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后期那些资产阶级改良派规划修建的工人新村后来都怎样了

1905年

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65年后。
1840年，英国殖民者倚仗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曾经创造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从此陷入战败、求和、割地、赔款的循环噩梦。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从1840年到1905年，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中。中国政府卑躬屈膝，先后与22个国家签订了745个不平等条约，换来的却是侵略者更加疯狂的侵略和掠夺，仅支付战争赔款，就损失白银十几亿两。
1905年3月上旬，日军与俄军在沈阳一带会战，俄军被击溃。奉天会战是近代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陆军战役。此役俄军出动30万人，日军出动24万人；俄军伤亡6万人，2万多人被俘，日军阵亡7万人。日军于3月10日占领沈阳。图为正在燃烧的沈阳城。5月下旬，东乡平八郎统帅的日本联合舰队在对马海峡击溃远途而来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俄军19艘舰艇被击沉，日军仅损失3艘鱼雷艇。对马海峡海战的结局决定了日俄战争的胜负，日本从此确立了海军强国地位。1905年8月20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1905年11月26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初为月刊，后改为不定期出版。其前身是《20世纪之支那》，胡汉民、张继、陶成章、章炳麟、汪精卫等先后任主编。陈天华、朱执信、宋教仁等人撰文。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同改良派刊物《新民丛报》等进行论战。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揭示“三民主义”。共出26期，1908年10月被日本政府封禁。

社会

1905年夏是中国的转折点。事态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战胜了俄国，这件事正发生在中国政府及其革命的反对派都想探索未曾经历过的道路的时候。
1905年和日本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将中东铁路长春至旅大一段转让给日 本,这就是日后俗称的南满，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不承认苏联,对宣言没有接受,因此中东铁路仍被沙俄残余势力控制。
1905年8月20日，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1905年11月26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初为月刊，后改为不定期出版。其前身是《20世纪之支那》，胡汉民、张继、陶成章、章炳麟、汪精卫等先后任主编。陈天华、朱执信、宋教仁等人撰文。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同改良派刊物《新民丛报》等进行论战。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揭示“三民主义”。共出26期，1908年10月被日本政府封禁。

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正式出版

中国电影元年：《发展史》在插页上提供了一张“谭鑫培《定军山》剧照(1905年由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成戏曲片片断)”，这张照片也与文字一样，被之后大大小小讲述中国电影历史的书籍所引用。这一个被有争议地定为中国电影元年，在第11届华表电影节上，主持人说在即将到来的2005年12月28日，我们将迎来中国电影的一百周年。

废除了科举制

100年前，就是1905年，中国在做什么？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是最为震动的大事。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称：“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于是，由此开始，一个贯穿百年的现代化教育在中国艰难地兴起。但是，100年前的中国，不了解世界，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没有100年后如何与世界相处的想法。
1905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正式废除了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进士科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科举制度。从新学堂的兴起到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势头。2005年正好是科举制废除100周年
废除科举制度，捣毁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基础。
科举制度是经历漫长历史阶段形成的，它的形成是历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奴役广大劳动人民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隋帝创立科举是“倡天下读圣贤书考进士及第”的风气。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下读圣贤书，实际上是让天下人去读儒家的“经书”，而这些经书是经过历代诠释者为更好地做忠君的顺民角度去阐释的，尤其是经宋代理学家提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之类，让天下人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已。所以，我们说倡科举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让天下人读书，而在于统治者的“治天下。”所谓“治天下”，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也就是说让读书人中举，走进仕途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从这一点看，我们还可以说科举具有某些积极意义。在科举施行一千多年中，许多读书人本着“匡社稷济苍生”的目的参加科举，的确出了些治世之能臣，为人民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但科举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以科举销尽天下英雄气。”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就是中了科举的“英雄”们，做了官后，帮助统治者奴役百姓，而百姓也成了“顺民”，这样，封建官僚机构便可以正常运转。废除科举，就意味着封建官僚机构的基石被捣毁，封建官僚机构如风雨中的大厦摇摇欲坠了。结果在废除封建制度六年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
废除科举制度极大地冲击儒家学说灌输在国民头脑中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学而优则仕这就是孔子的思想，也成了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本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目的走上仕途。尤其科举制度施行后，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成为他们为获取高官厚禄权势的手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读书人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他们只是闭门死读书，读死书，不学其它的技能，不事其它的行业，多数人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甚至出现了像范进孔乙己式的人物。因无一技之长，到了科举制度后期更有甚者甚至成了无业游民。废除科举后，学而优则仕成了学优而无仕了，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在苦闷、惆怅、无奈之后，为了生计，他们变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学而优则仕”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唐朝，成熟于宋朝，盛行于明朝、清朝。在一千多年中通过开科考试，共遴选了十万进士。这就为封建官僚机构提供了大量人才。废除科举，等于关闭这些知识分子的仕途大门。为个人的出路，为民族的复兴，这些人开始思考个人与民族的前途而去寻找新的出路。其结果，大批优秀人才纷纷走出国门，或到日本，或到欧美，他们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革命救国”的理想，去学习，去奋斗。同时在这批优秀人才中的很多人加入了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并成为主力军，从事“反封建，建共和”的革命活动，同国内的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一道，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经过六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废除无疑成了革命烈火的助燃剂，历史前进的推进器。
废除科举制度，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古国，有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教育的国家。
中国的教育起源于三代——夏、商、周。三代建立的学校分别是校、序、庠。以后各朝各代均设立学校。科举制度施行后，全国办私塾，设学堂，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到了明清，科举制度日趋腐朽，而教育也日渐式微，明朝八股文的出现，严重地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制约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到了清末，许多有识之士，观照西方的文化教育、科学的进步，发出了“科举制度非改不可”的呐喊，终于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了。
废除科举制度启动了现代教育，自1905年后，全国各地新学堂纷纷设立，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6万多新学堂。新学堂引进新的教育理念，吸收西方教育的优点，增设了许多富国强民的学科。新学堂的知识分子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民主，学习现代各种科学与技术。从此中国的教育开始了新的征程，大大地向前发展了。
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极大地推进新文化的传播。
废除科举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出国学习考察，或著书立说，或大量翻译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著作，大量引进西学，因而开拓民众的视野，提高了人民的思想，同时这些知识分子还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后，高扬“科学、民主”大旗，以包容的心态，北大聚集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师，而这些人后来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与领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从1905年到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历时十年左右，可以说废除科举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社会与思想基础，推进了新文化的传播

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政体，从此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革命。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时期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为后来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石。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90年，翻开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书籍，阅读当年革命志士的壮烈事迹，吟咏当年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凝铸的诗文，一种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有力地扣击着人们的心弦。21世纪，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我们必须牢记历史。

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

生活在19世纪的中国是不幸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以来，中国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外来侵略，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血腥镇压义和团，清政府于1901年屈辱地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最终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土大片沦丧，主权旁落殆尽，四亿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20世纪中国在世界处于什么位置？难道中华民族就没有复兴的机缘了吗？中国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出路在哪里？世纪之交，有千千万万的爱国者再思考这些问题。

（一）近代中国新政治力量的出现——资产阶级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开设了一些小型的近代工业，中国农村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也遭到了破坏。古老的大地上，出现了象征近代化标志的近代工业。

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不是从原有的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走的是一条与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不同的道路。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19世纪70年代的兴起阶段，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的初步发展阶段。

19世纪70年代，开始有一部分中国商人、地主和官僚，以官督商办（包括大部分官办、官商合办民用企业）和商办两种形式，投资兴办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洋务派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创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和军事工厂。中国资本主义兴起阶段，在航运、采矿、电报、纺织、铁路、冶炼等行业中的官督商办一类的新式企业，大小计二十多个。机器缫丝业是商办企业里出现最早、发展较快的一个行业，创始者是广东南海县商人陈启源于1872年筹办的继昌隆缫丝厂。两年之后，广州附近即有4家丝厂相继兴办。

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出现，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新兴的阶级，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上层和中下层两个部分，上层大多是大地主、大商人、买办、官僚转化而来的，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下层一般是手工业作坊主和中小商人转化而来。

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大体从1895年至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发展。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使许多人感到发展民族工业已经刻不容缓。近代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也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裕的余地，兴办工厂的丰厚利润也刺激了一部分地主、官僚、买办、商人等进一步投资于近代工业。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兴起，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895年前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发展速度、设厂数量、投资规模远远超过了以前各个时期。甲午战前，中国近代工业的资本总额中，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占主要地位。这时，属于民族资本的商办厂矿的资本总额，已超过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取得了主要地位。1895~1900年，中国设立的商办厂矿的数字和资本总额，分别达110家和1700万元，超过了过去20多年的总数，过去20多年设厂总数不到80家和资本总额仅730万元。

20世纪初，特别是1903年以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潮。甲午战后，民主意识和爱国思想渐入人心，进步的人们越来以“抵制外货，自保权利”来作为筹办企业的口号。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引起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涨，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华的商品倾销和投资活动。自甲午战败以后，接踵又被强加上《辛丑和约》的奇耻大辱，清政府财政空虚，外债扶摇直上。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清政府采取了所谓“奖励设厂”的政策，希望从新型企业中开拓财源。“奖励设厂”政策在客观上对地主、官僚投资兴办近代工商业起了一些刺激作用。

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20世纪初，中国民族工业出现了新的高潮。这次发展的规模、投资的金额、投资的范围都超过了第一次高潮。1895~1913年间，历年设立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厂矿，共计有549家，资本额总计为120288千元。与1872~1894年间相比，历年设立的厂矿家数和资本额都增大了6倍。投资的范围更广，除原有的缫丝业、棉纺织业、火柴业等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外，民族资本还进入了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妆品等行业。1905年，民族工业以“抵制美货”的反美爱国运动为契机，大力发展，抢占商品市场。1905~1908年间，中国出现了设厂办矿的热潮，四年当中，新设厂矿共238家，资本总额达61219千元，超过了初步发展阶段的一半。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同时投资于几个行业或拥有较雄厚资金的上层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上层资产阶级凭借自身兼有的封建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揽有一定的特权，获得中下曾资产阶级不能得到的资本积累条件，形成拥资数百万元的大资本家。这在20世纪初是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

经济的发展，迟早会在政治上产生相应的反映。1905年后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立宪运动走向高涨，就是其中的表现。辛亥革命是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集中表现，没有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就不可能使辛亥革命具备比较更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规模。

（二）20世纪初期的群众反帝反封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上乌云密布，“风雨如磐暗故园”。帝国主义争先恐后、饿狼般疯狂地扑向中国。甲午战败、瓜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处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戊戌变法运动，表现了上层知识分子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民族觉醒，而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更直接表明承受帝国主义侵略重压的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决不甘心默默地忍受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他们拿起武器，反抗外来侵略者。

然而，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不但不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反却大量出卖国家权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镇压义和团的反抗斗争，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清政府成为了“洋人的朝廷”，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在20世纪初年大大激化，显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人们越来越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必须打倒清朝的统治，中国才有出路。革命，逐渐成为广大人民普遍的要求，成为一股汹涌奔腾、不可阻遏的洪流，滚滚向前。

大规模的反帝运动虽被镇压，而分散的、局部的群众斗争，却继续蔓延起伏，反而呈现方兴未艾的情景。1901年，冀中、冀南的安平、深州、安国、大名、新河、广宗等州县，先后爆发了“抗洋捐”、“反赔款”的斗争。这些斗争都利用了“联庄会”的组织形式，并吸收了义和团余众和一部分溃勇，因此形成较大的声势。1902年，冀南广宗爆发了景廷宾领导的起义，华北平原上，“扫清灭洋”运动卷起了轩然大波。

1903年，四川义和团也大举发动，“灭清、剿洋、兴汉”等揭贴，布满了巴山蜀水。1902年4月，资阳红灯教首领李冈中聚众1000多人起义，围攻县城，攻打教堂。接着，斗争的烈火立刻燃遍了四川全省数三十多个州县。起义军到处聚集起来，猛攻县城，直到包围省城成都。1905年2月，川边巴塘地区的藏族人民，聚众三千五六百人，围攻衙署，杀死清朝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烧毁教堂。

“扫清灭洋”、“灭清剿洋”的群众反大反封运动，使“洋人的朝廷”越发颠簸不安，片刻不能稳定自身的统治，本已腐朽不堪的清政府统治，走到了崩溃的边沿。同时，“扫清灭洋”、“灭清剿洋”运动推动了20世纪群众反帝反封斗争新形势的发展。

冀中、冀南的“扫清灭洋”运动和四川红灯教的“灭清剿洋”起义，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反应，分散的、局部的反抗运动，在其他各省和各民族地区，呈现联翩接踵、星罗棋布的局势。斗争的形式有，反洋教斗争，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工人罢工和起义，秘密会社的起事。

1901~1905年的各地反洋教斗争的范围很大，参加的阶层也更广泛。遍及全国的反洋教斗争中，影响较大的几次斗争有：1901~1902年，热河朝阳爆发了邓莱峰领导联庄会反洋教斗争，不认赔款，先后打败教堂、俄军、清军8000余人的进攻；1902年9月，湖南邵阳以贺金声为首，组织“大汉灭洋军”，有20多万人参加。这次反洋教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投身到斗争中，并领导运动，如邓莱峰、贺金声都是有“功名”出身的人在斗争中成为首领。

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在19世纪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进入20世纪初，清王朝赔款山积，捐税浩繁，加上官吏乘机勒索，这种斗争更加频繁，使清政府感到应接不暇，穷于应付。这类斗争由城镇居民发起的，大致以罢市，相约不纳捐税来进行抵制。而由农民发动，或农民参加进来，形成城乡联合的行动，则一般发展为群众暴动，进而上升为武装冲突，给清王朝以较沉重的打击。如1904年江西平乐人民展开的反“靛捐”斗争，对内外反动势力都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截至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虽然还只有80余万人，但由于身受三重压迫，斗争性最为坚强。20世纪初，中国工人争取提高工资，反对延长工时，要求改善生活状况的自发性的经济斗争，已经在社会上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对反帝反封新形势的发展，起来显著的促进作用。20世纪初，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是民变迭起，烽火频传。内蒙、云南、川边、新疆和青海等地少数民族的反帝反封斗争，以各种形式的反抗来谋求解脱内外反动势力加给自身的祸患，反抗斗争使清王朝应接不暇。

秘密会社的起事是20世纪初广大群众反帝反封斗争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流传于南方的天地会（又称“洪门”），北方的白莲教（又称“教门”）是中国秘密会社的两大系统。1903~1905年的广西人民大起义，声势壮阔，反映了旧式秘密会社起事的很高水平。清王朝为了镇压这次起义，不断撤换官吏，调动了湖南、湖北、安徽、云南、贵州、广东、广西七省的大军入桂会攻。起义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

进入20世纪后，帝国主义仍然没有停止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沙俄侵占东北，英国入侵西藏，日本强化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加强对台湾人民的镇压，是当时举世注目的事件。这些必然 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东北义军抗俄，西藏军民抗英，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主义奴役的斗争，属于20世纪初全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新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族人民的反帝武装斗争，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短兵相接、血刃相加的搏斗，是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进行的义战，他们的行为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他们再接再厉、顽强不屈的精神，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20世纪初年的群众反帝反封斗争，虽然都遭到了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疯狂镇压，但这种斗争的新形势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成长，以及他们从事的政治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教育并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更重要的是，下层群众自发反抗斗争中一些重要的骨干分子，以后直接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或给予了他们有力的帮助，成为他们发动历次武装起义的重要依靠力量。

（三）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群众反帝反封斗争需要有一个新的社会力量来领导，才能开创出新的历史局面。在中国无产阶级没有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之前，这个历史重担自然就落到了中国资产阶级身上。

正规地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开始，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走上了中国历史舞台。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一家贫苦农民家庭中。12岁以后，在国外和香港受过十多年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1894年，孙中山大学毕业后两年，终于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1893年，孙中山以最优等第一名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在澳门镜湖医院当医生，又开设药局。第二年，孙中山回到广州行医，并开设东西药局。这年冬天，他在抛开医生和药房的业务，跑回翠亨村，闭门十余天专心写作，草撰了上李鸿章书的初稿。然后，和同乡陆浩东一起到上海，经郑观应引荐给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润色定稿。接着，郑观应和王韬分别写信给李鸿章的幕僚盛怀仁、罗丰禄，为孙中山疏通投见李鸿章的门径。1894年6月，孙中山抵达天津，向罗丰禄呈递《上李鸿章书》。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试图通过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四纲的实现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孙中山满怀信心地向李鸿章上书，然而却事与愿违。此时，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根本无暇考虑这些改革的建议，仅答复：“打战完了，以后再见吧！”这样，孙中山没有见到李鸿章，只好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天津，然后游历了北京、武汉等地，回到上海。

1894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正在北京的孙中山所目睹的情况是，辽东烽火告警，北京却宴安生平，为慈禧60大寿庆祝活动所布置的点景，正在加紧施工。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孙中山已经认识到，通过上书言事的道路，依靠清政府是无法救民众于倒悬的。从此，孙中山毅然决定用革命手段倾覆清廷的腐朽统治，走上了反清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创立了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并义无返顾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1894年10月，孙中山满怀革命激情从上海乘轮船经日本来到檀香山，进行创立革命团体的活动。经过孙中山的积极宣传，檀香山的许多华侨也痛感由于祖国衰弱自己在国外所受到的凌侮，希望祖国能富强起来，惟一的途径就是推倒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彻底改造旧中国。于是，许多华侨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给予资助。1894年11月24日，经过孙中山的积极努力和广大华侨的支持，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兴中会的章程中充满了强烈的爱国情绪，大声疾呼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入会的誓词中，更明确地提出政治目标是要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政府。

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了达到兴中会的政治目标，孙中山团结香港、广州一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重要依靠秘密会党的力量，先后组织了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00年的惠州起义。

1895年1月，孙中山为回国策动武装起义，由檀香山启程，经日本来到香港。2月21日，孙中山约集反清革命同志陆浩东、陈少白等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香港兴中会总会的成立，为发动武装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随后，孙中山与陆浩东、郑士良等人来到广州成立兴中会组织，先后加入兴中会的人数达数百人。檀香山、香港和广州三处兴中会的建立，坚定了孙中山进行武装斗争的信心。

1895年3月13日，孙中山和杨衢云等人在香港兴中会总部开会，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初步拟订袭取广州的计划，试图在广东独立，然后向北进军，把推翻清政府作为最终目标。1895年秋，起义的筹备工作大致就绪，孙中山与杨衢云、陈少白等人在香港开会，决定于10月26日（阴历九月九日）重阳节起义。但由于革命党内部发生争权纠纷、内部告密泄露起义的准确消息和杨衢云未能按计划行事等原因，起义只好推迟。两广总督派军在广州进行大搜捕，在起义机关搜出一些旗子、武器、制服和斧子。陆浩东被捕，英勇就义。孙中山于27日晚上乘轮船逃出广州，经澳门于29日到达香港，至此，经过半年多时间密谋的广州起义失败。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陈少白、郑士良同赴日本。11月12日，孙中山抵达神户，当地日报以“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为题报道。此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逐渐被国人所注意。广州起义虽然没有能够成功地举行，但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武装反清的第一次壮举彪炳于史册，它是此后延续了16年之久的一系列推翻清王朝武装斗争的开端。

历史在前进，人民在觉醒。导致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严重民族危机，依然在不断激发，这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爱国救亡运动必然要一浪高过一浪，继续向前发展。甲午战后，大批地主、官僚、商人投资近代工商业，形成了资产阶级的上层。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通过政治上层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也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后，5月2日，正云集北京应试的举人推举康有为起草，1200余人连署，向皇帝上书。“公车上书”在清朝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书稿很快流传开来，在社会上影响巨大。“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继续留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开设强学会，宣传变法。在改良派维新变法运动的推动下，清朝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光绪皇帝借着西太后表面允许他“亲政”的机会，在1898年6月11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接着，又连续颁发了许多诏书，预备自上而下地实行一些改良。从光绪下诏变法，到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的失败，给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沉重的打击。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却从戊戌变法的失败和以后的事实中吸取教训，思想上跨前了一大步，开始觉醒起来，进一步抛弃了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坚定了革命的道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积极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

正当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积极准备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时候，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孙中山决定把握这个有利时机，加紧在广东策划起义。1900年7月16日，孙中山抵达香港海面，接到香港警署的通知，5年内不准他在香港逗留的驱逐令还没有到期，无法登岸。7月17日，孙中山在轮船上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在惠州起事，准备发难后沿海向福建推进，孙中山自己到台湾等候，等起义军打到厦门，他就携带枪械弹渡过台湾海峡，亲自督师。

10月6日，三会合首领黄福率领80人夜袭沙湾，打响了惠州起义的枪声。第二天，由于枪械不能从香港转运，郑士良按照孙中山的命令在沙湾扩编军队，当地群众对起义军表示支持，有数千人参加了起义军。郑士良挥师北上，攻占离惠州不远的镇隆，缴获枪支700余件，随后向东进军，几次打败清军。到10月21日，起义军抵达三多祝时，已经发展至两万多人，声势大震。但当时起义军的后方接济已逐渐发生困难，特别是弹药缺乏成为严重的问题。孙中山试图依靠日本支持从台湾接济军火的计划有落空，起义军无法继续抗击清军的围剿。在紧急关头，郑士良果断命令解散队伍，大多数起义者返回家乡，郑士良、黄福等人突围逃至香港，惠州起义失败。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多年来不屈不挠地革命斗争，给正在黑暗中寻求拯救祖国的有识之士指明了一条道路，对他们产生了不可抵抗的强大的吸引力。惠州起义，起了重大的革命宣传作用。革命派几经迂回曲折，终于从狭窄阴暗的甬道中走出来，豁然开朗，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时期，革命风潮自此萌芽。

二．近代中日法律改革的进程 近代中国和日本法律改革的进程很耐人寻味。虽然所采取的手段很相近，但日本的改革脉络清晰、稳扎稳打，而中国的改革则起伏颇多、缺乏系统性。对比两国法律改革的进程，我们能够进一步理解两国法律改革何以拥有完全不同的结局。 （一）近代中国法律改革的进程 近代中国的法律改革分为清末和民国时期两个阶段，前后相衔、各具特色。 1. 清末法律改革 清政府正式下诏变法是在1901年，但准备工作尤其是文化准备，早在19世纪后期即已开始。改革的步骤大致如下： 首先，引入西方法律文化。引入西方法律文化的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翻译、介绍西方法律书籍，这是引入西方法律文化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途径。甲午战争前，从事翻译介绍工作的主要是在华英美传教士和洋务派，介绍的重点主要是国际公法方面的知识，以适应收回治外法权活动的需要。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成了翻译介绍西方法律文化的主流，介绍的内容扩展至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各个法律部门，目的已不仅在于求得谈判桌上的点滴胜利，而欲全面引入西方法律文化，彻底改革落后的封建法制，走日本维新强国的道路。正如梁启超所言：“夫政法者，定国之本也。······故今日之计，莫急于改宪法。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等书而译之。”[11] 二是创办翻译出版机构、报刊杂志等传播媒介。在创办翻译出版机构的事业中，洋务派和改良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洋务派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出版了《万国公法》等大批具有深远影响的西方法律书籍，为西方法律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清廷为预备立宪而设置的修订法律馆虽然出现晚，存续时间短，但由于主持者沈家本深具革新意识、谙熟中西法律文化的特性，坚持“参酌各国法律，首重翻译”的指导思想，加上清廷的支持，广招欧美和日本留学生，翻译了大批外国法律文献[12]，为修律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国内外创办的各类报刊杂志也是传播西方法律文化的重要阵地。这些中国早期的报刊杂志，或辟有法政专栏，或定期刊载介绍、论述西方法制的文章，是当时国人了解西法的主要窗口。三是派员出洋留学考察、创办法律学堂、聘请外国法律专家来华讲学。海禁大开以后，清廷不仅派员出国考察法政，还允许官员自费出访考察，并派遣留学生学习法律。随着中西交流的增多，国人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兴趣日浓，自费出洋学习法律或亡命海外的青年学生专攻法律逐渐成为一种风气。1905－1906年，清廷为预备立宪而派遣载泽等五大臣出使欧美，考察各国宪政，成为有清一代官方主动接近西方法律文明的少有壮举之一。修订法律馆成立后，为培养研究和执行新律人才，又建立京师法律学堂，聘请欧美和日本法律专家讲习法律，使学生不仅了解中西现行法律，也了解中西法律的沿革和精髓[13]。通过上述活动，西方法律文化逐渐在中国传播，为法制的改革打下思想文化基础。 注释: [1]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一支以美国1/4的海军力量组成的舰队来到江户港，交给日本政府一封美国总统费尔摩尔致日本天皇的信件，强迫日本开港。幕府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被迫打开国门。史称“佩里叩关”。 [2] 转引自《一六00――一九一四年的日本》（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张荫桐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 [3] 陈鹏生、何勤华《中日法律文化近代化之若干比较》，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2期。 [4] 转引自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第87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5] [日]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第78页，邹有恒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6] 转引自曾宪义《清末修律初探》，载《法律史论丛》第三辑。 [7] 参见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第二、三章，马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8]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9] 《福泽谕吉自传》第179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0] 参见江秀平《走向近代化的东西方对话》第2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 梁启超《变法通议书》。 [12] 云岭在《清末西方法律、法学的输入及影响》（载《法律史论丛》第三辑）一文中统计，修订法律馆翻译了“包括法、德、荷、意、日、俄、比等国的刑法、民法、刑诉、民诉等三十四部”外国法典和单行法规。 [13] 据《大清光绪新法令·修订法律大臣订定法律学堂章程》载，京师法律学堂三年所修科目中，第一年就包括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罗马法、法学通论、历代法制沿革等课程。 [14] 参见曾宪义前引文《清末修律初探》。 [15] 参见北京图书馆等编《民国时期总书目》。 [16] 参见前引《民国时期总书目》。 [17] 展恒举《中国近代法制史》第21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18] 参见武树臣等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第9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出处:何勤华主编《法律移植与法的本土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区别：①社会背景不同。日本方面－人民反抗持续而猛烈，新兴的阶级力量相对较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较大分化；中国方面－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比较强大。
②领导力量不同。日本方面－中下级武士拥有较大武装力量，通过武装倒幕，使天皇掌握实权，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中国方面－改良派不能发动群众，寄希望于毫无实权的皇帝，虽颁布了一系列措施，但根本无法实施。
③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方面－明治维新期间，世界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争夺殖民地的高潮还未形成，西方列强正加紧侵略中国，客观上也为日本发展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方面－维新变法期间，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迫切需要开拓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掀起了瓜分了中国的狂潮，在这样的情况下，变法图强，为帝国主义所不容。
④结果不同，日本方面－明治维新获得成功，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方面－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变法失败，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相同点：①都是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进行的②都是资产阶级发动的③都促进了思想的解放④都准备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

中国是戊戌变法。日本是明治维新。性质，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结果，中国戊戌变法失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

高中生吧？把历史书上的那些点答到就行了！以书为纲！！

资产阶级改良派:戊戌维新变法
资产阶级立宪派:参与清末新政的实施(主导是清廷)
资产阶级革命派:辛亥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些尝试都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