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中国商人不去国外居住，而唐宋元时期胡商大量居住中国城市

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乃至非洲东海岸，到处都有宋朝商人和水手的足迹。中国商人同海外国家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受到所到国家人民信赖和欢迎。在菲律宾群岛的麻逸(今民都洛岛)附近的其他岛屿，中国商船一到，只要敲起鼓，当地商贩就争着驾驶小舟，用吉贝、黄蜡、番布等土特产与中国商人交易。因为中国商人为这些岛屿的居民带去了他们所需要的用品，所以，有的岛屿的居民每年都盼望“唐舶”(中国商船)的到来。

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中国商人更是受到热烈欢迎。阇婆国人只要见到中国商人，就像贵宾那招待住宿，提供韦洁的饮食。渤泥国人更对“唐人”(中国商人)特别敬重，总是以丰盛的酒宴招待，如果中国商人喝醉了，渤泥国人就会扶他们回到住处安歌。在友好部邦高丽，中国商人更是被作为上宾款待。

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的中国海商，因航程遥远，有许多人当年无法返回，居留海外，称为“住蕃”。有的商人和水手在海外长期定居，同当地人民通婚，就成为早期的华侨。

在宋代，日本、高丽及交趾等国家，都有中国的侨民。北宋时，日本僧人成寻来华，所乘海船上的梢工林皋吉，就是一个旅居日本的华侨的儿子。许多华侨因为有某种才能，受到居国政府的重视。例如，北宋末年，高丽国王城有华人数百，都是福建人经商到那里居留的。高丽王在这些华人中暗中测验其才能，对有才能的华人则用高官厚禄挽留，有的人就因此终生留在高丽。

1972年，在文莱发现一块汉字石刻墓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十个大字，旁刻“景定甲子男应甲立”几个小字。景定是南宋理宗最后一个年号，景定甲子年是公元1264年。这个在南宋末年埋葬在渤泥(文莱)土地上的“蒲公”，显然是一个曾为南宋官员，后从事海外贸易并侨居渤泥的南宋侨民。

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因来华贸易而居留在中国，在宋代称为“住唐”。宋代的广州、泉州、杭州等对外贸易港口，都有从海外各国来的“蕃客”在那里居留。还有许多“蕃客”数代在中国居住，他们在中国生育的后代被称为“土生蕃客。宋朝政府曾根据“蕃客”数代居留中国的情况，就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的“蕃客”的财产继承权问题，作了专门的规定。

“蕃客”在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居住，都相对集中在一个区域。广州的“蕃客”主要居住在城南滨海地区，也有些大蕃客居住在城中。泉州的“蕃客”虽然与当地居民杂处，但也相对集中在城南一带。杭州的“蕃客”则聚居在城东的荐桥一带。广州蕃客聚居的地区称为“蕃坊”，也被称为“蕃巷”。“蕃坊”设有蕃长，由宋朝政府挑选蕃客中有声望的人充任，并授予官衔，其职责是协助广州地方官管理居留广州的蕃客，帮助宋朝的市舶司招邀蕃商来华贸易。如果蕃商触犯宋朝的法律，蕃长要协助宋朝官府依法惩处。

宋朝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例，作为对处置犯法蕃商的依据。因为照顾到海外客商同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不同，处罚的方式也不同，如宋代的杖责是杖打犯人的臀部，南海诸国有许多地区则是杖打脊背，因此，蕃商犯法，往往由宋朝的官府审理，然后送交蕃坊，由蕃长按本国责罚的办法惩处。泉州虽然不见有蕃坊和蕃长之设，但一般也按照蕃客的“国俗”处置犯法的蕃客。在广州和泉州，都设置专供蕃客子弟就学的学校，称为“蕃学”。

这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蕃客”，虽然有的在侨居地也参与兼并土地的活动，但他们活动的主要方面是从事沟通中外贸易联系，为发展中外海上贸易作出了贡献。有时他们也为侨居地做些好事。例如，南宋初年，福建泉州府属下的晋江县官员受命建造一批战船，在泉州的“蕃客”就慷慨解囊，承担了建造这批战船的全部费用，使晋江的百姓免除一次繁重的科敛负担。

各国来华居留的“蕃客”同当地中国居民混杂而居，虽然有时也有摩擦甚至发生“争斗”，但是，友好相处是“蕃客”和当地居民关系的主流。有的“蕃客”还同当地的居民通婚，在中国成家立业。

宋代文献记载说，广州蕃坊中有个姓刘的“夷部”人，娶了赵氏宗室的女子，官至左班殿直。这个“夷部”刘氏，显然是个长期侨居广州，取了汉姓的外国蕃客。蕃客连宗室女都可以娶，同民间女子结合就更为平常的事了。

在广州、泉州和杭州，都有专门安葬卒于中国的蕃客的公共墓地。据南宋人方信孺记载，广州城西十里的地方，“蕃人冢”“累累数千”。赵汝适《诸蕃志》则记载泉州有大食商人作“丛冢”于城东南，以掩埋蕃客的遗骸。

在今天泉州市的东郊灵山上，还保存许多完整的蕃客墓。这些死于异乡的蕃客，所以几百年来能在异乡土地上安息，他们的墓地一直被保存下来，同当地人民的保护是分不开的，它充分反映了当地中国居民对这些长眠异乡的蕃客的敬重和情谊。如果当时的蕃客同当地居民不是友好相处的话，这些蕃客墓要完好保存下来，是难以想象的。

在中外人民的友好交往中，除了商人和水手外、还有僧人的互访。北宋初年，既有许多中国僧人到印度求法，也有不少印度僧人来华。在宋太宗所设置的译经院中主持翻译佛经的天息灾等人，就是从印度来的僧人。

高丽、日本的僧人，则纷纷渡海到中国求法。见诸中日两国文献记裁的日本来华僧人，仅南宋中期至后期就达12多人。当时中、日两国的僧人经常委托海商替他们传递相互赠送的礼品及彼此往来的信件，这充分反映了两国僧人通过互访所建立的深厚友谊。

中外人民在进行贸易往来和各种形式的交往过程中，也进行着广泛的科技和文化交流。

宋代的中国，有高度发展和繁荣的封建文化，各种书籍大量雕版刊印和出售，有的书籍就通过政府间的赠送及商人、僧人的贩书和市书，流传到海外地区。以高丽为例，北宋初年，高丽就派“朝贡”使臣及僧入到宋朝，要求宋朝赠予佛经、阴阳地理书及医书。宋哲宗时，高丽又一再派遣使臣到宋朝，要求购买刑法文书、《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各类书籍。

对于高丽的购书要求，宋朝总是尽可能予以满足。高丽还通过中国海商，在杭州雕刻佛教华严经的印版，运到高丽去刊印。通过海商和僧人之手传到日本的中国书籍也很多。宋朝海商刘文仲一次就把宋朝刊印的《东坡指掌图》二帖，《五代记》十帖，《唐书》十帖，作为礼物献给日本一个大臣。当时从中国输往日本的书籍，除《大藏经》等佛教经典外，还有大批的儒学道学著作及各种杂书。宋朝刊印的书籍大量外销，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

后来日本翻刻宋版《论语集注》，兴起了对宋学的研究，就是宋朝书籍大量输入日本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影响。高丽国有个国王特别喜爱宋朝书籍，每有海商为他购到宋朝印行的书，就换上洁服，焚香接待。像这样酷爱和向往中国的文化，也是书籍传播产生的影响。

中国的医学和医术，在宋代也向高丽和日本传播。北宋时，高丽国王有病，就向宋朝要求派去医生，既说明中国医术在高丽国享有很高的信誉，也说明高丽国尚未掌握中国的医术。

马端临《文献通考・高句丽》记载说，自北宋末年高丽王俣向宋廷请医以后，高丽才有了掌握中医诊治的技术。可见，宋廷派到高丽的医生，不仅为高丽王治病，还传播了中国的医术。这时期的日本僧人荣西，在其所著《喫茶养生记》中说：“今得唐医口传，治诸病无不效验矣”。“唐医”就是中国医生。荣西的记载，反映了中国医术这时期不仅传入日本，而且获得了很高的信誉。中国制造解毒丸的技术，也是通过一个随日僧入宋的人，从中国传入日本的。

举世无双的中国丝织和制瓷技术，在宋代也随着丝绸和陶器的大量外销而向海外传播。日本著名的“博多织”，就是日本人弥三跟随日僧辨圆到宋朝，学习了广东织和缎子织，回到日对华贸易的门户博多港(今福网)兴办起来的。

制瓷技术的外传就更广泛了。跟北宋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埃及特米王朝(公元969年——1171年)，曾仿制过中国的青瓷和青花瓷器。高丽在北宋时也仿制中国越窑及汝容的青瓷。交趾(越南北方)、罗斛(今泰国)烧制的青釉瓷器，也有中国浙江越窑的影响。日本著名的“濑户烧”，更是学习中国制瓷技术的产物。“濑户烧”的创始人藤原景正曾于公元1223年随日僧道元入宋，学习六年的制瓷技术。因他回国后所烧制的“濑户烧”对日本制瓷业产生重大影响，身后被追称为日本的“陶祖”。

海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在宋代也向中国传播。宋真宗时，日本人滕木吉随宋朝海商来华，向宋真宗进献日本的“唱和诗”，使中国人对日本的这种文学有所了解。到泉州港贸易的埃及人，教给了泉州府所属永春县居民用树灰净糖的方法，该地区的制糖技术因此有了重大改进。些阿拉伯地区的建筑艺术，这时期也随着“住唐”的蕃客，被带到中国的广州、泉州等海港城市。今天仍屹立在泉州涂门街的清净寺，就是北宋时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礼拜寺的形状建筑的。该寺现存的圆形穹顶，尖拱形大门，以及“奉天坛”的墙壁门窗和壁龛，都具有浓厚的阿拉伯宗教建筑的风格。这座清净寺，就是宋代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建筑艺术互相交流，阿拉伯建筑艺术传入中国的一个历史见证。

中国古代商业产生于先商时期，初步发展于秦汉时期，到了隋唐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商业兴起于先秦时期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经商，夏代的商国人就开始了经商行为，商国第七任君主王亥为中国商业始祖。

商朝人使用的货币是贝类，有海贝、骨贝、石贝、玉贝和铜贝。铜贝的出现，说明商代已经有了金属铸造的货币。到了西周，商业成了不可缺少的社会经济部门。当时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业由国家垄断。在商业交换中，主要的货币仍然是贝，但铜也被用作交换手段。

铜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同时也担负着货币的职能，后来就发展为铸造铜币。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各地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商人。

战国时期各国铸造流通的铜币种类增多，形状各异，有的模仿农具，有的模仿各种工具，也有的模仿贝的形状。货币的数量大，种类多，反映了商业较过去发达。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2、秦汉时期商业初步发展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改变战国时期货币种类繁多，度（长短）量（容积）衡（轻重）不一的现状，决定统一货币，把原来秦国流通的圆形方孔钱作为全国流通的标准货币，这就是通称的“秦半两”。统一度量衡，修建驰道，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

两汉时期，伴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巩固和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两汉政府实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政策，商业出现了初步的发展。当时的都城长安和洛阳，以及睢阳、宛（南阳）、成都等大城市都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

每个城市都设有专供贸易的“市”，长安城东、西有市，后来发展为九个市，当时官府对城市的商业活动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市区与住宅区严格分开，周边有围墙。市内设有出售商品的店铺、官府设有专职官员市令或市长进行管理，按时开市、闭市，闭市后不许再有经营活动。市内的物价也由官员统一管理。

与以往不同的是，两汉又开通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中外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

3、隋唐时期商业

隋唐时期商业发达的城市，除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外，隋唐大运河沿岸的宋州、扬州都是当时的商业大都市；东南沿海的越州、洪州也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唐代长安城有坊、市；市有两个，东市和西市。市与坊用围墙隔开，白天定时开市、闭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各有220行。

东市肆邸千余，货物山积，商贾云集。唐朝政府允许外商在境内自由贸易，胡商遍布各大都会。西市就有西域，以及波斯、大食商人，“胡风”、“胡俗”流行。

长安城的人口不下百万，这样庞大的人口对商品的需求，造成长安城商繁荣。农村集市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水陆交通要道附近，集市不断增多，有些还发展成重要的市镇。

隋唐时期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唐朝前期陆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出现商旅不绝的繁忙景象。安史之乱后，对外商业交通的重点，由西北陆路转移到东南海道。越州是东南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是外国商船的聚集之地。唐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

4、两宋时期商业繁荣

就是建立在从唐代后期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被打破，以及不再限制商品交易的时间基础上的。两宋时期的商业繁荣是全方位的，不仅商品的种类繁多，而且国内贸易、边境贸易和对外贸易都很繁华。商业的繁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代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促进了商业的继续繁荣。

两宋时期商业繁荣原因

两宋商业空前繁荣。首先，北宋建立以后，消除了晚唐、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府逐渐放松对商品交易的限制。

从唐代后期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逐渐被打破，到宋代，店铺已可随处开设，买卖时间也一改日中为市的限制，早晚都可经营。第三，宋代市场上虽然仍然使用金属货币，但在北宋时，四川益州富商开始发行纸币“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后来，官府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印制和发行交子。南宋时，纸币使用的地区广、发行量也大大增加。纸币的发行使用便利了商业活动的进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第四，两宋时水陆交通便利，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两宋商业繁荣表现

两宋时期商业繁荣首先表现为城市商业的繁荣。繁荣的大都会首推宋朝的首都开封和南宋的行在临安。开封自五代开始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既有繁华的商业街区，又有专业交易场所。

城内店铺林立，贸易兴隆，早市、夜市昼夜相连，酒楼、茶馆、瓦子等错落有致。商品种类增多，各种类型的集市出现。许多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开始转向市场，成为重要的商品。如苏湖地区农民剩余的粮食，南方篾匠所做的竹木器都变成了商品。

北宋时商品种类增多，商家注重商品的包装，还注意为自己的商品作广告。南宋时流行的谚语“苏湖熟，天下足”说明苏湖地区农民剩余粮食成为重要的商品。城市中还出现了定期和不定期、专业性和节令性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集市。商税收入，越来越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

两宋时期，边境贸易繁荣。北宋与辽、西夏对峙，南宋与金对峙。两宋在与辽、西夏、金相邻的边境地区设榷场，进行双边贸易，互通有无，获利甚丰。

两宋时期，海外贸易发达。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政府还特别重视海外贸易。这样，海外贸易发达起来。北宋时，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以至非洲，有几十个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南宋时，海外贸易更加发展，外贸税收成为国库财富重要来源之一。

5、元代商业继续繁荣

元代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重新疏浚了大运河，疏浚后的大运河从杭州直达大都；开辟了海运，海运从长江口的刘家港出发，经黄海、渤海抵达直沽（天津）；元政府还在各地遍设驿站，横跨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也重新繁荣起来，这些都促使元代商业继续繁荣。

元代的大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繁华的国际商业大都会。从东欧、中亚，从非洲海岸，从日本、朝鲜，从南洋各地，都有商队来到大都。城内各种集市三十多处，居民不下十万户。

绍兴是南方最大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泉州是元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经常有百艘以上的海船在此停泊，外国旅行家誉之为世界第一大港。元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司，严密控制对外贸易。

6、明清徽商与晋商

明清时期，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农产品商品化得到了发展；城镇经济空前地繁荣和发展，许多大城市和农村市场都很繁华。其中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的商贸城市，汇集了四面八方的特产。在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其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

扩展资料

古代中国有着发达的农业经济，其经济规模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领先于世界。在历史上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和战争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古代中国的经济通常与王朝的兴衰与更替具有相同的周期。

明（明朝前期实施海禁，后来隆庆开关，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清以来，中国固守农业经济，而西方世界在同一时期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中国经济遂落后于西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原来保守的农业经济体系受到了西方世界的极大挑战。

中国效仿西方发展工业的过程，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后至中日战争开战前夕已顺畅发展，尽管其间受到内外因素的多重干扰。尔后直至中日战争和国共战争的结束，中国始有较为长期的和平发展时期。

1980年代以来，邓小平政府宣布改革开放，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大陆近年至2021年，已经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普遍认为中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位于世界中等水平（第89位），

并逐渐受到资源限制和贫富差距加大的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省份中，广东为GDP最高的第一强省，浙江为人均收入最高的第一富省。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日益紧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商业

1、宋以前的中国商业：

中国人很早就懂得经商，商朝人以善于经商而著名，所以后人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成为“商人”。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商人；商业由官府控制的局面也被打破。

秦汉时期中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出现了著名的商业中心，如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商业小幅发展。隋唐时期除都市商业发展外，农村集市贸易也发展起来，为商业服务的柜坊和飞钱相继问世。

2、商周时期

商业产生，商人形成。商朝人以善于经商著称，因此后世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称为“商人”

为官府控制（类似供销社），即官商

3、春秋战国：商业活跃

表现：私商逐渐取代官商成为商人主体，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巨商出现，著名都会形成。私商兴起，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打破，商人地位提高，出现了一些大商人，商品市场开始形成，重农抑商政策出台

4、秦汉时期：重农抑商

表现：商业活动受到限制，发展艰难，商业有所发展

秦朝：商品明码标价，统一货币（秦“半两钱”、圆形方孔钱），统一度量衡，修驰道，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5、汉朝：

封建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开通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中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 （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所开辟，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专门的“市”出现，

长安、洛阳等大城市成为著名商业中心，王莽设“五均”官管理市场，以“市”为标志的全国性商业中心形成乡村商业活跃

6、隋唐时期

表现：都市商业繁荣，扬州益州为先，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出现服务于商业的新元素：邸店、柜坊和飞钱问世，上下游产业得到发展，商业活动受到的政府严格限制和监管

限制：空间－商业交易场所被称为“市”，设于县治以上城市；时间－有严格的时间，早上开市，晚上闭市

监管：政府设立官员，对市场严格管理

7、宋元时期的商业繁荣：

宋代商品种类增加，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商税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元朝交通发达，大都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

8、元朝

发展原因：交通发达；发展表现：大都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世界上最早推行纯纸币流通的政权，漕运、海运发达，大都是政治、文化、商业大都会，对外贸易繁荣：广州、泉州是重要港口

9、明清时期商业的发展：

明清政府对商人征收重税。但是商业依然呈现繁荣景象；棉花等农副产品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很快。商帮出现，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

10、“市”的形成与发展

以前：县治以上的城市一般都在特定的位置设“市”，“坊”、“ 市”分开；官府设市令或市长对市场交易进行严格管理；市的交易时间有严格限制。唐代后期，坊和市的界限逐渐被打破。

宋朝时期：店铺已可随处开设，城市中还出现了定期和不定期、专业性和节令性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集市，市的时间限制被打破，早市、夜市昼夜相接，交易活动也不再受官府直接监督。

1、商业兴起于先秦时期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经商，夏代的商国人就开始了经商行为，商国第七任君主王亥为中国商业始祖。

商朝人使用的货币是贝类，有海贝、骨贝、石贝、玉贝和铜贝。铜贝的出现，说明商代已经有了金属铸造的货币。到了西周，商业成了不可缺少的社会经济部门。当时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业由国家垄断。在商业交换中，主要的货币仍然是贝，但铜也被用作交换手段。

铜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同时也担负着货币的职能，后来就发展为铸造铜币。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各地出现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商人。

战国时期各国铸造流通的铜币种类增多，形状各异，有的模仿农具，有的模仿各种工具，也有的模仿贝的形状。货币的数量大，种类多，反映了商业较过去发达。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2、秦汉时期商业初步发展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改变战国时期货币种类繁多，度（长短）量（容积）衡（轻重）不一的现状，决定统一货币，把原来秦国流通的圆形方孔钱作为全国流通的标准货币，这就是通称的“秦半两”。统一度量衡，修建驰道，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

两汉时期，伴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巩固和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两汉政府实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政策，商业出现了初步的发展。当时的都城长安和洛阳，以及睢阳、宛（南阳）、成都等大城市都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

每个城市都设有专供贸易的“市”，长安城东、西有市，后来发展为九个市，当时官府对城市的商业活动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市区与住宅区严格分开，周边有围墙。市内设有出售商品的店铺、官府设有专职官员市令或市长进行管理，按时开市、闭市，闭市后不许再有经营活动。市内的物价也由官员统一管理。

与以往不同的是，两汉又开通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中外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

3、隋唐时期商业

隋唐时期商业发达的城市，除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外，隋唐大运河沿岸的宋州、扬州都是当时的商业大都市；东南沿海的越州、洪州也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唐代长安城有坊、市；市有两个，东市和西市。市与坊用围墙隔开，白天定时开市、闭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各有220行。

东市肆邸千余，货物山积，商贾云集。唐朝政府允许外商在境内自由贸易，胡商遍布各大都会。西市就有西域，以及波斯、大食商人，“胡风”、“胡俗”流行。

长安城的人口不下百万，这样庞大的人口对商品的需求，造成长安城商繁荣。农村集市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水陆交通要道附近，集市不断增多，有些还发展成重要的市镇。

隋唐时期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唐朝前期陆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出现商旅不绝的繁忙景象。安史之乱后，对外商业交通的重点，由西北陆路转移到东南海道。越州是东南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是外国商船的聚集之地。唐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

4、两宋时期商业繁荣

就是建立在从唐代后期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被打破，以及不再限制商品交易的时间基础上的。两宋时期的商业繁荣是全方位的，不仅商品的种类繁多，而且国内贸易、边境贸易和对外贸易都很繁华。商业的繁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代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促进了商业的继续繁荣。

两宋时期商业繁荣原因

两宋商业空前繁荣。首先，北宋建立以后，消除了晚唐、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府逐渐放松对商品交易的限制。

从唐代后期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逐渐被打破，到宋代，店铺已可随处开设，买卖时间也一改日中为市的限制，早晚都可经营。第三，宋代市场上虽然仍然使用金属货币，但在北宋时，四川益州富商开始发行纸币“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后来，官府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印制和发行交子。南宋时，纸币使用的地区广、发行量也大大增加。纸币的发行使用便利了商业活动的进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第四，两宋时水陆交通便利，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两宋商业繁荣表现

两宋时期商业繁荣首先表现为城市商业的繁荣。繁荣的大都会首推宋朝的首都开封和南宋的行在临安。开封自五代开始日益繁华兴盛，到北宋时已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商业也空前繁荣。城内既有繁华的商业街区，又有专业交易场所。

城内店铺林立，贸易兴隆，早市、夜市昼夜相连，酒楼、茶馆、瓦子等错落有致。商品种类增多，各种类型的集市出现。许多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开始转向市场，成为重要的商品。如苏湖地区农民剩余的粮食，南方篾匠所做的竹木器都变成了商品。

北宋时商品种类增多，商家注重商品的包装，还注意为自己的商品作广告。南宋时流行的谚语“苏湖熟，天下足”说明苏湖地区农民剩余粮食成为重要的商品。城市中还出现了定期和不定期、专业性和节令性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集市。商税收入，越来越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

两宋时期，边境贸易繁荣。北宋与辽、西夏对峙，南宋与金对峙。两宋在与辽、西夏、金相邻的边境地区设榷场，进行双边贸易，互通有无，获利甚丰。

两宋时期，海外贸易发达。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政府还特别重视海外贸易。这样，海外贸易发达起来。北宋时，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以至非洲，有几十个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南宋时，海外贸易更加发展，外贸税收成为国库财富重要来源之一。

5、元代商业继续繁荣

元代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重新疏浚了大运河，疏浚后的大运河从杭州直达大都；开辟了海运，海运从长江口的刘家港出发，经黄海、渤海抵达直沽（天津）；元政府还在各地遍设驿站，横跨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也重新繁荣起来，这些都促使元代商业继续繁荣。

元代的大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繁华的国际商业大都会。从东欧、中亚，从非洲海岸，从日本、朝鲜，从南洋各地，都有商队来到大都。城内各种集市三十多处，居民不下十万户。

绍兴是南方最大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泉州是元代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经常有百艘以上的海船在此停泊，外国旅行家誉之为世界第一大港。元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司，严密控制对外贸易。

6、明清徽商与晋商

明清时期，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农产品商品化得到了发展；城镇经济空前地繁荣和发展，许多大城市和农村市场都很繁华。其中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的商贸城市，汇集了四面八方的特产。在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其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

扩展资料

古代中国有着发达的农业经济，其经济规模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领先于世界。在历史上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和战争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古代中国的经济通常与王朝的兴衰与更替具有相同的周期。

明（明朝前期实施海禁，后来隆庆开关，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清以来，中国固守农业经济，而西方世界在同一时期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中国经济遂落后于西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原来保守的农业经济体系受到了西方世界的极大挑战。

中国效仿西方发展工业的过程，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后至中日战争开战前夕已顺畅发展，尽管其间受到内外因素的多重干扰。尔后直至中日战争和国共战争的结束，中国始有较为长期的和平发展时期。

1980年代以来，邓小平政府宣布改革开放，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大陆近年至2021年，已经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普遍认为中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位于世界中等水平（第89位），

并逐渐受到资源限制和贫富差距加大的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省份中，广东为GDP最高的第一强省，浙江为人均收入最高的第一富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