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方世界的排斥，中国能不能凭一己之力改变整个世界，让整个世界真正实现和平繁荣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和 平与发展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它们之间主要存在两个方面关系。时代 主题逐渐由战争与革命变化为和平与发展，主要体现四个方面因素。邓小平逐渐 形成“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新的论断，******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 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重要论断。 关键词：和平 发展 时代 主题 含义 关系 因素 论断 和平与发展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并不是偶然的， 它们是世界历史发 展趋势的必然结果。归根结底，可以从含义、关系、因素、论断四个方面来表明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一、含义 (一)“时代主题”含义 “时代”既是一个有丰富内涵的概念，也是一个可以为古今中外广泛使用的概 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诠释，在这里所讲的时代是指能够综合反映世界历史 发展趋势的一个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的概念。“主题”是指可以公开化的主要问 题，它是每个历史时代的主要的口号，能够左右每个历史时代的主要的声音，综 合反映每个历史时代的最实际的主要的呼声。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它的时代主题， 时代主题是历史时代的核心内容， 是由每个历史时代的世界各种基本矛盾以及它 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 它们处在世界各种矛盾的中心和焦点并关系到世界 的前途和命运。 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是跨越几个世纪乃是几十个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因 此，随着每个历史时代的世界形势的演变，每个历史时代将出现以不同时代主题 为内涵的发展过程。因此，正确的把握每个历史时代的时代主题，是每个历史时 代的世界各国政府，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的前提和基础。正确的认识每个 历史时代的时代主题，是每个历史时代的世界各国人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二)“和平与发展——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含义 和平与发展两大战略性主题就是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 最突出的基本 矛盾以及根本主题，是当今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根本主题。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并非说和平与发展已经是充分的现 实。和平需要维护、发展要靠争取，和平有个质量问题、发展有个程度问题；因 此，它们都是摆在当今世界各国人民面前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二、关系 和平与发展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 这与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是分不 开的。和平与发展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它们之间主要存在两个方面关 系。 首先，和平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和平是发展的前提以及保证， 经济发展必须要有和平的当今世界的环境；和平也离不开发展，经济的发展以及 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的密切联系是维护当今世界和平的最深厚的基础。其次，和平 与发展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 当今世界和平是促进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共同发 展的前提条件，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共同发展则是保持当今世界和平的重要的基 础；要发展就必须创造和平的当今世界的环境，只有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共同发展 才能够促进和平的当今世界的环境的实现。 三、因素 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时代主题逐渐由战争与革命变化为和平与发展。 这是由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化所引起的，主要体现四个方面因素。 (一)经济和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经济和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力争更快的发 展经济和科技。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大国军事对抗下降，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却 上升，因此，为了在全球性的竞争中取得更为有利的立足点和制高点，发展经济 和科技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一个新的共同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 (二)核武器的出现 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的手段已经很难于达到战争的目的。因此，这在客观 上成为自发约束大规模战争尤其是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因素。 冷战结束之后，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俄美两国关系日趋缓和，国际 军备控制领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世界无核区范围不断扩大了。1997 年 6 月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了旨在加强保障和监督有效性的议定书。 (三)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 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大大的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 义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即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资 本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的职能，增强了其应付 危机和困难的能力。再加上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改良措施，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基 本矛盾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趋于相对缓和。 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导致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而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 化，集团化的进程正在加速发展。欧洲联盟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北美的自由贸易 区最终得以形成。亚太经济合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世界贸易组织宣告成立。当 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影响。所有的这一切发展，必将对当今世界 形势和未来世界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就现在来看，和平发展是不可能的，我国现在还处在发展阶段，是国外势力打压我国的最后的时机，错过了中国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国外势力会不予余力的在各方面打压中国，美国抬高世界能源的价格就是为了让中国的发展提高成本，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两面三刀也是给中国的外交制造麻烦，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希望别国强大给自己造成威胁。在从国内来看，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政府和百姓的矛盾也越来越深，社会的稳定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从现在政府加大维稳力度这点就可以看出了，如果政府在不采取雷厉风行的有效手段的话，后果不能说，你懂得。中国要想和平发展并不是没有办法的，首先苦练内功，稳定国内局势，还富于民，民富则国强，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还有就是政府要有一个务实的态度，现在的社会做表面工作的做派成风，比如说科研，走的是自主研发和借鉴别人的成果这两条路，思路是不错，可是现在大多数搞科研的都是走的借鉴别人的成果这条路，省钱，省时，省力。而自主研发的却越来越少，虽然山寨可以快速的缩短和别国的差距，但是但是弊端太大了，只能跟着别人的屁股转，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务实才是硬道理，试想，如果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一个务实民族，国外势力还能对我国的发展造成多大的影响吗？

对于这个问题，本人从反面来表达一下个人想法。
我们看一下，什么情况下是不和平的发展。
1.国外势力对中国构成威胁。
解决方法：尽可能的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各方面合作以及商业上的来往，形成利益共同体，或者说让其他国家离不开咱。对于出现的问题进行妥善处理，避免不必要的争端。
2.国内势力对和平构成威胁。
解决方法：收买人心，让极少数人闹也闹不起来，解决好个民族问题，各党派问题，人民问题。
3.党内势力对和平构成威胁。
解决方法：加强纪委的权利，减少腐败，加强思想控制，对于政法要实现公平，公正。
4.军队势力对和平构成威胁。
解决方法：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和思想教育。
5.人民势力对和平构成威胁。
解决方法：如果到这个地步，个人觉得该换了。
最后，不放弃使用武力。

要说的话20万字都说不完，我抓些核心的东西阐述一下个人的的观点。
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不单单是我们中国是这样，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人面临的是同样的困惑，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研制出了航母，并已成军。对美国来说他们眼里的世界就变得复杂了，因为他们所要挤压的对象中国尽然造出航母了，同时具备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霸主地位。
所以，不要过于强调只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同样面临该问题。
接下来聊聊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其实，和平发展只是一个口号，或者说是一个幌子。欺骗那些对我们国家有敌意的对手，让他们以为我们只管赚钱，不管打仗的事，其实，现代社会，发展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金融战略。中国有意回避军事战略而强调发展经济就是我们国 家 领 导人的智慧。所以，和平发展只是个幌子，只是目前不想和任何国家有什么军事冲突，但不代表今后这一想法不会改变，所以，能和平发展到什么时候就到什么时候，就好比，台 湾明 天宣 布独 立，那明天这种和平发展的状态立马改变，因为要用军事 手段 解决台湾问题，同样，这种方式适用于钓 鱼 岛问 题，黄 岩岛 问 题，等等。。。
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国家的发展或强大是没有任何理由会改变的，不要盲目的去理解那些 狗 屁 政 策和韬光养晦。卧薪尝胆什么的理论，最终，国家的发展就是为了强大，而强大的之后也不仅仅是为了好玩。当中国达到了那种强大的状态，那么，它自然会扮演那时候的那个角色。

学会进化，把腐败问题解决，从腐败产生因素上，表现方式上，未来腐败预测上加以规划，制定超出一般常识的法律，让腐败与现实隔绝。文化要稳步前进，发展适合社会进步的，如创造，就必须多方位学习，认识，行动。如教育必须改革，解决应试教育弊端，让学生能适应社会，甚至世界任何角落，而且必须能实现有突破现状的力量，在创造发展的大流上。军事必须强大，水陆空必须能够自保，依据世界各国力量综合分析，必须能排上第三名。经济上创新和结构调整非常重要，这关系到生存重要条件，人们在适应企业时也有一定的依赖。企业转型主流是在能源上，创造应在风格，质量上提升。和平是各国力量适中才能实现的，谁落后了就会被消灭。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国策略制定
　　（一） 全球化的概念
　　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联系、沟通、交流、互动的客观历史趋势。它是伴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在西欧迅速发展,突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深刻变革。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
　　（一） 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问题
　　所谓“全球问题”，是指在发生规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根本利益，并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那些问题。
　　全球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对此，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承认的，但他们对全球问题的理解却并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于对哪些具体问题有资格进入全球问题的认定上以及如何区分各问题之间的主次关系，例如，前罗马俱乐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问题归结为人口增长、社会的差距和分工、社会的不公正等近30个问题构成的总问题;前苏联学者M"M"马克西莫娃则认为全球问题包括核战争的威胁、饥饿、贫困。
　　哈贝马斯较早地就开始关注全球问题了，他曾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两个阶段，他称后者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全球问题的关注是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分析的重点，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后果作了这样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在这里我所说的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格系统一贯要求的损害(异化)，以及对国际关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压力”。在他看来，造成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在于“系统”侵入了“生活世界”，人们的交往被扭曲、异化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构理性，建构一种交往理性，也就是主体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从而实现人们之间交的合理性，实现社会的合理化。
　　建构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离析的传统理性是哈贝马斯的理想，这也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他所提倡的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与贯彻来消除当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实现一种“无暴力统治”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是一种空想，但是，哈贝马斯几十年一直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论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导的交往理性是有着相当重要理论价值的。
　　（二）中国的问题
　　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20多年来，中国的这一历史抉择经受了考验，和平崛起的进程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决非易事。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说矛盾凸显，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言，带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战：
　　第一个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后列；同时，由于发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艺总体水平低，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和总量的资源消耗包括能耗，却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能耗转移”。这就使得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短缺，成为困扰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大难题。
　　第二个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状况恶化、资源耗费巨大回收率低而导致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这也是中国领导层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个是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比如，既要使GDP持续快速增长，又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扩大社会就业；既要保持东部地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又要促使东中西部共同发展；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从各方面反哺农村；既要注重公平、缩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扩大吸引外资，又要优化引资结构；既要以市场换技术，又要增强科技自主创新；既要深化各项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既要推进市场竞争，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等等。解决这一系列两难问题，都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统筹兼顾，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另外，全球化的发展对于中国的进出口体制、货币体系、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金融体系监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场化的趋同要求。
　　因此经济全球化无论从内在体系上，还是外在环境上都需要中国政府的大国策略。
　　（三）中国的大国策略
　　中国是历史上文化大国，也是现实中地缘政治大国，正致力于成为未来的综合性大国。所有这些决定了她的战略定位及其选择不同于任何大国。作为国际地位日渐提高、实力不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要，就构成了国家战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种需要之间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系统：从基本的生存权益需要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通过自助成为一个对国际社会有重要贡献的大国。
　　第一，主权需要。它包括领土完整，内政不被干涉，这是一国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权需要与国家统一密切相联，互为一体。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主权过时论”在西方兴盛一时，“新干涉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就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
　　第二，稳定需要。与主权需要一样，稳定需要同样涵盖了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内涵。稳定分为内部社会稳定与周边环境的稳定。前者需要强大政府并建立有力的政治、经济秩序，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必要保障；后者是指建立在“主权需要”层面上的“防卫需要”，“防卫需要”也就是拥有影响和控制周边危险事态能力的需要，从而才能保证外部环境的安全。
　　第三，发展需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在拼命迅跑，以在未来竞争中争夺力量制高点。对中国来说，发展既必要又紧迫，因为惟有发展才能提高综合国力，并使和平自主的对外政策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稳定是发展的保障，反过来，社会不发展、经济衰落，则内部社会震荡及民族问题会被激活，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国家制度及意识形态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个国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权不完整的表现。对平等需要的强调，是对强权政治及霸权行为的反对，它要求利益与机会均等，反对因文化歧视、贸易歧视而对某国作出的单方面限制。
　　第五，正义需要。中国的地缘政治及文化历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使命，即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使命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已为自己树立了作为大国的必要道义形象。这种正义需要包括作为一个大国在联合国扮演积极的更富有建设性的角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小国、弱国权益、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始终树立自己的正义形象。一个国家惟有发展具备一定实力，才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反过来，一个成为负责任的国家从而树立起正义形象，也必然给它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支持。
　　简言之，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求，是一个由基本层次向更高级层次的逐步递升的过程，利益需要层次的拓展，也就为外交及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深的内涵和意义。
　　三、 交往理性的指导性意义
　　（一）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内涵
　　.哈贝马斯是通过分析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来揭示交往理性内涵的，而这种分析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中。这一理论通过对生活世界和以语言为媒介的主体间交往活动的语用学分析来发掘交往行为的理性内涵，并从语言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之中，归纳出生活世界的理性结构和基本规范。因此分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范式，可以从他关于语言和生活世界的理论论述中着手进行。
　　1、语言和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内蕴于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结构中。他对交往行为下了这样的定义:“交往行为是以象征符号为媒体的交互活动(interaction)。这种交互活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又是给相互期待的行为下定义的，并且至少必须被两个行动着的主体理解和承认。”从他对交往行为所下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交往行为”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交往行为是至少两个主体之间以达到共识为目标的行为:第二，交往行为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根本手段;第三、，交往主体必须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对话，通过对话以求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一致”。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总是与三个有效性要求相关联，即真实性，“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正确性，“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真诚性，“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
　　哈贝马斯联系言语的有效性要求，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因为交往行为反思地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关联，所以每个行为者都会明确或不明确地提出对应的言语有效性要求。在论及客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实的，“客观世界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是涉及事态存在的”;论及社会世界时，陈述应该是正确的，“社会世界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是涉及规范存在的”;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该是真诚的，主观世界是“主观经历的总体”“可以通过真实表达的经历原理来说明主观的东西”。
　　他还特别指出，在语言行为中，语言的有效性要求总是同时浮现，即使一个语言表达只是主体性地使一个有效性要求凸显出来，三个有效性要求在一个交往行为中仍然同时被要求。例如，当一个听者接受一个论断的真实性，但同时又怀疑言说者的真诚性或怀疑表达的正确性时，一致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在现实交往中，三个有效性断言能够提出、接受或被反驳，这都是理性的言说过程。
　　哈贝马斯认为，人际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语言。惟有通过语言交往，单独的人才能组合为社会。语言原初地蕴含着“有效性要求”，即合理性的要求，这便是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的基本内涵。
　　（二）哈贝马斯对全球问题的设想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分析与全球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哈贝马斯解决全球问题的设想可以概括为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商谈伦理学说，一个是超越民族国家理论。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交往理性在现实中的应用。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他把合法性问题与规范有效性联系起来，认为合法性问题本身应当是一个规范有效性问题。对于规范有效性问题，有与危机理论相关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交往共同体，一个是普遍利益。哈贝马斯认为，如果人们不能合乎情理地相信在某一规范上可以达成共识，就无法说明规范有效性问题。交往共同体成员之间通过商谈、对话共同或一起来确定规范的有效性，这不仅是一种认知活动，更在于这是一种普遍利益的共识。规范有效性的实现要求普遍利益原则能够得到贯彻，所谓利益的普遍化，哈贝马斯指的是可以通过交往(沟通)而共有的需求。合法化危机意味着普遍利益受到压制。
　　对于摆脱资本主义对普遍利益的压制，哈贝马斯寄希望于以语言作为交往中介而不是金钱和权力作为中介的相互理解，寄希望于以可普遍化原则作为先决条件的话语论辩的解放作用。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作为社会变革的目标。让沟通不受限制，使交往行为的交互主体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外在或内在压制的生活世界里。哈贝马斯在解决全球问题上同样主张以语言为媒介，交往主体通过对话、沟通达成一致和相互理解，从而实现交往的合理化。
　　如果说，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在解决全球问题上还有一定的空想性，那么主张超越民族国家，则可以说是哈贝马斯在20世纪90年代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的具体措施。
　　哈贝马斯清楚地认识到，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加剧了阶级对立和由此而来的社会紧张，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利用民族主义的推动力将社会冲突引向对外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之后，民族主义的整合力已消耗殆尽，西方各国不得不在社会总产值中支配很大份额，实行有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就业的政策和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同时促进经济的活力，保障社会一体化，化解了阶级对立，稳定了资本主义。但是，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化的经济框架中，民族国家要保持其国际竞争力，就不可能再继续福利国家的政策，而必然要“采取有害于社会团结一致，使社会的民主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的削减政策”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而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即使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至少也能够把它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维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问题还不仅如此。一旦放弃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势必要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又势必破坏自由的政治文化，丧失民主的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这种职能”.再说经济全球化也必然大大削弱民族国家的能力。也就是说，只有从民族国家过渡到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继续原先由民族国家采取的社会福利措施，对抗资本无限扩张的逻辑，保障和进一步扩大民主。他认为只有坚持政治先于经济，对在全球范围内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加以“政治驯化”，才能使现有的社会长治久安。
　　经济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们成为风险共担的共同体，有着无法回避的集体命运。一方面，市场的扩张遇到了地球幅员的限制，资源开发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日益变小的世界己不允许人们将行为后果外化:无须担心制裁，而把代价和风险转嫁给他人一如其他社会部门、其他地区、其他文化或子孙后代—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无论在重大技术的跨地区风险上，还是在富裕社会的工业所制造的危害整个地球的有害物质上，都表现得同样明显.”单个国家不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公民免受全球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毒品走私、跨国犯罪和军火贸易，都不是哪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的;并且，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也必须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有所限制。面对上述人类共同的严重问题，“各个国家都必须在对内政策上鲜明地被纳入一个负有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有约束力的合作过程”
　　他一再指出，经济全球化造成大多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导致贫困者和无社会保障者增多，这方面的指数确凿无疑，社会分化的趋势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都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
　　哈贝马斯的设想，具体而言，就是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是由于地理的和经济的基础扩大而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加强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他还认为仅将原先民族国家的调控能力转移给跨国性的政治共同体是不够的，关键是要以政治来克服“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具体做法是，“要引进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意志构成因素，并保证政治决策的约束力”也就是将国内的民主扩大到国际范围，借助各政治实体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舆论，形成世界性的强制互助意识。只有当公民要求大力转变对内政策形成观念压力，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行动者，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政治共同体的自我意识才会发生变化，才会日益把自己视为一个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顾利益的共同体的成员。
　　（三）哈贝马斯的方式
　　1、 以交往理性约束工具理性
　　哈贝马斯系统地分析了工具理性的泛滥给现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严重问题，他认为要限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必须确立交往理性。在现在看来，他的这一思想，对我们解决全球问题同样是适用的。由于工具理性的扩张，使人们片面地认识和对待自然以及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就产生了许多全球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的实质是:在目标确定的情况下选择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手段，或在被给定的条件下现实地权衡和制定所要实现的目的。在他看来，工具理性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间的交往中遵循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技术规则的特殊规范。这种规范必须通过语言的共识来形成，并以语言的形式而存在。人之所以为人，并不仅仅在于能自觉地进行物质必需品的再生产或工具的使用，而在于能够使用语言。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最终必须落实到语言。以语言形式进行的交往活动主要应归结为建立在特定观念和原则的有效性共同理解之上的和谐共处。也就是说，要克服工具理性带来的弊端，限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必须在主体间建立一种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形成共识的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主张通过交往理性来限制工具理性，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只注重目的—手段的合理性。在现实中，就是要正确地认识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人们不能一味追求“工具—目的理性”，不能以工具合理性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虽然科学技术能大大发展生产力，能极大丰富我们的物质生活，但是，我们不能无限度的向自然索取。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虽然作了过分极端的评价，认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但是他对滥用科学技术的后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坚决反对科学主义、技术至上论。对于当前的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自然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是人如何看待人类自己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错，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应用科学技术。我们在改造自然时，也有一个限度问题，不能无限度索取。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哈贝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来约束工具理性，有其合理的一面。
　　2、 形成普遍的有效规范
　　针对目前的全球问题，各利益主体也达成了不少协议，但是到目前为止，有些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很不令人乐观，甚至有的协议形同虚设、有的协议事与愿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规范的制定出现了问题。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理性重建中对规范的作用做了阐述。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强调以语言为核心的交往活动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会规范建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将生活世界合理结构的整复定位于交往理性的重建，并将此提升到“话语伦理学”的高度，视其为社会伦理的根本原则，主张依此来约束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实践，使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中权力和暴力的使用成为非法，从而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实质上，“话语伦理学”是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在实践中的运用，即他的“实践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关系是人类的基本关系，人们之间必然会发生交往关系和交往行为，于是，人们就必须相互理解，而人们之间要实现相互理解，就必须具有确定性和规范性的准则，这一方面包括共同的语言背景和语言规则，另一方面包括共同的价值准则。他由此得出建立普遍化的规范是对话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但是他认为普遍化的规范的确立，必须排除强制的因素，也就是说对话伦理学的规范原则，必须是人们能够自愿接受的。
　　那么，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怎样才能保证规范为一切人所接受?哈贝马斯认为共识并不像利奥塔所说，必定会抹杀个性，取消话语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筑在对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上的，但承认多元性和个性决不意味着异质多元的话语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可以超越语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问题的实质在于，通过何种途径来达到差异中的同一。真正的共识决不会否定差异，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价值领域内，对对话论证的形式规则达成主体间认识的合理的一致，并将这一前提引入语言交往。因此，它所依据的乃是建筑在逻辑合理性之上的语言规则的统一，目的是使论证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获得保证。
　　哈贝马斯认为，建立普遍承认和遵守的规范是主体间顺利展开对话，实现交往合理化的条件之一。规范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就是普遍有效性，这是他的对话伦理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如何确保规范的普遍有效性?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原则，即论证原则。他认为真理是由共识形成的，陈述的真理性条件是参与对话的主体的普遍同意，也就是说，一个规范是通过参与对话的主体共同论证的结果，所有具有理性、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都根据自由意志确定何者为普遍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不是现存的普遍原则决定人们提出的伦理规范是否正确、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在主体的相互讨论中，由共同认同产生普遍的规范。规范既然是各利益主体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经过论证而形成的，那么规范就体现着各主体的共同意志，他们必然会遵守规范。
　　四、结论与建议
　　（一）理论指导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从不同利益主体通过对话、商谈并遵从一定的互相认同的规范而达到合作与协调、寻求共存、互利发展的心理趋向、认知构架与行动取向。哈贝马斯认为运用着认知构架可以较好地分析显示社会以及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变革。总的看来，交往理性概念揭示了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是如何消除冲突、达成协调和寻求互利发展的。
　　交往理性的概念的重要之处在于真正突出了社会历史共在主体的作用，它不再把社会共同主体看作先天地内在同一的普遍化整体，也不再把某一特殊社会群体提升为历史的唯一主体，而把其他社会成员排斥在历史主体之外，而是看到各个历史行动的参与者的内在差异的同时找寻到了社会历史共同主体的内在同一性的根据及现实途径。
　　我们要解决全球问题，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全球问题形成的根源之外，也要借鉴西方思想家特别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积极寻找全球问题的出路。
　　（二）实践指导——以货币为例
　　在此基础上，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还应采用合作博弈的基本理论，与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各类利益主体进行长期重复进行的合作博弈，在国际范围内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争取能源、资源。
　　自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秩序陷于混乱。金融自由化浪潮又为国际资本流动开放了大门。新兴发展中国家在获得高经济增长后，由于国内经济体系内在扭曲，相继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几十年的奋斗的成果被国际资本吞噬。拉美开始出现“美元化”现象，被认为是全球化消除货币民族特征的一个标志。但从交往理性的角度，这明显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在亚洲范围内需要一个实力与道德的信任感兼有的国家来承担亚洲货币一体化的火车头，目前还期待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崛起，以及国际交往能力、制定协议能力的增强。
　　因为，现代国别货币(如美元、日元等) 是一种制度工具,它以本国的经济实力为基础, 又服务、支持并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当一种国别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时,这种工具不仅给该货币的发行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使发行国无偿地、长期地占有他国的部分商品和劳务,也有影响、为难甚至于左右他国经济的功能,并影响他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以至于文化、意识形态等。国别货币的国际化,有着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国际社会权力效能。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样的国际化,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 反过来,经济的全球化又进一步强化了国别货币国际化的效能。
　　由此可见，国际范围的合作博弈首先是一个利益联系体，其次相互理解与信任是基础，第三还需要维护机制运行的约束机制。
　　在货币合作方面，欧盟、欧元走在东亚的前面，启动东亚的货币及经贸合作。可以成为建立中国、日本、韩国为领头羊的亚洲货币机制良好借鉴。
　　（李谓文 原创）
　　六、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洪佩郁，蔺著译.重庆:重庆出版，1994
　　[2]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A]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c】.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经济全球化是主权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签订协议和制定规则，促进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并使其超越民族国家疆界和关税壁垒限制，而不断向全球范围扩展和延伸的一种客观趋势。它使世界各国经济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其典型特征是：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广泛配置，国际社会化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国际贸易规模扩大而贸易壁垒大幅消除，国际金融市场异常活跃，国际经济组织作用加强。

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给各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威胁和挑战。对中国来讲，亦是如此。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战略策略和应对方法。就战略而言，我们既要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又要坚决维护自己基本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既要抓住机遇，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又要迎接挑战，避免其负面影响；既要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又要施加影响，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具体做法上，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第二，努力搞好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大型企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国有企业机制转化和结构调整中暴露出来的棘手问题，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第三，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改进产品质量和性能，降低生产消耗和成本，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第四，积极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市场，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根本上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第五，正确处理好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的关系。我们始终要以筹集国内资金和发展国内经济为主，“要引进先进技术，但必须把引进和开发、创新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优势；要利用国外资金，但同时更要重视自己的积累。”④不管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我们的政策、计划、方案一方面要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另一方面要使国有大企业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起龙头作用。

做好以上几件事情，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才能趋利避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在经济、政治等方面不过分依赖于人，不被发达资本主义牵着鼻子走。

新世纪，新景象，新机遇，新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等方面发生深刻的变革，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树立起中华民族这杆大旗，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同时，中国的崛起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不但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有益的经验，而且会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面前，我们应当抓住机遇，积极参与，趋利避害，防范风险，勇敢的迎接挑战。
具体措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提高，带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同时应注意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改变现在的发展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对外资的调控,扩大内需,

在政治书上有的，只不过具体措施就要看具体问题来回答了。

经济全球化过程无疑会给中国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诸多挑战，但其
不可逆转性又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化后来者要改变其落后面貌，就必须融入
该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机遇，奋起直追地赶超发达国家，为此要制定
正确的战略：增加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
与国际竞争；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强区域经济
合作；努力提高和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经济全球化过程无疑会给中国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诸多挑战，但其不可逆转性又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化后来者要改变其落后面貌，就必须融入该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机遇，奋起直追地赶超发达国家。恩格斯曾就落后国家在利用传统来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时明确指出：只有“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
----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
中国在这方面有着惨痛的教训。自近代中国人被西方国家强行纳入全球化过程后
，曾经坐失了一次又一次改变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边缘地位的机会。例如，第
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使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实现了现代化，而当时的中国远离甚至抵
抗了这个全球化过程，造成自身的封闭和僵化而无法从中获益。1978年以后，中
国新的现代化领导人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其为中国所提供的有利外
部环境和宝贵发展时机，结束了与世隔绝状态，转变了经济发展模式，实行改革
开放政策，主动加入到了全球化过程中：在经济上以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从
而比较顺利地参与到国际分工格局之中；进行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设，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改革开放使中国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现
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信息以及市场。中国的发展经验证明，“关起门来
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
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
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因此，中国今天在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时，只
有勇往直前地应对，绝无后退可言。
----要增加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多地代替了政治军事力量的较量。从
长远看，一个国家只有加强自身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才
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为此，中国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现代化
建设的步伐，迅速增加中国的经济实力；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经济与人口
、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为了服从国内提高综合国
力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国际战略的重点仍然是服务国
内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尽量避免
与他国的冲突；在加入全球化进程时要注意时序问题，即根据自身经济的适应能
力来选择加入到不同全球化领域的时间，以尽量减少风险和成本；在参与全球经
济合作与竞争中，注意通过国内的制度安排或影响国际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国家经
济主权，在资源、基础设施、支柱产业、重要的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产业方面国
家要掌握主动权，以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
----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对外开放只是手段，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不对
外开放如同不发展一样，只有死路一条。事实证明，只有那些快速参与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获得了较稳定和快速的增长，反之亦然。可见，经济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即使是依附论的始作俑者普雷维什也指
出：发展中国家要谋求经济发展，要像历史上的美国和日本那样由经济体系的边
缘变为中心，正确的做法“并不是努力割断与中心的联系，而是明智地利用这个
联系”。[1]经济全球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大程度地摆脱了资源和市场的
束缚，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
。这就自然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国应该在
不形成对外过分依赖的前提下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利用国际市场
的有利资源，弥补本国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和后发优势来迅速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结构的变革。
例如，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可以首先从大力发展此
产业入手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具备适当的积累后适时进行产业升
级，这会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成功。韩国的产业发展就走了从劳动密集型逐步到资
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道路，结果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而且在比
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了发达国家，在许多高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具备了一定优势
。再如，中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最终还得发展自己的高新技
术产业，但是中国的资本稀缺，科学技术还相对落后，因此，中国就需要在集中
有限的物力财力对部分重大科学技术项目进行重点攻关的同时，利用自己的后发
优势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在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超越。从
实践来看，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现代化后起之秀，无一不重视引进和吸收国外先
进技术。根据统计，直到1990年日本的技术进口仍然大于出口；韩国20世纪
60-80年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主要以引进为主，特别是80年代更是如此，“
据初步统计，1981-1987年韩国引进的技术共2598项，是过去25年总和的60%；专
利支付费约15亿美元，为过去25年总数的77%” 。
----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
，世界的整体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
。因此，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性经济组织和行动越来越多，这也部分地反映了
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各国经济协调发展、切实
解决南北差距拉大 [3]等问题的强烈愿望。不过，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不同于19世
纪的全球化过程，它不完全以西方为中心，而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特点，即全球
化过程与经济区域化趋势并行不悖。目前，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组成了数
十个形式各异的区域性经济集团。
中国在当今国际经济环境大变换过程中，还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经济规则制
定权之外，这与其近年来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经贸发展速度和所拥有的巨大发
展潜力极不相称。因此，中国要有原则地尽快加入各种世界性的和区域性的经济
贸易组织，以促使国际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尽量在即将成为
其中一员的世界贸易组织中有所作为，因为它仍然是规范与完善国际经贸行动的
最重要组织；要力争在APEC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要努力参与和培植地区性
经济组织，特别是以台港澳为主体的华人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合作组织，因为区域
经济合作能够减少或抵御像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对中国
的政治和经济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努力提高和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包括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是由宏观
经济、科技水平、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人力资源等因素构成；企业竞争力是
由创新能力、公司治理结构、要素组合方式、相关产业的竞争能力等因素构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与国之间
的经济竞争最终是企业间的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竞
争力。因此，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为此，
在不保护落后的前提下，注意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和提高民族工业的自主发展能力
，对境内的外资企业尽量都要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减少甚至取消对外商的优惠政
策和特殊待遇；同时，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中国企业必须努力提高
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在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和在市场经济规
律许可的前提下，积极组建我国的大型企业集团或者跨国公司，开展国际经营，
参与国际竞争，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借债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
90年代以后外商直接投资逐渐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已成为仅次于美国获得
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到1996年中国的外债总额约为1288亿美元，其中80%
以上是长期债务，总债务偿还占商品和服务出口的百分比仅为8.7%。按照国际上
通行的债务安全指标，中国对外债务规模合理，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但是，我们
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因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资本自由流动加速，其
中绝大部分是进行投机性炒作的短期资本，常常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有鉴于此
，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应当立足于内资与合理利用外资相结合，像日本和
四小龙进行现代化建设时一样，固定资本投资主要靠内部积累，让整个金融尽量
处于“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的良性态势中；加强政府
在利用外债方面的统一管理，以利用中长期外债为主，保持适当的速度和规模，
防止形成债务灾难和危机；利用外资应以外商的直接投资为主，并根据国民经济
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需要，引导外资的投资方向；在资本流动方面切忌不顾国情
过度开放，特别要注意谨慎开放资本帐户，控制投机性过强的短期资本的大进大
出。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的进步。中国只要能够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参与程度与自
己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承受能力、吸纳能力相适应，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发展
特色，充分利用新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过程无疑会给中国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诸多挑战，但其
不可逆转性又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化后来者要改变其落后面貌，就必须融入
该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机遇，奋起直追地赶超发达国家，为此要制定
正确的战略：增加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
与国际竞争；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强区域经济
合作；努力提高和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经济全球化过程无疑会给中国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诸多挑战，但其不可逆转性又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化后来者要改变其落后面貌，就必须融入该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机遇，奋起直追地赶超发达国家。恩格斯曾就落后国家在利用传统来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时明确指出：只有“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
----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
中国在这方面有着惨痛的教训。自近代中国人被西方国家强行纳入全球化过程后
，曾经坐失了一次又一次改变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边缘地位的机会。例如，第
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使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实现了现代化，而当时的中国远离甚至抵
抗了这个全球化过程，造成自身的封闭和僵化而无法从中获益。1978年以后，中
国新的现代化领导人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其为中国所提供的有利外
部环境和宝贵发展时机，结束了与世隔绝状态，转变了经济发展模式，实行改革
开放政策，主动加入到了全球化过程中：在经济上以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从
而比较顺利地参与到国际分工格局之中；进行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设，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改革开放使中国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现
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信息以及市场。中国的发展经验证明，“关起门来
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
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
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因此，中国今天在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时，只
有勇往直前地应对，绝无后退可言。
----要增加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多地代替了政治军事力量的较量。从
长远看，一个国家只有加强自身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才
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为此，中国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现代化
建设的步伐，迅速增加中国的经济实力；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经济与人口
、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为了服从国内提高综合国
力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国际战略的重点仍然是服务国
内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尽量避免
与他国的冲突；在加入全球化进程时要注意时序问题，即根据自身经济的适应能
力来选择加入到不同全球化领域的时间，以尽量减少风险和成本；在参与全球经
济合作与竞争中，注意通过国内的制度安排或影响国际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国家经
济主权，在资源、基础设施、支柱产业、重要的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产业方面国
家要掌握主动权，以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
----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对外开放只是手段，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不对
外开放如同不发展一样，只有死路一条。事实证明，只有那些快速参与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获得了较稳定和快速的增长，反之亦然。可见，经济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即使是依附论的始作俑者普雷维什也指
出：发展中国家要谋求经济发展，要像历史上的美国和日本那样由经济体系的边
缘变为中心，正确的做法“并不是努力割断与中心的联系，而是明智地利用这个
联系”。[1]经济全球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大程度地摆脱了资源和市场的
束缚，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
。这就自然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国应该在
不形成对外过分依赖的前提下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利用国际市场
的有利资源，弥补本国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和后发优势来迅速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结构的变革。
例如，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可以首先从大力发展此
产业入手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具备适当的积累后适时进行产业升
级，这会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成功。韩国的产业发展就走了从劳动密集型逐步到资
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道路，结果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而且在比
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了发达国家，在许多高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具备了一定优势
。再如，中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最终还得发展自己的高新技
术产业，但是中国的资本稀缺，科学技术还相对落后，因此，中国就需要在集中
有限的物力财力对部分重大科学技术项目进行重点攻关的同时，利用自己的后发
优势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在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超越。从
实践来看，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现代化后起之秀，无一不重视引进和吸收国外先
进技术。根据统计，直到1990年日本的技术进口仍然大于出口；韩国20世纪
60-80年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主要以引进为主，特别是80年代更是如此，“
据初步统计，1981-1987年韩国引进的技术共2598项，是过去25年总和的60%；专
利支付费约15亿美元，为过去25年总数的77%” 。
----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
，世界的整体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
。因此，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性经济组织和行动越来越多，这也部分地反映了
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各国经济协调发展、切实
解决南北差距拉大 [3]等问题的强烈愿望。不过，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不同于19世
纪的全球化过程，它不完全以西方为中心，而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特点，即全球
化过程与经济区域化趋势并行不悖。目前，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组成了数
十个形式各异的区域性经济集团。
中国在当今国际经济环境大变换过程中，还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经济规则制
定权之外，这与其近年来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经贸发展速度和所拥有的巨大发
展潜力极不相称。因此，中国要有原则地尽快加入各种世界性的和区域性的经济
贸易组织，以促使国际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尽量在即将成为
其中一员的世界贸易组织中有所作为，因为它仍然是规范与完善国际经贸行动的
最重要组织；要力争在APEC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要努力参与和培植地区性
经济组织，特别是以台港澳为主体的华人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合作组织，因为区域
经济合作能够减少或抵御像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对中国
的政治和经济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努力提高和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包括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是由宏观
经济、科技水平、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人力资源等因素构成；企业竞争力是
由创新能力、公司治理结构、要素组合方式、相关产业的竞争能力等因素构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与国之间
的经济竞争最终是企业间的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竞
争力。因此，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为此，
在不保护落后的前提下，注意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和提高民族工业的自主发展能力
，对境内的外资企业尽量都要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减少甚至取消对外商的优惠政
策和特殊待遇；同时，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中国企业必须努力提高
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在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和在市场经济规
律许可的前提下，积极组建我国的大型企业集团或者跨国公司，开展国际经营，
参与国际竞争，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借债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
90年代以后外商直接投资逐渐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已成为仅次于美国获得
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到1996年中国的外债总额约为1288亿美元，其中80%
以上是长期债务，总债务偿还占商品和服务出口的百分比仅为8.7%。按照国际上
通行的债务安全指标，中国对外债务规模合理，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但是，我们
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因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资本自由流动加速，其
中绝大部分是进行投机性炒作的短期资本，常常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有鉴于此
，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应当立足于内资与合理利用外资相结合，像日本和
四小龙进行现代化建设时一样，固定资本投资主要靠内部积累，让整个金融尽量
处于“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的良性态势中；加强政府
在利用外债方面的统一管理，以利用中长期外债为主，保持适当的速度和规模，
防止形成债务灾难和危机；利用外资应以外商的直接投资为主，并根据国民经济
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需要，引导外资的投资方向；在资本流动方面切忌不顾国情
过度开放，特别要注意谨慎开放资本帐户，控制投机性过强的短期资本的大进大
出。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的进步。中国只要能够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参与程度与自
己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承受能力、吸纳能力相适应，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发展
特色，充分利用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清醒地认识和防范它可能带来的不利
因素与风险，不断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那么经济全球化不但不会危及自己的
经济安全，反而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促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所带来的机遇，清醒地认识和防范它可能带来的不利
因素与风险，不断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那么经济全球化不但不会危及自己的
经济安全，反而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促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

金融危机看起来离我们大学生很远似的，电视天天报道、报纸日日登载、大家时时谈起，其实我们中有些大学生听的太多、看得太多、说的太多而想的太少。其实，金融危机情系我们当代大学生！

有时候在我们抚州这个偏僻的地级市里，受金融危机的程度看起来不是很大，表现的也不是那么明显。即使受金融风暴席卷抚州的房价已经大跌、股市正处于低迷，但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经济能力的大学生又有何影响呢？其实不然。

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当然大学生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了。在全球再次的金融风暴到来时，经济又一次大萧条，面对的是就业岗位减少、公司的大面积裁员等等问题。这种后果是非常可怕的，相信大家都看过卓别林演的《摩登时代》，那就是金融危机的真实写照。相信，写到这我们一定会说金融危机与我们大学生息息相关。

大学生是为人子为人女，当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影响了你父母的月薪甚至就业时，难道你能说你跟金融危机没有关系吗？大学生作为有素质有文化的年轻人，当看到全球经济极度低迷、市场即将崩盘，难道你能无动于衷这次金融危机吗？其实我们都不能。

就说大学生的就业，这应该是大学生最关心的事了。因为关心，所以在意；因为在意，所以重视；因为重视，所以理解。这就是从关心到理解的过程。

据报道：“眼下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波及全球，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受到影响比较大；另一方面，很多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可能会选择回国就业，这势必会加大国内高端人才市场的竞争。”专业人士也分析到了这点，更说明金融风暴在危机我们当代大学生了。美国是教育大国，是人才的摇篮，更是全球的经济轴心，美国经济萧条了，世界能毫发无伤，想到未必吧。报道中说了好多“海归”要回国就业了，对我们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将是一种挑战。当然对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过分悲观是不可取的，但是我们大学生自己要有紧迫感啊。是时不待我啊，而不是舍我取谁啊；是毕业先找份安定工作，而不是这山望到那山高啊；是增强自我素质，而不是抱怨生不逢时啊。

大学生和金融危机是天涯咫尺又是咫尺天涯。

当然我们大学生还未真正走进社会，金融风暴在社会中狂风暴雨，但校园是我们的避风港。

早晨顶着寒风骑自行车去早读，那段优美的经典英文等着我去背诵；上课认认真真听讲、记公式、看例题，修完后考个好成绩；吃饭还是要排着长长的队（说明没人要挨饿）、打饭的大叔手还是要抖两下，打菜的阿姨打出来的菜还是要播回去一点。其实这些一点都没变，变的只是刷卡时，以前3三块七现在三块五了，便宜了两毛，这就是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当然这是不当的举例，但又有谁不是这样平凡地过着金融危机下的大学生活呢？这就是金融风暴近在咫尺远在天涯。

大学生终就还是要溶入社会的。大学是社会的，人也是社会的。作为当代大学生该如何面对这场金融危机呢？我想谈以下看法：

一： 面对危机，提高学习积极性。

学校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原本计划毕业后找一份工作谋生，可是现在形势不利，他们又拿起了课本投入到考研的复习当中。考上研究生，在学校里躲两年，也是一种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吧。经管学院的小赵虽然只有大三，可她已经在为考研做准备了，暑假报了考研复习班，她说：“笨鸟先飞嘛，大一时荒废了高数，现在重新捡起来，相信这样的努力，能考上理想的学校。”
与小赵不同，小徐的应变措施就是争取考上公务员。为此，一直爱玩的他又重新过起了高三苦读的生活，每天有空就翻看公务员考试的书籍。“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如果实在没有好的工作，到时候先就业、再择业，总不能闲起来呀。”说到这里，他一脸认真。
美国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留学生迎来了签证的“黄金期”。很多人考虑出国留学，主要是现在美元汇率下跌，留学性价比更高，美国经济下滑，美国学校将对自己支付学费的国际学生更加欢迎，很多学校对外扩招，还有留学美国的签证更好拿了。

二： 理性面对，积极准备。

金融危机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金融、证券投资、国际贸易等财会类专业，如果金融危机演化成为经济危机，那么其他专业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了。其实不然，相对于我们地质院校，就业形势还是不错的，前不久中核集团的人力资源部部长来我校招聘毕业生，而像金铀责任有限公司来我校招毕业生的企业单位还是蛮多的。当然，由于我校现在也发展成综合性大学，一些财金会计类的专业就业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只要我们理性面对，积极准备，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一点，学习更努力一点，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这样也能在面临金融危机等困境时找到一份中意的工作。

大学生的天职是学习，学习的目的是就业，就业的形式是贡献社会。而如今，金融风暴危机了这个社会，影响了我们大学生的就业。但危机带来了困扰，既是挑战，更是机遇，等待我们这些大学生去面对挑战，而战胜危机之后，则是更明朗的前途。

古语“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这可能可以更好的解释如今中国受金融危机的情况。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大学受金融危机影响，来学校招聘的企事业单位比往年少了，大学生就业率比往年可能也要降了几个百分点，但正是这样，我们大学生才更要认真面对大学的生活和大学的学习。大学教育是培养道德素质的，是学习文化知识的，而不是毕业后的金饭碗，更不是读完大学就是社会精英。我们面对着严峻的现实，要严肃面对。

如果我们中国每位大学生能以这次金融危机为挑战，再次演绎《士兵突击》中“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相信人人都能完成自己的大学梦想，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正如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竞选成功后的演讲中所说：“The road ahead will be long. Our climb will be steep.”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相信我们全世界人们同胞齐心协力一定能克服重重困难。

雨过将是晴朗的天空！风雨后的当代大学生将会脚步更坚定、神采更自信！金融危机看起来离我们大学生很远似的，电视天天报道、报纸日日登载、大家时时谈起，其实我们中有些大学生听的太多、看得太多、说的太多而想的太少。其实，金融危机情系我们当代大学生！

有时候在我们抚州这个偏僻的地级市里，受金融危机的程度看起来不是很大，表现的也不是那么明显。即使受金融风暴席卷抚州的房价已经大跌、股市正处于低迷，但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经济能力的大学生又有何影响呢？其实不然。

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当然大学生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了。在全球再次的金融风暴到来时，经济又一次大萧条，面对的是就业岗位减少、公司的大面积裁员等等问题。这种后果是非常可怕的，相信大家都看过卓别林演的《摩登时代》，那就是金融危机的真实写照。相信，写到这我们一定会说金融危机与我们大学生息息相关。

大学生是为人子为人女，当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影响了你父母的月薪甚至就业时，难道你能说你跟金融危机没有关系吗？大学生作为有素质有文化的年轻人，当看到全球经济极度低迷、市场即将崩盘，难道你能无动于衷这次金融危机吗？其实我们都不能。

就说大学生的就业，这应该是大学生最关心的事了。因为关心，所以在意；因为在意，所以重视；因为重视，所以理解。这就是从关心到理解的过程。

据报道：“眼下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波及全球，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受到影响比较大；另一方面，很多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可能会选择回国就业，这势必会加大国内高端人才市场的竞争。”专业人士也分析到了这点，更说明金融风暴在危机我们当代大学生了。美国是教育大国，是人才的摇篮，更是全球的经济轴心，美国经济萧条了，世界能毫发无伤，想到未必吧。报道中说了好多“海归”要回国就业了，对我们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将是一种挑战。当然对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过分悲观是不可取的，但是我们大学生自己要有紧迫感啊。是时不待我啊，而不是舍我取谁啊；是毕业先找份安定工作，而不是这山望到那山高啊；是增强自我素质，而不是抱怨生不逢时啊。

大学生和金融危机是天涯咫尺又是咫尺天涯。

当然我们大学生还未真正走进社会，金融风暴在社会中狂风暴雨，但校园是我们的避风港。

早晨顶着寒风骑自行车去早读，那段优美的经典英文等着我去背诵；上课认认真真听讲、记公式、看例题，修完后考个好成绩；吃饭还是要排着长长的队（说明没人要挨饿）、打饭的大叔手还是要抖两下，打菜的阿姨打出来的菜还是要播回去一点。其实这些一点都没变，变的只是刷卡时，以前3三块七现在三块五了，便宜了两毛，这就是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当然这是不当的举例，但又有谁不是这样平凡地过着金融危机下的大学生活呢？这就是金融风暴近在咫尺远在天涯。

大学生终就还是要溶入社会的。大学是社会的，人也是社会的。作为当代大学生该如何面对这场金融危机呢？我想谈以下看法：

一： 面对危机，提高学习积极性。

学校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原本计划毕业后找一份工作谋生，可是现在形势不利，他们又拿起了课本投入到考研的复习当中。考上研究生，在学校里躲两年，也是一种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吧。经管学院的小赵虽然只有大三，可她已经在为考研做准备了，暑假报了考研复习班，她说：“笨鸟先飞嘛，大一时荒废了高数，现在重新捡起来，相信这样的努力，能考上理想的学校。”
与小赵不同，小徐的应变措施就是争取考上公务员。为此，一直爱玩的他又重新过起了高三苦读的生活，每天有空就翻看公务员考试的书籍。“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如果实在没有好的工作，到时候先就业、再择业，总不能闲起来呀。”说到这里，他一脸认真。
美国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留学生迎来了签证的“黄金期”。很多人考虑出国留学，主要是现在美元汇率下跌，留学性价比更高，美国经济下滑，美国学校将对自己支付学费的国际学生更加欢迎，很多学校对外扩招，还有留学美国的签证更好拿了。

二： 理性面对，积极准备。

金融危机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金融、证券投资、国际贸易等财会类专业，如果金融危机演化成为经济危机，那么其他专业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了。其实不然，相对于我们地质院校，就业形势还是不错的，前不久中核集团的人力资源部部长来我校招聘毕业生，而像金铀责任有限公司来我校招毕业生的企业单位还是蛮多的。当然，由于我校现在也发展成综合性大学，一些财金会计类的专业就业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只要我们理性面对，积极准备，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一点，学习更努力一点，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这样也能在面临金融危机等困境时找到一份中意的工作。

大学生的天职是学习，学习的目的是就业，就业的形式是贡献社会。而如今，金融风暴危机了这个社会，影响了我们大学生的就业。但危机带来了困扰，既是挑战，更是机遇，等待我们这些大学生去面对挑战，而战胜危机之后，则是更明朗的前途。

古语“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这可能可以更好的解释如今中国受金融危机的情况。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大学受金融危机影响，来学校招聘的企事业单位比往年少了，大学生就业率比往年可能也要降了几个百分点，但正是这样，我们大学生才更要认真面对大学的生活和大学的学习。大学教育是培养道德素质的，是学习文化知识的，而不是毕业后的金饭碗，更不是读完大学就是社会精英。我们面对着严峻的现实，要严肃面对。

如果我们中国每位大学生能以这次金融危机为挑战，再次演绎《士兵突击》中“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相信人人都能完成自己的大学梦想，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正如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竞选成功后的演讲中所说：“The road ahead will be long. Our climb will be steep.”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相信我们全世界人们同胞齐心协力一定能克服重重困难。

　　全球性与民族性
　　——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
　　庞中英

　　从“全球同质性”谈起

　　最近两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讨论不断增加，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经济和社会在治理上的共同性，具体而言，全球化力量难容诸如“东亚模式”这些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东西，原因归之于全球化的本性，即它是一种同化力(assimilating force)。1998年，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美国Portland州立大学一位匿名审稿人在评语中却针对这点问我质疑：“问题是，面对全球化的同化力量，中国将能够保持她自身的独特性吗？”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理解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到最后，我虽仔细考虑了这位美国学者的问题，但还是无法在修改过的那篇叫做《全球化与中国：中国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1论文中完全回答它。

　　本文首先分析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全球性的加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挑战。

　　全球性在加强

　　新西兰前总理穆尔(Mike Moore)为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1998年发表了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未来的简要历史：新千年的公民》一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穆尔在书中指出：属于精英阶层的商业人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是与他们国内的选民和股东有更多的共性，相反是与其国际同行分享着很多的共性，也就是说，全球的精英阶层在各方面都很近似2。这是穆尔称之为的一种“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问题。在评论所谓“普遍文明”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所谓“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的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3亨廷顿在书中所谈是拥有共同知识文化但人数不到世界人口1%的全球性精英阶层与所谓“普遍文明”之间的关系。撇开穆尔和亨廷顿在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不谈，他们涉及的上述有趣事实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吗？

　　那么，全球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全球性4指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同质性(homogeneity)或者共同性，它来自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结果。

　　全球性不是什么新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当时，“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不仅如此，在制度和技术层面，大到象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样的适应全球化的国家组织形式，小到繁杂的国际技术、产品统一标准，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共同因素。今天，全球性又有其新的内容，那就是它的步伐和范围完全及于全球，而且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

　　“全球化，…，照任何情形，不仅，或者甚至主要是指经济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是指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与空间之巨变”。5所以，全球性不仅体现在全球性经济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6，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几乎畅通无阻。而且，在其它所有领域，全球性都是明显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虽然西方和非西方在民主的本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在法律和规则方面，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在调节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价值观方面，西方和非西方都承认人权、民主、自由、生态等价值观的普遍性，但又存在着许多分歧，不管如何，全球性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在逐步确立。

　　全球性的加强是否意味着民族性的弱化？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性的加强确实对世界上民族国家构成基本的重大挑战，这是从上面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自治力量迫使国家不得不下放权力）。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全球性对民族性的影响。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工人的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7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则缺少流动性，民族国家因为资本的逃税而焦头烂额，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控制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欧洲，主要是高度体现民族性和国家的作用的“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沉重打击，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一再减少社会项目支出，两位数字的高失业率几成无法治愈的慢性顽症。而在发展中国家，本来就严重缺少社会安全保障，一遇到金融、经济危机，千百万劳动大军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化，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干涉呈现上升势头，直到最近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战争，此种发展无疑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构成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多边国际干涉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人权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不是孤立事件。关于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削弱的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述，本文不再论述。

　　问题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等于不少人宣称的那样，是什么“民族国家终结”（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权终结”（the end of sovereignty）。确实，民族国家主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至高无上，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参加普遍的国际合作，在许多关键的领域民族国家自愿或权衡再三交出不少主权，相应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认同也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握有重大的基本权力，是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类角色。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全球化的被动消极角色，而更多的则是主动积极的参加者，无论那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今天不都是在说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吗？“人们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好象为一种自然力量，其实它不是。国家，公司和其它集团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展。”8

　　不仅如此，在少数情况下，就具体国家而言，某些国家，主要是大国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塑造者，虽然在一些方面它们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全球化产生的问题之挑战，但总体看，全球化反而使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

　　最具体和有力的例子是美国。这里，在美国的全球主义者看来，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而世界具有的全球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这个世界的“美国性”。美国借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实力地位，要求其它国家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告诉全世界，如果你不这样，那么你将注定陷入边缘化和贫困化，因为全球化被规定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9看来，全球化和全球性不过都是问题的表面，而非其实质。以下是几个支持这个论点的材料：

　　（1）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确实突破了国界线和民族国家与主权的藩篱，但全球化的中心功能（即在经济活动中从经济意义上使领土“非国家化”，使主权“分散化”，而在法律制度上又使它“国家化”）是集中在高度发达国家领土之内的，这些功能的集中点是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全球化所要求的“非管制”的跨国法律制度是从西方的经济概念中发展而来，所谓“国际的”、“跨国的”等等事实上是美国化（即所谓“国家化”）的一种形式。10

　　（2） 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性本质。虽然这项研究仅以计算机硬盘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为例，但它指出，虽然公司产品的组装、零部件的生产和雇佣的工人等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但跨国公司的美国性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公司仍然在本国进行研究与开发（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的最核心部分），其支付的工资的主体仍在国内，至于利润分配更加没有改变公司的民族国家性。11

　　（3） 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得更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12当前，金融危机后，美国诱导、支持甚至压迫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货币美元化，很明显是为了这种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当代全球化的美国性质。

　　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

　　不管那种情况，其实，全球性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民族性，因为它们之间构成矛盾的统一，在全球性中有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有全球性。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映。全球性发展一方面是对民族性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加强民族性，往往后者更加突出。全球性与民族性同时并存，在一些方面，全球性确实弱化了民族性，这是许多论者都充分注意到的事实；但在另一些方面，全球性则加强了民族性，而且越是全球性加强，民族性也同时加强甚至更强，这是许多论者，特别是全球化的大力主张者没有强调、甚至是忽略的。

　　最近几年，从墨西哥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到印尼，从俄罗斯到巴西，一系列的严重金融危机反映出来的最本质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全球化过程中深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矛盾。

　　上面提到了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命题，一些西方评论家在金融危机后对此大加发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治理方面差别很大的标准和政治体制不能与全球化，以及一种方式和道德的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 of styles and ethics)日益增加的预期共存”。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国家不能接受全球化而是搞出另外的替代方案或者不根本参加全球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全球政治逻辑，即西方和非西方的紧张势所难免。13也许正是同样的思考方式，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位美国匿名评论人才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因为在他看来，不能忽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方面，金融危机后，东亚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全球化接轨，于是，更加清楚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共同性”差别日益明显。

　　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历经几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使命接近于基本完成。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全球性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体系发展的结果。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个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它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14。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消除全球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并非排除民族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利用民族和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开展全球扩张，资本主义“需要强化国家机构”15。“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资本主义并不独立于国家”。16直到现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全球化如何发展，如果它没有达到真正的“世界大同”、全球民主，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民族性由于全球化而消失了，否则将因为学术上的幼稚性而犯严重的错误。

　　另一方面，全球性越是充满了先进民族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后进民族就不可能放弃“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即对这种已经深深打上先进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应，进而卷入世界体系，这样，世界体系就变成一个十分复杂的充满民族性的多元组合。

　　全球化论者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本来就是揭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谜一般的矛盾特性的。以下我也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不是为了老生常谈，而是为了说明问题之所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今天，国内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许多学者，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或者不对马克思本人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话，几乎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最早预见到今天我们完全看清楚了的“全球化”趋势，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已。问题的重要性还不仅在此，而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指出尚不为人们注意分析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本文的中心论题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扩张成为全球社会关系，建立、发展和膨胀了世界市场，不断地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同时，它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所讲的“所有民族的全面、普遍相互依赖(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意味着世界是国（民）际化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对极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运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奔走于全球各地”18，但是它又不得不生活在由于这种全球性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中，那就是各民族的相互依赖环境中，因为现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民的和东方的民族为了生存都在竭力采用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和西方民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一个全新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了，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其中的各民族及其国家复杂相互作用。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世界性必然要求的后果的“政治的集中”，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它在这个进程中同样也有其历史使命。

　　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于两次非常巨大的事件受到影响和中断。一是1918年后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二是1945年后的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当然，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有很大关系。19苏联和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脱离西方国际经济体系，自成一体。新兴民族国家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认同，要伸张其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不能允许西方跨国公司任意任意利用其经济资源，不仅如此，新兴民族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

　　但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却呈现了加速化的态势：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阶段，金融不稳定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内在特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20，然后，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流动越来越高速，规模巨大，跨越国界，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而全球化；西方国家成功应付了中东石油国家发起的两次大的“石油冲击”；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被西方国家“冷处理”，南北谈判举步不前，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北方的全面依赖加深；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对西方开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其后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不复存在，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回归欧洲”，俄罗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今天，金融和技术的全球联系效应，固然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失去意义，但世界仍然划分为大大小小近200个领土主权单位，民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仍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全球化似乎不同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但它还难以完全逾越“民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逻辑，民族国家在顽强地探索如何适应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界环境，再造（reinvention）自身。结果，民族国家力量代表的民族性与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还将继续下去。冷战结束、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巩固了其全球统治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更变成美国性与其它民族性之间的矛盾。

　　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对重大历史挑战

　　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的空前挑战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持久影响。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繁荣与发展已经面对着空前的挑战。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性本质上排斥一切与自由市场不完全相同的反映民族性的发展模式，美国性排斥其它民族性，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拥抱全球化，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靠压制不同意见而开放市场”(opening markets by closing minds)21，而不顾发展中国家自民族独立以来一直在期盼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资本的高度全球流动性和劳动的高度不流动性，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国家控制，劳动则很难跨国，资本可以宣称自己没有民族性，但劳动则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刻悖论之一是它不敢让劳动也全球自由化，相反对劳动流动的限制恰恰是资本全球化需要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抛开本国劳动市场而到第三世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好处之一是逃脱掉它们在母国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达国家存在着强大的来自劳工组织的反全球化力量的一个原因。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到世界各地配置资源而不让劳动自由流动，是因为，一旦劳动可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劳动的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趋向均等，不可能再有可供跨国公司追逐的廉价劳动资源，从而势必降低其利润率。

　　发展中国家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战略推进发展，事实上已不可能。它们在内部不可能独立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要听命代表全球化势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来决定其经济政策；在外部要接受西方大国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使得它们不敢得罪跨国公司，相反要为跨国公司创造一切优惠条件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问题从来都不是他们日程中的主要项目，让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才是他们的工作中心。强调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发展”就毫无出路可言，只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取得某种发展非常艰难，通过适应全球化还是能够找到生存和发展之道的。

　　其次是世界和平面对的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同质性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各国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国内部的问题往往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同时也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具有全球同质性的“全球共同体”的扩大，改变着和平的逻辑，全球同质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变成战争，相反，全球同质性与非同质性之间则难以和平共处。冷战后，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模式中，“全球化理论”和“民主和平理论”两种关系密切的理论最为引人注目，全球化理论要求加强全球同质性，而且为各种干涉主义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和基础（包括道德基础），而民主和平论则认为，非我同类，必要伐之。

　　更深层次的对世界和平的挑战来自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1945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深刻教训之一。两次世界大战根源于此。所以，1945年战胜国吸取大战的教训，精心设计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代表了一种全球力量与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负责管理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正常和金融稳定，兼顾了多边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而联合国则通过大国协商一致以维护世界和平。

　　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本的全球性力量越来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的短期性、投机性行为远超过其长期性、战略性行为，投入投机经济的资本急剧过分膨胀，而投入实体经济的则在持续相对萎缩，这无异于世界繁荣建立在随时可以逝去的海市蜃楼上，世界和平处在空前危险中。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欧美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死灰复燃，都说明，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是耸人听闻之谈。资本全球化一方面已使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致命侵蚀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它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和欧洲主导下的新世界秩序。因此，不受制约的资本全球性加强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危险。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中左翼社会政治势力倡导和实践“第三条道路政治学”(the third way politics)，它意识到资本统治的加强对世界和平和繁荣的危险性，力图通过协调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又有别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新中间道路，以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蹈历史的覆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更加感到这个世界要的不是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因而迫切需要控制、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负责 的全球性(responsible globality)，最终让全球化造福世界和平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就以“负责的全球性：管理全球化的影响”为主题。我理解，负责的全球性应是与民族性协调的全球性，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的目标。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学”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点，并付诸行动，仍是一个未知数。

　　21世纪的最主要课题

　　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性与民族性共存的世界，不能忽视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片面强调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极其危险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全球主义和漠视相互依存世界性的民族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我们要找到协调、平衡全球性和民族性的战略和方式。

　　对民族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存，如何做到这点？维护和实现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别的，恰恰是适应而不是逃避全球化的环境，“通过相互依存达到独立”(the 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22。这一点对象中国这样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有着特殊的价值。

　　对国际社会而言，应该认真总结20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真正让全球步上“第三条道路”，以协调全球性与民族性、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确保21世纪是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