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中,凡改革都会触犯以往既得利益的势力,(如商鞅变法触犯贵族的利益)，有无解决办法和成功案例

商鞅变法是商鞅于前361年在秦国实施的改革，对战国末年秦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
秦在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关东各大国。反映并加速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赋税改革，也迟于关东各国很多。如鲁国 “初税亩”是在公元前594年，秦国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落后186年。可是这时，秦国已使用铁制农具，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这不仅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而且还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动。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下令废除人殉的恶习。次年又迁都栋立，决心彻底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秦孝公任他为左庶长，开始变法。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越来越大。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商鞅变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这种社会变革、变法运动体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规律。
【商鞅其人】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座门下任中庶子（或作“御庶子”）。公叔座临终前将其推荐给魏惠王，惠王不能用。商鞅闻秦孝公下令求贤，发愤图强，乃离魏去秦，以变法强国之术说孝公，孝公大喜。但甘龙、杜挚等大臣对变法并不赞成，他们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孝公不为所动，仍以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
变法令下达后，商鞅以三丈之木置于国都南门，募民有能徙木于北门者赏十金，但无人响应。他又将赏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应募，即获得五十金,以此来取信于民。当时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战国策》对此事的评论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商鞅执法敢于不避贵势，在秦国震动颇大，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故国势蒸蒸日上，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两年后，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并第二次下变法令。
孝公二十年（前342），秦国富强。周天子和诸侯派人向秦祝贺。次年，秦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昂率军拒之，商鞅用诈谋虏取昂而破其军，魏割河西（今陕西东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战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一带）十五邑，号称商君。
商鞅相秦期间，商鞅因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孝公卒后，太子秦惠王立。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国，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而归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今陕西华县），兵败被俘。惠王车裂商鞅，并灭其族。
商鞅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要求，从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论点出发，强调教育改革，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重农战，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进行法制宣传，培养法治人才。商鞅抨击了提倡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的儒家，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要用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认为法治是德治的基础，法令必须“明白易知”；应以法官为师，给民众解释法令，使“万民皆知所辟就”，把教育作为宣传法制和培养法治人才的工具。 商鞅著有《商君书》传世。
【变法主要内容】
经济措施
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如下：
1）废井田、开阡陌
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史记》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废止“田里不粥（“粥”同“鬻”，音yù）”的原则。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灌溉的水渠以及与之相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商鞅还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3）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 “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从“商鞅量”中得知，商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0.23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0.2公升。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
度量衡的统一的意义
第一、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第二、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三、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
第四、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政治措施
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李悝和吴起。主要内容如下：
1）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商鞅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 就是说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
制定二十级爵的作法，意味着商鞅彻底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今后将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据《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 也就说明了奖励的做法：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
而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者，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地位。秦国还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巴蜀地区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奠定了秦统一的物质基础。
2）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3）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
秦国的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商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管理广大居民，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轻罪用重刑。将魏国李悝的《法经》颁布实行，还增加了连坐法。主要内容是：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与后代的保甲制度相同。商鞅同时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
4）推行县制
商鞅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 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
5）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商鞅的该措施是为了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然而，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商鞅变法的目的及作用】
商鞅变法以法律形式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开阡陌，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打破了奴隶主世袭贵族的特权，确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发展和壮大了地主阶级政治势力；中央集权的实行，巩固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发展了封建经济，壮大了地主阶级经济力量；方便了税收和交换。
【商鞅变法的进行】
商鞅变法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9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
【商鞅与旧贵族势力的斗争】
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还教唆太子驷公开出来反对。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加强思想统治，新法得到推行。可是，前338年，孝公死，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乘机发动反攻，诬陷商鞅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并车裂。商鞅虽死，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的国势继续发展，为后来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
一、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商鞅变法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为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商鞅变法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
三、商鞅确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正确的变法指导思想，改革态度坚决，取信于民。

商鞅，卫国人，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个著名的政治家。

商鞅本名公孙鞅，也叫卫鞅，后来在秦国被封为商君，因而又叫商鞅。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和贡献，是在秦国实行变法，历史上称之为“商鞅变法”。

商鞅从小就喜欢“刑名之学”，到了青年时期，他已经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才干的人了。

离魏相秦 舌战群臣

最初，商鞅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孙挫手下做小官时，就表现出他的才能，深得公孙挫的重视。在公孙挫临死前，他曾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做相，并说：“如果不用商鞅，就把他杀掉，决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对公孙挫的话根本没放在心上，认为他病重在说胡话，既没有重用商鞅，也没有杀他。

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秦国比较落后，秦孝公为了使秦国称霸，决心征召有才能的人。他在求贤诏令中说：“谁能想出好办法使秦国强盛，就让他做高官，还封给他土地。”商鞅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到秦国去。

到了秦国以后，商鞅通过秦孝公的亲信景监的介绍，与秦孝公面谈了三次。前两次会面时，商鞅讲行帝王之道，秦孝公不感兴趣，昏昏欲睡。第三次会面时，因为商鞅已经摸清了秦孝公急于称雄于世的思想，大讲富国强兵之道，秦孝公听得非常高兴。由于思想投机，两个人一连谈了几天也不觉得累。于是，商鞅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受到重用。

商鞅向秦孝公建议，在秦国实行变法。秦国贵族认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坚决反对变法，弄得秦孝公犹豫不决。一次，秦孝公召集大臣讨论变法时，商鞅说：“有独到见解，作法高明的人，总会受到世俗常人的讥笑和反对。愚笨的人在事情发生后还不知为什么，而聪明的人却能做出正确的预见。一般人不能和他去商量革新和创造，只能让他们坐享其成。做大事业的人，用不着跟一般人商量。只要能使国富民强，就不必按旧制度去办，也没有必要遵守老规矩。”秦孝公认为商鞅讲得有道理。

可是，贵族甘龙却认为商鞅讲得不对，他说：“圣贤之人是不用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推行教化的，明智的人是不改变原来的制度来治理国家的。依据旧制度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安定。不按老规矩办事—，天下的人就会议论纷纷。”他要秦孝公仔细考虑，不可轻举妄动。

商鞅立即反驳说：“一般的人安于现状，书呆子只会默守成规。让这两种人做官，只能是照章办事，无所作为。三代不同礼，都成了王业；五霸不同法，也都成了霸业。聪明人立法，愚笨的人只能受法的管制；贤明人根据情况变更礼俗，不贤之人只能受礼俗的约束。”商鞅要秦孝公坚定变法的信心。

另一贵族杜挚也反对变法，他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必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用更换旧的东西。遵守旧法没有错，依照旧礼不会出偏差。”希望秦孝公维持现状，不必变法。

商鞅毫不妥协地说：“古代的制度多了，应该效法哪一种呢？时代不同了，治理国家不能只按一种办法行事。……违反古代制度的，不一定受到非议，因循旧制的也不值得赞扬。”

孝公听了商鞅滔滔不绝的雄辩，大加赞扬，并深有省悟地说：“鄙野小巷的人少见多怪，孤陋寡闻的夫子才喜欢无谓的争论。愚人高兴的，正是明智人感到可怜的；狂妄人称快的，正是贤能人所担心的。拘泥于世俗的那一套议论，我不再想听了。”于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变法了。

通过这场舌战，以杜挚、甘龙为代表的守旧振失败了，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不畏权贵 变法革新

秦孝公下定决心变法，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秦国是二十等爵，左庶长是第十级，掌握军政大权)，开始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

商鞅变法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公布的，主要内容是：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国家直接掌握全国的户口数，而且便于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其他家必须告发，不然就要一同受罚；告发人和杀敌者一样受奖，赐爵一级。

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新法规定：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与奖励军功相联系，对秦的爵制加以整顿，规定了爵位的二十个等级。宗室(国君的亲属)没有军功的，也不得享受特权，对田宅、臣妾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无非是鼓励人们为秦国的封建政权而勇敢作战。与此同时，商鞅变法还规定了禁止私斗。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违犯者按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的处罚。其目的是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

三、鼓励耕织，发展封建经济。新法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否则就要加倍纳税。凡多打粮食和多织布的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凡因经商及懒惰而贫困的，其全家则沦为官府的奴隶。

四、制定严厉的法令。商鞅以严厉的法令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法令制定的原则是“轻罪重刑”，即使犯了很轻的“罪”，也要处以极重的刑罚。据说连“弃灰于道者”(把灰倒在路上)，也要处以黥刑(黥刑是古代一种肉刑，用刀刺刻额颊等处，再涂上墨)。

为了取得民众的信任，商鞅在推行新法之前，想了些办法。据说，他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下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就赏给他十金。”老百姓都很奇怪，没有人敢去试试。后又宣布赏五十金，一个不怕事的人把木头搬到北门，果真得了五十金。通过这件事，人们都相信商鞅说话是算数的。因此，商鞅抓住了这个时机，公布了新法。

新法公布之后，受到许多人的拥护，但也遭到了旧贵族的反对。太子明知故犯，破坏新法，商鞅决定依法处理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刑，就对太子的两个老师进行严厉的处罚。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不遵守新法了。

商鞅因变法有功，于秦孝公十年(前352年)被提升为大良造(又称大上造，在秦的二十等爵中，属于第十六级)。为了进一步保护封建制，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商鞅又颁布了加速封建改革的法令：

一、普遍实行县制。商鞅变法前，只是在个别地区设立县。新法规定，全国普遍推广县制，把过去奴隶制的邑、聚等组织都合并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和县丞，这是地方行政长官。从此以后，县就成为封建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这些官吏领取俸禄，由国君任免，与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不同，它更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

二、开阡陌(纵横道路)封疆(田界)，承。认土地私有。商鞅下令把过去国有土地上的纵横道路和田界清除掉，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旧的土地制度，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措施对封建制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统一度量衡。统一的办法是：规定全国的度量衡都必须统一进位制度，即把升、斗、丈、尺作统一规定；制造统一的标准度量衡器，发到全国各地。目的自然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剥削，但是，这种统一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也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收复失地 受封於商

在这次变法期间，秦国迁都咸阳。咸阳北靠高原，南临渭河，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特别是通往函谷关，这对秦向东方发展极为方便。迁都咸阳，十分清楚地反映了秦国地主阶级要向更大规模发展的雄心壮志。

商鞅变法以后，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而且也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经过多年的努力，秦国日益富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强国。

长期以来，魏对秦的威胁最大。因为魏当时是战国七雄中的头号强国，而秦国力量较弱，黄河以西大片土地一直在魏国的控制之下。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兵强马壮，准备收复失地。秦孝公二十年(前340年)，齐、赵两国又一次向魏进攻，魏国形势危急。商鞅认为这正是一个好机会，便率兵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昂为将，领兵抵抗秦军。从秦、魏当时的兵力而论，秦国想迅速取胜，还是困难很大的。于是，商鞅给公子印写了一封信，叙谈在魏国的旧情，愿意罢兵和好，并约公子印前来饮酒。魏国正处在几面受敌的境地，对于商鞅的邀请，公子印深信不疑，前去会面。会面之后，正当饮酒时，早已埋伏好的秦兵一拥而上，将公子印抓起来了。秦军趁势打败了魏军，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魏国对外连年作战，国内空虚，只好把黄河以西大部土地割给秦国讲和。魏惠王想起公孙挫病重时向他推荐商鞅为相之事，十分后悔地说：“我真恨我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听公孙挫的话。”

商鞅打败魏军之后，秦孝公把於(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商县东南)之地十五邑封给他，因而号为商君。

五马分尸 悲赴黄泉

商鞅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反抗，因而遭到旧势力的反对。在商鞅相秦十年之后，有一个名叫赵良的人，就代表贵族集团去见商鞅。开始时，赵良劝说商鞅让位，后来又劝商鞅取消残酷的刑罚，最后威胁商鞅，说他不遵守旧制，早晚要失败的。他还凶狠地说：“孝公一旦死后，秦国想收拾你的人难道还少吗？你的末日快到了!”商鞅掌握秦国的军政大权，独断专行，因而同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些代表人物也发生利害冲突，积怨甚多。商鞅对于这种处境，自己也很害怕，每次出门，都要有武装卫士的保卫。后来，秦孝公病重，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孝公病重时，曾打算把君位让给商鞅，商鞅没有接受。孝公二十二年(前338年)，秦孝公死了，太子驷即位，史称秦惠文王。公子虔诬告商鞅密谋反叛，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立即逃跑。

当他在路上要求住店时，因没有任何凭证，店主不敢收留，并对他说：这是“商君之法”的规定。商鞅没有办法，又跑到魏国，魏国对他早已恨之入骨，他只好回到自己在秦国的封地商邑。他组织了一些人马，准备抵抗秦军，但寡不敌众，被惠文王的军队抓获。惠文王以残酷的刑法“车裂”，把商鞅处死。

秦惠文王及公子虔等杀死商鞅，这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并不是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因此，商鞅死后，秦国的改革并未停止，封建制继续发展，并不断地得到加强。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改革旧的制度，改变旧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旧的上层建筑，这是时代的潮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敢于蔑视传统的势力和旧的习俗，积极投身于这场封建制改革运动之中，并使封建制度在秦国取得胜利，其历史功绩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其政不息 称雄列国
商鞅变法的成功，除了客观条件之外，在主观上有两点给我们以启示：

首先，商鞅有创新的精神。商鞅从小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但他在秦国主持变法时，并不是完全照搬李悝的主张，而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的。如耕战政策，当时许多政治家都在各个诸侯国实行过，然而只有秦国的效果特别显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商鞅能够从秦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奖励军功等一系列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改革很有成效。据《史记》记载，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十年之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亍私斗，乡邑大治。”

其次，商鞅的斗争精神。在推行新法过程中，商鞅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的。但是，他敢于同旧势力作斗争，为维护封建统治毫不动摇。历史上许多改革家之所以失败，并不完全是因为改革的内容不符合实际，有的改革方案甚至很理想，但一触犯权贵的利益和特权，就不敢继续坚持下去，使改革成为纸上谈兵。商鞅却能以极大的勇气推行新法，不畏权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以说，改革是有风险的，需要有胆识与魄力。否则，改革是不会成功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商鞅，把人民视为群氓，鼓吹愚民政策。同时，他也是以最残暴的方式镇压人民，来维护封建的统治政权。如“连坐”法是相当残酷的，它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因而怨声四起。许多史书也都说，商鞅变法对人民没有什么好处，刑法越来越多，人民敢怒不敢言。

但是，评价一位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在历史上的贡献。商鞅变法之后，使秦国富强起来，并为一百多年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为确立和巩固封建制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商鞅的历史功绩，不应以个人品德上的残苛来贬低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商鞅变法的目的及作用

商鞅变法以法律形式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开阡陌，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打破了奴隶主世袭贵族的特权，确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发展和壮大了地主阶级政治势力；中央集权的实行，巩固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发展了封建经济，壮大了地主阶级经济力量；方便了税收和交换。

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面貌焕然一新。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基本废除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政治方面，基本废除了分封制，确立了郡县制。秦国从落后国家，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

目的：确立封建统治，发展封建经济

意义：使秦国国富兵强，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为秦统一六国奠定基础

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
进步之处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局限之处
但是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商鞅变法的目的及作用】

商鞅变法以法律形式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开阡陌，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打破了奴隶主世袭贵族的特权，确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发展和壮大了地主阶级政治势力；中央集权的实行，巩固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发展了封建经济，壮大了地主阶级经济力量；方便了税收和交换。
【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

秦在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关东各大国。反映并加速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赋税改革，也迟于关东各国很多。如鲁国 “初税亩”是在公元前594年，秦国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落后186年。可是这时，秦国已使用铁制农具，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这不仅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而且还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动。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下令废除人殉的恶习。次年又迁都栋立，决心彻底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秦孝公任他为左庶长，开始变法。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越来越大。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商鞅变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这种社会变革、变法运动体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规律。

　　【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

　　秦在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关东各大国。反映并加速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赋税改革，也迟于关东各国很多。如鲁国 “初税亩”是在公元前594年，秦国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落后186年。可是这时，秦国已使用铁制农具，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这不仅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而且还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动。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下令废除人殉的恶习。次年又迁都栋立，决心彻底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秦孝公任他为左庶长，开始变法。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越来越大。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商鞅变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这种社会变革、变法运动体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规律。

　　【商鞅其人】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座门下任中庶子（或作“御庶子”）。公叔座临终前将其推荐给魏惠王，惠王不能用。商鞅闻秦孝公下令求贤，发愤图强，乃离魏去秦，以变法强国之术说孝公，孝公大喜。但甘龙、杜挚等大臣对变法并不赞成，他们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孝公不为所动，仍以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
　　变法令下达后，商鞅以三丈之木置于国都南门，募民有能徙木于北门者赏十金，但无人响应。他又将赏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应募，即获得五十金,以此来取信于民。当时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战国策》对此事的评论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商鞅执法敢于不避贵势，在秦国震动颇大，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故国势蒸蒸日上，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两年后，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并第二次下变法令。
　　孝公二十年（前342），秦国富强。周天子和诸侯派人向秦祝贺。次年，秦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昂率军拒之，商鞅用诈谋虏取昂而破其军，魏割河西（今陕西东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战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一带）十五邑，号称商君。
　　商鞅相秦期间，商鞅因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孝公卒后，太子秦惠王立。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国，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而归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今陕西华县），兵败被俘。惠王车裂商鞅，并灭其族。
　　商鞅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要求，从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论点出发，强调教育改革，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重农战，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进行法制宣传，培养法治人才。商鞅抨击了提倡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的儒家，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要用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认为法治是德治的基础，法令必须“明白易知”；应以法官为师，给民众解释法令，使“万民皆知所辟就”，把教育作为宣传法制和培养法治人才的工具。 商鞅著有《商君书》传世。

　　【变法主要内容】

　　经济措施
　　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如下：

　　1）废井田、开阡陌
　　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史记》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废止“田里不粥（“粥”同“鬻”，音yù）”的原则。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灌溉的水渠以及与之相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商鞅还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3）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 “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从“商鞅量”中得知，商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0.23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0.2公升。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

　　度量衡的统一的意义
　　第一、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第二、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三、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
　　第四、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政治措施
　　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李悝和吴起。主要内容如下：

　　1）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商鞅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 就是说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
　　制定二十级爵的作法，意味着商鞅彻底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今后将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据《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 也就说明了奖励的做法：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
　　而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者，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地位。秦国还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巴蜀地区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奠定了秦统一的物质基础。

　　2）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3）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
　　秦国的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商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管理广大居民，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轻罪用重刑。将魏国李悝的《法经》颁布实行，还增加了连坐法。主要内容是：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与后代的保甲制度相同。商鞅同时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

　　4）推行县制
　　商鞅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 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

　　5）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商鞅的该措施是为了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然而，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商鞅变法的目的及作用】

　　商鞅变法以法律形式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开阡陌，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打破了奴隶主世袭贵族的特权，确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发展和壮大了地主阶级政治势力；中央集权的实行，巩固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发展了封建经济，壮大了地主阶级经济力量；方便了税收和交换。

　　【商鞅变法的进行】

　　商鞅变法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9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

　　【商鞅与旧贵族势力的斗争】

　　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还教唆太子驷公开出来反对。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加强思想统治，新法得到推行。可是，前338年，孝公死，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乘机发动反攻，诬陷商鞅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并车裂。商鞅虽死，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的国势继续发展，为后来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

　　一、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商鞅变法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为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商鞅变法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
　　三、商鞅确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正确的变法指导思想，改革态度坚决，取信于民。

编辑本段时代背景
秦国在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山东齐、楚、燕、赵、魏、韩这六个大国。其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比山东各国晚了很久。如鲁国 “初税亩”是在公元前594年，秦国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落后186年。可是这时，秦国已使用铁制农具，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这不仅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而且还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动。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下令废除人殉的恶习。次年又迁都栎阳。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 商鞅舌战守旧群臣
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商鞅变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这种社会变革、变法运动体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 ①形成两大对立的阶级。春秋以来，由于铁器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一些奴隶主将新开垦的田地变成私产出租，这样出现了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 ②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为废除旧贵族世卿世禄的特权，确立封建统治，发展封建经济，各国相继掀起了变法运动。 ③各国争霸的需要。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在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各国竞相进行了富国强兵的改革。 ④为了增强秦国实力，秦孝公引进人才，变法图强。于是商鞅被重用。
编辑本段变法经济措施
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如下：
废井田 开阡陌（为田开阡陌而封疆）
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史记》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废止“田里不粥（“粥”同“鬻”，音yù）”的原则。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灌溉的水渠以及与之相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依法律形式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重农抑商 奖励耕织
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商鞅还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商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 1.农业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2.国家通过稳定的土地税保证财政收入。 3.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 4.工商业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从而造成种种社会问题。 5.商品经济不发达，不如经营土地有保障。
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从“商鞅量”中得知，商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0.23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0.2公升。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
度量衡的统一的意义
第一、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第二、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三、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 第四、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的基础。
编辑本段变法政治措施
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行郡县制为重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李悝和吴起。主要内容如下：
奖励军功 实行军功爵制 编制什伍组织
商鞅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的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 就是说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也不得铺张。 制定军功爵制的作法，意味着商鞅彻底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今后将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军功爵制发展为后来著名的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据《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 也就说明了奖励的做法：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 而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者，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使得军工地主势力发展起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维护新兴地主势力，使得秦国军事力量发展起来，从“夷狄遇之”到“虎狼之国”。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地位。秦国还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巴蜀地区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奠定了秦统一的物质基础。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除世卿世禄制 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改革户籍制度 实行连坐法
秦国的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地点处。商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管理广大居民，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轻罪用重刑。将魏国李悝的《法经》颁布实行，还增加了连坐法。主要内容是：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与后代的保甲制度相同。商鞅同时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
推行县制
商鞅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 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
定秦律 燔诗书而明法令
商鞅的该措施是为了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符合法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秦国的统治。然而，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编辑本段社会风俗
商鞅强制推行一夫一妻小家庭政策：禁止父子及成年兄弟同居一室：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等。
编辑本段变法的目的及作用
目的：富国强兵 作用：出现了“家给人足”的繁荣景象，全国百姓以私下斗殴为耻，以为国家立下战功为荣，国家战斗力不断增强，富国强兵的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废除了旧的制度，促进了农业生产，提高了军队战斗力，是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诸侯国，为以后兼并六国、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编辑本段变法的过程
商鞅变法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6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
编辑本段徙木为信
原文： 商鞅变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 商鞅变法
令，令行于民。 译文： 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没有公布。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尺高的木头，告示：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金。百姓们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金。”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金，以表明他说到做到。接着商鞅下令变法，新法很快在全国推行。 毛泽东早年在评论“徙木立信”这段故事时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其法惩奸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 移动一根木头并非难事，关键是以此而树立的千金难买的诚信。
编辑本段商鞅与旧贵族势力的斗争
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还教唆太子驷公开出来反对。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加强思想统治，新法得到推行。可是，前338年，孝公死，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乘机发动反攻，诬陷商鞅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并车裂。商鞅虽死，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的国势继续发展，为后来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改革。通过这次变法，旧制度废除了，新制度建立了，秦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秦国的战斗力大大提高。 贫民拥护，因为变法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编辑本段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
一.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势。 二.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办法。 三.敢于同旧势力斗争。 四.取信于民，得到百姓信任 五.国君的支持。 六.长期遏制秦国的晋国分为韩,赵,魏三国. 七.中原贤士游说秦国 公元前356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秦人不怜” 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由于商鞅废除井田、奖励耕战等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阶层对土地和官职所一项具有的垄断特权，因而便遭到了以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但是商鞅并没有被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所吓倒，他认为法律的制定，并不只是用来制裁老百姓的，自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而主张首先惩办那两位唆使太子违抗新法的老师。结果，公孙贾的脸上被刻上了墨字，公子虔则因屡教不改而被割掉了鼻子。商鞅此举，确实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人们看到，就连太子的老师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于是再也不敢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了。经过商鞅的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变法维新更是如此。秦孝公的死，使商鞅失去了权力基础，即位的太子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对商鞅施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不仅以诬告陷害的方式迫使商鞅谋反，而且以最残酷的暴行，将他五马分尸了。商鞅虽然惨遭不幸，但他所开创的变法大业却因顺应了历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转之势，并最终对秦朝的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商鞅“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他用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段来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焚烧《诗》、《书》，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甚至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等等，都曾产生多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也正是由于这一影响，致使他死于贵族的报复而“秦人不怜”。 启示: ①改革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国家的实力，提升国家的地位。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强国之路。 ②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 ③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终究会取得胜利。 ④今天我们要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深化改革、勇于创新。
编辑本段变法详细资料
1原因、背景： （1）发展封建经济，确立地主阶级统治（主因）;各国为实现富强的愿望。 （2）战国时期. 2开始时间：公元前356年 3在位国君：秦孝公 4变法内容： （1）编制户口，加强刑罚 (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2）鼓励发展农业，奖励生产（有利于秦国经济的发展） （3）奖励军功，取消世卿世禄制（有利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同时，触犯了旧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4）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确立地主阶级统治最为关键的一项） （5）推行县制 （6) 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车轨 (7) 整顿秦国社会风俗，强制推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度，并规定父子及成年兄弟不得同居一室，到成年还不分局的，加倍征收户口税 （8）实行二十等爵制度 5影响： （1）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 （2）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3）但是商鞅实行的严刑峻法和文化高压政策，对后来的秦朝也有消极影响。 资料:"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鞅 6性质： 是一场比较彻底的地主阶级性质的改革。

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的产生。新兴军功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动。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战国初期，秦国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为了增强秦国实力，在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秦孝公引进人才，变法图强。
目的：
商鞅变法以法律形式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开阡陌，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打破了奴隶主世袭贵族的特权，确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发展和壮大了地主阶级政治势力；中央集权的实行，巩固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发展了封建经济，壮大了地主阶级经济力量；方便了税收和交换。

内容：
经济措施：
　　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如下：
　　1）废井田、开阡陌
　　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3）统一度量衡
政治措施：
　　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李悝和吴起。主要内容如下：
　　1）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2）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3）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
　　4）推行县制
　　5）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结果：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商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在秦军追捕中毙命，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但变法得以继续实行下去。
意义：
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
进步性：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局限性：

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法家学说成为商鞅变法的理论依据，秦国落后，客观上要求变法，秦孝公支持变法，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为商鞅变法提供了经验教训。

em……我也不知道

史学家公认，法制对于秦国国力的增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实现了以法制国，秦国与六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最终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秦国的改革，基本上是顺利的，而不象东方六国一样举步维艰，这跟秦国独特的地理历史条件有关。只有在秦国，法家的理想才得到了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实现。而秦国也就在“事皆决于法”的政治制度下，从被发达的中原国家瞧不起的“夷狄”，变成了令他们惧怕得要死的“虎狼之国”。在这期间，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显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加强君权、遏制贵族、依法制国、信赏必罚、严刑峻法、重视耕战、统一思想、钳制人民的种种主张，都成为了秦国的国策，在战国时代的兼并和统一战争中，法制的秦国无疑压倒了还陷在礼教泥潭中的东方六国，然而，也正是暗藏着极大历史局限性的“法制”的根本缺陷，在秦统一后的总爆发，造成了秦朝的速亡。法制是一柄双刃剑，它使秦国强大，也使秦国灭亡。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是华夏族诸国中落后的一员。虽然在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取得了优势，但在与其它华夏国家的战争中，基本上是互有胜负，人们并不认为秦国有什么可怕，而且在文化发达的中原人看来，秦国还是一个未脱戎夷之气的野蛮国家——虽然秦国一直以正宗的华夏国家自居。然而，祸兮福所倚，落后的秦国却有其优势：在长期战争中，秦国的君主多是勇猛的战士，以强有力的君主为中心形成了强大君权，遏制了权贵势力；同样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秦人养成了注重实际的国民性——毫不奇怪，在战争中，敌人的刀剑是会时时提醒你注重实际的；最后，落后的文化恰恰意味着礼教不发达，而礼教氛围的薄弱，有助于新生制度的贯彻执行。有了这三个有利条件，秦国得以商鞅变法为契机，一举实现了法制。
我读史书，总觉得商鞅是老天爷赐给秦国的最大礼物。虽然在他到秦国之前，秦国向东扩张的欲望已经很强烈，从秦孝公求贤的举动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没有商鞅这个人，同样会有其他人才，包括法家的人才到秦国去推介自己的主张。但具备杰出才能的商鞅的到来，无疑使秦国的变法能够在一个出色的设计师的主持下，顺利的度过事业草创期间的困难。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孝公任用商鞅为左庶长，当年颁布了许多新法令，一场大变革随之开始。孝公十二年，即前350年，以迁都咸阳为契机，又颁布了一些新法令，将轰轰烈烈的变法推向深入。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用白话说起来并不复杂，依其重要程度可以概括如下：
1。推行法制。在商鞅变法之前，华夏国家普遍的情况是延续了西周流传下来的礼教制度。虽然诸国征战，权贵争权的乐崩礼坏局面使得这种制度越来越难以维持，也越来越脱离时代的要求，但浓厚的礼教文化和强大的贵族势力，使得这种制度能够在变法浪潮的冲击下顽固的生存下来。在商鞅变法之前，已经有李悝在魏国推行新政，吴起在楚国变法，其他国家也有变法的举措，但李悝的新政侧重点在经济层面，吴起变法则失败了，他们都没有改变所在国的根本制度。其他诸侯国的变法还比不上这两国。只有商鞅明确提出并在变法中贯彻了用以取代礼治的“法治”主张，在《商君书》中，一再出现“以法相治”、“垂法而治”、“缘法而治”的字句。商鞅认为，治国要靠法，人民和官吏都必须守法，只有法制，才能使国家大治，如果不依法制国，国家必然衰落。至于儒家所鼓吹的忠孝仁义之类，在实现法制之后自然就会成为现实。他还把法的作用强调到极点，甚至提出了“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的主张，即使君主本人也必须依法行事，他的决定如果不合法，则不能生效。在今天，这样的主张当然是不足怪的，但不要忘记，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说法该有多么的惊世骇俗！当然，下面我们将看到，在实践中秦国并没有实现这点。不过君主以下无分贵贱，人人必须守法，则是大体上得到了贯彻执行的。
2．确立土地私有，发展农业。其实这个举措并非商鞅首创，不仅李悝新政时已经颁布类似法令，且在商鞅任左庶长之前，于那场著名的辩论后，秦孝公已经颁布《垦草令》。商鞅的贡献在于使其成为常制，更重要的是确立了按亩征税的制度，在新制度下，土地收入除赋税外都归土地所有者，土地出产越多收入就越多，生产积极性自然高涨。既增加了国家的田赋收入，又使人民得以公平纳税，意义重大。秦国之所以富强，根本的“妙方”在于鼓励耕战，而对土地制度的变革，是“耕”这方面得以迅速发展进步的首要原因。为了发展生产，还进一步规定：努力耕作和纺织，生产的粮食和丝绸增加的人，可以免除其徭役和赋税。
值得注意的是，袁林所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中提出商鞅变法不是确立土地私有，而是恰恰相反，是将原先的土地私有制变成了国有制。此说值得注意，但不是通说，因此作者不取。对这个问题，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考证。
3．取消世卿世禄制度，开创以军功受爵的制度。所谓世卿世禄，也就是西周以“亲亲尊尊”为原则，按血缘关系实行分封，由嫡长子继承父亲爵位，次子庶子降级为官，世代永享富贵的制度。不用说，在这种制度下，人的地位在母亲腹中就已决定：基本上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因此无论贵族还是平民，一般来说都没有奋发向上的动力，整个国家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如楚国就是典型；国家对贵族封地，不能直接征税，影响了国家收入；更可怕的是贵族世代统治封地，日久年深，势力庞大，一旦有了“ 奋发向上的动力”，那么君主的末日也就到了。齐国和三晋就是典型。而废除这种制度，改为以军功封爵的制度，可以一举三得：一来既然军功是发达的最好途径，在厚利的驱动下人们自然会努力奋战；二来平民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会为了自己而战，战斗意志非同一般。贵族不立军功就要失去爵位和收入，也会努力进行战争；第三个好处是贵族不可能世世代代都立下军功，富贵难以长久，当然也就不会形成庞大势力，威胁君主——秦国历史上难见权大欺主的贵族，即使是吕不韦，也是一击即倒。到了秦始皇的时代，照淳于越的说法，连皇帝的子弟都成了平民，跟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贵族势力之庞大牢固相比，可以说秦国的贵族简直没有势力可言。
4．利出一孔。所谓利出一孔，就是获得利益的途径只有一条，这是一种文学化的概括。在商鞅变法的实践中，秦人获得利益的途径实际共有三条：一是农耕；二是战斗；三是告奸，也就是告发犯罪行为。
在商鞅那个时代，人们就已经知道农民最辛苦（这是一种生活常识！）。即使有了前述的鼓励措施，出于回避辛苦的本能，人们仍是会尽可能的回避耕作的。解决的办法，除了下面要说到的重罚以外，就是堵死人民获得利益的其他途径——在当时主要是指手工业和商业。在古代，农耕民族往往有重农抑商的倾向，中国便是一个典型，而开创这一传统的就是秦国。不过在秦国，商品经济始终是存在的，并没有萧条下去，只是在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构成中不占主要地位而已。
鼓励人们英勇战斗，是一个更加重要且困难的任务。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回避危险的本能，本身就使战斗成为人人畏惧的可怕事情。为此，商鞅的解决办法是使军功成为获得富贵最快、利益最显著的途径。以至于跟建立军功相比，其他获得富贵的途径就显得很不吸引人了。为了鼓励作战而创立的“首功”制，也就是以割下的人头多少确定军功大小的制度，成为后人最为熟悉，最常提及的的秦国法律，可见这种奖励给人的印象之深。除了厚赏，就像遏制跟农耕相对立的工商一样，对于跟武人相对立的文士，也要进行遏制。在商鞅这样的法家看来，那些坐在舒适温暖的屋子里摇摇笔杆子就可以得到君王垂青，衣食无忧且高官厚禄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实在是百无一用，甚至是国家的蛀虫。因此商鞅主张凡是散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言论，不利于耕战大局的人——他的意思是除了法家之外的其他学派，以及其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道德高尚、精通礼乐、风度翩翩、喜欢交朋友的人，等等——都不应使其得到富贵。不仅不能得到富贵，而且还要剥夺他们的发言权。从秦国历史上没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和著名的思想家，人才严重依赖“进口”的情况看，这个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了执行的。
对于告奸，的规定是“与斩敌首同赏”，这样的奖赏也非常诱人，对于遏制犯罪，鼓励告密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毕竟使人感觉很不舒服，而且在秦统一后，很快沦为一种弊政。
5． 钳制人民。尽管商鞅在现代被评价得很高，但是看过《商君书》就可以明白，他绝不是一个爱人民的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是他的主张。变法中把这一主张落到实处的是建立什伍连坐制。什伍制的创立者是管仲，商鞅的“创造”是将它与连坐联系在一起。人民每五家为一保，两保十家彼此监督，一家有罪，其余九家有检举揭发责任，若不检举，一经发现十家连带处罪。除了平民的什伍连坐外，军队有军伍连、官吏有职务连坐，加上轻罪重罚、鼓励告密，秦国人民简直就像生活在一个大集中营里。网上常有羡慕向往秦国的言论，只是如果在秦时发表这些言论，却要冒被流放的风险——在商鞅变法的法令刚刚颁布时，秦民有说法令不好的，后来法律坚持实行了十年，好处充分体现出来，这些人中有人改口称赞法令。商鞅却说：“这些都是搅乱政治的人。”把他们统统流放边疆，于是从此没有人再敢议论法律。
6．废除封邑制，实行郡县制。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乡下设里。郡县长官均由君主任免，对郡县事务，君主也都有最终决定权，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兵权，完全由君主掌握。因此很容易看出：设立郡县制的目的，除了便于管理之外，主要还是为了加强君权，防止地方贵族坐大。
7．严刑峻法。商鞅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而且刑的重要性大于赏。他并进一步发展这种思想，提出“刑用于将过”和“行刑，重其轻者”，也就是不仅惩罚犯罪行为，而且惩罚预谋犯罪；不仅对重罪用重刑，而且对轻罪也用重刑。从史书和出土的秦简来看，秦的法律实践贯彻了这些主张。
8．强制百姓分家以及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父子同室而居是秦国旧俗，一向被其他华夏国家耻笑。不过这两个法令的主要目的还是促进人口增殖。
9．统一度量衡。这是秦始皇在全中国范围内统一度量衡的先声。

以上就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这样剧烈的改革，涉及到秦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国社会，不能不引起很多猜疑，人们不知道这种大变法是能够坚持下去，还是将昙花一现。据司马迁的说法，为了取信于民，在变法的法令下达前，商鞅搞了一场“徒木北门”的表演，其过程人人知道，我也就不重复了。只是这样的表演，实在太过儿戏；对于商鞅这样严峻的人来说，设计这样的表演也未免太过幼稚肤浅；对于一场如此重要的改革来说，一场这样的表演也实在不能证明什么或保证什么（历史有这样的规律，当众作出稀奇古怪事情的往往是昏君或恶官）。因此我怀疑《史记·商君列传》中的这个情节，是一种“艺术加工”，这符合司马迁的写作特点，也可能是商鞅采取了许多取信于民的措施，而司马迁选择了其中最有戏剧效果的一种记下来。
比起人民的怀疑，对于改革来说真正致命的威胁还是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对。但由于我前面所说过的三个有利条件，秦国变法终于能够坚持下来。尽管如此，秦国旧贵族的反对决不能说是温和的，变法之初，平民也多觉得这些新法律不好。在这种大环境中，连太子都触犯了新法律。为了把反对势力镇压下去，商鞅对太子的傅公子虔施刑（具体刑种不详），对太子师公孙贾施以黥刑。尽管在今天看来，因为学生犯罪而在老师脸上刺青并不算是一种公道的行为，但在当时却是收到了良好效果的，据《史记》所载，从此秦人都遵守法令了。
变法的效果很快体现出来，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变法不过十年，秦国已经是“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种场景，简直就是个理想国，从后来秦国不断打败六国，最终统一天下的情况看，变法的成果也是不容否认的。但在后人，包括我们现代人眼中，似乎秦国是一个充满严刑峻法的活地狱，除了打仗厉害以外没有其他的长处。那么为什么变法的效果跟它在后人眼中的形象会形成如此大的反差呢？
在谈及一种政治制度的时候，不应当忘记它所处的具体环境，适者生存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商鞅变法当时和以后的秦国是处在一个什么环境中呢？两个字：战争。而且是无穷无尽的战争。每个华夏国家都在极力扩军作战，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战局越来越残酷、每一战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由于小国已经很少，大国之间直接冲突，进行的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战争。要想不被别人吃掉，就只有吃掉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是压倒一切的要务，只有善战的国家才能生存发展。商鞅变法恰恰迎合了时代的要求，变法的目的，归根结蒂就是一个：使秦国能够战胜其他国家。为了这个目的，通过废除井田和设立郡县遏制了贵族，杜绝了内乱发生的可能性，使君主能够专心对外；为了使国家行政和军队指挥的效率更高，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集中了权力，尤其是军权，更是只操于君主一人之手；为了保证政治的稳定和各项法令的贯彻执行，确立了人人必须守法，绝无例外的原则；为了全国人民能够一致的为战争服务，设立了什伍制度，以奖赏为诱饵，以刑罚为胁迫，还堵塞了人民发家致富的其他一切渠道，通过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使人民只能要么直接参战，要么通过耕作为国家提供军粮；为了使军人英勇奋战，用丰厚的奖赏使他们忘却危险，用严酷的惩罚和连坐切断他们的退路；为了在战争中保持国家稳定，不惜设立野蛮的连坐制度和告奸制度，用严刑峻法来遏制犯罪。通过这一系列变法，使秦国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绝无仅有的法制国家，真正实现了全国一盘棋，上上下下一心一意求发展，求战胜。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变法之后的秦国可以说是最适应环境的，因此也就是最强的。它的指挥体系简洁有效、它的政令畅通无阻、它的官吏秉公守法、它的人民勤奋劳动、它的军人英勇善战。秦国虽大，但却“简单”。它没有楚国那种封君林立、族大宠多、几乎无法解决的贵族问题；也没有三晋那种一心为己、趋利而往、对国家毫无感情的“侠客”、食客、纵横家、学者之流人物；还没有齐国那种好逸恶劳，贪生怕死的民风。更重要的是，六国都没有确立起法制，礼教已经完全行不通，又无法将之彻底抛弃，国家政治何去何从，没有人知道，上下苟且，人心涣散。面对秦国这样，全国就像一个人那么一致的进行“总体战”，象泰山一般压来的国家，哪里有战胜的可能呢？
那么为什么秦国的法制，在其统一后很快就被世人深恶痛绝，恨之入骨，后人也谈之变色，指为暴政呢？除了我在后面将要谈到的原因外，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这种法制只适应于战争环境。很显然，什伍连坐、鼓励告奸、严刑峻法、利出一孔这些措施，都只适应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到了和平环境中就显得太严苛而不近情理了。现代的法治国家，其法律是权利本位的，而秦的法制却是义务本位的。所以现代法治可以长久，而秦法制却成了秦朝速亡的重要原因。
无论如何，商鞅变法发挥了点石成金的神奇效力，使秦国迅速强大。虽然商鞅在秦孝公死后被诬杀，但改革的效果已经很明显，所以并没有出现人亡政息的局面。此后一百数十年间秦国沿着法制的轨道，不断取得胜利。

商鞅变法处在一个新旧历史交替时期，新旧势力斗争异常激烈的历史特点和变法的阶级属性使变法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变法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变法也未与旧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具体表现在：
1.商鞅变法时，废除了世亲世禄制，侵害了贵族利益，树敌众多，加剧了变法阻力。
2.商鞅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践行的是严刑峻法，所以加重了百姓的压迫和负担，加剧了阶级矛盾。
3.他推行二十等爵制，使得国内盛行尚武风尚，人人崇尚武力，不求学习，只求能在战场上杀敌。
4他推行“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得大量文化典籍消失，造成文化的一次大灾难。
5建立什伍制，使得人人变得功利，邻里之间常常为了自身利益而举报他人。
可以说，商鞅变法的作用使得秦国能够统一中国，也因其历史局限性导致秦朝二世而亡。

历史局限性：商鞅变法处在一个历史交替时期，新旧势力斗争异常激烈的历史特点和变法的阶级属性使变法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1）轻视教化，轻罪重罚：如：刑法严酷

（2）加重剥削压迫：如：连坐法

（3）改革不完全彻底：如：按爵位等级占有田宅和奴隶、公开承认占有奴隶的合法性

（4）重农抑商：压制工商业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导致民主意识的弱化

（5）焚烧史书，蔑视文化：摧残了文化，压制了思想，导致民族创新意识窒息

（6）倡导君主独裁，选错了政治体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