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为什么要强调家国天下，强调｛齐家｝家庭关系家庭和谐孝道文化孝经文化

摘要：孔子的思想体系以"仁"为核心范畴。"仁"具有多重思想内涵，它是一种情感诉求，也是一种伦理原则，是一种治国之道，更是一种精神境界；孔子的仁爱思想流传千年，时至今日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吸引力，深入理解和探究孔子仁爱思想，将其精髓发扬光大，既是学术使命更是时代的呼唤，特别是对今天我们的大学道德教育建设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构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仁 仁爱 道德教育 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

　　 引言

　　中国文化即中华民族的文化，它是东方文化中最重要的一脉，其历史源远流长，其思想博大精深；它是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精神血液；在以儒、释、道三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圈里，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根本所在，然而在今天重新面对孔子思想，却再次引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有人说它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是封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奴役人民的御用工具；是压抑自由、泯灭人性的精神桎梏……也有人说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是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液，是中国人民反抗压迫的强大思想武器，是祖先留给我们永不过时的文化财富。而在这里我想表明的是，诚然"儒家传统文化思想"一度曾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成为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障碍，但是我们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审视它，客观地讲儒家思想主流上是积极优秀的，即使到了现代化的今天也仍然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认真探究和汲取其精华有助于充实我们的思想，滋润我们的人生，更重要的是促进社会的和谐和文明的进步。

　　孔子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中具有卓越贡献和巨大影响的伟人。他开创的"仁"的思想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明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依，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总体说来，以"仁"为核心的仁爱思想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基础理论。孔子思想之所以经久不衰，影响深远，臻至世界名贤，全在一个"仁"字上；而"仁"的内涵之渊博、丰富又实在值得今人深入理解、探究。

　　 一、"仁"之探析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天下归仁"是孔子的社会理想。《论语》中提到"仁"的次数多达到109次。《论语》中曾这样记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在这里我看到孔子师徒强调要以行"仁"为已任，至于"死而后已"；可见"仁"在他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那么何谓"仁"？笔者以为其意蕴可从以下角度进行理解。

　　1.仁者"爱人"

　　翻读《论语》，可以发现对"仁"的经典解释莫过于"爱人"二字，"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爱人"二字可以被看做是孔子的"仁"的基本含义。"爱人"即是说要有仁德之心，要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因此，"爱人"是仁德的情感基础。

　　关于"爱人"，有人说孔子的"爱"只是"爱奴隶主贵族"，也有人说"爱"是一种"不分亲疏远近的爱"，更有人说，"爱人"的对象只是那些遵循周礼的人，对于无视周礼、违背周礼的人，是"恶"而不是"爱"；因为孔子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但通读《论语》之后，如果仔细对其辩证思考，我们发现孔子讲的"爱人"不是指特定的群体，而是指爱一切人；同时他的爱是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这表现为"爱人"的"起点"是爱亲，即孝悌之情--对父母兄弟的爱；而"爱人"的终点则是爱众，即天下之"民"。这样孔子就通过"爱人"将家国天下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对后世儒家仁政学说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如孟子强调仁政统一天下，进而治理天下，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使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

　　2."克己复礼为仁"

　　"仁"以人的情感为基础，但人的情感具有多层次性，若放而任之而不以礼为之约束规范则可能陷入邪恶，故孔子以礼释仁，把符合礼之规范的情感视作仁。"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300)（《论语•颜渊》）。那么对作为内在要求的"克己复礼"，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首先，"克己复礼"重在"克己"。"克己"即要学会自己约束、自我控制。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301)（《论语.颜渊》）这就是讲每个人要有"为仁"的态度和愿望，何以成仁关键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非"由人"，不是他人的推动和要求，而是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可见孔子在这里明确地肯定了道德行为、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原则。同时它也暗示虽然仁德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很难实现，但并非遥不可及，通过个人自觉的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仁的境界的。

　　其次，"克己复礼"之"礼"，贵在中和。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矣。"[1](149)（《论语.学而》）；《中庸》也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1](62)（《中庸》第一章）孔子既强调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又指出不能为和而和，而是要以礼节制之。同时，人的情感无论喜怒哀乐都要适中而不过分，这才符合礼，"《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177)（《论语.八佾》）

　　最后，"克己复礼"还须以仁充实礼。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局面，孔子感慨万端，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他认为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礼乐制度又何谈建起呢？因此，任何礼乐都只是流于外在的形式，要建立起真正的礼乐文明还必须以"仁"作为作为内在的情感基础，以仁充实礼，从而实现仁德。

　　3."忠恕之道"

　　孔子从"仁"的基本内涵出发，既提出了如何达到"仁"的境界的内在要求，又阐发了如何实行"仁"的外在行为原则即"忠恕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188)（《论语.里仁》）。那么"忠恕"二字何解？

　　首先，何谓"忠"， "忠"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1](221) （《论语.雍也》）；一个有仁德的人，自己要自立有成就也必须使他人也自立有成就，即所谓"尽己之谓忠"，自己所希望的，别人也同样希望，故应尽己之力帮助别人、启发别人，让别人去实现希望。

　　其次，何谓"恕"，"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361)（《论语.卫灵公》）即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不要强求他人去做，自己所不愿承受的（坏的状况）也不要强加于别人，要学会包容他人，可见这种"成人之美"的精神，不可谓不是一条处理人际关系、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准则，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如故。

　　总而言之， "忠"和"恕"都是推己及人的施仁方法。忠"是对自己的要求，表现为一种认真、虔诚的态度--真心诚意、积极为人。"恕"则是对他人的要求，表现为对他人的尊重、宽容--将心比心，宽恕待人。忠恕之道是仁爱精神的具体化，是行仁之方。正是通过这种"忠恕之道"，才得以把"仁爱"思想从爱亲推广到"泛爱众"。

　　 二、孔子仁爱思想的基本内涵

　　 前面，笔者已经就孔子仁爱思想的核心"仁"作了简要的探析，下面我们将由此展开探讨孔子"仁爱"思想的基本内涵或四个层次。

　　1."仁爱"是一种情感诉求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既是一种理性的动物，更是一种情感性的动物；仁爱之情是人类自然情感的生发，更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诉求。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仁"以孝悌为本，从孝悌出发，表明"仁"首先立足于亲亲之情。在这里，引出了"情"的范畴，那么在孔子那里，"情"指的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其"情"主要还是指"亲亲之情"和由亲情推开与放大的对社会他人的关爱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情"是善的。但是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里，我们发现"情"已经统摄喜怒哀悲之一切情感，其对象也越出亲亲、社会他人而不逮于"物"。因而，"情"也可能被指为恶的情欲并需要被加以引导与控制；那么该如何引导、控制情欲呢？《性自命出》称"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所谓"情生于性"就是说"情"是人生而有之，本性如此的。"情"作为人生而之的一种本性，当然也是内在于每个个人的、主体的，而孔子多讲"仁"、"为仁"

　　实属主体内在之事，体现为主体内在的情感诉求；而所谓"道始于情"即指"道"是从引导、调适"情"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那么接着，"道"是什么呢？《性自命出》中这样说"长性者，道也"；这就是说"道"生于对"情"的引导、调适，便具有"理"或"理性"的意义；而郭店楚简《语从一》中又云"仁生于人，义生于道"，此处的"道"自然是人道；但从儒家看，"人道"本于"天道"，故有"天人合一"的思想。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虽主"仁爱"但并不否定利欲的作用。这是对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的尊重和遵循，这种强调仁的情感性的思想和取向在儒学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可谓一以贯之，它教会人们要重视人的情感追求，理解、同情、关心他人，要把理解人的情感，理解他人的需要作为"爱人"的重要内容。因此"仁爱"是维系整个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情感根基，是整个人类社会最显浅、也是最深沉的"爱"。

　　 2."仁爱"是一种伦理原则

　　 东汉古文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仁"字为："仁，亲也，从人二[2]"。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也曾注释："亲者，密至也。从人二，相人偶也。人偶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则无偶，偶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3]" "从人二"说明了什么呢？这从字源上说明了"仁"是用以指称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范畴。 那么"仁爱"也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原则。《论语》有云："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在这里孔子强调要加强道德自律；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人生志向，而"礼"的普及是以"仁"为前提的，他主张用"仁道"来控制自己，克制过度的物质欲望，甚至在有必要时要敢于为"仁道"而自我牺牲，这是"克己"的最高要求。正如他所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为了"仁道"的实现，君子要无所畏惧，必要时要勇敢献身，舍身成仁。这一道德要求千面年来不知激励和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为了道德理想的实现，他们无不敢于泣血人生，笑看风云；于是我们看到了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壮，看到了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看到了林则徐"苟因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担当。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言词，不仅仅是慷慨激昂，更是"成仁"精神的真实写照。

　　"仁爱"是一种伦理原则，最直接最明显的体现为它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孔子重视亲亲之情，在他看来，子女对父母的"孝"不仅仅指孝顺，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奉养，更重要的是对父母的敬重，但并不是无原则的绝对服从，子女应该"事父母几谏[1]"，要委婉规劝，使其改正。而"悌"也是不仅仅是兄长对胞弟的关爱之情，它也是双向的，弟妹兄长也应有敬爱之情，所谓"父慈子孝，兄弟友恭"就是这个道理。上面的主要是针对亲属人际关系的处理方面，而对一般的人际关系的处理，孔子也有他独特的看法。"孔子提出了"恭、宽、信、敏、惠"等道德条目，"恭" 即恭敬，要以"恭敬"之心对待他人；"宽"即宽厚，做人宽厚，待人宽容自然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喜爱；"敏"即"敏捷"，做事要勤恳干练，"天道酬勤"，自然会取得成果。"惠"即"慈惠"，要有恩惠之心，经常资助他人，就能使别人幸福，自己快乐[4]"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从而使用人。此外，孔子还说："刚、毅、木、讷近仁"；而"温、良、恭、俭、让"也是这一精神的传达。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除了具体的道德规范外，还有最高的道德要求与规范即如何把握"尺度"的问题，据此，孔子提出"中庸"的概念，作为最高的道德要求。所谓"中庸"即"不偏不倚，执两用中"，指做人做事都要把握好"度"，既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传统的解释即程颐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5]，他是把中庸看成固定的原则，而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种"中庸"精神的实质是寻求人际关系的高度和谐。"礼之用，和为贵[1]"。这里的"和"就是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同时这种和不是"一团和气"，不是折中和无原则，而是在承认矛盾与差异的基础上使双方共生共荣，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和谐"；"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生焉[6]"，推行"中庸之道"实现人际和谐，天人和谐，万物和谐，从而实现最高境界。当然我们也要反观中国历史，认清"中庸之道"的两面性："一方面它保证了民族文化发展的稳定性，反对过度的破坏活动，使文化发展不致中断；另一方面它对于根本性的变革又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7]"

　　3."仁爱"是一种治国之道

　　 孔子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教育弟子，希望把他们培养成有道德修养的"君子"，然后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成为社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然后凭借他们的管理和教化，使社会和国家道德理想化。在孔子看来，治国就是治民，治民之本在于把握民心，故他提出了赢得民心的实政方针"道之以德"即实行"德治"和"礼治"，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说为政要以道德教化为根本，以内在化的道德教化为基本导向，同时还要以礼义规范为外在的调节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上下"同德"而"同心"，国家自然会兴旺发达。孔子主张"为政以道"，其终极目的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所谓"修己以敬"是指治国者要加强自我管理，严格要求自己；所谓"修己以安人"是指要加强各级官吏的管理，上司要给下属作榜样，带好头，这样才能提拔出优秀的人才；所谓"修己以安百姓"即是说对老百姓的管理，要"使民以时"让老百姓繁衍生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让老百姓"奔上小康"；"教之"对富裕起来的老百姓要进行道德才华，让人民过上富足而文明的生活；做到做好这三样，就能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社会走上文明和谐。

　　4."仁爱"是一种人生境界

　　 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仁爱"，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诉求和伦理原则，更是一种道德的精神境界或称之为人生境界与理想人格。

　　人格是一个近代才有的概念，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品性或品格，它包含了智慧、品质、道德、能力等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早构建人格观念的是孔子，他提出的"仁"就是最好的说明。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人格主要是从道德层面上讲的，虽然儒家不排斥功利，但他们反对完全以个人利益为生活目标的人，这些人被称为小人。因此君子与小人之分即人格与非人格之分，而孔子所说的人格即君子人格，它的人格包括三个层次：最基础的是"君子"的境界，紧接在上面的是"贤人"境界，而最高的境界则是"圣"即"圣人"的境界。从第一层到第三层境界的实现就是"完成人格"，如胡适所说"成人即是尽仁道"《中国哲学史大纲》，即是仁。杜聿明也说过"作为一个个体道德的概念，仁被用来指那些道德上的修身而达到的最高的人生境界。[8]"；这是对仁塑造的理想人格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的最好阐述。事实上，孔子倡导的人格理想是与他倡导和睦有序的礼乐社会的社会理想相一致的，在这种理想社会中，理想人格的境界就是成贤成圣，道德自足。现在，我们要具体理解这种理想人格，必须从君子与小人之辩说起。

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
中华传统美德的内容可谓博大精深，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归纳起来，为“修身”、“齐家”、“治国”三个方面，包含了个体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期待和要求。
修身的目的是为了齐家、治国，修身的标准是个人达到较高的美德素养。个人美德主要包括：志向高远，诚实守信，刚正不阿，自强不息，重德贵义，律己修身等。“齐家”，是指家庭应具备的美德。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和万事兴”。家庭美德主要包括：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兄友弟恭，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
“治国”，是指处世应具备的美德。治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为人处世之道。处世美德包括职业美德、公共美德等，主要内容有：精忠报国，勤政爱民，秉公执法，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讲求公正，礼貌谦让，公平交易，尊师重教，勤劳敬业，救死扶伤等。
从内容上来概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民族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从历史长河流淌轨迹来看，她不仅包含古代传统美德，也包含近代革命传统美德和当代英模美德。

爱，谓宽仁慈爱；爱护、同情的感情。仁是儒家传统的道德精华，也是孔子伦理道德体系的最高原则。。孔子仁爱思想内涵丰富，基本内涵包括爱人、孝.悌、忠、恕、恭、宽、信、敏、惠、礼等。孔子的“仁爱”思想为提高个人修养，处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和谐思想，从而达到由个人、人人、到天人关系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
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为政以德：道在仁义。
礼法合治：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
德主刑辅：肃贪以抚民心，得信任；大赦以安君子，得忠诚
匿名网友:
1.简述仁爱的含义及孔子仁爱思想的主要内容
答：仁爱，谓宽仁慈爱；爱护、同情的感情。仁是儒家传统的道德精华，也是孔子伦理道德体系的最高原则。。孔子仁爱思想内涵丰富，基本内涵包括爱人、孝.悌、忠、刷恭、宽、信、敏、惠、礼等。孔子的“仁爱”思想为提高个人修养，处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

2.孔子仁爱思想的内涵是什么?
答：孔子的哲学核心是“仁”。在《论语》中，“仁”以不同的面目，在不同的背景下出现了无数次。这些闪烁不定的面容并不是因为孔子的“仁’’没有“一以贯之’’的主旨，而恰恰说明了“仁”内涵的丰富。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颜回问“仁”，孔子答曰：“克己...

3.关于仁爱的事例 孔子的“仁爱” 具体意思与事例
答：仁爱是《论语》的核心思想。儒家的仁爱包含了三个大的层次：以家庭为体系的爱、以社会为体系的爱和以宇宙为体系的爱。这三个体系内的爱是相互联系的，并且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即儒家“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伦理...

4.仁爱精神有哪些
答：孔子的仁爱思想流传千年，时至今日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深入理解和探究孔子仁爱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既是时代的呼唤更是教育的使命。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东方文化中最重要的一脉，其历史源远流长，其思想博大精深；它是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精神血液...

5.儒家“仁爱”的内涵及现代价值
答：仁是儒家传统的道德精华，也是孔子伦理道德体系的最高原则。孔子仁爱思想内涵丰富，基本内涵包括爱人、孝 悌、忠、刷恭、宽、信、敏、惠、礼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孔子的“仁爱”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追求美好幸福生活,使社会变得更加和...

修身
简单地说，就是修身养性。使自己的心境修为在常人之上，而不单单是有一技之长。

齐家：
就是管理好一个家族、宗族，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的家庭。

治国：
就是治理好一个小小的诸侯国，而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国家。要知道，古代的诸侯国是要对周王室负责的，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邦"。

平天下：
就是安抚天下黎民百姓，使他们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而不是用武力平定天下。

仁的观念

修身：简单地说，就是修身养性。具体来讲就是一个人要饱读诗书、道德高尚、有一技之长。
齐家：就是管理好一个家族、宗族，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的家庭。
治国：就是治理好一个小小的诸侯国，而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国家。要知道，古代的诸侯国是要对周王室负责的，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邦”。
平天下：就是安抚天下黎民百姓，使他们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而不是用武力平定天下。
中华文明古国,向有礼仪之邦的美誉.重视个人道德修养,重视社会的道德教化和以德作为治国的重要基础,以及崇尚道义节操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大特征和重要组成部分. 孟子提出的:“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孔子也提出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儒家思想以崇德为特色。它主张以仁爱作为德之核心，高度重视伦理道德的价值；强调道德教化对促成人性向善，对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力主以德治国，认为为政的根本在于得民心，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道德教化。 儒家还非常注重或强调个人的品德修养，认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均要从修身开始，以修身为基础。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 大学》篇有一段论述集中反反映了这一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而道家《周易·益·象传》指出:“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左传·宣公三年》言之:“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综合分析:古人的言下之意,世间上,谁人没有做错事的?有过错不改正者,才是真正的过。过而能改,把以往的过错改正过来了,过就不成为错了。这也是孔子常说的,“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但是,儒家的重德思想和修身理论也有明显的缺陷性，它过分夸大了人的道德修养对社会的作用或把修身当作治理家国的首要原则。 所以,将道家无为之治和儒家思想的仁德精神结合起来,或把中西科学文化综合一起,治国平天下,才是有效的良药妙方。儒和道在形式上虽然是分两派,但实质上却是同一家,的确是同一事物的两个面.它们真是千百年来能够使中国的文明之车稳稳前进的两个巨大车轮,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树的两条深深植在…中国人心灵土壤里的根。儒家思想的主旨，是修身齐家……，是用积极进取的精神，达到超越平凡的境界。而道家则主张冷静迂回，顺其自然。以柔制刚，遇事用忍，其思想的内核，则是要人们以无为的心态，来达到无所不为的境界。可以说，儒家精神是一把利剑，而道家则是一个砂轮；儒如山巍，道如水柔；山无水润必荒秃，水无山依难成韵。

与（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郜良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的“贵”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重视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视老百姓的生计。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安身立命与百姓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安民、养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时还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做事本领，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前提是英雄史观。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但注重民生、为民造福的社会责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别心”，强调众生平等。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万物犹如同胞手足，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应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人的生命活动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势待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体现了和谐生态伦理观和天道人道相融观，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耐得住寂寞和贫困，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穷困潦倒，“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鼓舞人们矢志不渝、终身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面对恶势力，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儒家重视理想信念作用，在我们今天仍没有过时。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实务实、自主自信的同时，会出现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的倾向，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实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都是其负面效应。因此，我们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们立身处世要有志气、正气、骨气。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均贫富”口号就是以“大同”理想作为旗帜招揽人心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初，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邓小平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是从传统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中来的。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实实在在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这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毛主席作过发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继承、弘扬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结合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三大作风”，两个“务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表面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行，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上、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和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礼”就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举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鲁国的一个陪臣搞了“八佾舞于庭”，即在家庙举办了64人规模的乐舞，这本来只有天子才使用的；这个人还祭了泰山，这本也是天子的事。对此，孔子很气愤，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由于讲“礼”，领导、长辈说的话，即使错话，也不能越，不能顶，不能改，因而拒绝一针见血的争辩，否则为狂妄、骄傲、“大不敬”。在西方，学生提问不用举手示意，随时插话，打断老师讲课，属于正常；在中国就不行，孔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人们平时要“居处恭”，“貌思恭”、“事思敬”。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蹑手蹑脚、千人一面的谦谦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驰。

　　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儒家文化是人伦文化，儒家学说，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学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有记载，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正如鲁迅先生所讲，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放鞭炮的，而外国人拿去是造枪炮的；中国人发明了罗盘，是看风水的（用来协调人、鬼、神关系的），而外国人拿去是用来航海的（用来开拓疆土、掠夺殖民地的）。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产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礼器、神器、酒器上，这从古墓挖掘中就可看出。古代的人才，就是会打仗，会打官司，会搞政治，会对对联，科技被称为“奇技淫巧”，科学家被称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无社会地位，蔡伦、张衡、毕升很难与孔、孟、程、朱比肩。而在西方，牛顿、达尔文可以和任何伟人齐名，牛顿下世英国举行了国葬。新中国成立后，鄙薄科技的“遗风”依然存在，“文革”中批判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现在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想走仕途，成千上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等，都是“轻科技”传统的不同表现。儒家文化过分注重人际，势必影响人们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引导人们，做事首先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事情本身，关系不顺，很难办成哪怕是自以为非常正确的事。甚至引导人们把精力投放到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际关系上来。不少人甚至抛开事业，专门搞纯粹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搞好和上级的关系，还能得到专门干事业的人所得不到的好处。直到现在，外国人来中国，就认为，在中国办事，人际成本很高。

　　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儒家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鼓励人们当“劳心者”去“治人”。儒家也倡导人们要努力学习，而学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伦方面的书，“学而优则优”，学好是为了当官、管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学稼”、“学圃”，孔子说，他不如种田、种菜的，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说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风了。从历史上看，儒家门下培养出来的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举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未中举的，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其导向结果，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坏事，但不知羞耻；道德和礼义能使人有羞耻之心，能够自我约束，不想干坏事。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但仅仅靠道德来治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坏人；它仅仅有应然义，没有必然义；启发觉悟、良心，加强自律是必要的，但没有他律是不可靠的。过分的以德治国，会带来“人治”。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而且仅仅是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往往成为袒护达官贵人的工具。就是这点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龙天子”随便说的一句话顶用。社会上流行着很浓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正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法治缺乏的现实之间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血缘文化、亲情文化、养生文化。上坟、建祠堂、续家谱等活动强化了宗法观念和人情因素，维持秩序主要靠乡规民约、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反映这种文化氛围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种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契约和法治精神。父亲偷东西，儿子应不应该告发，告发违反了孝，不告发违反了法。孔子认为，孝重要，儿子应该包庇父亲，这就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进而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完会违背了法治精神。

　　由于过分注重道德和忽视法律作用，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调控社会的手段较为单调。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给人们灌输孔夫子主义；如不见效就用圣旨文件；再不见效，就派军队清剿、镇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宽猛相济、恩威并举、软硬兼施。结果，导致国家调控社会机制缺乏根本性、稳定性、普遍性、长期性，自我消解致乱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机器与致乱集团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社会缺乏一种长治久安的动态稳定机制，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和治乱循改。直到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百姓中的“臣民”观念、领导干部中的“为民做主”观念、“父母官”观念，仍十分浓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电视剧仍有很大市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屡见不鲜。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道远。

　　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中庸”有辩证法，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孔子只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于是，人们用起“中庸”来，碰到什么问题，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帜鲜明，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使人变得骑墙、滑头和见风使舵。孔子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真正的“中庸”在大众中能贯彻的很少了。对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恶，骂他们是“乡愿”，是“德之贼也”。实际上，他们正是从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儿学来的。

　　“中庸”和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相矛盾。鲁迅说，中国人的中庸，使得变革很难进行；你若要提议在一间黑屋子上开个窗户，大家不同意，你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大家肯定反对，最后，经过折中，大家就同意开窗户了。这个例子说明，为了打破“中庸”思维方式对变革的阻碍，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时不得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手段，结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说他不搞新的创作，只是编辑文献典籍，阐述先贤微言大义，发自内心地喜好古代。特别是对尧、舜、禹，回忆眷恋，赞叹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孔子做学问的形象是“编春秋，删诗书，序易传”。这种学风影响到后人，更难标新立异，严重阻碍理论创新。确实，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孔子的后人很难有所创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观点，都要掺和在对前人著作的注释中；有的人自己写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传。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汗牛充栋，梁启超说，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读书人做的事就是写诗、作画、刻石头，为圣贤经书作注，这样既没有政治风险，同时又高雅，显得有才气。近代康有为想推动变法，打上孔子的旗号，写《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学风，还带来了尊崇祖训和崇拜圣贤的思维惯性。这种惯性成为滋生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温床，使得解放思想成为一次次社会变革、改革先导的任务十分繁重。五四运动批判的“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克服的“唯书、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惯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而克服这一惯性的法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一个中心、三个着眼”，即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是辨证的，但它是笼统的，显得整体而混纯，经验而直观。儒家的许多文章谈修养、谈人伦、谈社会，不是理性思维，而是道德体验，如孟子讲“吾养我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中庸》讲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事物的探究，不喜欢精确梳理，不喜欢科学实验，不喜欢逻辑概括，不喜欢事必亲躬，喜欢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对关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绝，对具体的、细微的实在的“器”不屑一顾，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

　　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科技发明，如四大发明，但由于“重道轻器”，却不成体系，师傅传授技艺给徒弟，讲的是诀窍、悟性、灵气，而且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因女婿是外人。如遇师徒早逝，很容易失传，留给后人的是结果，无过程与工艺。多少年来，曹冲称象，仅仅作为一个聪明故事在流传，不像西方人，从洗澡体验水的浮力中概括出阿基米德定律。现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资源、劳动力是我们的，产品的设计、品牌、专利是外国的，我们挣的是血汗钱，给中国留下的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关键原因是中国缺乏科技创新，高、精、尖核心技术装备是外国的，外国一架波音飞机可抵得上一亿件中国衬衫。2008年，中国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4，可只有0.03%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万多件，其中50%以上来自外国公司。现在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的原创能力、集成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不仅要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体制，更要克服“重道轻器”的思维方式，确立现代科技思维方式，从体制机制上推进中国科技创新，早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发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要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自觉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做到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 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 (!)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那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