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我国被贬最多的诗人，最远贬到澹州，为什么苏轼没有选择弃官归隐呢

翻开中国文学史，满目尽是巨璧大家，放之长空则星汉灿烂，放之大地则高山林立。其中，苏轼就是那个产生巨人的时代——宋代浩瀚长空的一颗耀眼巨星，莽莽大地的一座景仰的高山。近日，借武汉疫情闭门之娴，阅读了《中国思想家丛书》之《苏轼评传》，伏案经月，夜不释卷。对于苏轼为何屡挫屡贬，却不自废自弃，辞职挂官？我想从如下方面，试作微探讨、浅商榷：

一，苏屡遭贬谪、风雨一生的成因演绎和客观现实性

一是政治气候。熙宁二年，苏还朝授职时候，正是表面繁荣的北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此时神宗即位，皇帝的态度是鲜明的，那就是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图新，这是政治背景，所挡必伤。

二是工作环境。反观苏所处时代，活跃在文坛官场的耀眼星座，就有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梅尧臣等等。如此星汉灿烂，济济一堂，合则相得益彰，水涨船高，比如欧阳修与苏的知遇之恩；悖则彼磨此砺，彼长此消，比如王安石与苏的政见之龉龃。官场人生，软环境至关重要。正当其时，则是如虎添翼，要成长神龟莫阻；生不逢时，则是“五指”压顶，欲成业百畅不举。由此可见，前程是风明雨晦，抑或一帆扬州，无他，环境使然。

三是观点之争。王安石以竣急思想、霹雳手段施行新法，使得朝内有识之士因观点相左而被迫离京。一时间，朝野落叶纷飞，内外风雨凋零。苏虽不反对改革，却主张“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的方式徐徐图进。一个要急进，一个要缓步，自然君子如璧，裂则必隙。留给他的只有一条路——离开朝廷，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播下下仕途风云密布的种子，开启政治上风雨兼程的颠沛之途。

于是，由于一与政治大环境相悖，二与工作小环境相逆，三与主政宰相王安石相左，三个原因叠加，演绎了苏轼遭谤陷狱、风雨一生的结局。到苏44岁的元丰二年，御史李定等，借助弹劾苏诗讽刺新法，毁谤君相，苏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史称“乌台诗案”。苏坐牢103天，几濒临砍头境地，幸亏宋太祖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才躲过一劫。出狱后，苏被降职黄州团练副使。后几经被贬惠州，再贬昌化军，及至徽宗即位，遇赦北归，以六十六卒。

二、苏轼百折不饶、九死不悔的骨节禀赋和逻辑必然性

一是性格禀赋使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的禀赋性格，是决定其命运前途的DNA。一则骄傲的出身环境。苏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出身于长江上游的天府之国、文化之邦的眉州，其祖父苏序家境殷实，能诗能文，二伯苏涣身为进士，父亲苏洵更是著名的散文家，长于策论，文风纵横恣肆，自然耳濡目染，根正苗红。二是丰沃的经济环境。苏家几辈人的辛勤积淀，自然家境殷实；年幼时父亲出游在外，母亲教其读书，言传身教、悉心抚育；苏家一门三进仕，都出任地方高官，这些都为苏的成长积淀了殷实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三是骄人的天纵英才。苏在京城会考时，其文风获得了主审官欧阳修的倾倒。欧赞曰：“这样的青年才俊，真该让他出榜于人头地（成语出人头地的出处）！”从此收留为弟子。由此可见：翰墨家风的文化环境，物流富足的物质环境，少年得志的成长环境，必将催生苏人格壁立、顶天立地，傲视薄物、旷达豪放的性格禀赋。

二是士人人生抱负使然：从祖父到二伯的耳濡目染，从父亲到母亲的教养德化，从少时科举一考成名到一门三进士的官宦之家，苏所接受的都是打马朝堂、名垂青史的“士大夫”价值观。“上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在皇权当道、官本位思潮占据主流的时代，成就人生价值的最佳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身居朝堂、全功立名。由此可见，即使仕途百折犹无悔，即使生活再苦亦不退，这是苏轼的应有选择。

三是“伏法”罪身使然：苏的一贬再贬，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坚持观点自己“求”来的，二是因陷获罪外力强加的。试问，前者是自愿选择，为何要辞官？后者是被迫负罪，法律怎么能让负罪之人有任意选择辞官的权利呢？要想保命，就随波逐流、跟着命运走吧——舍此奈何？加之，父兄皆居官场，自己又名扬四海，岂能趁快哉之能事，随意扔下挑子，一走了之？

自古宝剑多磨砺，不如锋刃从何来？反观苏的人生险阻，仕途通曲，我们发现：被贬黄州是他一生思想和创作的分水岭。前则以儒家思想为主，大量的政论、史论等充分显示出他积极入世的一面；被贬黄州后，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融合佛道旷达的襟怀，达到了无论穷达落魄，都能在精神领域和文学世界，保持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

事实上，苏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坎凛起伏地度过的。但政治的暴风雨后，他并没有减弱他旺盛的创作精力，而且物极必反，促使他深入地思考社会人生，成就了他前期作品的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的豪放风格，后期作品的空灵澄明、豁然恬淡如深柳梨花的旷达婉约，命运的打击和个人的自救，在这里合伙铸造了一座人迹罕至的文学高峰。在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灾难成就文学，而是文学挽救了苏轼！

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就是苏轼，虽九死而莫悔的苏轼——请问：这样的苏轼能够打倒吗？这样的苏轼能够以辞官避世的方式，向命运、官场和人生屈服吗？

2021年2月29日亦然于半山读《苏轼评传》有感兼答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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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论是陶渊明还是苏轼，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从内心里面来说，都是想出来做官，无论对老百姓，还是整个国家，都想做出自己的贡献。

只不过，陶渊明的时代“逼迫”他必须隐居，而苏轼则完全没有必要。

说道这里就清楚了，苏轼不隐居，原因很简单，就是——“没必要”！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

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

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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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作成就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写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他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他将自己的感情寄托于诗歌中。

苏轼一生坎坷，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总结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其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耐人寻味，而他的这些作品又深得人们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乐观的态度，这在他的诗中有充分的体现，只要细细品味过苏轼的诗歌你就会深深的体会到苏轼的乐观态度。

苏轼这个人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又是无比的惊人，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

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

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他的诗词至今还在被人传诵，而他个人的乐观、豁达的处世态度也被后人所学习，可想而知苏轼的诗词成就还是得到认可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轼

苏轼的仕途不是那么顺利，当初曾被贬到很多的地方，像什么黄州、惠阳、儋州等等，但是对于苏轼来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儋州，并称儋州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为何被贬还乐在其中呢，原因在于儋州这个地方深受苏轼喜欢。儋州位于海南一带，气候温暖湿润，花草繁茂，都知道诗人的才情都是从大自然中得到的启发，苏轼在儋州开设学堂讲学，帮助参加考试的学子，专心致志地忙自己的学问，所以说他很知足、开心。

苏轼的仕途说起来也真是坎坷，一生中被贬好几次。元祐八年，新党执政，他被陷害，蒙上了“讽刺先朝”的罪名，被贬儋州。其实任谁都想不到，苏轼就是在儋州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苏轼对这里的贡献影响也是十分大的。

当年的海南儋州因为离京都远，算得上是个贫穷的地方，在苏轼来之前，还没有一个人正儿八经儿地进士及第过。苏轼来到儋州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设学堂，他亲自给要参加考试的学生传授知识，考试技巧，打他来以后，儋州这个看似贫穷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进士。苏轼还讲授学风，很多人家都将孩子送到苏轼这儿跟他学习。

其实苏轼最开心的就是能够喝酒作诗，纵情于这美丽的山水之间，几乎忘却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尽情地、潇洒地做回了自己。所以说苏轼称儋州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苏轼一生中被贬过三次。

1、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因为苏轼自从进入朝廷之后就一直反对由王安石领头的‘新法’一派，再加上当时的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很高，他的诗词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是很大的，这也就间接阻挠了‘新法’的推广，引起了变法派对他的强烈的不满。

他的政治对手将他所有诗词收集起来，成为在朝堂上攻击他的理由和借口，引起皇帝对他的不满之后被贬。

2、第二次是被贬惠州，但是这一次苏轼可以说是很无辜的，守旧派的领导人物当时的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后，变法派抓住机会一度成为朝廷上的主导力量，守旧派因此被变法派大肆打压，苏轼也因为一贯所站的立场，再加上当时的他是元祐党人的领袖，被变法派全面打压，也再次被贬。

3、第三次被贬儋州，这次被贬的原因比上次更简单，新派虽然已经在朝堂上占了上风，但是为了将旧派彻底压的再无出头之日，新派对旧派进行了一次全方位、大规模的打击，所有的旧派人员被贬了一遍之后，为了以防万一又再一次被贬远，苏轼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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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文化性格一向被认为是旷达。

实际上他的旷达来自于他的真率。苏轼的性格核心是真率。他的真率是与生俱来的。苏轼一生仕途蹭蹬，就是他真率性格的结果。苏轼的真率同样影响了他的文学。后人对苏轼的真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大文学家。他一生屡遭贬斥，坎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人们对苏轼的诗歌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豪放赞美不已。

苏轼的性格核心，乃是他的真率。他的屡遭贬斥，从外部原因来说，是北宋党争的产物；从他自身的原因来看，则毋宁说是一场性格悲剧。

苏轼的“真”，使他心中无所牵挂，胸怀坦荡，虽累遭打击而乐观情怀不变，故有此旷达。王水照先生对苏轼的“真率”性格最有体会。他说：“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可谓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