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吹捧满清贬低汉人王朝的金庸却被满族人王朔骂了个狗血淋头，是不是极具讽刺意味

对王朔攻金庸骂鲁迅的评价与思考
——对“王朔现象”理性反思

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上半年，是王朔肝火最旺的一年。在这前后不过一年的时间内，王朔从金庸骂到鲁迅，从别人骂到自己，从骂人、骂文学现象到骂汉语词汇，把个文坛简直骂得天昏地暗。不过，对于王朔的骂绩，我们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王朔骂金庸，在一定程度上骂得对、骂得好、骂得让人感到解气。
金庸武侠小说，原本就是旧时代中旧的人文精神在新时代以新的面孔沉渣泛起，十几年来将中国大陆的文坛闹得乌烟瘴气，而且金庸小说现在已经不限于人们饭后茶余做做“头部按摩”的文字游戏了，金庸小说已经开始从地摊挤入庙堂，与主流文学一争高低了。在中国大陆，无论骚人墨客还是市井无赖，都有数不清的人对金庸的武侠小说生产了一种难以遏止的崇拜情绪，仿佛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是当代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
这对于中国大陆文坛来说，简直具有讽刺意味。中国大陆这么多的作家，他们出产的作品竟然没有一部能够像金庸小说那样，对公众产生出如此巨大的影响。
在金庸小说被神化、被崇拜的时候，半路杀出个王朔来，斜刺里挺枪向金庸小说猛刺一下，实在让人感到振奋。从这个角度来说，王朔骂金庸，不仅骂得正确，而且骂得正是时候。
不过，非常可笑的是，十几年来，中国大陆居然没有几位像样的批评家们对金庸武侠小说口诛笔伐，即使偶而有之，也只是麻雀嗓音被老鸹嗓音淹没了，起不了什么作用。而王朔在反对金庸小说的骂战中，沾了通俗作家的光，因为通俗作家的文学理论修养虽然无法与批评界的理论“大腕“们相比，但在普通大众中，通俗作家所享有的公众知名度，却是批评界任何一位理论“大腕“都无法相比的。正因为如此，王朔靠着这些年在通俗小说方面所积累起来的名气，张开嘴巴大骂一通，便立即产生了电闪雷鸣的效果。虽然王朔骂金庸骂的粗俗、浅薄，但凭着王朔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即刻便在全国的新闻媒体掀起了冲天的巨澜。
然而，王朔掀起的反金巨澜，外表轰轰烈烈，但实际上由于王朔本人的文学理论修养极为有限，再加上王朔反金的动机值得怀疑，另外《我看金庸》一文本身就没有多少正经话儿，因此，王朔掀起的这场反金巨澜，只不过像个巨型肥皂泡儿，外表壮观、吓人，但很快便昙花一现，稍纵即逝了。文学批评毕竟不是儿童的无规则游戏，它必须按照自身的规律进行。王朔反金庸虽然反得有理、反得正确，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本身就包含了相当浓厚的庸俗成份。单就王朔反金庸的动机来说，就有相当一些人认为王朔反金庸是为了出风头，为了骂名人来进行自我炒作，甚至还有人认为王朔“江郎才尽“，自己写不出东西才靠骂人出气。笔者也认为，王朔骂金庸，并不一定真的是为了反对文坛的庸俗风气，因为王朔自己的作品原本也属于庸俗文化，王朔反金庸实质上乃是以俗反俗，这样自然反不出什么名堂来。
果然王朔反金庸并不完全出于文学批评的动机。王朔在骂了金庸之后，又选择了许多名人开骂，而且骂得更为庸俗，根本算不上什么文学批评。后来，为了制造新闻噱头，王朔干脆把自己也剥光了衣服痛打一顿。这就足说明王朔骂金庸、骂名人，骨子里并不是为了遏止时下低俗、萎靡的文风，乃是为了进行新闻炒作，含有明显的商业文化动机。
至于王朔骂鲁迅，那真是有点“疯狗“式的狂妄了。不管怎么说，王朔骂金庸等一系列文化名人，多多少少尚有点道理，可是王朔骂鲁迅，则纯粹是一场无聊的闹剧。笔者一再表示：本人不是那种思想僵化的卫道士式的人物，笔者对鲁迅尊敬但不迷信，认为鲁迅也可以批评、甚至可以骂，但是关键要看你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去骂鲁迅，是为了出风头去骂鲁迅呢还是真的找出了鲁迅作品中的弱点开骂？如果是后者，对鲁迅的批评切合实际，骂鲁迅骂得有理，并且能够在某些方面超越鲁迅，那么这样的开骂不但无可厚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未尝对文学不算是一种贡献。但是，正如笔者在本书开头的章节里指出的那样，王朔骂鲁迅，关键是骂得庸俗、骂得无理，因而也就不得人心。
我敢断定，王朔骂金庸出足了风头、占尽了便宜，但他骂鲁迅却丝毫拣不到什么便宜，更不会产生什么轰动性的新闻效应，弄得不好，还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从王朔《我看鲁迅》一文的水平来看，王朔本人的文学理论修养根本不上档次，他根本不理解鲁迅的作品，也不理解鲁迅先生为什么在中国文学史中乃至于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有那样崇高的地位。王朔只能以一个牛二的身份来对待鲁迅，停留在一个十分浅表的层面上。王朔骂鲁迅，说到底骂不出个所以然来，更谈不上在某一方面或者某种程度上超越鲁迅。《我看鲁迅》给人的印象就是：你鲁迅名气比我王朔的名气大、比我王朔“牛逼“，我王朔不服气，当然就要骂骂你这个鲁迅了。
王朔开骂鲁迅的另外一个动机就是：不管你鲁迅的名气有多大，我都敢骂你鲁迅，骂鲁迅能够证明我王朔的胆子大，证明我王朔比别人不要脸，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其实，王朔以为骂鲁迅就能够显示出自己的胆量大、自己比别人“牛逼“(注：“牛逼“乃王朔《我看鲁迅》一文中的雅词)，这完全是对鲁迅的无知，也是对历史的无知。稍有一点文学史常识的人都应当清楚：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乃是在不断挨骂中成长起来的。鲁迅生前经常挨别人的骂，敌对阵营中有人骂鲁迅，自己阵营中也有人骂鲁迅，鲁迅走上文学道路之后，几乎大半生都是在挨骂中度过的。如果鲁迅没挨骂或者少挨骂，那就根本不成其为“鲁迅“了。王朔骂鲁迅绝对不是破天荒的第一家，也绝对领不到金牌。敢于“骂鲁迅“这块金牌，早在三十代就应该有人领取了。起码当时的张春桥化名“狄克“就曾经骂过鲁迅，要论领金牌，张春桥比王朔更有资格。

王朔曾经这样说：“当时我很容易崇拜谁，《艳阳天》我觉得写的非常好，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鲁迅的小说写的好，他的小说写的过于沈闷。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

他认为：“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Q正传》中尤为明显。”

他进而攻击鲁迅的人品：“鲁迅这个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自他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常和小人过不去。愤怒出诗人，你愤怒的物件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现出多大格局。”

王朔还说：“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的，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

金庸的武侠小说写尽了人生百态，而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无一不是金庸自身各个阶段的思想反映，纵观金庸小说的武侠人物，它又是金庸成思想变化的历程展现。1955年，30岁的金庸以一部《书剑恩仇录》涉足武林，随后《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飞狐外传》也冲出江湖。此时的金庸年轻有为，于是一批建功立业的大侠跃然纸上，陈家洛、袁承志、郭靖、胡斐，尽管他们身上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其侠义精神却能掩盖其短，张扬其长。
在金庸早期的作品中，胡斐、郭靖身上更多的是儒家的精神，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逐步步入中年的金庸更多了一分成熟，他笔下的人物也更趋于复杂化。这一时期，金庸完成了《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等著作，这些著作中的杨过、张无忌不再是郭靖那样舍生取义的侠之大者，多的更是普通人的特点，他们追求个性独立与人生自由。尽管最后隐居山林，但其侠义精神却能感动后世，让人称道。
《天龙八部》被许多人誉为金庸小说的绝顶之作，《天龙八部》书名取自佛经，这部小说的三个正面主人公萧峰、段誉、虚竹，各自有一番复杂的人生经历，中原丐帮帮主萧峰因身世之谜被人揭开，而寻找杀父仇人，造下许多罪孽，最后见到父亲出家，悟到自己江湖人生的真相，不愿再制造杀戮，为阻止大宋与契丹两国交兵而牺牲性命。大理王子段誉熟读佛经，不愿学武伤人，更是一种佛家精神。少林和尚虚竹，虽违反佛门戒律，被逐出少林，却一心向佛。《天龙八部》中处处都闪着佛的光辉，佛祖使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尽管有人杀戮无数，但其侠义精神却义盖云天。
儒、道、佛，金庸写出侠的各种面目，写出了侠的各种可能。除此之外，他还写出了侠的辨证存在，人的善恶转化。《连城诀》就是一部探讨人性善恶问题的小说。狄云虽然是小说的主人公，但他的形象远没有那些大善、大恶之人刻画得深刻。这也是金庸在塑造了众多的侠之后，有意与侠告别，从真正的侠发展为无侠，去探讨人性的本真问题。
《鹿鼎记》无疑是金庸小说中最华彩的乐章，在这部封笔之作中，金庸一反常态，创造了一个非侠、非英雄的小人形象。与其他小说不同的是，《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不是生长在浪漫色彩的传奇环境里，而是生活在肮脏低贱的妓院里。在这里为了生存，他必须学会奉承嫖客、溜须拍马。而且他还靠着这些本事，快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直到后来飞黄腾达。这一形象的出现完全颠覆了金庸以往众多侠客的形象，他以另外一种形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金庸为什么会在侠义英雄的世界中塑造这么一个小流氓的形象？

我们讲了武侠小说中的侠义精神，那么武侠小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包括金庸的小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说到根本原因还不在一个"武"字，武侠小说中更重要的因素是侠。我们知道很多武侠小说的读者都是文化水平很高的人，我们国家有许许多多重要的科学家、教授、学者，全部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包括我们北京大学很多的国家的院士，我们国内外闻名的大科学家，都是它们的谜，他们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一定对武打太感兴趣，他们主要是注重里边侠的部分，而金庸的小说就写了侠在各种情况下的演变。下面我们分阶段来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来略做解析。
我们在金庸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人物身上更多的是儒家的精神，墨家的精神。其实这个时候金庸自己呢，也是一个年轻人，这就像金庸自己年轻时候的抱负一样，也很像他作品中写的独孤求败，独孤求败的第一个境界一样，年轻气盛，在事业上有追求，在爱情上有追求，所以推崇一种建功立业的境界，推崇那种建功立业的大侠。像他早期作品中的陈家洛，袁承志，郭靖，都是事业感很强的大侠。所以整个那个小说的氛围都是昂扬向上的，所以我们看金庸早期的小说，虽然是武侠小说，里面是有一种革命精神的。你看陈家洛、袁承志、郭靖等人，他们的这些品质很像共产党的革命干部的，个人修养很好，文武双全，我们看看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作品，里面都有一个三四十岁的一个年轻的汉子，是我党的一个指挥员，有不止一个女孩子喜欢他。这也是当时的革命文学的作品，都是一样的，所以文学作品都是有它规律的。
那么武侠小说中，真正能够写出大侠精神的，其实并不很多，大多数的主人公所作所为主要是武而不是侠。我在八十年代上大学的时候，读了几百部武侠小说，因为当时都处在盗版状态，不知道哪个小说好哪个小说不好，我就到海淀租书部去租书，两毛钱一昼夜。租下来以后大家轮流看，人不睡觉书不睡觉，就轮流看这个书，稀里糊涂看下来，大多数看了就忘了，所以最后是凭着自己的记忆，靠作品本身的魅力，留下来的还就是金庸、古龙、梁羽生这些人的作品。因为大多数小说写的就是武，而不是侠，说得不好听点就成了一种暴力的展览，暴力的渲染了，最后那个暴力你是记不住的。那么前几年呢，大陆发生了一场王朔批判金庸的这样一个事件，我觉得王朔先生他的批判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呢，他的批判对于金庸小说不太合适，我们知道王朔也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也有很多王朔迷。但是当王朔和金庸发生这样一场论战的时候，显然王朔是失算的。因为王朔的读者是以万来计算的，而金庸的读者是以亿来计算的，所以说两边是不相匹敌的。论战的结果呢，是很多王朔迷变成金庸迷了。但是王朔批判的一个现象，的确是很多武侠作品存在的。他说这个小说一打开，不知道这些人物为什么见面就打？非要往死里打不可？我们知道金庸小说里不存在这种情况，但是其他武侠小说的确存在。所以我想王朔大概是看了很多没有侠只有武的小说，王朔肯定是没好好看金庸的小说。因为他提供的一个例证说，他看过一套七本的《天龙八部》。我们知道《天龙八部》是没有七本的，不知道他看的是哪个本子，大概是他记错了。所以从他的这种批判上，我们也看到，连王朔这样的作家，他其实也认为武侠小说不应该以打架为主，武侠小说应该以侠为主。那么金庸引用孟子的话，说他所塑造的侠客应该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要塑造这样的人，就是武侠人物对于富贵贫贱不应该放在心上，也不应该屈从于威武，都不应该屈从。其实大丈夫的这三条标准还不是特别难做到，有心成为英雄的人物的人还是可以做到的。那么我们常说一句话叫英雄难过美人关，这一关可能是更不容易做到的，所以金庸有时候为人物设置这一个关口，比如他在《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中，为大侠胡斐他要增加一些要求，要求他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胡斐他和一个女孩子叫袁紫衣，他们两情相愿，他说正在两情相恰之际呢？软语央求，不答应她是很难的。我们知道在小说中胡斐一直要找一个叫凤天南的人报仇，可是他的心上人袁紫衣就是凤天南的亲生女儿，她来求胡斐饶过她的父亲。那么这样的请求是很难拒绝的，可是胡斐拒绝了。还有他和凤天南其实是无仇无恨，他只不过是为了普通的穷人，打抱不平，穷人钟阿四一家，被恶霸凤天南给害死了，胡斐偶然得知了这件事，他完全是一个局外人，他是一个旁观者，但是他就要打抱不平，他要为这个穷人报仇伸冤。所以江湖上很多好汉来求胡斐，低声下气的求他揭开过解，给足他面子。所以这是英雄好汉最难拒绝的，其实英雄好汉最难拒绝的是面子，大家都服你，认为你是好汉，就求你饶我一把，这都做不到。所以金庸想塑造这样一个大丈夫，金钱美女面子什么都打不动他，那么所以说胡斐的感人之处在这里，当然金庸他说了，实际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呢，没有我理想的这么成功。

也许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可能太少了，特别是作为一个个人奋斗的侠，我们知道很多共产党的英雄能够做到这样，那是因为共产党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共产党有理想有信念还有纪律，而像一个纯粹的江湖人物，你让他做到这一点，那的确是非常难的。
那么金庸中期的作品这个时候已经是到了六十年代之后了，中国发生了很多大的事情，这时候金庸也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进入中年。这个时候我们看金庸笔下的侠义精神，带有道家的精神和佛家的精神，带有这方面的色彩。我们看一看杨过、令狐冲、张无忌，这几个人物，和前面那一组人物相比就有变化。这些人不是没有社会责任感，也有社会责任感，也为人民服务，也为社会服务。但是同时呢，他们很清楚地考虑到自己的个人自由问题，一方面为社会服务，另一方面也考虑自己，也就是把个人和国家和社会结合起来考虑。而金庸是到了中年之后，他考虑到这些问题，考虑得比较成熟。所以他中年的时候写的作品我们看到气势更雄浑，不像早期作品那样比较简单。比如说杨过，他一方面也帮助郭靖去守襄阳，帮助大宋朝抵抗侵略，但是最后他并没有因为城破了，他和郭靖一起死在那里，没有。郭靖和黄蓉一起死在那里了，而杨过他离开了。他为国为民做了一番贡献之后他离开了，还有张无忌也是这样的，张无忌本来有条件成为大明朝的开国君主，按照小说本来的逻辑发展，他是明教的领袖，明教要获得胜利，最后他就是开国君主。但是他没有野心，他没有政治欲望，他对天下没有那么大的责任感，他都是被潮流所推着，推到哪儿就走到哪儿，他在事业上他在爱情上都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你推他当什么领袖他就当什么领袖，哪个女孩子的力量强一点就把他抢过去了，他没有什么主动性的。所以他被朱元璋看透了，朱元璋一个小小的计谋就把他挤掉，所以朱元璋成了大明朝的开国君主，最后张无忌回到闺房里去画眉去了。好像故事结束了，但是正画眉的时候，周芷若窗外一声冷笑，故事还有新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想像张无忌这样的人，他做了领袖之后会更加幸福，这样的人他觉得，我不如去过我的个人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像郭靖这样的人，我们是做不了，大多数人我们做不了，是英雄。但是张无忌这样的人似乎我们能做，他比我们强的，不就是他会武功吗，他所谓的会武功就相当于我们自己的专业技术很好。我会生产586，奔二、奔三、奔四，就相当于武功很高，就相当于我们的专业技能，所以这方面他和我们是一样的。在其他方面他就是一个凡夫俗子，我们要是张无忌，我们也干不了政治，干不了大事业，优柔寡断拖泥带水，经常被女孩子欺骗，这无所谓。所以张无忌更像我们普通人，普通人我们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更多的要考虑自己的生活。 +~ rvu'o4
而金庸的作品越到后来，他的佛家思想越来越严重，我们可以举《天龙八部》为例，《天龙八部》这个名字就是从佛学中来的，里面充满了佛学的道理。陈世骧先生概括得非常好，他说《天龙八部》叫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所有的人都是冤的，所有的情都孽情。因为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不平常的挫折，每一个人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看萧峰曾经发誓，说终我一生，绝不杀一个汉人。可是结果呢，他迫不得已，杀了很多汉人，聚贤庄一场恶战，他杀了多少，打死了很多自己昔日的兄弟，这是《天龙八部》的第一主人公。第二主人公叫段誉，也是很倒霉的一个人，好不容易爱上一个女孩子，发现是自己的妹妹，好不容易又爱上一个女孩子，发现是自己的妹妹。你说这人生多惨，简直恨不得死了算了。爱上所有的女孩子都是自己的妹妹，痛苦死了。其实这里面包含着佛家冤孽的思想，这是一种冤孽，好在金庸是有菩萨心肠的，最后都给它一起解决了。最后突然发现所有这些人都不是他的妹妹，就都给他解决了。那么在小说的第三个主人公虚竹的身上，就更体现出佛家思想了，我们看虚竹是一个从小不知道父母是谁的，由少林寺养大的，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和尚。小和尚长大的，他从小学习很好，所以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一个好和尚。因为他没有接触别的道德标准，他的标准是做一个标准的一心一意的好和尚，而做好和尚的要求就是不能破戒，什么戒都不能破，好好遵守党纪国法，校规，中学生守则，守好了你就是一个小和尚。可是人生无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在不自由的情况下，虚竹一戒一戒全给破了，肉也吃了，酒也喝了，女色也近了，简直要崩溃了，一个做好和尚的条件一一都不具备了，简直说要死的心都有了，他只不过要做一个好和尚，这样一个卑微的愿望，老天爷偏不让他实现，一个一个都让他破掉，我们知道这种痛苦是可以想见的。可是峰回路转，当所有的戒都破掉之后，这个时候突然发现他仍然是一个好和尚，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虚竹是一个最好的和尚，佛学的光辉这个时候才普照出来。最后证明他是一等的好人，他是这个小说中最慈悲的人物之一。所以我们看在《天龙八部》几个主人公身上都体现出深刻的佛家的道理，佛家的道理也好，道家的道理也好，儒家的道理也好，它都和侠义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都和侠肝义胆，仁爱牺牲这些概念相联系。《天龙八部》中的这些大侠作为一个武侠人物，武功也很高，但他们的武功都不是最高的，小说中武功最高的恰恰不是这些大侠，而是一个少林寺无名的扫地的老僧。天天在那里扫地的，一个卫生管理员，谁也没想到他的武功是最高的，这些人打得一团热闹，但是没想到这个老僧一出现，轻描淡写地把他们全部打败。这里就包含着佛家的无名的无相的思想，最后这个老僧给他们讲佛法，说为什么要练武功，练武功本来是为了参透佛法用的，是参透佛法一个辅助手段。可是当你佛法参透到很高境界的时候呢，又不需要这个武功了，这个道理讲的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说《天龙八部》它所探讨的侠的侧面，侠的精神，可以说是深不可测，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我再引一句陈平原先生的话，陈平原先生曾经说过，倘若有人想借助文学作品初步了解佛道，不妨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就是你想学习佛经吗，想学习宗教的道理吗，你去拿一本佛学书来你会觉得很深奥，读不进去。那你不妨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可以作为学习宗教知识的入门书，我觉得陈先生所讲的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特别是在这样几个人物身上。
那么鲁迅先生曾经批判说《红楼梦》之前的小说有一个毛病，叫做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叫好坏太分明，到了《红楼梦》才打破了善恶的界限。我们看金庸小说其实就是这样的，有一部分人批评金庸的小说，说他善恶不分。有人说我喜欢看梁羽生的小说，善恶分明，说金庸的小说正邪不明，说明这个人思想混乱。那么金庸说人本来就是这样的，世界上哪有百分之的善人，哪有百分之百的恶人，我们想一想咱们自己，再想想自己周围的熟人、朋友、家人，谁是百分之百的好人？谁是百分之百的坏人？恶人也有它可取之处，善人也有他可讨厌之处。但是你又不能划分一个百分比，说这个人72.6％是好的，这很难划分的，因为人是活的，他是变化的。所以金庸通过他的人物探讨，写出了善恶相克相生，又相互转化的人性辩证法，善恶是相克服相生相互转化的。

比如说《连城诀》，《连城诀》这个小说，是用很大力量来探讨人性恶的，小说的主人公却是一个纯朴的好人，一个叫狄云的朴实的乡下孩子。所以作者通过这个善良的孩子来看世界，正像去迅先生的《孔乙己》通过一个朴实的小伙计的眼睛来看世界，这样看得更分明，看得更惊心动魄。在狄云的眼睛中，大多数人都是坏人，他只是小说情节的一个推动者，表面上是主人公，其实这个小说塑造最成功的并不是这个主人公，塑造最成功的是坏人。这个小说塑造最好的就是坏人，比如说小说里写了一个大恶人叫做血刀老祖。血刀老祖，我想读过《连城诀》的读者谁都不会忘记，这个老头子很坏，坏是坏，但是坏得赤裸裸，坏得毫不掩饰。我有一个评语说他坏得顶天立地，就是人要坏到这个程度是不容易的。毛主席说过人要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借毛主席这句话说呢，人要做一件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好事。真是这样，你不信你试试，你天天做坏事，你做了三天就把你抓起来，做坏事不抓起来，你自己也坚持不下去，人的心做好事还可以坚持，做坏事是坚持不下去的。但是就有这么一个大恶人叫血刀老祖，他就天天做坏事，而且做得理直气壮，而不掩饰自己。很多人做坏事能坚持，他要欺骗自己，他要把坏事做成好事，或者实际上认为自己在做好事，而血刀老祖呢，为什么说他顶天立地呢？他认为自己在做坏事，认为自己应该做坏事，并且不遗余力地做坏事，所以这个坏人他就光彩照人，坏得光明正大。所以你读《连城诀》，这个人物那正是栩栩如生，你会被这个人物所感动，比那些好人还要感动人，而跟血刀老祖做对比的恰恰是所谓正派豪侠。由于血刀老祖他抢了一个正派豪侠的女儿，骑在马上掳着这个女孩子跑掉了。所以很多正派豪侠就集合起来去追杀他，带头的四个人，用他们外号中的四个字连起来叫做"落花流水"，取他们名字中的一个谐音。落花流水四大英雄豪杰，率领一群正面人物，就追杀反对派，追杀血刀老祖，可是在追杀的过程中呢，这反对派的形象越来越高大，越追越高大，而相反这一群落花流水的英雄呢，不但被反对派打得落花流水，人格上也是落花流水。武功很人格都被比了下去，最后读者会发现，这些正派豪侠很可疑，侠气，他们没有什么侠气。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人叫花铁干，我曾经就是评点过《连城诀》，评点的时候我说花铁干这个人名起得好，铁干，多么英雄的一个形象，可惜姓了花，一姓花，铁干就没有了。他本来是落花流水里的第二号人物，里面有个花嘛，是一个正派豪侠。结果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突然转变为一个无耻小人。因为他的同伴都被血刀老祖打败了，被智勇双全的坏老头子给打败，最后就剩下他了，剩下他，这个时候其实那个血刀老祖没有力气了，已经非常虚弱了。但是用空城计骗他，就是他还装着自己还有力气，还可以杀掉他，在这个生死关头，花铁干突然屈服了，投降了。而屈服了之后，人品马上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他可以干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他们被困在一个雪谷里边，他的同伴都死了，这个时候为了生存，他可以去吃自己结拜兄弟的尸体，去吃掉，可以害自己结拜兄弟的女儿。所以金庸在这里进行了一场严肃的人性探讨，一个人一个好人，是不是可以变成这么坏的人，为什么会这么坏？有什么心理学依据？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假如我们自己落到一种特殊的情境中，我们自己会不会变坏。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跟同学就探讨过类似的问题，我就说假如咱们被困在一个山谷里边，比如火车翻了，我们困在一个山谷里边，一个月出不去，解放军警察都进不来，怎么办？到了最后我们会不会吃人，有一些人饿死了，我们会不会吃他们的肉？这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同学们的答案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那没办法也得吃，实在没办法。有的人就说，宁死我也不吃，我宁可饿死也不吃。也就是说到了紧急关头大家选择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平时我们受到似乎是一样的教育，都是好人，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就会发生种种的变化。我小的时候受的是革命教育，经常看革命文学作品，有的时候我也偷偷想，假如我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我招不招呢？我在想，有的时候我就实验，拿一个棍打自己，看我自己能够承受多大的痛苦。有的时候我想给我坐老虎凳，给我灌辣椒水，我坚持不招，再一想万一敌人使美人计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要在心里边想一想这些事情，我觉得一个人在现实情况下可能会有变化，但是你提前想到和提前没想到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去想那些革命烈士，我想他们不是说突然心血来潮，要为革命捐躯的，他一定是平时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准备，心理准备，这对自己的修养是有好处的。

我想很多革命烈士可能文化水平也不高，也不一定受了多深的马列主义教育，而是在他身上有种朴素的侠义情怀，有朴素的传统文化的滋养。所以到时候它能够舍身成仁，所以当我们看到《连城诀》中那样一些情节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它是有心理学依据的，好人有可能变成坏人，坏人有可能变成好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想到底是人性发生了变化？还是这些东西本来就藏在我们的心里，遇到了合适的情境它就要爆发出来了呢？也就是说花铁干到底原来是一个好人，这个时候他变成坏人了，还是他心里本来就有坏的东西，但是他没有机会释放，这个时候突然给了他一个自由，坏的东西就释放出来了呢？那么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金庸的小说好就好在，他不仅仅是塑造这些超越性的侠客，他同时又意识到这些侠客本身的局限性。所以金庸小说中有很多反武侠的精神，他的武侠人物身上是经常有缺陷的，他对这些侠客是带有批判的。我们看看金庸小说笔下即使是正面人物，即使是大侠经常也有缺点，比如说陈家洛，陈家洛这个形象当然是一个正面人物，文武全才，可是陈家洛最后却一事无成。陈家洛到底有什么毛病，其实我们跳出武侠小说这个框架，我们可以看到，陈家洛其实是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来描写的，他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代表。用传统的话说呢，陈家洛不是很好地观察到这个社会的矛盾，他是幻想通过改变统治者集团内部的这样一个领导权来解决问题。他幻想乾隆皇帝和自己是兄弟和自己是同胞兄弟，来策反乾隆解决问题。结果最后反而被对方所利用，他在爱情上也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爱谁。他本来先爱霍青桐，后来爱上她的妹妹香香公主，他也曾经追问自己，我为什么爱香香公主？不爱霍青桐，他反省道，难道我担心她太能干吗？所以在陈家洛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出金庸先生对中国知识分子优柔寡断，耽于幻想的这样一种特点的批判。那么金庸在塑造出了从郭靖、杨过、令狐冲到萧峰这样一系列大侠之后，还能塑造出更伟大的侠吗？很难了，特别是萧峰最后以自己气壮山河的一死，奏响了民族和平的最强音，写出这样一个伟大的侠客的时候，你还能够写出更好的侠吗？可以说在古今中外就已经找不出比这个形象更光辉的一个形象了。所以这个时候，物极必反，他就推出了韦小宝这个形象。我们看在《鹿鼎记》这个作品中，本来从正面人物角度来讲，最大的侠是那个叫天地会的首领叫陈近南，江湖上的人物，都希望见到陈近南一面。可是这个陈近南怎么样呢？他还不如陈家洛和袁承志，不但一事无成，反而被一个宵小之辈稀里糊涂就打死了。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不是说谁的武功强，他就一定能够处处占上风，永远得胜，经常是武功低的打死武功强的。而陈近南就是这样的，稀里糊涂就死了。他所领导的天地会怎么样呢，一事无成。反而是他所反对的清王朝，他所反对的康熙，康熙的事业蒸蒸日上，那么在韦小宝这个人物身上就体现出正派大侠无所作为，那些人有一身武功最后能建立什么呢？还不如韦小宝，韦小宝下三烂的手段，什么扔个石灰包，在桌子底下砍人家的脚，反而很实用。金庸这样写一开始是不能令人理解的，难道你放弃了侠义了吗？要把韦小宝写成英雄吗？不是，这里恰恰有一份沉痛的批判。一切英雄好汉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不能够进步，不能够受到重用，不能够受到提拔，而像韦小宝这样的人不学而有术，他却能够一路飞黄腾达，这是为什么？

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时候写的还是康熙盛世，是清王朝正在走上坡路的阶段。这就让我们联想起《红楼梦》，《红楼梦》也是写封建社会回光返照的最后那个辉煌时期，所谓康乾盛世。但是这个家族外面看着辉煌灿烂，里边已经腐朽了。所以《红楼梦》预示着中国封建它要走下坡路，其实我们看《鹿鼎记》你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它同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曲挽歌，到了《鹿鼎记》这里，侠义精神不张，社会上像韦小宝这样的人飞黄腾达，就预示着这个社会不会再有好的发展了。所以我说韦小宝这个形象是中国20世纪文学继阿Q之后又一个伟大的形象，从挖掘中国国民身上的国民性来说，阿Q的形象是挖掘得非常深刻的，它深刻地批判了我们国民身上存在的种种精神胜利法，精神缺陷。但是由于《阿Q正传》这个小说它不是长篇小说，而《鹿鼎记》是一个一百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所以通过韦小宝所到之处，能够把他的性格展示得淋漓尽致，非常丰厚。所以从韦小宝的身上我们能够更仔细更全面地来反思我们的国民性，韦小宝你不要看他没有文化，其实他从小是受的听戏说书，这样的教育，他更全面地了解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韦小宝的出现，也预示了武侠在现代社会中是没有实际性的功用，它变成了一种精神存在，变成一种纸面上的象征性的存在。所以说到了今天的社会，尽管现实生活中的侠客越来越少，武侠基本上就没有了，侠客，没有武的侠也越来越少，但是武侠的这种精神却是永远需要的。如果法律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们还学雷锋还干什么？正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正义永远存在人心中，所以金庸笔下的侠和我们以前所讨论的爱情一样，他已经写到了什么是侠的境界，最后直追侠的本质，从金庸这里我们可以去思考，真正的侠是什么？

我写过两篇关于《笑傲》和《鹿鼎记》的。
你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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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金庸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开始在香港《明报》连载。连载未久，读者登时哗然——《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
在经过《射雕英雄传》的沉稳雄壮，《神雕侠侣》的缠绵壮丽，《天龙八部》的波澜壮阔和《笑傲江湖》的博大精深后，读者心中所期盼的是那个“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群雄逐“鹿”，问“鼎”中原的江湖。然而，金庸“深负众望”。一个出身妓院，油嘴滑舌的韦小宝代替了他们的“大侠”；一个皇帝与太监的故事代替了他们的江湖；“爱恨情仇”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好色与宫廷斗争”。
难道真的是“金郎才尽”？此言大谬！
上个世纪初，中华民族遭受千余年来所未有的巨大创伤，外有列强蚕食，内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此时的中国国民却是麻木无知，苟且偷生。鲁迅痛心疾首。有感于此，遂作《阿Q正传》来讽刺并唤醒这些愚昧的国民。到了新时期，我们的社会稳定并繁荣起来。可是人们的思想水平并没有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而见长。投机取巧，见利忘义，阿谀奉承，人情冷漠……这些构成了我们新时期的的“国民性”。金庸作为一个优秀的社评家，身处物质生活更加优越的香港，当然对此深有感触。乃有《鹿鼎记》一书问世。
从另一方面看，金庸不仅对当代国民性提出批评，更是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在人们身上。《鹿鼎记》中“天下第一英雄”陈近南，竟为“奉唐”还是“奉桂”与江湖人士争吵不休，最后死得不明不白。“天下第一奇男子”吴六奇，为反清复明，不惜卧身朝廷鹰犬，最后更是死得稀里糊涂，冤枉之极！这并不表示金庸不再推崇“侠”了。而是多年下来，金庸感到“侠”已经很疲乏了，他已经被人们推到轻飘飘的云端，崇高但很容易摔下来。“侠”是需要推崇的，但是不遗余力、发狂地吹捧只能使这个“侠”的梦想由水滴变成色彩斑斓的气泡，再到爆炸破灭，再也没有了号召力。而且从现实出发，在我们这个法治社会，我们有健全的法律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不再需要而且得不到所谓的“侠”了。反而金庸将侠的外衣全部剥光，却独剩了一个“义”给韦小宝——韦小宝什么都干，却唯独不出卖朋友。通过韦小宝娶七妻，骂脏话等，我们又可以读出金庸对现代人们个性解放，摆脱束缚，快乐独立，讲情讲义的人性的期待。而市井流氓韦小宝之所以能讨人们喜欢，大抵也是金庸在批评他的同时，赋予了他这些美好的品德。
不仅对于国民，金庸给予了希望。在政治方面，金庸同样提出了见解。六七十年代交接之时，正是大陆“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金庸关注时事，以“神龙教”中“高喊口号”“排斥老人，擢升青年”等加以影射，表现了他对这些政治斗争的极度厌恶。而在书中，他又同时塑造了一个英明决断的千古名君康熙皇帝。在熟读史书的金庸心中，他当然知道康熙并非如书中说的那样完美无暇。他只是借用康熙来表达他对英明领导人的期盼。
不论是国民，还是领导，从根本上看，他们都是是金庸在《鹿鼎记》中想要说的——期待一个充满人性光辉的世界！
另外，金庸一生著书至此，其叙事状物，已至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所谓文有余思，笔无滞碍，信笔所至，皆成妙谛。我们可抱着欣赏散文的态度去欣赏《鹿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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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是金庸倒数第二部小说。
此时金庸年逾不惑，人生阅历已深，事业成就已丰，不须像当年那样号召人们“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停留在“侠”的层面。而经历了香港“六七暴动”（有人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目睹着大陆“文化大革命”，金庸觉得有必要写一部更高意义的书——描写政治小说。
如果说金庸最后一部《鹿鼎记》已经达到写整个人类的境界（见前评《鹿鼎记》），那么《笑傲江湖》就是写国家的水平。
在看这部小说时，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看成一个武林争霸的故事。金庸在本书的后记中曾说:“不顾一切地争取权利，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简单的寥寥数语，将本书的宗旨精确的概括了出来。
的确！任我行手段高超，意欲强霸江湖，难道不像历史上野心勃勃，意图吞并他国的君王吗？岳不群口蜜腹剑，韬光养晦，阴险狡诈地想谋取高位，难道不像历史上阴谋篡国的王莽吗？左冷禅阴险狠毒，明目张胆地谋取大权，最后却被岳不群反算，难道不像历史上嚣张跋扈的将相，却被其他大臣暗中倾轧吗？林平之是政治斗争最无辜、最可怜的牺牲品；向问天是选择政治方向的投资者；方证大师是隔岸观火，只求自保的高官；定闲师太是一身正气的清官，但不明世事，为奸小所害；莫大先生是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仅做到不与他人同流合污的平庸之官；余沧海则是一个大大的黑官！
《天龙八部》之后，武侠小说真正难以为继了，唯有金庸自己，才能再来突破，而《笑傲江湖》就做到了这一点。《天龙八部》之中，已经有了各种各样江湖人物的典型，可却偏偏没有令狐冲。令狐冲一出，武侠小说又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令狐冲是典型的隐士，他不好名利，无视权贵，逍遥豁达。所以了解本书宗旨后，我们可以容易看出，令狐冲的出现并不是金庸刻意所为，而是为了反衬政治斗争应运而生的。
但是，仔细品味，当我们读完整书之后，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便是这本书的缺陷！由于“武侠小说”这个大框架，它的局限性，使得金庸在写作的时候，必须沿着武侠的路数去发展。这便造成作者一些想说的话，想表达的思想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当然，在下一部《鹿鼎记》中，金庸就聪明多了。难怪他在后记中说“毋宁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
对于《笑傲江湖》，我个人认为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情节。虽然《笑傲江湖》不是金庸最成功的作品，但我认为它的情节在金庸小说乃至古今所有小说中无书能出其右。
先看福威镖局的“灭门”，尸体一具接着一具抛出，悬念一个又一个设成，令人应接不暇，气为之屏。我恐怕最好的侦探小说也不过如此吧。再看令狐冲的出场，这个主角一直到第五回才正式露面，在这之前都是通过他人口述而展现给读者。作者运用得很巧妙，先写一个老者做他的二师弟，再写众人叙述令狐冲以前的“光荣事迹”，致使林平之叹道：“这令狐老儿也真多事！”再看任盈盈的出场，竟是由一个百岁年纪的婆婆变成。还有东方不败的出现，他能打败一代怪杰任我行，武功号称天下第一，你能想象是一个在闺房中绣花的“同性恋”吗！还有陆大有之死，江湖豪客赠送令狐冲礼物，令狐冲习“吸星大法”，定逸定闲之死，莫不让人吊足胃口，最后真相大白。“桃谷六仙”真乃旷世奇人！“采花淫贼”田伯光令人喜欢的有些肃然起敬。谁能写出这些？唯金庸可为！
一本优秀小说的简单要求是：较高的叙事手法，经典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结构，深刻的含义。对于《笑傲江湖》，我认为它是：金庸用高超的叙事手法通过塑造大量经典人物和完美的情节尝试去表达若干政治问题。尽管表达不是十分成功，仍不失为绝世之作。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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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了《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
http://www.yscbook.com/testbbb/whlw/wy/200812/188525.html

你们老师邮箱多少？

第一，李敖没说过金庸的作品一文不值，只是说武侠小说不入流。
第二，金庸拜访过李敖，说自己是佛教徒，李敖问他个人财产怎么办，金庸不语。李敖说佛家无不以舍弃一切而为要诀，所谓舍弃一切，而无染着，金庸的信佛是一种选择法，他个人的行为与他武侠侠义精神搭不上线。
问题本身就有错，还引来那么多文学大师回答。

李敖就是渣

李敖名言：“我骂人的方法就是别人都骂人是王八蛋，可我有一个本领，我能证明你是王八蛋。”

李敖说金庸的作品一文不值用的言语都比较的真实，并且也是非常有代表性意见的提出，王朔回复的是非常的粗俗的，所以也是让金庸非常的生气，也就对他进行了回复

　　王 朔 1958年出生
　　1976年毕业于北京第四十四中，后进入中国人民海军北海舰队任卫生员、1980年退伍回京，进入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任业务员，1983年辞职靠写作维生。
　　197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自84年初处女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发表在《当代》后，迄今已创作二十二个中篇小说、三个长篇小说，大约一百六十万字，并创作了数十集电视剧。
　　1997年1月赴美。
　　1997年7月回国，从事自由写作。

　　身体发育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所谓全面营养不良。身无一技之长，只粗粗认得三五千字，正是那种志大才疏之辈，理当庸碌一生，做他人脚下之石；也是命不该绝，社会变革，偏安也难，为谋今后立世于一锥之地，故沉潭泛起，舞文弄墨——王朔

　　王朔语录

　　王朔定义中国文化的脊梁： 什麽人是最好的作者？就是那阅读面广的，文化底子厚的，也就是知道套路最多的，人称老奸巨滑的。干过这样的工作，我也对这样的作者肃然起敬，那很不容易，平地起波澜，没的写硬写，还要引经据典，有声有色，有时我想，这才是作家，中国文化的脊梁。

　　王朔说批评家：批评家像作家一样是独立的观点表达者，只不过作家是拿自己当素材，而批评家是拿作家当素材，都是观点在先，接着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

　　王朔说"艺术"与"娱乐"：乐观的不一定全算娱乐，但悲观的肯定不是娱乐，也就是说艺术是往人心里搁事儿的，娱乐则是从人心里往外掏事儿的。反过来说，艺术不一定全是悲观的，但娱乐一定要都是乐观的。

　　王朔论北京文化：北京文化有股张狂气，见谁灭谁， 专检那大个的灭。 王朔说老舍：老舍，像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只当了半辈子好作家。

　　王朔说聪明人：明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把无价值的事做得有声有色，在玻璃鱼缸里游泳，也有乘风破浪的气魄。

　　王朔说金庸小说：总体印象，情节重复，行文啰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候，就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档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深仇大恨，整个故事就是靠这个推动着。

　　王朔说"金迷"：金庸能卖，全在于大伙儿活的太累，很多人活的还有些窝囊，所以，愿意暂时停停脑子，做一把文字头部按摩，能无端生些豪气，跟着 感受一道善恶是非终有抱这一古老的中国便宜话，第二天去受罪还能怀着点的希望。

　　曾令王朔感动的十个短篇小说：《莺莺传》、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驿站长》、《献给爱斯美的故事》、《忧国》 、《没有毛发的墨西哥人》、 《颈刎之交》、《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采薇》、《他们不是你丈夫》 王朔不爱看什麽:不爱看农村题材，不爱看知识分子内心读白，不爱看怎麽做生意怎麽搞活一个企业。总而言之，不爱看一个正派人如何过着惟恐他人不知的正派生活。我的趣味介于有文化的病人和赶时髦的女青年之间。

　　王朔定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 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

　　王朔说好莱坞：好莱坞就是中产阶级价值观集大成者，也是宣传爱国主义的，也是尊重家庭伦理道德的，故事结尾也是大团圆的，正义终于战胜邪恶。他们是最尊重观众的，可以说把检查制度设在观众席上。

　　王朔说思想：思想是发现，是抗拒，是让多数人不舒服的对人性本质和生活真实的揭露。 王朔说人：卑贱者最聪明，高尚者最愚蠢。

　　王朔说商人：商人，心中是最装着人民的，在这里"一切为了人民"和 "一切为了金钱"这两个口号是不打架的，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同时也是利润最丰厚的。

　　王朔论相信群众：过去我是相信群众的，认为群众的眼睛即便说不上雪亮，也是睁着的，在金庸这件事上我栽了跟头，看来大家说好，也不见得真好。 有时大家真能同心协力一齐编个弥天大谎。

　　王朔忘不了的谜语：墙和墙说什麽----在拐弯那儿碰头。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王朔累计发表了近三十部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几乎每部都引起了大批读者的阅读兴趣，甚至连用小说中精采对话摘录而成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编辑部的故事》等书也同样让读者津津乐道。1992年影坛就因连续推出五部根据王朔作品改编的影视剧而被称为“王朔年”。有人曾经作过这样的描述：“一般老百姓说不出当代小说家除了王朔之外还有谁”。（《名人眼中的王朔》，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这句话虽然不免有点夸大，但却道出了一个事实：王朔小说在大陆当代文坛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些批评基于“从纯文学的角度看，王朔的小说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的思维定式，列举诸如操作模式化、人物类型化等通俗文学的基本特征加以贬斥，认为其作品没有什么高妙，应该作冷处理。（刘其林：《对“王朔热”作冷处理》，《社会科学动态》1993年第2期）这种混淆两种文学批评角度的教条做法，只能造成对作品人为的贬低，是“用纯文学的运行机制和审美要求原封不动地去套通俗文学”（范伯群：《张恨水研究和通俗文学理论建设工程》，《通俗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另一些批评则忽视了通俗文学在当代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变化。如王朔所说的那样，“习惯于拿过去的东西来参照现在的东西”（王朔：《王朔自白》，《文艺学习》1988年第2期），用传统的通俗小说的固定模式，来匡范王朔小说，因为王朔小说中出现的叛逆精神和当代民间意识而将它们归为所谓新潮小说加以评判。这种视野狭窄的批评同样造成了对王朔的误读，让人难以信服。

　　我们认为，对王朔这样一位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通俗作家，只有将他的作品放到当代文学的视境下加以观照，从通俗文学的当代性出发分析其得失，才能不失评判上的公允。

　　所谓通俗文学的当代性，即通俗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在当代历史阶段所应该表现出来的文学特征。就具体作品而言，主要表现为：

　　首先，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应该既能吸引读者，又能反映出当代某些特质的方面。通俗文学是一种大众文学，也是一种乐众文学，它原本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遣而被创造作来的，给读者以愉悦快慰。在阅读过程中让读者得到放松，是通俗文学受到普遍欢迎的第一原因。“但是仅仅只有娱乐功能的通俗文学是初级的、较低层次的文学”（王先霈：《八十年代中国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应该同时有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近、现代通俗文学就是因为一大批通俗作品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反映了当时的世态人情，以社会的各个“微血管”构成了时代的风景画，从而在获得大量读者同时，也在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当代通俗文学是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低迷后刚刚得以复兴的，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断层再接，它需要获得更多的读者，更需要与纯文学一起担负起反映自己时代的使命，这样才能巩固和提高自己失而复得的地位。因此，对于当代通俗文学来说，它应该具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并通过作品的内容表现出来。与表现的内容相联，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通俗文学的当代性体现为努力贴近时代的“原生态”，及时把握时代的脉搏和折射特定时代的心态，人物是特定时代的“活人”、“真人”。而在作品的情感基调上，也较为真实地捕捉时代情绪潮流，与时代的普遍情感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众民间化的时代心声的流露。

　　其次，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应该具有当代的市民意识。通俗文学面向市民，而市民往往缺乏“新兴的意识”，他们更容易接受“流行的社会价值”。所以，通俗文学作品往往表现出一种以“人之常情”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由于中国处于长期的封闭状态，传统道德成了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市民价值准则，通俗文学表现这种价值准则符合了当时的市民的要求并成了一种定式沿袭下来。然而，当代中国的剧变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剧变引起的震荡，辐射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也必然引起市民社会的反响，新的社会利益分配原则，使他们觉得，有许多现象再也难以用传统的价值准则来解释，而这种准则恰恰妨碍了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利益，从而形成一种不定型的但明显有异于传统的新的市民意识。通俗文学作品如果再固守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就意味着远离市民阶层，最终将失去读者。

　　再次，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段，应兼容传统通俗文学、纯文学和异域文学的各种合理的手法。通俗文学以吸引读者为主要写作追求，所以在技法上往往表现为一些既吸引读者又最大限度减少阅读障碍的方式的合理运用。在当代文坛，由于通俗文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它与纯文学已经从两极对立走向二者共容。改革开放又使大量海外通俗文学作品大量流入大陆，加上读者的文化水准也在不断提高，读者群也呈现出多层次的趋势，这就使通俗文学在争夺读者市场时，丰富自己的艺术手段必然而且可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表现出来的艺术手段是否丰富而合理，直接影响到它的可读性和易读性。

　　综观王朔小说，其中绝大多数作品恰恰凸现了通俗文学的这些当代品格，它们为通俗文学当代性的确立提供了某些经验和某种范式，很值得作一番深入探讨。

　　（二）

　　王朔在谈到自己的小说时曾经这样对读者说：“你能看出更深的东西你就看，你不能看出更深的东西，起码也让你乐一乐”（王朔：《我的小说》，《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表面看来，似无深意，带有王朔式的调侃的语气。可细加体味，此话又别有深意：王朔的作品不仅具有相当的趣味性，而且还寄寓了一定的深刻性。王朔还说道：“我觉得在这两者（‘更深的东西’与‘乐一乐’）之间并没有鸿沟” （王朔：《我的小说》，《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王朔小说内容所暗示于我们的，正是这种东西。

　　王朔小说中最具争议的是其中一系列的“痞子”式人物，评论界贬褒不一。

　　《空中小姐》和《浮出海面》是王朔早期作品的代表作。里面的男主人公都是从部队复员的军人。他们原自视为天之骄子，认为他们的前途都是由社会给他们安排的，毋需自己过多操心，他们原以为只要躺在自己的出身背景上睡大觉，似锦的前途就会自动呈现在他们的人生地平线上。可历史巨变打破了他们的少年梦幻。从部队回来后，忽然发现自己成了时代的迟到者，同龄人不是上大学，就是成了工作中的骨干。而他们呢，却被抛出社会的主流轨道，成了生活的“局外人”。理想之帆被无情地扯破后，他们别无所求，失意颓废渐渐趋向于恨世愤激，以恶的力量来向社会报复。《空中小姐》中的“我”主要被表现为一个失意者的形象，外在的放达逍遥掩饰不住内在的空虚失落，但“我”的痞性尚未得到充分的暴露。而《浮出海面》中的主人公石岜就具有十足的顽性和痞性。在他身上有一种什么都不“吝”，什么都不在简的“痞气”。“为了挖这个究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这是石岜的行动宣言。历史转型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却以一定善的牺牲为代介。新的历史转机调动了他们的欲望，过去时那些被抑制在庄严神圣的道义批叛之下的欲望得以历史的承认之后，便有可能盲目地向各个方向肆意涌动起来。因此，石岜的宣言是一定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可石岜不愿本本分分的按照政策、法律的允诺规程去实现个人的意愿，而以一种背离正常的社会规范逻辑的方式来满足私欲，这就从价值上违背了社会及人的社会、道义准则。可在“历史”层面上，它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社会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凯歌和弦，而是充满杂色的历史万花筒。石岜式的人物在历史转型期也着实存在。

　　因此，王朔的小说能够及时敏感地把握到转型期的社会症候，触及到现实历史中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敏感神经。所以，当王朔小说一问世，就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说明王朔小说具有一定的先锋性。

　　可王朔这些小说并不严守严肃文学的规章纪律，他的小说对正统文学构成了不小的威胁。王朔小说在相当程度上悖离了正统文学的轨道。从其文化属性来看，倒是具备了相当的通俗性。

　　这两部小说具有通俗文学的魅力和趣味。小说的故事模式仍然采用自上而下至今长盛不衰的言情故事模式。作者在设计男女角色时，有意拉开了男女的地位、出身、阅历、性格间的距离，构成强烈的反差。《空中小姐》的男主人公“我”是个复员军人，地位卑微，品行不端。而女主人公则有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空中小姐。“我”是个混世者，对社会的认识较丰富，人生阅历也相当丰富。王眉则是个纯情少女，敢于幻想。她爱上“我”纯属于自恋式的幼雅单纯，她沉醉于海军士兵凭海临风的风度，把人生诗意化。她爱上“我”是为了圆那少年时期的梦幻，可一旦涉入爱河，“我”并没有给她多少诗意的生活。但王眉执迷不悟，反让自己在爱的泥沼之中愈陷愈深。小说并没按照人们的正常经验习惯地让地位较优势的王眉逞能使性，操纵情感的主动权，让男子屈从于女性。《空中小姐》把这种优越权力给了一无所有的男人“我”，而让纯情又有地位的王眉成了“我”掌中任意拨弄的玩具，使她成为一个痴情怨女的形象，来作“我”这“当代英雄”的奖品。这样设计，就带有很强的趣味性。

　　王朔笔下主人公的“痞性”、“玩性”到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以及《构皮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等已经完全脱离人生的正常轨道，过起了“剃须刀上滚动的人生”生活。这群人背离了人的常理常情，甚至置社会法纪于不顾，触犯法律。张明“贪财、好色、道德沦丧，每天晚上化装成警察去敲诈港商及外国人，是个漏网的刑事犯罪分子”。这些“无业游民”不愿循规蹈矩在社会秩序允诺的范围中靠诚实劳动来发家致富。他们被社会主流抛弃，又不甘于普通人的生活。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对社会失去信任，转而向社会复仇，亵渎一切人类本应很好地珍视的美的东西。对现行的价值规范作全面性的反叛和嘲弄。他们无所顾忌，只要能够满足他们的私欲，也无所不为。他们的人生格言即是：“活着嘛，干吗不活得自在点。”“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要什么都尝尝”。在反叛的态度上，张明们更甚于石岜们。张明不仅用语言，更以行动破坏性地践踏现行价值秩序，明火执仗地向社会反叛。他们对待女性，毫无人性可言。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妇女。他们以玩弄女性为乐，毫无人性践踏纯情少女的情感。《橡皮人》的主人公“我”以及李白玲、张燕生、杨金丽、徐光涛等人，劣迹照彰。他们乘经济流通之中的漏洞兴风作浪，肆意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他们是一群金钱拜物教的忠实信徒。“说什么都是假的，掏出钱来才是真的。”他们疯狂地四处寻找机会挖社会的墙脚，不惜以女色为诱饵，倒卖汽车，坑蒙拐骗成了这群人的惯常谋生手段。金钱腐蚀了他们的灵魂，蛀蚀了他们正常的人性。“橡皮人”成人这群人的共同的象征。从堕落的程度看，《橡皮人》中的一群社会渣滓更甚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那群“无业游民”，而且其阵容规模更为庞大。这是一群腐蚀性、破坏性很强的社会蛀虫。

　　不过，这些形象产生也有一定的社会生活背景，这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些社会现象。在经济大潮之中，社会上确实存在不法分子，乘变革之机，以身试法，破坏经济秩序。《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及其《橡皮人》中的一群不法分子，其行为已触犯了刑律。他们把其行为建立在他们反叛一切的行动纲领之上，以这种振振有辞的行动纲领为其行为辩护，他们的价值观在社会转型时期，对人的腐蚀性很大。由于作者多以同情、欣赏的态度来描写这些人物，其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不过，这毕竟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的某些特征，具有一定的时代气息。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和《橡皮人》采用了“案情”+“言情”的故事模式，采用这种模式，也是为了能够抓住读者的兴趣，从而使故事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刺激性。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言情比重很大，而案情的成份较少，小说主要以“无业游民”张明与纯情大学生吴迪的情爱纠葛为核心内容。张明是一个无恶不作，五毒俱全，一切都不在乎，反叛、嘲讽一切正经与假正经的“痞子”。他们这种反叛性格颇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和认同。大学生吴迪因此就微量他献上了宝贵的爱情。彼此之间的阅历、社会地位悬殊甚大。这种差额的爱情反过来显示出张明这样的流氓无赖的“英雄”本色。张明面对吴迪的全心之爱却无真情回报。报玩弄了吴迪之后，又逼她为娼。吴的一生全被葬送于张明的手下，可他毫无自责之意，及至吴迪以身殉情时，他那已被罪恶掏去人性的灵魂才偶尔掠过一丝人怀的闪光。作者在这个言情故事中插入了案情，将笔触伸向了一群正常生活形态以外的“痞子”群落。在缠绵的言情故事中加入了匪盗的生活内容，从而使故事显得扑朔迷离，富有刺激性。

　　《顽主》和《一点正经也没有》这对姊妹篇中主人公表现出来的“痞性”则多表现在语言上，在行为上则没有《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和《橡皮人》中的主人公那么具有破坏性。这两部小说中的主要角色不是以单数，而是以复数的阵容铺开在读者的视野中的。这群人个个都是侃家，神吹海聊，好像人人都是人精。亵渎神圣，极尽刻薄之能事，不惜放逐一切价值底线和人格尊严。他们已经连同自己的人格都抛出去了。所以对社会上的一切都无所谓。无所谓情与义，公正与善良，一切的东西在他们的视野中都是虚无。人生经过他们的眼睛和嘴巴，就变成了荒诞不经的玩意了。杨重曾作过这样一个“经典”的比喻：“人生就是踢足球，一大帮人跑来跑去，可能整场都踢不进去一球，但还得玩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既然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劳而无功，不坐下来或躺下来休息。这种虚无主义的厌世人生态度很容易传染给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失意者或社会有激愤情绪的人。顽主们无所谓善恶标准，褒贬也失却了分寸。严肃的东西可视作玩笑，游戏也可被赋予于“深沉”的东西。爱情本是维系男女之间的纯真情感，可在“顽主”们的视境中，不过是逢场作戏的游戏而已。约会可以找人代赴，评奖也不妨自设计，本业属于神圣庄严的事情一到“顽主”的手下就变了味道。

　　荒诞幽默是这两部小说的趣味重心所在。在营构故事时，作者有意设计了一系列荒诞不经的故事来解构正常的人生形态。如“三t”公司的一系列别出心裁的“杰作”都是一些滑稽故事，读起来让人捧腹。作家中以“操文学”，文学在他们手中，成了泄溺的工具。文学曾经拥有的庄严感、神圣感都被“顽主”作家踩在脚下。作者杜撰了一系列的荒诞故事来践踏这些曾经被奉为神圣庄严的文学。作家获奖所得的奖杯是一个菜用的罐子，还是一家酱厂赞助的，而且还要求“鸣谢”。

　　《玩的就是心跳》写得更加扑朔迷离。作品集“言情”与“侦探”于一体。将“顽主”的生活用侦探小说的形式加以组接，断裂，在故事线索上有意采用回避直线式或明线式的直接交待，而采用拼合，断裂的修辞技法来处理故事情节，从而使故事更具神秘意味，这本身就构成一种召唤力，来吸引读者的欲望。

　　主人公方言被怀疑成杀人犯，他必须向警方证明他参加工作第一年的七天失踪究竟干了些什么，方能摆脱干系。为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记忆搜索历程。可故事又让方言意外地失去了记忆。他走新访友，企图通过他人的出证来证明自身的清白，可谁也帮不了他的忙。他苦苦地寻找刘炎。因为只有找到刘炎才可证明他不是杀人犯。然而现名李江云的刘炎却被他视为新结识的朋友。即使他们已同窗共枕，却未能察觉真情。小说借助侦探模式，处处设置悬念，通过主人公的逆向回忆引出一串串故事。因此，故事显得悬念丛生，富有刺激性。小说通过一个“顽主”追忆似水年华，寻找自我的历程，象征性地启示了顽主们自我放逐之后的人生迷失之感，以及迷失后企图寻找原初自我的精神诉求。就此而言，也很有深意。体现了王朔小说中主人公由自我放逐开始向自我回顾的朦胧追求。

　　《动物凶猛》则开始大面积地呈现顽主们的少年时代的生活，作家开始追溯顽主们的历史生成背景。小说主人公“我”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空中。讨厌学校教育，旷课逃学，打架斗殴，追逐女人。“我”虚荣心极强，醋意十足，从小对女人有强烈的占有欲。小说借一少年顽主的眼光来观照特定的历史年代，又借特定的历史背景来衬托少年顽主的劣迹。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基本上告别调侃，趋向深沉。人物对话，尤其是缦无边际的“侃大山”大幅度裁减。小说转向对人和个性、心理、历史丰富性的关注。在主题以及艺术技法上更臻于成熟，有向雅文学趋近的倾向。

　　这篇小说通过一个少年的历险式的经历来展示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少年顽主的生活境况，反映出“顽主”视野中的“文革”的另一侧面的人生风景线，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王朔小说除了这些“顽主”系列之外，还有很多其它类型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可具体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纯情女性。她们是“顽主”们与社会作战的“战利品”。这些女性性格单纯，不少有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如《空中小姐》中的王眉，《浮出海面》中的于晶，《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吴迪，《玩的心跳》中李江云等。她们的性格气质和社会阅历，与顽主们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角色与顽主们构成了“英雄美人”模式的现代版。作者对此进行了新的包装，生活底色是现代的，人物也是“当代英雄”和“时髦女性”。“英雄美人”构成了读者百读不厌的恒定主题。现又经作者的巧妙包装，“英雄”则成了反英雄的“英雄”，也就是以反叛正统英雄准则为行为特征的叛逆者。美人多在外在包装上虽有些不同，可是这些女子除了拥有“空姐”、“大学生”、“舞蹈学院学生”的现代名号之外，与她们的前辈姐妹们并没有什么两样。她们是善与美的化身，同时也是弱者的体现。她们本身并不能构成独立的社会支撑力量，她们常要把她们的柔情和青春献给历史时代中“英雄”，借助英雄来显示美人的价值。可“英雄”常常又是铸造这些不幸女性人生悲剧的第一杀手，美人有时常常会成为英雄们逞力使气的牺牲品。

　　还有一类女性是“坏女人”型的。如《橡皮人》中的李百玲、杨金丽，《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亚红以及沦落风尘后的吴迪等。这类女性被环境逼成了魔鬼。她们本身爱害者，可又以恶抗恶，致使在人生下坡路上愈滑愈远。这群人生活在“顽主”群落之中，难以自拨，人性被换空，灵魂被虫蛀。她们与“顽主”们一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破破坏力量。

　　王朔的小说创作是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异数。它敏锐地捕捉住改革开放中当代中国人的复杂心态，尤其是那些以“痞子”形象出现的时代青年的脉搏，构成一种漠视正统、反叛传统的价值评判，既表现出一定的深刻性耐人寻味，又具有较高的可读性，而引人入胜。虽然由其小说人物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不无偏激、偏颇之处，必须加以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转型期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环境出发给予准确的、客观的评价和定位。但是，王朔以他富有个性色彩的话语系统建构的艺术世界，为通俗小说的创作贡献了富有当代意味的文本，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王朔的小说创作是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异数。它敏锐地捕捉住改革开放中当代中国人的复杂心态，尤其是那些以“痞子”形象出现的时代青年的脉搏，构成一种漠视正统、反叛传统的价值评判...

那个王八蛋啊！
自以为是现实主义，写了几本破烂书就蹦上天了！
他就是靠骂人吃饭的！
当然才华是有的、

”小时候“是个实人，大一大成了飘人，现在基本上是个空人。。。
不过他的”想法“是---“看上去挺美”“过把瘾就死”。
-----到最后还是个人。：）

有才华，但人品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