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明朝天启年间四川奢崇明造反(奢安之乱)，明朝中央是否派过一位姓张的将领带兵协助四川平叛

土司制度从唐朝实施的羁縻制度延续而来，到元朝完善为土司制度，它是中央政府在西南边陲进行统治的一种手段。土司们在形式上服从于中央，并承担一定的义务，在当地则相当于一个个独立王国，享有自己的特权。

随着明清时期中央集权的强化，土司制必然与集权制产生冲突。“改土归流”就是废除世袭的土司制，改为中央任命的流官制，从而在西南地区实现真正彻底的统治。

说到改土归流，我们知道是在清朝雍正时期大力推行，并且在雍正九年得以实现。

反映改土归流的油画

不过呢，功劳也不全是清朝的，从明朝开始，皇帝们也从来没有放弃废除土司制度的努力。

在永乐时期，朱棣平定贵州的思州和思南两个宣慰司叛乱后，就没有将其恢复，而是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加以统治，土司世袭制度从此在这里不复存在。

成化十一年，云南镇守太监钱能因私自更改安南入贡线路问题引发边境骚乱。此后安南派兵交涉，借此机会，成化二十年，明朝在蒙自筑城。弘治十六年设流官，正德八年废除安南长官司，设千户所，蒙自成功改土归流。

显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明朝也念念不忘改土归流，加强统治。

到了万历二十四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万历皇帝派兵征讨，这就是万历三大征里的“播州之役”。

播州地处贵州、四川、湖南之间，山高地险，从唐末开始，它就一直处于杨氏家族的实际控制下，明朝受封播州宣慰司使。

杨应龙被平定后，朝廷没有在当地再设立土司，而是将播州土地拆解成遵义府和平越府，分别划归四川和贵州管辖，延续700多年的杨氏土司势力就此宣告灭亡。

借着战争的机会，明朝将播州改土归流，赢得了一片叫好。

“从此四封千里，尽入皇图，尺地一民，尽归王化，三省永无狗吠鸡鸣之警，四海逆折凭山啸泽之奸。”

二十一年后——天启元年（1621年）。

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和贵州水西宣慰司安位的叔父安邦彦先后发动叛乱，这就是“奢安之乱”。

与140多天就被平定的播州之乱相比，奢安之乱从天启元年开始，直到崇祯十年才被彻底平定，前后持续了17年，其中大规模交战的时间将近9年，持续时间远超播州之役。

播州杨氏，虽然号称“地方二千里，民悍而财富”，但在悍然发动叛乱后，仅仅维持了两年，真正交战的时间更短。

作为西南众土司里实力最强的一股势力，杨应龙的速败，一个重要原因是孤立无援。

他起兵后，周边土司没有和他一起参与叛乱，反而响应明朝征调，派出土兵一起参战，孤立无援的杨应龙无法抵挡。

到了奢安之乱，明显可以看出奢氏和安氏两土司在战略上的改变。他们使用了能使用的各种手段，不顾一切拉拢其他土司一起叛乱，

“分头行贿邻司，招凶纳叛”，“由乌蒙、芒部去建昌借兵”，“又将孩子剃头作挖去，差人约反诳示诸苗”。

又散布谣言，“朝廷起兵，几苗府一同要征”。

奢氏和安氏长期以来有着姻亲关系，始终有联络沟通。奢崇明在四川发动叛乱后，安邦彦很快就在贵州起兵响应。

在他们领导下，“四十八支及他部目把安邦俊、陈其愚等，蜂起相应”，贵州、云南、四川乃至播州残余的土司势力纷纷相应，明朝的兵部尚书赵彦叹息：“乌蒙、芒部与安效良、奢崇明为安酋所饵，合四省之土司以抗我，我独以孤军撑持于危难中”。

所以，奢安之乱，不仅仅是奢氏和安氏两家土司的叛乱，而能够看做是西南众多土司的集体叛乱，它遍及多省，又是主场作战，明朝要讨平他们，极其费事费力。

奢安之乱爆发的原因，通常认为是明朝官员的腐败和土司们的个人野心。不过，还应该看到，明朝平定播州后的改土归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话说回来，除了奢氏和安氏土司，西南其他大大小小响应奢安的土司力量，难道就这么好骗，给点小利或是散播一些谣言，就能罔顾后果，不顾一切跟随奢安起兵吗？

奢安的拉拢手段只是其一，明朝攻灭播州杨氏后采取的改土归流政策也是众土司决意一搏的另一要素。

土司这种存在，表面上听朝廷的号令，可以看作是帝国内部的人，实际上却拥有自己的独立王国，这种势力根深蒂固。明朝与西南土司的关系，从开始就不是那么和谐，彼此存在着合作、防范和猜忌。

如果把土司们看作是一个个军阀，可能更容易理解一点。军阀们有自己控制的地盘，有自己的军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央政府的节制。但哪个大一统王朝，也不愿意一直容忍军阀的存在，对帝国政府来说，只要有机会、有力量，就要想法子抹去这些军阀，把土地纳入自己直接统治之下，比如明朝平灭杨氏后所做的那样。

明朝对待这些土司的政策，除了沿用唐宋延续下来的羁縻政策之上，也在不断寻找时机进行瓦解和吞并。

比如明英宗时期的麓川思氏土司，势力庞大，明朝在洪武年间出兵将其击败后，由于天下尚未完全平定，没有实行改土归流，采取了“析麓川地”的策略，在原本麓川的属地上划出五土州府和五长官司进行控制。

周边的土司得到了实际的好处，后来麓川思氏再次强大并反叛，明朝派出王骥三征麓川，征调了不少西南地区的土司兵参与作战，这些土司有实际好处可拿，当然也乐于出兵，帮明朝打仗，相当于帮自己打仗。

果然，思氏被击败后，麓川的土地被瓜分，木邦、孟密等土司都得到不少好处。

这是对大土司的分化瓦解。

播州杨应龙叛乱被剿灭后，明朝改变了政策，不再在原地设立土司，而是直接把播州拆解，并入自己直接控制的省份。

播州土司被事实上消灭了。

对于明朝的这一招，土司们相当不满意。

站在土司们的立场上来考虑，这其实也不难理解。都是世代统治的世袭制，看到播州杨氏的结局，难免会兔死狐悲，谁也说不准继杨氏之后，下一刀要砍到谁的头上。

在奢崇明看来，下一刀很可能就落到自己头上。

奢崇明是永宁宣抚使司，他这个职位，得来不易，几经周折，为此闹得奢氏家族内部大打出手，并击败前来干涉的官兵。

直到万历三十一年，奢崇明才被“送之永宁，（奢）世续遗之毡马，许出印给之。”

此后，与奢崇明争夺职位，躲避到永宁宣慰司的奢氏其他族人由于交出印信的问题，又和明朝的官员发生冲突，发兵交战。

这档子事，已经从万历九年奢效忠去世开始，闹腾到了万历三十五年。

奢崇明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四川官府要他发兵攻打永宁，贵州官府却不许他这么做，更有吃了亏的官员时时号称要“改土归流”，像播州杨氏那样，一劳永逸解决永宁这个麻烦。

改土归流并不是说说，之前播州杨氏的灭亡已经让土司们看到了活生生的例子。如果不是有这个原因，奢崇明也未必有胆子，敢于在天启元年借援辽之事和四川巡抚徐可求发生冲突的机会，举兵叛乱。

明朝的态度，其他土司也都看在眼里。

所以，在势力最大的奢氏、安氏起兵之后，其他大大小小的土司群也蜂拥而起，加入了对抗中央的行列。

天启元年（1621年），自请调马、步兵2万援辽，派遣其婿樊龙、部党张彤等领兵至重庆。九月十七日，奢崇明起兵杀死巡抚徐可求等军政官员20余人，发动叛乱，占据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今属贵州省），建国号“大梁”，设丞相、五府等官。尔后，奢崇明、奢寅率军数万分道向成都进发，先后攻陷富顺、内江、资阳、简州（今四川简阳）、新都、龙泉（今四川成都市东南附近）。 十月十八日，包围成都。时成都守兵只有2000人，布政使朱燮元急调石柱宣慰司（治所在今四川石柱县）、龙安府（治所在今四川省平武县）等地官军入援，同巡按御史薛溥政等分门固守。明廷升朱燮元为四川巡抚，调派杨愈茂为四川总兵官，入川平叛。石柱宣慰使秦良玉（女）遣弟民屏，侄翼明等率士卒4000人进驻南坪关（今四川南川西南），扼重庆叛军归路，又分兵守忠州（今四川省忠县）。秦良玉自统精兵6000沿江西上。贵州巡抚李标派总兵张彦芳、都司许成名、黄运清等援救四川。从十月至十二月，大小百余战，消灭叛军1万余，先后收复遵义、绥阳、湄潭、桐梓、乌江（今均属贵州省）等地。叛军方面，奢寅在成都造云梯和旱船（吕公车），日夜攻城。秦良玉等各路援军到达成都以后，与登莱副使杨述程、安锦副使刘芬谦大败叛军于牛头镇，收复新都。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二十九日，朱燮元以叛军将领罗乾象为内应，又遣部将设伏诈降，诱崇明至城下，再败其军，罗乾象投降，成都解围。官军乘胜追击，先后收复资阳、内江、简州、泸州等40余州县，奢崇明父子退往永宁。五月二十三日，诸军进逼重庆，秦良玉率秦民屏夺取二郎关，总兵杜文焕破佛图关。川东兵备副使徐如珂亦击退奢寅所遣周鼎援军数万 ，歼敌万余。二十八日，收复重庆，杀死樊龙和张彤。此后，双方屡战于建武（今四川省大坝西、兴文南）、长宁（今四川省珙县东）、珙县、宜宾、遵义一带，互有胜负。
天启三年（1623年）春，朱燮元吸取了“我以分，贼以合”因而未能彻底平叛的教训，决定集中兵力，直捣永宁。设疑兵于纳溪，佯为进攻，而暗中集中主力于长宁，进兵永宁，官军与石柱士兵连战皆捷。四月，克永宁。五月，克蔺州(今四川省古蔺)。崇明父子率余部败退水西龙场（位于四川省叙永县东南，今属贵州省），联合贵州安邦彦，分兵犯永宁、遵义，被川军击退（参见永、蔺、尊之战）。四川总兵官李维新、监军副使李仙品、佥事监军刘可训等，统率各将，分5路进兵龙场，擒获奢崇明妻安氏、弟奢崇辉及叛军大学士、经略、丞相、总督等文官武将多人，斩首1000余人（一说万余人），奢崇明父子俱受伤而逃，平叛战争宣告结束。明廷令废水宁宣抚司，设道府治理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