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之岳的真实身份是怎样的

少年得志 “十二能人”
1894年8月，吴石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螺洲吴厝村（今福州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1911年，吴石与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他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前后受业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吴石被称为“保定军校状元”，他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总是全校第一；1929年，吴石以福建省军事参谋处处长的身份，受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指派，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成绩也都名列两校第一，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1934年，吴石毕业回国后任参谋本部厅长，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特地每周召见吴石一次，详细咨询，深深嘉许。
1940年初，吴石重见相隔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
吴仲禧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几年里，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局面。
吴仲禧后来回忆说：“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不满独裁　倾向革命
1940年底，吴石因在桂南会战中组织一场关键战役，取得大胜，获好友白崇禧推荐担任抗战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第四战区位于中越边境，一个偶然的机会，吴石还救了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的性命。1942年底，广西镇边县政府来急电给四战区，说是抓到一个像日本间谍的越南人，要求就地枪决。吴石下令先送到柳州四战区长官部来，经多方了解，他得知这是越共知名人物胡志明。吴石认为共同抗日不分国家不分党派，对胡志明以礼相待，让他在柳州长驻，还出面促进越南各个党派在柳州组建民族同盟会，协助举办了军政干部培训班，动员大批越南青年来柳州学习。
1944年，日军大举进攻湘桂，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吴石一再电请当局增调重兵，但国民党中央军与桂系军队历来不合，当局为了北扼共党，南灭异己，不发一兵一卒。中央军与桂系下达的军令还时常出现矛盾，令军队无所适从。最终吴石所在军团大溃退。当时天气极冷，百姓拖儿带女，在桂黔公路上颠沛流离，上有敌机轰炸，后有日寇追兵，大批难民死在逃难途中。
看到这一切，吴石第一次对自己效忠的“党国”产生怀疑，他对家人说“我再也不干了！”愤而辞去第四战区参谋长之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吴石随军队接收上海，在接收过程中，一面亲见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一面目睹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后来吴石回到南京，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蒋介石一味重用嫡系军官，哪怕他们在抗战中屡战屡败。吴石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却无缘军队实权，这让他更加苦闷。
吴石彻底失望了，他常慨叹：“国民党不亡没天理！”毫不避讳是否有旁人听见。后来这句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蒋询问总统府参军处少将李以劻，吴石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
抗战后吴石开始收听解放区广播，还让已经上大学的儿子吴韶成帮忙记录。据吴韶成回忆，当时国防部分给吴家一套房子，隔壁就是毛人凤家，但父亲对自己的“亲共”行为并不刻意掩饰，行为坦荡。
吴石很早就对中共有好感，并与共产党人交往。1938年8月，吴石在武汉会战期间主持“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专门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去讲游击战争。吴石的同乡、保定军校同学吴仲禧，卢沟桥事变前夕就秘密加入中共做情报工作，另一位至交何遂，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事变后一直积极帮助共产党。这两位好友的思想和作为，对吴石影响很深。
1947年4月，经何遂介绍，吴石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他与共产党正式建立联系。吴石那时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以何家为中转站，递交给华东局。
巧妙周旋　留存档案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服务。吴仲禧到南京后见到吴石，吴石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 “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挚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李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为尽快送出情报，他托病回南京就医，赶到上海把上述情报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作了报告。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稍前，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
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5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台湾。紧接着的一天，吴石又下达“死命令”，当晚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黄是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
1949年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吴石说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吴石坚定地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共即日赴台。15日上午，他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原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意见而行。”次日凌晨吴即携眷飞台。两天后福州解放。王强即在黄、刘两位前辈认可下，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了解放军。
身陷孤岛　心系统一
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是“密使1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先后失利。这两仗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解放军敲响了警钟。解放台北比原先预计的更加困难了。
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
1949年11月27日，朱枫从香港抵台，即与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老郑”（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朱枫来到吴石将军的寓所，从他手中接过全是绝密军事情报的缩微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外，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
几天后，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其中，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主席。当毛主席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有关领导：“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毛泽东激动之余，还赋诗一首，并嘱咐一定要传到那边（指台湾）：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叛徒告密　从容就义
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供出朱谌之是华东局的特派员。此时，朱谌之在台湾的任务已经完成，打算动身离开台湾返回上海。在她被捕的两星期以前，她还托一位富商朋友带信回上海家中，信上只有七个字:“凤(朱谌之原名朱桂凤)将于月内返里”，她期盼已久的回上海和亲人团聚的梦想即将实现。她还不知道“老郑”已经被捕。
1950年2月2日，吴石派遣副官聂曦紧急约见朱谌之，告诉她化名“老郑”的地下党工委书记蔡孝乾已经被保密局抓获，供出了特派员就是朱谌之。当局随时都可能对她下手，情况万分紧急，她必须立即转移。
朱谌之迅速离开住所，按吴石的建议转移到了阿里山大酒店。临走前只来得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告知有急事需要离开。此时，台湾的空中、海上航线已被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在4日飞往舟山群岛定海机场。1950年2月4日傍晚，朱谌之拿着吴石冒险签发的一张《特别通行证》，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准备伺机乘船前往上海。
与此同时，吴石的身份也暴露了。保密局从蔡孝乾的笔记本上查见有吴石的名字，一开始仍仅是怀疑。所以，毛人凤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只略提及。而毛人凤在向参谋总长周至柔汇报时则较为详细，周至柔令毛人凤先侦查求证。专案小组组长谷正文少将前去拜访吴石夫人王碧奎，谎称自己是吴石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的老部下，以关心为幌子，套出吴石曾会过朱女士的消息。蔡孝乾也供出吴石与朱谌之多次见面。毛人凤不敢怠慢，立即呈报蒋介石。
蒋介石遂令周至柔马上调查吴石。在搜查吴宅的过程中，查到了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的《特别通行证》。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谌之的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立即下令逮捕吴石、朱谌之。
朱谌之到了舟山以后，正值国共两军隔海对阵，战争气氛紧张。舟山本岛有国军四个军军部驻屯，岗哨密布，特务四出。朱谌之于是装病，住进沈家门私立存济医院。因为医院人员流动大，也不需要出示户口，便于掩饰身份。但即便如此，无处不在的特务还是找到了她的下落。1950年2月18日，朱谌之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舟山防卫部稽查处处长庄心田逮捕，此时她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
在舟山沈家门羁押时，朱谌之从皮衣夹缝中掏出金链、金镯，分4次把二两多重的黄金吞服自杀，但最终自杀未遂，被押解回台湾，与吴石一同受审。在狱中，朱谌之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
1950年的6月10日，马场町刑场，台湾宪兵队全副武装的宪兵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从车上下来，四个人被强力一字排开跪下（与吴石和朱谌之一起就义的还有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
时针指向十六点三十分，宪兵队长一声令下，枪声齐响，四个人同时向前扑倒。四名执勤的宪兵又趋前各补了一枪，执行完毕。而后记者来到行刑地开始拍照，很快这组照片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死要见尸（吴石在台湾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多次参与重要军事战略部署，所以对吴石案，蒋介石可以说是无比的震惊和愤怒，全程亲自督办）。
1950年4月8日“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上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的始末。
吴石被害后，国民党保密局派人连日搜查他的住所。但在清理这位当时的“国防部”参谋次长的个人家产时，仅查出一根金条，称重四两。连负责搜查的国民党特工也不无感慨：这么大的官，太不值得了！
1973年，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接见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时曾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提到两位，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一说为张镇）。
吴石夫人王碧奎一起被捕，判刑9年，吴石将军在遗书中表达了对夫人的无限思念：“余与碧奎结婚，壮年气盛，家中事稍不当意，便辞色俱厉，然余心地温厚，待碧奎亦克尽夫道，碧奎既能忍受余之愤怒无怨色，待余亦甚亲切，卅年夫妇，极见和睦，此次累及碧奎亦陷羁缧绁，余诚有负渠矣……思之不禁泪涔下矣！”
吴石的夫人后来获释出狱，定居于美国，她病逝后，在世纪之交的一个日子里，其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合葬于京郊福田公墓。

“进步青年”沈辉竟然还真是个极为老练的特务。他的真名叫沈之岳，浙江人，在杭州读中学时就很反动，在浙江警官学校学习时加入国民党。1932年，他经特务头目叶翔之介绍，进入戴笠领导的军委会特务处（军统的前身），主要在上海的几所大学里以进步学生面目出现，进行特务活动，破坏过光明读书社等中共党外围组织，是戴笠心目中的干员。沈之岳善于伪装，又读过《向导》、《社会主义ABC》等马列书刊，自学过俄语，又通晓英语，枪法也很准，自认为文武双全。 抗战前，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他父亲与肖致平虽认识，却并非什么世交。那么，肖致平教授何以承认这个说法并且让化名沈辉的沈之岳随同自己去延安参观访问呢？是不是肖致平有意而为之？由于年代久远，这已成了悬案，以至于前些年海外有报刊指出肖致平有两重性，他与军统上层有过一段暧昧的令人生疑的关系，没有他的帮助，军统大特务沈之岳是很难进入延安的。沈之岳设法冒险潜入延安，是为了执行伺机谋杀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绝密使命。他为此作了周密的准备，还向他的直接上司、军统驻陕坝工作站站长毛人凤立下军令状，表示他只要潜入中共严密控制的延安，定然不会失手，他将相机行事，力争刺杀行动成功，作为对党国的报答。毛人凤是戴笠安插在陕西的心腹，他表面是户县政府的书记员，沉默寡言、敬职本分，实际上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奸诈阴毒、多谋善算，喜怒不形于色。他与戴笠是浙江江山同乡，关系极为密切。戴笠曾有意让他潜入延安，他深知中共政保部门的厉害，没敢拿性命去冒险，却一直在物色手下的特务。从军统西安站调到陕坝站工作的沈之岳主动请命，真令毛人凤喜出望外。
沈之岳在洋溢着抗日气氛的延安待了一个多月，却不能不处处小心谨慎。他总感到自己处在一双双眼睛的注视之下，稍有闪失定然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为自我保护计，他迟迟不敢与先潜伏在延安的同伙接头，甚至不敢走近枣园的毛主席夫妇住地和杨家岭中央机关驻地以避嫌。边区保卫处自收到重庆的调查回复后未再找他谈过话。
沈之岳去“抗大”操场打完篮球比赛回来，在自己住的窑洞前的老榆树下发现有同伙来找过他的标记:是两块土疙瘩叠放在一起，这是他潜入延安前与毛人凤定下的标记，相当隐蔽。他既高兴又感到惊恐，趁住同一窑洞的几个教育部干部还未回来，他东找找西望望，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烟盒纸，纸上用暗语写着两行字，约他次日中午去甘泉县杜甫祠堂一晤。沈之岳不由得心惊肉跳、浑身冒汗，他取出火柴烧了纸条，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考虑再三，还是没敢去，与这个未曾谋面过的同伙的联络也就暂时中断。沈之岳奉科长之命去延安城外飞机场，找国民党一方的高仲谦县长签办一个公文。县政府原先在城关内大街上，原为清末的县衙门，日军6架飞机空袭延安，县府大堂被炸毁，办公人员死伤好几个，高仲谦只得去飞机场边的窑洞办公，挂出牌子。那孔窑洞很大，里面有飞行员宿舍，还空十几张床位，可作县政府员工、眷属的住宿之处。高仲谦的妻子高秀蓉也住这儿，她总是愁眉苦脸。高仲谦签完公文，与沈之岳聊时局，他很健谈，夸耀自己守土有责，善于与中共方面周旋，已多次见过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邀他担任边区议会参政员但他谢绝了。他的压力很大，正为在飞机场窑洞边再挖几个窑洞供县府办公使用而与八路军留守处司令肖劲光交涉。
在送沈之岳离开时，高仲谦突然说到:就他所知，潜伏在延安城内外的党国同志正在策划搞一连串的破坏行动，旨在动摇中共在陕西根据地的政治基础。高还说米脂、绥德的地方保安团已着手准备作配合，计划在延安局势出现动乱时就对当地八路军驻军动手……沈之岳听了不由大吃一惊，他知道延长县县长周景龙、甘泉县县长杨烈是中统干部，鄜县县长蒋隆延则是军统干部。但他并不知道被重庆方面认为有“亲共”倾向的高仲谦仍是自己坚贞的同志。当下他与高仲谦紧紧握手，小声表示他一定会有所作为，希望高县长多保重。尽管如此，沈之岳想来想去，还是不敢有所行动。他甚至不太相信米脂、绥德等县的国民党保安团会是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八路军留守部队的对手。临阵退怯使得沈之岳终于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
经过沈之岳的再三要求，他被送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换上了八路军的灰布军装，扎起皮带和绑腿，过起军事化生活。他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乐于助人，开会学习积极发言。康生还当着罗瑞卿校长等领导的面表扬过沈之岳，要求同志们改变对来自国统区进步青年存在的某些偏见，帮助和培养他们。沈之岳俨然从里到外都换了个人，还向普干班总支书写了入党申请书，请组织上考验他。应当说，沈之岳是一个没当过演员的称职演员。30多年后，沈之岳在台湾扶摇直上，当上国民党政权的安全局中将局长，他比旧日上司毛人凤以及季源博、张炎元等特务头子更走红，且成为蒋经国的心腹。他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回忆了他当年进出延安的经过，大吹特吹他如何与延安中共保卫人员周旋、斗智斗勇云云，其实根本就没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