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西李氏属于传统的山东士族么

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二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三是农民战争进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从此，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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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连载：闲话唐代士族——作者：弓月

作者：弓月

转自沉醉唐风文化论坛

九品中正制在隋代为科举制度所取代，以九品中正制为依托的门阀制度也早已不复存在。到了唐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们代代相传的政治特权已经所剩无几；而经济上，经过了隋末唐初的战乱，很多士族 “名虽著于闾里”，但也“身未免于贫贱”。因此有人断言唐代的士庶已经合流，或是提出不能用士、庶的标准来划分唐的“地主阶级”。然而，翻开两唐书，读者还是可以找到为数众多的崔姓、裴姓、韦姓、李姓等士族出身的官员。深入进去，可以发现唐代依然保存着令人惊异的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这些可以说和唐以前的时代一脉相承，却和唐以后的时代迥异。所以更多的人认为，尽管士族在唐代已经走向衰落，但它仍然存在。著名的史学家王仲荤先生更是认为：“（在唐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还是不能低估的。”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并且承认士族存在于唐朝，也是展开这篇闲话的前提。
一、四姓或五姓

按照唐代氏族专家柳芳的说法，“中国士人差第阀阅”被称为郡姓。根据三世历官的情况又有膏粱、华腴、甲姓、乙姓、丙姓、丁姓之分。凡是能够进入其中的，称为四姓。这说明“四姓”并不以四这个数字为限。而柳芳所处的时代“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上太原王氏，合称五姓，因此柳芳认为这是“不经”的做法。然而这种说法在唐代几乎没有什么变动，从贞观时期修《氏族志》前夕唐太宗对山东士族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四姓指崔、卢、李、郑；在中晚唐时期李肇的《唐国史补》中看到的情形也还是这样的。不过李肇的记载让人看到五姓之中的太原王氏并不能和四姓平起平坐：“四姓惟郑氏不离荥阳，有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这里的 “银质而金饰”大意应和今天的“镀金”差不多。

崔、卢、李、郑四姓地位的确立可以上溯至北魏孝文帝时期。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492年）和太和二十年（496年）两次下诏定姓族，当时确立的四姓和唐代还有些区别。《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太和二十年“定诸州士族”的情况：“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胡三省在此条记载后注云：“四姓，卢、崔、郑、王”。由此可见，这里的四姓有太原王氏而没有赵郡李氏。当时也有五姓的说法，紧随着前面引用的纳四姓及陇西李氏女充后宫的记载之后，《资治通鉴》又说：“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胡三省注云：“卢、崔、郑、王并赵李为五姓”。以上的两条记载表明，四姓和五姓在北魏和唐代内容的差异来自于太原王氏和赵郡李氏位置的互换。

五姓到了唐代已经不再单纯指山东士族，通常说的“五姓七望”将陇西李氏也纳入到五姓的体系中。“五姓七望”指的是崔、卢、李、郑、王五姓以及清河、博陵二崔，范阳卢，赵郡、陇西二李，荥阳郑和太原王七望。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颁布的《禁婚诏》中提及的禁婚家即是这七望中的一些房支。

说到陇西李氏，还有一个“驼李”的典故。孝文帝下诏定四姓，陇西李氏唯恐被落下，派人星夜骑鸣驼赶赴洛阳。不料还是迟了一步，陇西李氏的人到达时，四姓已经定好。陇西李氏因此被人称为“驼李”。这个典故有讥讽的味道，但到了唐代，由于皇室自称出自陇西的关系，陇西李氏俨然成为第一高门，这在后文会详细的谈到。
二、关陇集团

陈寅恪先生将宇文泰能割据关陇一隅，成天下鼎足之势的原因归结为所谓的“关中本位政策”，而“关陇集团”则是“关中本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关中区域内的六镇鲜卑（或鲜卑化的汉族）军事贵族和关陇地区的汉族豪右。前者以西魏年间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为代表，他们大多出身于六镇军阀或与六镇鲜卑有着深厚的渊源；后者为带领乡兵应募成为府兵将领的“关陇豪右”，例如京兆韦缜、河东柳泽、太原郭彦、武功苏椿、河内司马裔、敦煌令狐整等等。我觉得这里应当注意的是，从地理上讲，柳泽、郭彦、司马裔的地望并不属于关陇区域。因此有学者按地理范畴区分人物是否属于关陇集团的做法，在我看来是不太合适的。

从周、隋到初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统治阶级最上层的关陇集团在政治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从政治地位、婚姻关系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将关陇集团视为一类新的门阀士族。在关陇集团自己的眼中，他们似乎也是这么看的。唐高祖曾对裴寂说，前代帝王大多出身微贱，萧何曹参也是起自刀笔之吏，不能和出身世胄名家的你我相比。唐太宗也以士族的姿态追问出身流外的大臣张玄素的历官，结果问得张狼狈不堪。但如果我们拿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来做对比，就会感觉到二者的“风格”根本不一样。关陇集团的“风格”是“尚武”、“尚冠冕”，而山东士族则是“尚礼法”、“尚婚娅”。汪篯先生曾指出：“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媾为标准的。那时看重的是‘清’，是‘文化的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祖先都是没有文化的胡人或胡化的汉人，从唐到周，短短百年间，他们的文化还没有达到很高，以此，他们仍是文化显族所重视。”因此，关陇集团获得了至高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却不及山东士族。唐宪宗年间，西魏八柱国之一于谨的后人、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为儿子于季友请求尚主，遭到了出身四姓之一赵郡李氏的翰林学士李绛的强烈反对，李绛的理由是“頔，虏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择高门美才。”这个评价让我们看到了此时山东士族眼中的关陇贵族依旧是不够资格和他们相提并论的。而反过来，真正的士族（包括山东士族和一些关中士族）对尚主并不感冒此可谓深得要髓。

应该说，唐代的山东士族是最接近魏晋南北朝旧士族的士族群体。若将山东士族身份、门风标准作为这个时期士族的标准，那么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的区别则决定了关陇集团不能称之为“士族”，而称作“军事贵族”要更加合适。关陇贵族们虽然自命为“士族”，但绝不是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要利用政治手段通过官修谱牒的形式来极力提高自己的地位，强行将自己定为士族，这在后文会详细谈到。

三、李唐氏族

成书于唐宪宗时期的《元和郡县图志》在赵州昭庆县条下记载了李渊玄祖李熙、曾祖李天赐的陵墓的位置以及规模。现在的河北省隆平县还保存有一块刻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的光业寺碑。碑文提到了李唐先祖上尊号的情况，并且有“维王桑梓，永际城池”之词。昭庆县原属巨鹿郡，与赵郡李氏所居的常山郡毗邻，既然这里是李唐先祖的“桑梓”，又是归葬之地，那么李唐皇室和赵郡李氏有什么联系呢？陈寅恪先生最先发现这个问题，并通过论证得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的结论。

正史中所见李唐一贯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且以西凉李暠的嫡裔自居，陈先生此说可谓发千古之覆。但此说提出后，也遭到了较大的质疑。质疑之一为，如果李唐出自赵郡，为何赵郡李氏对此无动于衷，例如《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赵郡李吉甫都未提出过类似于陈先生的疑问？而反过来，为何唐太宗也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质疑之二为，陈先生的证据之一是宇文泰曾下令功臣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重撰谱录，故李唐虽出自赵郡但改为陇西（李虎就曾由赵郡公改为陇西郡公），但为何入唐以后许多氏族都改回原望，而李唐不改？

对于质疑一，我无力回答，只能就质疑二说说我个人的体会。质疑二实际上是岑仲勉先生提出的。岑先生的原话是：“况随宇文泰入关之北族，虽暂改河南郡望为京兆，但至唐时已大都恢复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赵郡，又何爱于陇西而坚持不改？陈氏之说，殊未可信。”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岑先生似乎并没有读懂陈先生的论证。陈先生证明了改入关的迁洛胡人河南郡望为京兆和改有功汉将为关内郡望并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有时间上的差别。岑先生却没有注意这一点。李唐不改回赵郡，我认为根源还是在于“关中本位政策”。李唐是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之一，属于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关陇集团作为政治的主导势力，李唐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脱离它而回归疏远已久的山东士族。如果它这样做，无异于它自动放弃权力。

四、卖婚、禁卖婚与禁婚

经过隋末的大乱，以往煊赫无比的山东士族大多未能免于贫贱，但它们毕竟都是有数百年历史、声望的大族，所以此时他们的“名”还是“著于州闾”的。前面说到“尚婚娅”是山东士族的“风格”之一，在它们的政治特权丧失之后，这一风格似乎更加凸显。因为对于很多士族来说，士族之间的婚媾是炫耀其高贵血统的唯一途径。同时，士族们又自矜门第，在婚媾过程中大索聘礼财货，因而山东士族间竟成“卖婚”这一风俗。

“卖婚”中的开支从北齐封述的例子中似乎可以窥见一斑。封述出身的渤海封氏是北朝后期的地位仅次于四姓的大族之一。封述的一个儿子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聘。快完婚时，封述忽然反悔不给。他的另一个儿子娶范阳卢氏女，卢氏的索取更在陇西李氏之上，封述竟跑到官府诉苦，说送给卢氏骡子，卢氏嫌其脚跛；送田，卢氏嫌田薄；送铜器呢卢氏又说太古废。这个故事固然是讥讽封述的吝啬，但从侧面可以反映士族高门对聘礼的挑剔。家族数代显官，并且“厚积财产”的封述都如此不堪，那些“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的士族就更不用说了。

在门阀观念浓重的初唐，山东士族的门第对于新进的贵族们来说依旧有着十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想方设法与山东士族联姻，进一步抬高了山东士族的身价。唐太宗对此十分不满，贞观八年（634年），他下令修《氏族志》。成书后，山东士族被“例降一等”。贞观十六年（642年），他下《禁卖婚诏》，直斥这种“多纳货贿，有如贩鬻”的婚姻为“有乖德义之风”的“齐韩旧俗”，明令禁止之。

唐太宗采取的强制措施作用似乎并不大，魏征、房玄龄、李绩这些勋臣们依旧热衷于山东婚姻，一些山东旧门因而得以“旧望不减”。到了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山东士族遭到了来自官方的第二次打击。在出身寒门的宰相、武则天的羽翼李义府的策划主持下，唐高宗下令重修氏族志，命名为《姓氏录》，并且下禁婚诏，“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表面上看，对禁婚诏提到的“七姓十家”的婚姻限制进一步加强。然而，实际情况和前次一样，结果是事与愿违。山东士族数百年建立起来的社会地位不是一次两次政治上的压制就可动摇的。这些被禁婚的家族往往以“禁婚家”自称，这个“皇封”的筹码无疑更加加重了它们的份量。

五、《氏族志》与《姓氏录》

站在关陇集团的立场上，一贯表现宽容的唐太宗也不能容忍山东士族的自大。贞观六年（632年），他对宰相房玄龄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唐太宗的这个讲话，首先可能引发了一场刊定姓氏的运动。有学者认为在这个运动以失败告终后，唐太宗才下定决心修《氏族志》。参与修订《氏族志》的官员主要有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四人。这样安排人选可能是经过考虑的。高士廉出身山东士族，且和关陇集团联姻；韦挺出自关中郡姓；岑文本是江左士人；而令狐德棻出自敦煌令狐氏，是河西的冠族，每个人似乎代表了他所在的地域。他们的门阀观念浓重而且传统，但传统的门阀观念正是唐太宗所希望改变的，所以《氏族志》的初稿令唐太宗很不满。在这个初稿中，出身四姓之一的黄门侍郎崔民干被定为第一等，而关陇集团的地位并未被突出。唐太宗对初稿和山东士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唐太宗的“崇重今朝冠冕”思想的指导下，高士廉等重修《氏族志》，贞观十二年（638年）修成。这个最终定稿以皇室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初稿中的第一等崔民干被降至第三等，其余山东士族也“例降一等”。

《氏族志》最大的特色就是“崇重今朝冠冕”，抑制山东士族。它可视为是关陇集团用政治手段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步骤之一，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它的作用不太明显。所以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又不得不下《禁卖婚诏》进一步限制山东士族间的婚媾。

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可以知道，黄门侍郎崔民干出自博陵崔氏第二房崔挺一支。崔挺在北魏担任过中书侍郎，他的子孙的在北魏末年徙入关中，在西魏、北周、隋、初唐代有显官，如崔孝芬、崔猷、崔仲方、崔敦礼等等。毛汉光先生认为《氏族志》初稿将崔民干列为第一等，实际上是由于崔民干兼具山东士族、关陇集团的双重身份。而邓文宽先生也认为崔民干作为黄门侍郎，自属“今朝冠冕”，故定稿后仍列为第三等。

然而，时过境迁，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武氏成为了皇后，关陇集团的勋贵们在“废后立武”政治斗争后凋零殆尽，而支持武氏的官员们因而成了政坛的主导。这个时候，贞观《氏族志》显然不再符合满足新贵们的要求。武氏的羽翼、出身江左二流士族的宰相许敬宗以《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提出重修。武氏的另一个心腹、寒门出身的李义府在骤贵后曾与赵郡李氏合谱，但当他被出为普州刺史的同时，竟被赵郡李氏踢出来。李义府深以此事为羞辱，故而也附和许敬宗之议。显庆四年（659年）六月，唐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李义府收天下《氏族志》尽焚之。《姓氏录》本是针对武氏和寒素新贵而定的，所以它比《氏族志》更加“崇重今朝冠冕”。《姓氏录》的指导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这样一来，连以军功至位五品以上的军卒们都成了士族。

李义府曾求山东婚姻而不得，于是紧接着《姓氏录》的修成，劝高宗对五姓七望十家四十四子实行禁婚。这时候高宗苦于头风，政事大多由武氏裁决，故李义府的提议当然被采纳。禁婚在上一节已经提到。唐高宗颁布的《禁婚诏》本意在限制山东士族及陇西李氏，但代宗时人李华撰写的《唐赠太子少师崔公神道碑》中竟将禁婚诏称为“斯可谓美宗族人物而表冠冕矣！”如此评语，可谓讽刺！

六、陇西李氏——唐官方确立的第一门第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据有敦煌的西凉后裔陇西李宝内附于魏。这个事件对西北局势影响甚大，北魏得以深入西域，陇西李氏也因此成为北魏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太和二十年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虽未能入选，且有“驼李”之讥，但是它和四姓一样，都成了皇室的姻亲。并且孝文帝时期 ，陇西李冲是有名的“当朝贵重”，权势非四姓可比。《新唐书.高俭传》称“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宝等为冠”和《禁婚诏》以陇西李宝为禁婚家之首可能说明了太和前后陇西李氏的特殊地位。但李冲之后至齐周，陇西李氏基本上再没有李冲这样的人物。毛汉光先生认为这个时期陇西李氏的社会地位是不及崔、卢的。

李唐皇室自称出于陇西，贞观《氏族志》将皇族列为第一等，陇西李氏的地位无疑一下被提升起来。著作郎贾至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撰成的《百家类例》则更是明确的以陇西李氏为第一。就官方地位而言，北朝时候的四姓要高于陇西李氏，但在唐朝，特别是中唐以后，陇西李氏则要高于四姓。

这个官方地位应有一定的影响，陇西李氏门第第一的说法，在一些记载中可以得到印证。武周时人袁谊为苏州刺史，宰相张文瓘的儿子张沛任州司马，张沛向袁谊介绍新上任的州长史李亶时说：“此州得一长史，是陇西李亶，天下甲门。”结果遭到袁谊的反驳（见《旧唐书.文苑传上》）。唐肃宗时的宰相李揆出自陇西李氏姑臧大房，人很有风度，并且善于奏对，唐肃宗称赞他“卿门第、人物、文学皆当世第一，信朝廷羽乎！”（见《新唐书.李揆传》）。还有李肇的《唐国史补》称酒泉公李义琰（也是出自陇西李氏姑臧大房）的侄孙李稹“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稹而不衔。”

然而，以上的例子并不能说明陇西李氏在士族阶层中的实际地位。前面提到的袁谊是这样反驳张沛关于“陇西李亶，天下甲门”的说法的：“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瞩，始可称举，老夫是也！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禄利；作时柱石，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何可说之，以为门户！”袁谊出自南朝侨姓大族，数代历官显赫，其祖袁朗尝“自以中外人物，为海内冠族”，连侨姓第一高门琅琊王氏亦遭其鄙视。袁谊这番批评所体现的门第观念和袁朗是一脉相承的——尚人物尚家风。这似乎可以视为南朝旧士族对陇西李氏这一官方地位的不认同。如果论人物，有唐一代，陇西李氏姑臧大房未必比得过博陵崔氏第二房。这在后文会提到。

七、博崔赵李

东魏北齐时人清河崔甗曾对范阳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以致权臣博陵崔暹闻而衔之。这句话固然有自夸的成分，但从北朝的实际情况来看，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可能均不在四姓之内（也有人认为四姓指姓非指望）。博陵崔氏在当时被称为“东崔”，高阳王元雍曾欲纳博陵崔显女为妃，宣武帝以博陵崔氏“地望寒劣”而不许。赵郡李氏的情况稍好，因太和以前“人物犹多”而进入五姓，但在太和至东魏这段时期中也明显不如太武帝至孝文帝这段时期显赫，再也没有出过类似于李孝伯一类的重臣。东魏时赵郡李浑曾举行宴会，席间颇酣畅喧哗，但是清河崔甗一到，竟无人敢再说话。可见崔甗在当时士族的心理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反观清河崔氏，太武帝时期的重臣崔浩，权倾一时。国史狱后，崔浩一支虽然遭到打击，但另一支兴起于青齐，并一跃成为太和时期的四姓之一。另外，清河崔氏的家学一直是为人称道的，孝文帝至孝明帝时期的名臣清河崔亮之从弟崔光韶临终前对子孙们说：“吾平生素业，足以遗汝，官阀亦何足言！”而崔甗本人也是“胸中贮千卷书”。由此可以知道博崔赵李为崔甗所不齿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王仲荤先生提出的北朝“崔氏博陵不如清河，李氏赵郡不如陇西”的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应是正确的。

这个情况到了唐代则完全反过来了。博陵崔挺在魏末西入关中的崔孝芬一支的后人崔民干在唐初一度被认为是门第第一（见《氏族志》与《姓氏录》一节），即使在山东士族普遍遭到压制的情况下，这一支依然紧随着皇室和外戚，被列为第三等，居于其余士族之首。据毛汉光先生统计唐代的博陵崔氏有宰相16位，仅次于河东裴氏和赵郡李氏的17位，与京兆韦氏并列。河东裴氏和京兆韦氏都是关中郡姓，在唐初的属于关陇集团；科举考试兴盛以后，他们由于靠近京畿亦占有便利条件。在周齐时期尚被人讥讽的博崔赵李能与之并列，确实算是大的翻身。其中博陵崔氏又以第二房人物最盛，共有宰相5人，这一房的崔楷一支，至晚唐“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见《新唐书.崔珙传》）。赵郡李氏中西祖、东祖、南祖三房均有人物，西祖以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一支最为有名；东祖有李峤、李绛、李珏三相；南祖虽有一部分是后来合谱的，但人物为冠于三祖，宰相有李敬玄、李日知、李藩、李固言、李绅五人。尤其是唐宪宗元和时期赵郡李氏三祖各出宰相一人，有名于同时，当时以为盛事。以上的这些数字，都是唐代的清河崔氏甚至于陇西李氏比不上的（清河崔氏陇西李氏宰相均为12人，其中陇西李氏姑臧大房为6人）。

中国东汉后期至南朝末年在社会上有特殊地位的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

东汉时期，士人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出仕。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门生、故吏为了利禄 ，甚至不惜谄附、贿赂以求固结。大官僚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 ，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 。东汉 后期 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而且世居高位 ，门生 、故吏遍于天下 ，因 而又是士大夫的领袖。所谓门阀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这些特征的家族。东汉时期选士首先看族姓阀阅，所以门阀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照例得到优先。门阀大族是大地主中长期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阶层。当政的外戚、宦官都要同他们联结、周旋。门阀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更具有垄断性，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

汉末 社会 中的世家大族 ，魏晋时称为士族 ，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与这个阶层结合在一起。曹操由于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说来不为名士所尊重，故而一再发布“唯才是举”令，选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但曹操不但没有笼统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强调的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曹操死后，曹丕 在尚未代汉称帝之前，采纳了陈群建议的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里，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多少改变了东汉末年名士品评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

西晋时虽仍袭用九品中正制，但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不能起选择人才的作用，以致于上品无寒族，下品无士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为巩固士族力量的工具。西晋规定高官显爵者各按官品高下占有田地，并在全国范围内以法令形式承认私家依附农民。虽然法令规定免除国家租税、徭役的户数，但在占有大量田地情况下，高官显爵者必然拥有更多超过法令规定的从事劳动的依附人口。在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础上，后汉、曹魏以后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拥有特殊优越地位，形成门阀士族。

西晋亡后 ，在门阀士族的拥戴下 ，东晋王朝得以建立，但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北人士族与南人士族、北人士族中的上层与下层、皇室司马氏与侨姓大族、各大族之间、中央与地方(扬州与荆州)等错综复杂的矛盾。终东晋一朝，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桓玄曾一度推翻司马氏统治，自立为帝，后失败被杀。

南朝宋武帝刘裕从东晋门阀专政、王权弱小、方镇割据的积弊中汲取教训，努力加强皇权，因而南朝世家大族虽然在社会上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未变，不仅拥有大量田地，而且封山占水，实行庄园经济，占有广大田庄山泽和附属于土地上的大量依附人口，但实际军政实权大为削弱，政治权力主要已不在他们手中。南朝士庶之别非常严格，士族通过仕宦途径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形成封闭性集团。士族所居官都是被认为“清显”的职位，一般不理政事。士族中又有高低阶层之分，两者之间一般也不通婚，低级士族担任的某些官职，高级士族不屑担任。侯景之乱使世家大族 遭受 沉重打击 。 承圣三年 (554)，西魏军攻占江陵，俘衣冠士族数万口，驱入长安为奴婢。这是对南方门阀士族的一次沉重打击。在陈朝，无论侨姓士族或江南士族，不仅政治上早已无所作为，社会声望和经济地位也都一落千丈，门阀制度已经没落到徒具躯壳了。
魏晋南北朝由于长期分裂，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导致中国北部地区的汉人向边远地区流徙，在困苦生活中的人们为求生存依照同宗血缘关系结集起来。在此背景下，社会宗族组织开始兴盛起来。留居北方的汉人为应付异族压迫，只好团结族群力量以求自保，这种因素助长了宗族势力的发展。
当时的宗族结构分为皇室宗族、士族宗族、寒门庶民宗族三种类型。皇室宗族的政治与经济权势相比了说比士族宗族优越，但兴盛期比较短暂；而士族宗族则遍布全国各重要州郡，所以对整体社会的影响力比较大。寒门宗族由于无政治特权，内部组织又较为松散，故难以与前两者分庭抗礼。
曹魏时期，实行的屯田制度，对於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曾经起著积极的作用，但到了曹魏后期，由於统治者的贪得无厌和日益腐化，屯田兵和屯田客所受的剥削大大加重，屯田区的土地和劳动人手逐渐被世家大族所瓜分，屯田制已无法再维持下去。到晋武帝时，于公元266年，重令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 完全剥削屯田制度，原来各级农官都变成了郡县守令，屯民都成了郡县所属的编户，也有不少成了世家大族的依附农民。而富豪之家可以依仗特权不用田租，户调。“九品相通”规定：贵族，官僚其官品地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田五十倾，以下依次递减五倾至第九品，仍是一般农民占田限额的十倍。政府规定的这套办法，不但保证了贵族，官僚和世家大族得以合法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力，同时由于被荫庇的佃户和衣食客可以免除政府的徭役负担。自动投身于贵族，官僚和世家大族门下，成为他们的依附农民，於是世家大族的势力更加漫无限制地发展起来。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除了凭借政治势力致显外，亦凭其家学业传世，以维持其社会地位不坠。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使世家大族得以登仕进取之余，又可凭其官职豁免税役。故君统变易仍无碍其政治的优越特权。士族门阀势力的发展使政府更加腐朽黑暗，晋武帝时还可公开卖官， 买职者奔走权门，使士族门阀势力更加扩张。西晋末，“五胡十六国” 时期，许多汉族贵族官僚地主纷纷建立坞堡，虽然这种坞堡对于保持当时社会生产的继续进行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被组织在 堡里的农民所受的压迫却非常残酷，由于这些坞堡有著雄厚的政治和军事实力，所以不管哪一个割据政权当权，都要倚靠坞堡供应粮草，征收赋税和扩充分兵。
北魏统治者不但倚靠坞堡建立基层统治，还吸收大批汉族士族门阀代表中央和各级政府机构做官，这样，原有的世族豪门在比魏统治者的支持下，大肆侵吞农民土地，势力进一步扩大。
魏晋世家大族除坐享其政治权力外，其社会地位也格外尊崇。高门大族，无不慎婚，门户对素，方结姻亲。因为只有严选匹配，方使其宗族恒居富贵之门。由于这些门阀士族独享的优越特权，使其在社会上占有了特殊的地位。
北魏末年军阀混战，以致“恒代而北，尽为丘墟 ， 潼以西，烟火断绝，齐方全赵，死于乱麻。“土地大量荒芜，经过随炀帝的暴政摧残，以及随末战乱动影响，黄河以比，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随书。杨玄感传) “自伊洛之东，暨乎诲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旧唐书。魏征传) 全国一片荒凉景象。
隋朝在统一全国后，先后实行均田制，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改以科举考试选拔用人。但隋唐时期的士族仍凭其强调礼法门风的特征在科举考试中突围而出，故唐代门阀士族在政治上仍占有一定的优势。
到了中晚唐时期，由于政局混乱，先有黄巢之乱，继有五代之分争，社会战乱灾荒甚剧。在这局势下，最受摧残者为衣馆旧族，使历数百载不衰的门阀士族终趋消融。门阀士族的灭亡除社会战乱因素外，尚有贡举观念与官员入仕条件的转变、私门教育之衰落与社会教育兴起诸等原因有关。

半死不活
奄奄一息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的。

半死不活 奄奄一息

　　最典型的就是中古时期的五姓七望，即：崔、卢、郑、王、李，其次是：韦、裴、柳、薛、杨、杜。
　　要详细点了解，请看下文：
　　中国最后的贵族
　　中国历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东汉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于是，在一种感觉上认为：士族政治，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就历史事实看，中国士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一是两晋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时，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仅没有暗淡；相反，却再次奇异地辉煌起来---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光返照”。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汉族士人讲求门第出身，这种影响波及胡人政权，以至于鲜卑建北魏，出于与汉人高门达成政治合作的考虑，亦极重视门第，在孝文帝时代，曾十分隆重地对汉人腹地——“山东”地区的士族进行排名：“魏主（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这里的“山东”（崤山以东），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东、河北大部与河南。在时人眼里，“山东士族”最高门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门了。排姓氏时，陇西李氏担心不在尊位，故乘驼星夜赴洛阳，但到时“四姓高门”已定：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没有陇西李氏。其实，在当时，陇西李氏亦十分显贵，孝文帝定士族，陇西李氏（虽然当时其房支已内迁至“山东”各地）虽未列“四姓高门”，但其李宝一支亦被定为甲族，最终也成“四海大姓”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卢、郑、王名列“四姓高门”，与当时掌握重权的陇西李冲有密切关系：“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特别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冲的推荐。但王家的影响力在北魏时已减退，至唐时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故唐时新“四姓”已为崔、卢、李、郑。
　　崔、李均有两支，所以唐时“四姓”中的崔、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中的哪两支一直为后世所争议。就崔氏而言，曹魏前，清河崔氏的影响力低于博陵崔氏，但自曹魏时起，清河崔氏开始赶超，因至北魏时出现崔宏、崔浩、崔鸿这样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达到顶峰，一举超越了博陵崔氏。当时，清河崔甗对范阳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响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天下第一门户，且整个唐朝，来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来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至于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在北魏时，前者的地位要高于后者，同是到了唐朝，后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时，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并肩前进：“（帝）纳陇西李冲女为夫人，纳崔、卢、郑、王‘四姓’女充后宫。赵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风。世言高华以五姓为首。”有唐一代，赵郡李氏更为显赫，出宰相17人，于世家大族中为最多。博崔、赵李之荣盛，是依整个唐朝而综观的，若按传统理解，唐初时的“崔、卢、李、郑”，仍指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不过，由于自唐起博崔、赵李已正式成为超级豪门，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说法---“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
　　“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贞观中，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当时，太宗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实际上，唐朝皇帝在抑制“山东士族”时是极不自信的，因为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高宗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虽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但受怀疑，且有胡化之风，不为崔卢所重）。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但“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2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8人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但无论是北魏时，还是唐朝时，天下士族，崔氏始终排在第一位，在北魏时代，于中国北方，唯一可于之抗衡的是范阳卢氏，后来的“崔、卢、郑、王”、“崔、卢、李、郑”、“崔、卢、李、郑、王”、“崔、卢、王、谢”，都是崔、卢排在前两位。而郑氏，或排第三，或排第四，始终在“四姓”与“五姓”之内，只有王、李二姓在排列中有变化。综观“五姓”，自北魏至唐的名望与实力，以5分为制：博陵崔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6位宰相）；清河崔氏呈小幅下降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范阳卢氏呈中幅下降趋势，打3分（9位宰相）。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荥阳郑氏呈中幅上升趋势，打4分（13位宰相）；陇西李氏呈持平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赵郡李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7位宰相）；太原王氏程大幅下降趋势，打2分（10位宰相）。唐朝时，虽在“五姓”，但作为郡望——“太原王氏”这几个字的影响力有限，在整体上已大大次于崔、卢、郑、李。原因除了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外，还有自北魏时起就家风不显有关。
　　在唐时，次于“五姓七家”的士族，是京兆韦氏（16位宰相）、河东裴氏（17位宰相）、河东柳氏(3位宰相)、河东薛氏（2位宰相）、弘农杨氏（11位宰相）、京兆杜氏（10位宰相）。前四个为“关中四姓”。而京兆韦氏更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核心成员；河东裴氏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东晋南朝四大侨姓王、谢、袁、萧中的一员，兰陵萧氏累世与隋唐皇室联婚，而成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作为特殊分子，竟出了10位宰相，贯穿唐朝，其力量也不容忽略。
　　依唐时上面诸姓之实力与名望，排名为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兰陵萧氏、京兆杜氏、弘农杨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