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线和游牧民族有关系嘛

据本刊记者报道, 1982年10月, 武汉大学副校长、著名史学家吴于廑教授在昆明参加世界中世纪史学术讨论会期间, 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邀请, 作了题为《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学术报告。

吴于廑教授从宏观史学的观点出发, 提出了对世界历史再认识的必要性, 论证了历史成为世界史之前亚欧大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形成以及前者对后者的三次大冲击的意义及其影响。

对历史的再认识

为什么要对历史进行再认识？

吴于廑提出了几点理由, 其一是基于哲学的原因。如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家认为历史由于天定；十八世纪启蒙史学家认为人的理性可以改变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生产的进步是历史演变的基础。其二是有决定意义的新史料的发现。例如, 十九世纪西亚楔形文字泥版文书的发现, 二十世纪初克里特线形文字的发现, 我国甲骨文、敦煌文书的发现以及重要古代文明遗址的系统发掘等等。其三是某种历史事件在发展上蕴蓄着潜在的力量, 在一个时期内, 只能发挥到一定的限度, 因而一个时期内的历史观察者不能充分认识其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延续, 潜在的力量发挥得愈来愈明显、充分, 这就要求后一时期的历史研究者对前人已经考索研究过的同一历史事件的发展进行再认识。例如, 对蒸汽机意义的认识, 如果不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要从一开头就能充分认识由瓦特的发明而引起的工业生产上的巨大变革,任何有预见之才的历史学家也是做不到的。

还有一种原因可称之为观察历史广度的变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说过“ 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在这以前, 他在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 曾经提出这样一个看法, 其主旨是, “ 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 因生产的发展“ 消灭得愈来愈彻底, 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这就是说, 历史之成为世界历史, 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这种在历史尚未发展成为世界史之前存在着的长期彼此闭塞的状态, 必然影响人们对历史观察的广度, 限于这一国、那一国, 这一地区、那一地区。这个影响至今存在。我们研究世界历史, 观察问题的广度,习惯上还是分区分国, 甚至可以把本国置于世界史之外。虽然自十五、十六世纪以来, 特别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 如马克思所说, 历史已经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了。要使世界史这门学科真正是以世界全局为历史考察对象, 那么研究者就必须适应历史发展为世界史这一过程的演进。在考察世界历史问题上, 必须突破旧的局限, 具有宽阔的广度。这样, 就有可能达到对世界历史的新的再认识。

两个世界的形成

吴于廑本着这样的想法, 从广度上着眼, 阐述了世界历史上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他说, 距今约一万年前, 由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 开始发生了农耕。大约与此同时, 也发生了畜牧。从这个时期起, 人类开始由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 包括以种植谷类为主的农业生产者和以繁殖畜类为主的牧业生产者, 这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发展的一次飞跃。由此开始, 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耕中心。最早的是西亚, 在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地带, 驯化了野生麦类, 发展为种植小麦、大麦的农耕中心。其次是包括中国在
内的东亚、东南亚。中国的黄河流域可能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农耕中心, 因为这里培育了稷，即小麦。中国长江以南以至东南亚、印度恒河一带, 则是以培育水稻为特色。还有一个种植玉米的中心是墨西哥。由于冰川的北退, 陆梁消失, 这个中心和亚欧大陆完全断绝联系。秘鲁可能是另一个单独发展种植玉米的中心, 和亚欧隔绝的情况与墨西哥相同。还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 可能也有独自发展起来的农耕中心, 也是长期处于和外界隔绝的状态。吴于廑说, 他讲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地理范围大体限于亚欧大陆, 有时要讲到北非。在年代上不会涉及公元十四、十五世纪海道大通之后的世界形势。下面谈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墨西哥、秘鲁以及非洲内陆都不包括在内。

他说, 农耕中心形成之后, 就缓慢地向其他宜于农耕的地方扩展。经过几千年之后, 就欧亚大陆而言, 中国由黄河至长江, 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 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尼亚至伊朗、阿富汗, 欧洲由地中海沿岸至波罗的海之南, 由不列颠至乌克兰。与亚欧大陆毗连的地中海南岸, 都先后不一地成为农耕和半农耕地带, 发展的水平当然很不一致。这个地带绵亘于亚欧大陆两端之间, 形成一个偏南的长弧形。我们不妨称此长弧形地带为亚欧大陆上的农耕世界。

农耕世界的经济是以农为本的经济。它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自足的自然经济, 具有狭隘的地方性, 彼此闭塞；尽管这种闭塞并非是绝对的, 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在程度上也并非是一致的。农本经济可以发展到较高的水平, 包括手工业、商业, 以及市集、城镇等等的发展各个以农为本的地区之间, 也可以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 并且彼此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是, 只要还是以农为本, 总不能彻底改变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可以这样说, 在前资本主义的各社会形态里, 凡属农耕地带的各个地区, 其基本情况都是这样。

他说, 当农耕最初出现于历史的时候, 它往往是与畜牧相结合的。许多由考古发现的最初农村遗址说明了这一点。但是, 由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的人类, 逐步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 一条是从植物的驯化到农耕, 另一条是从动物的驯化到游牧。在亚欧大陆,宜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 即上面所说的从东到西的长弧形农耕世界。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 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 东起西伯利亚, 经我国的东北, 蒙古, 中亚, 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 南俄罗斯, 直到欧洲中部, 也是自东而西, 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对这个地带我们不妨也援前面提出的农耕世界之例, 称之为游牧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 从亚欧大陆的东头说起, 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 直到欧洲境内的喀尔巴歼山, 大体上构成它们的分界线。

他在谈到亚欧大陆两大平行地带形成之后的发展时指出, 农耕生产的增长率, 大于游牧生产的增长率。农耕之必然趋向于定居, 又使它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 有较大的和较为稳定的连续承袭的可能。食物生产丰饶以后, 就有可能分出一部分或更多的社会劳动力从事于农耕以外的活动。例如手工制造、金属开采和冶炼、建筑、开凿河渠、贸迁有无、社会管理、宗教祭祀等等。总之, 较快地诞生了文明, 较早地出现了阶级分化和公共权力, 也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秩序。由于管理、防卫和交换的需要, 还逐渐兴起了城市或社会分工较细的居民密集点。这就使农耕地带富庶并且文明了起来。东西方古典文明, 中世纪东西方各国的封建文化, 都诞生、发生于这个偏南的长弧形农耕世界。与此相比, 游牧地带的生产增长得缓慢, 不能或很少能分出较多的社会劳动力用于游牧以外的各种活动。也有社会阶级分化, 但分化很有限度, 原始部族制度牢固存在, 停留于一种淳朴的然而是落后的状态。这两个平行存在的世界, 一个富庶先进, 一个贫膺落后。南农北牧, 南富北穷。两者之间的南北划分妙当然不是绝对的。农耕世界偏南, 在偏南的地方,也有从事游牧的部族, 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部族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游牧世界偏北, 在偏北的地方, 也有从事农耕或半农耕的部族。《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汉朝出使西域的张骞的见闻, 中亚一带, 既有“ 行国” , 也有“ 其俗土著, 耕田, 田稻麦” 的农耕民族。

农耕世界中形成国家以后, 在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接壤地区, 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古代国家的边界, 是一个沿其领域而延伸的狭长的面的概念, 而非线的概念。就在这个面里, 发生和发展着两个世界间的各种交往和矛盾。不过, 交往不总是和平的、田园诗式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 在真正的历史上, 征服、奴役、劫掠、杀戮, 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在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 同样存在着以暴力书写的历史。

三次大冲击

吴于廑把两大世界的矛盾爆发为暴力的形式, 自古代起, 直到公元十三、十四世纪, 总括为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三次冲击的浪潮。

游牧世界在生产发展水平上, 在人口数量上, 都不如农耕世界。但是在主要的、关键性的生产技术方面, 许多游牧部族与农耕世界的差距不大。金属冶炼和制造就是这样。农耕世界具有的金属武器, 游牧部族也能具有。活动于亚欧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斯基泰人就善于铸剑。源出游牧部落、后来进人西亚边缘的赫梯人, 最早冶炼并锻造了铁器。游牧世界使用金属武器, 起初是青铜的, 后来是铁的, 并不落后于农耕世界。既然双方使用武器的水平大体相当,一旦农耕世界的国家因内部矛盾, 包括统治阶级内部和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力量衰落的情况, 游牧部族在这种时机向农耕世界进行冲击, 完全有可能占据优势。

游牧世界具有一个农耕世界无法与之比拟的特点, 这就是它相对农耕世界的较高的机动能力。在军事上, 机动性强的少数能够制胜安土重迁的农耕世界的多数。自从战车和马进人历史之后, 游牧世界的各部族本来就已具有的机动性更成倍地增强。由此而形成的冲击力量,往往使农耕世界的文明先进的国家, 特别当它们因内部矛盾而陷于衰落的时期, 处于难以防御的地位。

在分析游牧世界的冲击力量时, 吴于廑强调了战车的使用, 他说, 公元前十六世纪初大掠巴比仑的赫梯人, 稍后从两河东部山区入侵巴比仑并且建立长期统治的迦喜特人, 曾在两河北部立国的胡里特人和米丹尼人, 都已知驯马, 并大多有马驾的战车, 而在两河偏北一带和上述诸族先后敌对并又彼此敌对的乌拉尔人和亚述人, 也都使用战车, 加强他们的战斗力量。古代世界两个农耕文明发达最早的中心, 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 都抵挡不住以战车武装起来的来自北方的游牧、半游牧民族的冲击。到公元前一千年代, 断续由高加索山地南侵的
西密里安人、斯基泰人诸游牧部落, 不仅有大群牧马, 而且已使用骑兵了。

同时期内, 即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 在美索不达米亚东西两面, 都有来自北方的印欧人部落向南的冲击。东面, 雅利安人冲入印度, 有马有战车。而早于他们的印度河流域上的哈拉巴诸城邦, 他们用的是牛挽的车, 显然不是战车。只有牛挽的车的哈拉巴人, 抵御不了拥有马驾的车的雅利安人。在西面, 另一种印欧种人, 即最早一批的希腊人, 冲人希腊半岛,进入爱琴海文明中心的克里特。这批最早南下的希腊人, 在荷马史诗中也有反映。荷马史诗所追忆和歌颂的属于这个时代后期的英雄人物, 就是驾着战车去打仗的。

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 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 也经历着商朝取代夏朝的变化。消灭夏朝的商有没有战车, 不能光靠后代的文献记载, 现在只能存疑。至于商代, 考古发现己经使人信而有征。如果商人确如有的人所说, 来自北方, 则他们利用的双轮车也会是从北方来的。

由上所说, 在古代亚欧大陆整个农耕世界, 约从公元前二千年代的中叶开始, 都经历了由北方来的以战车为武装的各个部族的人侵。这是游牧世界向农耕世界第一次冲击浪潮。当然, 在中国灭掉夏朝的商, 不能说是还处于游牧状态的部族。卜辞反映了它们已经经营农耕生活。

在战车发展为骑兵的问题上, 吴于廑还指出一点, 即在亚欧大陆的东边、西边, 都是先有马驾的战车, 然后才有乘在马上的骑兵。骑兵一人一马, 下肢驾御, 上肢战斗, 人力配备少, 而机动性能大为加强, 还不大受地形的限制, 和战车相比, 骑兵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他说, 早在游牧世界各部族发动第二次冲击浪潮之前, 就已掌握了骑射结合的骑兵战术, 铁兵器也早已代替了青铜兵器。

接着, 他谈到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冲击浪潮。他说, 这时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兴起不久的两大帝国, 即汉帝国和罗马帝国, 对具有骑兵优势的北方游牧或半游牧部族, 都基本上采取戒备防御政策。公元前二年, 汉帝国的开国之君汉高祖, 到今大同东南的平城,匈奴冒顿单于“ 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 , 如不是向单于的阏氏纳了重贿, 几乎脱不了身。汉武帝之所以把长城一直延伸到敦煌以西玉门关, 置河西四郡, 沿边设置烽隧, 随时报警, 目的就是防止游牧民族南下。西边罗马帝国采取类似的防备策略。它把多瑙何、莱因河当作自然边界, 两条河上游的空缺之处, 它筑起城寨来堵住缺口。在进人不列颠岛之后,它又在苏格兰、英格兰之间筑了一道城, 号为哈德良城, 几乎是和汉朝把长城向西延伸同时。他们这样做, 以为可以把游牧、半游牧以及正转向农耕的部族阻止于农耕世界的边线之外。汉文帝曾经说“ 长城以北, 引弓之国, 受命单于长城以内, 冠带之室, 肤亦制之。”他很想把长城作为南农北牧的一道屏藩, 彼此相望而不相犯。但是, 从古以来亚欧大陆两个骈列地带的矛盾运动远未结束。北方的游牧民族要求从南方富庶的农耕地带取得他们所需要的财富、物产, 特别是他们部族中的上层。还有倾向于农耕的要求内居, 获得比北方肥沃的土地。南方农耕世界国家的统治者, 当条件具备的时候, 也要开疆拓土, 移民实边。罗马的恺撒就曾推进到莱因河外。汉朝的武帝也曾进入朔方, 并且“ 往往通渠置田, 官吏卒五六万人, 稍蚕食, 地接匈奴以北。”司马迁用“ 稍蚕食” 三个字, 是站在农耕世界国家的立场落笔的, 实质上是侵夺了游牧世界的土地。还有, 为了强化自己的兵备, 也要向游牧部族取得马匹。和平的办法是市马, 但有时也要用暴力手段去夺马。

接着, 吴于魔具体介绍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中国、印度和罗马等的冲击。这次冲击以建立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而结束。

到了十三世纪, 又爆发了第三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这是最后一次、也是范围最广的冲击。发动这次冲击的主要是蒙古人, 作为主力的还有大量的突厥人。冲击的范围包括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东欧和中欧。在第一、第二次冲击中作为主力的印欧人和闪人,原来是驾御战车或驰马弯弓的部落, 这时大都已接受了农耕世界的定居生活。时间有好几个世纪以至一两千年之久了, 他们不但不再是冲击力量的主体, 而且变成了受冲击的客体, 成为农耕世界的防御者。发动这次冲击的蒙古人, 各部族估计在内, 总人口大概不出一百万人,其兵源最大限额不出十二、三万人。如果没有众多的突厥部落与它联合, 没有机动性极高的骑兵, 就很难设想它能把兵力作如此大范围、大幅度的有效分布。蒙古骑兵战马日驰约一百四、五十公里、大弓射程可达一百八十公尺, 作战时善于分兵突袭, 围歼人数远远超过己方的敌军。其攻击力的旺盛, 使分散的俄罗斯人、德意志人, 衰落中的南宋和哈里发, 都对之难以形成有力的防御。松散的、不稳固的蒙古帝国形成之后, 到十三世纪, 第三次冲击高潮渐渐平息。十四世纪, 自称是成吉思汗后裔的突厥首领帖木儿对中亚、西亚、印度的入侵,只能算是这次大冲击的余波, 帖木儿帝国在他本人死后也就随即瓦解了。

吴于廑对游牧世界各部族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冲击浪潮作了历史回顾之后指出, 在三次冲击中, 部族构成有明显的变化。卷入的部族最多的是第二次, 有匈奴、鲜卑、拓跋各部、突厥人、塞人、白匈奴、阿尔瓦人、西部印欧种人的日耳曼各支、斯拉夫各支、闪族的阿拉伯人等。第三次则大大减少, 主要只是蒙古人和与之联合的突厥人了。其原因可能是每一次冲击浪潮的结果, 来自游牧世界的游牧部族、倾向于农耕或开始从事农耕的半游牧部族, 很多被吸收、融化于农耕世界之中。从而, 在卷入部族最多的第二次冲击高潮之后, 第三次冲击的范围虽然很广, 但卷入的部族却很少了而在第三次冲击之后, 更多的来自游牧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融入了农耕世界, 虽然这里、那里还有游牧部族的存在, 但已再也发动不了向南冲击的浪潮了。农耕世界虽然在受到冲击时军事上处于劣势, 但它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先进终于显示出优越性, 显示出吸收、融化打进来的游牧、半游牧、趋向于农耕的各部族的能力。公元前后三千年南农北牧矛盾的这一历史运动的结果, 是农耕世界的日趋扩大, 游牧世界的日趋收缩。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冲击结束的时候, 世界历史已经进入十四、十五世纪之交。亚欧大陆上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历史矛盾运动至此终止, 世界历史的发展将面临新的形势。

冲击对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作用

吴于廑在报告的第四部分论述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几次大冲击对于历史发展为世界史过程的作用以及这些作用的历史限度。他首先指出, 有一种民族的、种族的、植根于农耕世界文明的偏见, 往往使得对于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几次冲击的历史意义的考察受到不应有的局限。在近代工业文明出现以前, 农耕世界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高度的文明, 文字的发明就是农耕世界的骄傲之一。有了文字, 就有了历史记载。农耕世界的历史记载, 几乎都打上了农耕世界思想观念的烙印。在近代以前, 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 都是农耕世界文明的
产儿。因为, 很少例外, 农耕世界的历史学几乎都对游牧世界带有歧视, 都把以战车和骑兵武装起来的、使农耕世界屡次吃了亏的游牧部族、半游牧部族, 看作是历史上的破坏力量。这种歧视的影响一直传到近代。有些西方人给他们所厌恨并怀有敌意的人加上“ 匈奴” 的称号。如, 德国作家施托尔贝格反对法国革命, 就把革命的法国人称为“ 西方的匈奴” 。这种歧视、偏见不破除, 就不可能客观地、如实地考察游牧世界诸部族冲击农耕世界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过程中的意义。

我们之所以要讲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问题, 是因为、而且完完全全是因为, 自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发展成为食物生产者之后, 这两个世界必然并列形成, 而且必然发生各种矛盾。对于由此矛盾产生的游牧世界诸部族向农耕世界的几次大冲击, 必须从超越地区和国别的广度来考察它们在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史这个漫长过程中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的限度。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 为历史之发展为世界史带来了不少有积极意义的影响。首先是两者之间扩大了通道, 彼此都向对方学得自己所缺少的某些技术。喜克索斯人驾着双轮战车冲进了埃及, 统治埃及一百多年, 埃及原有的统治阶级却从征服者手中得到了制造和使用战车的技术。十八王朝的末帝吐坦哈门驾着十分华美的战车的场景, 保留在1922年所发现的他的墓中殉葬物的装饰画面上。中国的赵武灵王曾经从北方胡人那里学得了骑射之术, 强化了他的国家的守备。而入侵农耕世界的游牧部族从农耕世界接受了更多的东西, 即便是打了就跑、破坏之后就引兵他去的, 也学到了东西, 并且往往是重要的东西。斯基泰人不但自己从农耕世界学会金属冶炼, 而且传播给草原上的其它游牧部族。蒙古人和突厥人的人侵,是历史上游牧部族对入侵地区破坏最烈的一次。即使如此, 蒙古人和突厥人在大肆破坏之后,还把有技巧的工匠带走。成吉思汗远征花刺子模时对攻陷的城市是这样做的, 帖木儿对所征服的中亚、西亚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带走工匠的目的, 是为了供应生活和战争的需要。但是发展着的历史却通过这一点, 当事者的他们无从意识到的这一点, 向游牧世界散布农耕世界经济文化的影响, 为多少打开各个民族的闭塞, 向程度越来越大的世界史发展尽到了他们自己意识不到的力量。

吴于廑强调说, 在大举冲击之前在农耕世界定居下去的游牧、半游牧民族, 其发展的前景就更值得重视了。他们是以征服者的地位定居下来的, 其上层统治者成为被征服地区的新的统治者, 其一般士卒成为有某些特权的阶层。开头, 他们都鄙视农耕认为游牧高于农耕,挽弓优于扶犁。阿拉伯的贝杜因人认为只有游牧、狩猎、劫掠才是大丈夫的事业, 农耕无异损害他们的尊严。根据《元史· 耶律楚材传》所载, 蒙古进人长城以南之后, 就有这样的统治人物, 主张把汉人赶走, 把耕地全改为牧场, 如别迭等。但是, 相对于游牧而言, 农耕这一先进经济的吸引力是抗拒不了的。进入农耕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 到头来很少例外, 大都走上农耕化的道路, 从以游牧为本的经济走向以农耕为本的经济, 并按照他们进入农耕世界时社会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 逐步采取和适应了定居地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社会阶级制度、道德规范、思想、学术、文艺等等。他们还会利用被征服地区原有的统治阶级,沿袭原有的制度, 把农民的生产作为他们的租税傣禄之源, 从而把他们的统治建立在农本经济的基础之上。他们有的建立了大帝国, 强大的王朝, 越是能够适应农耕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 就越能维持他们的统治, 这和农耕世界在不同社会阶段上自身崛起的强大国家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前面所考察的发动和卷人三大冲击浪潮的游牧世界的各部族, 基本上都逐渐溶入农耕世界, 成为农耕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新因素, 使农耕世界的范围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显示它在经济文化上相对于游牧世界的优势。蒙古人建立的大帝国, 在客观上促进了亚欧大陆东西之间的陆上交通。阿拉伯人的帝国除发展了亚欧两大洲之间的陆上交通而外,还发展了连接红海、印度洋、西南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大食商人在我国唐代东南地区的活动,是大家熟知的。所有这一切, 都有利于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 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进程中, 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同时, 吴于廑还指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三次大冲击的严重破坏性。他说, 这种破坏对被侵入地区、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 在一个时期内, 往往会发生促使停滞甚至倒退的作用。但问题就不止于这一方面。世界历史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常与暴力相伴随。游牧、半游牧部以暴力进入农耕世界, 一旦扎根定居下来, 那么, 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却又往往抵制不了他们曾经破坏过的经济和文化的吸引。随着时间的延续推移, 他们及其后代, 也就构成遭到破坏后的农耕世界历史继续发展的因素之一。我们不能设想, 世界历史上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长期矛盾运动, 可以杜绝或避免破坏, 听从人们的理性要求, 遵循人们的道德准则,和和平平地向前发展下去。

吴于廑最后指出, 游牧民族进人农耕世界后建立的国家也好, 农耕世界原已存在的国家也好, 它们在前资本主义时期, 如马克思所说, 都是处于耕作占支配地位的社会, 其经济都是以农为本的。以农为本的经济是一种狭隘的、相对闭塞的、基本上属于自足的经济。不是说地方和地方之间没有交换, 但那是处于附庸地位的, 改变不了相对闭塞这一基本状态, 不能彻底打破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闭关自守。这种以农为本的经济, 距离彻底打破各民族之间的闭塞, 使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史, 还有一段必须跨过的行程。但这段行程也就在眼前了。十五、十六世纪, 在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西端, 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作为西方农本经济基本细胞的庄园在瓦解, 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进行, 海上交通在发生巨大突破, 与亚欧大陆隔绝了几万年的地区, 这时都因航海的发展而联系起来了。从这时起, 历史才真正成为世界历史, 不是一直存在着的世界历史, 到这时才开始了它的存在。

〔吴于廑同志关于世界历史上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报告,
《云南社会科学》年第期刊载全文。〕

欧洲以平原山地为主，亚洲以高原山地丘陵，平原为主，欧洲人以白种人为主，而亚洲以黄种人为主，欧洲以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信仰为主，亚洲以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为主。

欧亚大陆划分为欧洲和亚洲是因为文化上的原因而非是自然地理上的。

答：因为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同；地形地势不同；气候不同；历史观点不同，早先人类缺乏科学知识。称亚洲为亚细亚洲，原意“太阳升起之地”；称欧洲为欧罗巴洲，原思“太阳落下之处”；人种不同，欧洲以白种人居多，亚洲以黄种人为主

亚洲与欧洲的分界线是:乌拉尔山、乌拉尔河、大高加索山脉和土耳其海峡。 乌拉尔山脉(The Urals)是俄罗斯境内大致南北走向的一座山脉。北起北冰洋喀拉海的拜达拉茨湾,南至哈萨克草原地带,绵延2 000多千米,介于东欧平原和西伯利亚平原之间

现代要是划分的话有分很多，是一条线。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里海、大高加索山脉、黑海、土耳其海峡。 从古代历史来看，分界线应该是土耳其海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土耳其海峡具有代表意义，古波斯侵略希腊、埃及，成了横跨亚、非、欧的国家，后来又马其顿、罗马，都是以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海峡划分亚欧的。

亚洲西部与欧洲以（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大高加索）山脉、（土耳其）海峡为界。

乌拉尔山、乌拉尔河、大高加索山脉、土耳其海峡

乌拉尔山、乌拉尔河、大高加索山脉和土耳其海峡——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
�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紧密相连，成为地球上一块最大的陆地，叫亚欧大陆。人们习惯上把乌拉尔山、乌拉尔河和大高加索山脉一线作为欧、亚两洲大陆的分界线。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064653.html

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线从北向南的走向是：
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高加索山脉——黑海海峡。

该分界线起于俄罗斯北方国境线上的乌拉尔山支脉，终于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黑海海峡跨海大桥。

该分界线是国际地理学会根据传统习惯人为划定的一条线，尽量避开了欧亚大陆上的人口稠密区，以便于行政和经济上的管理和交流。

我们和欧洲的分界线是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高加索山脉、土耳其海峡，顺便告诉亚非之界线吧：苏伊士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