以分为“读书、教书”、卖画扬州、“中举人、进士”及宦游、作吏山东和再次卖画扬州五个阶段。 一、读书、教书 郑燮（1693--1766年），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江苏兴化人。祖籍苏州。他的先祖于明洪武年间由苏州阊门迁居兴化城内 至汪头，至郑板桥已是第十四代。父亲郑之本，字立庵，号梦阳，廪生， 郑板桥故居 品学兼优，家居授徒，受业者先后达数百人。 1693年11月22日子时郑板桥出生，其时家道已经中落，生活十分拮据。三岁时，生母汪夫，人去世十四岁又失去继母郑夫人。乳母 费氏是一位善良、勤劳、朴真的劳动妇女，给了郑板桥悉心周到的照顾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成了郑板桥生活和感情上的支柱。 郑板桥资质聪慧，三岁识字，至八、九岁已在父亲的指导下作文联对。少时随父立庵至真州毛家桥读书。十六岁从乡先辈陆种园先生学 填词。大约在二十岁左右考取秀才。二十三岁娶妻徐夫人。是年秋郑板桥首次赴北京，于漱云轩手书小楷欧阳修<<秋声赋>>。二十六岁至真州 之江村设熟教书。三十岁，父亲去世，此时板桥已有二女一子，生活更加困苦。作<<七歌>>诗，慨叹郑生三十无一营” 二、卖画扬州 由于生活困苦，郑板桥在三十岁以后即弃馆至扬州卖画为生，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在扬州卖画十年期间，也穿插着一些旅游活动。不幸 的是徐夫人所生之子去世，郑板桥曾作诗以致哀。三十二岁出游江西，于庐山结识无方上人和满洲士人保禄。三十三岁，出游北京，与禅宗尊宿 及其门羽林诸子弟交游，放言高论，臧否人物，因而得狂名。在名期间，结织了康熙皇子、慎郡王允禧，即紫琼崖主人。三十五岁，客于通州。 三十六岁，读书于扬州天宁寺，手写<<四书>>各一部。三十七岁时，作<<道情十首>>初稿.三十九岁,徐夫人病殁。郑板桥十载扬州，结论了许多 画友，金农、黄慎等都与他过往甚密，对他的创作思想乃至性格都有极大的影响。 三、中举人、进士及宦游 1732年，郑板桥四十岁，是年秋，赴南京参加乡试，中举人，作<<得南捷音>>诗。为求深造，赴镇江焦山读书。现焦山别峰庵有郑板桥手书木刻 对联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1736年，乾隆元年，四十四岁，在北京，参加礼部会试，中贡士，五月，于太和殿前丹墀参加殿试，中二甲第 八十八名进士，为赐进士出身”，特作<<秋葵石笋图>>并题诗曰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1737年,四十五岁, 滞留北京一年左右,以图仕进,未果,南归扬州.得江西程羽宸资助,娶饶氏。乳母费氏卒。1739年，四十七岁，作七律四首赠淮南监运使虞见曾。1740年， 四十八岁，为董伟业<<扬州竹枝词>>作序。1741年，四十九岁，入京，候补官缺，受到慎郡王允禧的礼诚款待。 四、作吏山东 郑板桥五十岁时，即1742年春天，为范县令兼署小县朝城，始订定诗、词集。1743年，五十一岁，将<<道情十首>>几经修改，至是方定稿，刻者为上元 司徒文膏。1744年，饶氏生子。郑板桥宰范期间，重视农桑，体察民情、兴民休息，百姓安居乐业。 1746年，乾隆十一年，五十四岁，自范县调署潍县。是年山东大饥，人相食。潍县原本繁华大邑，然自是年灾荒连年，救灾便成了郑板桥主持潍县政事的一项 重要内容，他开仓赈货，令民具领券供给，又大兴工役，修城筑池，招远近饥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食之。尽封积粟之家，活万余人。秋以歉收，捐廉 代轮，尽毁借条，活民无算。潍县饥民出关觅食，板桥感叹系之，作<<逃荒行>>。1748年大学士高斌和都御史刘统勋为特使到山东放赈，板桥随之。秋大熟，潍县灾情 渐趋缓解，饥民也由关外络绎返乡，板桥作<<还家行>>纪其事。为防水浸寇扰，捐资倡众大修潍县城墙。秋末，书<<修潍县城记>>。1751年，海水溢，板桥至潍县北边 禹王台勘灾。 郑板桥作官意在得志则泽加于民”，因而他理政时能体恤平民和小商贩，改革弊政，并从法令上、措施上维护他们的利益，板桥宰潍期间勤政廉政，无留积，亦无冤民”， 深得百姓拥戴。 潍县富商云集，人们以奢靡相容，郑板桥力倡文事，发现人才，留下了许多佳话。1747年，满洲正黄旗人、侍讲学士德保主试山东，板桥同在试院，相与唱和。1748年，乾隆 出巡山东。郑板桥为书画史，参与筹备，布置天子登泰山诸事，卧泰山绝顶四十余日，常以此自豪，镌一印章云乾隆柬封书画史”。1749年，五十七岁,饶氏所生之子又于兴化 病殁。与御史沈延芳同游郭氏园。重订<<家书>>、<<诗钞>>、<<词钞>>，并手写付梓。1750年撰<<板桥自序>>。。同年，重修文昌祠，倡建状元桥，作<<文昌祠记>>。1751年， 五十九岁，作<<难得湖涂>>横幅。1752年，主持修潍县城隍庙，撰<<城隍庙碑记>>。在<<文昌祠记>>和<<城隍庙碑记>>里，板桥力劝潍县绅民修文洁行”，在潍且百姓间产生了 相当大的影响。同年，与潍县童生韩镐论文，并作行书七言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郑板桥在潍县任上著述颇多，其<<潍县竹枝词>>四十首尤为脍炙人口。 五、再次卖画扬州 民于顺处皆成子，官到闲时更读书”。官潍七年，板桥无论是在吏治还是诗文书画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吏治文名，为时所重”。 板桥居官十年，洞察了官场的种种黑暗，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抱负难以实现，归田之意与日俱增。1753年，郑板桥六十一岁，以为 民请赈忤大吏而去官。去潍之时，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并自发于潍城海岛寺为郑板桥建立了生祠。 去官以后，板桥卖画为生，往来于扬州、兴化之间，与同道书画往来，诗酒唱和。1754年，郑板桥游杭州。复过钱塘，至会稽，探禹穴，游兰 亭，往来山阴道上。1757年，六十五岁，参加了两淮监运使虞见曾主持的虹桥修禊，并结识了袁枚，互以诗句赠答。这段时期，板桥所作书画作品 极多，流传极广。 1766年1月22日（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板桥卒，葬于兴化城东管阮庄，享年七十三岁。板桥二子均早卒，以堂第郑墨之子鄣田嗣。 画 郑板桥善画竹、兰、石、松、菊等，而以体貌疏朗、风格劲健的兰竹最为著称。他主张不泥古法，师法自然，极工而后能写意”。他提出了眼中之竹”、 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绘画三阶段说，把深思熟虑的构思与熟练的笔墨技巧结合起来，板桥画竹以草书之中坚长撇法运之”，收到了多不乱，少 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的艺术效果。板桥所画之竹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意在笔先”趣在法外”。板桥画兰，多为山野之兰，以重墨草书之笔，尽写 兰之烂漫天性。板桥画石，骨法用笔，先勾出石的外貌轮廓，有时配以兰竹，极为协调统一。郑板桥的画给当时清代书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广大知识分子， 劳动人民视为珍宝，不惜重金争购，广为流传。 郑板桥画扇 相传，清朝的郑板桥在晚年时，曾在潍县当县令。秋季的一天，他微服赶集，见一卖扇的老太太守着一堆无人问津的扇子发呆。郑板桥赶上去，拿起一把扇子看，只见扇面素白如雪，无字无画，眼下又错过了用扇子的季节，自然也就没有人来买了。郑板桥在询问的过程中得知老太太家境贫困，决定帮助她。于是，郑板桥向一家商铺借来了笔、墨、砚台，挥笔泼墨。只见冉冉青竹、吐香幽兰、傲霜秋菊、落雪寒梅等飞到扇面上，又配上诗行款式，使扇面诗画相映成趣。周围的看客争相购买，不一会儿功夫，一堆扇子便销售一空
郑板桥辞官回家，“一肩明月，两袖清风”，惟携黄狗一条，兰花一盆。一夜，天冷，月黑，风大，雨密，板桥辗转不眠，适有小偷光顾。他想：如高声呼喊，万一小偷动手，自己无力对付，佯装熟睡，任他拿取，又不甘心。略一思考，翻身朝里，低声吟道： “细雨蒙蒙夜沉沉，梁上君子进我门。”
此时，小偷已近床边，闻声暗惊。继又闻：“腹内诗书存千卷，床头金银无半文。”小偷心想：不偷也罢。转身出门，又听里面说：“出门休惊黄尾犬。”小偷想，既有恶犬，何不逾墙而出。正欲上墙，又闻：“越墙莫损兰花盆。”小偷一看，墙头果有兰花一盆，乃细心避开，足方着地，屋里又传出：“天寒不及披衣送，趁着月黑赶豪门。”

花木兰 北魏太武帝年间，花木兰替父从军，参加了北魏破柔然之战，木兰多次参与了北魏出击大漠兵伐柔然的战争，表现突出，无人发现她是女子，朝廷欲授予她尚书郎，她婉言推辞。

李清照 （1084~约1155） 号易安居士，南宋杰出女文学家，山东济南人，婉约词宗。生于北宋元丰七年，山东章丘，逝于临安，享年七十一岁。历史上与济南历城人辛弃疾并称“济南二安”。其父李格非，北宋齐州历城县人，齐鲁著名学者、散文家。母王氏，知书善文。夫赵明诚 ，为吏部侍郎赵挺之之子，金石考据家。李清照早年生活优裕，工书能文，通晓音律。婚后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整理，编写了《金石录》。中原沦陷后，与丈夫南流，过着颠沛流离、凄凉愁苦的生活。明诚病死，境遇孤苦。 幼承家学，早有才名。以词著名，兼工诗文，并著有词论的李清照，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文有李清照，武有秦良玉。”早年生活安定、优裕，词作多写相思之情；金兵入侵后，遭遇国家巨变，词作多感慨身世飘零。她的诗文感时咏史，与词风迥异。她还擅长书画，兼通音律。现存诗文及词为后人所辑，有《漱玉词》等。主张“词，当别具一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名字被用作外太空环形山的女性。

武则天（624年2月17日－705年12月16日），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也是即位年龄最大的皇帝（67岁即位），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1岁）。唐高宗时为皇后（655年—683年）、唐中宗时为皇太后（683年—690年），后自立为武周皇帝（690年—705年），705年退位。

李白 (701—762年)，汉族，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身长七尺有余约（1.83米）生于安西都护府碎叶城，幼年迁居四川绵川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诗风豪放飘逸洒脱，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与杜甫并称“大李杜”，又称为“诗仙”。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杜甫（公元712--770），唐代，汉族，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后迁居巩县（今河南巩县），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同年代“诗仙”李白并称“大李杜”。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后世尊为“诗圣”。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对后世影响深远。

华盛顿开创了政治的新纪元。他虽然大权在握，却始终听从良知的召唤，谨慎谦卑地使用权力。他是政治家中的政治家，伟人中的伟人。后人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原来政治家还能够是这样一种形象。也正是他，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世人，政治和道德可以良性结合到什么程度。政治并不总是无耻的代名词，也不是只有政治小人，才能建功立业。华盛顿犹如一座政治人格的灯塔，时刻提醒着拥有或想拥有权力的人们，不要在权力的迷宫里晕头转向。

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Bonaparte1769.8.15～1821.5.5），人称奇迹创造者,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1804），法兰西第一帝国及百日王朝的皇帝（1804-1814，1815）、军事家、政治家，曾经占领过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领土，使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得到了更为广阔的传播，法兰西共和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位前期是法国人民的骄傲。

林肯，共和党人,美国第16任总统,主张反对黑人奴隶制,领导了美国南北战争.战争初期的妥协政策一度造成北方失利,在人民推动下颁布《宅地法》和《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扭转时局,促使北方最终取胜.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奴隶主的演员布斯刺杀于华盛顿福特戏院.林肯由于在内战的最危急关头,能够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以革命的方式摧毁奴隶制,并解决人民对土地的要求,因而推动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维护国家统一和解放黑人奴隶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后人尊敬,成为继华盛顿之后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 1809年2月12日，阿伯拉罕·林肯出生在肯塔基州哈丁县一个伐木工人的家庭，迫于生计，他先后干过店员、村邮务员、测量员和劈栅栏木条等多种工作。1834年，他当选为伊利诺斯州议员，才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当时，美国奴隶制猖獗，1854年南部奴隶主竟派遣一批暴徒拥入堪萨斯州、用武力强制推行奴隶制度，引起了堪萨斯内战。这一事件激起了林肯的斗争热情，他明确地宣布了他要“为争取自由和废除奴隶制而斗争”的政治主张。1860年他当选为总统。南方奴隶主对林肯的政治主张是清楚的，他们当然不愿坐以待毙。1861年，南部7个州的代表脱离联邦，宣布独立，自组“南部联盟”，并于4月12日开始向联邦军队发起攻击，内战爆发初期，联邦军队一再失利。1862年9月22日，林肯宣布了亲自起草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解放黑奴宣言》草案（即后来的《解放宣言》），从此战争形势才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北部军队很快地由防御转入了进攻，1865年终于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抗战期间，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曾向作家老舍(1899-1966
年)催过稿。老舍在寄稿的同时，幽默地寄去了一封带戏曲味的答
催稿信：
元帅发来紧急令： 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
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吠！马来！参见元帅。
带来多少人马?2000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
休息！得令！正是： 旌旗明明， 杀气满山头！

老舍40岁时曾写了个质朴自谦、妙趣横生的自传，全文如下：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
三岁失估，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
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严之仁未能一扫空地。
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
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
得末彩为荣，亦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
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
三十四岁结婚，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
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
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
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有点出息。

一次老舍家里来了许多青年人，请教怎样写诗。老舍说：“
我不会写诗， 只是瞎凑而已。”
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
大雨洗星海，
长虹万籁天；
冰莹成舍我，
碧野林风眠。
老舍随口吟了这首别致的五言绝旬。寥寥20宇把8位人们熟悉
并称道的文艺家的名字，“瞎凑”在一起，形象鲜明，意境
开阔，余味无穷。青年们听了，无不赞叹叫绝。
诗中提到的大雨即孙大雨，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洗星海
即洗星海，人民音乐家。高长虹是现代名人。万籁在是戏剧、
电影工作者。冰莹，现代女作家，湖南人。成舍我曾任重庆
《新蜀报》总编辑。碧野是当代作家。林风眠是画家。

作家楼适夷(1905年生)有次去看望老舍。“最近写些什么”
楼适夷问道。
满族出身的老舍笑着说：“我正在当‘奴才’，给我们的
‘皇帝’润色稿子呢!”
一阵大笑，方知老舍正接受一项新任务——为中国末代皇帝
溥仪修改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乔治.费多是著名的法国戏剧家，特别擅长于写滑稽剧，《马克西姆家的姑娘》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可是该剧在首场演出时却不被观众看好，但该剧演出时却深深打动了观众，剧院里的喝彩声此起彼落。费多那天晚上也在看戏，而且也和其他人一样大喊的叫。
“费多，你难道疯了吗？”朋友迷惑不解地问。
“没疯！”费多解释说，“只有这样我才听不见观众谩骂的声音，使自己不会因此而伤心难过。”
大衣
爱因斯坦成名之前，生活拮据，衣着随便。有一位朋友曾劝他说，应该添置一件大衣，否则难以进入社交界。他笑着答道：“我本来就默默无闻，就是穿得再漂亮也没有人会认识。”几年后，成了大科学家的爱因斯坦和从前一样，依然衣着简朴。那个朋友再次提醒他，快去做件像样的大衣，以便与自己的身份相符。他还是笑着回答说：“现在即使穿得更随便些，同样也会有人认识我。”
契约
俄国寓言作家克雷洛夫一生贫困，但却生性乐观。
一次，他与房东签订租房契约，看见上面写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房客因为用火粗心大意，致使房子起火，必须赔偿15000卢布”。
克雷洛夫不但没有异议，而且在“15000”后再加上两个“0”。
“1500000卢布！”房东大为惊喜地喊道。
“先生，不要大惊小怪，”他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我反正赔不起。”
玩笑
法国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是比较解剖学的奠基人，对古生物学也很有研究。一天，他的学生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当时，居维叶正在工作室里忙于实验。突然，门被两只犄角顶了开来。一个怪兽随后冲了进来，张着血盆大口，獠牙又尖又长。居维叶听到声响，抬头看了一眼，又低头做事了。
事后，学生们好奇地问道：“先生，您怎么一点也不害怕？”
“这很简单，因为所有带蹄子的动物都是食草动物。”他笑笑说。
冯玉样(1882——1948年)生平读书十分用功，他当士兵时，一有
空就读书，有时竟彻夜不眠。晚上读书，为了不影响他人睡觉，
就找来个大木箱，开个口子，把头伸进去，借微弱的灯光看书。
冯玉样担任旅长时，驻军湘南常德，规定每日早晨读英语2小时，
学习时，关上大门，门外悬一块牌子，上面写“冯玉样死了”，
拒绝外人进入。学习完毕， 门上字牌则换成“冯玉祥活了”。
冯玉祥对不遵守时间的人深恶痛绝。
1927年，因为汪精卫不守会议时间，开会经常缺席、迟到，冯玉
样一怒之下，编成一副对联送给了他：
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
当年冯玉祥有个军事顾问叫乌斯马诺夫。他特别喜欢打听西北军
的事情，还常常缠着冯玉样问这问那。开始问一些西北军的一般
情况，渐渐涉及行敌的人事安排。这天乌斯马诺夫又向冯玉样问
一些事，冯玉样不悦地说：“顾问先生，你知道在我们中国，
‘顾问’两个宇当什么讲吗?”
乌斯马诺夫摇了摇头： “不知道。”
冯玉祥告诉他说：“顾者着也，问者问话也。顾问者，就是当我
看着你，有话问你的时候，你答复就是了。”
抗战时期，冯玉祥居住在重庆市郊的歌乐山，当地多为高级军政
长官的住宅，普通老百姓不敢担任保长，冯玉样遂自荐当了保长。
因他热心服务，颇得居民好评。
有一天，某部队一连士兵进驻该地，连长来找保长办官差，借用
民房，借桌椅用具，因不满意而横加指责。
冯玉样身穿蓝粗布裤褂，头上缠一块白布，这是四川农民的标准
装束，他见连长发火，便弯腰深深一鞠躬，道：“大人，辛苦了!
这个地方住了许多当官的，差事实在不好办，临时驻防，将就一
点就是了。”
连长一听，大怒道：“要你来教训我!你这个保长架子可不小!”
冯玉样微笑回答：“不敢，我从前也当过兵，从来不愿打扰老百
姓。”
连长问：“你还干过什么?”
“排长、连长也干过，营长、 团长也干过。”
那位连长起立，略显客气地说：“你还干过什么?”
冯不慌不忙，仍然微笑说：“师长、军长也干过，还干过几天总
司令。”
连长细看这个大块头，突然如梦初醒，双脚一并：“你是冯副委
员长?部下该死，请副委员长处分!”
冯玉祥再一鞠躬：“大人请坐！在军委会我是副委员长，在这里
我是保长，理应侍侯大人。”几句话说得这位连长诚惶诚恐无地
自容，匆匆退出。
广州的一些进步青年创办的“南中国”文学社，希望鲁迅(1881—
1936年)给他们的创刊号撰稿。鲁迅说：“文章还是你们自己先写
好，我以后再写，免得人说鲁迅来到文州就找青年来为自己捧场
了。”
青年们说：“我们都是穷学生，如果刊物第一期销路不好，就不
一定有力量出第二期了。”
鲁迅风趣而又严肃地说：“要刊物销路好也很容易，你们可以写
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好的。”
30年代，某些作家的主观主义毛病很厉害。一次，有人请鲁迅谈
谈这一问题，鲁迅一开始笑而不答，过了一会儿，讲了两个故事：

金扁担
有个农民，每天都得挑水。一天，他忽然想起，平
皇帝用什么挑水吃的呢?自己又接着回答：一定用金扁
担。

吃柿饼
有个农妇，，天清晨醒来，觉得饿，她想，皇后娘
娘是怎么享福的呢?一定是一觉醒来就叫：“大姐，拿
一个柿饼来吃吃。”

1934年，国民党北平市长衰良下令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
鲁迅先生听到这件事，对几个青年朋友说：“男女不准同学、同
泳，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淆乱乾坤，岂非比同学同泳更严重!
袁良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命令，今后男女出门，各戴一个防毒
面具。既免空气流通，又不抛头露面。这样；每个都是，喏!喏!
……”
说着，鲁迅先生把头微微后仰，用手模拟着防毒面具的管子……
大家被鲁迅先生的言谈动作逗得哈哈大笑。
1934年，《人世间》杂志开辟了“作家访问记”的专栏，并配合
刊出接受采访的作家的肖像。该杂志的编辑写信给鲁迅，要求应
允前去采访，并以书房为背景拍一张照片，再拍一张鲁迅与许广
平、周海婴的合照。鲁迅写了一封十分幽默的信予以拒绝：

“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重，曾以为不妨滥芋其例。近来
悄悄醒悟，已羞言之。头脑里并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
‘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倘
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
扫地欢迎也。”
广州的一些进步青年创办的“南中国”文学社，希望鲁迅(1881—
1936年)给他们的创刊号撰稿。鲁迅说：“文章还是你们自己先写
好，我以后再写，免得人说鲁迅来到文州就找青年来为自己捧场
了。”
青年们说：“我们都是穷学生，如果刊物第一期销路不好，就不
一定有力量出第二期了。”
鲁迅风趣而又严肃地说：“要刊物销路好也很容易，你们可以写
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好的。”
30年代，某些作家的主观主义毛病很厉害。一次，有人请鲁迅谈
谈这一问题，鲁迅一开始笑而不答，过了一会儿，讲了两个故事：

金扁担
有个农民，每天都得挑水。一天，他忽然想起，平
皇帝用什么挑水吃的呢?自己又接着回答：一定用金扁
担。

吃柿饼
有个农妇，，天清晨醒来，觉得饿，她想，皇后娘
娘是怎么享福的呢?一定是一觉醒来就叫：“大姐，拿
一个柿饼来吃吃。”

1934年，国民党北平市长衰良下令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
鲁迅先生听到这件事，对几个青年朋友说：“男女不准同学、同
泳，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淆乱乾坤，岂非比同学同泳更严重!
袁良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命令，今后男女出门，各戴一个防毒
面具。既免空气流通，又不抛头露面。这样；每个都是，喏!喏!
……”
说着，鲁迅先生把头微微后仰，用手模拟着防毒面具的管子……
大家被鲁迅先生的言谈动作逗得哈哈大笑。
1934年，《人世间》杂志开辟了“作家访问记”的专栏，并配合
刊出接受采访的作家的肖像。该杂志的编辑写信给鲁迅，要求应
允前去采访，并以书房为背景拍一张照片，再拍一张鲁迅与许广
平、周海婴的合照。鲁迅写了一封十分幽默的信予以拒绝：

“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重，曾以为不妨滥芋其例。近来
悄悄醒悟，已羞言之。头脑里并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
‘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倘
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
扫地欢迎也。”
广州的一些进步青年创办的“南中国”文学社，希望鲁迅(1881—
1936年)给他们的创刊号撰稿。鲁迅说：“文章还是你们自己先写
好，我以后再写，免得人说鲁迅来到文州就找青年来为自己捧场
了。”
青年们说：“我们都是穷学生，如果刊物第一期销路不好，就不
一定有力量出第二期了。”
鲁迅风趣而又严肃地说：“要刊物销路好也很容易，你们可以写
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好的。”
30年代，某些作家的主观主义毛病很厉害。一次，有人请鲁迅谈
谈这一问题，鲁迅一开始笑而不答，过了一会儿，讲了两个故事：

金扁担
有个农民，每天都得挑水。一天，他忽然想起，平
皇帝用什么挑水吃的呢?自己又接着回答：一定用金扁
担。

吃柿饼
有个农妇，，天清晨醒来，觉得饿，她想，皇后娘
娘是怎么享福的呢?一定是一觉醒来就叫：“大姐，拿
一个柿饼来吃吃。”

1934年，国民党北平市长衰良下令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
鲁迅先生听到这件事，对几个青年朋友说：“男女不准同学、同
泳，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淆乱乾坤，岂非比同学同泳更严重!
袁良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命令，今后男女出门，各戴一个防毒
面具。既免空气流通，又不抛头露面。这样；每个都是，喏!喏!
……”
说着，鲁迅先生把头微微后仰，用手模拟着防毒面具的管子……
大家被鲁迅先生的言谈动作逗得哈哈大笑。
1934年，《人世间》杂志开辟了“作家访问记”的专栏，并配合
刊出接受采访的作家的肖像。该杂志的编辑写信给鲁迅，要求应
允前去采访，并以书房为背景拍一张照片，再拍一张鲁迅与许广
平、周海婴的合照。鲁迅写了一封十分幽默的信予以拒绝：

“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重，曾以为不妨滥芋其例。近来
悄悄醒悟，已羞言之。头脑里并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
‘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倘
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
扫地欢迎也。”
早在1938年，陈毅曾秘密到青阳做过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当时，他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率领数千健儿活动于苏南的溧阳、金坛茅山山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新四军军部当时设在径县云岭。这儿山高林深，交通不便，后勤供给困难。更为不利的是这儿四面受敌，东西南三面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部队，司令官顾祝同是顽固的反共首领，一向热衷于与新四军争地盘、闹摩擦；北面沿江一线有日伪重兵布防，层层封锁。

因此，新四军军部与下属部队保持联络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当时，第三战区驻扎有川军唐式遵的好几个师，唐出任二十三集团军司令，驻青阳。陈毅在四川见过唐式遵，知道这位川军将领虽一贯反共，却抗日坚决。唐的部将第一四四师师长郭勋棋与陈毅是川土同乡，有同窗之谊，20年代中期还通过信。陈毅早闻郭勋棋抗日坚决，反对打新四军，便先设法与郭进行联络。有了一些往来后，陈又向他提出打算上青阳会见唐式遵，洽谈共同抗日之问题，郭勋棋征得唐的同意后，表示愿意作出安排。陈毅乔扮成商人，带上两三名随从人员，先到达郎溪川军一四四师师部，尔后由郭派出一个排的部队护送陈毅等人上青阳，同唐式遵秘密谈判。唐与陈毅达成了口头协议：允许皖南、苏南新四军人员经过唐部驻地，但每次不得超过一连人；新四军不得上川军驻地招募兵员、占地盘。陈毅匆回茅山，部署抗日计划。

从此，皖南新四军军部与苏南山区第一支队之间有了一条经泾县、太平、青阳、郎溪到溧阳的秘密安全通道，避免了许多麻烦和损失。
屈 原，名平，字原，战国时代楚国人。早年颇受怀王信任，参与国家政令的起草和外交工作。他主张对内实行政治改革，对外联齐抗秦，触犯了楚国反动贵族的利益，因而长期被放逐，不得返回郢都。当郢都被秦攻破时，遂投汩罗江而死。屈原是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有楚辞二十五篇，代表作《离骚》。据有关专家考证，战国后期，屈原被放逐，曾顺流而下，驻足陵阳（今安徽省青阳县）多年。《楚辞·九章》两次出现咏“陵阳河”的诗句。在陵阳镇东山湾的石桥上，留有屈原在此踪迹的题刻，今已散落无存。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以后，省立山东大学改为国立青岛大学。1930年6月，杨振声先生出任青大校长。

作为教育家，杨校长深知要办好一所大学的为政之要。作为校长，杨先生在任期间一直致力于他的“教育四重法”，为学校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谓的“四重法”，即重师资、重设备、重质量、重人才。重师资，就是效法北大“各派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打破门户之见，广聘专家学者来校任职任教。当时闻一多、梁实秋、黄敬思、游国恩、老舍、沈从文、王淦昌等许许多多专家学者云集山大，盛及一时，令世人瞩目。重质量，就是坚持“学生在好不在多”的培养原则，注重学生的全面塑造。杨校长曾给学生作过这样的“定位”：“不在图书馆，就在科学馆，不在科学馆，就在体育场”，告诫学生要以学为主，并强健体魄。同时，推出的“淘汰制”，作为对学习质量的检验。重人才，就是重视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杨校长甘做“人梯”，善当“伯乐”，任人唯贤，而从不循私情。在杨校长的精心培养下，山大可谓“后浪推前浪”。重设备，就是重视教学设备的配置。杨校长从实际出发，用节省经费的办法来补充设备。杨校长始终坚持“行政上多花一文是虚耗，基础上多花一文是建设”的理财原则，全力支持学校的设备建设。杨校长还把公家为校长提供的较好住房让给教职员工住，自己出钱另租房屋，这种心系教育的精神，值得今人学习。

木兰据说姓花，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人，从小跟着父亲读书写字，平日料理家务。她还喜欢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有一天，衙门里的差役送来了征兵的通知，要征木兰的父亲去当兵。但父亲年纪老迈，又怎能参军打仗呢？木兰没有哥哥，弟弟又太小，她不忍心让年老的父亲去受苦，于是决定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木兰父母虽不舍得女儿出征，但又无他法，只好同意她去了。
木兰随着队伍，到了北方边境。她担心自己女扮男装的秘密被人发现，故此处处加倍小心。白天行军，木兰紧紧地跟上队伍，从不敢掉队。夜晚宿营，她从来不敢脱衣服。作战的时候，她凭着一身好武艺，总是冲杀在前。从军十二年，木兰屡建奇功，同伴们对她十分敬佩，赞扬她是个勇敢的好男儿。
战争结束了，皇帝召见有功的将士，论功行赏。但木兰既不想做官，也不想要财物，她只希望得到一匹快马，好让她立刻回家。皇帝欣然答应，并派使者护送木兰回去。
木兰的父母听说木兰回来，非常欢喜，立刻赶到城外去迎接。弟弟在家里也杀猪宰羊，以慰劳为国立功的姐姐。木兰回家后，脱下战袍，换上女装，梳好头发，出来向护送她回家的同伴们道谢。同伴们见木兰原是女儿身，都万分惊奇，没想到共同战斗十二年的战友竟是一位漂亮的女子。

李清照她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家庭，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后一同研究金石书画，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1127年,靖康之变后，她与赵明诚避乱江南，丧失了珍藏的大部分文物。后来赵明诚病死，她独自漂流在杭州、越州、金华一带，在凄苦孤寂中度过了晚年。她的《声声慢》就创作在此时,所以诗中,从开头的几对复词,可以看出她的悲伤.她是一位在诗、词、文、赋都有成就的作家，但最擅长、最有名的是词。她早年曾做《词论》，主张「词，别具一家」。注重词体协音律、重铺叙、有情致的特点，并批评了从苏轼到秦观、黄庭坚等词家的不足。
最有才华的女人，生于名宦之家，幼时过目不忘，出语惊人，博览群书。齐鲁壮丽的山川涵育了清照的创作灵性，少女时代即名噪一时，崭露峥嵘。
婚后，清照与丈夫情投意合，如胶似漆，“夫如擅朋友之胜”。然而好景不长，朝中新旧党争愈演愈烈，一对鸳鸯被活活拆散，赵李隔河相望，饱尝相思之苦。
后来金人铁蹄南下，南宋王朝腐败无能，自毁长城。赵明诚空怀满腔热血，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目睹国破家亡，清照“虽处忧患穷困而志不屈”，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晚年，她殚精竭虑，编撰《金石录》，完成丈夫未竟之功。
因此可说李清照的作品是和愁字分不开的，从开始的情愁，到家破人亡的家愁，再到江山沦陷的国愁。这纷繁的愁绪令她一步步地迈上了文学的圣殿。真可谓万古愁心！
清照文词绝妙，鬼斧神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被尊为婉约宗主，是中华精神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

武则天出生在唐初新贵显宦之家，显赫的权势，豪奢的生活，滋养了她无限量的权力欲。然而，初唐极重士族的门阀之风盛行，而武氏庶族的门第，低微的出身，又使她饱受流俗的轻视，而不甘埋没。这一特殊的境遇与遭际，强烈地刺激着青年时代的武则天，陶冶了她狂妄地去追逐和攫取最高权力，以达唯我是从的欲望，和以冷酷而不择手段地去报复一切的心理。这一点在她以后从政乃至于“南面称孤”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成为她一生功过参差的修养。品德、性格和心理根源。

则天自幼聪慧敏俐，极善表达，胆识超人。父亲深感她是可造人才，遂教她读书识字，使她通晓世理。史载，则天十三、四岁时，已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也都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长于书法，字态卓荦不群。

贞观十一年（637年）， 14岁的则天以长相俊美，入选宫中，受封“才人”。入宫之后，则天行事干练，善解人意，再加上姿色娇艳，颇得太宗欢心，遂赐号“媚娘”。时日既久，太宗又发现则天学识尚好，且懂礼仪，便把她从侍穿衣着的行列，调人御书房侍候文墨。这一变故使武则天开始接触皇家公文，了解了一些宫廷大事，并能读到许多不易得见的书籍典章，眼界顿阔，日渐通晓官场政治和权术。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死去，则天与所有嫔妃，发送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太宗九子李治即位后，因早先与则天暗通款曲，对她极有兴趣，遂经常往来于感业寺，并于两三年后重召则天入官，晋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年），极受高宗宠幸的武则天，在内宫的斗争中稳操胜券，并日促高宗立己为后。然而，在封建社会中，皇后的废立乃国之大事，须与重臣们商定。当高宗把废皇后王氏，立则天为皇后的打算向诸遂良、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说明后，立即遭到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武氏出身卑微，不宜为后。但是，高宗的主张也得到武则天的同谋许敬忠以及李义府、李绩等一些朝中要员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高宗终于在这年的十月断然颁诏，废皇后王氏，正式册立则天为皇后。自此，皇家内宫大权，全部落人武氏之手。

网上没有单独的 只有故事新编的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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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事新编》创作方法的问题上，争议是颇大的。有人认为它是现实主义的，有人认为它是浪漫的主义的，有人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还有的逐篇具体分析而将这些小说分别划入某种创作方法(这一派的具体看法又有不同)。总之，各抒已见，说法纷纭。本文不拟就此问题进行争鸣，只准备围绕主体的创作心理，论述《故事新编》的浪漫主义线索。
鲁迅曾说，《故事新编》里的全部作品，“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⑴其中，属于神话题材的有《补天》、《奔月》，属于传说题材的有《理水》、《铸剑》，属于历史题材的有《采薇》、《出关》、《非攻》、《起死》。在这里，神话、传说及史实本身作为“新编”的对象，是既定的，即使它们的流传有歧异，但作者对之只存在选择的问题；而“演义”，却自然而然包含着艺术虚构即鲁迅所谓“点染”的成分。因之，在制约作家采用创作方法的问题上，此处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先决条件：神话、传说作为原始先民和古代人民创作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就带有很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奇异性，它们的自身内容就内在地要求着作家在改编之时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而史实，作为有据可考的历史，因其具有客观真实性，先天地倾向于现实主义，但由于作家在改编它们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原则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导向现实主义，又可以导向浪漫主义。所以，在研究《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时，我们首先得将神话、传说与史实这两个不同的范畴相对地区分开来。
仔细说来，神话与传说也是有区别的。它们二者的相异之处在于：神话完全是想象的产物，而传说可能有某种事实上的依据。前者是人与自然的神化，后者则是“神话演进”之后，“中枢者”已由“神格”“渐进于人性”，“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者。⑵但在充满想象和奇异色彩方面，神话与传说又是一致的。故我们在此将它们相提并论。
神话是反映原始先民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现象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在思维方式上，神话充满了原始先民那种大胆、奇特的想象和幻想，与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是两码事。马克思曾指出：“一切神话都是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它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⑶可见，神话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想象，而奇特丰富的想象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应该说，不论就其内容或思维方式而言，神话都是浪漫主义的。当然，神话与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之间有着时间上的隔离，后者是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文学从神话中分化出来之后逐渐产生的。但是，它们的精神却是相通的：不是按照世界的客观面貌来认识和进行描绘，而是按照自己的幻想或理想来理解和进行描绘。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古老的神话，其内容和所体现的思维方式都是浪漫主义的，概莫能外。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论述，在精神实质上，应该说包含着对神话与浪漫主义之内在关系的确认。因为，“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力，把自然力形象化”的神话，其突出特征正是大胆、奇特而又丰富的想象；这种想象是非现实和超现实的，它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带有幻想或理想的反映；这在思维方式上，显然是一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方式。一切神话永久性的艺术魅力，从根本上，正是从人类童年这种非自觉的浪漫主义“艺术”方式而来。
鲁迅写作《故事新编》，情况亦是这样。如上所述，神话传说题材，在《故事新编》中要占大半。他之所以在13年间断断续续地写下这些新编的“故事”，并非偶然。从心理积淀的角度而言，鲁迅幼年时代，接触到丰富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这些故事，多少年来，一直保存于他记忆的仓库里，并在暗中生成着、滋养着他的浪漫主义精神。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在少年时代，主要是耽于诗意幻想、追求奇异的情愫。他小时候自编童话，便是这种情愫的体现。到1907年写作《摩罗诗力说》之时，他已经博览了中外文学作品，而他心向往之的却是西方的一批“摩罗诗人”，如拜伦、雪莱等。在纷然杂陈的文学流派中，他独独垂青和服膺于浪漫主义。这原因，除了他的年龄特点以及东京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之影响外，还有一条，就是少年时代大量神话传说在其心田里播下了浪漫主义这颗难以磨灭的种子。到了《呐喊》、《彷徨》时期，现实主义是显流与主流，而浪漫主义则是潜流和支流。现实主义的采用，于鲁迅是十分自觉的，与他疗救国民性、改造社会的伟大目标联系着，但它的居于主导地位，必意味着主体心理结构中浪漫主义成分要受到自觉不自觉的压抑。从心理结构的内在需要讲，鲁迅无形中也有导泄自身浪漫主义的要求。特别当他日常心理中情感活动处于活跃状态(精神苦闷时往往如此)时，或因为多种原因不能或不愿写作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时，心中埋伏和压抑已久的浪漫主义情愫，便会涌动，要求表现。《野草》就创作方法而言，主要是象征主义的(也有现实主义成分)，但它包含着十分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因为现代主义各流派，就其精神而言，都是浪漫主义的。所以，当鲁迅心理结构中情感这一因素占据最突出的地位时，他的创作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倾向于浪漫主义，同时渗透着现实主义，并汇入某种现代主义成分。《野草》是一个例子，《故事新编》也是一个例子。自然，后者的情况有所不同。
对于鲁迅这样博古通今的作家来说，当现实的精确映象从他的大脑里暂时隐退或消失时，神话传说或历史的映象，往往会来替换。也就是说，他的心理包括观念，意绪及意象活动，不会有空白，不会有消歇或停顿状态。以假想的逻辑进行充分的毫无拘束的想象，将作家浓烈充沛的情感自由地抒发出来，这对于《呐喊》、《彷徨》那样着意进行冷静的刻划、精确的现实描绘、于自身的情感加以较严格的控制这种精神活动来，不仅是必要的补充，而且亦是有益的休息。此种补充在鲁迅来说，主要是在历时性中完成的，如《故事新编》；也有在共时中进行的，如《野草》之于《彷徨》。特别是主体面对神话这种具有永久性而又格外鲜活的艺术魅力的改编对象时，创作主体必定会首先自然而然地引起一种审美愉悦。此种心态，会投射于改编而成的作品中。在这方面，《补天》比较突出。它洋溢着赞美、亢奋、欣喜的调子，——当然也反映了女娲创造的艰辛。《奔月》与《铸剑》里有着不轻的被压抑的沉重之感，但它们在体现浪漫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有着奇特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主观情感——方面来说，却与《补天》是相同的。
《补天》的画面，瑰丽而壮美，结构也是宏大的。——这同与主体奇异的想象相联系的广阔心理空间是相适应的。这篇小说中女娲的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虽于古籍有据，但在具体的描绘中，作家以浓墨重彩有力地渲染了浪漫主义的氛围，创造出了十分奇异动人的艺术画面。“她”醒来觉得无聊时，“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于打了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主人公的形体和用以衬托的自然背景，都被作家奇幻的笔锋抹上了浓重、神奇、惊人的浪漫主义色彩。关于她造人的一段描绘，显然不是通常所谓的“情景交融”所能解释的：
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奇，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周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
“阿，阿!”伊固然以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这东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里，禁不住很诧异了。
然而这诧异使伊喜欢，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呼吸吹嘘着，汗混和着……｜在这幅画面里，主人公造人的动作、造成后的心情，与作为自然背景的大海、波涛、浪花等交织融合在一起的基点，并不在于抽象意义上神奇的非现实性，而在于主人公造人这一惊天动地的非凡事业的巨大创造力!表面上是，非常之情融于非常之景，而深层是非常之情系于非常之事。而此处“情”“景”“事”的“非常”，正是浪漫主义的想象在多方面的奇特生动之体现。第三节，关于禁军在女娲死尸肚皮上扎寨等描写，同样将古神话的简单轮廓具体化，改造、发挥了。总之，这篇小说所依据的古代神话，它作为题材，本身就带有奇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加之作家又以奇幻而神异的艺术想象，使之浑然一体，这就使小说更加充实和丰富。
《奔月》、《铸剑》的故事轮廓同样于古籍可考，但这两篇小说依然以瑰丽神奇的想象细致生动地将古代神话传说具体化为奇幻的艺术画面。从人物与情节的设计，到细节描写与氛围的渲染，都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奔月》中关于羿与逢蒙对射的描写，以及羿连发三箭射月等描写，或奇谲，或雄浑，真富于神异的魅力。《铸剑》中关于眉间尺以头与剑托咐黑色人报仇的情景，以及黑色人以耍把戏为名混入王宫、施展计谋剑劈王头落入鼎中而他亦自劈其头、三头在鼎中激战等一系列描写，是何不合现实的逻辑，而唯其如此，才获得了令人骇怪、惊异的感染力，加强了故事的浪漫色彩和悲壮意味。
比起《补天》、《奔月》、《铸剑》来，鲁迅后期所写的《理水》等5篇历史小说，从总体上说浪漫主义色彩稍有减弱。这主要表现在故事本身的奇幻性不如前期的3篇。但是，在别的方面，主要是在穿插现代生活细节方面，却又增强了浪漫主义气息。《理水》、《非攻》、《出关》、《采薇》里有现实中资产阶级学者等类人物的影子，有现代生活的某些片断。如《理水》对大员、学者们进行了古今杂糅的描写，“文化山”使读者想到了现实中所谓的“文化城”，而“O.K”、“好杜有图”等外语词汇的出现，在幽默中隐然指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洋奴；《非攻》中写墨子在宋国遇见“募捐救国队”，这实际上是对30年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日寇侵略面前用“救国”名义强行募捐这种欺骗、掠夺行径的影射。此类例子，在《故事新编》里除了《铸剑》，其它各篇均有。而《起死》，由于题材采自《庄子》中的寓言故事，本身就带有奇异性，经改编之后它的浪漫主义色彩愈益加浓，更见妙趣。这篇小说中，亦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这样的“油滑”之处。相对而言，后期的几篇中“油滑”之处较多。鲁迅将他在历史小说中采用的这种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写法，称之为“油滑”。他自谓在《补天》中写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是从认真陷入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⑷但后来各篇“仍不免有油滑之处，过了13年，依然并无长进。”这就表明，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鲁迅对自己“油滑”的写法，既有不满的一面，又有有意无意继续为之的一面。对此问题，历来争论颇多，迄无定论。在此问题上，我们以为王瑶先生从中国传统的丑角艺术的“间离效果”与讽刺作用所作的分析⑸，是十分精辟的。不过，在此我们要补充二点。一，丑角的语言和表演，无论其所在的作品的创作方法是何种，它本身总是归属于浪漫主义成分。因为，丑角的语言、动作和行为，比之其他角色有奇异性，而作家对其的设计和刻划，相应地也是运用奇特想象的结果。由此可见，丑角艺术本身虽然从审美范畴讲，可归之于喜剧、滑稽，但若从创作方法讲，则属于浪漫主义。由此可见，鲁迅在《故事新编》中自觉不自觉地坚持“油滑”之写法，这是他在创作中遇到神话传说之类本身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题材时，被激发了运用丑角艺术的浪漫主义才情。这既是自觉的，又是不自觉的。自觉的一面表现于自我选择、自我评价；不自觉的一面表现于一旦进入历史小说创作的思维心理状态，丑角艺术创造的欲望作为一种心理活动的动力定型(它在作家长期不懈的杂文创作中得到了突出发展和强化)，必然会于无形中弹射到作品里，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可抑制的创作冲动而表现出来。这种弹射力、冲动力，是由作家的意志、情感、想象以及某种情结综合在一起而产生的，因而很难压抑下去。事实上，前后相续13年之久的《故事新编》的写作，一直运用了“油滑”的写法，正说明这一写法在鲁迅的创作心理中有内在的根据，成了他创作心理整体结构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从大的方面讲，从问题的实质讲，这与鲁迅杂文中的讽刺艺术，包括某些被批判人物的内心独白(出以虚拟)，漫画化的人物速写片断(主要以人物的语言表现)等是相通的。在这一点上，鲁迅的杂文与历史小说，在创作心理上有着某些相同的依据：主体有一种内在的情感与意志张力，这种张力促使作家采用漫画化的手法，表现被批判对象滑稽可笑的面目，以达到强烈的讽刺、批判现实的目的。以神话、传说和历史为题材的《故事新编》，在这方面得到了强化和突出的表现，这可以看作一旦离开现实题材时，主体的创作心理中一直居于次要地位和潜伏状态的浪漫主义才情被有力地激扬了起来。二、《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这种将古今杂揉的作法，从创作心理的角度讲，实质上是在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的联想。这种联想，时间的跨度甚大，往往有几千年之久，所以读者似不易觉察，而历来亦似鲜有人从这方面来窥探《故事新编》的此种写法。其中，神话人物、故事引发的关于现实生活的联想，有明显的虚幻性，更增加了这种联想心理活动的不易识别性。之所以《故事新编》屡屡彩用“油滑”写法而鲁迅终不改弦易辙，就是因为上述古与今之间的联想作为主体高级神经活动的动力定型已经巩固与确定化。心理学家认为，“大脑皮质对刺激的定型系统所形成的反应定型系统，这是大脑皮质机能系统的主要表现。”“动力定型的形成使大脑皮质活动容易化与自动化，动作与行为更加迅速精确……人的生活习惯与技能、技巧等等，也是动力定型的表现。”⑹其实，在创作心理活动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动力定型的问题。作家构思(想象)过程中出现的人物言动、情节细节、生活场景等，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刺激物，同样会引起主体固定的反应定型。鲁迅博古通今，经常从现实与历史的联系中发掘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造成了他十分广阔的心理空间，使他非常善于将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他的杂文中的这种联系主要是类似联想；那么，《故事新编》中作为这种联系之特殊形式的“油滑”，即穿插进现代生活细节，则大体上是对比联想和移植联想。《补天》中古衣冠的小丈夫，《奔月》中剪径的强盗逢蒙，《理水》中满口现代词语的大员和“文化山”上的学者，分别是作为女娲、羿和大禹等英雄人物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这些带有喜剧色彩的反面人物的言动思想，与英雄人物的言动思想是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有了这种衬托，才使英雄的形象更加充实鲜明；同时，穿插进的现代生活细节，具有突出的现实战斗作用。在这里，神话传说和古代英雄的非凡举动和崇高的创造精神、坚韧不拔的人格力量，使鲁迅很迅速地、自然地想到了在道德、人格等方面与之完全相反的这些滑稽可笑的人物及其情状。具有辩证思想、深厚的历史感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鲁迅，不会在自己的历史小说中一味地歌赞古代英雄，不会将他在杂文创作中，大量、反复使用的“随手一刺”的手法弃置不用。正如他在杂文中，主要以批判和揭露来点燃自己对旧社会增恨的火焰，其中又渗透着对于人民的挚爱，将憎爱熔于一炉一样，在《故事新编》中，他决不会单纯地、孤立地表达自己对古代英雄的爱，而必然会把自己的爱憎结合在一起，通过一些较为复杂和完全独创的艺术手法表达出来。当然，《故事新编》在古今之间的联想，并非随意的，而是有线索可寻，有中介存乎其间的。如《补天》中，关于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间的滑稽表演这个细节的出现，显然与作家采取弗罗伊德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故”有关，而写作中途又看到了或人对汪静之《蕙的风》这首爱情诗站在封建道学立场上的错误批评。这两者之间，分明在“性”的问题上存在着联想的可能。这就说明，虽然在时间跨度上颇大，但其具体内容却在特定的同一范畴上交接了。至于《理水》，从小说的行文中可以看出，现实中关于禹“是一条虫”的臆断，这使作家在以热情的歌颂态度描绘自己心中酝酿了多年的大禹形象时，不能不联想到它；而“文化山”上发表各种谬论的学者的片断形象，分明是30年代初一伙资产阶级学者在日寇侵略面前，向国民党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一事的投影。现实中和作品中的学者们，在置民间疾苦于不顾、空泛地瞎嚷嚷这一点上，如出一辙，何其相似乃尔!至于《采薇》、《出关》、《起死》，虽也穿插进现代生活的细节，但小说本身不存在被歌颂的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因之此种穿插并不属于对比联想。那么，这在想象形式上究竟应该作何解释呢?我们以为，这里的联想更多创造性，它们大多是随手拈来、涉笔成趣的，可以看成是鲁迅杂文在议论中由此及彼、“随手一刺”这种笔法的动态化、画面化和虚幻化。《采薇》、《出关》时代并不存在满口现代词汇的小丙君、小穷奇，也不会有在图书馆查阅所谓《税收精义》的关官，而鲁迅以想象将古人现代化，可以说是一种移植联想。它们是作品进入具体规定情境后突然冒出来的，而非在相似的东西间类比，或在相反的事物间比照。这种联想，完全脱略外形，而十分着重精神上的联系，在时间上造成了古今的交织错综。因而，其创造性的成分更突出。当然，这类联想中可能也有某种媒介。如《起死》中“巡士”对那位回生的“汉子”说“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一句，其穿插、联想的媒介是：汉子向巡士要衣服而不得，说了句“你瞧，这叫我怎么活下去!”由这一句话，经过“死”这个被暗含着的概念，过渡到“死”所包含的途径之一“自杀”上去，遂有“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呀!”这句30年代资产阶级文人对一些因不堪反动统治和封建礼教的压迫而自杀的人无理责难的话。可见，这类穿插，既是鲁迅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运用富于独创精神的移植联想的结果，又是主体的思维十分灵机机敏，善于在古人古事与今人今事之间迅速巧妙地捕捉某种联系的表现。
总之，不论《故事新编》中穿插现代生活细节的具体联想形式是哪种，它们都一无例外地是主体在长期的思维与写作中建立了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动力定型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鲁迅《故事新编》“油滑”问题在创作心理上的奥妙所在!
将古今杂揉在一起，正是鲁迅思维的宏观性与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的体现，又是鲁迅创作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侧面，或称之为鲁迅创作心理深层的动力定型。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杂揉这种“油滑”的写法，因其与主体的艺术想象相联系，具有一定的虚幻性，所以上文将其与主体的浪漫主义才情联系起来。而从此种写法具有现实依据《包括素材来源与内在精神)，以及作家着眼于以曲折间接的形式客观地反映现实而言，此种写法又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再加上一些篇章如《非攻》较多地采取了客观精确的描写，所以我们不能说《故事新编》完全是浪漫主义的，而只能说它从总体上贯串着一条浪漫主义的线索。除《非攻》、《采薇》、《出关》的现灾主义成分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着重于对历史故事与人物性格的客观描述，其余各篇也多多少少包含着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或与现实主义有某些相通之处。至少，“油滑”的写法，本身如上所述就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重性。而特别应该指明的是，《故事新编》在以浪漫主义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参以现实主义以外，还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渗透。或者说，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曲折投影。《补天》如作者所说，运用了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奔月》中有象征主义成分，如用逢蒙的背叛恩师对现实中的某种人作了暗示，同时羿的英雄落寞情绪中多少有着作家自己情绪的投射；《铸剑》中的复仇行为与用于复仇的剑，也包含着明显的象征意味，对中国当时的现实有所暗示和隐喻；而《起死》虽对《庄子·至乐》中那段寓言在内容上有一定的撷取，但其本身却更多地是生发、改造，情节中颇富荒诞成分，因而这篇经改编的小说不妨以独幕的荒诞剧视之。
如此看来，整个《故事新编》虽说以浪漫主义为基本线索，但也错综着现实主义和某些现代主义的成分。也就是说，《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与《呐喊》、《彷徨》一样，都具有不纯性(前者的不纯性更高)。这一点，既有个人心理结构上的原因，又有时代的原因。一位学者曾指出：“在欧洲，从浪漫主义经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是一个长达百年之久的历史过程。但在中国，它们却共时地展现在中国新文学创始者面前。他们当时接受的进化论认识模式使它们主观上试图先补课，再循序发展。然而时代气氛却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无法免于当时勃兴的现代主义思潮的纠缠。而且，各种思潮的同时涌入也必然会模糊它们之间的明确界线。这种情况使中国新文学的创始者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同文学思潮的火力的交叉射击之中。虽然不同作家的个性以及各自先入为主的印象会导致不同的接受倾向，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中国新文学中的流派，但是‘不纯’必然始终是这些流派和作家的特征。”⑺这段话，可以看作《故事新编》在创作方法上“不纯”的时代依据。然而作家自身的情况，如个性，心理结构及所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等，却是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观条件。前期《补天》等3篇小说的写作，如前所述，是在“五四”退潮和《呐喊》(或《彷徨》)结束之后。社会形势的逆转和个人生活遭受种种严重挫折所带来的苦闷，使他把目光转向古代历史和个人的幼年和青年时期。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曾提到他1926年秋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动手写了《朝花夕拾》中的若干篇，又预备足八则《故事新编》的材料，并在此时和稍后写了《奔月》和《铸剑》。就小说体裁而言，随着作家将目光转向神话传说和历史，他在《呐喊》《彷徨》中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便让位于浪漫主义，遂出现了《故事新编》以浪漫主义为主调的艺术风貌。但现实主义这一被鲁迅坚持在《呐喊》《彷徨》中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决不会销声匿迹。它必然会在创作意图、人物刻划等方面有所流露和投射。《奔月》与《铸剑》，比之《补天》，现实主义成分要稍多一些。鲁迅所说的“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仅是主观愿望；而现实主义作为被主体长期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必然会在主体创作心理中生成若干动力定型，从而在创作中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发生作用。这种情况，正如鲁迅早年崇尚浪漫主义并富于浪漫主义才情，虽在“五四”时期转变到它的对立面，但仍在创作中有所体现一样。后期所写的5篇，时值鲁迅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之后，作家此时以更充沛的革命精神与更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紧张、不倦地从事着现实主义的杂文创作。这种情况所强化了的创作心理，投射到《理水》等5篇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便是现实主义成分的有所加强。在写《出关》和《起死》之前，鲁迅联系当时社会现实状况，深感有必要“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⑻。因此，鲁迅后期的5篇小说，与现实的联系更为紧密。在心理上，与1926年秋冬的“不愿意想到目前”明显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说，《故事新编》的后5篇，可以看作是鲁迅杂文向纯文学领域的延伸和转换。当然，后期5篇仍闪耀着浪漫主义色彩。在情感的突出、想象的奇特、理想的寄托(如《理水》)等方面，这5篇的浪漫主义色彩确乎是不容抹煞的。从心理机制方面说，鲁迅在大量地、长期地写作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杂文时，他十分活跃的审美情感与艺术想象在相当程度上被压抑了；被压抑了的这些东西经过长久的积淀只能被强化，从其成分而言它们更多地倾向于浪漫主义。简言之，在长期的杂文创作中，鲁迅被压抑了的，是一种浪漫主义才情。这种才情，通常索居于心理结构的底层；但一旦遇到适当时机，它便会“冒”出来，进行顽强的自我表现。这便是后期5篇历史小说仍然贯穿着浪漫主义线索的心理依据。在一定范围内，浪漫主义可以最大限度地抒发主体的情感，发挥主体的想象，从而给作家带来较大的自我娱乐性和释放感，进而有利于实现主体的心理平衡。
实际上，不仅《故事新编》贯穿着浪漫主义线索，而且鲁迅的整个文学生涯，都贯穿着一条浪漫主久线索，——只是它起伏变化，行迹不定而已。如果说，《故事新编》后5篇在浪漫主义成分方面稍逊于前3篇；那么，鲁迅后期的旧体诗创作中，不少篇章相当突出地表现了浪漫主义。在这方面，他除了受到西方近代浪漫主义的浸染，还受到了楚汉浪漫思潮的影响。屈原诗歌与屈原的艺术精神对鲁迅有较大影响，这一点为论者所公认，自不必言；而汉唐石刻表现的人神杂处、古今错综的艺术氛围，也对鲁迅有一定熏陶。这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鲁迅的旧体诗创作呈现出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他在30年代所写的旧体诗，几乎篇篇充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如《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赠画师》、《题三义塔》、《悼丁君》、《赠人二首》、《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无题·大野多钩棘》、《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亥年残秋偶作》等篇。它们多用神话与楚辞典故，营造了古今叠印、虚实相生的浪漫主义意象，情感极为浓烈充沛，想象奇特丰富。

鲁迅曾说，《故事新编》里的全部作品，“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 在这里，神话、传说及史实本身作为“新编”的对象，是既定的，即使它们的流传有歧异，但作者对之只存在选择的问题；而“演义”，却自然而然包含着艺术虚构即鲁迅所谓“点染”的成分。因之，在制约作家采用创作方法的问题上，此处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先决条件：神话、传说作为原始先民和古代人民创作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就带有很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奇异性，它们的自身内容就内在地要求着作家在改编之时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而史实，作为有据可考的历史，因其具有客观真实性，先天地倾向于现实主义，但由于作家在改编它们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原则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导向现实主义，又可以导向浪漫主义。所以，在研究《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时，我们首先得将神话、传说与史实这两个不同的范畴相对地区分开来。
《出关》的现实主义成分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着重于对历史故事与人物性格的客观描述，其余各篇也多多少少包含着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或与现实主义有某些相通之处。至少，“油滑”的写法，本身如上所述就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重性。而特别应该指明的是，《故事新编》在以浪漫主义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参以现实主义以外，还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渗透。或者说，有着某些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曲折投影。
《奔月》中有象征主义成分，如用逢蒙的背叛恩师对现实中的某种人作了暗示，同时羿的英雄落寞情绪中多少有着作家自己情绪的投射。
《奔月》里那个用暗箭伤后羿叫逢蒙的人，我觉得鲁迅指的是高长虹。高长虹在不久之前，长篇大论地写文攻击鲁迅的。对于高长虹的如此攻击，鲁迅大出意料，只能从“过河拆桥”上去理解。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现在见我偃旗息鼓，遁迹海滨，无从再来利用，就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飚》第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飚》的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那时的种种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姑且置之不理，看看他技俩发挥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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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勉强衔接着西方十八九世纪末。人家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哥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好样子，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要比他更有分量？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萧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那把长胡子，或者像沈君儒那样的光脑袋，古风是有了，毕竟还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地 “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地摩登……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秀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炼，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五彩缤纷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和西方文豪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而是他看得起萧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见不必征得同意，不过是自己说说而已。

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这个词，说来有点轻佻，这是现在小青年随口说的话，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只好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最近二十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能够将鲁迅放回他生存的时代和“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意识形态涂料，比较平实地看待他。那么，平心而论，在他先后、周围，可以称作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敢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欣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力乡村建设……这些人物不论成功失败，在中国近代史都称得上是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

鲁迅一辈子叫喊国事天下事，可是你说他热衷政治，他既不入国共两党，也不做官；你说他是个文人，他却私下和当时的“乱党”交接甚密，还入过左联。就拿他常被通缉这件事来说，将鲁迅和政治家比较，也不算怎样地不恰当。据说，白色恐怖时期，鲁迅曾经认真地向革命者打听严刑拷打究竟是怎样的滋味，可见他是准备吃苦头的。

老先生“迭宕自喜”

现在我这样子单挑个所谓“好玩”的说法来说鲁迅，大有“以偏盖全”之嫌，但我不管它，因为我不可能因此贬低鲁迅，不可能抹煞喜欢鲁迅或讨厌鲁迅的人对他的种种评价。我不过是在众人的话语缝隙中，捡我自己的心得，描一幅我以为“好玩”的鲁迅图像。

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超越层层叠叠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当我在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会不断不断发笑。成年以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我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我相信，他这样写，知道有人会发笑。

随便举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在《看萧与看萧的人们》中，记录宋庆龄通知鲁迅说，萧伯纳到了上海了，正在那里吃饭，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鲁迅于是写道：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但这里面有一层需要说却又不好说、说不好就很不好玩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萧是大人物，鲁迅知道自己也是大人物，不去见，或赶紧去见，看得很重，或存心看轻，都没必要，都不恰当，都不大方。其实鲁迅是想要见见的，又其实不见也无所谓。现在人家来了，邀请也来了，那么——有这样的要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吧。

这意思很深，也很浅，很率性，也很得体，他当时那么想了一想，事后这么写了一笔，很轻，很随便，用了心思，又看不出怎样地用心思，然而有这么一笔在——后来便写他去了，居然坐在那里看萧和众人吃饭，等等等等——这就是我所谓的好玩，很不起眼的两句话，我年轻时读到，不注意，中年后读到，心里笑起来。

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迭宕自喜”。

“迭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然而“迭宕自喜”也罢，“好玩”也罢，都属于点到为止的说法，领会者自去领会，不领会，或不愿接受的，便说了也白说。我今天要来强说鲁迅的“好玩”，先已经不好玩，怎么办呢，既是已经在这里装成讲演的样子，只好继续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

先生的性格

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中宣部为了拍摄电影《鲁迅传》，邀请好些文化人的谈话录，当然，全是文艺高官，但都和老先生认识，打过交道。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就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叫唐弢。唐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就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还说，譬如老先生夜里写了骂人的文章，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见面，互相问起，照样谈笑。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一些论敌，他与许多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

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较地能够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近年的出版物，密集呈现了相对真实的鲁迅，看下来，鲁迅简直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个玩笑———给刚结婚的川岛的书：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伸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那种亲昵！那种仁厚与得意！

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豁达的，游戏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先生的游戏文章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的、匕首式的、战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大多数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以中国的说法，叫做“游戏文章”，以后现代的说法，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游戏”，所谓 “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鲁迅书写的种种事物，反礼教、解剖国民性、鼓吹白话、反对强权等等，前面说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写，其激烈深刻，并不在鲁迅之下，时或犹有过之。然而九十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翻出来看看，五四众人的批判文章总归及不过鲁迅，不是主张和道理不及他，而是鲁迅懂得写作的愉悦，懂得调度词语的快感，懂得文章的游戏性。

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不看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这不流露，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笑话，自己不笑的。

我们单是看鲁迅各种集子的题目，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真是顺手玩玩，一派游戏态度，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读，譬如《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日记》等等等等，数也数不过来。想必老先生一起这题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来。《花边文学》中有两篇著名的文章：《京派与海派》、《南人与北人》，竟是同一天写的，显然老人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塌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中国散文中这样子到末尾一笔宕开，宕得这么恳切，又这么漂亮，真是只有鲁迅。大家不要小看这结尾：它不单是为了话说回来，不单是为了文章的层次与收笔。我以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非常体贴，他既是犀利的，又是厚道的，既是猛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一个愤怒的人同时是个智者，他的愤怒，便是漂亮的文学。

有这样浑身好玩的态度，鲁迅的文章便可以尽管严肃、尽管深刻，然后套个好玩的题目，自己笑笑——他晓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别人高，更晓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还要高—— 站得高，看得开，所以他好玩得起，游戏得起。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古今中外，没几个人可以做到。

他的语气和风调，哪里只是激愤犀利这一路，他会忽儿深沉厚道，如他的回忆文字；忽儿辛辣调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儿平实郑重，如涉及学问或翻译；忽儿精深苍老，如《故事新编》；忽儿温柔伤感，如《朝华夕拾》；而有一种非常绝望、空虚的况味，几乎出现在他各个时期的文字中——尤其在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中，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揉杂在一起，难分难解。

名人评价 ：
何满子

不论当代人对鲁迅作了多么高的评价，未来的历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得多。

另一类人的评价：
陈西滢：“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 ”
高长虹：“我是主张批评的……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 。”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

王朔

　　高长虹与鲁迅的恩怨情结
　　高长虹是在1924年12月首次结识鲁迅的。当时他在北京孙伏园寓居处得知鲁迅对《狂飙》周刊持肯定态度时，受宠若惊，当晚即带了几份《狂飙》周刊匆匆至鲁迅处拜访。从此次会面到1926年8月31日高长虹在上海泸宁旅馆看望去厦门的鲁迅，期间有记载的交往就有过74次之多，足见非同寻常。高长虹与鲁迅的交往是与倡导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等基点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是非常坚实和稳固的基础。
　　高长虹与鲁迅出现过一段最密切的合作期，那就是1925年4月鲁迅组织“莽原社”，筹划出版《莽原》周刊的编撰工作之中。高长虹以生命赴莽原，“无论有何事，无论大风泞雨，没有一个礼拜不赶编辑前一日送稿去”。其作品的质量和精神之可贵很受鲁迅的赏识。《莽原》周刊共出版32期，发作品260篇，其中刊高长虹作品就有34篇，居所有发稿作者之首。鲁迅高度评价说：“《莽原》周刊期间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高长虹跟随鲁迅奋战、厮杀，是鲁迅着力培养的一名文学青年和反帝反封建的一员猛将。
　　高长虹与鲁迅矛盾冲突起源于一张广告。1925年8月，《民报》刊登广告说该报要增设副刊并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诸君为撰稿人。高长虹对“思想权威”的广告十分恼火，以为鲁迅默认了这种提法，于是迁怒于鲁迅。加之《莽原》周刊最后4期无高长虹的作品刊登，以及《莽原》改半月刊后接连不断地压“狂飙”社成员向培良、高歌等的作品。于是，高长虹就在《狂飙》周刊上发表对鲁迅先生不满的文章《给鲁迅先生》，爆发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高鲁冲突”。
　　冲突之中牵系着一场所谓的“恋爱纠纷”，说高长虹攻击鲁迅是为了争夺许广平。事实是：高长虹与许广平的交往始于1925年3月，即鲁迅与许广平确定恋爱关系的5个月之前。当时许广平欲买高长虹新出的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给高写信并附了邮票，之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共有过七八次。同年7月19日，高长虹在鲁迅家里和许广平见了他们一生中惟一的一次面，而且相互都没有说一句话。当高长虹见到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很好时，就主动地与许断绝了通信联系。所以，文学界以一首《给———》的抒情诗确定高长虹搞“三角恋爱”关系的依据是不充分的，纯属子虚乌有的事情。
　　令人痛心的人生结局
　　高长虹的人生之旅是极其艰难、曲折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他心情孤傲、怪僻又激进自负，常处于一种不可遏制的亢奋之中，忧郁、惧恼和颓唐不振，形成了一种怪诞诡异的气质和复杂多变的曲线性格。因此，当他与鲁迅公开抗衡，就使得自己很快地众叛亲离，甚至于销声匿迹，几乎沦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被永远尘封的悲剧人物。
　　高长虹陷入僵局之后，他的好多种选择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20 世纪30年代初，他强忍着躲在洋轮底当“猪仔”的奇耻大辱，只身漂洋渡海，赴日本及东欧考察。30年代末归国后，投身搞日救亡运动，徒步赴延安寻求革命真理。期间他身为边区文化委员而拒绝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甚至高傲到与毛泽东的私人交谈都不欢而散。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只身到东北解放区，主要从事新字典和新文化的研究和编纂工作，以此弥合近乎崩溃的精神裂痕。据传1949年他曾住进了沈阳精神病医院，又传1956年病逝于抚顺精神病医院，落了个毁誉参半的悲惨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