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访华的西方特使是如何与中国皇室交流的

教案事件
教案
义和团运动
一般指清朝末年中国境内牵涉基督宗教教会的社会事件(常引起争讼、暴力甚或演变为外交事件)。义和拳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国华北的山东和河北，正是教案频繁的地区，。
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被迫在1895年签署《马关条约》，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失败，再次引起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1896年，有意瓜分中国的欧洲强国，对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要求准许修建铁路和采矿。1897年11月，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z）及理加略（Richard Heule）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起因不明）。德国立即作出了反应，乘机出兵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德皇更对其舰队训言，谓：“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接下来的一个月，俄军进驻了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今广东湛江）。
外国的进占，更激发起山东各地的排外情绪。1898年3月，拳民活动在山汤加剧。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义和团四处烧教会、杀教士；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在义和团的积极排外下，外国人被称为“大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教，通被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懂洋语、以至用洋货者，被称“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时人记载：“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神助拳　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　自信天　不信神　忘祖仙
男无伦　女行奸　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　仔细观　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　仙发怒　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　非白莲　念咒语　法真言
升黄表　敬香烟　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　神下山　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　都学全　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　拔线杆　紧急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　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　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
诗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　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体仙人艺　定灭洋人一扫平
—右传云山东圣府抄传
原因
教案频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①治外法权凌驾中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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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
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
②仇外心态
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③谣言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
④守旧势力煽动
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与维新运动一样不可避免会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
⑤教会自身问题
这些国家的政府曾经侵略中国，传教士自然不受欢迎了。一般来说，这些中国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传教士是在侵略条约的保护下进入中国的。更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外国政府用保护传教士为借口，挑起争端。其实传教士来中国，只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基督的爱带给中国人，这是传教士们积极传福音、翻译圣经、办学校、开医院从事社会服务等活动的唯一目的，可惜中国人还是不能饶恕传教士。1897年，在山东曹州教案中，就是德国首相命令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设立教堂，藉此引起中国乡民滋事，杀了两个传教士，造成德国政府威胁中国的借口。传教士就这么可怜的被利用了。以达到外国政府的卑鄙目的，

义和团运动老照片(14张)
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保持自己的利益。

有一些流氓假装信主加入了教会，宣教士因为不了解底蕴，于是接受了他们，并为他们施洗。后来这些流氓打架，滋事还得到宣教士的保护，使中国人大大反感。后来传教士明白了，不再甘心为虎作伥，但已经惹起中国人不少误会，难以解除。此外，基督教传教士和天主教传教士吵架一事，也带来很坏的影响。在中国人眼中根本不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这实在是很不好的见证。
⑥民族主义的刺激
从1860至1899年间，共有三次的反教高潮：光绪十年(1884)有48宗，光绪廿一年(1895)有60宗，光绪廿四年(1898)有77宗。主要是受当时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列强瓜分等事件的影响[3] 。

3运动过程编辑
扶清灭洋
1897年，山东冠县梨园屯村民与教堂因历史上的土地纠纷引起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的邀请，前往援助。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认为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在清朝官员中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同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起义”，遭清军镇压而失败。次年（1899年），山东平原县知县蒋楷镇压义和团，当地义和拳首领李长水请求荏平、高唐等地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支援，朱红灯在杠子李庄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0月11日，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来镇压，被义和拳打败。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原起义”。后来清廷加派袁世敦等人前来镇压，在森罗殿战斗中击败义和拳。其后清军游击马金叙活捉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毓贤，他仇视外国侵略者，对民众反洋教斗争比较同情。他罢免了蒋楷、袁世敦等，对义和拳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措施，有说法指出正是毓贤改拳为团，还向朝廷上奏将民教矛盾的责任归结于教会一方。其态度遭到外国敌视，在列强交涉下毓贤被革去职务。但毓贤对义和拳也进行了镇压，在其离职前下令将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等义和团首领杀害。1899年12月，袁世凯代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4] 。
转入直隶
1899年，袁世凯在济南就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1900年6月开始血腥镇压复起的义和团。在山东遭遇不利情况后，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清政府严禁义和团，先后派出多批军队参与镇压。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5月22日，数千义和团在石亭设伏击毙杨福同，被称为“涞水大捷”。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为震惊。随后的1900年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在此之后，清政府又派出聂士成等参与镇压，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已呈现出“诛不胜诛”的局面。
列强介入
1899年冬，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毓贤被清廷免职。新任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他在后来的任期内先后亲自下令诱杀、捕杀了超过150名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参见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国近代史》）。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对西方反对她废黜光绪感到十分不满。
建于聂士成殉难处的聂士成像
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万名拳民占据。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1900年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有感使馆区有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在1900年5月31日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在1900年6月3日抵京。
1900年6月9日，慈禧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
1900年6月10日，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拳民于同时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外国使馆对外通讯断绝。
1900年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 ，被开腹剖心。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Edward Seymour)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廊坊一带，与清兵及义和团展开战斗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该战事被清政府及义和团认为是一次抗击外敌的重大胜利，并被命名为“廊坊大捷”。
1900年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占据）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
1900年6月15日，军机处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1900年6月16日，前门一带约千家(一说四千家)商铺因老德记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如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除了屠杀奸淫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 是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1900年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时，得到虚假情报，以为外国的要求她归政于光绪。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载勋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5]
对外宣战
天津的义和拳民众
1900年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酿成战争的导火线。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
清廷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使馆区内被围人数约3,000人，当中约2000 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0人为外国男性平民，147名妇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409人，武装有3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
1900年6月25日，清廷当权派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6] 。

义和团运动时的各国军队(8张)

八国联军侵华
紫禁城内的八国联军
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约有45,000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英军中包括英在威海卫训练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反抗拳乱的中国军队与义和团拳民对战。1900年7月至8月进军北京的联军指挥官是俄国人General Linevitch 。
1900年7月14日，联军占领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
1900年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许景澄及袁昶被清廷处死。
1900年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
德皇威廉2世为德军中国远征军践行[6]
1900年8月11日，清廷处死主和的大臣联元、立山及徐用仪。
1900年8月14日凌晨，联军来到北京城外，经两天的激战，到15日逐步攻占了北京各城门，随即与清军在京城各处展开巷战。
1900年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后立即仓皇离开，逃到西安。
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在美国的历史记载里，称这次军事解除公使馆危机行动为中国解救远征，中国则称之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日军绘本：八国联军[6]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坚持下，瓦德西(Count Waldersee)于8月7日被任为联军总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军在联军攻进北京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他们因为热切执行威廉二世1900年7月2日发布的命令：“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四处掳掠，而备受批评。威廉二世的这段讲话是对5世纪匈奴入侵欧洲的回忆。后来这段话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人借用来贬损他们的德国敌人。
俄国除了与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另外从南北两路派二十余万人进占中国东北。北路俄军8月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至9月占领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占据营口，10月占领沈阳，不久之后两军会师，占据了东北全境[7] 。 　

东南互保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
义和团团民在天津被美军骑6师俘虏
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作总统支撑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1900年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中外势力的联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同时，清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
余部抵抗
慈禧在出走时发布上谕，将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头上，并命令各地清军予以剿杀。义和团迅猛的发展部分得益于清廷的支持，在清廷态度变化后，许多义和团组织迅速消亡。但也有部分义和团坚持抵抗。刘呈祥
清廷巡铺逮捕的义和团员
带领义和团在天津郊区抵抗侵略军，保定义和团首领周老昆率部在山区坚持战斗，义和团首领郭逢春在广昌与侵略军和官军战斗。侵略军在华北的其它许多地区都遭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只得不停分兵前往镇压。
义和团
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甚至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以下伤亡情况和死亡数字大都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
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1900年7月9日，在太原巡抚衙门前，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
在内蒙古，1900年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1900年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在直隶（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顽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与两神甫，不分男女老幼，尽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50575名教徒，死亡了5153人，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幸存。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在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
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发生了集体屠杀事件。湖南衡州和陕西，也发生主教神甫被杀事件。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者占十之七八。
八国联军暴行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德军、俄军、法军有滥杀、强奸、抢劫、纵火等非人道暴行。
在北京，以樊国梁为首的教士们公然发出“布告”下令天主教徒抢劫，规定抢劫不满50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银两的，应归公集中均分。从8月18月开始，教徒连续抢劫了8天。法国媒体曾刊登回国士兵的陈述：“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
根据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撰文的揭露，仅在河北任丘县一处，美国基督传教士梅子明(William Ament)以‘用人头抵人头’为口号就杀害了中国无辜农民680人。

开始的标志是1851年金田起义，结束的标志是1864年天京陷落
义和团运动首先爆发于山东。1899年，朱红灯率领义和拳在山东西部和西北部进行反洋教斗争，附近各县纷纷响应。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义和团的兴起与谣言的煽动或19世纪末华北地区遭受自然灾害有着密切关系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教案，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早已从中国获得了传教的权利，通过数十年的发展，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已具有了一定规模。但是部分传教士或教民依仗列强的支持，在中国横行霸道，拆民房、修教堂、霸占中国平民的财产，甚而干涉中国的司法行政，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加之在教案的处理过程中一些官员“不论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更引起民众不满，因而自发采取行动对抗教会。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洋教斗争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前奏。

洋务运动后鸦片战争之后，很多外国传教士和修女来华传教，占用了不少农民土地，加上有些地痞流氓加入洋教，就是基督教，导致洋教的名声很差。至于为什么地痞流氓加入很好理解，有钱人家都念书考科举准备做官，没钱的种地，只剩下一些泼皮流氓加入洋教了，因为只要加入了洋教就可以不拜县官，洋人可以罩着。但是这和基督教本身无关你应该可以理解吧，这个和中国的国情有关。

貌似就干了些围攻使馆，拆教堂，然后就是打砸抢烧了。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历时28年，有12万人参与，航程十余万里，先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据有关资料记载：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不少华人是随郑和船队而来，并久居不返成为早期华侨的。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骛，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1 “到了明代中后期，在南洋各地的华侨大约在十万人以上。”2可以这样说，郑和下西洋不仅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大门，而且间接地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提升了人们对移民收益预期，促成更多的中国人前往南洋等地经商和谋生，对中国移民在海外生存和发展，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郑和下西洋的后续效应

郑和下西洋的最初动机，不论是宣扬“王道”（天朝声望）、“安外”（安定海外），还是为了“绝患”（寻找文帝，杜绝后患），均可视为 明朝政府对外政策的一种调整，客观上对打通中国的对外通道， 发展对外贸易，建立藩属关系，促进 和平外交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着悠久的后续效应 。

首先，郑和下西洋宣扬了“天朝”声望。《皇明祖训》说过：“四夷顺则中国宁”，因此，明政府将朝鲜、日本、大梳球国、小梳球国、安南、真腊、占城、苏门答腊、瓜哇等15国列入“不征之国”。明成祖素有“万国来朝”、“四夷宾服”的思想，借“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满足封建王朝唯我独尊的虚荣心。可见， 郑和下西洋属于官方性质，有着很强的政治性意义。在 郑和 下西洋的过程中，曾经 三次用兵击溃偷袭的海盗集团和图谋不轨者，以珠宝交易和自卫枪炮捍卫了明朝政府利益， 宣扬了国威，提高了“ 天朝”声望；通过“怃外夷以礼，导人以善”，促进了中国和东南亚各地的联系，进而对中国海外移民产生深远影响。据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研究：“郑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诸岛，当不下五百四、五十万人，加上与土著人杂婚者，当及七百万人。”郑和下西洋产生的示范效应，为中国移民大量地向外迁移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这也是海外移民崇拜郑和的深远的社会基础。

其次，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发展。据史料记载：中国人到海外，自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秦朝徐福带领三千人东渡日本，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但海外华人社会的真正形成和发展，却是出现在郑和下西洋之后。郑和下西洋的成功，吸引愈来愈多的中国人移居海外，大量的聚居而成华人的村落或城镇，并有“首目”主事管理，形成了较为稳定、完整的华侨社会。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已经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方面，由于统治者的血腥盘剥，加之政局长期地动荡不安，尤其殖民资本的大举渗入，导致地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纷纷破产，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到处是民不聊生的惨象。另一方面，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已元气大伤，几乎是处于苟且掺延。为了维持落后的封建专治制度，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的丧权辱国条约，包括割让土地，开禁沿海通商口岸，承认西方列强招收华工的合法性等，海禁条约也在事实上被裁除，进一步加剧了海外移民潮的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海外华人社会。

第三，郑和下西洋为华人迁移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知道，自从宋代发明了指南针后，中国的航海技术就有了很大进步。郑和下西洋不仅打通海外通道，开辟了沟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地的航线，而且留下许多宝贵的航海资料和途经各地的详细记载，对中国人移居海外有着很大帮助。为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交往，明政府在南京设立“四译馆”，隶属于翰林院，用于专门培养与中国有密切关系国家的外语人才。与此同时，通过解决边患，设立宣慰司，扶持旧港宣使司，敕谕暹罗国王等方式，沉重地打击了华人海盗集团和锡兰山的海寇，基本上消灭了海盗和 图谋不轨者 的威胁，一定程度上 维护了海外侨民的利益， 有利于华人来往南洋群岛，使中国沿海地区居民的大量向外迁移成为了可能。这样，以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为主，广大的贫苦农民纷纷踏出国门，被迫到海外谋生。有人估计，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间，中国的出国人数估计不少于1500万人。

二、郑和下西洋有利于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著名的历史学 家吴晗 先生曾作过如下的评价：（1）经济上的收获。郑和用瓷器、丝、茶诸货物到南洋博易，政府和人民两受其益。（2）政治上的成功。国威远播，南洋诸国王，稽首来庭，甘为臣属。（3）文化上的传播。宝船迭出，信使往来，使南洋诸国均染华风。（4）华侨移民增加及其势力的发展。中国人在南洋的地位陡然提高，华人以其灵敏耐劳的手腕，渐得当地人的信仰。3应该说，吴晗先生的评价相当的在理。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国人的海外生存空间，保证了中国通往东南亚的海上航道安全，对中国移民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改善了华人移民的生存环境。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下南洋”，也就是今天的南洋群岛一带。 明朝开国后，积极地发展对外友好关系，主要通过互派使团，外国“朝贡”方物，明朝政府“赐赉”礼品等方式进行的，素有“厚往薄来” 特征，明朝政府对朝贡使者均是“以礼待之”，即使“私货来，皆倍偿其价”。而郑和下西洋，正是贯彻了封建王朝的“宣德化而柔远人”，“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思想，4使明朝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交往达到了鼎盛时期，东南亚国王先后访华，促使他们实施比较宽松的华侨政策。据史书记载：到了永乐十四年（1416年），也就是郑和已经完成四次出访任务后，就有古里、爪硅、满刺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刺硅、阿丹、苏门答刺、麻林、刺撒、忽鲁谟斯、柯技、沙里湾泥、彭享、三佛齐等十多个国家，纷纷派遣使者来华。“是时，诸番使臣，充斥于厅”。5郑和下西洋后，就在东南亚各地，如印尼西加的三发、瓜哇的锡顺、中瓜哇的三宝垄和苏门答腊的巨港等地，设立了下西洋的转运站，作为船队休整、补给、收容疾病随员以及接待华侨华人的停留点；并以 满刺加为贸易中心，建立了开展下西洋活动的中心据点，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人移民的生存环境，之后就有大批的华侨移居南洋的 说法。“南洋华侨中心的形成，实肇始于郑和下西洋之时”。6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也这样记载，在爪哇、加里曼丹、菲律宾、马来半岛，有一千乃至上万的华侨。

其次，郑和下西洋宣示了“王威”，提高了华人移民的政治地位。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每到一处，先是“开招、颁赏”，按照国家礼节拜访国王，并送上从中国带来的珍贵礼物。每当郑和的船队一到，居住在南洋群岛的华人移民便奔走相告，高喊着“三保太监”来了，“三保太监”专程看我们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地华人深感郑和带来了国威，而当地人看到了郑和庞大的船队后，也认为华人移民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自然不敢对他们产生轻视。 东南亚国家也因有郑和的访问，对中国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从满刺加和苏禄王率团访华可看出一斑。自接受了明朝封赐以来，从永乐九年（1411）七月至宣德八年（1433）九月，满刺加国王就三次率其王妃、陪臣来华访问，得到了明成祖、宣宗的热情款待，加深了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华侨在满刺加受到了重视，如满刺加国王任命华侨担任港主，负责处理中国和印度支那商船的事宜。7郑和下西洋后，苏禄王知道了中国疆域辽阔，物产富饶，是个强大而友好国家，于是便携带王妃、王子和随从一行，共有340多人的大型使团访问了中国。苏禄王到达中国后，受到明成祖的隆重接待，中国的繁华景象更使他们流连忘返。在回国途中，苏禄国的东王不幸病逝于山东德州，除了大王子回国继承王位外，其王妃以及二子、三子等十多人均留下守墓，后都不愿意回国，最终卒于德州。他的后人定居在山东德州的北郊，安、温二姓成了他们的姓氏。文莱华人也认为说“自（郑和）王景弘到文莱后，华人地位大大提高”。8

第三，郑和下西洋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增强了华人移民的发展能力。永乐初年，中国的粮食、棉花、布匹供给充裕，手工业兴旺发达，造船、冶金等产业发展比较成熟，与当时仍然比较落后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郑和下西洋后，带去了中国精美的工业制品，据《瀛涯胜揽》、《东西洋考》、《西洋番国志》等书记载：这些物品包括青花瓷器、青瓷盘碗、麝香、烧珠、樟脑、橘子、茶叶、漆器、雨伞、金、银、铁鼎、铜钱、湖丝、绸缎、丝锦、铁制农具以及金属制品等。9在按国之礼仪谒见国王后，郑和便将带来的商品与当地人进行交易，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深受他们的欢迎，郑和船队“所至皆有遗迹，凿山开路，掘地取泉，” 10 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源源不断地传入，对东南亚的当地垦荒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久而久之，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很快就盛行起来，在东南亚各国产生了“中国货”的品牌效应，对经营着的当地华侨来说，无疑是在免费为他们打广告，培植了当地华人的发展能力，打开了中国货的市场空间。广大的华人移民也通过各种途径，直接从中国进货，使他们所在的地区，很快就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和商业、贸易中心，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举足轻重作用。

第四，郑和下西洋传承了中华文化，增强了华人移民的民族凝结力。郑和下西洋除了“开招、颁赏”与进行贸易外，遵循“敷宣教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理念，率领船队“周游南洋群岛，所至宣布大明德政，抚慰士人，”11不断地向东南亚国家敷宣中国教化，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改变落后发展面貌，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广泛爱戴，“至今英荷二属均有三宝井留存。”12当地人也乐意中国人移居其地，共同地发展生产，华侨华人日益成为各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13而华人与当地女子成婚，开始形成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和融合发展的过程。因此，在海外华人集中的地区，除了形成商业意义上的“唐人街”外，华人移民还按照祖籍地习俗，修建了宗祠、寺庙，成立各种宗乡社团会馆，设立私塾学习中文，使之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如“唐人街”挂着的“天涯海角饮水思源，入乡随俗落地生根”楹联，就表达了海外华人 以中国为荣，入乡随俗落地生根的发展意念；“唐人街” 正是广大华裔诚信经商与传承中华文化的产物，它成了中国移民在海外活动的重要根据地，对增强华族的向心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 郑和下西洋采取 震慑、怀柔的双重政策， 维护了华人移民 的正当权益。明朝初年，海盗为害情况已相当的严重，特别是一些贡使与商旅必经的咽喉要地，已被海盗所居，“凡有经过客人船只，便劫夺财物”，致贡使、商旅“来往若之”，危害尤甚。14 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共进行了三次不得已的用兵。郑和首次出使西洋，在率领船队返航经过旧港的时候，遭到以华人头领陈祖义为首的海盗集团的突袭。这支海盗集团以抢劫过往的客商和贡使的财物为生，企图“诈降邀劫”，抢夺郑和船队所携带的宝物。郑和船队击溃偷袭者之后，活抓了海盗头领陈祖义，并将他押回京城就地正法。当时虽然只是个别人从事不法勾当，但已损坏了华人形象，也累及到许多的无辜。陈祖义被抓和受到了正法后，在海外和当地的华人社会中产生了震撼，这种“镇怃”行动，铲除了海盗集团的势力，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海外华人的利益。郑和的第二次下西洋，在途经斯里兰卡时，该国的王子把郑和骗到了京城，强行勒索财物，并暗中派兵抢劫，企图一起虏获郑和船队，结果阴谋没有得逞反而被抓获了，郑和就将他们带回北京献给明成祖。但明成祖实行了宽大政策，将斯里兰卡国王等人全部放送回国，不仅对海外国家起到震慑和怀柔的双重效应，也维护了海外华人的正当权益，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郑和下西洋的借鉴意义

郑和下西洋的朝贡贸易及其促进民间贸易，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激发了中国沿海地区人们向外追求财富的欲望，直接提高了人们对移民收益的预期，有利于华人移民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为中国走向世界、发展自己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时至今日，郑和下西洋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首先，大力弘扬郑和精神，“走出去”来发展自己。郑和下西洋带来的财富增值效应，激发了人们“走出去”发展的渴望。中国是个人口超级大国，超过了13亿人口，其中的劳动力人口达到7.4亿，比欧美发达国家的4.3亿劳动力还多3.1亿人。据有关的资料报道，“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中国的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15今后，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以及西部大开发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不断深化，未来几年内将释放和派生出大量的剩余劳力，从而形成人口迁移的巨大“推力”。事实上，人才流动总是与劳动力、资本的流动相伴随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移民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从数量上统计， 中国的移民数量还比较少，人口流动仍属于正常的范围之内。我们应当 大力弘扬“郑和精神”，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继续放宽出国渠道，让更多的国人通过合法的渠道走出国门，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入WTO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各涉侨、涉外部门也要不失时机地“走出去”，加强与海外的华侨华人联系，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不忘好朋友，使海外华侨华人真正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

其次，鼓励华侨自愿地融入当地社会，积极地参政议政。移民的问题十分复杂，其中居住国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加强海外华侨华人的科技力量、经济实力和人才资源的有效整合，对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也是我们争取海外“侨心”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将加大引进移民力度，通过不断地调整移民政策，避免外来人口对社会系统造成的冲击。据有关的资料估计，在今后的20、30年间，如果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移民数量，来自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移居发达国家的新移民可能达到2000—3000万人，在数量上直逼现有的华侨华人规模。如果考虑到再移民，以及两岸关系可能导致的移民影响，估计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规模还会更大。因此，要密切关注住在国的局势变化，加强与住在国政府的沟通和友好关系，认真地汲取经验教训，鼓励华侨华人抛弃自我的孤立心态，在当地化的进程中，积极地融入主流社会、 参政议政，努力捍卫自己的正当的合法权益。在华社的传承与发展上，要尽量地减少磨合期，做到取长补短，互相提携共同地发展，在居住国与祖（籍）国发挥难以替代的桥梁作用，真正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

第三，实施睦邻友好政策，为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郑和下西洋后，始终坚持睦邻、善邻的友好政策，有利于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国家的认识和了解，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建筑文化、陶瓷文化和丝绸文化，推进了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交流，推动了东南亚华侨移民与商业、宗教的共同发展。时至如今，东南亚国家仍留下众多的郑和事迹，流传着许多感人的传说（法力无边，万物听命），经常举办各种盛大的纪念活动，表明郑和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共同敬仰的伟人。东南亚人民把郑和视为神明，对历史遗留下来的“三宝庙”、“三宝墩”、“三宝洞”、“三宝井”顶礼膜拜，充分展示了“郑和精神”已是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交流和对外交往的迅速增加，中国公民享受到了自由移居他国发展的正当权益，我国海外移民大量增加，移民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目前，发达国家新移民已占到华侨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个别国家甚至超过 80% 。如果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没有大的变动，那么估计在未来的 10 多年内，新移民人数将占到发达国家华侨华人总数的七成以上。 新移民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延续，他们的发展壮大，将从根本上改变华侨华人的地位，对我国的安全、富强和发展都有利。因此，我们要继续贯彻睦邻、安邻、富邻的对外友好政策，促进我国的和平崛起，积极地改善华人移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这对我们增强海外侨界的后续力量，进一步发挥侨的优势，更好地促进我国走向世界有重要意义。

第四、发挥海外社团作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中华文化的历史悠久、根深叶茂，有着很强的黏合性和渗透力，它是联接海外移民与祖籍国关系的“桥梁”和重要纽带。近年来，从祖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赴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每年都有十几、二十万人，如果加上技术移民的话，每年由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留学移民、技术移民及其家属有数十万人，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地之一。新移民尤其学有所成的居留者，他们的政治敏锐，善于交际，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其实力和表现也逐步得到了当地华社和主流社会的肯定。华侨华人社团是团结海外乡亲，凝聚爱国力量，联系祖国和家乡的重要纽带。这年来，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不少的海外华人开始关心、参加甚至组建当地的华人社团组织，涌现出一批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社团领袖。在新的历史时期，海外华侨华人工作将面临着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深入地研究。我们要鼓励新移民积极地参加老一辈组织的各种华人社团，积极融入当地华社，从中发现、培养有代表性的华人“新人”，有意识地支持和引导他们，把他们吸收到国内的各种群团组织中，为他们提供参政议政的舞台，把他们培养成新一代的华社领袖，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切实引导华社的团结和有序发展。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明成祖派遗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郑和出使西洋的人员组成，主要人员有水手、官兵、采办、工匠、医生、翻译等27800多人。郑和船队，性能、装备及规模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船队中较大的船舶称为宝船。宝船最大者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九桅十二帆，十六橹至二十橹，舵重4810公斤。1957年5月在南京下关三叉河明宝船厂遗址发现巨型舵杆，铁力木制成，全长11.07米。经测算这支舵的高度应在6.25米左右，可作为上述宝船大小记载的实物证明。

郑和船队有宝船六十二艘，满载丝绸、瓷器、金银、铜铁、布匹等物从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古称刘家港)出发，经福建——广东到达占城(今越南中部)—爪哇—旧港(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南巫里(今苏门答腊班达牙齐)—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等地。郑和前三次下西洋到达的主要为今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及南亚的印度等国沿海地区。每到一个国家郑和都以中国使者的身份登上海岸进行访问，向他们颁赐锦绮纱罗、瓷器、金银等礼品。郑和的船队航行至暹罗(今泰国)曼谷湾时，曼谷海滨高大苍翠的椰子树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旭日升起，火红的朝霞洒遍郑和的庞大的船队。郑和在其助手的簇拥下走下舷梯。码头上人群热情地向他致意。僧侣们向他膜拜。人群中来自中国福建、广东的中国商人跪迎郑和的光临。郑和向当地官员赠送礼品。

郑和船队航行到锡兰时，今日的科伦坡只是一个小海港。当时锡兰科提王国的首都就在这里。郑和登上了锡兰海岸，当地官员、僧侣、商人(包括中国商人)在码头欢迎中国船队的到来。郑和对锡兰佛寺进行布施，并立下碑记。碑文中写道：“谨以金银织锦、纺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事隔500余年后，该碑在锡兰岛加里镇发现，现保存于斯里兰卡博物馆中。碑文是用汉文、泰米尔文及波斯文所刻。它不仅是中斯两国友好交往的珍贵文物，而且是郑和登上锡兰海岸，并在锡兰佛寺进行布施的见证。

郑和的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远航中，最远航行至非洲东海岸。途经主要国家及地区有满刺加、爪哇、占城、苏门答腊、阿鲁、锡兰、柯枝、古里、甘把里、阿丹、刺撒、南渤利、彭享(今马来西亚彭京河口)、急兰丹(今马来西亚哥打巴鲁)、加异勒、忽鲁漠斯(今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比刺、淄山(马尔代夫群岛)、孙刺、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仆刺喹、苏禄、沙里湾泥、竹步(今索马里)等。郑和历经艰险，在28年(1450-1433)年航海生涯中到达东南亚、南亚、伊朗、阿拉伯、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共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第六次出使，曾到榜葛刺(今孟加拉)访问。榜葛刺国王带着官员及迎宾的礼仪用品，骑着马，排起长长的队列欢迎郑和上岸。郑和与国王一起，在身穿盔甲的军士护卫下，向王宫走去。王宫大殿前设孔雀翎伞盖百余，又有百余头大象列队，欢迎的场面降重而又热烈。郑和宣读明成祖的诏书，国王拜接，并叩头谢恩。随后国王举行盛大宴会款待郑和。

郑和船队的访问在亚洲、非洲沿海国家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激起这些国家对明朝的强烈想往。他们想看一看中国，想见一见明成祖。当时，渤泥(今加里曼丹)和满刺加的国王和王后都到过我国南京，明成祖盛情接待了他们。东非的麻林国王哇顿亲自率众访问中国，不幸在福州病逝。另外，在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有十六国的使臣抵达南京。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主要使命就是护送忽鲁漠斯等十六国使臣返回自己的国家。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还特地到伊斯兰圣地麦加朝圣。郑和七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亚、非沿海各国的联系和交流，亚、非许多国家的人民都非常怀念中国友好的使者三宝太监郑和。至今，一些亚、非沿海国家还保留着许多有关郑和的遗迹。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有三宝垅市和三宝公庙。在泰国有三宝庙和三宝塔。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郑和当年建立的石碑。当时，中国以南海为界，把通往各国的海路划分为东洋和西洋。郑和七次出使航海都是走的西洋航线，到达的国家大都是西洋国家，所以人们称他的航行为“郑和下西洋”。郑和是明成祖永乐皇帝信任的太监，人称“三保太监”，佛家语音转为“三宝太监”。因此“郑和下西洋”在史书上又称“三宝太监下西洋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有苏洲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八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民间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 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郑和在公元1414年（永乐十二年）由非洲带来的长颈鹿。沈度《瑞应麒麟颂》的附图，由明宫廷画师所绘。

下‘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从南京龙江港启航，经太仓出海，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
第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800人

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发，到达文莱、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锡兰山迎请佛牙，随船带回，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
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

第四次下西洋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随行有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
宝船从龙江关出水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发展海外贸易：郑和下西洋发展的海外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

航海技术和装备－宝船：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有千人。 《明史•兵志》又记：“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肯定派：认为明史基本上正确，因为南京静海寺郑和残碑所记“两千料海船”，不是“宝船”，而是较小的“战座船”。
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宝船大小相符。
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船坞宽可容20丈。
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77）游记中早已纪录中国巨大的12张帆可载千人的海船。白图泰的纪录可作为12帆载千人的宝船的旁证。

质疑派：认为木材强度有限，过大的船体无法保证水密性，难以做长时间的航行。
根据南京静海寺郑和所立残碑记载，郑和首次出海宝船为“两千料”，根据他们推论，折合长约为长十五到二十丈，宽六到八丈左右。载重量约为五千吨。
至今未有人复制能够实际航行的44丈“宝船”。目前复制中的宝船多采用质疑派的说法。
即便采用质疑派的说法，郑和宝船仍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型船舶。

航海技术：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 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80几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郑和档案被毁之谜：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车驾朗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失去？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
《郑和出使水程》应当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帐目等。大批郑和档案究竟有没有被刘大夏销毁，至今仍然是个谜。大批郑和档案失踪，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限制。

郑和发现美洲论：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前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便已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
2006年1月16日，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中国航海地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以及绘画美洲、欧洲、非洲的的轮廓。除此以外，该图更附有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以及澳洲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术。唯一缺憾是该航海地图中没有不列颠岛的记载。 根据该地图的收藏家中国律师刘刚称，他是在2001年以500美元从一个上海商人处购得该地图，并且因为读过上文提到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而得知该航海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及意义。

六百年前郑和下西洋，按说历史上发生这么一个中国之最乃至世界奇迹，史书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可就在郑和去世不久，记载他历次航海的宝贵资料，竟然在皇家档案库中全部不翼而飞了。于是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真相便无据可考，遂演变成扑朔迷离的神话般的传说。明朝万历年间人士钱曾感叹道：“盖三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下西洋似郑和一人，郑和往返亦似非一次，惜乎国初事迹，记载缺如，茫无援据，徒令人放失旧闻之叹而已。”（引自《读书敏求记》卷三二）

郑和下西洋留下一个个谜团，六百年来引起许多人的猜想。首先，郑和究竟为什么下西洋？有人说是为了宣扬大明王朝的国威，有人说是为了与邻邦建立友好往来，有人说是为了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有人说是为了发展海上贸易；也有人说根本不是什么“国事交往”，而是“帝王家事”??是明朝第三代皇帝朱棣为了消除心腹之患??因怀疑被他篡位谋害的第二代皇帝朱允火文在宫廷大火中逃脱（当时有传说“帝由地道出亡”），于是密令手下“遍行天下郡县”，先后历时二十余年搜寻其下落，并同时“谴郑和浮海下西洋以寻其迹”（引自《明史?郑和传》）。其次，郑和下西洋究竟有什么意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一致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这一惊天动地的壮举所具有的“深远历史意义”和“伟大现实意义”。有的说它开辟了世界航海史的新纪元，有的说它掀开了世界文明史的新篇章，有的说它表明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有的说它证实华夏最先实践“蓝色文明”和“海洋战略”。在郑和下西洋五百年之际，梁启超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称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的骄傲：“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

中国人向来喜欢以历史上的辉煌而骄傲，阿Q不是把“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得多啦??”当作“精神胜利法”么？也许正因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真相无从查考，于是国人就“海阔天空”地进行种种浪漫而美妙的猜想，不仅把它神化，而且把它意识形态化，作为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素材。在历史教科书中，郑和的宦官身份被隐瞒了，受皇帝派遣搜寻朱允火文下落的史书记载也被忽略了，人们看到的只是英雄人物的伟大形象和光辉事迹。郑和下西洋与“四大发明”一样，被视为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大贡献。

对郑和下西洋进行猜想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外国人，而且其猜想比中国人更浪漫更美妙，更令中国人鼓舞人心。英国一个业余历史学者、曾是皇家海军军官的加文?孟席斯，于2002年在《1421：中国人发现世界》一书中发布自己的“新发现”：郑和比哥伦布早七十二年发现新大陆。按传统史料的说法，郑和下西洋只是到达过东南亚、阿拉伯地区和东非海岸，最远可能还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可孟席斯认为，郑和的第六次下西洋，远到拉丁美洲、加勒比海、澳大利亚，在麦哲伦前一百年环航地球。孟席斯还声称此后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人航海所用的地图，就是郑和下西洋所绘制的，他们“按图索骥”发现了新大陆。孟席斯当然不认为自己的“新发现”是“胡猜乱想”，他列举了若干证据，其中最有力的就是在加勒比海发现九艘中国古代船只的残骸。

孟席斯的猜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人不仅在西方人之前发现新大陆，而且正是在中国人的“启发”、“指引”、“带动”下，西方人才开始“走出欧洲，冲向世界”。于是，中国人借孟席斯猜想的翅膀，对郑和下西洋进行“浮想联翩”式的猜想：如果当年是郑和发现新大陆，那么如今世界则是一个“新世界”。有论者指出：“西方扩张的历史，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时代开始，就是掠夺、杀戮的血腥历史，而郑和时代的明帝国，强大却不称霸，内安诸夏，外抚四夷，宣昭颁赏，播仁爱于友邦，厚往薄来，致远人之归服，忍辱负重，化干戈为玉帛，万不得已诉诸武力，生擒暴虐无道的锡兰山国王、平息苏门答腊内乱，也做得仁至义尽……”（引自周宁：《光荣或梦想：郑和下西洋祭》 2004年第12期《书屋》）最近还有一位主张向全世界推销“新儒学”的论者，也“英雄所见略同”地认为，中国的儒家学说讲究的是“王道”而不是“霸道”，“王道”思想就是“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等等，中国“三千年历史，除有元一朝，因尚未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从不主动兴兵。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与其后数百年西方海上帝国及殖民×义之行径对比，更是尖锐鲜明地对照出王道与霸道的反差。”因此，该论者奋笔疾呼：“中国执政当局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引自2004年第36期《凤凰周刊》）

顺着上述一系列猜想而猜想下去，如果当年郑和继续进行第八次或更多次下西洋，把中国的儒家文化推广到全世界，那么当今世界不都到处充满爱么？和平和发展岂不成了永恒的主题么？那么，超级大国当然是非中国莫属了，不过具有“王道”传统的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之后，是决不会像某些“霸道”国家那样，施横耍赖拖欠联合国的会费，拿着人权当令箭去要挟别国，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幌子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郑和下西洋之所以引起如此漫无边际的猜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航海档案不翼而飞。而如此重要的档案为何失踪？据明朝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是被车驾郎中刘大夏烧毁了，他“焚档”的理由是，郑和下西洋既不是为了探险也不是为了贸易，“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物一敝政，大臣所当初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正如中国的“四大发明”，罗盘，中国人用于看风水，外国人用于航海探险；火药，中国人用于药做鞭炮，外国人用于做枪炮……即使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健在”，后人“张和”、“李和”继续下西洋，如果目的仍然是“为皇帝服务”，那么其结果与郑和有什么两样？两千年前秦始皇不是也派人下过“洋”么？那是为了给他寻找长生不死药，以使他“万寿无疆”，从而使他亲手创建的封建王朝“千秋万代”。中国人为何没有发现新大陆，原因究竟何在？窃以为少点猜想，多点反思，说不定就会找到准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