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和林则徐有相似的经历和仕途，为什么他们的历史评价这么不一样

蒋廷黻先生评价：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

虽然，琦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后又赦免了他，使他作了一任陕甘总督，一任云贵总督。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林则徐虽同有此病，但林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

人物简介：

琦善生于满洲贵族家庭，祖上恩格得理尔，以率众投附有功，封一等侯爵。琦善世袭一等侯爵，父成德，曾任热河都统。嘉庆十一年（1806年）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由正五品的员外郎候补。嘉庆十三年（1808）正式补官。

嘉庆十九年，出为河南按察使，历江宁、河南布政使。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升河南巡抚，被褫职以主事衔留办河工。历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东河总督、成都将军等职，期间曾因治水失宜而被革职但开复特快，1831年迁直隶总督，1836年授协办大学士，1838年擢文渊阁大学士。

1838年8月至11月，在天津起获烟土15万余两。1840年8月30日，琦善赴天津，1840年9月28日－12月4日期间，奉旨接替林则徐担任两广总督。全名为“总督两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的该官职，是兼辖广西地区的广东、广西两省之最高统治者，亦为清朝封疆大吏之一。

评价如下：

从琦善本心上看，他没有恶意卖国的动机和行为。希望能以自己的方式和策略达到驱逐外夷的目的，至少是能减轻损失，寄希望于将来，琦善本人的确已意识到中国面临种种危险，且外夷来华问题的性质似乎已不同以往，但这种认识囿于时代背景和个人智识的缺乏。

琦善虽有部分能探知新时代的敏锐触角，但是在政治才能和外交智慧却未突破封建传统智识的藩篱，导致其目光的前瞻性和视野的广阔性受到限制。

就爱国热忱而言，琦善并不输于林则徐或当时的其它爱国士大夫及官员，在他的奏折、言行中，也时时体现了自己对国家前途和战争形势的忧心忡忡，但最终得到的结果却离初衷失之甚远。

后世评价

陶元珍指出“琦善在外交方面应受责备的地方似乎比值得称赞的地方还要多”。他对政府缺乏起码的诚实，对外人“不免卑屈”，对敌方的认识除了船炮的利害而外是“一无所知”，对汉奸式或烟棍式的人物鲍鹏“根本就不该用”。“琦善之未能坚持烟禁便是琦善外交的失败”。

蒋廷黻先生评价：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

虽然，琦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后又赦免了他，使他作了一任陕甘总督，一任云贵总督。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林则徐虽同有此病，但林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